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9日星期四

【李爾‧在此】不要和“小王子”說再見




入場看三月一日小山藝術會的重演版《再見小王子》,已是第二次。和上一次不同的是,這次觀賞演出,不是爲自己,而是爲“陪”小女兒。才八、九個月的小女兒,開場前大部分時間都在將手中場刊和“玫瑰花”玩個不亦樂乎,自己一不留神,竟無留意到她居然將場刊一角塞入口中大咬,自己大驚失色:場刊是用那種普通的膠圈裝訂而成,那種硬硬的膠圈,平日連大人的手也很易劃傷,更遑論BB幼嫩的小嘴?心急之下又不敢妄動,只好慢慢地、慢慢地,將那本場刊從她嘴裏退出拿走,第一時間看看孩子的小嘴,咦?無事喔?舉起手裏的場刊端詳:原來,堅硬“起角”的膠圈已被細心修剪過,手摸上去,圓滑順暢,不怕手多多的小孩弄傷自己。心中粗略估算一番:三場演出,每場數百本場刊,纍計下來就是近千本,光是修剪近千本場刊膠圈,也是一項龐大而繁瑣的工作。輕輕撫摸那本並不算精美華麗的場刊上的小小膠圈,心中的感動久久不能平息。

《再見小王子》是新加坡戲劇家郭寶崑以法國名著童書《小王子》為藍本而改編的劇場版本:小王子要尋找“保護一朵玫瑰不讓小羊吃掉”的方法,和小王子偶遇的“我”於是一起去找人幫忙,旅程中,遇到了地理學者、賣藥人,但他們都為自己的利益而對小王子的難題毫不理會,最後,遇到園藝師的徒弟狐狸,“我” 和小王子終於弄明白“玫瑰有刺,它懂得怎樣保護自己”。

其實,全戲的緣起——小王子遇到的那道難題,乍看一點也不難,“我”一開始就提出解決方案:把玫瑰花用籬笆圍起來,或者,把小羊用繩子綁起來,不就行了?但小王子將這些“解決方案”一一否定:把玫瑰花圍起來,不就限制了它的生長環境?而把小羊綁起來,更不是剝奪小羊的自由?短短幾句話,突然在心裏“叮”一下響起——對我們而言自然不過的“解決方案”,原來,並不一定真的就能“解決問題”,我們爲了追求解決問題的“效率”,卻忘記了更重要的東西。《再見小王子》其實是在討論一個關於“heart”的話題——世界很大,我們去認識世界、去認識別人,心的體貼、包容和開放,比什麽都重要。就拿開頭的“膠圈”事件為例:小孩子對世界充滿好奇,什麽也要摸一摸、試一試,自然,他們有可能在這種“探索”中受傷,而作爲家長的自己,首先想到的,竟是“剝奪”他們探索世界的機會——快快拿走她手中的場刊。和我比起來,小山的朋友真正是有“heart”的,他們找到了辦法,既不用場刊遠離孩子,也不用剝奪孩子探索世界的自由。然而,就像那個奔赴地球、歷經曲折尋找“答案”的小王子一樣,這些劇場朋友們,也要為自己的這份“heart”付出“捨近求遠”的代價(不信?你來為近千本場刊修剪膠圈試試看)!

發生在《再見小王子》觀衆席自己身上的故事,讓我再一次認真思考劇場的意義:舞臺上的演出可以陳意高遠,但演出之後呢?那些在演出裏宣揚的訊息、宣講的道理,在真實世界裏,演出的人到底有沒有身體力行、真正信奉?如果仔細來看看自己身處的澳門社會,我們不難發現:有一邊宣揚環保訊息,一邊派印並不環保的宣傳品;有一邊說節能省電,一邊燈光冷氣浪費不停;還有一邊大談行政精簡改革、一邊繼續架床曡屋、不斷膨脹臃腫的官僚架構……這個到處自相矛盾的社會和那個有“heart”小王子的距離越來越遠,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還有這一班《再見小王子》的劇場朋友,這一份可以傳承到下一代孩子身上的“heart”,實在比小王子那小小星球上僅有的玫瑰還要珍貴!

【斷章寫意】語言背後

今為人師,我深覺以母語學習與教學,學生吸收、老師傳道都最得心應手。全世界沒有哪個地區不是以母語作為教學語言……一個城市的國際化,不一定是英語化。學好英語固然重要,但不是等於要求人民以外語學習、日常以外語應用為主吧?大學作為創造知識、培育社會精英的地方,為何總要屈就於外語?中學是培養青少年正確態度及價值觀的重要場所,也是基礎知識累積的地方,又為何總要屈就於外語?(摘自:2009年3月14/15日,香港《信報》,“讀者之聲”版)

談論澳門的語文政策(等一下,澳門到底有沒有語文政策?),似乎沒必要扯到“殖民主義”的高度,困擾澳門語文發展的根源,其實是“功利主義”。以前,在澳門學習葡文的主要動力是比較有機會找一個政府工“金飯碗”,近年澳門民衆的語文偏好轉向英文,大多是因爲“英語”已成爲新的“搵工利器”,然而,急功近利的我們只要語言的“功用性”,卻把語言的“意義性”拋在腦後:澳門這麼多年下來,我們熟悉哪些出色的葡文作家?又讀過幾本優秀葡文作品的中譯本?

學習任何一種語文,其實,都不止是學習語言本身,我們去了解的,其實是這語言背後的文化、價值觀和思維方法,套用龍應台的“燈泡理論”——你不能看着別人家的燈泡漂亮,就拿來粘在自己天花板上就算,相反,你應去弄清那個會發光的燈泡後面的一整套網路,再看看能否讓自己家的燈泡也亮起來。

我承認,現如今,英文實在比中文有趣的多:從莎士比亞到奧巴馬,現代英語多年的累積當然日子有功,但更重要的,是在語言文字背後的那種強調“以理服人”和“用心溝通”的民主制度核心精神。回頭看看澳門的中文,我們那種“家長式”論資排輩講的是“WHO SAID IT”而不是“HOW TO SAY IT”,辯論技巧、思考邏輯都不重要,語言自然就越來越平淡乏味。對!問題其實根本無關語言——中學時愛讀諸葛亮的《出師表》,深深折服於文字後面的一片忠心赤膽,今天?你讀讀那些洋洋灑灑的政府工作報告,看看能否找得出相同的感動。

【斷章寫意】相信中文

溫總在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的會議上,向起草成員提出,報告要用百姓易於理解,讓百姓聽得懂的語言來寫……長期以來,中國政治文件樣話套話多、術語名詞多、模糊概括多,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人聽人厭……這種官腔文章的最大弊病,實際是將政治不經意間神秘化,成為百姓難於聽懂的「外語」。這使得政治文件與人民切身的生活關注產生了自然疏離……明白易懂的政治文件,其意義遠非口頭到書面銜接那麼簡單,而是對於增加政治透明度、民眾參政意識至關重要的細節。(摘自:2009年3月3日,香港《明報》)

拖拉幾年,終於完成自己的學位答辯。回想起來,當初選擇走上學“中文”這條路,完全源於自己對“文字”的信念——不相信中文注定要接受在英文面前節節敗退的命運:記得某次書展上,成千上百的小孩子徹夜排隊等哈利‧波特的全球首發;而就在同一個書展上,同樣充滿肆意汪洋想象的《西遊記》卻一折傾銷也賣不出去……有人説,如今已是“文字”退位給“影像”的時代。或許這是事實,但並不代表“文字”不再重要——剛奪取奧斯卡的《一百萬零一夜》後面,不正是創意十足、精彩萬分的文字?回頭看我們的《無極》、《英雄》,不正證明:沒有好文字支撐的影像,可以多麽蒼白無力?

澳門小城裏,中文是超過九成人的母語,每次聽見高官名流講話的刻板官腔、每次讀到那些讓人不明所以的行政、法律、政治文件,自己便不斷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的中文爲什麽如此糟糕?我們是否真的相信:中文,是重要的?是值得認真的?而在“中西文化交匯”大背景下,澳門又有沒有想過其實可以(也應該)扮演一個豐富、補充中文魅力的角色?被一連串問題糾纏,自己越往前走,内心卻越迷糊。答辯那天,打開電視,恰好看見一條本地新聞,聽着那些社會名流和高官們講着“關注人口販賣及剝削勞動”這樣佶屈聱牙的文字,我想,如果自己對“中文”還心存信念的話,腳下的路,還很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