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議題的“雞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是美國社會在重大基本問題上達成了共識的表現。這個社會已經完成了對工人能不能組織工會、如何控制公司壟斷、公立中小學如何運營、婦女該不該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車前排、言論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權是不是一個貶意詞等重大問題的辯論了,剩下的,至少就國內事務來說,基本都是小修小補的“雞毛蒜皮”了。如果一個國家連這些最基本的共識都還沒有形成,“右派”堅持工人不能成立獨立工會,“左派”堅持反對市場經濟,而我是那個國家的公民,那當然會舉着選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初到美國的劉瑜恰逢當地州長選舉,身為政治學者,當然不會錯過難得的近距觀察機會,可令她吃驚的是,幾位候選人的辯論議題——稅率加減0.3%、應否給非法移民發放駕照、是否支持幹細胞硏究——在她看來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仔細一想,也從中琢磨出道理:選舉議題大多聚焦在芝麻綠豆的小事,恰是因行之多年的民主制度,早令國民在一些根本原則問題上形成了基本共識。
香港關於“國民敎育”存廢之爭,就其本質而言,其實也就是社會就“國家/政權認同”層面的基本共識之爭。當年設計“一國兩制”本是權宜之策,其邏輯顯而易見:如果內地那套制度好,何不延用於港澳?而若港澳的制度先進,幹嘛內地不採納?之所以“一國”內要存“兩制”,其實就是設立一個緩衝區,但最後始終還是要“一國一制”的,不過屆時的“一制”要在舊“兩制”之間尋找平衡點,希望找到(或設計出)一套優化改良、大家接受的新制度。而“國敎”之爭,也就是香港社會對日後那“一制”該循何方向發展之爭,比如國家或地方政權當怎樣產生?該如何運作?不論港或澳,如普選等一系列議題,其實都是關乎政體根本的原則議題,只要大家一日未能就這些基本原則形成共識,日後類似的紛爭怕還陸續有來。 (反思民主·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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