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1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還可留住什麽?

圖片來源:澳門牛房倉庫網站


今年夏天,天氣特別熱,心特別冷,山移平了,海填平了,世界扁平了,心永缺不圓了……何以失去了才會捉緊不放?人留不住了,地方也留不住了,還可留得住什麽呢?(摘自澳門 “牛房劇季”作品:《那時‧花開》節目場刊,2007年6月16日)


上星期六,本地創作人陳柏添編導的小劇場作品《那時‧花開》在牛房上演,作品嘗試帶領觀衆穿梭時空,從一個愛情故事、從青洲小島的變遷,審視澳門城市的過去、現在、以及將來。

在這裡摘錄場刊中的那段文字,是覺得這是創作者在向觀衆提問:在城市變遷過程中,在生命流逝過程中,我們可以留得住什麽?我們又希望能留下些什麽?不知爲什麽,突然間,我竟想起電影《命運自選台》(Click)中的那隻萬能遙控器。也許,今天的澳門正愁自己沒有這麽一支神奇的遙控器:一按“快進”,海已填平、山已剷去,再按一下,輕軌已架好待用、賭場也全部拔地而起、遍地開花……強調目標為本、利益至上的今天,我們巴不得跳過一切,直接進入結果。可在開始和結束之間,對這座城市而言、對居住在這座城市裏的人們而言,真正應該留下來的,到底又應該是什麽?

這座城市的主事者們自以爲自己想要的,也就是澳門想要的,也就是澳門人想要的,於是,一切都變成一場加快速度到達終點的競賽,速度之快,讓人們連回憶和思考的時間空間也消失殆盡。只不過等到最後,等到今天的少年變得鶴髮蒼顏,再回頭看看面目全非的城市,卻會不會竟從喉嚨深處擠出幾聲深重無奈的嘆息?

這些問題,時間終會告知我們答案,然而今天可幸的,是從《那》劇中我還能看見小城裏仍然有人堅持思考、不斷發問,對於城市的意義,對於我們的將來,他們心中還存有一份希望和關切,只要這樣的人依然存在,那麽,我想:最後,總該還可以留下些什麽吧?

2007年6月20日星期三

【轉載文章】龍應台,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龍應台,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 思怠
――親歷龍應台哈佛演講

(轉載來源:一五一十部落

去年在哈佛大學訪學,臨近歲末適逢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來哈佛演講。對這次演講,特別是龍女士最後的答問,事後有許多報導和評論見諸報端和網路。但我對這次演講的觀感卻不怎麼好,甚至可以用失望來形容。古人講“文如其人”,龍女士言辭之犀利的確如其文,但表現出的“民主”風範則實在不敢恭維。本文的題目,就是我當天在演講結束後所發的感慨。本來是想寫篇感想,但很快發現網路上湧出許多反對龍女士觀點的文章,有的甚至是謾駡,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實是不想混跡於這些攻擊和謾駡之間,畢竟觀念和認同相差太遠。

事情已經過去數月,近來又在《開放》雜誌四月號上讀到關於這次演講的評論,題為“龍應台舌戰大陸精英”,其中不僅故意歪曲一些事實,在評論中居然還夾雜對當事人的誣衊和中傷,讀後憤然不平。當時的情形歷歷在目,如魚鯁在喉,不吐不快。

龍應台到費正清中心演講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前一位畢業于北大的女生告訴我的。這位女生,在我看來是個典型的“北大人”(可惜這種人在現時的北大卻很少見了),典型的理想主義者,對“民主”的熱愛近乎極端,容不得對民主的任何質疑。我曾親眼見她對前來進修的國內官員大上“民主課”,也曾因說了句對某位著名民主“鬥士”不夠恭敬的話而險遭她用水瓶敲腦袋(塑膠的)。龍應台女士來哈佛演講在她看來是天大的喜訊,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比聽馬英九演講還要激動。她告訴我龍應台是她崇拜的偶像,並叮囑我“一定要來聽”。

這位女生,就是後來報章廣為報導的第一個向龍應台提問的大陸學生。

正如報章所說,她在提問開始時先表達了對龍教授的景仰之意,說非常喜歡龍教授的文章。接著,她對龍應台的演講進行了評論,表示並不完全同意龍的觀點,如臺灣是否被邊緣化的問題。

在哈佛,跟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嘉賓做完演講後都是“評論和提問”(Comments & Questions)時間,你可以提問,也可以評論,當然很多人是先評論後提問,並且大都是不同意主講人的某些觀點才進行評論和提問的。這是學術活動通行的國際慣例,即便在今天尚不“民主”或尚不夠“民主”的大陸也是如此,只不過大家喜歡先說兩句恭維的話。或許這是中華文化使然。

我在哈佛感觸很深的是,在這裏,無論是多大牌的教授學者,還是政客、官員或大公司總裁,無論評論者的批評有多麼尖刻,或者提問人的問題有多幼稚,都要做出認真傾聽的樣子,然後感謝人家的評論和問題,再認真做出回應。我想即便不談民主和平等,至少出於禮貌也應該如此。

但在這位女生仔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在臺上的龍應台卻明顯不耐煩起來,臉上的不悅是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看出來的。很快,她忍不住了,非常乾脆地打斷了這位女生的提問,湊近麥克風問“What’s your question?”

我感覺在場的人當時都是一楞,畢竟這麼直接、這麼無禮地打斷他人評論的情形在這裏還是很少見的,而相反的情形——台下學生打斷臺上老師提出自己的問題倒是更常見一些。

這位女生或許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形,當然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當時的確臉一下子紅了。但她仍然很禮貌地解釋說,我的問題在後面,但我的問題跟前面的評論有關係,因此有必要作為背景先說清楚。接著,她仍然繼續自己的評論。剛說了兩句,龍應台再次打斷,“I am waiting for your question!”

這時場上的尷尬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主持演講的Stephen Owen教授不得不出來圓場,說請儘量把你的問題說簡短些,因為還有其他人在等著提問。龍應台或許這時也感覺到氣氛的尷尬,就接了一句“Yes,I am waiting for Merle’s question”。說著,向坐在台下的Merle Goldman教授(報指她以研究大陸異議人士而聞名,但她不是哈佛大學的教授,而是費正清中心的Associate)嫣然一笑,笑得是那麼謙卑,跟前面對待提問者的態度形成了強烈對比。這笑容讓我至今回想起來仍然感覺是那麼的不舒服,甚至有點倒胃口。

於是,這位女生不得不中止了自己的評論,或許是為了鎮定一下,低頭看了看自己手中筆記,然後仍然非常客氣並且略帶含蓄地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從您最近的文章中,我感覺到您對‘motherland’這個概念的理解似乎發生上一些變化。我想知道您是否有這種變化,您是否還把中國視為您的祖國呢?”

龍應台的回答很乾脆,“是的,我近來在祖國認同上是有所改變”(而不是有些報章報導的那樣,“我對祖國的看法和定義從來沒有改變”),接著,龍應台做了如今眾所周知的精彩闡釋,“我只在文化意義上認同中國是我的祖國,而今天在這樣一個我不能認同的政府的統治之下的現實中國,不是我的祖國!”

多麼驚世駭俗的見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不是你的祖國,那麼蔣介石獨裁下的中華民國是不是你的祖國?半個多世紀前日本佔領下的中國又是不是你的祖國,是不是你父母的父母之邦?再往前,歷朝歷代封建統治下的中國是不是你的祖國?如果說這些不民主的政權統治下的中國都不是你的祖國,那麼你文化意義上的祖國又從何而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第二個提問的就是龍應台所期待的Merle。在我看來,這位非常關注中國問題的老太太提出的問題也許讓龍應台更覺尷尬。因為龍應台在前面的演講中大講自己在中青報副刊《冰點》上的文章如何導致了這個刊物被停刊,自己是如何用手中的筆英勇抗爭,最終迫使中共最高當局讓步,讓這一刊物起死回生,這一事件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又是如何的重要,讓人感覺到她在整個事件中是最核心的人物,是推動中國民主進步的“英雄”。

然而,這位Merle Goldman教授提問時卻說,自己一直以為是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了這一事件,從來不知道與龍應台的文章有關,那麼“袁的文章跟這一事件又是什麼關係呢?”

龍應台這時才不得不回應,承認袁偉時的文章也是有關係的,但從時間上的次序看,還是自己的文章在這一事件中更重要。正如報紙上所說的,龍應台不得不“花了點時間向她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龍應台講自己在《冰點》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其演講後半段的重點,在場的中國留學生們普遍感覺其自我標榜的成分太重。事後大家評論說,還是Goldman這位老太太厲害,一下子就點到了要害之處。早知如此,或許龍應台就不會對Merle的問題那麼期待了吧?

第三個提問的,就是報章報導中說的那位操著相當流利的英式英語的中國學生(的確其口語非常棒,令人羨煞)。關於這位學生的身份,很有意思,當地第二天發行的一份政治色彩很濃的中文報紙在報導中,稱第一個提問的北大女生為“大陸學生”,寫到第三位提問者時卻稱“中國學生”,似乎有意隱諱其身份。而在《開放》四月號的文章中,卻又一口咬定兩人都是大陸“精英”,說他們“披著‘民族主義’的外衣”,嘲諷他們“民主政治素養不夠,口才不佳,英語詞不達意”,被龍應台用流利的英語駁得“啞口無言、面有愧色”,“沒有完美地為他的‘黨和人民’立功”,等等。

我不知道這些在具有充分言論自由的美國和香港發行的報章,是刻意要隱瞞什麼還是沒有管道去核實,還是出於某種需要而刻意製造謊言。事實上這位男生跟龍應台一樣,也是來自臺灣。看來他跟大陸學生的交往不多,因為多數大陸留學生都不認識他,我是靠其他臺灣學生的指點才知道他來自臺灣。所以,也請不要說他是“中共同路人”或給他扣上其他帽子了,假如你還有一點客觀精神的話!

這位臺灣學生的提問很不客氣,劈頭就說龍應台的文章和演講只片面談論臺灣民主好的一面,卻避而不談臺灣民主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和不好的一面,他認為這樣會誤導讀者,也會誤導中國大陸的民主之路。

龍應台再次不等他說完就打斷,同樣犀利地問“Then what’s your question?”或許在她看來,這些小毛孩子們是沒有資格對她進行評論的,更沒資格批評自己。對於我說的話,你們這些學生只提問題就好,不懂的地方我來告訴你!不知道龍應台是不是因為當教授給學生上課而只習慣於被問問題而不習慣被質疑?或是跟北大的那位女生一樣,“民主問題不容質疑”?或許,如果這兩個小毛孩子都順著她的邏輯去發揮,或者嘴巴甜一點隻說讚美的話,龍應台就不會這麼粗暴對待?但願龍應台不像她所批評的威權政權裏的官員那麼俗氣。

在龍應台插話之後,這位臺灣學生也毫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誠如報章報導所言,後面變成了兩個人唇槍舌劍的辯論。儘管這位男生英文流暢、言辭同樣犀利,但“畢竟是書生”,而龍應台畢竟是當過臺北市文化處長的人,深諳臺灣政客的攻防之道,很快就抓住對手言語中的漏洞,模糊了提問者的焦點,成功地重新掌握了話語主導權。

龍應台表示,自己只是個作家,不是政客,不負有執行的責任;作家只需要將自己的見解表達出來(我想她的意思是說作家當然可以片面地或有選擇地只談事情的一面),而如何實踐是政客們的事,“是胡錦濤的幕僚們該做的事”。

這位男生顯然不同意她的說法,認為作家寫文章當然容易,只要贏得讀者就行;但政治家在做事的時候卻沒那麼容易,他需要考慮很多事情,需要考慮“選票”……

這句話一下子被龍應台抓住了漏洞,馬上對著麥克風大聲問“胡錦濤需要選票嗎”,惹得台下一陣哄笑。這位男生一時語塞。(其實從這裏也可以判斷出這位男生不大可能是來自中國大陸)

這位男生繼續解釋說,作家對事情提出批評容易,但政治家在真正做的時候卻要面對很多困難……龍應台再次插話“批評有時候也不那麼容易,刊物被封就是很好的證明”。

她繼續重複自己的觀點,認為自己只是作家,作家的職責就是寫文章幫助讀者思考,而如何解決問題則是政治家的責任。她理直氣壯地質問“我不是胡錦濤的幕僚,為什麼要我負執行的責任”,“胡錦濤如果不同意我的觀點,可以對我做出回應……”

這時那位元男生又天真了一次,介面說“胡錦濤是不可能回應你的……”龍應台馬上反問“Why not”,台下許多學生也跟著問“Why not”,接著又是一陣哄堂大笑。我不明白這些學生為什麼跟著起哄,難道這位男生說的不是一個事實嗎?他不過是像指出皇帝身上沒有穿新裝的小孩一樣,說出來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倒想請問龍應台女士,你寫的批評陳水扁的文章,陳水扁回應你了嗎?在美國這麼多人寫文章批評布希的伊拉克政策,除了對國會議員的批評,布希總統回應了多少?你抓住一個年輕學子的稚嫩,用典型的政客的詭辯之道應對,也太不“厚道”了吧?!

這場演講就這麼收場了。其後我所見的報章在報導這件事情時大都大書特書龍應台如何“舌戰”、“教訓”兩位大陸學生,我讀後深深地感到悲哀。我不能理解,像龍應台這樣一個高舉“民主”大旗的人,為什麼會這麼缺乏“民主”風度,缺少“雅量”,怎麼也容不得別人的批評呢?一個用手中的筆去指點江山、用自己的文章引導讀者思考的學者,怎麼會不認同自己的祖國呢?我更不能理解,本應客觀、獨立的報章為什麼要去歪曲、甚至憑空誣衊兩個懷有夢想、追求真理的年輕學子呢?如果一個高舉民主旗幟的人也容不得別人的“異見”,如果一份獨立的報紙也不能做到客觀、公正,那麼民主還有什麼希望呢?我們究竟要靠誰、靠什麼來實現民主呢?

民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也是我們的追求。但為了追求民主,就可以不擇手段麼?為了實現民主,就可以用謊言、欺騙甚至是暴力麼?在民主的旗號下,就可以肆意分裂國家、踐踏民族尊嚴麼?就可以肆意歪曲小人物的形象、踐踏他們的尊嚴麼?

龍應台女士,我不得不說,很遺憾,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2007年5月22日

延伸連結:
龍應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暨問答實錄(上)
龍應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暨問答實錄(下)
民主選擇的不安 -- 龍應台哈佛演講後有感

2007年6月19日星期二

【李爾‧在此】回歸群衆的小劇場


據說,是一本名為《一隻狗的生活意見》的書啟發了孟京輝,創演出這齣在北京東方新天地先鋒劇場上演的《兩隻狗的生活意見》:劇中的主角,兩隻分別叫來福和旺財的狗,離鄕去城市尋找幸福生活,然而,城裏的世界卻並非想像的那麼美好;四處碰壁之後,他們對生活產生了各種意見,而這些意見卻是他們簡單的頭腦所無法理解的生存難題:街頭賣藝、參加明星選秀、走投無路去當保安、被富人收養又被抛棄、被打狗隊打得遍體鱗傷……


導演孟京輝沒有故作高深的玩弄“先鋒”概念,反讓我們在劇場裏嗅到一股濃鬱的“天橋雜耍”味道,《小鴨子》、《花房姑娘》、《Yellow Submarine》、《I do wanna be your dog》等現場演奏的民歌小調或搖滾金曲,加上傳統貫口段子、評書、現代舞,甚至對經典舞臺劇《雷雨》的爆笑解構以及對《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尖銳諷刺……各種戲劇元素像一鍋大雜燴,統統毫不客氣地被拿來用之。


這個小劇場演出放下身段回歸市民大衆,戲,不但讓普通人看得明白,也讓普通人看得高興。這一點,亦着實反映在晩晩座無虛席的小劇場觀衆群身上,也足讓身在澳門的我們羨慕不已。


整齣戲僅有的兩名演員,是有“孟氏戲劇金牌爆笑組合”之稱的陳明昊和劉曉曄,也是全劇的核心與靈魂所在。兩個多小時的高強度表演量不但顯示了他們學院派的紮實舞臺功底,也再次證明:小劇場演出的精髓還在演員,不管玩什麼形式,好演員往往能從平凡中演出不一般來,而這類需要將各種劇場元素有機融合在一起的表演,就更加考驗演員的實力。


這裏面,其實也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演員們在小劇場裏歷練自己的演出技巧和舞臺經驗,而從小劇場裏“孵化”出來的演員也往往能成為主流正統劇場、電影電視甚至商業演出的人力資源供應來源。反觀澳門,就正缺少了這麼一類鍛煉戲劇表演人才的不同層次舞臺,(黑體)正如本地藝術節、音樂節等曇花一現式演出機會,往往只能匆匆忙忙將火候未夠的演員送上大舞臺,不但容易自暴其短,更要常靠內地或香港的“外援”過關。而缺乏常設的、具層次的遞進式磨練空間與演出機會,演員的經驗和技巧便難以有所積累,其後果不但影響了本地演員的數量與質量,也更窒息,甚至扼殺了本地表演藝術向下紮根與長遠發展的可能性。


在《兩》劇裏,孟京輝採取了偏重商業噱頭的流行“惡搞”手法。引人矚目的當屬惡搞人藝版《雷雨》以及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還有惡搞宋祖德和張鈺。此外,劇中演繹男女偸情片段,演員在幕後利用燈光剪影做出性交姿勢,從舞臺效果來看,這些場面設計都不難博取觀衆的笑聲和掌聲,只不過,如何在“針砭時弊”和“惡搞媚俗”之間取得藝術平衡,也是我們在大笑和拍手過後應冷靜下來仔細思考的議題。

刊於6月14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2007年6月13日星期三

轉載:探討澳門輕軌問題與交通政策

轉載自 2007年6月13日 《澳門日報》蓮花廣場

王 松
資深城市規劃工作者
美國密西根大學城市規劃碩士
臺灣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碩士


回歸七年來,在博彩業開放與自由行政策雙重加持下,澳門經濟進入了空前黃金期。遺憾的是,無論城市景觀、交通效率、環保綠化,以及空氣品質等卻急速惡化,政府單純將汽車視為經濟問題,長期以“不應干預市場經濟”與“不應扼殺年輕人購車夢”為論點,放任私人車輛數目不斷飆長,行人道與公共空間幾乎被蠶食殆盡。

車多為患,因而不得不耗用大量公帑不斷建停車場和擴寬馬路,落入了“築路引車,車多築路”的惡性循環。政府對巴士服務長期未見大力改善,卻大量增建停車場鼓勵中產階級買車,車商賺大錢之餘,空氣污染、交通擠塞、搭車難等社會成本卻由廣大居民,尤其無車與低薪階級承擔。

築路引車車多築路

其實,澳門眞正需要的,是一個細緻的、高度整合的,以城市總體規劃為基礎的整體交通政策及規劃,以及高效的交通運籌管理系統。當政府與民間一再為如何增加電單車泊位而傷透腦筋時,為何不反過來思考如何減少電單車?如果目前“築路引車,車多築路”的施政策方針不馬上修正,繼續放任汽車增長而無作為,其實再建十條輕軌也無濟於事。

交通政策與規劃,是城市總體規劃的一環,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從未聞一個沒有城市規劃的城市,其大衆運輸系統卻規劃得非常好的例子。當然,大衆捷運的規劃更與土地政策、房屋政策、人口分佈與產業政策、以及空間性的社會公平政策息息相關,必然是當城市有了明確的發展遠景以及城市規劃概念後,才能科學地了解這個城市需要怎樣的交通系統。

衆所周知,總體城市規劃與城市規劃法均付之闕如,過去幾年政府所提的捷運方案(如幾年前的地下鐵)均沒有穩固整體規劃基礎下,因而不是漏洞百出顧此失彼,就是不切實際而無法敎居民信服和安心。孤立的工程項目無法解決整體的問題,整個澳門的大衆運輸系統,應在總體城規的基礎上,作短中長期的規劃,分年落實。目前“先捷運後城規”的施政順序,可說是“先吃藥再看醫生”。

捷運立足城市規劃

縱觀歷次捷運方案,其失敗主因不外就是閉門造車。由於規劃過程無法適時納入民間意見,致使耗時耗費所作的規劃,在拍板定案與公佈後才引來各種質疑與反對,政府在驚覺考慮不周甚至脫離現實後已經太遲,不得不重頭再來。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錯過捷運建設的黃金期。

政府是次高架輕軌的規劃,顯然並未吸取歷次失敗的敎訓,迄今公佈關於捷運規劃的資料仍然非常有限且粗略,居民並無法完整了解整個計劃的細節。例如,高架軌道對城市景觀的影響不但隻字未提(可能也未有評估),只選擇性的公佈幾張較無爭議地段的效果模擬圖,其避重就輕的企圖非常明顯。政府總認為透過減少資訊的公佈,或許可減低民意的反彈與阻力,其實恰恰相反。

閉門造車錯失時機

就近期公佈的輕軌路線簡圖而言,路線設計以繞行城市外圍為主,對人口以及商業活動相對集中,交通需求相對殷切的中心區反而並無着墨,甚至有刻意避開之嫌。從其連結關閘、外港碼頭、金沙、葡京與永利、媽閣、氹仔舊城區、路氹城賭場區,以至國際機場,不難看出其“賭客與遊客優先”的規劃邏輯。

顯示此花費巨資的計劃,並非主要針對廣大居民日常需求,預期對改善本澳交通癥結助益有限。筆者並非完全反對興建這樣一條連接主要口岸、機場,以及主要娛樂區的快速專線,畢竟對以發展旅遊娛樂業為主的澳門而言,也許需要。 但同時,一條行走市中心主運量區的地面輕軌更具迫切性。目前這條走外圍的“遊客專線”無法取代走市中心的捷運。其實,市中心捷運可大膽的以地面輕軌的方式行走交通主幹道(如高士德、荷蘭園、新馬路等),但須有配套的汽車減量政策,以及對整體路網的重新評估與規劃,讓主幹道馬路逐步轉換為主要供大衆運輸系統、單車、以及步行之用。

高架影響城市景觀

當局計劃將輕軌全線高架,卻未有作出必要的環境影響評估,所公佈的景觀模擬圖片亦刻意選擇以開闊之路段為例,對相對擁擠與狹窄,文物與城市景觀資源較密集的區域卻避重就輕,令人質疑。過去三十年來,世界各地實踐經驗已證明:市區高架軌道會對城市景觀造成巨大傷害,特別是以旅遊為主的澳門。

政府和主要媒體大加讚揚的泰國曼谷高架捷運(BTS),其實正是一個典型的負面例子,其如大蛇般的巨大石屎軌道及車站結構,早被公認為曼谷市容的最大殺手。高架軌道在市中心遮蔽了大部分路面,下方道路汽車廢氣因而不易消散,樹木無法生長,沿線空氣品質急速惡化,城市景觀一落千丈(圖一)。

實際上,對歐美先進國家而言,在市區把輕軌“高架”,已是落伍的象徵,只有發展中國家才願意這麼做。美國底特律市於一九八○年代興建市區高架輕軌,縱使為低運量設計,其立於馬路中央及行人道上密集而巨大的水泥柱,軌道和龐大空中車站在狹窄街道中產生的巨大陰影和壓迫感,就像一條石屎大蛇在狹窄的街道上左穿右揷,政府二十年來飽受批評,要求拆除高架輕軌回復市容的呼聲已日趨高漲。澳門沒理由重蹈其覆轍。

輕軌宜局部地面化

可以預期,孫逸仙大馬路以及觀音像的優美海濱景觀,將被石屎高架軌道擋住,南灣大馬路一段(由永利行經嘉思欄炮臺、陸軍俱樂部、嘉思欄公園、八角亭、以至南灣湖畔路段)。由於已高樓林立,歷史文物景觀遍佈,沿線大型古樹成蔭,很明顯也絕不宜建高架軌道。

雖然當局遲遲不願公佈該路段架空輕軌的景觀模擬圖,但不難想像:一條巨大石屎架空軌道擋在八角亭和嘉思欄公園前面會是怎樣的景觀。南灣大馬路碩果僅存的百年老榕,也勢必遭受嚴重破壞,對政府總部莊嚴性的影響也更不消說。尤有甚者,高架輕軌亦將行經媽閣廟前方,媽閣廟世遺景觀之完整性也將因此受到巨大威脅。

這些問題都可以避免的。無論是就效率與景觀而言,高架輕軌離開港澳碼頭站後,應由架空轉為地面化,並沿友誼大馬路行走於藝園內,因其為新塡海區人潮與商業活動最集中的“脊椎”。 由於友誼馬路是交通主幹道及大賽車路線,所以不建議行走路面內,而是走在藝園內,藝園幅地夠寬,雙線地面軌道也不致佔用太多公園空間,站臺與公園設施整合設計更能雙得益彰。相反,走孫逸仙大馬路一方面偏離了實際運輸量的重心,也會破壞海岸景觀,是“一舉兩失”之策,也明顯違反了大衆捷運規劃的基本原則。

顧全歷史文物建築

再者,輕軌不應轉入嘉思欄與八角亭,可維持地面方式經羅理基博士大馬路、蘇亞利斯大馬路,才轉入南灣大馬路和媽閣區。離開媽閣區進入西灣大橋後可回復高架。嘉思欄炮臺、八角亭、陸軍俱樂部、南灣大馬路老榕樹、南灣湖畔美景、媽閣廟世遺景觀等珍貴旅遊及城市文化資源,將能獲得最大程度的保護,也提升了運輸效率。

更重要的是,這樣重大而影響深遠的計劃,不應倉促上馬,須進行嚴謹的環境影響評估及路線辯論,務求將影響減至最低,將效率提升至最高。

政府提出的“立體交通”構想,不過是美化高架輕軌的虛幻代名詞。冠上“立體”兩字顯然未能掩飾其創意成分闕如,規劃有欠周詳的事實。規劃中把遊客從捷運站運載至特定旅遊景點的“自動步行系統”,無論就城市規劃與旅遊規劃的角度而言,都可說是天馬行空,完全不切實際,也沒有必要。

在任何與本澳城市形態相似,同樣以發展文化旅遊為主的世界城市中,除了機場外,你不可能在文化景點附近發現這種玩意。因為它會破壞以悠閒步行商業活動為主的城市特質。此構想表面看來似乎甚具創意,但以專業角度而言卻期期以為不可。因為無論對遊客與商家而言,“悠閒地步行”才更能刺激旅客的消費行為。

步行系統無必要性

再者,澳門半島面積細小,應效法議事亭廣場的模式,增設更多人行徒步區以連接不同的文化景點,並以此鼓勵市民與遊客步行,方為促進旅遊與商業活動之上策。

短期而言,澳府應盡快從“築路引車,車多築路”的惡性循環中自拔,若再放任私人汽車激增而不作為,只會把澳門的交通及城市品質推向瓦解的邊緣,興建再多的輕軌也無濟於事。首要的是制定全澳機動車輛的總量上限,控制車輛增長率,制定完整政策逐步減少機動車輛總數。

大力改善現有巴士與的士系統的效率,增加總運量,延長營運時間,整體檢討各巴士路線,逐步朝巴士捷運系統(Bus Rapid Transit)(圖三)的方向過渡。規劃系統性的行人專用區與單車道,鼓勵步行與騎單車。並馬上着手制定城市總體規劃及交通總體規劃。 建可替代交通系統 中長期而言,以澳門密集與纖細的城市型態,悠閒以及遍佈文物建築的城市特質,交通規劃應朝“可替代式交通系統”(Alternative Transit)的方向發展。意思是:一個高效的交通系統是由一系列不同特質的次系統高效率地組合而成,而不是過分依賴某一系統。 其可以地面輕軌系統(圖二)與巴士捷運(Bus Rapid Transit)(圖三)為主要之大衆運輸工具,配合單車專用道及步行系統(圖四),以及可減少社會及環境成本的綠色交通政策,如“汽車共用”(Car-Sharing)(此概念在歐美已廣為流行,其以省錢,省時,方便,與環保的特點已形成一股新的汽車服務產業),無污染巴士及的士等政策。

倡“三優先”交通政策

“三優先”即“公交優先,單車優先,步行優先”。除社會上早形成共識並符合世界潮流的“公交優先”政策外,先進國家一向更鼓勵“步行優先”與“單車優先”政策,尤其是在歐洲,走路與騎單車是文明與環保的象徵,當地政府更將單車系統,步行系統與捷運系統完全接駁整合。

澳府應規劃系統性的行人專用區與單車道,制定相關的敎育及鼓勵措拖,大力鼓勵市民步行與騎單車。澳門的交通規劃及政策,宜以“三優先”為指導思想,以促進城市宜居性與城市競爭力為目標,以車輛總量管制及建設可替代式交通系統為手段,根本地把本澳的交通系統作通盤性的檢討與改善。

(本文完)

2007年6月4日星期一

2007.6.4

(張曉剛 / 布面油畫《天安門》 / 150×188.5cm / 1993)


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 魯迅‧《悼楊銓》

2007年6月1日星期五

【斷章寫意】網絡達爾文

由下載到上傳,從閱讀到分享,這不是世代的交替,而是網路發展的自然階段……Web 2.0的魅力在於,它促成了社會權力大轉移,提供了一個真正的民主發言廣場,它再度挑戰我們對於創新的想像力。【“完全解讀Web 2.0”,《數位時代》雜誌,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五日 第134期)】


Web 2.0是由O'Reilly Media的Dale Dougherty 和 MediaLive 的 Craig Cline 提出來的。歸結起來,Web 2.0具有三大特點:第一,強調從使用者為中心出發;第二,強調開放的重要性;第三,強調網絡的外部延展性。而強調内容開放、人人都可參與撰寫百科全書的維基百科(Wikipedia)就是Web2.0的鮮明代表。然而,中文作爲使用人口超過十四億的世界主要語言,到2006年底,中文維基百科的條目數才剛剛突破十萬條,這個數字還不及英語維基百科的十五分之一,而僅約九百萬人使用的瑞典語,其維基百科的條目數竟已是中文維基的兩倍多。

身為國內最早“維基”創始人之一的鮑鳴浩曾感慨中文Wiki的困境是“華人社會缺乏內容開放運動的土壤”。的確,Web 2.0暴露了華人社會的文化缺點:不熱衷研究,沒有和別人分享知識的習慣,亦缺乏分享文化、分享知識的熱情。

人類以至萬物的發展皆遵循汰劣存優的達爾文定律,越來越洶湧的全球化浪潮又讓這場競賽的節奏變得越來越快。進入新的網絡世紀,一場新的競賽又開始了,在這個虛擬化世界,以往的地理位置、人口數量等競爭因素,正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能讓我們在這場網絡“物競天擇”運動中脫穎而出的,只有依靠更加開放、更加具包容性的文化。中國人講求“祖傳秘方”、“獨門秘籍”,分享交流從來也非國人強項,在“一家一天下”的小農經濟模式裏,也許還行得通,但到了“一人一世界”的網絡世紀,如果我們還死抱過去的一套,恐怕很快就會變成新世紀的恐龍了。

【李爾‧在此】從過去透視未來

第十八屆澳門藝術節中,演藝學院戲劇學校排演夏衍的三幕話劇《上海屋簷下》是一齣充滿努力和誠意製作,而將這麽一班“學生級”演員送上藝術節大舞臺,擔綱如此規模的劇作演出,幕後工作者們付出的心血努力也可想而知。作爲一齣戲劇學校學生的彙報演出,此作應已呈現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上》截取上海弄堂的一個橫切面,透過描寫一九三七年上海低下階層人民的生活,帶出“同一屋簷下”的人們的苦悶、悲傷和希望。該劇無論從人物造型還是場景設置上,均力求原汁原味呈現當時的上海城市氛圍,這亦對演員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要讓觀衆“入戲”,不但需要演員領會那年代的國人心態,也要對上海人的性格舉止乃至社會文化都有一定了解,在人物對話間充分展現戲劇的藝術張力。

然而,如果忘記演員們的學生身份,從經典話劇的重新演繹層面來看,選演此劇,對澳門年輕戲劇人恐怕相當勉爲其難,整體演出效果也的確與理想預期有不少差距。演員的演出顯得拘謹緊張,在一些細節方面更是自暴其短:瘋子報販的那幾段京劇唱腔聽起來有些不倫不類,還有,可能是受制於須採用戲劇學校學生的限制,那位看起來比自己的兒子還要年輕的“爺爺”,讓我怎麽看怎麽覺得彆扭。

事實上,選擇《上海屋簷下》,本身的確是一個相當充滿勇氣的決定。這不但意味著帶給臺前幕後演出、製作人員的壓力,也給臺下的觀衆帶來“壓力”,我懷疑澳門觀衆(尤其是年輕觀衆)對中國的這段歷史是否認識與關心,在演出前後,鮮見對這段歷史背景(導演如何給演員們補上這堂歷史課,實在令人好奇,如果其中的文字材料能夠整理出來,實在是此劇的上好“幕後花絮”)或由此延伸出對華文戲劇百年發展的經驗與教訓的探討。而如果大部分觀衆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或毫不關注,又如何期待臺上臺下的互動與共鳴?那麽,就算我們有了好演員、好導演和好表演,但戲劇的意義又何在呢?

無疑,經典劇作就在於對歷史和文化傳承,透過剖析審視過去的時代,我們知道自己從哪裏來,然後,再嘗試來思考一個同樣具有時代穿透力的問題:接下來,我們要往哪裏去?

漠視歷史,將讓我們慢慢失去對自己過去的尊重,也失去了我們爲之認同與自豪的文化價值,如果觀衆的心靈土壤在歷史傳承的蒼白中變得日漸乾涸,那麽,今天的觀衆就只能永遠自陷在喧嘩膚淺的電視劇和搞笑片裏不能自拔,成爲營養單一的“文化偏食症”患者。到時候,我們整個社會所面對的危機,恐怕將遠比“舞臺劇好不好看”這個問題來的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