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裡如果沒有基本一致的“國家認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可能帶來很多新問題。如果說專制時代還可能一個“大流氓”鎭住無數“小流氓”，民主化過程中則有可能出現“群氓亂舞”。……畢竟，眞正的民主化，不僅僅是政治體制的變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會形態的轉型。在崇揚民主價値的同時，對民主化進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覺，才是眞正的“民主現實主義”。【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國民敎育”及其衍生議題在香港社會不斷發酵，又逢同期立法會選舉，社會瀰漫躁動不安，對一衣帶水的澳門也影響不小。單就“國民敎育”本身而言，即如有論者指出應改為“公民敎育”或替以“國史敎育”，但問題核心其實還在敎育模式——在敎育過程中是否容得下多元批判聲音？是否注重和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畢竟，在媒體相對自由、發達之地如香港，“洗腦式”敎育模式已很難立足（香港此起彼伏的民間聲音已是例證，甚至筆者不少內地朋友亦早已不再buy那套只曉“歌功頌德”的官樣文章）。眞正需要警惕的，反倒是為爭取選票而逐漸形成的“對抗式”民主模式，只論立場，不辯是非。
國家認同首先源自眞實、深入的了解，除了多閱讀、多討論，也應多走多看，畢竟中國太大，問題太多，很多時我們談論“民主化”總覺得問題的根在體制變革，但其實在大衆層面還有很多更切實細微的問題，如：公民力量如何成長，民衆智慧如何凝聚，民權運動如何深化，均是龐大社會如中國或微型社會如澳門所需面對的。
劉瑜指出，在一個族群、階級裂痕很深的社會，“民主化”需要一個“社會準備”的過程：“如果沒有強大的公共領域在意識形態上與政治煽動家相抗爭，如果沒有一定的民權運動作為民主化的基礎，如果沒有種族調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動成多數對少數的暴政甚至內戰。”此番分析絕非危言聳聽，放在衆聲喧嘩的當下港澳社會，尤其發人深省。
（反思民主·二十二）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