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天生的健忘傾向面前，文化產業主動承擔了守護記憶、背負記憶、傳載記憶的責任。面對權力社會可能手無寸鐵，但是至少還有記憶。相比之下，中國有多少文藝作品在守護我們的集體記憶呢？越戰之中美軍陣亡士兵不到六萬，就引起了如此波瀾壯闊的文化後果，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死亡成千上百萬，我們有幾齣電影反映那些苦難？面對十年動亂的文革，我們的奧利弗·斯通在哪裡？我們的《晩安，好運》、《戰爭的迷霧》、《佛羅斯特/尼克松》在哪裡？……權力固然封鎖了記憶，但是社會本身、公衆本身又有多少回憶的衝動、訴說的衝動、用歷史的火炬去照亮未來黑暗的衝動？【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曾讀過司馬中原的小說《焚圖記》，說是某大官想名垂靑史，軟硬兼施找來一位以“諍諍鐵筆”而知名的畫家，令其繪幅英勇畫像流傳後世。但畫家不畏強權，攜妻連夜逃往邊城，遇上敵兵千軍萬馬殺進來的當口，將其在前線親見的眞英雄畫在紙上。“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因為筆的力量不僅在於它能描繪圖畫、撰寫文章，而是我們能透過它守護記憶、傳承歷史。“糞土當年萬戶侯”，不管你曾經歷怎樣的一時榮光或莫名恥辱，終會被擺在歷史的放大鏡下，被後人評功論過。所以說，文創產業何止離不開政治，根本文創產業本身就是政治：從《白宮群英》(The West Wing)到《昂山素姬》(The Lady)，從《絕望的眞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到《華氏911》（Fahrenheit 9/11），為數衆多的文化產品將焦點鎖定於政治議題，創作人從社會、歷史、政治中汲取養分，用一支筆創作出令人難忘的歷史畫面，更不無滲透着創作者的政治思考。
回到澳門，我們的文藝創作有沒有守護澳門人的集體回憶？回應澳門社會的政治議題？著名的“一二·三事件”，我們可有相應的文學或影視作品？世紀貪污歐案，我們又有無相關的小說或戲劇？如果說這一切還是一片空白，那麼，到底是我們沒有講述歷史的能力，還是欠缺敢於回憶的勇氣？
(反思民主·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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