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葡關係來看，雖然此次事件發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與亞馬留等在澳門推行殖民戰略，引發澳門各方矛盾所致，並且事件本身也有或然性，但事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更加喪失對澳門的管治權……費成康分析事件發生後“葡萄牙殖民者侵奪中國在澳門各方面的主權，使開埠三百餘年的澳門終於在實際上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摘自：《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61)的澳門》，葉農，澳門國際研究所，2013年。】
沈志亮刺殺亞馬留之舉，仿若在國力衰微、受盡欺凌的中國土地上，點起一盞微弱燭光，彰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抗爭精神。但從實際效果看，“刺督”事件卻恰恰相反地加快了葡國奪取澳門的進程，因此“刺督案”雖取得了戰術意義的成功，但從戰略意義而言就不一定了——為何這麼說呢？一般而言，刺殺政治人物，除了懲戒報復外，更重要的是期望“人亡政息”，以制止或擾亂刺殺目標人物推行的政策或措施。但在1849年，亞馬留已於任內透過對澳門華人收稅及登記戶籍、將澳門半島地界擴張至關閘、驅逐大清海關及縣丞衙門等一系列舉措，基本上完成了葡國當初委派給他的任務（相反，若在亞馬留初抵任展現暴戾手段時就將之刺殺，或可制止或減緩其後種種殖民行徑，甚至有機會影響葡國調整殖民政策），沈刺殺亞馬留已是其卸任之際，動手太遲，以致實際收效微乎其微，反而變相幫助亞馬留達成了開拓殖民地的最後任務（雖然總督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為葡國團結西方各國、武力侵犯中國及奪取澳門提供了藉口。
在兩國尚未正式宣戰之際，暗殺一名西方國家在華的官方代表，此舉令西方各國人人自危，放下此前“各懷鬼胎”的“小算盤”，聯手起來對付中國（從刺案後各國一致反應可見），這不但不符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基本外交框架，即使按中國傳統的“殺人償命”原則，刺案也令中方在善後處理上處於被動，對欲挑事端的澳葡則是千載難逢的良機，這從事後中葡雙方處理方式的對比，已見端倪。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七）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