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31日星期二

(轉貼)蔡子強﹕被人針對怎麼辦?

作者﹕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06年10月27日《明報》

暑假時因公事去了美國一趟,偷得浮生半日閒,溜了去紐約兩天,雖然只是短短48小時,也特地溜了去著名的大都會博物館一個下午,為的是要去看看那一幅心儀已久的名畫——《蘇格拉底之死》。

蘇格拉底之死

相信大家都知道,蘇格拉底最後是被雅典人民法庭,以不信奉神和腐蝕雅典青年思想,這些混帳的罪名,判處死刑。雖然他曾經有機會在法庭上放棄自己的想法,好讓自己得到其他人接納,但他最終仍選擇了堅持自己的信仰,寧願飲下毒胡蘿蔔汁而死。法國人Jacques-Louis David所繪的這幅名畫,正是要記下這悲壯的一幕。

英倫才子狄波頓(Alain de Botton)曾經寫過一本叫好又叫座的書,叫做《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哲學的慰藉),他針對人生不同的苦難,包括不受歡迎、無錢、遭遇挫折、身懷缺憾、失戀和困乏六方面(不幸,六樣問題我都有,所以十分喜愛這本書),分別向蘇格拉底等六位哲學家,借助靈感,好讓我們更能坦然面對人生的無常和苦澀。全書的第一章,「不受歡迎的慰藉」,也就是從這幅名畫,以及蘇格拉底這段經歷,慢慢談起的。

他說:「這位哲學家並沒有在不受歡迎和被判死刑的情況下屈服,他沒有因為其他人的抱怨而改變想法。他的信心並非來自急躁與愚蠢的匹夫之勇,而是一個較具深度的根源,這個根源就是來自於哲學。哲學提供給蘇格拉底的信念足以讓他成為一個有理智、而非歇斯底里的人,並且讓他在面對不被認同的處境時深具信心。」

狄波頓作出如此的結論:「我們往往因為一句不友善的言辭,又或者諷刺性的評論,而感到難過,而忘了問自己那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這個惡毒的責難,究竟是奠基在什麼東西上?』」

「要擔憂的並不是有多少人反對我們,而是他們反對的理由有多充分。」

過去20年,我身邊不斷有朋友,因為一腔理想主義,而毅然從政,但在政海浮沉的結果,卻通常都是換回來一肚子的不忿。

從政容易動輒得咎

這也難怪,在香港從政,本來就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苦差,容易動輒得咎。傳媒都慣了從一個犬儒(cynical)、陰謀論以及民粹的角度,來看待你的一舉一動。如果你對報章的每一個標題,都那麼「上心」,從政的熱情和壯志很快便會消耗得一乾二淨。尤其是當網絡政治變得流行之後,情只有變得更糟,在那一個人人毋須負責的虛擬空間,批評更易變得野蠻和歇斯底里。

發現自己成了別人惡意針對的對象,殊不好受。我希望他們可以看看以上這本書,或許可令他們釋懷一點。

蘇格拉底死前曾預言,終究有一天,雅典會以他的方式來看待事物,結果真的如此。

狄波頓在篇末再如此說:

「這個故事鼓勵我們不要透過狹隘的陪審團其嘲弄眼光來詮釋自己不受歡迎的理由,五百名智識有限的人評斷了蘇格拉底,這些人依據的是非理性的懷疑……或許我們無法即時說服狹隘的陪審團以拯救自己,但我們可以藉由期盼後代子孫的評價得到撫慰。」

中國人亦有類似的智慧,就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想,如果把「文章」兩字換作「從政」,道理也未嘗不一樣。

2006年10月29日星期日

沙灘“狗”生員

這只狗我並不認識,但它看見我一個人游得水花飛濺,所以相當關心地來“巡視”了一番,以爲我有什麽意外。水性尚可的小弟於是和這位“沙灘救生員”開心地游了一個早上。
最後下來,我們變成了好朋友,它也不肯走呢(當然,和我手裏的香腸也有關係)。所以,有時候,想一想,和狗相處比起和人相處,真是要簡單,開心的多。難怪有西諺如是說:“All Dogs Go To Heaven”


2006年10月26日星期四

重新開張:我又回來了

我決定又搬回來了。
原因有二:

(一)Blogspot的服務,功能越來越好,我認爲,從一個使用消費者的角度來看,應該對它的這份努力有所獎勵。

(二)我發現,原來,中國大陸,臺灣,港澳都可以看到Blogspot的,這樣,以後我就不用Yam和Sina兩邊走了。

所以,我,又回來了。

創意萬歲

“徵婚者:廣西南寧人,作家,今年26歲。對應徵者相貌、年齡、家境均不限制。唯一條件,要閱讀小說《靈山》理解力達三成以上者方可“入圍”,“徵婚流程”包括:先閱讀《靈山》;再告訴他對此書的理解,特別注明“最好寫成文章”,如果“入圍”,兩人再進行進一步交流……”(摘自2006年8月9日《重慶晚報》)


難怪作家余華說自己最喜歡看報紙的社會新聞版,因爲很多現實中存在的離奇古怪,確是任何一位作家的豐富想象力也難以企及。

選老婆居然用上了高行健的《靈山》,不知是内地網民的嘩衆取寵,還是現代文藝青年的創意卓見。但不得不承認,今天的内地人,在很多事上確有不拘泥凡規俗例的勇氣:早前媒體報道,《無極》劇組毀林事件被列入北京市公務員招考申論題,另一新聞是,鑒於内地博客(Blog)文化興盛,身為嚴肅政府機關的公安廳也來“開博”,分享辦案經歷、更舉辦網上“警花”票選,網民點擊率一路高飃,變身“中國第一公安博客(http://blog.sina.com.cn/m/gongan)”!

今後内地面對的問題,當在如何有效規管,維護社會秩序的同時,又不至於抹殺寶貴的創意新苗。應該說,勇於突破規範、敢於嘗試創新,是社會繁榮發展的核心要素。其實,創意,又何止於文學、藝術、表演?看臺灣倒扁活動,從“靜坐試坐”到“靜默散步”,有創意的社會和接受創意的民衆,往往能博得局外人的會心一笑。

回到澳門,在這個連對“黃”、“賭”兩大中國傳統避忌也相當“包容”的社會,尺度看似開放,但事實上,從電影、音樂到商業廣告宣傳,從放煙花到叉燒飯,這個社會也實在交不出什麽有創意的答案。

所以,如果夠膽識的話,急需加快“行政司法改革步伐”的特區政府可以帶個好頭,像那位仁兄般照辦煮碗來一次全球公開徵聘:給應徵者一本澳門特區法律的中文譯本,看完後能理解七成或以上的,可以考慮聘他回來做法律專家。

談談澳門文學、市場化,以及文化政策

本地創作人對本地文學創作的弊端以及問題作出深切的叩問。本地“大博”-煲稀小脂的博客内,一連發表兩篇文章,就這個議題作出分析,也引來了本地相關創作人的熱烈討論:文學應不應沾染“銅臭”氣?金錢的介入,對文學,甚至所有的藝術創作,是會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還是會將創作拖入媚俗的“泥沼”?講文學創作,要不要談市場?文化政策在其中又發揮什麽樣的作用?

文學的意義

經濟當然會對包括文學在内的任何文化藝術產生影響。嚴格來說,經濟的影響,不應該直接發生在作品上面。這麽說吧:在花園裏,能種出美麗的花來,講求的,不但有天時地利,還要靠園丁的悉心照看、種子的健康優良,最後,還要參觀的人懂得去欣賞花兒的美麗。這一切,當然不是光有錢就可以。

但又試想:如果沒有錢,園丁每天開工想著自己發燒的兒子沒有錢看病,肥料只能選最便宜的冒牌貨,而除草、滅蟲的工作更是可免則免。雖然不排除這樣的環境之下也能偶爾掙扎出一、兩朵美麗的野花,但更多的,我們將面對一個荒蕪的花園。更吊詭的是,往往最黑暗的時代才能醖釀最偉大的作品,但是,這些偉大作品所希望帶領我們而去的,不正是一個快樂、平等、富足的社會嗎?

文學是一個永遠也走不到頭的“莫比烏斯環”嗎?文學的意義到底在哪裏?我們又到底是爲了什麽在這條路上冒著風雨荊棘前進呢?如果我們跳出文學的範圍,從更廣闊的層面來看這個問題:文學,其實並不單獨存在於社會。一個好的作家,也是從咿呀學語開始。在他寫出偉大作品之前,他也會被幼兒園老師教訓、在作文課上拿不及格,他會去逛市裏的書店、看電影院的電影和舞臺上的表演、被媒體新聞的觀點和立場影響並開始思考……其實,任何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或創作者,都是整個社會潛移默化的結果。

這也就說到澳門文學環境低迷的根本問題所在,我以爲,澳門缺乏的,不是一流的作家、一流的作品,澳門缺乏的,是能夠產生一流作家和作品的環境。

作家和作品是果,而不是因。

“市場”真的是“魔鬼”嗎?

一直以來,講“市場”總被某些岸崖自高的創作人視爲洪水猛獸。固然,“市場”被妖魔化是因其媚俗、淺薄的一面,但更多的卻還是在技術操作上的失敗,最明顯的,就是今天内地創作人在盲目“市場化”運作的理念下,就像拿著一把鋒利的小刀亂揮亂舞,不但傷害了觀衆,更傷害了自己文化傳統、人文精神的根本。

但是,他們做的不對,未必代表“市場機制”的不對。刀子劃破了自己,錯,並不在刀子本身。

健全市場機制的關鍵在於,它並非僅僅針對創作人而言,因爲,在一個良好市場機制後面,其實是一整條產業鏈。作家和作品,不過是龐大冰山露出的小小一角。

就以影視業為例,美國荷里活、韓國的相關業界可以花費幾年的時間、數以千百萬的資金,為的就是一絲不苟的創作,相比起内地和香港那可憐的製作費、對劇本的馬虎和不重視、講求“幾天拍一集”的效率,他們製造出來的電影和電視節目的不堪入目也就不是什麽新鮮事了。

再以《達芬奇密碼》作者丹‧布郎為例,他曾經提到,自己之所以能夠心無旁鷺專心撰寫《達芬奇密碼》,甚至數次往歐洲實地考察,是因爲出版社給了他四十萬美元版稅預付。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那時他還只是一個寂寂無名的作家,幾本小説的銷量也不過幾千本而已。但是,健全市場機制的能量就在這裡,大家都知道遊戲的規則,也都遵守遊戲的規則:作家負責創作、編輯負責挑選自己認爲有潛力的作品、出版社負責決定哪一個項目值得投資、律師負責將版權版稅事務整理的一清二楚、營銷專家負責如何將作品推廣給不同的讀者……大家各司其職,各盡專業本分。所以,盜版商不敢亂來,因爲他們知道律師一定會找上門,作家也可以放心創作,因爲他知道,只要寫出了好作品,就不至於三餐不繼。出版社老闆也敢作出投資,因爲他知道自己今天冒的風險,明天就有可能化成豐厚的利潤。

良好的文化產業的發展,絕不僅僅與創作人有關。對任何想發展創意產業的地方而言,一套法治、有序、公平的市場機制又怎可或缺?

市場機制對創作的影響

澳門創作環境的缺失固然有其多方原因,但我認爲,市場化機制的缺乏、僵硬官辦模式的主導,是令澳門從教育到媒體都是一潭死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拿演藝界來説,香港有詹瑞文、潘惠森一批創作人,創作如《東宮西宮》、《西九皇帝》等一批諷刺官僚政府、財團商家的作品,但爲什麽澳門連一部這類反省、批判社會現況的作品也沒有呢?究其原因,因爲所有本地藝團都或多或少在接受政府資助、外判的工作而生存。受人錢財,替人消災還來不及,怎還會去諷刺和批判?

很多人說,談創作不能講錢,這話卻要分兩頭:金錢,不應是創作的唯一目的,但是,優秀的創作卻絕對應該有所回報。還是那句話,如果澳門的文化人、媒體人、寫作人能夠在經濟上得以真正獨立,他們也就會説話、敢説話了。經濟的力量,在於它能夠營造出一個相對環境,在多方面向藝術工作者供給養分,比如報紙雜誌的專欄、寫作,以及一些freelance的工作機會。此外,也能夠間接讓許多潛在創作者棲身其中,比如很多作家就在書店、報館、雜誌社、學校等工作一邊維持生活一邊埋首創作。在澳門,這種自由而包容的環境實在太過缺乏。

成敗關鍵:文化政策

這就牽涉到更宏大的層面:文化政策。這絕對是應由政府主導的一項長遠戰略工作。文化政策的核心在於創造一個合適的文化生長環境,至於會長什麽出來,就要看文化創作人的本事了。所以,這裡面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但政府絕對有責任、有義務做這件事。

在“文化政策”這張考卷面前,澳門的成績可能還未算得上合格。今天,從政府到民間都在講“文化產業”,對文化政策的制定、討論、執行,文化產業的培育、誘導、規管該怎麽進行?都是今天澳門急需解決的大事。而首先要做的,是透過自下而上的方向、專業務實的研究,釐清澳門本身文化產業的優勢與定位。每個市民都該享有的“文化權”是否得到了切實的照顧?澳門市民們最想要的文化生活,究竟是什麽樣子?澳門是缺乏絢爛豪華的大型國際音樂劇,還是能讓市民安靜、懶洋洋躺坐著欣賞的小型精緻表演?澳門市民希望身邊不斷建起一座又一座巨型體育場舘,還是寧願要多些規模雖小,卻方便前往的設施完善、服務周到的社區活動中心?推行文化政策的第一步,就是要對這座城市,以及居住在這座城市裏的人進行全面的研究與了解。然後再按自身條件來選擇方向、分配資源、推出措施。

爲了看見明天的文化盛景,所有的人文“基建工程”其實早在昨天就已該著手進行,而在發展速度一日千里、以“文化旅遊”作爲城市品牌的澳門,實在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再讓我們浪費了。

回到原點:堅持,是創作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最後回到原點:“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創作者的義務就是創作,有外在的條件、環境推動,可以走的快些、順些,沒有外在的條件,也要堅持埋首創作,就象魯迅的名言:“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澳門的寫作人、戲劇人、音樂人、舞蹈者、視覺藝術人……不管現實條件如何,只要大家一起邁開腳、咬緊牙往前走,就對了。

因爲,雖然我們身後有五千年的文化後盾,但腳下的前路卻更加漫長。

“學店”:澳門高等教育的窮途末日

看來,眼下澳門的民辦教育是越來越“火”,不但民辦的科技大學收生數量追上了本地官辦高教的老牌子--澳門大學,現在又有新的民辦大學加入戰團:閩港合資的中聯國際敎育投資有限公司計劃在澳門建立一所私立綜合性大學,日前,中聯辦宣傳文化部部長劉曉航表示,“澳門每年的高中畢業生數量有限,所以若要發展高等敎育事業,只有面向內地”,他舉例,“澳門民辦的澳門科技大學現有學生六千多名,超過了澳門大學,但一半以上的學生是內地生。”

根據澳門高教辦公佈消息,截至2005年,澳門共有10所高等院校,其中4所公立,6所私立,共提供252個各類課程,其他外地高教機構2005年也在澳門開辦了31個(48班)高等教育課程。2004/2005學年,高等教育課程註冊學生共26,324人。

而擁有600萬人口的香港,包括職業訓練學院,書院在内,總共也只不過是23所高等院校。包括:8間法定大學,2間法定學院,3間註冊專上學院,2間職業訓練局院校,8間一般院校。

兩相比較,我們不禁要問:在澳門,辦大學就真的那麽賺錢嗎?

香港的富豪李嘉誠,多年來傾心投入教育事業,他前前後後在自己的心血--汕頭大學上投入了數十億資金,更比為自己的“第三個兒子”,可見,辦教育,從來就是一個講求付出,不計回報的社會功業。但在連一家電視臺也養不活的澳門小城,倒是學院開了一家有一家,商人是精明的,虧本的事情他們絕對不會做。而就算澳門在人/(大學)校比已經超過香港5倍之多的情況下,還有商人覺得“有的賺”而來大展拳腳,這裡面到底有什麽玄機呢?

本地專欄作家撰文點出了這裡面的玄妙之處(華僑報:你能明白我的憂慮嗎?多嘴魚,神仙草)依我來看,這裏面的確是大有學問呢。

中國的高教問題千瘡百孔,早前有丘成桐教授抨擊内地學術界的腐敗黑暗,中國高教界的領軍人—北大、清華也晚節不保,其他的,就更不用説了。早前内地“鄭州大學生暴動”事件就可以說是對中國教育部門監管民辦教育的一個警號,内地人口多、競爭大,加上中國人傳統上都覺得讀大學是擺脫貧困,躋身上游社會的途徑,因此,各地學校在紛紛“市場化”運作的大勢下,瞄準學生和家長的這種心態,大發“學位財”。
2006年中國高校畢業生總數為431萬,預計到2009年將接近600萬。據中國人事專家的推算,由於就業人數的持續增加,勞動力總量供大於求的狀況將長期存在。可以預見,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在内地比比皆是,而如果他們能靠花些錢,來澳門讀個什麽“碩士”學位,還可以找一份工作,賺了錢不算,還有一個“特區”學位傍身,運氣再好些的,説不定就能從此在澳門留下來,何樂而不爲?

就讓我們以科技大學為例來算算這筆賬:學費7-10萬不等的碩士課程,除以兩年的修讀期,平均每月的成本也只不過3-4千左右(這裡還沒有包括走《勞工法》空隙的其他雇主,可能他們願意為員工承擔這筆費用,只求繞過《外勞法》的規管),要知道,算作較低收入的澳門整體平均工資也有5-6千元呢。

澳門政府在《規範聘用外地僱員的原則》法案和《規範聘用外地僱員規章》徵詢意見稿規定,「政府可透過行政法規訂定有別於聘用外地僱員一般制度所載者的條件,以許可及規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等教育機構就讀的非本地居民提供工作。」若這政策實施,意味著澳門就業市場正式為在澳就讀的外地生開放。

我絕對歡迎澳門勞工市場對優質的外地人才開放,但這個過程,一定要有序、公平、透明的進行。而不是犧牲澳門高教事業的健康、持續發展,淪爲一間間只知道賺錢的學店。爲什麽澳門不去研究自己的人才移民法案,完善專業技術人才引進、規管的制度?爲什麽不向香港“優才輸入計劃”學習,向内地光明正大的招徠優秀的人才?

現在這種偷偷摸摸,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手法,的確無法不讓我們起疑心:政府在這件事上的取向與做法,大有利用公共資源來為本地民辦學校的生意來“保駕護航”的味道,讓民衆對政府施政的“以澳門社會福利為依歸”的原則,又劃上了幾個大大的問號。

劉部長擔心今後澳門高等敎育要進一步發展,除了繼續提高本身的質素外,生源是其中一個主要問題,但我卻覺得大可不必,只要政府這麽積極“配合”,能以來澳讀書的幌子行外勞工作之實,面向幅員遼闊的内地之後,生源,絕對不是問題。

真正該擔心的,倒是澳門“教育產業”這塊隨時給砸個稀巴爛的招牌啊!

轉貼:六百萬是多少? (茹國烈,香港)


引用來源:給城市寫信 letters to the city


1998年,美國田納西州一個叫 Whitwell 的小鎮上的中學,開始了一個叫萬字夾(曲別針/迴紋針)計劃的學習計劃.原意是第8級的老師想藉著叫同學了解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大屠殺 (holocaust)的歷史,探討種族多元和包容的概念.同學們開始看有關的書,看錄影帶,上互聯網找資料,知道納粹德國共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在討論當中,有一位同學問:六百萬其實是多少?


Whitwell是一個只有1600人口的小鎮,全鎮小得只有兩支交通燈.傳統上,這區是美國南方保守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大本營,鎮上絕大多數是基督教白人,沒有猶太人,沒有天主教徒.學生對世界的認識甚少.附近的煤礦式微後,Whitwell 已變成一個經濟破落的小鎮.就是因為這些原因,學校很積極推動這個學習計劃.他們計劃收集六百萬只萬字夾,以紀念死難者.選擇萬字夾的原因是,在二次大戰期間,挪威人曾把萬字夾別在襟前,作為反抗的象徵.


開始時,他們寫信向名人,公司和朋友募捐,反應一般.終戰五十多年後,納粹大屠殺對今天的一代,已成為一件遙遠的事情,怎樣告訴今天的年輕人大屠殺是甚麼一回事,是一個難題.直至2001年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報導,令這個小小的計劃引起了愈來愈大的回響……


這班中學生的單純願望,顯然觸動了很多人,回信的有美國總統,電影明星等等.包裹和信從世界各地飛來,有些萬字夾是整箱整箱寄來的,也有只寄來一個的.有人寄來十多個萬字夾,連著一封信,紀念每一個死去的親人,有一班德國中學生,寄來一個皮箱,裡面每人寫了一封寫給安尼.法蘭克的信,請求她的原諒.還有一班大屠殺生還者,六七十歲的老人,知道了這個計劃,專程到Whitwell探訪這班中學生.這是這班中學生第一次接觸計劃的主角--猶太人.


同學們留下每一封信,每一個信封,分門別類建立檔案.每一年升上第八級的的同學,都會接手計續這個計劃.到了2001年底,他們已收到二千七百萬只萬字夾. 怎麼辦?他們決定建立一個永久的大屠殺紀念館.得到很多人的幫助,他們從德國一個火車博物館,找來一輛曾經運送猶太人都集中營的牲口火車卡,把它改成一個紀念館,把一千一百萬個萬字夾放進去.(一千一百萬包括六百萬猶太人和五百萬吉卜賽人,同性戀者,和其它受害者),連同整個計劃的來龍去脈,讓人參觀.永久放在學校操場.


直到今天,這個計劃仍然繼續(學校已呼籲公眾不要再寄萬字夾了),還衍生了紀錄片,書和藝術品,到2005年,Whitwell中學已收集了五千萬個萬字夾.紀念館仍然開放,並由學生負責講解.


紀錄片DVD在香港買得到,看得我眼濕濕.任何關心教育的人,都應看看這片,我們這幾年常常說通識,說project learning,全都在這小小的萬字夾裡.


這幾星期,我都在開有關西九的會,每次談到「香港有甚麼值得給人看」,我都特別氣餒,然後,我總想到這paperclips project.原來,意義是人自己創造出來的.田納西州這小鎮與納粹大屠殺有何關係?沒有!這個紀念館有甚麼理由要在這裡發生?沒有!只因為這些平凡的人,他們的信念和努力,把意義創造了出來.


我想,這計劃應不算文化產業,創造不了多少經濟和旅遊收益,但這計劃肯定建立了這小鎮的文化,建立了小鎮的價值觀和信念.這肯定是文化.

而文化,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不是嗎?

《亞洲時報》: 澳門博彩業輝煌背後,中國經濟安全亮紅燈

撰文 方德豪,2006/09/06, 週三

隨著澳門開放賭權,這個在中國境內唯一一個可以公開合法經營博彩業的前葡萄牙殖民地也經歷了一次“開放改革”。澳門特區政府樂觀地估計,2006年的博彩稅高達165億澳門元,更有專家認為,澳門賭場的收入有望超出俗稱TheStrip的拉斯維加斯大道。但必須指出,澳門賭客人數大約只及拉斯維加斯的一半;因此,在澳門博彩業輝煌的背後,隱藏的卻是中國經濟安全的紅燈。

澳門於2001年開放賭權後,引入數家外商,當地賭業開始進入新的戰國時代。由有“拉斯維加斯之父”稱號的SteveWynn(史提芬.韋恩)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的澳門永利度假村在已橫越太平洋登陸澳門,該集團的永利渡假村的旗艦酒店“永利澳門”於9月6日午夜開幕。

從表面看,美式經營手法的到臨,確實是讓澳門博彩業的包裝和市場推廣經歷了一次“大躍進”。據香港《蘋果日報》8月23日報道,“SteveWynn為人講求品味,連邀請嘉賓出席開幕晚會的請柬,同樣別緻過人,請柬用一個刻有其個人簽名的精美皮盒,盛載小盆鮮花,派員送給邀約的嘉賓”。“酒店前面的大型音樂噴泉,在充滿熱帶風情的花木襯托下,不時飛舞扭動,與豎立不遠處的9月6日開幕廣告牌互相呼應”。
永利渡假村來頭不少,其競爭對手、也是來自美國的金沙集團也不敢怠慢;該集團的新賭場“百樂坊”已於8月22日啟業。該集團現共提供740張賭桌,成為全球最大的娛樂場。

在未來12個月,連永利在內,可能還有六家新賭場開幕,讓澳門的賭桌數目增加超過二千張。在上次美資金沙於澳門開業後,兩年來當地博彩收入平均都有四成五的增長,因此,這次永利以及其他新賭場的加入戰團,讓外界對澳門賭業的增長充滿憧憬。

據業內分析員估計,澳門去年的訪客大約為180萬人次,相對拉斯維加斯的380多萬人次而言,中國賭城的訪客流量不及美國賭城的一半;可是,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澳門賭場去年的收入達到56億美元,拉斯維加斯賭場的收入為60億美元。今年和明年澳門多家賭場開業,以此推測,澳門賭場收入應可超過拉斯維加斯大道賭場收入。不過,據估計,澳門要追上超過整個“大拉斯維加斯”地區所在的克拉克縣(Clark County),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澳門現在的賭桌數量不到拉斯維加斯一半,而吃角子老虎機數量也只有拉斯維加斯6%,而在人流量而言,澳門也不及拉斯維加斯的一半;可是,現時兩地收入水平已幾乎扯平。這說明在澳門的賭客的數額可能遠超美國,而澳門的賭客,不少來自中國。這中間,就是涉及了中國的經濟安全問題。

2006年8月17日中國發改委宣布,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為1700美元,作爲一個比較,美國在2006年3月的人均國民收入是27800美元。專家估計,中國人均收入最快也要25年後才能趕上美國。可是,在現階段中國賭客的開支,已超出了美國賭客的消費水平。

只要用簡單的或然率計算一下,不難發現在賭場娛樂時,贏錢機會最大的一定是莊家或賭場。可是,來自中國的賭客,卻依然豪氣十足。這背後可能有幾個可能:一是中國賭客教育水平較差,不明白何謂或然率;二是中國賭客的錢得來容易,甚至是貪來或公家的錢,他們認定這些錢“不是自己的”,即使輸光也毫不在意;三是中國賭客旨在利用賭場“洗黑錢”。
《中國新聞週刊》2005年3月15日一期曾引述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提供的一項數據指出,中國每年由於賭博而流到境外的賭資金額高達600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2003年中國福彩、體彩發行總額的15倍,也幾乎等同於2004年中國旅遊業的總收入。

從2003年5月,中國開展一項打擊出境賭博的“利劍行動”,更加明確地禁止黨政領導幹部、國家公職人員、國有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出境賭博。不過,之後一些好賭的黨政領導幹部雖不敢貿然出境,但也在網路賭博方面找到“出路”。從澳門博彩業近兩年的輝煌成就看,中國黨政領導幹部、國家公職人員、國有企事業單位負責人自己不能出境賭博,但他們可能都找到代理人為其効勞。

在中國總理溫家寶的主導下,中央一直希望把珠海橫琴島交由澳門特區管理,發展一個面向葡語國家的工業加工區,希望扶持澳門不再單一依靠博彩業,但有關構思因為可能影響到地方官員政績,一直遇到地方的阻力,而中國和澳門的經濟安全,就這樣給成為地方諸侯政績工程的犧牲品。
(引用來源: 《亞洲時報》 )

附錄:曾參與豪賭的中國下馬貪官:

金鑒培:原湖北省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因挪用公款於2001年被判處死刑。他在賭場上每筆賭注七八百萬港元是家常便飯,兩年內揮霍公款高達1.4億港元。
藍甫:原廈門市副市長,因鉅額受賄被判死緩。藍曾趁工作之機到澳門豪賭,一天輸掉350萬元人民幣。
龍錫坤:原廣東省順德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因挪用巨額公款於澳門豪賭,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5年。
牛和恩:原廣東省交通廳廳長。2003年7月,廣東省紀委開除其黨籍,後被判刑。牛涉嫌多次參與賭博,1999年至2001年間多次到廣州和澳門過賭癮。
梁柏楠:原廣州市番禺區委書記、區政協主席,2003年底被“雙規”。他曾在澳門賭輸被扣,只好叫貼身下屬、某港口公司總經理陳某帶20萬元港幣將其贖回。
張宗海:原重慶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副省級幹部,2004年6月被“雙規”。張等人共動用公款兩億多元人民幣,在澳門葡京賭場輸掉1億多元。
馬向東:原瀋陽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他夥同原瀋陽市財政局局長李經芳和原瀋陽市建委主任寧先傑,兩年半時間內去澳門狂賭17次,曾3天輸掉上千萬元人民幣。

給十年後的我

你(我)看到這些文字的時候,已是十年之後。

如果你(我)在此刻回顧過去,審視曾經擺在自己面前的這麽一個起點;如果你(我)像在讀一個已經爛熟的歷史故事,看著情節像軌道列車一樣滑進月臺,不知道那時候的你,會不會怪責現在的我?

因此,我首先要做的,是向你解釋一些事情,或者,動機,希望你知道,十年前的你(我)之所以這麽做(起碼在當時來看)還是有自己的道理。

人生短暫如白駒過隙,我相信,在人到了只能靠回憶來打發時間的時候,經常感到後悔的,往往不是自己當初做了什麽,而是自己當初沒有做什麽:沒有去參加那次旅行、沒有轉換那份工作、沒有去讀那個課程、沒有去認識那個朋友……人生的奇妙豐富,也許不在銀行賬戶裏跳動的數字,而是每一個“如果”可能帶來的驚喜和契機,因此,爲了十年後的你不會有太多這樣的遺憾,十年前的我會盡量接受每一次轉變的挑戰。所以,如果十年後的你發現自己仍在兜兜轉轉、不太如意的話,請原諒十年前的自己的衝動和任性。

搜腸刮肚,我突然發現,我對你,卻沒有什麽話要說,此刻在我腦子裏盤來旋去的,是一個又一個的問題,數不清的問題,給十年後的你:

你還在寫作嗎?
有沒有寫出好的作品?
有沒有受讀者歡迎?
能不能靠自己的作品維生?
你想去英國讀的學位,去成了嗎?
一直想去的西藏,去成了嗎?
還有想環游世界的願望呢?
十年後的你,還住在澳門嗎?
那時的澳門,是一個你真正喜歡的地方,還是爲了謀生不得已而居之的城市?
你還對澳門人、澳門社會夾雜著希望與失望嗎?
對了,你應該已經結了婚、生了小孩吧?
小孩乖不乖?父母身體好不好?
最後,你有沒有向現實低頭,收斂起傲氣和理想,乖乖地做社會機器裏的一個小小螺絲釘呢?

不過,其實,我最想問的,只有這一個問題:

你一直在買的那一注六合彩,十年來,究竟有沒有中過?

《文道‧聞道》

(好文共賞:摘自http://manfaiw.blogspot.com/

古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說的是大道難求,一旦求得,雖朝聞,夕可死。

今天聽了兩場梁文道演講兼做了一次訪問後,雖不至於夕死可矣,但對我這個梁文道粉絲來說,可謂 “聞道”矣。跟梁文道接觸,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率真,清輝朗月一般,毫不造作扭捏。再聽他的講座,你會恨上天為什麼給了他那麼淵博的學識、那麼條理的邏輯、那麼便給的口才。

比如今早聽他談圖書館建設,他一上來便引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巴別圖書館》(The Library of Babel),談讀書人的理想圖書館,繼而引出在電子化時代為什麼需要圖書館的論題。他最深得我心的一個觀點是他說到圖書館是一個 “冒險”活動,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在重重疊疊的書架森林中會碰到什麼好玩的書。這真是個書癡的體己話。凡是迷戀過圖書館、視圖書館為家的人都會有梁文道所說的這種經驗的,就是圖書館也可以像一間大型購物商場般拿來逛的,而且同樣會有不停的驚喜發現。這種逛圖書館活動,就是你不專為某本書而去,而是去 “瀏覽”一下圖書館裡究竟都藏了些什麼書。你一列一列地看,一類一類地看,看完歷史看哲學,看完文學看美術,看完醫學看法律,你會驚訝地發現無數有趣的書名與題材。 “逛”過圖書館,尤其是大圖書館的人,永遠會是個謙卑的人,因為他知道什麼叫書海無涯;同樣地,他永遠會是個讀書很雜的人,因為他知道這世界有趣的題材太多了。

梁文道以 “冒險”來論證現實圖書館是電腦虛擬圖書館無法取替,他讓我回憶起大學時徜徉書架樂趣的同時,也讓我明白為什麼澳門的公立圖書館那麼讓我失望——因為這些圖書館絲毫不能讓人感到在書山文海尋幽覽勝的 “冒險”樂趣。澳門的公立圖書館只會令書癡自我膨脹,因為那些藏書還不及私人的精彩。

下午聽梁文道講閱讀,更是妙趣橫生。從我的角度看,梁文道之道在於他不將閱讀看得太神聖。閱讀是必要的,但做了閱讀這個行為,不代表閱讀者就是高人一等或勝人一籌。在他而言,愛美女士讀一本高級時裝雜誌跟大學生讀一本黑格爾是同等份量的。這對我不啻是個當頭棒喝。雖然我從不認為自己讀了些書就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我堅持認為真正的讀書人應該要讀些 “正經書”的,而這些正經書,當然必須是文史哲之類的巨著了。梁文道卻認為閱讀是平常事,無需故作姿態,更無需大驚小怪,以平常心待之就是了。

從梁文道對閱讀的態度,可見梁文道的為人,就是不故作姿態,一切以平常心待之。書展講座之後,我有幸跟他做了個訪問。我第一個問題就問他︰作為文化明星,他怎麼看待自己?梁文道直言他不會否認自己因為經常在電視媒體出現而成為文化明星;他在坦然接受這個身份的同時,更珍惜這個身份︰因為他認為自己有別人沒有的優勢,於是更必須利用這個優勢回饋大眾。 “文化明星”這個身份給梁文道的,不止是光環,還有他對社會的承擔。

這個下午,我們談了許多公共知識份子的話題,談得我心花怒放。我認為梁文道是廿一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新典範,其意義在於他將傳統知識份子岸崖自高的架子放下,認定自己的文化使命與目標,然後一步一步地通過各種各樣可資利用的渠道去推銷甚至 “偷運”自己的理念。他可以很草根,也可以很學術;他可以很滑頭,也可以很嚴肅。最要緊的是,他只認目標,不管手段;可用則用,不可用則另謀他法。他是個靈活多變的現代媒體人,而不是迂腐守舊的頑固派。他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知識份子的使命,不拔高,不自貶,不急進,不退縮,做可以做的事,盡可以盡的力。他信理想,存希望,願以滴水穿石的耐性來等待理想的實現。

這是一個全新的知識份子態度。

晚清以還,中國知識份子雖有救國之情,但均失諸急進,陳義太高;有慷慨捨身的膽量,卻無漸進慢改的雅量。於是,急進引來挫敗,挫敗招致頹喪;頹喪走幻滅;幻滅終成墮落。我覺得,文化大革命便是這種墮落最極端的表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曾經有過 “革命還是改良”的文化論爭。很顯然,梁文道是相信改良的。他不追求一夜之間翻天覆地的革命,而相信細水長流文化的感染力。聽他說公共知識份子的鬥爭策略,我彷彿在上課,也在反思自己這幾年的所想所為。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受五四一代知識份子所影響的迂腐,更不得不認為是改變心態的時候。

這一篇東西寫得亂七八糟,因為我今天實在興奮。我只想記下這興奮中的一點思考與回憶。大學之後,我已很久很久沒有這種知識的震撼與衝勁。梁文道給我的,或許不止是聞道,還有力道。

posted by 小脂 at 8/13/2006

龍應台:注視一個古都的蛻變 我看北京奧運

摘自:香港,明報 / 世紀‧Critics2006-07-31 及 08-01

前進 2008

如果說,台灣人這幾年來每天看到的、讀到的新聞,全是藍綠陣營的對決、總統親信的弄權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算計,那麼申奧成功之後,中國大陸人每天看到的、讀到的新聞,卻是這一類的:

———為了迎接2008年的奧運,1215公頃的土地將被闢為奧林匹克中心,其中奧運村將容納將近20,000名運動選手和各國官員。760公頃的土地將化身為城市的森林公園。

———在08年之前,120億美元要用來改善北京市的空氣和水的品質,200億美元要花在交通系統的改善。

———首都機場正進行擴建,到08年周流量將達到6000萬人次。

———到08年,軌道交通預計將由現在的114公里增加到200公里左右;同時,北京市還在加快市區內快速交通線的建設。目前,市區快速通車里程達到320公里,已經完成快速路網規劃的80%以上。

———奧運會開幕前,北京地鐵一號線全部120輛新車將投入運行。新車均為不鏽鋼車體,車廂內有移動電視系統,採用德國及英國防火標準,同時設置了殘疾人輪椅渡板及盲道,為殘奧會的順利進行做好了準備。

———06年北京市污水處理率達到80%。同時在目前已建成的盧溝橋、清河等9座污水處理廠的基礎上,五里坨等5座污水處理廠也在建設中。預計到08年,北京污水處理率將達到90%以上。

———預計觀光客會有1000萬人次,北京方面將為即將到來的大量旅客提供高質量的住宿。2006年4月底,北京星級飯店已躍升至658家,其中五星級飯店37家,四星級飯店83家,三星級飯店224家。

———北京去年已對20個景區完成停車場、售票房、商亭、銀行刷卡機354個與120個廁所的建設,也將請國內外專家,翻譯北京主要旅遊景區的英語標識。

———參加08年北京奧運會的外國遊客將不用擔心語言障礙、道路陌生、生活不便,因為德國科學家正在研製新型人工智能手機,讓來到北京的外國遊客不僅不會迷路,還能享受最快捷的信息服務。譬如要去的地點,用外文鍵入手機,就立即會有中文顯現。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近日表示,北京已經開展影響奧運舉辦的重大衛生防疫風險評估,其中就包括食品安全的評估,到今年第3季度可以完成。

———據預測,奧運會期間,各國代表團和工作人員將達到近25萬人,供餐超過1300萬份,因此奧運期間總共需要5000噸蔬菜的供給量。北京市農林科學院蔬菜研究中心已經列出了奧運會期間運動員需要的蔬菜種類名單。針對有些蔬菜品種北京沒有或很少的情况,已經開始着手進行蔬菜的引種和篩選工作,重點引進南美和西亞的蔬菜品種,在指定的北京郊區依氣候和海拔進行培育。

———新建場館完成主體結構,改擴建場館和臨建場館加快建設,奧林匹克公園形成整體景觀輪廓。推進軌道交通建設,實施交通疏堵工程。支援城鄉電網改造,加快燃氣熱電廠、天然氣管線建設。整治80個破舊社區,新建和改建公廁1445座,建設100條特色園林大街。

———北京已組織了電視轉播組織。奧運時,會有4000多名記者從事電視轉播,60多輛轉播車,1000架攝像機在不同的場館,共10個頻道24小時開播。估計全球有4億人觀看比賽。奧運會有21,600個註冊記者,10,000名非註冊記者透過旅遊簽證進入中國。北京正在成立「媒體運行部」,負責應對全球媒體的需求。

350與0.8億的現實

因為行政不透明,中國為籌備奧運究竟會花多少錢,沒有人真正知道。流行的一種「說法」是350億美金———事實上可能更多,而其中的大部分,其實是投資於北京城市的基礎建設。350億美金,到底是多大呢?這麼說,香港政府年度預算大約是300億美金,新加坡一年大約是190億美金,台北市一年的總預算,是50億美金。中華民國政府年度總預算大約是530億美金,其中的國家體育預算大約是0.8億美金。台灣的謝長廷要競選台北市長,提出的願景之一就是要爭取在2020年由台北市來主辦奧運。他可能不知道350億美金這個數字,也忽略了04年雅典就花了120億美金在奧運上;希臘預計接下來的年度國家財政赤字會超過GDP的3%,16天的光榮奧運謝幕之後,可能是10年的債務。

在謝長廷宣布他的2020「台北申奧」願景的同一天,原來一直在爭取奧運主辦權的莫斯科市長,宣布放棄申奧。在記者會上,他說,「讓我們面對現實吧,我們一點機會都沒有的!」

文化的深層轉型

16天的奧運只是一個大家都懂的便捷理由,北京的城市改造才是真正的現實。中國所激情擁抱的「不容置疑的信仰」,是「現代化」。到2008,那「花棚魚池院落」、「胡同深處人家」慵懶而從容的北京將徹底而永遠地消失,取代的是個性張揚的西方現代建築,是密佈的交通網路,是完整的污水處理系統,是進步的電子服務技術,是與國際接軌的觀光設施。別的城市花了100年的時間逐漸「長」出來的基礎建設,北京以劇烈的手段在10年內完成。

如果實地去檢驗這些「劇烈」完成的現代化產品,可能會發現無數的裂縫和缺陷,深刻的矛盾和不安──大建設的陰影裏有深不見底的貪腐,有被踐踏蹂躪的人權,有匪夷所思的浪費,有功能完全失效的硬體和軟體之間的扞格等等,但是,我們可能同樣不能忽視的是,這個社會正在做重大轉型:透過科技的引進,他在學習現代的城市管理;透過與國際的密切接觸,他在拓展自己的眼界;為了贏得國際的尊敬,他必須謹守某些價值和規範;為了讓世界理解他,他不得不先去理解世界。在做這些努力的過程裏,他自己的氣質,已經改變了。

奧運只有16天,但是籌備奧運的10年,是一個重大的分水嶺,北京不再可能自外於國際的價值體系和秩序,而且一旦深入國際的價值體系和秩序中,北京將來也可能發揮另一種前所未有的文明能量。這樣的北京,我們不能不去刷掉所有從前的印象,重新認識。

對現代的迷信

也許感受到了台灣人民的鬱卒,台灣的陳水扁說,要送20個10歲以上的小朋友到巴西進足球學校,每年提供每人10,000美金,然後他們就可以打進2018年的世界杯足球賽了。

北京在「崛起」,是的,全世界都在屏息注目。但是,我們可以向「北京經驗」學習的,是主辦奧運和培養明星嗎?

紫禁城對面,已經有一個被稱為「大水母」的建築站在那兒,睥睨着默不作聲的800年的北京歷史。那是北京大劇院。

意大利的建築師,在競標北京大劇院落榜之後,酸酸地說:「我以為,為北京這樣有歷史的古城設計劇院,常識告訴我,這新建築一定要和古城的歷史氛圍相和諧,中國傳統的元素一定要融進新建築裏去。沒想到,得標的是這樣一個東西,簡直就像從火星掉下來了。我才知道,原來,中國人其實是希望和自己的傳統一刀兩斷的。我完全想錯了。」言下之意,「火星建築」──誰不會呢?

和「大水母」競爭佔有北京天空的,還有「大師級」建築師庫哈思所設計的中央電視台。那是鋼鐵和玻璃挑戰極限的作品,建築體以反抗邏輯的姿態扭轉向上,以自身的特異做現代的宣示。和庫哈斯一樣來自荷蘭現居美國的知名評論家卜若馬(IanBuruma)對庫哈斯有嚴厲的批評。

卜若馬說,這麼走極端個人主義的設計,完全無視於環境的歷史和當地居民的傳統美學的設計,庫哈斯應該完全清楚,沒有任何一個西方社區會容許他這麼做。中國會容許,是因為那是一個集權政府,民間沒有反對聲音,而且集權政府剛好有錢,又極端崇拜所謂「現代」,使得代表「現代」的庫哈斯可以把中國的土地當作個人藝術的實驗場,恣意馳騁,無所顧忌。言下之意,庫哈斯趁人之「危」,不道德。

全球的建築師,都湧到中國來了。一個紐約建築師說,他在中國,短短兩年內所設計的摩天大廈幢數,是他在美國一輩子加起來也不可能有的。「中國的摩天大樓,」他說,「簡直像野草,滿地長。」

80億的「視覺效果」

瑞士建築師所設計可以容下九萬人的國家體育場,奧運開幕儀式的主要場館,因為形狀而被稱為「鳥巢」,預定的造價是人民幣三十八億元。在學者的批評聲中,降低到三十一億,一張座椅的造價是四萬五千元人民幣。五棵松籃球館的設計,為了突出所謂「視覺效果」,要在場館外牆上製作十層樓高的大屏幕。籃球館估算的造價是十億人民幣,一旦動工就發現,單單是這豪華屏幕本身就要用掉二十億。游泳館「水立方」的設計更是離奇。澳洲設計,建築外型要用一種中國無法生產的特殊材料,ETFE(乙烯四氟乙烯聚合物)薄膜,總面積十二萬平方公尺的ETFE氣枕造價至少兩億五千萬人民幣,占了「水立方」總經費的百分之三十。

一種「集權美學」

人們說,眼前正在進行的北京城改造,是中國繼建築長城以來最昂貴、最龐大的工程。奧運工程,跟「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萬里長城來比?太突兀了吧?

但是我看見其中的關聯。古城首都的改造,是何等大事,然而一棟一棟光怪陸離的建築,以「現代」之名,可以完全忽略建築與周邊人文環境的有機關係,是因為「周邊環境」的居民,以及關心「周邊環境」的專家學者,在決策上毫無影響。建築工程的預算如此龐大而且如此沒心沒肺的「任性」和奢華,是因為決策不透明,預算不公開,監督不存在。以一場十六天的運動會為理由,可以傾舉國之力投注其中,犧牲其他的百廢待舉項目,是因為,「國家」的概念凌駕於其他價值。這舉國之力的投入,其收益如何、成本如何,是否符合社會長遠利益,是否犧牲某些族群某些階級的權利,不見質疑和檢討,是因為,中國還是一個不容許對根本決策質疑和檢討的國家。

十六天的奧運之後,奧運場館是否逐漸變成養蚊子的廢墟?不變廢墟,要多大的電力人力財力,才能維持運轉?營運的專業人才,從哪裡來?追蹤考核督導,以及責任的追究,可能沒有人做,因為,沒有制衡,就沒有逃不掉的責任。如果這樣來看,奧運工程和萬里長城背後的「集權美學」精神倒是一致的。

金牌,還是學校?

民間的質疑,不是沒有。一篇網路文章,不脛而走。「奧運金牌的陷阱」作者用這樣的公式來算成本:○四年雅典奧運中國贏得三十二面金牌。金牌是用多少錢堆出來的?一九九八年漢城主辦奧運時,中國體育總局的年度預算是十億人民幣,一九九二年參加巴塞隆納奧運會時,這筆預算增到三十億。二○○○年雪梨主辦時,預算增到五十億。以此類推,雅典奧運會備戰四年,中國就要花費兩百億元。最後得到三十二面金牌,那麼每一面金牌就是大約用七億元換來的,「這是世界上最昂貴的金牌。」

作者質問:「海內外華人發起了『希望工程』捐款活動,幫助貧困地區修建『希望小學』。為失學兒童修建一所希望小學的費用不過二十萬元左右,而奪取一枚奧運金牌的成本則要七億元,用這筆錢可建造三千五百所希望小學。如果按每所小學一百人計算,建造三千五百所小學,就能挽救三十五萬個兒童避免成為文盲。如果把備戰雅典奧運會的兩百億元用來辦教育,能夠修建十萬所希望小學,可以讓一千萬個失學兒童上學讀書。假如你坐在領導人的位置上支配這兩百億元,你是選擇奪取三十枚奧運金牌,還是選擇讓一千萬個失學兒童上學讀書呢?」

這個計算的公式當然破綻百出,但是它所提出的問題,卻真實無比。中國的三十二面金牌是怎麼來的?花什麼樣的代價來的?到今天為止,中國的體育制度還是共產國家計畫經濟由上往下貫徹的菁英集中營培訓方式。國家以納稅人的錢,辦理各層體校,投入大量金錢。幾乎所有賽事的得獎者,都來自這個體系。

雅典奧運最閃爍的明星,男子一一○米欄的冠軍劉翔,是怎麼培養的?有一整套的科技器材和專業人員負責記錄、分析他的每一場比賽。一套分析軟體就是三萬元人民幣。訓練人員、分析人員、營養師、出國經費,器材消耗……等等,一個劉翔,大概就是幾百個幾千個「希望小學」的經費。

宣揚國威,還是全民體育?

相對於中國這套所謂「舉國體制」,傾全國之力培養少數菁英的體育制度,西方國家和日本的選手,卻來自全民體育的基礎上。推動全民體育的模範生,是德國,也是日本的仿效對象。德國有將近九萬個運動協會,兩千七百萬個會員,百分之七十的十四歲以上的德國人在自己所屬的運動協會裡終身運動。各形各色的運動協會全屬民間組織,行政和教練,都是志工。以最受歡迎的足球來說,德國有兩萬六千個足球俱樂部,十七萬個足球隊,六百萬個足球會員,從三歲到老年。每一個村子都有游泳池、足球場、體育館、溜冰場等等,對全民開放。

也就是說,美國、德國、日本這些國家的金牌,在有些項目,譬如籃球,是自由市場的運作,大部分卻是全民體育的結果展現。中國的情況是相反的。運動場館很多,但不對全民開放,只供特定少數人使用。體育預算驚人,但不用在國民體育上,只在培養極少數的得獎明星。西方國家競技是為了鼓勵自己國內的全民體育,培養國民體魄;中國競技是為了對外宣揚國威,國民體魄的健全則似乎根本不在思維之內。

真正值得注視的全面的基礎建設,是一種物質文明,但是物質文明會影響精神文明。在菜市場裡隨地吐痰的人,到了潔淨光亮、現代感十足的地鐵站裡,他就不會吐痰。那長期浸淫於權力的官員,跟世界接觸多了之後,他會醒悟到自己的粗暴。辦一次奧運,與全球握手、對話,北京人會經過一次震撼的文化和文明洗禮。我們可以為北京高興,高興這個城市在幾十年的政治劫難後重新出發,平視國際;我們可以為北京祝福,祝福北京從奧運的籌備裡真正學習到「以人為本」的深刻意涵;我們也可以期待,期待一個更文明、更理性、更開闊、更體貼細緻的北京優雅而從容地走進國際社區。

台灣人從北京籌辦奧運這件事情可以學到的,是中國人面對全球的視野和氣魄,是他做事態度的專心和執著,是他對基礎建設的認真和全面,但是,對不起,絕不是申辦二○二○奧運,或是送二十個孩子到巴西去踢足球。那「萬里長城」美學,正是台灣所不要的。在這個層面,反倒是台灣的小,台灣的土,台灣的以草根庶民為重,值得宏大的北京細細思索。

二○○六‧七‧二十四於台北

要高潮,還是要民主?




自恃“靚女”,又聰明(康乃爾學士、密西根法學士),她盡情盡性地以罵“上位”: 她罵克林頓“從阿肯色州一路手淫到白宮”;她罵踩地雷而截肢的越戰老兵“活該,就是你們害美國輸掉越戰”;她崇拜製造白色恐怖的麥卡錫;力主美國應侵略回教國家,並迫使回教徒改信基督教;她力主應在機場候機室設白人區與非白人區,以便易於識別恐怖分子。利用美國兩極對立的社會現狀,Ann Coulter出版的四本書本本暢銷,包括:《重罪與輕罪:控告克林頓的罪案》、《賣國:自由派從冷戰到反恐的變節》、《誹謗:自由派對右派的造謠撒謊》、《如何向自由派說話(如果你必須的話):安.柯特兒的世界》。最近,她的《Godless:The Church of Liberalism(不信上帝的人:自由主義的教堂)》,以髒話、粗話和幾近下三濫的用語謾駡四名九一一事件受害者的遺孀,Coulter罵她們“娼妓”(broads)、“惡婦”(harpies)、“巫婆”,並說:“我從來沒有看過像她們這樣因丈夫之死樂成那樣子的人!”同時又譏嘲說:“如果她們的丈夫沒死的話,說不定要和她們離婚呢!”《時代週刊》說今天在美國沒有人像Ann Coulter一樣擁有製造分裂、引發對立能量。“Coulter現象”成了美國當代政治景觀中的一個奇景,自由派欠缺重量級評論家、民主黨不知何去何從的時代,風騷又潑辣的柯特兒大大滿足了右翼群眾思想上和感官上的快感。瞅瞅美國、看看臺灣、再想想我們自己,如果現今世界的民主政治已經變成一齣只是追求“高潮”和“快感”的遊戲,那我們的將來會是什麽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