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灣的塡海拓地，到氹仔—路環濕地的被毀，這些工程常以犧牲澳門的自然和歷史特徵為代價。在環境規劃上，澳門並非中國的典範和樣本。正和香港一樣，它明顯已經淪為那種有缺陷的發展主義邏輯的犧牲品。……但是，憑藉其獨特的位置和環境，要想吸引投資，要想加速資本化，澳門就必須致力構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像香港（或另一個層面的新加坡）已經實現的那樣。不敢做出這樣的努力，就等於宣判澳門的經濟和政治身份幾乎等同於珠海或任何一座中國內地的城市。……對澳門有利的是，中國內部已經開始向後鄧時代的秩序轉型：更注重管理，更強調專家治國，而且愈來愈多地參與到亞太經濟體中。最後可以說，對於澳門（還有香港）自治的未來，最好的保證是中國自身的民主化。（摘自《澳門史：1557-1999》，（澳）杰弗里·C·岡恩著，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3月）
“政治”不是學者或政客的專利，身為普通市民，我們若選擇和政治“絕緣”，只會任由奸惡者當政，為禍社會，終令自己及下一代付出巨大代價。身為中國人，筆者對中國政治的未來版圖充滿好奇——一國兩制“實驗室”的港澳社會政局好壞，關乎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切身利益；而兩岸關係的未來進程，又是另一或許有機會親身見證的百年特殊個案。
筆者曾以為，在探索中國未來政治路徑的嘗試中，澳門具獨特價値：小城人口不多，社會問題不複雜，經濟政治架構簡單，民風純樸而且認同中國傳統文化，故澳門可摸索中國政治體制的“第三條路”——旣有別於港台，也不同於內地。但以這些年的親身經歷來看，筆者的想法或許有些一廂情願——回歸後澳門經濟騰飛，卻沒能把握機會在政治層面進行新的探索。就算觀鄰埠香港，固有文明和法制之利，看來也難在這塊“政治版圖”獨立成篇。回歸根本，也許中國的民主進程才是港澳民主進程的關鍵。但香港也好，澳門也罷，絕不應坐等這頓政治“免費午餐”，而應想辦法在這場新長征路上，找到發揮自身獨特作用的角色。（反思民主·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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