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亮起來抗暴之前，先向官府投訴，又同鄉紳鮑俊、趙勳、梁玉祺等人商議，再由鮑俊向總督報告，得到總督徐廣縉表示認同，鮑俊回來向沈志亮傳達了徐廣縉的意見之後，才組織郭金堂等人襲擊亞馬勒。徐廣縉由於對亞馬勒的種種惡行非常惱怒，而又苦無應對善策之際，便利用沈志亮等民間勢力打擊澳葡……因此抗暴鬥爭並非沈志亮等人的魯莽行為，而是總督徐廣縉、鄉紳鮑俊等多人共同參與策劃，反覆磋商之後產生的政治行動。【摘自：《澳門近代歷史上的英雄沈志亮》，黃鴻釗，《澳門月刋》，2012年第10期。】
雖不少中外史料認為，“刺督案”得到中國官方鼓勵甚或指使，但根據事後雙方軍事應對的對比（中方進退失據，葡方迅猛高效，若是中國官方主動策劃，應不至於軍事準備如此狼狽，反倒是葡方應極盼望類似“刺督案”的天賜軍事介入藉口），筆者傾向於相信“刺督案”主要還是民間自發的抗爭事件。
但或許很少人關心“刺督案”中另一位無奈的總督──過往不少看法將亞馬留橫行無忌的責任，歸咎於兩廣總督徐廣縉的啞忍退讓，但說句公道話，徐亦非懦弱庸官──1849年2月至5月，徐在任內積極調動官、商、民等各方力量，成功領導了“拒英入城”事件（英軍於《南京條約》後，恃強要求進入廣州城，但遭中方嚴拒），據說他曾隻身登上英國軍艦，有理有節地嚴拒對方的不合理要求，堪稱大清的股肱之臣。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徐廣縉謀勇兼備，為何卻在澳門問題上如此被動無奈？有載徐曾擔心與葡衝突可能導致英方乘虛進入廣州，甚至美、法、西等國也群起為敵，這或許可為兩廣總督的消極態度提供某種註解──徐採取“以夷制夷”策略，為免破局，故對亞馬留的挑釁一直啞忍不發，可人算不如天算，突然發生的“刺督案”，令早想打破現狀的葡方找到難得機會，拉攏西方列強“同仇敵愾”趁機動手，而徐的“以夷制夷”平衡策略就此瓦解，此刻他前無軍力支持，後有朝廷壓制，縱使再有心，也無法應付此變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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