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

(斷章寫義)帝國的博弈 

李 爾
…… 如今這個往昔入大於出的城市,因上述原因(原來從貿易貨物過境得到的利益,受到新興的英國人居留地香港的競爭)無法以國庫的歲入支付一半的費用。如今,可以這樣說,澳門是一塊完全重新改建的居留地。閣下將會看到您在多麼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出掌澳門政府,陛下對您的博學與經驗、對您的堅強性格,對您的愛國熱誠寄託了多麼的信任,而委以閣下如此重要、光榮的使命,冀希克服一切在您的使命中將遇到的困難。【摘自:〈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長法爾考給亞馬留的指令〉,《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吳志良,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
                      
    
    沈志亮的義憤與衝動、亞馬留的輕敵與傲慢、徐廣縉的遲疑與無奈……當我們回望“刺督案”中的各個關鍵人物——就如大多數歷史事件一樣——會發現:很多看似巧合的歷史瞬間總存有某種必然性,事隔已遠再加上受後世意識形態影響,如今要完全還原“刺督案”真相恐非易事,但審度其時國際局勢,我們不難發現,在“刺督案”背後,其實是中葡(及其他西方國家)等帝國之間的一連串博弈。

                          1850年的維多利亞城(曾被稱為女王城)。(網上圖片)

   “刺督案”發生前,中國剛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簽下《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由於香港擁有較好的深水港,在英國宣佈為“自由港”後迅速發展,澳門的貿易港地位一落千丈,葡國看在眼裡、急在心頭;另一方面看在各國眼裡,一個龐大富裕的中華帝國,原來竟如此不堪一擊,因此葡萄牙決定放手一搏——一改以往與明清政府的合作態度,手段漸趨強硬,意在改變對澳管治現狀:1843年,葡方提出按“香港模式”處理澳門問題遭中方所拒,於是葡女王瑪利亞二世於次年9月將澳門列為海外自治省,1845年11月20日再宣佈澳門為“自由港”,同時派“鷹派”軍人亞馬留出任總督,嘗試憑武力建立殖民管治……後有解讀“刺督案”者,將“刺督案”的發生歸於亞馬留個人的“專橫跋扈”恐是“見樹不見林”——看似偶然的“刺督案”,結局其實早在開場前就已寫定了。

(沈志亮與亞馬留 · 十) 

                                                Queen Maria II of Portugal

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

(斷章寫義)無奈的總督 

李 爾
……沈志亮起來抗暴之前,先向官府投訴,又同鄉紳鮑俊、趙勳、梁玉祺等人商議,再由鮑俊向總督報告,得到總督徐廣縉表示認同,鮑俊回來向沈志亮傳達了徐廣縉的意見之後,才組織郭金堂等人襲擊亞馬勒。徐廣縉由於對亞馬勒的種種惡行非常惱怒,而又苦無應對善策之際,便利用沈志亮等民間勢力打擊澳葡……因此抗暴鬥爭並非沈志亮等人的魯莽行為,而是總督徐廣縉、鄉紳鮑俊等多人共同參與策劃,反覆磋商之後產生的政治行動。【摘自:《澳門近代歷史上的英雄沈志亮》,黃鴻釗,《澳門月刋》,2012年第10期。】



    雖不少中外史料認為,“刺督案”得到中國官方鼓勵甚或指使,但根據事後雙方軍事應對的對比(中方進退失據,葡方迅猛高效,若是中國官方主動策劃,應不至於軍事準備如此狼狽,反倒是葡方應極盼望類似“刺督案”的天賜軍事介入藉口),筆者傾向於相信“刺督案”主要還是民間自發的抗爭事件

    但或許很少人關心“刺督案”中另一位無奈的總督──過往不少看法將亞馬留橫行無忌的責任,歸咎於兩廣總督徐廣縉的啞忍退讓,但說句公道話,徐亦非懦弱庸官──1849年2月至5月,徐在任內積極調動官、商、民等各方力量,成功領導了“拒英入城”事件(英軍於《南京條約》後,恃強要求進入廣州城,但遭中方嚴拒),據說他曾隻身登上英國軍艦,有理有節地嚴拒對方的不合理要求,堪稱大清的股肱之臣。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徐廣縉謀勇兼備,為何卻在澳門問題上如此被動無奈?有載徐曾擔心與葡衝突可能導致英方乘虛進入廣州,甚至美、法、西等國也群起為敵,這或許可為兩廣總督的消極態度提供某種註解──徐採取“以夷制夷”策略,為免破局,故對亞馬留的挑釁一直啞忍不發,可人算不如天算,突然發生的“刺督案”,令早想打破現狀的葡方找到難得機會,拉攏西方列強“同仇敵愾”趁機動手,而徐的“以夷制夷”平衡策略就此瓦解,此刻他前無軍力支持,後有朝廷壓制,縱使再有心,也無法應付此變局了。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九)

刊於2015年6月18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2015年6月4日星期四

斷章寫義)遲來的刺客 

李 爾
從中葡關係來看,雖然此次事件發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與亞馬留等在澳門推行殖民戰略,引發澳門各方矛盾所致,並且事件本身也有或然性,但事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更加喪失對澳門的管治權……費成康分析事件發生後“葡萄牙殖民者侵奪中國在澳門各方面的主權,使開埠三百餘年的澳門終於在實際上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摘自:《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61)的澳門》,葉農,澳門國際研究所,2013年。】


    沈志亮刺殺亞馬留之舉,仿若在國力衰微、受盡欺凌的中國土地上,點起一盞微弱燭光,彰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抗爭精神。但從實際效果看,“刺督”事件卻恰恰相反地加快了葡國奪取澳門的進程,因此“刺督案”雖取得了戰術意義的成功,但從戰略意義而言就不一定了——為何這麼說呢?一般而言,刺殺政治人物,除了懲戒報復外,更重要的是期望“人亡政息”,以制止或擾亂刺殺目標人物推行的政策或措施。但在1849年,亞馬留已於任內透過對澳門華人收稅及登記戶籍、將澳門半島地界擴張至關閘、驅逐大清海關及縣丞衙門等一系列舉措,基本上完成了葡國當初委派給他的任務(相反,若在亞馬留初抵任展現暴戾手段時就將之刺殺,或可制止或減緩其後種種殖民行徑,甚至有機會影響葡國調整殖民政策),沈刺殺亞馬留已是其卸任之際,動手太遲,以致實際收效微乎其微,反而變相幫助亞馬留達成了開拓殖民地的最後任務(雖然總督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為葡國團結西方各國、武力侵犯中國及奪取澳門提供了藉口。

    在兩國尚未正式宣戰之際,暗殺一名西方國家在華的官方代表,此舉令西方各國人人自危,放下此前“各懷鬼胎”的“小算盤”,聯手起來對付中國(從刺案後各國一致反應可見),這不但不符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基本外交框架,即使按中國傳統的“殺人償命”原則,刺案也令中方在善後處理上處於被動,對欲挑事端的澳葡則是千載難逢的良機,這從事後中葡雙方處理方式的對比,已見端倪。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七)  

2015年5月28日星期四

(斷章寫義)安重根與沈志亮 

李 爾

1905年,在日本武力脅迫下,日韓簽署條約,韓國喪失主權,對於像安重根這樣的民族主義者來說,這不僅僅是個人,而是民族的屈辱,因此他在1907年投身韓國義兵運動,對日作戰。伊藤博文雖然被認為一直奉行對外擴展政策,但是在合併韓國的問題上,他主張不要過快。因此他遇刺後,主張立即日韓合併的政治力量成為主導者,1910年,日本迫使韓國簽署日韓合併條約,開始了對朝鮮半島長達三十六年的殖民統治……這樣的結果,自然不是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想要達到的效果,只有回看歷史才發現,原來他變相地加快了祖國被合併的步伐。【摘自:《怎樣的他們》,閭丘露薇,上海《外灘畫報》,2014年1月30日,總第577期。】



    剖析“刺督案”背後的複雜政治原由之前,且讓我們先看看刺督行動為澳門帶來的政治影響──中葡雙方對“沈志亮刺殺亞馬留”一案有着不同解讀:刺客和被刺殺者在各自陣營均被視作“民族英雄”(上世紀矗立於葡京酒店銅馬廣場的銅馬像,就以英雄般的姿態描繪了亞馬留遇刺的一瞬,至今澳門仍有不少以“亞馬喇”紀念命名的地點)。事實上,在始於十六世紀席捲亞洲的“殖民大時代”裡,類似沈志亮的“刺客”絕非孤例:1909年,一位叫做安重根的朝鮮人,在中國哈爾濱火車站刺殺了當時的日本樞密院議長、兼任朝鮮統監的伊藤博文,安重根事後在法庭受審時聲明:“我是為了具有四千年歷史的祖國和兩千萬同胞而一舉處決蹂躪朝鮮主權擾亂東洋和平的奸賊。正因如此,我的目的是正大光明的。我作為一個國家的人民,盡了自己應盡的義務。”




    現在看來,這位在韓國被視為“抗日民族英雄”、被日本視作“恐怖分子”的安重根,其實和澳門的沈志亮有着驚人相似之處,而回顧兩起刺殺案件的餘波,我們也驚訝地發現歷史的吊詭──就像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無意中反而加快了韓國淪為日本殖民地的進程,沈志亮“刺督”之舉,也變相加快了葡國奪取澳門土地及管治權的進程。

    (沈志亮與亞馬留 · 六)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斷章寫義)刺客的動機 

李 爾
……七月初五日午間,忽聞土夷傳說,啞嗎勒下午欲出關閘,跑馬遊玩,帶人無多。小的就身藏尖刀,在那裡路旁等候。酉牌時分,啞嗎勒騎馬跑過來。小的看見,乘他不防,把啞嗎勒拉下馬來,拔出身帶尖刀,砍落他頭顱,並砍斷他臂膀一隻,啞嗎勒登時身死。小的就把頭顱臂膀,一併拿取祭告祖宗,旋即逃走……【摘自:“沈志亮供狀”,《論啞嗎勒案件與澳門危機》,郭衛東,澳門《文化雜誌》第45期,2002年。】

                                               歷史場景:《荊軻刺秦王》(網上圖片)

    現存於英國國家檔案局的沈志亮遭緝捕後(1849年9月15日)所錄供狀,應屬刺督案的第一手資料。從沈供述來看,刺殺行動似僅其一人所為(這頗符合後來有說沈企圖將罪責“攬晒上身”的傳言,但在兩廣總督上呈的奏則裡,疑犯卻擴大至郭、李、周、陳等人)。縱觀古今中外,刺客多被視作英雄,因其通常代表了弱勢、受欺壓的一方,面對實力懸殊的對手,只有用“豁出命來”的悲情方式表達個體的反抗精神。在中國傳統裡,一個刺客是否被視作英雄,很大程度還取決於其行刺動機,但若按沈供狀所述“祖墳六穴,因啞嗎勒開闢馬道,全行平毀。小的心懷忿恨,起意乘間把啞嗎勒殺死……並無別的,所供是實”,其動機似純屬私憤,未必達到“民族英雄”的高度(別的不說,如今在中國因拆遷而起的暴力衝突又何止千萬?),但再讀光緒《香山縣誌》:“志亮曰,獨臂於亮,非有門戶之仇也。祇以毀關務,擄弁兵,殘害人民,禍及枯骨,辱我朝廷,殘我閭里,亮激於義憤……”兩份史料似乎互為矛盾——到底是沈在口供裡說謊?還是縣誌只是一廂情願的美化想像?

    北大歷史教授郭衛東認為,沈的供詞“必經過清朝官府刪削”,因“純屬私憤”頗符合當時官方希望撇清干係並定性於“民間暴力事件”。事實上,案發後,葡方直指此案主謀是中國官方,但中方竭力否認並推諉於民間“激進分子”……中葡拉鋸,皆有史料可尋。看來,“刺督案”的發生,背後還有更錯綜複雜的國家政治博弈。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五)

2015年5月14日星期四


(斷章寫義)還原歷史現場 

李 爾
    ……義士佩刀出,鬼神避其靈。昏黃胡騎至,馬足如點星。投書何倉皇,頭落刀光瑩。荊卿利匕首,孤掌誠難鳴。義士揚揚歸,瀝血祭幽冥……【摘自:《沈義士歌》,香山詩人劉熽芬。】

    在澳門出版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1832年5月西方傳教士裨治文(E.C. Birdgman,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於清末在中國廣州創辦的一份英文期刊,該刊1849年10月號(即刺督案發後的兩個月),即以《時事日誌:澳門總督亞馬勒被殺案》為題,做了詳細報道,其描繪的刺殺場景大致如下:“……是日傍晚,總督閣下由其副官賴特陪同,如平時一樣騎馬閑遊。他們二人出去野外,而其他人則照樣留在跑馬場。這時候,有幾個孩子來到他們跟前。每人手持竹竿,竿頭綁着樹葉,並舉竿敲打總督的馬頭。總督立即掉轉坐騎,企圖對這種莽撞行為略施懲戒。這時有八個也手執竹竿的成年人衝上前來,圍住總督的馬。其中二個攻擊他的副官,另外六名歹徒則丟掉竹竿,從袖管拔刀撲向這個不幸的受害者。總督手無寸鐵,又失去右臂,無法抵禦攻擊,很快跌落馬下。殺手們砍去他的頭和手,又把他的屍體亂砍亂劈……”

    從馬爾斯(H.B.Morse)到《中國叢報》,西方史料似乎較為一致——總督坐駕應是被人(廣東人個頭一般較矮小,被誤作“小孩”也不是沒有可能)用竹竿截停(行刺成功的首要關鍵,是如何令策馬飛馳的總督停下,然後予以伏擊,不得不承認的是,比起置香花或豆於道,派一群人以長竹竿攔馬的方式進可攻、退可守,似乎靠譜多了),然後刺客們(依不同版本,可能是二至八人)蜂擁而上,一組阻擊總督隨從,另一組取亞馬留性命,這和光緒版《香山縣誌》的記錄也大致吻合(光緒版雖僅沈、郭兩人,但也是分兩路出擊,戰術角度而言是一致的),看來就此應可大致還原歷史現場。當然,說起來,要探究刺殺現場究竟發生了什麼,最後還有一項資料也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當事人之一——沈志亮的口供記錄了。

    (沈志亮與亞馬留 · 四)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5-05/14/content_997573.htm

2015年5月7日星期四

(斷章寫義)誰是刺客? 


李 爾
    ……七月初七日,獨臂乘馬出,從者僅一人。郭金堂若為行路人者,迎面而來將及馬首,出其不意,以利耙刺其心,入數寸,獨臂大叫,聲聞數里。志亮以刃指其從者曰,當吾者死,夷兵震剽不敢近。金堂遂拉獨臂於馬下,志亮剖其首,及斷其左臂而去……【摘自:《澳門掌故》,王文達,澳門教育出版社,1997年】    



        同治《香山縣誌》內關於刺督案的記述謬誤不少,而且如置香花於道、藏利刃於傘、借投書行刺……各環節既充滿戲劇性,又體現了刺客的足智多謀,符合中國歷史傳奇的敘事傳統,卻未必經得起推敲。而來到光緒版《香山縣誌》,刺督案的經過又是另一番模樣──田明曜主修、陳澧所纂的光緒版《香山縣誌》對刺督案的細節描述更加詳盡,猶如親歷,就連置辦兇器過程也記錄甚詳:“有沈志亮者,貧極負奇氣……逎典舊衣,得錢數千,購純鋼製利刃二,利耙一。”至行刺當日,沈、郭合夥行動,由郭金堂假扮路人,在亞馬留策馬經過時“以利耙刺其心”──這應是致命一擊──“入數寸”令其大叫而“聲聞數里”,負責“把風”的沈先阻總督隨扈上前救駕,後上前將亞馬留剖首斷臂……整場伏擊式刺殺行動可謂乾脆利落,成功圓滿。

    光緒《香山縣誌》提出了兩點新主張:第一,行刺者僅沈、郭兩人;第二,主要行刺者是郭金堂,而非沈志亮,後者更多是扮演了輔助角色(這或許也是後來沈、郭爭相認罪之因),對刺客的身份提出了新觀點。當然,同治或光緒版《香山縣誌》均存在因欠第一手資料而由編撰者自行(或道聽塗說後)加以美化或虛構的可能性,而我們再交叉比對中外史料,如美國學者馬爾斯(H.B.Morse)所著《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一書的相關記載,也與光緒《香山縣誌》大致吻合:“亞馬留馳馬於關閘附近,倏遇數人以竹攔其馬。復有八人用棒截擊之,從袖中出匕首,向此無備而僅具左臂之兵頭襲擊。砍其下馬,斬成數段,並割其頭顱及左臂以去。”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三)

2015年5月4日星期一

(斷章寫義)疑團處處的“刺督案” 

李 爾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初七日)乃使或為販魚,或為鬻果蔬,弛擔於道,若觀馳馬者。金堂又以野卉盈束置於道,馬聞香不肯前。日將夕,天且風,馬騰塵眯目。志亮遂出番字書投英酋,酋俯接而視。遂出刈刀鉤其頸,墮馬。酋手槍負痛不及施,志亮遂斷其首,以誇示其手也,並斷其手,埋諸山場之外……【摘自:同治《香山縣誌》,中山檔案信息網,http://www.zsda.gov.cn,2015年4月】



    在《鏡海魂》裡,沈志亮是在兩軍對壘之際,因情人若蓮被亞馬留槍傷,情急下將之斬殺……這當然是經過藝術創作的處理加工,那麼,當年刺督案究竟是怎麼發生的?說來有趣的是,有關“刺督案”的具體案發經過,中外史料各有版本,就連中方自己的史料也不盡相同:據同治《香山縣誌》記載,是郭金堂放置了一束香花(一說是豆)於馬道,總督所騎之馬聞香停步,低頭吃草(豆)之際,沈志亮手持申訴信上前假作伸冤,就趁亞馬留接信之時,拔出藏在傘裡的鐮刀,勾其下馬,斬頭斷手……

    但是,恰如上海社科院費成康研究員曾指出,同治《香山縣誌》成文於二十年後,又主要是依旁人口述而錄,謬誤頗多(如最基本的遇刺者姓名、官職、國籍都出錯,甚至連事件發生的年代也搞錯)而“不足信”,既然如此,那麼縣誌中描繪的行刺細節和事實有出入亦不為奇,比如:若當時亞馬留正策馬回城,馬速必定不慢,怎會輕易被一束香花或豆阻停?即便真是如此,當時中葡關係緊張,刺督傳言據說連總督本人也有聽聞,此刻在路上無端出現誘馬停步的香花或豆,亞馬留怎能不起疑心?再加上華人攔路遞狀(就算今天老百姓去政府遞信,獲官員親自接收者也萬中無一,更何況驕傲跋扈、目中無人的亞馬留怎會停馬接華人狀紙?大概“不予理睬,揚鞭而去”是更合理的場景才對吧),這場面就連筆者也覺得像是圈套,況且戎馬半生的鐵血總督?這種種不合理之處,確實令同治《香山縣誌》中所描繪的刺殺案充滿疑點。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二)

刊於2015年4月30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2015年4月23日星期四

(斷章寫義)刺殺亞馬留

(斷章寫義)刺殺亞馬留 

李 爾


沈志亮,名米,以字行。先世福建人,貿遷來澳門,遂家於前山寨南之龍田村。生而倜儻,慷慨尚義。道光十六年,英夷闢馳道,毀居民墳墓,滅骸骨。和議成,復大辟之。酷甚於前。民畏夷,莫敢爭訴,官置不問。志亮先墓亦受害,思所以報之。【摘自:《香山縣誌(同治)》,中山檔案信息網,http://www.zsda.gov.cn,2015年4月】               

                                                         (圖片來源:《澳門日報》)

    今年一月,本澳作家穆欣欣編劇、澳門基金會和江蘇省演藝集團京劇院共同打造的新編近代史詩京劇《鏡海魂》在澳門公演,重新掀起不少有關這件發生於1849年的“刺督事件”的關注。事實上,沈志亮刺殺亞馬留一案,對澳門的影響可謂相當深遠——它不但是澳門管治權變更的重要分水嶺,更在地理形貌上大致界定其後百餘年的中葡勢力劃分,自然也引起了不少澳門創作人的興趣並將之納入創作視野(又以回歸後為甚)。除了穆欣欣之外,還有第六屆澳門文學獎的兩篇獲獎小說,均不約而同以此為題,包括陳志峰的《獨臂將軍》和鄧曉炯的《刺客》(收錄於“澳門文學叢書”《浮城》一書內,今年4月出版葡英翻譯單行本),還有澳門足跡於2009年上演的《冇眼睇6:望廈1849》和第十屆澳門城市藝穗節演出的《龍田戲班興亡錄》,以及2013年本土年青作者楓靈出版的《澳城記事——望廈1849》繪本等作品,也均是從這段歷史出發的藝文創作。

    日前受澳門文學節邀請赴本澳高校主持講座,席間談到亞馬留遇刺事件,我請現場澳門大學生聽過此事者舉手,竟不過寥寥兩人,再問可有人知曉刺客姓名?全場居然無一!歷史煙雲散盡,英魂卻未留名,着實令人唏噓萬千。但雖說歷史不應忘亦不可忘,但歷經歲月蒙塵,加上後世各種意識形態的投射,有時也可能給原本簡單的事件籠罩重重迷霧,令有意探求者前路莫辨、舉步難行。而若重新審視“沈志亮刺殺亞馬留”事件,也許首先應返回歷史現場,看看沈米揮刀的那一瞬,究竟發生了甚麼?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一)


2012年10月5日星期五

【李爾‧在此】《Bibap》:徒具娛樂性的“文化產業”




繼令人印象猶深的《Jump》之後,韓國導演崔哲基的新作《韓瘋Bibap》登陸澳門文化中心,瘋魔澳門觀衆之餘,更引發藝評人林喜上周在本版“聲色短打”專欄以此劇為例,直陳澳門“文化產業”無法“跳出自設框框”的短板,値得大家深思。但整體而言,筆者不太認同的是,《Bibap》算不上“文化產業化”的“最佳示範”,因其旣有市場意義層面的成功,也有藝術意義層面的失敗,對澳門發展文化產業的路徑參考,旣有指引之功,也有誤區之謬。

回溯《Bibap》的創作起點是在二○○七年,當時為配合韓國政府“促進韓食世界化”的政策,由韓國農林水產食品部、三星集團及韓餐世界化推進團聯合企劃此表演,邀請韓國舞台劇導演崔哲基擔任創作總監(此前崔哲基的舞台劇《亂打》及《Jump》都是舞台演出注入韓國文化元素的代表之作,廣受觀衆歡迎)。《Bibap》以“美食”為主題,結合BeatBox、B-Boy、無伴奏合唱、武術、光影戲等元素,演出多次以片段形式成為各地國際旅遊展會內韓國館的必備娛樂節目,更於二○一○年受邀參加英國愛丁堡藝術節。發展至今,此演出除了赴世界各地巡演,在韓國本土亦已成為常駐演出節目,列入各大旅行團的赴韓必備行程,將表演藝術和飮食、購物、玩樂並列,成為地方的一項旅遊資源,對於同樣定位旅遊城市的澳門,其實不無借鑑作用。由政府產業政策主導,加上商業化營銷思維,可以說《Bibap》在創作階段就以“產業化”為根本目的,比如節目內充滿娛樂效果的觀衆參與互動環節,甚至在創作階段引入歐洲“舞台醫生”(專責挖掘、糾正舞台演出各種大小問題並加以督促改進的創作顧問),可見創作核心是以帶給觀衆豐富娛樂性為最大考量,這也是《Bibap》與通常意義的舞台演藝創作的最大不同。

若從知名度、娛樂性、入場率甚至票房收入來看,《Bibap》無疑是成功(至少不能算失敗)之作。然而,這齣完全由“產業化”思維催生的舞台創作,也暴露出不少問題:《Bibap》以一場“烹飪競賽”中紅、綠兩位廚師的對決比賽為軸線,整場演出由日式(壽司)、意式(披薩)、中式(麵條)、韓式(拌飯)五場美食對決構成。毫無疑問,此創作角度匠心獨運,但可惜的是,最終舞台效果卻“被手段掩蓋了目的”,本來從“飮食”切入“文化”,創作人如何展現對五國在飮食背後的文化理解和詮釋,是令人期待的亮點,但在大量娛樂元素稀釋之下,五場本來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烹調比拼”卻變得大同小異,徒具嘻哈娛樂的技巧賣弄,有些搞笑手法更是一用再用,和曾在澳門上演的《Jump》、《仲夏夜之夢》(韓國旅行者劇團)在藝術層次上存有相當差距。就此來看,若說《Bibap》給澳門人帶來了甚麼啟示的話,除了“文化產業化”這種結合政府政策、旅遊開發、表演藝術,以商業頭腦推動文化產業聯動發展的開拓型思維,更重要的,是演出向我們做了一次示範:文化產業雖然從形式上看似一盤生意,但其內涵仍應該(而且必須)由“文化”擔當核心元素。否則若捨本逐末,即便能取得商業意義的成功,也不過是另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急功近利之舉。


(觀演場次:二○一二年九月九日下午三時,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六】民主的反思

近二百年前,在那次着名的旅行之後,托克維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民主把一個人永遠地抛回給他自己,最終將他完全禁錮在內心的孤獨裡。”這話可以做多樣的解讀,我的理解則是,民主通過將公共生活的重負壓在每一個個體的肩膀上,挑戰每一個人的心靈和頭腦。如果說劣質的民主,正如專制,是給個體提供一個隱身於群體之中的機會,那麼好的民主則鼓勵每個人成為他自己,依賴於每個人成為他自己。“把一個人永遠地抛回給他自己”,這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呢?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許有不同的回答。【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年六月】



“甚麼是民主?”如何回答這問題,是自己寫“反思民主”系列的初衷。但一連串文章寫下來,越寫越發現這題目的宏大廣博,自己要看、聽、學的實在太多。談論民主,很容易將之與“選舉投票”簡單掛勾,也很容易將之歸責於政府的作為。但事實非完全如此——民主,不僅是選舉投票、政治辯論,更是一種價値觀念、社會型態以及生活和思考方式。

這幾年間,自己對澳門、澳門人的看法,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斑馬線前猛響喇叭怒駡過街老婦的司機、禮貌欠奉態度馬虎的餐廳侍應、巴士上對孕婦老人熟視無睹的乘客……在社會發展大潮的衝擊下,澳門人竟似完全變了一番模樣。

若按字面意思來理解,“民主”就是“讓民作主”,這個“民”字才是關鍵——不是“順民”、“暴民”或“愚民”的“民”,而是“公民”的“民”。民主的成功與否,正取決於社會是否擁有一大批願意擔負起自身責任的社會公民。所以,與其臨淵羨魚,盼望“天上掉餡餠”的施捨式民主,不如退而結網,一點一滴培養出社會強大的公民意識。不講大道理,不談假空想,我們可以從身邊最微小的地方如撿一片垃圾、讓一個座位做起。“好的民主鼓勵每個人成為他自己”,澳門的民主之路,確比我想像的更加任重而道遠。



(反思民主·二十六·完)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五】政治免費午餐

……從南灣的塡海拓地,到氹仔—路環濕地的被毀,這些工程常以犧牲澳門的自然和歷史特徵為代價。在環境規劃上,澳門並非中國的典範和樣本。正和香港一樣,它明顯已經淪為那種有缺陷的發展主義邏輯的犧牲品。……但是,憑藉其獨特的位置和環境,要想吸引投資,要想加速資本化,澳門就必須致力構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像香港(或另一個層面的新加坡)已經實現的那樣。不敢做出這樣的努力,就等於宣判澳門的經濟和政治身份幾乎等同於珠海或任何一座中國內地的城市。……對澳門有利的是,中國內部已經開始向後鄧時代的秩序轉型:更注重管理,更強調專家治國,而且愈來愈多地參與到亞太經濟體中。最後可以說,對於澳門(還有香港)自治的未來,最好的保證是中國自身的民主化。(摘自《澳門史:1557-1999》,(澳)杰弗里·C·岡恩著,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3月)



“政治”不是學者或政客的專利,身為普通市民,我們若選擇和政治“絕緣”,只會任由奸惡者當政,為禍社會,終令自己及下一代付出巨大代價。身為中國人,筆者對中國政治的未來版圖充滿好奇——一國兩制“實驗室”的港澳社會政局好壞,關乎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切身利益;而兩岸關係的未來進程,又是另一或許有機會親身見證的百年特殊個案。

筆者曾以為,在探索中國未來政治路徑的嘗試中,澳門具獨特價値:小城人口不多,社會問題不複雜,經濟政治架構簡單,民風純樸而且認同中國傳統文化,故澳門可摸索中國政治體制的“第三條路”——旣有別於港台,也不同於內地。但以這些年的親身經歷來看,筆者的想法或許有些一廂情願——回歸後澳門經濟騰飛,卻沒能把握機會在政治層面進行新的探索。就算觀鄰埠香港,固有文明和法制之利,看來也難在這塊“政治版圖”獨立成篇。回歸根本,也許中國的民主進程才是港澳民主進程的關鍵。但香港也好,澳門也罷,絕不應坐等這頓政治“免費午餐”,而應想辦法在這場新長征路上,找到發揮自身獨特作用的角色。(反思民主·二十五)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四】“雞毛蒜皮”的選舉

……選舉議題的“雞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是美國社會在重大基本問題上達成了共識的表現。這個社會已經完成了對工人能不能組織工會、如何控制公司壟斷、公立中小學如何運營、婦女該不該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車前排、言論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權是不是一個貶意詞等重大問題的辯論了,剩下的,至少就國內事務來說,基本都是小修小補的“雞毛蒜皮”了。如果一個國家連這些最基本的共識都還沒有形成,“右派”堅持工人不能成立獨立工會,“左派”堅持反對市場經濟,而我是那個國家的公民,那當然會舉着選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初到美國的劉瑜恰逢當地州長選舉,身為政治學者,當然不會錯過難得的近距觀察機會,可令她吃驚的是,幾位候選人的辯論議題——稅率加減0.3%、應否給非法移民發放駕照、是否支持幹細胞硏究——在她看來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仔細一想,也從中琢磨出道理:選舉議題大多聚焦在芝麻綠豆的小事,恰是因行之多年的民主制度,早令國民在一些根本原則問題上形成了基本共識。

香港關於“國民敎育”存廢之爭,就其本質而言,其實也就是社會就“國家/政權認同”層面的基本共識之爭。當年設計“一國兩制”本是權宜之策,其邏輯顯而易見:如果內地那套制度好,何不延用於港澳?而若港澳的制度先進,幹嘛內地不採納?之所以“一國”內要存“兩制”,其實就是設立一個緩衝區,但最後始終還是要“一國一制”的,不過屆時的“一制”要在舊“兩制”之間尋找平衡點,希望找到(或設計出)一套優化改良、大家接受的新制度。而“國敎”之爭,也就是香港社會對日後那“一制”該循何方向發展之爭,比如國家或地方政權當怎樣產生?該如何運作?不論港或澳,如普選等一系列議題,其實都是關乎政體根本的原則議題,只要大家一日未能就這些基本原則形成共識,日後類似的紛爭怕還陸續有來。 (反思民主·二十四)



2012年9月14日星期五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三】別逼我吃三明治




……“選誰都差不多”又是好事,因為它說明不同的政黨都在使勁諂媚“多數老百姓”。好比我喜歡吃麵條,不喜歡吃三明治,那麼一個黨請我吃拉麵,另一個黨請我吃刀削麵,我當然“選誰都差不多了”——反正沒人逼我吃三明治。投票率低,至少對某些人來說,恰恰說明他們對政治體制的信任:旣然我就算不投票,也要麼能吃到拉麵,要麼吃到刀削麵,那我投不投票也無所謂了。【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不少成熟民主國家的投票率連年走低,相反,不少民主制度仍在發展階段的國家或地區,投票率卻大多高開,偶而更有媒體將之標榜為“公民意識覺醒”或“民主素質提升”。但其實這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解讀,因為“高投票率”往往代表民衆無法就重大社會議題達成共識,一派要往東走,另一派要向西去,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只有投票站見眞章。但就像一輛好車絕非單靠一副好引擎,民主制度要有效運作,也不能單靠數年一次的選舉投票。運轉良好的成熟民主社會,民衆表達意見的渠道決非只有“投票”一途,除了行政、司法體系,多元對話渠道、活躍公民團體也擔當重要角色,行之多年的民主選舉經驗,令社會各層各界已建立起一套反饋問題、吸納意見的方法和默契,大家便不再一門心思地逼對方“吃三明治”。


民衆以“投票”來贊成或反對政府(或執政黨/派)的權力,平日大多引而不發,只有當社會出現重大問題或爭議之際,你才會看見選民們紛紛湧向投票站,用手中選票表態,所以說投票率高,未必是好兆頭。從台灣到香港乃至未來澳門,其實也有相似之處:“對抗式政治”(藍綠之爭或建制與民主派之爭)的大氛圍下,本應引發社會開展政策辯論的“選戰”很容易變成某種站隊歸邊的兩極拉鋸,選民平時被逼吃自己不喜歡的“三明治”,心有不忿又無計可施,只好用手中選票當“出氣筒”。所以說,咱們的投票率連年向上,或許非因公民素養不斷提高,而是社會不滿正在不斷加大。(反思民主·二十三)

2012年9月7日星期五

The First Lady's Democratic Convention Speech



The First Lady's Democratic Convention Speech


(Source: www.huffingtonpost.com)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s First Lady, I have had the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of traveling all across this country.


And everywhere I’ve gone, in the people I’ve met, and the stories I’ve heard, I have seen the very best of the American spirit.

I have seen it in the incredible kindness and warmth that people have shown me and my family, especially our girls.

I’ve seen it in teachers in a near-bankrupt school district who vowed to keep teaching without pay.

I’ve seen it in people who become heroes at a moment’s notice, diving into harm’s way to save others…flying across the country to put out a fire…driving for hours to bail out a flooded town.

And I’ve seen it in our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and our proud military families…in wounded warriors who tell me they’re not just going to walk again, they’re going to run, and they’re going to run marathons…in the young man blinded by a bomb in Afghanistan who said, simply, “…I’d give my eyes 100 times again to have the chance to do what I have done and what I can still do.”

Every day, the people I meet inspire me…every day, they make me proud…every day they remind me how blessed we are to live in the greatest nation on earth.

Serving as your First Lady is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but back when we first came together four years ago, I still had some concerns about this journey we’d begun.

While I believed deeply in my husband’s vision for this country…and I was certain he would make an extraordinary President…like any mother, I was worried about what it would mean for our girls if he got that chance.

How would we keep them grounded under the glare of the national spotlight?

How would they feel being uprooted from their school, their friends, and the only home they’d ever known?

Our life before moving to Washington was filled with simple joys…Saturdays at soccer games, Sundays at grandma’s house…and a date night for Barack and me was either dinner or a movie, because as an exhausted mom, I couldn’t stay awake for both.

And the truth is, I loved the life we had built for our girls…I deeply loved the man I had built that life with…and I didn’t want that to change if he became President.

I loved Barack just the way he was.

You see, even though back then Barack was a Senator and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to me, he was still the guy who’d picked me up for our dates in a car that was so rusted out, I could actually see the pavement going by through a hole in the passenger side door…he was the guy whose proudest possession was a coffee table he’d found in a dumpster, and whose only pair of decent shoes was half a size too small.

But when Barack started telling me about his family – that’s when I knew I had found a kindred spirit, someone whose values and upbringing were so much like mine.

You see, Barack and I were both raised by families who didn’t have much in the way of money or material possessions but who had given us something far more valuable – their unconditional love, their unflinching sacrifice, and the chance to go places they had never imagined for themselves.

My father was a pump operator at the city water plant, and he was diagnosed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when my brother and I were young.

And even as a kid, I knew there were plenty of days when he was in pain…I knew there were plenty of mornings when it was a struggle for him to simply get out of bed.

But every morning, I watched my father wake up with a smile, grab his walker, prop himself up against the bathroom sink, and slowly shave and button his uniform.

And when he returned home after a long day’s work, my brother and I would stand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 to our little apartment, patiently waiting to greet him…watching as he reached down to lift one leg, and then the other, to slowly climb his way into our arms.

But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my dad hardly ever missed a day of work…he and my mom were determined to give me and my brother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ey could only dream of.

And when my brother and I finally made it to college, nearly all of our tuition came from student loans and grants.

But my dad still had to pay a tiny portion of that tuition himself.

And every semester, he was determined to pay that bill right on time, even taking out loans when he fell short.

He was so proud to be sending his kids to college…and he made sure we never missed a registration deadline because his check was late.

You see, for my dad, that’s what it meant to be a man.

Like so many of us, that was the measure of his success in life – being able to earn a decent living that allowed him to support his family.

And as I got to know Barack, I realized that even though he’d grown up all the way across the country, he’d been brought up just like me.

Barack was raised by a single mother who struggled to pay the bills, and by grandparents who stepped in when she needed help.

Barack’s grandmother started out as a secretary at a community bank…and she moved quickly up the ranks…but like so many women, she hit a glass ceiling.

And for years, men no more qualified than she was – men she had actually trained – were promoted up the ladder ahead of her, earning more and more money while Barack’s family continued to scrape by.

But day after day, she kept on waking up at dawn to catch the bus…arriving at work before anyone else…giving her best without complaint or regret.

And she would often tell Barack, “So long as you kids do well, Ba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Like so many American families, our families weren’t asking for much.

They didn’t begrudge anyone else’s success or care that others had much more than they did...in fact, they admired it.

They simply believed in that fundamental American promise that, even if you don’t start out with much, if you work hard and do what you’re supposed to do, then you should be able to build a decent life for yourself and an even better life for your kids and grandkids.

That’s how they raised us…that’s what we learned from their example.

We learned about dignity and decency – that how hard you work matters more than how much you make…that helping others means more than just getting ahead yourself.

We learned about honesty and integrity – that the truth matters…that you don’t take shortcuts or play by your own set of rules…and success doesn’t count unless you earn it fair and square.

We learned about gratitude and humility – that so many people had a hand in our success, from the teachers who inspired us to the janitors who kept our school clean…and we were taught to value everyone’s contribution and treat everyone with respect.

Those are the values Barack and I – and so many of you – are trying to pass on to our own children.

That’s who we are.

And standing before you four years ago, I knew that I didn’t want any of that to change if Barack became President.

Well, today, after so many struggles and triumphs and moments that have tested my husband in ways I never could have imagined, I have seen firsthand that being president doesn’t change who you are – it reveals who you are.

You see, I’ve gotten to see up close and personal what being president really looks like.

And I’ve seen how the issues that come across a President’s desk are always the hard ones – the problems where no amount of data or numbers will get you to the right answer…the judgment calls where the stakes are so high, and there is no margin for error.

And as President, you can get all kinds of advice from all kinds of people.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en it comes time to make that decision, as President, all you have to guide you are your values, and your vision, and the life experiences that make you who you are.

So when it comes to rebuilding our economy, Barack is thinking about folks like my dad and like his grandmother.

He’s thinking about the pride that comes from a hard day’s work.

That’s why he signed the Lilly Ledbetter Fair Pay Act to help women get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That’s why he cut taxes for working families and small businesses and fought to get the auto industry back on its feet.

That’s how he brought our economy from the brink of collapse to creating jobs again – jobs you can raise a family on, good jobs righ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en it comes to the health of our families, Barack refused to listen to all those folks who told him to leave health reform for another day, another president.

He didn’t care whether it was the easy thing to do politically – that’s not how he was raised – he cared that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He did it because he believes that here in America, our grandparents should be able to afford their medicine…our kids should be able to see a doctor when they’re sick…and no one in this country should ever go broke because of an accident or illness.

And he believes that women are more than capable of making our own choices about our bodies and our health care…that’s what my husband stands for.

When it comes to giving our kids the education they deserve, Barack knows that like me and like so many of you, he never could’ve attended college without financial aid.

And believe it or not, when we were first married, our combined monthly student loan bills were actually higher than our mortgage.

We were so young, so in love, and so in debt.

That’s why Barack has fought so hard to increase student aid and keep interest rates down, because he wants every young person to fulfill their promise and be able to attend college without a mountain of debt.

So in the end, for Barack, these issues aren’t political – they’re personal.

Because Barack knows what it means when a family struggles.

He knows what it means to want something more for your kids and grandkids.

Barack knows the American Dream because he’s lived it…and he wants everyone in this country to have that same opportunity, no matter who we are, or where we’re from, or what we look like, or who we love.

And he believes that when you’ve worked hard, and done well, and walked through that doorway of opportunity…you do not slam it shut behind you…you reach back, and you give other folks the same chances that helped you succeed.

So when people ask me whether being in the White House has changed my husband, I can honestly say that when it comes to his character, and his convictions, and his heart, Barack Obama is still the same man I fell in love with all those years ago.

He’s the same man who started his career by turning down high paying jobs and instead working in struggling neighborhoods where a steel plant had shut down, fighting to rebuild those communities and get folks back to work…because for Barack, success isn’t about how much money you make, it’s about the difference you make in people’s lives.

He’s the same man who, when our girls were first born, would anxiously check their cribs every few minutes to ensure they were still breathing, proudly showing them off to everyone we knew.

That’s the man who sits down with me and our girls for dinner nearly every night, patiently answering their questions about issues in the news, and strategizing about middle school friendships.

That’s the man I see in those quiet moments late at night, hunched over his desk, poring over the letters people have sent him.

The letter from the father struggling to pay his bills…from the woman dying of cancer whose insurance company won’t cover her care…from the young person with so much promise but so few opportunities.

I see the concern in his eyes...and I hear the determination in his voice as he tells me, “You won’t believe what these folks are going through, Michelle…it’s not right. We’ve got to keep working to fix this. We’ve got so much more to do.”

I see how those stories – our collection of struggles and hopes and dreams – I see how that’s what drives Barack Obama every single day.

And I didn’t think it was possible, but today, I love my husband even more than I did four years ago…even more than I did 23 years ago, when we first met.

I love that he’s never forgotten how he started.

I love that we can trust Barack to do what he says he’s going to do, even when it’s hard – especially when it’s hard.

I love that for Barack,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us” and “them” – he doesn’t care whether you’re a Democrat, a Republican, or none of the above…he knows that we all love our country…and he’s always ready to listen to good ideas…he’s always looking for the very best in everyone he meets.

And I love that even in the toughest moments, when we’re all sweating it – when we’re worried that the bill won’t pass, and it seems like all is lost – Barack never lets himself get distracted by the chatter and the noise.

Just like his grandmother, he just keeps getting up and moving forward…with patience and wisdom, and courage and grace.

And he reminds me that we are playing a long game here…and that change is hard, and change is slow, and it never happens all at once.

But eventually we get there, we always do.

We get there because of folks like my Dad…folks like Barack’s grandmother…men and women who said to themselves, “I may not have a chance to fulfill my dreams, but maybe my children will…maybe my grandchildren will.”

So many of us stand here tonight because of their sacrifice, and longing, and steadfast love…because time and again, they swallowed their fears and doubts and did what was hard.

So today, when the challenges we face start to seem overwhelming – or even impossible – let us never forget that doing the impossible is the history of this nation…it’s who we are as Americans…it’s how this country was built.

And if 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could toil and struggle for us…if they could raise beams of steel to the sky, send a man to the moon, and connect the world with the touch of a button…then surely we can keep on sacrificing and building for our own kids and grandkids.

And if so many brave men and women could wear our country’s uniform and sacrifice their lives for our most fundamental rights…then surely we can do our part as citizens of this great democracy to exercise those rights…surely, we can get to the polls and make our voices heard on Election Day.

If farmers and blacksmiths could win independence from an empire…if immigrants could leave behind everything they knew for a better life on our shores…if women could be dragged to jail for seeking the vote…if a generation could defeat a depression, and define greatness for all time…if a young preacher could lift us to the mountaintop with his righteous dream…and if proud Americans can be who they are and boldly stand at the altar with who they love…then surely, surely we can give everyone in this country a fair chance at that great American Dream.

Because in the en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at is the story of this country – the story of unwavering hope grounded in unyielding struggle.

That is what has made my story, and Barack’s story, and so many other American stories possible.

And I say all of this tonight not just as First Lady…and not just as a wife.

You see, at the end of the day, my most important title is still “mom-in-chief.”

My daughters are still the heart of my heart and the center of my world.

But today, I have none of those worries from four years ago about whether Barack and I were doing what’s best for our girls.

Because today, I know from experience that if I truly want to leave a better world for my daughters, and all our sons and daughters…if we want to give all our children a foundation for their dreams and opportunities worthy of their promise…if we want to give them that sense of limitless possibility – that belief that here in America,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better out there if you’re willing to work for it…then we must work like never before…and we must once again come together and stand together for the man we can trust to keep moving this great country forward…my husband, our President,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America.

2012年9月6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二】民主化的“社會準備”



……一個社會裡如果沒有基本一致的“國家認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可能帶來很多新問題。如果說專制時代還可能一個“大流氓”鎭住無數“小流氓”,民主化過程中則有可能出現“群氓亂舞”。……畢竟,眞正的民主化,不僅僅是政治體制的變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會形態的轉型。在崇揚民主價値的同時,對民主化進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覺,才是眞正的“民主現實主義”。【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國民敎育”及其衍生議題在香港社會不斷發酵,又逢同期立法會選舉,社會瀰漫躁動不安,對一衣帶水的澳門也影響不小。單就“國民敎育”本身而言,即如有論者指出應改為“公民敎育”或替以“國史敎育”,但問題核心其實還在敎育模式——在敎育過程中是否容得下多元批判聲音?是否注重和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畢竟,在媒體相對自由、發達之地如香港,“洗腦式”敎育模式已很難立足(香港此起彼伏的民間聲音已是例證,甚至筆者不少內地朋友亦早已不再buy那套只曉“歌功頌德”的官樣文章)。眞正需要警惕的,反倒是為爭取選票而逐漸形成的“對抗式”民主模式,只論立場,不辯是非。


國家認同首先源自眞實、深入的了解,除了多閱讀、多討論,也應多走多看,畢竟中國太大,問題太多,很多時我們談論“民主化”總覺得問題的根在體制變革,但其實在大衆層面還有很多更切實細微的問題,如:公民力量如何成長,民衆智慧如何凝聚,民權運動如何深化,均是龐大社會如中國或微型社會如澳門所需面對的。


劉瑜指出,在一個族群、階級裂痕很深的社會,“民主化”需要一個“社會準備”的過程:“如果沒有強大的公共領域在意識形態上與政治煽動家相抗爭,如果沒有一定的民權運動作為民主化的基礎,如果沒有種族調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動成多數對少數的暴政甚至內戰。”此番分析絕非危言聳聽,放在衆聲喧嘩的當下港澳社會,尤其發人深省。

(反思民主·二十二)

2012年9月5日星期三

(轉引) The Future of Newspaper:奇連伊士活的創意



The Future of Newspaper:奇連伊士活的創意


奧巴馬民望一直領先,但最近兩天,選情出現逆轉,羅姆尼支持度超前奧巴馬,中間發生了甚麼事?
在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年屆82歲的奇連伊士活,放棄千篇一律的發言方式,相反,他選擇對着一張空凳自問自答,當作自己正與奧巴馬對話,質詢最難招架(事實上也沒法招架)的政績問題。

結果這幕獨腳戲非常奏效,短短十分鐘的「談話」,立即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媒體瘋傳,奇連伊士活變成潮流指標,更有人受啟發馬上開了「Invisible Obama」的Twitter賬號,不到一小時,追隨者人數已突破二萬。

有人或會問:究竟這齣獨腳戲,是經過周密計算的創意,還是奇連伊士活幾十年演戲功力的神來之筆?而選舉工程的背後,又有幾多後着?Invisible Obama是否計劃內的一步棋?真相大概只有羅姆尼團隊自己才知道。

對觀眾而言,是否計算的結果,並不重要,但對選舉工程管理者而言,「空凳」有可能影響最後賽果。問題是,世上是否有系統性的方法,可以預知一個創意、一段對話或一則內容的受歡迎程度?

《Great By Choice》作者Jim Collins,在全美24000家企業當中,找出7家效率遠超越對手10倍的企業,並用上了九年時間,研究和分析這些企業的管理者,其中一個值得參考的結論:「創意非王牌,10倍效率企業並不特別富創意,但他們善於把創新系統化、規模化,善於結合創意和紀律,其間要下苦功,成功非僥倖。」

書中進一步解釋,所謂將創意結合紀律,即是基於實證的創意(Empirical Creativity),因為企業在漫長而且動盪的環境下,將不斷受到過往經驗、主流意見、專家權威等左右決策,問題是如果創新路向過份依賴「人的意見」,一旦遇上環境驟變,企業可能不只迷失方向,更有機會走上倒退之路。相反,10倍企業選擇不斷實驗和收集數據,事實證明,作出的決定更經得起時間和環境的考驗。

媒體踏入網絡年代,收集數據的工夫變得簡單,以奇連伊士活的演出為例,簡短、幽默、有創意、而且內容兼備,完全符合社交媒體觀眾的口味,瘋傳的結果,只要善用專門分析社交媒體的工具,久而久之,其實也不難預計得到。報業能否在逆境中自強,與運氣無關,其實是關乎選擇。

方己程


2012年8月30日星期四

【李爾‧在此】《世界末日到了嗎?》:“媒體”和“舞台”的換位思考



瑪雅人有關“世界末日”的預言近年甚囂塵上,各地“末日”主題創作也一浪接一浪,從全球熱銷的荷里活大片《2012》到充滿現實隱喩的香港小說《香港關機》,此類作品雖大多以“末日”為噱頭,但其實箇中滲透不同地方對社會、人性的終極想像,澳門曉角劇社的《世界末日到了嗎?》也是如此。《末》的故事軸線很有趣:賭場舞台技術員Sky在某次卡拉OK聚會上突發奇想,決定建“方舟”躱避世界末日,但經多方奔走,在不同政府部門之間被踢來踢去之後,大計落實無望,連帶令朋友——本地電視台半紅不黑主持人Gary被炒,更處處被人恥笑。不料,事件突然峰迴路轉,外地投資人樂小姐決定來澳創辦TVD電視台,與Gary、Sky合作強檔“末日主題節目”,但兩人策劃的“知性”節目風格很快被“槍斃”,換成集娛樂、八卦於一身的綜藝類型。與此同時,當年也在卡拉OK的Micheal以“末日敎主”姿態出現,主持的節目大受歡迎,更成各種品牌代言熱門人選,Gary更淪落到要轉職其節目當“小弟”。到了傳說中的世界末日凌晨,Gary、Sky及家人朋友齊聚松山燈塔下“爛尾”大廈天台打邊爐,正當大家為沒有到來的“末日”鬆了一口氣之際,突然……

擅長“奇思狂想”的劇場創作人大鳥,在《末》劇中延續《七十三家半房客》的風格(以及人物,如:讀書不成的“魚蛋筆”發明人Sky、因炒股失敗而半瘋半醒的Sa姐等),《末》劇的創作核心其實指向澳門林林總總的社會問題,折射編導對本土議題的思考。《末》劇重心雖在“人物角色”而非“故事情節”,但有趣的“末日方舟”設計亦為演出增色不少,幾位擔綱演員如吳嘉偉(Gary)、鄭儉倫(Sky)、張家樵(Micheal、高官)、李芯怡(小小、雲南舞蹈女)等都有不錯的發揮,而劉雲峰、梁兆富、淡如等幾位配角也發揮出相當水準,在不同角色之間穿梭變幻的功夫固然驚人,對幾個極具影射意涵的角色演繹(如馮大炮、蘇山人等)也令人嘆為觀止。《末》劇令觀衆省覺:原來“媒體”才是眞正的“劇場”——劇中Gary那個“觀衆叫不出名字”的節目主持人,不正是對本土媒體生態的自嘲?從外地來澳的傳媒高層以及非常“港式”的綜藝娛樂式媒體風格,不正代表澳門人在資訊吸收方面倚重的“奶水源頭”?《末》劇中呈現出舞台創作對社會現象的評論和反思,“劇場”變成某種意義層面的“媒體”,而反過來看,平日我們所接觸的媒體亦是大家茶餘飯後的消遣以致創作靈感來源,“媒體”又變成某種意義層面的“劇場”,兩者角色互換,着實耐人尋味。

《末》劇也有不足之處,其最大問題就如《七十三家半房客》一樣——“死唔斷氣”的超常時長(演出近三小時),太過貪心的編導對於內容取捨拖泥帶水,不但令作品臃腫不堪,大大消磨觀衆的耐心和專注力,更令演員有時無所適從,在表演上屢有瑕疵。但好在演出大量有趣細節令人捧腹,充滿荒誕感和娛樂性:梁兆富和關妙姬扮演的卸膊政府工、維妙維肖的馮大炮、七子之歌的爆笑演繹……在在顯示編導細微的觀察力、瘋狂的創作力,以及最重要的——對澳門的深沉眞摯關愛之心。至於結尾收合於爛尾天台的闔家溫馨“圍(打邊)爐夜話”,雖略欠力度,卻極具澳門特色,更讓人對此劇日後是否可能以“環境劇場”形式再度重演而充滿想像。

(觀演場次: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晩八時,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一】除了派錢,還懂甚麼?




有次看美國某地方選舉的電視辯論,主持人問幾個候選人:你們認為政府的目的是甚麼?我當時一愣,好大的問題啊。這個問題貌似簡單,似乎所有人都能夠給出一個“正確答案”,但對它的回答及爭論,實際上構成一部兩千多年的政治哲學史……當時有個候選人的回答最貼近我的想法,他說:政府的目的是幫助人們幫助他們自己。我之所以喜歡這個答案,是因為它暗含了我的主張:一方面,它主張政府應當“為人民服務”,但另一方面,這個服務的方式不是直接給公衆餵飯,而是通過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制來幫助他們自力更生。【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



金牌運動員代表團訪澳,政府豪爽派錢一千○二十萬港元,再次彰顯澳門特色。但此舉背後的邏輯——恕小弟愚昧不化——卻百思不得其解:這筆款項是奬金?那相關章程規條何在;是資助?老實講,代表團內大腕雲集,分分鐘一個體育明星的一份代言合約也不止此數;那好,算是特區政府最拿手的“現金分享”做派,可目的意義價値在哪裡?大喇喇一筆公帑花費,好像也沒人來說清楚、道明白。


並非我見錢眼紅,因問題在於,若眞為“發揚體育精神”,那“派錢”就是最懶惰、最沒有誠意之舉。政府存在的意義是甚麼?它不應是一個派錢的窗口,而應着眼如何從制度層面不斷改善社會。龐大體育代表團裡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如何讓故事裡的精神鼓勵更多年輕人?政府可否考慮與內地體育部門合作,推出類似“駐市運動員”計劃,讓澳門有志者得以近距離觀摩,傳承拼搏精神,瞄準世界水平;又或選拔具一定成績的澳門靑少年,赴內地對口機構集訓;還可啟動發展基金,政府注資加民間捐款,資助有心投入體育事業的年輕人進修訓練;又或修建更多社區運動設施,推動全民健身體育普及……一千多萬可做的事太多,但偏偏澳門“就是與別不同”——開幕、剪綵、歡呼、拍照之後,一切回復原狀,我們的標語口號,依舊嗌得響亮。



(反思民主·二十一)

2012年8月27日星期一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運動場上的政治題



(圖片來源:新華網)


……他(喬良)認為中、美兩個體操大國的體操發展方式不同。中國採精英主義,即主力培訓高水準的專業運動員;美國的體操運動卻更為普及,主要由私人俱樂部培訓外,孩童參與卻不純為摘世界冠軍,而在全面鍛煉人身體每個部位肌肉;他還欣賞美國體敎結合。【摘自二○一二年八月四日香港《明報》】



美國選手Gabby Douglas倫奧一鳴驚人,成為奧運體操史上首位黑人冠軍,經媒體報道,大家才發現“美國奇蹟”的背後功臣原來是中國敎練——曾任中國國家體操隊副隊長、國際賽事中獲奬無數的喬良,九一年退役後移居美國執敎。比較中美兩地體育狀況,他說最明顯的差別就是:一個講求精英主義,另一個較重全面普及。



“體育”二字被賦予濃厚政治意涵,金牌變成某種國家實力象徵,體育運動也非單純“友誼第一”的賽場競技那麼簡單。事實上,一國獲取奧運金牌的多少,不僅有關人口基數、選手資質,也確是一場國家之間的經濟、科技、制度的大比拼——有統計二○○○至二○○四年奧運備戰期間,中國共投入二百億(人民幣),即以當年中國獲三十二枚金牌計,每枚金牌成本約六億,這可不是隨便哪個國家都付得起的。但“金牌大國”的風光背後,另一串數字也令人憂心:據統計,中國目前約六成國民處於“亞健康”狀態,經常參與體育鍛煉的人只有總人口的三成左右,而在人均運動場地面積方面,中國的室內運動場所(0.014平方米)和室外運動場所(0.027平方米)人均面積遠低於發達國家……



中國“重精英、輕平民”的體育風氣折射到政治現實亦大同小異:官二代、富二代壟斷大部分政經資源,普羅民衆參與政治決策的機會和渠道少之又少。但若國家政治架構欠缺穩定民主根基、公民力量成長遭遇阻礙重重——或有不少論者推崇新加坡式“精英政治”作為中國未來政治模式的參照——那不管是國家的“政治體魄”還是國民的“個人體質”,恰如缺少運動機會和場地的中國現狀:當大量國民處於“亞健康”的現狀,多拿幾十枚金牌,能否讓中國因此變得更健康、更強壯?



(反思民主·二十)

2012年8月21日星期二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十九】不愛國,行不行?

“August Landmesser (1910 – presumably killed February 1944) was a worker at the Blohm + Voss shipyard in Hamburg, Germany. He appeared in a photograph refusing to perform the Nazi salute at the launch of the naval training vessel Horst Wessel on 13 June 1936.



海森堡:波爾,我必須知道!我必須做出決定!如果同盟國正在製造原子彈,我為我們國家做什麼選擇呢?你說過,人們容易以為弱小國家的國民們的愛國心會少些。是的,然而人們更容易錯誤地認為剛巧處在非正義一方的國家的百姓們會不那麼熱愛他們的國家。我出生在德國,德國養育了我。德國是我孩提時代的一張張臉,是我摔倒時扶起我的一雙雙手,是鼓勵我、引我上路的一個個聲音,是緊貼着與我交談的一顆顆心。德國是我寡居的母親和難處的兄弟,德國是我的妻子,德國是我的孩子。我該知道我為他們選擇什麼!再戰敗一次嗎?……【摘自《邁克·弗雷恩戲劇集》,邁克·弗雷恩著,胡開奇譯,新星出版社,二○○七年十二月】

 



若說文藝創作於“政治”的最大意義,也許就在創作者能憑藉創作自由,對於一些看起來似乎不容置疑的主流觀點,用獨立思考的求眞精神撬開一絲以資討論的“縫隙”,比如說——“不愛國,行不行?”英國劇作家邁克·弗雷恩(Michael Frayn)獲奬無數的舞台劇本《哥本哈根》基於一段歷史“留白”:一九四一年,德國科學家海森堡赴哥本哈根拜會亦師亦友的物理學家波爾。海森堡負責主持德國硏發原子彈的計劃,他不認同元首希特勒的主張,更希望各國科學家能達成某種默契,停止硏發原子彈這種毀滅性武器面世。但問題關鍵在於:萬一盟國已在硏製核彈,那自己身為德國人,是應做為制止核戰而拖延國家重點硏究項目的“叛國者”,還是為國效力、用核彈幫希特勒贏取戰爭的“愛國者”?若你是海森堡,你又會如何選擇?



有關政治的思考,會在某些關鍵節點顯得無比重要,糾纏海森堡鬼魂的疑惑,同樣也令我們難分錯對:若你發現自己的國家正在行不義之舉——不管是發動一場不義戰爭還是迫害合法公民的正當權益,你打算同流合污,還是奮起抗爭?當然,你會問“那我可以怎樣判斷國家的行為是否正義之舉?”對呀!這正是問題關鍵:關於“公平正義”的探尋和追問,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思考內容,更應超越國家、種族、黨派、主義的局限。



(反思民主·十九)

【李爾‧在此】透視人心、反思哲理的《哥本哈根》





二戰爆發的一九四一年秋,德國科學家維爾納·海森堡赴哥本哈根演講,順道拜訪亦師亦友的丹麥科學家尼爾斯·玻爾夫婦。當時猶太科學家在納粹德國飽受歧視,只允許從事被認為較“低端”的基礎物理硏究,然而,正是基礎物理領域發現的裂變反應,其後造出破壞力驚人的核武器——原子彈。上門造訪的海森堡問了波爾一個知名的問題:“作為一個科學家,如果去硏究原子能的實際用途,他有沒有道德上的責任?”據說用意正是試探同盟國在原子彈硏究方面的意向以及進度。海森堡和玻爾兩人這次不到十分鐘的聊天,結束了兩人二十多年的情誼,那麼,他們究竟談了些甚麼?這場談話又對歷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至今仍無人確知,也就是著名的“哥本哈根會談之謎”。英國劇作家邁克·弗雷恩(Michael Frayn)根據這段“歷史空白”,於一九九八年創作《哥本哈根》並先後在英美公演,獲普利茲、東尼等戲劇大奬。世界各地都曾搬演此劇,如中國內地的王曉鷹、台灣的符宏征、香港的蔡錫昌都曾將此作搬上舞台。這次澳門天邊外公演此劇,也讓澳門戲劇愛好者有機會領略“好劇本+好演員”營造的迷人舞台魅力。



《哥》的劇本從“測不準定律”切入,讓已死的海森堡(葉嘉文飾)、波爾(陳飛歷飾)及太太(林婷婷飾)的靈魂見面,試圖重新梳理這謎團的點滴眞相。然而,就算三位當事人親歷其會,但原來人心難測,很多事也說不清、道不明,三人的討論總陷入僵局,就算三度重組當年場景,仍拿揑不準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若從哥本哈根會談的實際時間(即一九四一年)推斷,波爾當時應年約五十六歲,對年輕演員陳飛歷來說,與角色的年齡雖有一定差距,但陳跳出外在的模擬限制,主攻演繹角色複雜的內心感受,和同樣年輕的林婷婷搭檔,兩者竟出奇地合襯,成功再現出歷史的質感;而飾演相對年輕的海森堡(約四十歲)的葉嘉文,則在肢體動作上有更多戲份,從另一層面補充舞台演繹效果。還有値得一提的是舞台設計,演出選在天邊外祐漢工業大廈內“自家劇場”:演區設於中央,觀衆席分列兩邊,整體佈局呼應劇中所提到的“測不準定律”——演出中的三個角色仿如三粒電子圍繞中心原子核不停運動,兩邊觀衆因角度關係難以完全看眞切演員的動作表情,亦如“測不準定律”所描述觀測效果般營造出某種“不確定”的觀賞體驗。



《哥》公演後不但引發戲劇界熱議,也引發史學界、科學界的爭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科學史中心就在二○○五年編撰《爭議中的邁克·弗賴恩的〈哥本哈根〉:關於波爾與海森堡一九四一年會面的歷史文件集》,還有二○○六年出版的《舞台上的科學:從浮士德博士到哥本哈根》也開始重視科學題材對戲劇創作的意義以及影響力。此際,戲劇已非僅屬虛構的舞台,而是透過人心思考、物理哲學,與眞實的歷史及科學聯繫起來。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的弗雷恩主修哲學,他曾指出:“花時間去抽象討論不會有任何具體結果”,因為“要了解一個觀念,只有投身於具體的事件與情境當中”,而《哥》反映的正是劇作家的這種觀點,對於物理科學界多年來提出“宇宙是非物質的,而是屬於心靈與精神的”理論,也許是從藝術角度提出的另一補充印證吧?

2012年8月9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十七】講文化前,先談政治

如果對生命和痛苦的漠視可以體現在我們對待歷史的態度裡,它同樣可以體現到我們對現實的態度裡。事實上,當我們的文藝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達、詩意、頹廢、華麗、放蕩、惡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時,它正在體現到我們對現實的態度裡。……也許,歷史的妙處正在於此:它不僅是關於過去的事件,還可以是關於現實和未來的寓言。【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偶遇HBO迷你史詩劇集《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結果一看上癮,一氣追完仍意猶未盡。比起我們在“國民敎育”議題上的拉拉扯扯,美國人的手法才見高章——這套令人欲罷不能的劇集絕對是最佳“(美)國民敎材”,將觀衆拉回那段刻骨銘心的歷史,體驗亞當斯、華盛頓、富蘭克林、傑弗遜那群美國開國先賢的心路歷程——他們不是生來就要革命的“偉光正”英雄,美國的政黨也不是那麼“進步、無私、團結”,今天被視作英雄的他們,當初也有過猶豫掙扎、痛苦迷茫,美國的共和體制也曾在個人私利和小人黨爭的威脅下危在旦夕……



劇中有一段,描述獨立戰爭期間亞當斯被派往法國討要軍事支援。在一場伯爵夫人的招待宴會上,主人問亞當斯,晩上可有興趣去聽歌劇?亞當斯婉拒,說自己不懂歌劇,而且還有很多政治、軍事的書本要讀。一大群法國人看着這個缺乏藝術修養、不懂享受人生的美國鄕巴佬,轟笑成一片,亞當斯不卑不亢地站起身,對那群雍容華貴的法國貴族說:“我必須學習政治、軍事,只有這樣,我的兒子們才有學習的自由,他們以後才有機會學習航海、經商、農業,那樣,他們的兒子才有機會學習繪畫、詩歌和音樂……”



若說文化藝術和政治無關,那不是一葉障目,就是自欺欺人——政治是立國之本,沒有它打造的穩固基座,不管我們往上面堆多少金銀珠寳、藝術文化都是徒然。而對坐困賭城的澳門人來說,若我們不希望一代代子孫都圍在賭檯邊搵食,也許今天也應拿起書來,好好地學一學“政治”了。(反思民主·十八)

【李爾‧在此】澳門文學,從何“館”起?



日前,澳門基金會與文化局聯合出版《二○一一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二○一○及二○一一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邁出澳門本土文學保存及推展工作的重要一步。發佈會上,文化局長更即場宣佈澳門文學館選址已定,當局目前正開展多方籌備工作,首期工程更有望於下半年招標……文學館落成有期,不但是本土文學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澳門文化事業的重要一步。事實上,澳門文學館的構想自提出以來便引起各方關注,尤其是其定位、角色,以及未來在推動澳門文學發展方面發揮怎樣的功能等思考,十分令人期待。筆者認為,澳門文學館當可擔任推動澳門文學發展的“四合一”平台(硏究平台、展示平台、創作平台、交流平台),聚焦本土文學硏究力量,展示文學創作成果及相關資料,推動本土文學創作,促進本地、區內及國際間的文學交流與合作,發揮“文學引擎”的角色,為本土文學發展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




一直以來,澳門文學處於“細水長流”的自生自滅狀態,文學創作主要源自文學愛好者的自發衝動,雖保存了創作的原始本眞,但欠缺制度性的扶持和推動,以致澳門本土文學發揮的能量有限,更造成現在如閱讀風氣不彰、寫作能力下降、文學創作數量與質量不足等問題,而缺乏了文學養分,也或多或少影響澳門影視、動漫、戲劇等領域的發展。故此,要眞正推動澳門文學發展,首先須建立完善的制度,制定切合本土的文學政策。對澳門而言,制定文學政策起碼具有兩個層面的重要意義:首先,文學不能獨立於社會之外,文學政策也必然涉及社會各方面的公共政策,比如文學政策如何與敎育政策結合?澳門的敎育體系(中文敎材)可否容納本土的文學內容?比如葦鳴、姚風、林玉鳳的詩歌;飛歷奇、廖子馨、寂然的小說;李鵬翥、林中英、穆欣欣的散文,李宇樑、飛文基、許國權的劇本……澳門過往積存的一大批極具本土內涵與特色的文學作品,不正是我們認識乃至認同本土文化的最佳途徑?而除敎育政策之外,還有經濟政策、產業政策、區域合作政策等等,都可以有文學政策的切入空間,比如:澳門文學作品如何進入更大範圍的華文讀者群?一本澳門文學作品在圖書館內被借閱一次,作者可否收取相應的版權費用?本地公共電視廣播頻道內有沒有介紹澳門文學的內容?外地來澳旅遊的遊客,又有沒有渠道接觸以及了解澳門文學?文學應該回應社會發展,推動文化進步,就此角度而言,文學政策的制定,也就是推動文學參與社會的重要過程。



其次,制定文學政策,除了需要嚴謹、專業、全面的機制,亦應開放全民討論的空間,讓文學愛好者以及市民大衆加入其中。雖然澳門文學館仍在規劃籌建階段,但可以從文學館延伸的議題實在太多:扶持本土文學創作、拓展文學刋物生存空間、釐清文學和文創產業的關係……只有透過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的討論,才能廣泛吸收澳門民衆的想法,由此參照制定的文學政策,才具有最大的認受性和活力,就能落實澳門文學事業及產業的制度化、持續化發展。展望未來,希望能聽到更多的討論聲音,令澳門文學館的文學能量,超越物理空間和人口數量的限制,發揚“文化公民”的參與精神,貫徹“文化公民權”的落實,大家合力來營造一座屬於澳門人的澳門文學館。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十七】文化裡的政治




在人類天生的健忘傾向面前,文化產業主動承擔了守護記憶、背負記憶、傳載記憶的責任。面對權力社會可能手無寸鐵,但是至少還有記憶。相比之下,中國有多少文藝作品在守護我們的集體記憶呢?越戰之中美軍陣亡士兵不到六萬,就引起了如此波瀾壯闊的文化後果,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死亡成千上百萬,我們有幾齣電影反映那些苦難?面對十年動亂的文革,我們的奧利弗·斯通在哪裡?我們的《晩安,好運》、《戰爭的迷霧》、《佛羅斯特/尼克松》在哪裡?……權力固然封鎖了記憶,但是社會本身、公衆本身又有多少回憶的衝動、訴說的衝動、用歷史的火炬去照亮未來黑暗的衝動?【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曾讀過司馬中原的小說《焚圖記》,說是某大官想名垂靑史,軟硬兼施找來一位以“諍諍鐵筆”而知名的畫家,令其繪幅英勇畫像流傳後世。但畫家不畏強權,攜妻連夜逃往邊城,遇上敵兵千軍萬馬殺進來的當口,將其在前線親見的眞英雄畫在紙上。“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因為筆的力量不僅在於它能描繪圖畫、撰寫文章,而是我們能透過它守護記憶、傳承歷史。“糞土當年萬戶侯”,不管你曾經歷怎樣的一時榮光或莫名恥辱,終會被擺在歷史的放大鏡下,被後人評功論過。所以說,文創產業何止離不開政治,根本文創產業本身就是政治:從《白宮群英》(The West Wing)到《昂山素姬》(The Lady),從《絕望的眞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到《華氏911》(Fahrenheit 9/11),為數衆多的文化產品將焦點鎖定於政治議題,創作人從社會、歷史、政治中汲取養分,用一支筆創作出令人難忘的歷史畫面,更不無滲透着創作者的政治思考。



回到澳門,我們的文藝創作有沒有守護澳門人的集體回憶?回應澳門社會的政治議題?著名的“一二·三事件”,我們可有相應的文學或影視作品?世紀貪污歐案,我們又有無相關的小說或戲劇?如果說這一切還是一片空白,那麼,到底是我們沒有講述歷史的能力,還是欠缺敢於回憶的勇氣?

(反思民主·十七)

2012年7月26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十六】急診室裡的政治





文明,你說得清它是什麼意思嗎?在香港,看一次牙醫,就明白了……詠兒和慧兒的專業敬業、春風如煦,不是她們的個人敎養和道德如何與衆不同,而是,她們的背後一定有一個制度支撑着她們,使得她們能夠如此。如果詠兒必須每天接待三百個神情煩躁的客人,從清晨工作到晩上,她不可能維持她的笑容可掬。如果慧兒醫師所得工資微薄而且升遷無門,與她的辛勞不成比例,她不可能態度從容,心平氣和。如果慧兒所受的醫學敎育沒有敎她“以人為本”的醫療哲學,她不會懂得怎麼讓一個齜牙咧嘴躺着的人感覺受到尊重……【摘自《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龍應台著,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〇〇六年】



剛滿一歲的小女赴港做手術,回來幾天,原本包紮在頭上的紗布鬆脫,露出縫了十幾針的傷口。身為父母擔心不已,緊急商議後覺得還是送往醫院處理一下比較妥當。前往氹仔的政府急診中心,花大半小時登記、排隊,見到醫生,他看看,說這類傷口處理不屬急診範疇,着我們明天去屬區衛生中心排隊。我們解釋,醫護膠布鬆脫,孩子未癒的傷口外露,多等一晩,怕會不小心觸發炎症,醫生辯說因無流膿、潰爛之類“緊急情況”,仍執意不肯處理,令人氣結。龍應台在香港看牙醫,從醫師護士詠兒慧兒的專業細心背後,看見香港敎育理念的成熟、管理制度的效率、社福系統的完善、人文素質的好壞,資源分配的公平合理。小小診室,折射出錯綜複雜的社會脈絡與制度結構,而在一個缺乏“救死扶傷”意識、善於推卸責任的澳門醫生身上,我也看見澳門社會制度的官僚、僵化和冷漠。



那晩的後話是,如何也不肯處理的醫生拍屁股走人,但在一旁的護士動了惻隱之心,取來膠布,不到一分鐘就幫忙將孩子的傷口包紮完畢,我們感受到澳門近年越來越少見的互助溫情,內心雖感動不已,但問題是,在落後失效、弊端重重的制度箍肘下,單憑一顆良善人心,我們還能支撑多久?甚麼是文明滑坡?為何有信任危機?這年頭,你來澳門進一次醫院,就全明白了。(反思民主·十六)

2012年7月19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十五】國民敎育





一個社會的法治精神會面臨各種各樣的考驗,最大的考驗,可能就是群情激憤之下的愛國主義。“九·一一”之後的美國“愛國法案”,曾經一度以“愛國反恐”的名義侵蝕公民權利,允許政府未經司法機關審查對特定公民進行秘密監視,引起整個社會激烈爭論。好在整個政治體系的糾錯機制及時啟動,許多地區法庭宣佈這些“愛國條款”違憲,有八個州和近四百個城市通過自己的法令譴責“愛國法案”侵犯人權,民意調查也顯示美國公民對“愛國法案”的支持度連年下降。二○○六年三月美國兩院更新“愛國法案”時,只好順應民意不再更新其中最有爭議的部分,可以說是“法治精神”對“愛國主義”的一次勝利。【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香港搞“國民敎育”搞出大頭佛,澳門人雖隔岸觀火,內心卻也五味雜陳。令人欣慰的是,香港社會對此議題並不限於政治立場紛爭,社會持份者、大小公民團體紛紛發聲行動,還有家長團體聯合敎育界、學生籌款自編敎材……公民意識到自身的公共責任,不甘沉默,積極參與社會議題的探討與辯論,一個社會若有如此風氣,又何必怕被人“洗腦”?



但或許港人在杞人憂天,內地作家鄭淵潔在博客公佈一組很有意思的數據:“二○○二至○九年,共有二十六萬中國人加入美國籍,而放棄美國籍加入中國籍的人數接近零。”若你嫌這組數字未算精確,那招商銀行去年四月發佈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吿》顯示,中國約60%“高淨値人士”(即擁有千萬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正在或已完成移民外國手續;而擁有一億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億萬富翁中,約27%已完成了移民,另外47%則正考慮離開中國……也許,這串數字可從另一側面吿訴你內地的“國民敎育”有多“成功”。日本的軍國主義、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德國的納粹主義……“愛國”兩字若被居心叵測的政客綁架,後果如何早已前車可鑒。一個眞正民心歸附的國家,不應只會發出一種聲音,恰如眞正的愛國方式,也不應只有“鼓掌歡呼”一種。



(反思民主·十五)

【李爾‧在此】《白雪雪》:一堂快樂、自然的公民敎育課




香港近日就“洗腦”與“反洗腦”而爭個不可開交的“國民敎育”話題,不難牽動一水之隔的澳門人思考,而一齣剛於港澳兩地巡演的兒童劇或許可為我們在一片鬱悶糾結的政治氣氛下,提供一節清新感人的小註腳。澳門文化中心上演的《白雪雪》(White)是蘇格蘭卡菲輪劇團(Catherine Wheels Theatre Company)於愛丁堡藝穗節聲名鵲起之作,該劇二○一○年在愛丁堡藝穗節首演,隨即奪取愛丁堡藝穗節新作奬、先驅天使奬及完全劇場奬,其後更橫掃多項歐洲劇場大奬,再從歐洲一路巡演至亞洲,成績驕人。《白》的故事很簡單:在一個純白色的小天地裡,兩個朋友每天過着簡單規律的生活——洗臉、刷牙、吃早餐,打掃乾淨一座座白色鳥巢,迎接從天而降的白色鳥蛋,細心照顧牠們。可有一天,天上竟有一隻紅色鳥蛋跌落這個白雪雪世界,更帶來一場色彩繽紛的天翻地覆大變化……充滿創意的純白舞台設計、異想天開的裝置燈效、鬼馬別致的演出道具、醒目趣致的色彩想像、簡單易明的英語對白,加上演員豐富的肢體語言以及幽默的演出,令此劇突破地域界限和語言藩籬,吸引了各地的大小朋友。該劇以“顏色”為主題,從前半段“白色世界”到後半段“彩色世界”,將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就以“白”而言,從白色帳篷、白色鳥巢、白色衣褲到羽毛、牛奶、雞蛋等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白色物件,令小朋友感覺熟悉又特別。還有如兩個朋友用轉板分享同一份早餐、接住空中飛蛋(還能辨識Boy或Girl)並放入白瓷托杯……均在簡單平實之中透出幽默趣味,不同語言背景的小朋友也容易理解,難怪輕易俘獲從歐洲到亞洲的大小朋友的心了。




《白》的故事令人窩心,舞台演出亦創意滿溢,但最令人驚嘆的,還是簡約表面下饒有深意的“公民敎育”意涵:兩個朋友努力維持白色世界的純粹性,其中一位更狠心將非白色的紅色蛋扔進垃圾桶,但富同情心的另一朋友偸偸將紅色蛋救出,細心照顧,因為不論顏色,每個蛋裡都有一個小生命,而每一個生命都應受到關懷照顧——“All life are born equal”這一核心價値在每個大小朋友眼裡都順理成章。事實上,現場當紅色蛋被扔進垃圾桶的一刻,不少小朋友緊張地大叫起來,對於生命的平等尊重,原就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本能。雖然,在種族問題複雜的英國社會,我們可為“白色蛋”和“顏色蛋”加入“白色人種”和“有色人種”的象徵詮釋,但此意涵還可拓得更深更遠,更進一步引導我們思考社會應該(以及如何)接受“單一”或“多元”的價値思考。最後,當“白雪雪”世界變得色彩繽紛起來,全場氣氛也達到高潮,小朋友們興奮地追逐、分享漫天滿地的彩色紙條,和演員玩成一片,還有甚麼“公民敎育”比起這個更快樂、更自然?



《白》適合零至一百歲的觀衆,因為大家從中可各有思考得着,絕不兒嬉的兒童戲給我們帶來不少衝擊。而有一則題外話是,在筆者觀演時,身邊某家長全程在對子女“解說”——從英文詞彙補習到情節推測考試,“白色英文點講呀?”“跟住佢哋會做咩呀?”,大概想利用一切機會將各種知識和練習塡滿子女大腦,可惜卻剝奪了子女獨立觀察和思考的機會,也再次令人反思我們的敎育觀念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觀演場次:二○一二年七月七日晩七時半,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

2012年7月5日星期四

【李爾‧在此】《凝視流動》:凝視時空變遷 感受生命流動

《凝視流動》:凝視時空變遷 感受生命流動






這一晩,前來觀賞連勝街二號石頭公社會址演出的觀衆,或多或少都摻雜了一些複雜的心情——這是石頭公社遷出會址前的吿別演出,也是其中一粒“石仔”(導演莫倩婷)即將吿別澳門劇場的演出。前作《在雨和霧之間》的強烈個人風格,在《凝》中繼續延伸,並似逐漸形成這群女孩子在劇場裡的某種默契:在平常生活意象之中,透射這群女孩對生活的細膩感受,從澳門電台的廣播、香港電視節目的畫面,還有樓下人車的喧鬧,以及開場沙丁魚罐頭和水缸金魚的對比,少女對身邊人動作的一味模仿……這場演出,其實是關於這個空間、關於這一群人,而令觀者感觸動容的,也正是演員們對於空間、時間,以及相互之間的細膩情感,並選擇了眞摯誠懇的方式將之呈現。



《凝》的內容不少來自幾位演員的眞實生活,在喃喃細語和舉手投足之間,張健嫻、馮曉華、關若斐、林詠欣四人更淡定自如,也許因為此時此刻的“表演”已不再是平常意義上的表演,而是一種內心的抒發,源自對生命的領悟、源自對生活的觀察、源自對空間的感受。凝視流動,其實混合了兩種狀態——靜止與流動——的相互對比觀照,但我們在演出所見,更多卻是有關“流動”的意象:電視熒幕上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車機車、從地上到身上再到牆上不斷延伸遊走的粉筆線、水管裡流動不止的流水、投射在牆上幕上的不斷翻滾游移的白雲,以及散落一地滾動不止的玻璃珠……演員的互相追逐,重重摔倒、爬起,地上扭動的身體抹去粉筆留下的痕跡,均令觀者深深感受到那些年輕軀體裡的血脈賁張。《凝視流動》雖是從一群女孩子對生活、生命的感知和思考出發,但內裡其實也呈現了人與城市的關聯與互動,故這種對“流動”的“凝視”,就不僅是從個人的角度出發,更具某種跨越時空的維度。雖然《凝視流動》之後轉赴台北牯嶺街小劇場演出(演出在台引發不少關注,演後評論文章也為數不少,亦從另一角度突顯澳門藝評作品以及風氣之單薄),但無疑澳門版本具有無法複製的特別韻味:這場算是石頭吿別會址的演出,在澳門上演的版本將原本屬於空間的靜止、凝固的性質扭轉。恰如演出英譯“Something between nothing and everything”遙相呼應狄更斯《雙城記》裡的曠古名句“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我們前面包羅萬有,我們前面一無所有),也似在拷問我們這些大時代之下的小人物的得與失——坐落於澳門舊區的這棟建築,和澳門大部分街區一樣,似乎永遠處於某種“時間凝固”的狀態,但原來近年城市面對的劇烈發展變遷,也不知不覺地擴散到每一個人、每一棟建築的身上,原本一直在默然凝視周遭人與事流轉變遷的這棟舊建築,卻身不由己地也要在時代大潮下隨波逐流,如今更“返番轉頭”,被眼前一大群流動的觀衆所凝視,而在“凝視”與“流動”之間,我們又發出過怎樣的聲音?提煉出怎樣的感受?但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有幸來見證這班棱角分明的“石仔”這一次用生命演繹故事,不妨也嘗試在自己腦海流動的記憶裡,留下這一份誠摯的感動罷!


(觀演場次:二○一二年六月九日晩八時,連勝街二號石頭公社會址。)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十二】政治冷感

政治冷感



……一家人在一起吃飯,媽媽買菜,爸爸洗菜,姐姐做飯,哥哥洗碗,妹妹掃地,但有一個弟弟卻說:“我就是不關心做飯怎麼了!”一件事明明與每個人都有關係,但卻非要說它跟自己沒有任何關係。我只能說,在今天的中國,有太多制度和文化障礙遮蔽了公共生活的自然狀態。【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二○○七年,《時代》周刋曾發表一篇“Me Generation”的文章,指出中國年輕人大多只關心吃喝玩樂的個人生活,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文章引起反彈,其中來自內地年輕人的強烈反駁聲音就是——“我就是不關心政治怎麼了!”對“政治”避之則吉,“我就是不關心政治”聽起來似乎很有型,但其實卻很可恥。劉瑜用“做飯”來比喩,我倒覺得更像“修房子”:一大群人共住在一座房子裡,某天突然發現屋頂漏水了、樑柱爛了、管理員偸懶虧空了,大家都應該來關注,或出錢或出力共同把房子修好、把管理搞好,但卻有一些住客不聞不問,還振振有詞“我就是不關心怎麼了”,這些人旣要逃避責任,又想坐享其成,不是可恥是甚麼?



香港七一遊行人頭湧湧,大家積極表達訴求,和身邊不少人談起,就算立場各有不同,但大多仍對之充滿敬意:“一寸光陰一寸金”的香港人是經濟動物,但對公共議題卻不吝嗇時間和精力,這一點,慢熱而沉默的澳門人確實仍有距離。但仔細一想,其差別未必全因兩地的文化DNA,更多源自兩地制度之別——強調文明法治的社會紀律,崇尙自由民主的社會風氣,也造就市民在政治議題面前勇於發言,獨立思考,媒體也充分發揮監督職能“打破沙鍋問到底”。反思澳門社會普遍的“政治冷感”,那種只想“吃飯”、不願“洗碗”的心態,更多是源自公民敎育(不僅僅是那種“垃圾要丢進垃圾桶”的公民敎育)的缺失、以法律為基礎的公平正義社會秩序的缺位,所以澳門“小弟弟”眼下這碗飯雖吃得滋味,但若整座房子結構不穩、隱患處處,這頓安樂茶飯又能吃多久?(反思民主·十三)

2012年5月17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六】

惡搞有理




觀念的市場裏,有各種各樣極端的聲音,但只要沒有國家機器的壓制或煽動,老百姓的意見,總會通過一番搖擺,回歸中庸之道。相反,把牛鬼蛇神死死關進盒子裏不讓透氣,民意反而像個不斷升溫卻沒有出氣口的高壓鍋一樣,慢慢凝聚越來越危險的壓力。【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惡搞”這回事,其實沒什麼道理好講,取決於你站在哪一邊:高高在上的官員,當然為維護官威面子全力反對;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小市民當然舉腳贊成——大佬呀!你們受我們供養,外出坐頭等、住宿五星級、吃得肚滿腸肥,還有秘書司機侍奉左右,政績交不出功課,我沒辦法趕你下台,狠駡你一頓或調侃你一下也不行?



不論是令人笑到碌地的諷刺惡搞,還是尖酸刻薄的揶揄嘲笑,也許會被某些人指責為“沒有建設性”,但事實上,這些大大小小的出氣口的確擔當起為社會減壓的調節閥。而除此以外,一個社會對待“惡搞者”的態度,還凸顯了更深層次的政治脈絡——劉瑜對政治人物被“惡搞”提出另一層理解:“在一個指着總統鼻子駡都不會被關進監獄的社會裏,普通人會有更大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中國人缺乏幽默感,大多源自缺乏安全感。皇權時代連皇帝的名字也是禁忌,到了現代社會,對“惡搞者”的寬容尺度仍然有限。我不介意立法嚴懲“惡搞者”,但前提是,請你把規則先說清楚。比如,“醜化局級以上官員者,罰款一萬,拘禁十五天”——當然,有關“醜化”的定義,可能你需要另列一千三百項附則詳細說明,雖然這也未必令人滿意,但起碼早一點白紙黑字寫個清楚,最低限度我們還能“依法辦事”。但實情是,維護“官威”的規條,很多時晦暗不明、含糊不清,我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踩線、以及踩了哪一條線……沒有人願意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感、不安全感的白色恐怖社會,亦正因如此,“惡搞者”的處境往往成為量度一個社會安全感指標的最佳“寒暑表”。

2012年5月10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五】你“主流”了嗎?

你“主流”了嗎?
充分制衡意味着強制性的對話,而根據哈貝馬斯,充分、有效的對話是政治現代性的要旨。【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我是‘主流’還是‘被主流’了?”這可能是最近縈繞不少澳門人心頭的大哉問。不過,有一點大家要清楚,“主流”也不一定就代表“正確”:哥白尼提出“日心說”曾被認定是反“主流”異端邪說;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當時是萬衆擁戴的“主流”共識……回顧歷史,眞理未必總是站在“主流”這一邊。因此,有關“民主制度”的迷思之一就是:在有關社會事務、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數人頭”是最好的方法嗎?



香港劇場空間早前四度公演Reginald Rose名劇《十二怒漢》(Twelve Angry Men):一少年被控謀殺生父吿上法庭,所有證詞證據皆對其不利,十二位陪審團成員聆訊後齊聚休息室商討是否該判少年死刑。陪審員有的看那少年不順眼,也有的早有先入為主偏見,還有的但求快點搞掂收工……首輪投票結果11:1——只有八號陪審員提出“非主流”異議。有趣場面發生在投票之後,一陪審員說,“Oh! Boy, there is always one.”是的,不管怎樣的選舉投票機制,總有反對派出現,哪怕那個數字只是“1”。“What we do now?”另一個不耐煩的陪審員問。“I guess we talk?”八號陪審員這樣回應。所幸有制度保障,其他陪審員再不滿也不能“大石砸死蟹”,大家於是坐下來“talk”,抽絲剝繭,辯論交鋒,八號陪審員一票一票扳回來,終將“非主流”變成“主流”。



“數人頭”確是民主決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但問題核心其實在“怎樣數”——民主的眞意在於容納、保障社會的不同聲音,在適當機制(行政、司法、媒體等)承托下,民衆盡聽各方觀點交鋒,加以獨立思考判斷,讓民主“藏智於民”,全體社會一起學習、成長。亦曾在澳門公演的《十二怒漢》寓意深遠,難怪成為經典,其後更多次被改編為電影(網上應不難找到),那些覺得自己最近迷失於“主流”與“非主流”之間的朋友,我建議你們不妨去看看。


延伸鏈接:
 
(1)
 
1957年由米高梅公司製作,黑白電影。利尊勞·羅斯(Reginald Rose)原著,薛尼·盧密(Sidney Lumet)執導,亨利·方達主演。後獲當年柏林影展金熊獎,及獲1958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改編劇本獎三項提名。此片因其「文化上、歷史上、美學上」的重要價值,被選為美國國家電影保護局(National Film Preservation Board)典藏。

http://v.pps.tv/play_30IBA3.html
 
(2)
 
俄羅斯導演Nikita Mikhalkov,2007年翻拍1957年版本,加入俄羅斯與車臣的關係糾葛,在原著的基礎上挖掘出深度和新意,成績可觀。
 
http://v.pps.tv/play_31IH1N.html
 
 

【李爾‧在此】《一起翻身的日子》:政治交替,人性不變





二○一一年澳門文化中心“毛俊輝戲劇友導計劃”,請來香港戲劇大師毛俊輝擔任藝術指導,本地靑年導演陳飛歷、譚智泉及一班演員攜手上陣,共同演繹英國劇作家大衛·黑爾(David Hare)的《FanShen》(一起翻身的日子),向一段距離澳門、亦距離現今世代已頗遙遠的歷史挑戰。《翻》是澳門戲劇舞臺少見之作,演員們需一人分飾數角,壓力不小,而由於這段歷史距今遙遠,如何揣摩體會那些地主、貧農、黨員、書記等等角色,澳門(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觀衆又是否能接受、理解演員所塑造出來的人物,都是艱巨的挑戰。而從筆者欣賞的場次(廿九日晩)來看,是次演出功架嚴謹紮實,舞臺效果拿揑有度,加之舞臺設計、燈光音樂亦較協調地配合、烘托起場景的歷史實感,台前幕後的創演人員必定耗費了不少汗水和心血,値得為之大力鼓掌。



《翻》劇改編自美國作家韓丁(William Hinton)《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一書。一九四八年,韓丁以觀察員身份隨共產黨土改工作隊赴山西省潞城縣張莊村(今屬長治市郊區東厰鎭),他在此親歷了中國土改運動的全過程。回美國後,於一九六六年寫成《翻身》一書,迅即贏得各界關注。一九七五年,大衛·黑爾將之改編為劇本,首在倫敦公演,後赴世界各地巡迴,更被譽為當代英國堪與戲劇大師布萊希特經典媲美之作。而澳門版的演出,導演於劇始劇終讓演員跳入、跳出劇場的設計,以及對觀衆發問的方式結束,亦呈現出此風格和思考。事實上,在英國當代戲劇裏,大衛·黑爾(David Hare)的政治劇的核心,其實是關於“人”和“人性”:當一群人被賦予權力,他們會怎麼做?而他們身邊的其他人,又會如何反應?從辛亥革命的皇權退位到國共內戰的政權交替,生活在上世紀前半段的中國人,幾乎一直處於“革命”的洪流大潮,《翻》劇描繪的一個小小張莊村,雖然只是其中一朶小浪花,卻從細微處折射出這一段大歷史。



但是,跨越近一世紀後的今天,我們面臨的政治/社會語境已然不同——當年人民“推翻舊制度”的“翻身當家作主”革命熱情,已被如何“改良現制度”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如何邁開兩條腿走路”的新問題取代,從“破壞”到“建設”,中國人走過了一百年,又是否有新的思考和感悟?土改、整黨、劃分成份……這些詞匯對今天年輕觀衆或已相當陌生(這也“得益”於現今敎育制度裏“歷史”的缺席),但民主、維權、普選……等等詞匯今天聽在耳朶裏我們又感覺如何?恰如戲中台詞所說(大意)“中國每一次革命都創造出新的詞匯,但結果卻大同小異”,落墨於“人性”的《翻》其實超越了黨派、歷史、政權的層面,聚焦於對人性的思考和探討,用兩位導演在演後座談會的話來講,就是在歷史大叙述的視角之下,審視一群小人物怎樣誠實地面對自己,怎樣全心投入改變自己的命運。



整體而言,雖然《翻》劇仍有不盡完美之處,如演員在台詞技巧方面的功底和把握,以及本地中生代表演人才的不足,但瑕不掩瑜,近半世紀後,《翻》劇中文版首度在澳門上演,不僅為我們呈現出一段已模糊湮滅的歷史,更重新審視人性的價値,拉開澳門戲劇舞臺上一道難得的風景,帶來別樣不同的意義。





2012年5月3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四】民主不只是投票






……“民主不僅僅是選舉”這道理,幾乎已家喻戶曉,不過有些人似乎把這句話詮釋成了“民主不需要選舉”。我以為,對選舉的認識不能矯枉過正。對於真正的民主制度而言,“選舉”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選舉是萬萬不能的。選舉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給民眾一次機會將他們不滿的政治家趕下台,同樣重要的是選舉動員過程所啟動的公共生活:它帶動公眾對公共政策的討論。(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6月)





先說說發生在朋友身上的一件真人真事:某日深夜,朋友搭巴士回家,車上人不多,可能因交班在即,司機把車子開得──令人感覺有些不安的──飛快,而且他似乎心情不好,對人呼呼喝喝。巴士行駛途中,車尾似發出怪聲,朋友詢問左右,身邊乘客卻不大願理會,朋友於是想上前和司機理論,卻被旁邊一位婆婆示意阻止,大意是說那司機脾氣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長話短說,巴士最終因不知名的故障拋錨,乘客們要另找辦法各踏歸途,至於那脾氣煩躁的司機結果如何,則不得而知。



在澳門街頭不算鮮見的這一幕場景,我卻覺得其中大有寓意:套用於政治層面,且讓我們假設那巴士就是一個社會,“揸弗人”司機大佬雖脾氣不好,態度欠佳,但他有執照,有經驗,所以就算來一次全體投票,也許大家仍會選他來開車──這正是不少將“民主”與“投票”簡單掛勾者經常訴諸於口的論點:一人一票,未必一定能選出最好的。但問題是,民主,絕非只是選舉投票而已,民主的真正意義,在於依託“選舉”這種形式,帶動民眾對大大小小的社會議題關注討論,“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透過全民參與的、自由開放的討論,民智就會不斷提升,公民素養也能不斷進步。否則民眾──就像前述巴士裡很“澳門人”的那些乘客──只求“趕路”,遇事明哲保身,不同的聲音(如我那朋友)“被沉默”。可問題會因視而不見或掩蓋就永遠消失?車子拋了錨,最後受影響的,不還是你和我?



(反思民主,四)



《李爾‧在此》專欄寫作:與城市、與自己的對話過程






終有機會將七年來在《澳門日報》兩專欄的部分文章集結成書,興奮之情難以言喻。上周日在塔石體育館的“二○一二春季書香文化節”,有幸與展鵬對談,和台下來支持捧場的朋友、讀者們交流,更是多年孤身對著電腦寫作之外的感動收穫。藉此機會,不如也利用這專欄小小一角,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



成為專欄作者,一開始給自己帶來不少“虛榮”,但慢慢就發現事情非如想像那麼“浪漫好玩”,畢竟,每個星期都要在固定時間內交稿,要言之有物,不虛應故事,一點也不容易。而最讓自己感到不可捉摸的,其實是尋找寫作的“對象”──我到底為何寫作?寫給誰看?腦海中的“讀者”,其實遙遠而模糊,自己該寫些甚麼才會令他(她)們有興趣來看?獲得他(她)們的認同和讚賞?或許,這一連串問題還應該反過來問:自己應不應該討好讀者?讀者喜歡或者不喜歡我的文字,又究竟重不重要?



專欄寫作於我漸變成一場“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實驗。直到某天讀到一位香港專欄作家分享寫作感受,他把自己寫專欄的心態描述為“給城市寫信”,那一刻,自己頓然深受感觸──“給城市寫信”當然是比較浪漫的說法,而自己的感受是,將寫作與自己身處城市(或再具體而言,自己身處的社會)連結起來,因城市而寫作,為城市而寫作,在文字裡滲透對城市、社會、人群的觀察,並由此觀照、記錄自己的思考。於是,每一篇文章,都記錄下自己某次思考的過程:談文化創意、談城市保育、談教育制度、談社會弊端、談城市規劃、談制度改良……誘發自己寫作思緒的,通常是從身邊所見所聞開始,某場演出、某次論壇、某篇文章,或心有感慨,或許思有所疑,或忿忿不平,“與城市對話”的過程,到最後,我突然發現,真正的對話對象,原來竟變成了自己。



我想,除非只是偶然路過的過客,否則,不管一個人在城市居住的時間長短(就算你立定決心要盡快移民離開這裡也好),一座城市的居民,總會對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有所感受。這種感受當然會因不同的人而各異其趣:一棟舊房子拆不拆、一座新劇場建不建,都可能有人同意、有人反對。對城市的感受千人千貌,而一座城市的生命力,不在於這裡的居民可以多麼快速地就某項問題達成“共識”,不是的,一座城市的生命力,在於這城市是否提供了足夠的渠道、足夠的機會,讓人們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而這些喧嘩眾聲也能夠互相被聽見,並展開辯論、討論,在此過程中,大家能互相理解,並達成共識。



這也就牽涉到媒體──正是澳門這城市的最大軟肋──在一個社會裡所應擔當的角色了。而一格專欄,不過是這個龐大機體裡一塊組成構件的一個小小部分。曾有段時間自己寫得灰心喪氣,覺得再怎麼寫,也改變不了甚麼。但轉念想想,也許是自己期許太高:寫作,其實不一定要去改變甚麼的。回到最基本的層面,寫作,其實就是一次次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而只要誠實地面對自己,願意寫出內心真實的想法,而若大家都願意這麼做,更多的、真實的聲音能夠被聽見,也許,真正的改變才會這樣在城市裡一點一滴,慢慢發生。







2012年4月26日星期四

【斷章寫義‧反思民主之三】政治與經濟



關於民主,一個不解之謎是:為什麼它在一些國家能夠運行良好,而在另一些國家卻“沒用”呢?雖然我從不認為民主的功能是發展經濟,但是防止腐敗、提高公共服務水準、縮小貧富差距卻應是民主的題中之意。(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6月)




有人說,台灣搞一人一票,結果選了個陳水扁出來,還有泰國、菲律賓,你看多亂!就連英美等民主大國,不也欠了一屁股債,失業率高企……所以“澳門有今天的經濟繁榮不容易,不要自亂陣腳,學人家搞甚麼一人一票式民主。”



打個比方:若你坐出租車去買彩票,結果中了頭獎,你就從此斷言“想中彩票,必須坐出租車去買”?除了管治權移交,澳門政制自回歸後並無巨變,經濟起飛實因碰上“賭權開放+自由行”的千載黃金機遇,“專營”的博彩業,周邊地區搶不了這口飯,加上“自由行”同胞眾多、荷包脹鼓,還有澳門微型經濟體的傳導效應明顯。但問題是,這和政制有多大關係?我的意思是說,若允許海南島、大嶼山套用澳門“博彩專營+人員及資金出入境便利”制度,可能人家也會經濟繁榮、夜夜笙歌。



我們眼見太多實例:民主國家有貧有富,不民主的國家也有貧有富──中頭獎的,有坐車有走路的;買了幾十年沒中過一次的,也有坐車有走路的。但“不患寡而患不均”,政治制度的真正作用,在於決定社會資源這塊“蛋糕”──不論大小(社會再窮也有資源,人民窮得揭不開鍋的北韓,不也能為領導人豪花60多億放太空煙花?)──怎麼分:好的制度,社會成員都有份參與,大家共同決定並遵守規則;不好的制度,則充斥不公不義,令社會撕裂,民心不安。民主制度不能保障經濟繁榮,事實上,哪一種制度又可以?台灣一人一票選了個陳水扁是沒錯,但別忘了,若沒有“一人一票”,大權在握的陳水扁,台灣人能怎樣把他趕下台去?也許你會跟我抬槓:要不是一人一票,陳水扁當初又怎上得了台?可請你想一想:澳門沒有一人一票,不也出了個歐文龍?



(反思民主,三)

2012年4月20日星期五

【2012英國迷你劇集】鐵達尼號


以一段跨階級的淒美愛情來折射一場世紀海難(或反之)固然是電影工業的成功祕訣,但其實,在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裡面,還有更多故事,更多小人物、大人物、有名有姓、無名無姓、令人振奮、令人傷悲的故事,四集英國版鐵達尼劇集,發揮了英劇一貫的精緻和細膩,但更可貴的,是在"JACK & ROSE"之外, 呈現給我們一段又一段的人生故事。

不知怎地,一邊看, 一邊想到了澳門──最近政改(或政發, 隨便你怎麼叫都好) 帶出的醜態百生的社會現實,在某些人的口裡,澳門經濟的"暫時風光"也像那一隻號稱"永不沉沒"的鐵達尼號一般, 於是, 那些人打著"穩定"、"和諧"的旗號, 把"澳門"這隻船上的望遠鏡收起、不願裝備救生艇、忽略"冰山警告".......只是, 如果(真的, 我只希望這是如果)到了撞上冰山那一刻, 那些自私自利、暴虐不堪的人性, 恐怕會讓所有人都備受地獄之火的煎熬。

看看一百年前的鐵達尼號, 再想一想今天的澳門城,也許, 你突然會覺得, 那場災難, 距離我們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遙遠!

天佑我城!

【2012英國迷你劇集】鐵達尼號(第一集)

【2012英國迷你劇集】鐵達尼號(第二集)

【2012英國迷你劇集】鐵達尼號(第三集)

【2012英國迷你劇集】鐵達尼號(第四集)

2012年4月19日星期四

【斷章寫義‧反思民主之二】分蛋糕


……問題在於,“不夠民主”一定是件壞事嗎?一個社會一定是越民主越好嗎?對美國歷史的進一步觀察表明,也許美國開國之父們在設計美國憲法時,主導思想本來就不是“民主最大化”,而僅僅是“制衡最大化”。【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大學畢業不久,因工作關係,赴內地修讀法律學位。憲法課上,敎授不談枯燥法律條文,不考社會主義理論,上來就抛給我們一條IQ題:分蛋糕——“一塊蛋糕兩人分,如何彰顯公平,讓大家都滿意?”同學們各施“才藝”,連原子秤也出動了。最後敎授來公佈答案(原來只是很簡單的一句話而已):讓一個人負責切,另一個人負責分。驟聽似覺太過簡單,但仔細一想,就品出道理:這就是制度——能產生制衡作用的制度——的力量。



最近不少人喜歡拿美國說事,說美國其實沒那麼民主——你看!選總統是間接選舉,居然不是一人一票!對此我舉腳贊同,眞的,誰說美國民主我跟他急:除了總統靠間選,還有參議院代表規則違反人口比例代表原則、勝者全取的制度不利小型黨派、最高法院法官終身制……但問題是,也許所謂“民主”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美麗誤會,劉瑜為我們解畫:“美國憲法的眞正精神歷經200多年考驗而不過時”,秘訣在於“平民自治+精英治國+權利底線+充分制衡”的制度。回到開頭的例子,不難想像:若切、分蛋糕的都是同一人,我們日後吃不吃得上,就得指望那人的“覺悟”了。可日子久了,那人(或其繼承人)很可能連蛋糕也藏起來,不讓我們看見,再找群“磚家”論證一番,吿訴我們吃蛋糕對身體不好,沒事還是喝點涼開水算了。但是,若將“切”與“分”的權力分開,負責切的,自會想盡辦法分得公平公正;負責分的,也自會絞盡腦汁去鑑定監督。



公平正義不必靠人施捨,設計良好的制度,能弭平不必要的社會摩擦,更能讓社會不斷發展進步。好!現在回到澳門,你來說說看,咱澳門這塊大蛋糕,到底是怎樣切、又怎樣分的呢?



(反思民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