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我們的舞臺在哪裏？（“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九）
一九六四年，名叫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的年輕人在挪威的奧斯陸創立了「歐丁劇場」，他到戲劇學院貼了張紙條，上面寫着「戲劇系不要你，免緊張，如果你堅持要表演的話，請來找我。」於是十七、八位被拒於主流戲劇學院外的年輕人，不知死活地去歐丁報到……這在一九六零年代在歐洲實屬前無古人的創舉，「劇場」，不再是個建築名詞，「劇場」是一群依他們自己的需求與信念界定創立出來的。【彭雅羚，“歐丁劇場—劇場演員的朝聖地”，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三月號，第159期）】
深陷發展困境的小城面對各種問題，最突出的，尤屬人力資源危機。如果說連銀行、酒店這些企業也頻受人資衝擊，那本小利薄的“文化產業”要想吸才納賢，恐怕更無從談起。但要知道，澳門人力資源的問題並非源自“賭場搶人”，賭業的膨脹，只不過再次把澳門社會多年積存的問題暴露出來而已。
澳門的爸爸媽媽希望孩子讀商科、醫生、會計，非因了解自己兒女的理想，也許只是覺得比較“易找工作”。理想、抱負，最後敵不過糧單上的一個數字。但我們還是不要怪這些爸爸媽媽罷，今天的父母，也曾是昨天的小孩，他們的苦口婆心可能正源於自己當初的切身感受：一代代的澳門年輕人在這個社會提供的、貧乏蒼白的人生選項面前，一早已經學識“放低”自己。所以，今日只知隨著“薪金”流來流去的跳槽大軍，又何嘗不正是這個社會多年的訓練成果？
以前，不願放棄夢想、又不願和別人一窩蜂鑽進賭場或政府的年輕人，要找尋屬於自己的舞臺，只剩“離開”一條出路；今天，擺在澳門人面前的選擇，驟看之下眼花繚亂，但仔細一看，除了雨後春筍的一家家賭場，我們好像還是無處可去。
就算不被主流接納、就算收入微薄，一群年輕人仍然會爲理想走到一起，將歐丁劇場發展成爲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劇場之一。羡慕之餘，回首自望，屬於我們的舞臺又在哪裏？
文化政策，誰的政策？（“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
馬逢國（立法會議員、前藝術發展局主席）：據我的理解，文化政策應涉及三個領域，第一個是生活文化，再來是高雅藝術（High Art），最後是流行文化……但現在我們的文化政策只有民政事務局推動的高雅藝術政策。我看到一個民間先導於政府和政團的現象。無論是政府還是社團，都沒有意識到民間的需要，這個需要不只是資源上，而是政策制定上的參與。西九發展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從反對的聲音和背景，到之後的文化保育政策等等，政府在這方面相對落後了。在未來的發展，政府在考慮文化政策的時候要有幾個突破：第一要突破純粹從高雅藝術的領域來考慮，第二要突破過去公衆參與的模式，思考現有的諮詢架構能否滿足社會的需求？【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澳門有沒有文化政策，是個你我可以來擡槓的議題。
廣義的“文化政策”範圍其實相當廣泛，它為一個社會涉及文化層面的原則、價值觀提供方向和指引。而這幾乎涵蓋社會各個層面：旅遊、教育、出版、廣播電視，以及演藝、文學等等。澳門雖然沒有一個完整的、綜述性的文化政策文件，但散佈各處的、形形式式的大小政策，卻可以將它們整合優化，而在所有工作當中，最重要的，還在如何讓民衆參與這些政策的制定過程。政府、民衆、媒體在涉及文化政策的討論甚至辯論過程中，大家都在學習如何表達、如何聆聽、如何溝通，而整體社會得以在這過程中共同成長，這種從民衆中發芽、生長出來的集體智慧，是那種行政主導所強調由上而下的“高效率”方式無法做得到的。
而若政策的制定方式是“我講你聽”，目的不過是爲營造“櫥窗式”的表面風光，真正生活在社區裏的市民就會慢慢覺得：文化政策，和自己並無關係。那麽，澳門有沒有文化政策這個議題，其實，連擡槓也沒有必要了。
文化與政治（“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一）
何慶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專業顧問）：我們的政策還是很中央集權思維……我們的文化政策不是有機的，想要主動建一座建築但卻不去看看文化基層有什麽發展……剛才許焯權說公衆需要文化權和文化尊嚴，但現在我們支持的文化正在嘲笑他們。你帶《茶花女》來香港，對他們來說是嘲笑，你放再多的錢他們也覺得被剝奪的。我們怎樣有機地從内審視他們的文化是很重要的。香港有一流的地理位置，有多元的文化，我們有錢有人才，有紐約和倫敦的條件，爲什麽我們不能成爲世界級的文化都市？一次我和龍應台吃飯，她回答跟大家一樣，“因爲沒有政治視野”。【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文化，是一個龐大而有機的整體，從中浮現出來的文化現象或產品—不論成功還是失敗—都是社會為我們提供的暗示與警號：當大衆媒體變得吞吞吐吐、瞻前顧後；當藝術創作變得舉步維艱、難以為繼……我們就該知道：自己的社會，出了問題。
發現一個人面色蠟黃、雙眼無神的時候，我們是替他搽些脂粉、戴副墨鏡就算，還是帶他去醫院做一次全身檢查？同樣地，當我們審視幾近空白的澳門文化產業，千萬不要以爲開幾間或販賣文化產品、或弘揚所謂飲食文化的店鋪就能解決問題。我們的目光，應該望得更深更遠；我們的思考，也應指向這片難以生長出創意、文化的貧瘠土壤。
龍應台將香港打造成世界級文化都市的癥結與“政治視野”拉上了關係，“政治”這兩個今天很容易令人不寒而慄的字眼，到底該如何解釋？維基百科對“政治”的定義是：“各種集團進行集體決策的一個過程，也是各種集團或個人為了各自的利益所結成的特定關係。”比較起來，還是孫中山的解讀簡單易明：“‘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不錯，政治，是衆人之事；文化，又何嘗不是？
全民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二）
創意需要全民參與營造氣氛優勢，產業多元何嘗不是。有旅客反映，澳門居民對賭場發展滔滔不絕，文化景點則說不出半句。何時開始全民關注文化，就是處身多元產業發展路之時。(摘自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日《澳門日報》)
古語雲：“民以食為天”。這話很容易理解：就是民衆最關注、重視的，是吃飯而已。再翻譯成稍微“現代化”一些的意思，就是：不管誰當政，只要把經濟搞好就行。但是，經濟、財富，就真是一個國家或者城市追求的終極目標？
中國經濟炙手可熱，上海更是群雄逐鹿的心臟，然而，一次親身體會卻讓一切經濟數據都變得毫無意義：在上海街頭攔出租車，車子剛在身邊停下，説時遲那時快，一個小女孩從身旁掠過，人還在驚訝，後面的母親已經歡天喜地地跟了上來，從絕塵而去的車子裏，隱約聽到，媽媽對女兒的“聰敏”大加讚賞；人到臺北，剛出機場，在售票亭買了票，到了那嘴嚼檳榔、看上去粗粗魯魯的司機那裏，才知買錯了要去退換，還沒有走回售票處，那司機從身後氣喘吁吁地趕來：“哎！你走的那條路便宜一百塊的，退票的時候，別忘了讓那小姐退錢！”……從那一刻起，我知道，不管上海有多少個亞洲最好、全球第一，如果讓我在這兩座城市之間選一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把它從名單上劃走。
經濟和文化，從來也不矛盾，推動全民對“文化”的關注，更不是什麽“等先發展經濟了再説”的議題。事實上，一座城市的經濟指標後面—也就是財富積累的方式、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恰恰讓我們看見這城市的文化優劣。如果一座城市的財富獲取方式是暴發性、掠奪性的，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個“爲富不仁”、“自私自利”、“見錢眼開”的生意佬；如果一座城市的運作方式是誰掌了權、誰就操控一切，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個善於投機鑽營的市民和倚仗身世耀武揚威的年輕一輩。那麽，請告訴我：這樣的“經濟發展”，到底有些什麽意義？
“替代”，還是“被替代”？（“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三）
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和英國卡麥隆·麥金托什公司聯合投資成立中英聯合音樂劇製作公司。中國對外文化集團總經理張宇說，新公司將逐步引進西方經典音樂劇進行中文版製作和演出，中英兩國還將聯合培養編劇、導演、演員、燈光、音響等中國音樂劇人才隊伍。中國文化部部長助理丁偉說，相信北京、上海在未來五到十年中，將成為繼紐約和倫敦之後的音樂劇大市場。他也希望中英兩國的合作，能夠催生中國本土音樂劇的發展。（摘自中國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
承認吧！不管如何努力，我們也生產不出《歌聲魅影》或《悲慘世界》來，就像硬要李安拍《老友記》劇集或迫高行健寫《達芬奇密碼》，文化產業的奇妙之處就在於：你無法來“指定”它的發展。就像打理一座花園，你可以去“規劃”花園的佈局和風格、精心耕種維護、等待，但你卻不能“規定”：開多少朵、什麽時候開、花朵的顔色深淺與形狀。
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中，當然也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寶貝”，那些其他的文化基因—哪怕它們再優秀—也無法取而代之的獨特元素。早前陳冠中來澳開講，談到文化“替代”論，當本土文化遇到外來文化的衝擊，慢慢的，就會產生本土“替代品”，將外來者替代，正如香港流行音樂的主流從當年的國語、英語轉變為粵語。本土文化產業在吸收外來者的成功經驗之後，從形式到體制上開始轉變，學會使用自己的力量來表達自己的文化魅力，當然是最理想的結果。但必須指出，這種良性“替代”，卻非必然。因爲，在盲目市場化下，出現另一種結果絕非杞人憂天：在蜂擁而至的外來競爭者面前，本土舞臺藝術的成長空間卻被扼殺，“中國音樂劇”的願景變成“來中國搵錢的西方音樂劇”的現實，本土文化不但無法完成“替代”任務，反被外來者“替代”。最後，我們的京劇、昆曲反要被迫“緊貼國際潮流”，在“耗資巨大”的豪華場景和流行音樂之下，唱著半RAP半ROCK的“新國粹”來努力創收。
文化的力量（“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四）
許焯權（香港中文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總監）：這幾年每個地區選出來的領導人一上臺說的話一定包括怎樣發展當地文化。他們很清楚文化和創意產業的重要，你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臺北市長郝龍斌，兩個都提這件事……爲什麽天星皇后碼頭的討論演變得如此激烈？就是大家沒有留意到整個社會的結構在變，文化已經突顯出來。大家以爲用經濟可以蓋過文化層面的討論，其實是不可能的。【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文化的力量，是最巨大的力量，因爲它作用在人的心裏。所以，最高層的政治角力，就是文化的角力。是的，不管我們GDP有多高、出口額有多少，也不管嫦娥能飛多高、導彈能打多遠，如果我們的孩子都非麥當勞不去、非荷里活電影和日本漫畫不看；如果我們的下一代熱衷聖誕勝於春節，喜歡哈利波特更甚於西遊記，那麽，我們最後還是輸了。
其實，中國人對文化也並非不重視，可爲什麽總很難取得真正意義的成功？從電影、舞臺劇到文學作品，中國文化產品的“炒作”技術已快和世界接軌，但在“品質”上卻依然飛沙走石，也許，出問題的是我們的文化發展模式：從最高決策層對文化面向的重視，到實際執行的文化官員的能力和胸襟氣魄，最重要的，是文化由下至上的生根、發芽、開花。今天，大家的確要從對“文化”不過是“吃喝玩樂的餘暇消遣”這種淺薄思維中跳出來。因爲，文化，其實有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尊嚴和身份，尤其在社會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的時候，低下階層最後擁有的尊嚴就是那份文化的尊嚴、文化的身份。
太多的事實證明：能賺錢的人，不一定是好人；能賺錢的產品，也不一定是好產品，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話裏，有一句幾乎認同到五體投地：“大家以爲用經濟可以蓋過文化層面的討論，其實是不可能的。”
文化身份（“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五）
跟不少影展一樣，釜山電影亦邀請了國際影星吸引各地媒體，然而大會的重心卻放在本地藝人身上，為他們製造在國際媒體曝光的機會。在遊艇會的露天空地舉行的開幕禮只有數名國際影星出席，踏上紅地氈享受觀衆呼聲和閃光燈的卻大都是南韓的本土藝人……本土娛樂事業和本地樂團巧妙地融入國際盛事當中，不用煞有介事地穿著韓服表演傳統農樂或“亞里郎”，就是從這些現代表演藝術，作爲一個外國人，也能感受到南韓濃厚的文化氣息及政府對文化藝術的着緊……就算我們將來擁有世界一流的文化硬件，但仍然缺乏文化人才及人文精神，一邊靠（世界一流的）外援撐場，卻一邊將本土文化拒諸門外，那外地表演團體便只如過客，而本土藝術亦難以發展，更無助建立及鞏固港人的本土或國民身份。【摘自“踏著釜山的紅地氈走向國際舞臺”，香港《明報》（二OO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往哪裏去？文化發展的最終目標之一，是一種身份和認同的建立。這種身份和認同，既不是來自強行灌輸，也非爲了排除異己。文化身份，是一份由内而發的品位、氣質、習慣；文化認同，能讓我們在芸芸衆生之中找到自己，也向別人投去包容、開放的欣賞目光。
今天，“本土化”是一個說起來理直氣壯的詞語，但在澳門的“本土化”呼喚後面，我們卻無法看見“本土價值”的建立與討論，可要知道，本土力量的培育、文化軟件的齊備，往往要花費兩代、甚至三代人的時間，而如果今天我們不在“為什麽本土化”這個議題上面取得共識，那麽“如何本土化”議題的真正推動就永遠無法真正開始。“本土化”的核心價值，當然不僅僅是爲了和外來者爭奪利益和話語權，“本土化”要做的，是為我們的文化尋找一個可以沉澱、分享的空間，而在這個空間裏面，我們能找得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身份和歸屬。
讓文化有家可歸（“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六）
藝術或創意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動力是不可模仿或外借，而要本土人士從本土出發。其實，很多藝術意念是可以移植再發展，以不同的表現手法來表達同一個或相似的意念，就像可以改編小説電影或舞臺劇，《無間道》和《無間道風雲》可以各領風騷。但是，藝術的動力是不可以從外面引進或政策從上往下推行的（但壞的政策可以扼殺本來存在的動力）。……許多城市的發展，是由於有一群具備創意和專業知識，又對生活素質充滿追求的，又能夠在社會各方面（例如諮詢會、專業團體、公共空間如媒體、市政政策局）發聲的人士所推動和帶領的。……香港這個城市當然不是文化沙漠，我們每年生産和消費的文化產品的數量和質量未必比別的地方少。但是，香港這個城市缺乏“文化”氛圍，讓文化人覺得“有家可歸”。【鄭巧玲，“香港文化人有家可歸？”2007年7月19日，香港《明報》】
身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講師鄭巧玲在文章裏提出“創意階層”的概念，她提出文化生機的推動力是一群被社會科學家Richard Florida稱爲“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的人。“創意階層”，根據Richard的定義，可分爲兩大範疇：1）核心創意人員，媒體工作者、藝術家、設計師、建築師、教師、電腦人才等；2）創意專業人員，以知識爲主要的專業人員，包括，財務顧問、醫生、律師等。這個“創意階層”必須符合這樣一些條件：他們在公共空間能夠發言，積極參與政策討論，推動社區發展；他們會直接支持甚至親自參與社區藝術的發展（消費也是支持的一種表現）；他們對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他們認爲自己有能力改進城市的面貌和氛圍；他們能夠感覺到志同道合的人的存在和力量。
讓文化人覺得“吾道不孤”，覺得自己能夠參與、正在參與這座城市的文化建設，這些，都是一座創意城市所應具備的魅力。而由此推論，我真的不知道：對於澳門“文化創意城市”藍圖的實現，你究竟有多少信心和寄望？
2007年12月3日星期一
2007年10月31日星期三
2007年10月30日星期二
《某編輯部的60天攻防》
上一期《亞洲周刊》内的一篇報道，提到日本 NHK的一套紀錄片【激流中國】。 今天晚上，終于看到了其中的幾集。
《某編輯部的60天攻防》講述了内地知名雜誌《南風窗》的60天，攝製組走進《南風窗》的編輯部，讓我們看見故事背後的故事，以及不能被講述的故事，在紀錄片裏，我們看見内地媒體在挖掘事實真相，擔當公衆喉舌的全情付出。原來，寫一個故事可能真的會冒著生命危險，策劃一篇報道可能會遇上滅頂之災。正如《亞洲周刊》引用中國網民的話：“很心酸。也很無奈......中國媒體做不到，而日本媒體做到，這就不必計較了，問題是，今天有人紀錄下來，就是爲了帶動更多的人去思考，去奮鬥。” 這些話，竟讓我想起了情況驚人類似的澳門。
中國的媒體英雄在爲了中國人的未來艱辛邁步，片尾用了魯迅先生的話“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就漸漸成了路。”那麽，我們自己的路，又何時邁步？
推薦你看一看，中國媒體人的故事！
【激流中國 - 喉舌與良心】
（如果網路速度慢，片子會斷斷續續，可在按了“開始”鍵之後再“暫停”，等灰色下載綫較長之後再播放）
《某編輯部的60天攻防》講述了内地知名雜誌《南風窗》的60天，攝製組走進《南風窗》的編輯部，讓我們看見故事背後的故事，以及不能被講述的故事，在紀錄片裏，我們看見内地媒體在挖掘事實真相，擔當公衆喉舌的全情付出。原來，寫一個故事可能真的會冒著生命危險，策劃一篇報道可能會遇上滅頂之災。正如《亞洲周刊》引用中國網民的話：“很心酸。也很無奈......中國媒體做不到，而日本媒體做到，這就不必計較了，問題是，今天有人紀錄下來，就是爲了帶動更多的人去思考，去奮鬥。” 這些話，竟讓我想起了情況驚人類似的澳門。
中國的媒體英雄在爲了中國人的未來艱辛邁步，片尾用了魯迅先生的話“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就漸漸成了路。”那麽，我們自己的路，又何時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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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中國 - 喉舌與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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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7日星期六
2007年10月10日星期三
"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上）
當“文化”變成“生意”（“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一）
鍾永豐（嘉義縣文化局長）：近年文化產業發展觀光的附帶任務，使地方文化單位承受許多壓力……有人責難文化機關把很多補助放在邀請國外大團，比如柏林愛樂來一次可能要好幾千萬。我反而覺得……既然大家要逃避，何不逃到國外更精致、好看的藝術形式中？【“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從這篇文章開始，想來談談文化，創意和產業。不過，在“經濟發展”決定一切的今天，似乎“Business”才是一種大家都喜歡聽、聽得懂的語言。好，那就讓我們從“Business”開始。
八月份《時代》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講述幾已成“全球化”代名詞的世界商業巨頭“Wal-Mart”在日本的遭遇：沃爾瑪在日本慘遭“滑鐵盧”，原因在於其雖然挾全球採購的低價優勢，但卻發現日本消費者仍然支持國貨，尤其在食品方面更非日本貨不買。而講究美式管理的沃爾瑪更因大刀闊斧解雇員工，失去日本消費者和雇員的信任；還有，其以美國人爲主的高層管理團隊在“日本文化”前面處處碰壁，眼下虧損連連，甚至面對“退出日本市場”的威脅……
從商業到文化，其實，我們面對的話題都差不多：如何讓本土產品取得成功？如何讓本土文化具有“不可輕視”的力量？面對指責政府資源外傾，本土藝術發展卻得不到照顧，有以“既然都要花錢，爲什麽不買國外高級貨、精品貨”作爲托詞。顯然，這是一種因果互倒的荒謬，也許，潛意識裏還摻雜了文化官員的“崇洋”心態。
問題在於，如果政府在“文化藝術”上把自己當作一個“生意佬”，當文化從一開始就定位成招徠遊客的工具、當資源從來都沒有重點投放在提升民衆視野與教育等基礎經營上、當本土藝術創作者、社區民衆之間無法建立一種對話機制，我們的文化“政績”，就只能永遠靠“移植”來充撐，而本土文化，也只能永遠扮演一個“次等貨”的角色。
澳門文化產業，到底缺什麽？（“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二）
胡恩威（進念二十面體）：以我十多年來的觀察，核心問題是人才配套。看韓國、日本、紐約、倫敦，他們的底爲什麽這樣深厚，因爲有非常強的藝術教育及研究體制。你去比較一下紐約、倫敦，與藝術研究有關的機構過千間，他們博物館除了舉辦活動還有做研究，他們的策展人是學者也是專家，不是在商場放些東西就是展覽。他們的内功由此而來……我們要學内功而不是搞活動，其實“活動”很容易買回來，但培養一個策展人要花很多心機及時間。現在三十嵗到四十嵗年齡層的人，除了反對以外沒有東西做，我們沒有一個正當的文化機制，還只停留於製造明星層面。【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朱銘的“太極”當然不只是一塊石頭，丹‧布朗的《達文西密碼》也不是在紙上印字這麽簡單，文化產業之所以和其他產業不同，在於它的創意含金量：内容。而在“内容”後面，其實是“人”，那些創意不絕的創作人。
但創作人的“創作力”從哪裏來？專業技能的學習和訓練和“教育”有關，作品與社會民衆的互動和“媒體”有關，還有學術研究與討論、知識版權保護、創作自由保障……文化產業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揚名立萬的創作人們不過是冒出水面的小小一角，而下面還有更多的部分在支撐：研究學者、商業及法律人員、中介代理、行政管理人員……文化產業表面的盛況，來自文化的滲透與向下扎根。“十年種樹，百年育人”，在澳門近年大興土木之餘，小城也需要更多的“文化基建”工程，這些龐大工程首先要從政策層面做起，正因如此，在所有的文化產業創意人才之中，最重要的，是營造適合創意與文化發展的文化政策研究者、制定者、執行者。
澳門欠缺文化產業的内容嗎？可能。澳門欠缺文化產業的經營人才嗎？也許。但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真正急需的，是一批擁有宏觀文化視野與實務執行能力的文化官員。
文化行銷（“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三）
“文化品牌不同於一般商業品牌的是，文化產品的藝術性特別濃厚，而消費者的品位非單靠行銷可以打造；所以，文化產業的開展依賴消費市場在藝術品位方面的積累與成熟，非單靠強勢的媒體行銷可以在短期内勝事……一個社會的民衆傾向以文化消費來彰顯個人的身份認同，必定是該社會普遍的藝術素養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所以，大衆教育的陶冶是助成文化產業發展的條件。【摘自《全球視野的文化政策》，郭為藩，臺灣心理出版社，2006年3月】
歸根到底，文化生意也是生意，不過，比較起來，它和其他商業的運作模式還是有著本質的不同：文化產業並非是完全以“賺取利潤”作爲出發點，它的本質和目的，不應該虎視眈眈地瞄著別人的錢包裏面。
商業運作講求“行銷網絡”、“配售渠道”、“市場份額”、“價格競爭”等商戰手段，但文化產業行銷者的角色，卻在扮演一個“紅娘”多於一個“推銷員”，正如一場劇場演出的首要目的並不是把觀衆席填滿，而是讓“對的”消費者找到“對的”產品，而如何讓口味各異、品位不同的消費者找到“對的產品”，才是一個文化行銷人稱職與否的關鍵。
故此，文化產業行銷的成敗，還在於市民們是否有足夠的選擇，或者，再退一步，他們有沒有意識到：其實自己可以做出選擇、也應該做出選擇？於是，我們又回到了所有問題的起點：藝術教育究竟在整個教育體系中佔據什麽樣的位置？這個社會有沒有讓它的孩子從小開始慢慢學會獨立思考？今天學校裏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這些未來文化產業的消費者們—明天又會形塑出怎樣一種代表這城市的文化品位？
中國戲劇大師林兆華曾說過這麽一句話：“應讓觀眾選擇戲劇，而不是讓戲劇選擇觀眾。”我想，這大概可以作爲文化產品行銷策略的一個關鍵附註吧？
誰是中間人？（“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四）
卓明（戲劇工作者）：很多劇團會抱怨政府沒有提供行銷平臺，會認爲這是政府的責任。我問他們：你有沒有產品？沒有產品，談何市場？當作品做出來，觀衆喜歡，就有市場，市場機制會同步發聲，而後再擴大它的效益。
溫慧玟（表演藝術聯盟常務理事）：卓明提到一個重要關鍵，就是作品能否吸引觀衆走進劇場。這是表演藝術各領域共同存在的問題。
【“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雜誌（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文化“產業化”之後，“市場”成了揮之不去的話題。今天，我們已從“酒好不怕巷子深” 的時代進入了“酒好還要勤吆喝”的時代。好的文化產品，沒有適當配套，也未必受歡迎，畢竟，很多時候，能否吸引觀眾，不單取決於演出（或其他文化產品）的品質，也取決於觀眾口味和市場風向。
“文化產業”的一頭是創作者，另一頭是消費者。消費者在尋找不同的產品，創作者也在創作不同的產品，創作人當然不應忽略作品的受眾而“閉門造車”，但亦不該放棄自己的堅持，變成只知討好市場的“工匠”。消費者需要選擇的自由，創作人也需要創作的自由。
因此，要整個文化產業鏈得以形成，還需要把頭尾連起來的關鍵一環：“中間人”。一件文化產品是否能夠吸引觀眾，除了作品本身，“中間人”的仲介平臺的能力和效率，也是關鍵。文化產業的中間人需要具有靈活的機制、豐富的創意、廣闊的視野、實幹的能力，英國的“Art & Business(http://www.aandb.org.uk/)”組織，就是一個成功的中間人，在公司、企業和藝團、藝術家之間穿針引線；香港也有藝術中心，以及牛棚、藝術發展局，都在或多或少地扮演著這個功能。澳門的牛房也是一個類似角色，但其所具有的資源和扶持還無法與以上那些機構同日而語，那澳門文化產業中間人的角色，到底該由誰來扮演？如何扮演？都是澳門在高叫“發展文化產業”之餘應好好探討一番的話題。
文化產業，關我乜事？（“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五）
“在多個討論中我也曾提出，劇場是否只談intellectual（知性）？知性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略表演、劇場美學以及不同藝術元素在創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若劇場只是盛載知性内容的媒體，戲劇會否成爲只屬於某一類型觀衆的藝術創作？今日，我仍然深信戲劇的力量，更相信戲劇要多盛載當下港人最關心的議題，無分知性戲劇或娛樂戲劇。如果作品跟當下的市民沒有關係，那只會變成附庸風雅、只服務一小撮有經濟能力或社會階級人士的產物。劇場的多元性，該在乎創作跟人生活的關係。”【詹瑞文，“香港人，我令你愛上藝術了嗎？”2007年6月21日，香港《明報》】
讓文化產業植根於民衆和社區，既能從社會汲取源源不絕的動力與養分，而民衆的參與和關心也反過來不斷推動其發展，這種良性循環才是發展本土文化產業的長治久安之道，而那些以滿足遊客需要、延長旅客留澳時間為出發點的想法，都不過在假借“文化產業”之名，至於“文化”內涵早被淘空，徒剩外表聲嘶力竭的招徠吆喝而已。
今天的澳門，文化消費是否變成“附庸風雅、只服務一小撮有經濟能力或社會階級人士的產物”姑且不論，大部分民衆的文化需求在社會快速發展的步伐之下被嚴重忽略，卻正在形成一種吊詭的邏輯：越有錢兼有閑的人，越有機會主導文化消費群體；而越是為口奔馳的蟻民，越容易自動放棄自己、甚至下一代的文化權利。
一次親身體驗是，某家長不讓孩子去看一場兒童劇，其理由僅是因爲覺得小孩應多點“溫書”，而不應去做“看舞臺劇”這類“唔等使”的事情。除了喟嘆這家長的“教育理念”，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帶給我們另一種思考：其實，舞臺與社會之間應建立一種對話機制，這種機制會讓創作作品和人們的生活掛起勾來、會讓每一個民衆都覺得：原來，文化創作，是和自己有關係的。
藝術有乜用？（“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六）
來自遼寧瀋陽的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張天羽，除經過兩輪的面試外，亦須與遴選委員會的成員共晉晚餐，給成員全面觀察。張天羽憶述︰「餐廳內放置很多現代畫，其中一位對藝術有研究的委員指著某一幅畫，然後問是哪年代的畫。」幸好經常參觀畫展，從畫的內容和風格，分辨出90年代台灣畫家的手筆，令委員留下深刻的印象，卒奪得羅德獎學金。（摘自2007年9月13日香港《明報》）
本土文化產業要取得長遠、可持續發展，我認爲，如果不立即在藝術教育層面深耕細作，也許十年、二十年後，澳門還會在同一議題上喋喋不休。將藝術教育納入當前的教育體系，一定會面對重重障礙：師資、教材、教學方法……但其中最大障礙，也許竟會來自家長。試想：若學校開設藝術欣賞課、創作課、外展文化考察活動，也許大部分家長會開始皺眉頭：這麽多「閑科」，那我小孩學英語的時間夠不夠？背書練習的機會多不多？考試還能不能拿高分？
中大學生成為「羅德學人」負笈牛津大學修讀金融經濟學碩士，憶起擊敗多位競爭者的經過，最驚險一刻，竟是某次與遴選委員晚膳席間幾乎被一幅藝術畫作「考起」。看在強調「實際」的中國人眼裏，這幾近不可理喻：學金融經濟，和懂不懂鑑賞畫作有何關係？但這正是西方教育思維值得我們取法之處，他們更強調一個人的綜合質素。文化藝術的價值也正在此：它強調的，並非「技」的傳授，而是「道」的熏陶，一個人如果懂得對美的欣賞，自然會展開對美的追求，只要一個人心具這態度，就不會苟且、不會霸道，更會對自己和社會多一份要求和承擔。
因此，西方政商領袖頗具藝術修養的大有人在，克林頓是個色士風好手，丘吉爾的風景畫出手不凡……回到澳門，擅具文藝修養的高官巨賈你數得出哪一位？又或，你記不記得：上次聽到本地權貴顯要和大家談論一本好書、一曲好音樂、一幅好畫、一場精彩表演或一件出色藝術品，是什麽時候？
“小眾”、“大衆” （“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七）
“今天的演出不能再只有五成觀衆，所以我們得各方面想辦法。”陳炳釗說。……香港的情況始終不同紐約，所以題材的選擇很重要。陳炳釗年來的演出由原創轉向改編經典文本的趨勢，但即使如此，其實他無時無刻不在計量本地小型劇場的市場壓力，例如同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會寧願改編達里奧福(Dario Fo)而不選品特(Harold Pinter)作品。【2007年7月1日，香港《明報》】
以劇場的方式介入社會，陳炳釗認爲“劇場從來不必與大衆文化融合”、“而且不得不是小眾的”。某類型的思考和批判方式的選擇，永遠未必屬於“多數人”的，然而，“小眾”的劇場，也可以讓“大衆”參與，“大衆”與“小眾”的概念，有時候只是相對而已。
有別於跟主流、跟大隊的“傳統智慧”，對於一個謀求長遠發展社會來講，多元的思考維度不可或缺。但堅定的小劇場拓荒者如陳炳釗也承認：“今天的演出不能再只有五成觀眾。”我想，這所謂的“市場壓力”來自：小眾不能與大衆脫節。劇場不應該“爲了劇場而劇場”，更加不需要“爲了小眾而小眾”。文以載道，關鍵還在於如何選擇恰當的方式面向觀衆，使他們積極介入文化議題。
這也許是在港澳社會特殊現實下的特殊對策：藝術教育缺位、價值取向單一，整個文化藝術生態環境惡劣。因此，戲劇工作者除了創作之外，也應承擔起一份教育責任。正像一位前輩教導我的那樣：教育，就像釣魚。用的餌，應該是魚兒喜歡吃的，而不是你自己喜歡吃的。劇場，當然可以用來作爲“小眾”的批判、思考方式，但它也可以吸引、容納更多的“大衆”，甚至，作爲一個普通人娛樂、放鬆的地方。
在文化產業鏈裏，劇場只是小小的一環，但它衍生的話題討論，卻可以給整個社會帶來大大的思考。再一次證明：所謂“小”與“大”，不過是個相對概念罷了。
讓我們從討論開始（“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八）
鴻鴻（劇場暨電影導演）：……媒體沒有那麽多篇幅報道，很多重要的演出都沒有評論……新一代當然會問：爲什麽要做這些事？我接觸很多學生的創作能力可能比老師好，但他們只能窩在學校的小教室演，演完就散了，畢業後要怎麽辦？他們可以找個工作養活自己，然後演出，但去哪裏演？演給誰看？……我強調的評論，不是指我們這一代要什麽定位，而是讓年輕人做的事也被看見。過去二十年已有太多創作者做完、爽完了，如船過水無痕，看到這麽多人沒頂，很痛心。戲劇的能量需要積累，應建立一個評論機制，讓有實力的創作者被看見、被討論。【“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澳門的討論風氣可能是華人地區裏最單薄的。從舞臺藝術到文學創作、從社會時事到大廈管理，澳門人似乎不太相信討論可以產生作用。這裏所指的討論，當然不是街坊鄰里八卦一番的飛短流長，或是早晨清談電話節目裏只顧一己的發洩。討論，是多視角、多層次的思考維度，而最重要的，是願意聆聽的包容和勇於表達的誠懇。但現實是，澳門人從小就在接受另一種“訓練”：服從權威的訓練、保持沉默的訓練、拜高踩低的訓練。
這種社會性格的養成，對社會的危害如今幾乎已侵蝕各個層面，就文化藝術而言，它帶來的最大危害，是形成一種幾乎封閉的文藝生態環境：不同的藝術形態互不溝通，甚至在同一個藝術形態裏面，也會形成老死不相往來的各個小圈子。因此，在澳門，你找不到一本有關文化評論、藝術評論的雜誌，而一場演出完成之後，不論是好是壞，都很難感覺到（無論是透過互聯網、電視、電臺或報章雜誌）熱烈的討論風氣。
這沉默真的令人心寒，因爲它不但代表民衆不善溝通、不願溝通的性格，更代表了一種大家對自己的社會的冷漠。在這樣的環境裏面，我們的創意只會像裊裊輕煙一樣消失殆盡。那所謂的創意工業、文化產業，又從何談起？
鍾永豐（嘉義縣文化局長）：近年文化產業發展觀光的附帶任務，使地方文化單位承受許多壓力……有人責難文化機關把很多補助放在邀請國外大團，比如柏林愛樂來一次可能要好幾千萬。我反而覺得……既然大家要逃避，何不逃到國外更精致、好看的藝術形式中？【“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從這篇文章開始，想來談談文化，創意和產業。不過，在“經濟發展”決定一切的今天，似乎“Business”才是一種大家都喜歡聽、聽得懂的語言。好，那就讓我們從“Business”開始。
八月份《時代》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講述幾已成“全球化”代名詞的世界商業巨頭“Wal-Mart”在日本的遭遇：沃爾瑪在日本慘遭“滑鐵盧”，原因在於其雖然挾全球採購的低價優勢，但卻發現日本消費者仍然支持國貨，尤其在食品方面更非日本貨不買。而講究美式管理的沃爾瑪更因大刀闊斧解雇員工，失去日本消費者和雇員的信任；還有，其以美國人爲主的高層管理團隊在“日本文化”前面處處碰壁，眼下虧損連連，甚至面對“退出日本市場”的威脅……
從商業到文化，其實，我們面對的話題都差不多：如何讓本土產品取得成功？如何讓本土文化具有“不可輕視”的力量？面對指責政府資源外傾，本土藝術發展卻得不到照顧，有以“既然都要花錢，爲什麽不買國外高級貨、精品貨”作爲托詞。顯然，這是一種因果互倒的荒謬，也許，潛意識裏還摻雜了文化官員的“崇洋”心態。
問題在於，如果政府在“文化藝術”上把自己當作一個“生意佬”，當文化從一開始就定位成招徠遊客的工具、當資源從來都沒有重點投放在提升民衆視野與教育等基礎經營上、當本土藝術創作者、社區民衆之間無法建立一種對話機制，我們的文化“政績”，就只能永遠靠“移植”來充撐，而本土文化，也只能永遠扮演一個“次等貨”的角色。
澳門文化產業，到底缺什麽？（“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二）
胡恩威（進念二十面體）：以我十多年來的觀察，核心問題是人才配套。看韓國、日本、紐約、倫敦，他們的底爲什麽這樣深厚，因爲有非常強的藝術教育及研究體制。你去比較一下紐約、倫敦，與藝術研究有關的機構過千間，他們博物館除了舉辦活動還有做研究，他們的策展人是學者也是專家，不是在商場放些東西就是展覽。他們的内功由此而來……我們要學内功而不是搞活動，其實“活動”很容易買回來，但培養一個策展人要花很多心機及時間。現在三十嵗到四十嵗年齡層的人，除了反對以外沒有東西做，我們沒有一個正當的文化機制，還只停留於製造明星層面。【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朱銘的“太極”當然不只是一塊石頭，丹‧布朗的《達文西密碼》也不是在紙上印字這麽簡單，文化產業之所以和其他產業不同，在於它的創意含金量：内容。而在“内容”後面，其實是“人”，那些創意不絕的創作人。
但創作人的“創作力”從哪裏來？專業技能的學習和訓練和“教育”有關，作品與社會民衆的互動和“媒體”有關，還有學術研究與討論、知識版權保護、創作自由保障……文化產業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揚名立萬的創作人們不過是冒出水面的小小一角，而下面還有更多的部分在支撐：研究學者、商業及法律人員、中介代理、行政管理人員……文化產業表面的盛況，來自文化的滲透與向下扎根。“十年種樹，百年育人”，在澳門近年大興土木之餘，小城也需要更多的“文化基建”工程，這些龐大工程首先要從政策層面做起，正因如此，在所有的文化產業創意人才之中，最重要的，是營造適合創意與文化發展的文化政策研究者、制定者、執行者。
澳門欠缺文化產業的内容嗎？可能。澳門欠缺文化產業的經營人才嗎？也許。但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真正急需的，是一批擁有宏觀文化視野與實務執行能力的文化官員。
文化行銷（“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三）
“文化品牌不同於一般商業品牌的是，文化產品的藝術性特別濃厚，而消費者的品位非單靠行銷可以打造；所以，文化產業的開展依賴消費市場在藝術品位方面的積累與成熟，非單靠強勢的媒體行銷可以在短期内勝事……一個社會的民衆傾向以文化消費來彰顯個人的身份認同，必定是該社會普遍的藝術素養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所以，大衆教育的陶冶是助成文化產業發展的條件。【摘自《全球視野的文化政策》，郭為藩，臺灣心理出版社，2006年3月】
歸根到底，文化生意也是生意，不過，比較起來，它和其他商業的運作模式還是有著本質的不同：文化產業並非是完全以“賺取利潤”作爲出發點，它的本質和目的，不應該虎視眈眈地瞄著別人的錢包裏面。
商業運作講求“行銷網絡”、“配售渠道”、“市場份額”、“價格競爭”等商戰手段，但文化產業行銷者的角色，卻在扮演一個“紅娘”多於一個“推銷員”，正如一場劇場演出的首要目的並不是把觀衆席填滿，而是讓“對的”消費者找到“對的”產品，而如何讓口味各異、品位不同的消費者找到“對的產品”，才是一個文化行銷人稱職與否的關鍵。
故此，文化產業行銷的成敗，還在於市民們是否有足夠的選擇，或者，再退一步，他們有沒有意識到：其實自己可以做出選擇、也應該做出選擇？於是，我們又回到了所有問題的起點：藝術教育究竟在整個教育體系中佔據什麽樣的位置？這個社會有沒有讓它的孩子從小開始慢慢學會獨立思考？今天學校裏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這些未來文化產業的消費者們—明天又會形塑出怎樣一種代表這城市的文化品位？
中國戲劇大師林兆華曾說過這麽一句話：“應讓觀眾選擇戲劇，而不是讓戲劇選擇觀眾。”我想，這大概可以作爲文化產品行銷策略的一個關鍵附註吧？
誰是中間人？（“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四）
卓明（戲劇工作者）：很多劇團會抱怨政府沒有提供行銷平臺，會認爲這是政府的責任。我問他們：你有沒有產品？沒有產品，談何市場？當作品做出來，觀衆喜歡，就有市場，市場機制會同步發聲，而後再擴大它的效益。
溫慧玟（表演藝術聯盟常務理事）：卓明提到一個重要關鍵，就是作品能否吸引觀衆走進劇場。這是表演藝術各領域共同存在的問題。
【“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雜誌（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文化“產業化”之後，“市場”成了揮之不去的話題。今天，我們已從“酒好不怕巷子深” 的時代進入了“酒好還要勤吆喝”的時代。好的文化產品，沒有適當配套，也未必受歡迎，畢竟，很多時候，能否吸引觀眾，不單取決於演出（或其他文化產品）的品質，也取決於觀眾口味和市場風向。
“文化產業”的一頭是創作者，另一頭是消費者。消費者在尋找不同的產品，創作者也在創作不同的產品，創作人當然不應忽略作品的受眾而“閉門造車”，但亦不該放棄自己的堅持，變成只知討好市場的“工匠”。消費者需要選擇的自由，創作人也需要創作的自由。
因此，要整個文化產業鏈得以形成，還需要把頭尾連起來的關鍵一環：“中間人”。一件文化產品是否能夠吸引觀眾，除了作品本身，“中間人”的仲介平臺的能力和效率，也是關鍵。文化產業的中間人需要具有靈活的機制、豐富的創意、廣闊的視野、實幹的能力，英國的“Art & Business(http://www.aandb.org.uk/)”組織，就是一個成功的中間人，在公司、企業和藝團、藝術家之間穿針引線；香港也有藝術中心，以及牛棚、藝術發展局，都在或多或少地扮演著這個功能。澳門的牛房也是一個類似角色，但其所具有的資源和扶持還無法與以上那些機構同日而語，那澳門文化產業中間人的角色，到底該由誰來扮演？如何扮演？都是澳門在高叫“發展文化產業”之餘應好好探討一番的話題。
文化產業，關我乜事？（“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五）
“在多個討論中我也曾提出，劇場是否只談intellectual（知性）？知性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略表演、劇場美學以及不同藝術元素在創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若劇場只是盛載知性内容的媒體，戲劇會否成爲只屬於某一類型觀衆的藝術創作？今日，我仍然深信戲劇的力量，更相信戲劇要多盛載當下港人最關心的議題，無分知性戲劇或娛樂戲劇。如果作品跟當下的市民沒有關係，那只會變成附庸風雅、只服務一小撮有經濟能力或社會階級人士的產物。劇場的多元性，該在乎創作跟人生活的關係。”【詹瑞文，“香港人，我令你愛上藝術了嗎？”2007年6月21日，香港《明報》】
讓文化產業植根於民衆和社區，既能從社會汲取源源不絕的動力與養分，而民衆的參與和關心也反過來不斷推動其發展，這種良性循環才是發展本土文化產業的長治久安之道，而那些以滿足遊客需要、延長旅客留澳時間為出發點的想法，都不過在假借“文化產業”之名，至於“文化”內涵早被淘空，徒剩外表聲嘶力竭的招徠吆喝而已。
今天的澳門，文化消費是否變成“附庸風雅、只服務一小撮有經濟能力或社會階級人士的產物”姑且不論，大部分民衆的文化需求在社會快速發展的步伐之下被嚴重忽略，卻正在形成一種吊詭的邏輯：越有錢兼有閑的人，越有機會主導文化消費群體；而越是為口奔馳的蟻民，越容易自動放棄自己、甚至下一代的文化權利。
一次親身體驗是，某家長不讓孩子去看一場兒童劇，其理由僅是因爲覺得小孩應多點“溫書”，而不應去做“看舞臺劇”這類“唔等使”的事情。除了喟嘆這家長的“教育理念”，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帶給我們另一種思考：其實，舞臺與社會之間應建立一種對話機制，這種機制會讓創作作品和人們的生活掛起勾來、會讓每一個民衆都覺得：原來，文化創作，是和自己有關係的。
藝術有乜用？（“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六）
來自遼寧瀋陽的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張天羽，除經過兩輪的面試外，亦須與遴選委員會的成員共晉晚餐，給成員全面觀察。張天羽憶述︰「餐廳內放置很多現代畫，其中一位對藝術有研究的委員指著某一幅畫，然後問是哪年代的畫。」幸好經常參觀畫展，從畫的內容和風格，分辨出90年代台灣畫家的手筆，令委員留下深刻的印象，卒奪得羅德獎學金。（摘自2007年9月13日香港《明報》）
本土文化產業要取得長遠、可持續發展，我認爲，如果不立即在藝術教育層面深耕細作，也許十年、二十年後，澳門還會在同一議題上喋喋不休。將藝術教育納入當前的教育體系，一定會面對重重障礙：師資、教材、教學方法……但其中最大障礙，也許竟會來自家長。試想：若學校開設藝術欣賞課、創作課、外展文化考察活動，也許大部分家長會開始皺眉頭：這麽多「閑科」，那我小孩學英語的時間夠不夠？背書練習的機會多不多？考試還能不能拿高分？
中大學生成為「羅德學人」負笈牛津大學修讀金融經濟學碩士，憶起擊敗多位競爭者的經過，最驚險一刻，竟是某次與遴選委員晚膳席間幾乎被一幅藝術畫作「考起」。看在強調「實際」的中國人眼裏，這幾近不可理喻：學金融經濟，和懂不懂鑑賞畫作有何關係？但這正是西方教育思維值得我們取法之處，他們更強調一個人的綜合質素。文化藝術的價值也正在此：它強調的，並非「技」的傳授，而是「道」的熏陶，一個人如果懂得對美的欣賞，自然會展開對美的追求，只要一個人心具這態度，就不會苟且、不會霸道，更會對自己和社會多一份要求和承擔。
因此，西方政商領袖頗具藝術修養的大有人在，克林頓是個色士風好手，丘吉爾的風景畫出手不凡……回到澳門，擅具文藝修養的高官巨賈你數得出哪一位？又或，你記不記得：上次聽到本地權貴顯要和大家談論一本好書、一曲好音樂、一幅好畫、一場精彩表演或一件出色藝術品，是什麽時候？
“小眾”、“大衆” （“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七）
“今天的演出不能再只有五成觀衆，所以我們得各方面想辦法。”陳炳釗說。……香港的情況始終不同紐約，所以題材的選擇很重要。陳炳釗年來的演出由原創轉向改編經典文本的趨勢，但即使如此，其實他無時無刻不在計量本地小型劇場的市場壓力，例如同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會寧願改編達里奧福(Dario Fo)而不選品特(Harold Pinter)作品。【2007年7月1日，香港《明報》】
以劇場的方式介入社會，陳炳釗認爲“劇場從來不必與大衆文化融合”、“而且不得不是小眾的”。某類型的思考和批判方式的選擇，永遠未必屬於“多數人”的，然而，“小眾”的劇場，也可以讓“大衆”參與，“大衆”與“小眾”的概念，有時候只是相對而已。
有別於跟主流、跟大隊的“傳統智慧”，對於一個謀求長遠發展社會來講，多元的思考維度不可或缺。但堅定的小劇場拓荒者如陳炳釗也承認：“今天的演出不能再只有五成觀眾。”我想，這所謂的“市場壓力”來自：小眾不能與大衆脫節。劇場不應該“爲了劇場而劇場”，更加不需要“爲了小眾而小眾”。文以載道，關鍵還在於如何選擇恰當的方式面向觀衆，使他們積極介入文化議題。
這也許是在港澳社會特殊現實下的特殊對策：藝術教育缺位、價值取向單一，整個文化藝術生態環境惡劣。因此，戲劇工作者除了創作之外，也應承擔起一份教育責任。正像一位前輩教導我的那樣：教育，就像釣魚。用的餌，應該是魚兒喜歡吃的，而不是你自己喜歡吃的。劇場，當然可以用來作爲“小眾”的批判、思考方式，但它也可以吸引、容納更多的“大衆”，甚至，作爲一個普通人娛樂、放鬆的地方。
在文化產業鏈裏，劇場只是小小的一環，但它衍生的話題討論，卻可以給整個社會帶來大大的思考。再一次證明：所謂“小”與“大”，不過是個相對概念罷了。
讓我們從討論開始（“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八）
鴻鴻（劇場暨電影導演）：……媒體沒有那麽多篇幅報道，很多重要的演出都沒有評論……新一代當然會問：爲什麽要做這些事？我接觸很多學生的創作能力可能比老師好，但他們只能窩在學校的小教室演，演完就散了，畢業後要怎麽辦？他們可以找個工作養活自己，然後演出，但去哪裏演？演給誰看？……我強調的評論，不是指我們這一代要什麽定位，而是讓年輕人做的事也被看見。過去二十年已有太多創作者做完、爽完了，如船過水無痕，看到這麽多人沒頂，很痛心。戲劇的能量需要積累，應建立一個評論機制，讓有實力的創作者被看見、被討論。【“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澳門的討論風氣可能是華人地區裏最單薄的。從舞臺藝術到文學創作、從社會時事到大廈管理，澳門人似乎不太相信討論可以產生作用。這裏所指的討論，當然不是街坊鄰里八卦一番的飛短流長，或是早晨清談電話節目裏只顧一己的發洩。討論，是多視角、多層次的思考維度，而最重要的，是願意聆聽的包容和勇於表達的誠懇。但現實是，澳門人從小就在接受另一種“訓練”：服從權威的訓練、保持沉默的訓練、拜高踩低的訓練。
這種社會性格的養成，對社會的危害如今幾乎已侵蝕各個層面，就文化藝術而言，它帶來的最大危害，是形成一種幾乎封閉的文藝生態環境：不同的藝術形態互不溝通，甚至在同一個藝術形態裏面，也會形成老死不相往來的各個小圈子。因此，在澳門，你找不到一本有關文化評論、藝術評論的雜誌，而一場演出完成之後，不論是好是壞，都很難感覺到（無論是透過互聯網、電視、電臺或報章雜誌）熱烈的討論風氣。
這沉默真的令人心寒，因爲它不但代表民衆不善溝通、不願溝通的性格，更代表了一種大家對自己的社會的冷漠。在這樣的環境裏面，我們的創意只會像裊裊輕煙一樣消失殆盡。那所謂的創意工業、文化產業，又從何談起？
2007年10月3日星期三
小城大事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狄更斯,《雙城記》
（圖片來源：家龍工作室；更多精彩圖片請看這裡。）當看見那些年輕的老師，社工們走上街頭；當看見他們在攝像機侃侃而談卻又面帶幾份謹慎的神情。我的内心突然感動莫名。
我相信，如果不是到了忍無可忍，如果不是因爲不吐不快，這些年輕的澳門人是不會選擇走上街頭的。而當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中產階層開始走上街頭，當越來越多的理性思考，批判聲音從四面八方湧現，也許，這個小城真的可以看得見新的希望？
説起來，我們也許應該感謝那些貪官庸官，感謝那些瘋狂斂財的權貴富豪，如果不是他們，我們也許不會突然驚覺這個小城這麽快就被“腐”、“蝕”的搖搖欲墜了吧？
不知道明天澳門的社會運動會向哪個方向發展，不知道今後整個社會的溝通對話機制會怎樣成形，也不知道這個社會最終會掙脫出這個無形的枷鎖，還是繼續在黑暗和墮落中沉淪。
但我們總算看見有人邁出了一步，也看見了更多的人在繼續前行。只要我們不停向前走，就終有一天會走到終點。
謹此，向那群走上街頭的澳門教師、社工及所有敢講真話、願講真話的人致敬！
（圖片來源：家龍工作室；更多精彩圖片請看這裡。）
2007年9月25日星期二
繁忙生活
各位抱歉，最近的日子實在太忙，加上覺得這裡反正也沒有什麽人看，荒廢了大概也不要緊吧？不過，上次的筆會聚會上，小曦哥問我怎麽好久沒有更新，又想起了這片自己默默耕耘的小園地，覺得繁忙的大家互相原來可以透過這一塊塊的部落格互通消息，了解近況，所以，還是應該“勤來常打掃，勿使惹塵埃”的。
（一）
寫作計劃未能趕得及完成，近來心情十分沮喪。最近在集中重讀手頭上多年收集的澳門歷史資料，似乎又看到了一點點曙光。近日參加筆會組織的一次歷史建築遊，覺得澳門的歷史實在太厚重，簡直是寫小説的素材寶庫。甚至想有機會去讀一個歷史學課程，或者去讀葡文，總之，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内吸收消化這些資料，然後再加上一個好的故事情節和結構，那應該是很爽的創作歷程吧！
（二）
日前有機會訪問太皮，皮爺率直到位的一些觀點，讓自己當時覺得似乎有很多東西應該寫出來，不過等回家後提筆在手，卻發現有些搜腸刮肚，詞不達意，突然覺得自己很喜歡作人物專訪起來，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内準確地了解一個人的關鍵地方，並抓住核心的部分精准地表達出來，真的是很有挑戰力的事情。
（三）
說回筆會的那次參觀，有幸參觀仍未完工的鄭家大屋，很是興奮。參觀過程中有幸遇見一位負責建築修復的專家，看起來普普通通一個蠔殼窗，他說起修復的經歷，連如何尋找同樣的蠔殼，也是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離開途中，心中不免有些慨嘆：這些正在發生的事情，其實，不就是明天的歷史嗎？有關單位完全可以安排一支攝製隊全程跟進，將這些時刻，過程，經歷紀錄下來，加上有關人物的訪問，歷史資料的追蹤，政府如何收回物業的過程，還有實物，電腦特效，把鄭家大屋一點一滴的重建過程完整的紀錄下來，日後，在開放的時候，有一部分就是這個“Making of”部分，不但在這些看起來普通平凡的一磗一石一窗後面賦予更豐富的意義，也為我們的後代留下一份歷史資產，讓他們懂得如何去好好珍惜。要知道，我們不僅睡在前人留下的遺產上面，我們也可以創造性的為後代留下些什麽吧？
真的，這個澳門，好可愛，也好有無限的發展可能性變得更可愛。如過錯過了，不知道明天要花多少力氣再來修補。
祝各位中秋節快樂！
2007年8月15日星期三
Are We Ready?
2007年8月8日。北京。
距離奧運會還有整好一年。
從報章上，從電視裏，不難發現，中國人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自己的祖國變得越來越強大，自己的民族變得越來越重要，我們也有能力舉辦國際性的奧運會，真的，我也由衷感到自豪。可是，歷史告訴我們，真正的國家實力，真正的大國風範，絕對不是一場活動，一次盛會就可以形成的。腎上腺素的亢奮，往往會給我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在奧運面前，中國人亢奮不已，也許，是因爲我們正在變得日益脆弱的自信實在太需要一些令之亢奮的理由，在奧運面前，中國真的準備好了嗎？向來以“秉直敢言”的内地報章《南方都市報》在奧運倒數一周年當日，向國人發出了最誠懇，最深刻的叩問。
用一個活動，一場國際盛事來“打造”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盛世”，可以有多成功，曾經舉辦過“豪氣”東亞運的澳門想必有切膚之痛：沒有準備好的澳門，在這場花費了四十多億的活動之後，不但沒有因此揚名立万，甚至造成民衆對政府的“信任危機”，而不公開，不透明的審核機制，讓這件事至今還是“一淌渾水”，任由坊間或真或假的傳聞甚囂塵上，成爲澳門人永遠無法解開的心結。
在東亞運事件上，以至於近期的“勞工局長黑工風波”，“行政長官股權風波”，澳門的媒體無疑是失職，軟弱，令人失望的。看看《南都》在新聞自由受限制的環境下，仍然秉持新聞職業精神，發出出自媒體良心的呼喚，我們這座小城，又可以期待什麽時候才能夠真正地在“現代社會”，“公民社會”，“民主社會”的建設前面說一句：We are ready 呢？
奧運倒數一周年，Are We Ready？
《南方都市報》2007年8月8日社論
“這片土地已經準備好，打開夢想起飛的跑道。讓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們的懷抱。”這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倒計時一周年主題曲中的幾句歌詞，這首歌今天晚上將由眾多明星在天安門廣場演唱。
正如奧運會被看作是一個民族擁抱世界的標誌性事件一樣，跟它相關的日子都被賦予了特別的意義。於是，今天不再是尋常的一天，它是一個歷史的臺階；今夜不再是尋常的一夜，它要展示澎湃的激情；這首歌也不再是尋常的吟唱，它代表一個民族的心聲。
這首歌有一個振奮人心的名字——《We Are Ready》，翻譯成中文就是《我們準備好了》。我們用這首歌向全世界宣告：我們豪情萬丈、信心百倍，我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我們在動員上準備好了，我們在心理上準備好了。
我們有理由相信，全世界人民都為我們的豪情而感動。但是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不解的目光，比如路透社的新聞標題：“離奧運會還有一年之久，但北京說‘我們準備好了’”。
奧運會從來都是一種世界語言，它將消除所有的誤解。順著這道疑惑的目光，我們不妨回到事實層面，腳踏現實大地而捫心自問：AreWeReady ？我們準備好了嗎？
如果今天不僅有激情，還有理性；不僅有憧憬，還有回顧；不僅有稱頌，還有提醒，無疑它將更有意義，更見價值。那麼請讓我們對照2008年北京奧運的三大核心理念，進行一場反思。
綠色奧運，我們準備好了嗎？
藍藍的天，綠綠的樹，清澈的空氣，明亮的陽光，當奧運聖火在古希臘點燃的時候，它大概沒有想到這些天然的東西會成為現代人寄託於它的一個夢想。為了這個夢想，北京痛下決心，發誓要讓空氣品質達到發達國家大城市的水準，並且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是，無論是統計資料還是市民切身感受都在表明，空氣品質比例的改善比預計的難度更大，而且增長的速度有所放緩，前不久北京市官員在奧運新聞發佈會上解釋說，慢的原因是整個國民經濟基礎在不斷發展，人口不斷增長，機動車不斷增加。
如果把綠色奧運的理念放到全中國來考察，環保的現狀更是令人擔心。從太湖的藍藻到洞庭湖的老鼠，從廈門引起巨大爭議的化工專案到三江並流的世界遺產風波，讓我們時刻反省。
科技奧運，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欣慰地獲知，北京奧運會將使用的37個比賽場館、56個訓練場館以及北京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正在有序進行中。雖然不能說“我們準備好了”，但是奧組委官員昨天已經宣佈，各項建設正在加快推進，各階段工作將如期完成。
然而，吸納國內外科技成果，辦一屆高科技含量的體育盛會，這只是“科技奧運”理念的一個方面。這個理念的價值更在於，通過一次全民參與的盛會，提高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推進高新技術成果的產業化日常應用。
這些年來，奧運概念在推動我們科技創新，尤其是科研體制改革方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說，科學的進步，能夠從一場體育盛會中獲取多大的動力？顯然，我們的答卷並不完滿。
人文奧運，我們準備好了嗎？
最讓全世界感動的是，中國人參與奧運的激情。那些踴躍的志願者，那些被搶購的門票，那些熱情高歌的明星，都讓我們為民族的凝聚力感到自豪。
但是人文奧運不是人氣奧運。它是一個舞臺，展示一個國家的精神氣質；它是一個視窗，透視一個民族的心靈世界。
奧運會的價值從來都不僅止於運動，它更是一個普世價值的使者，一個全球文明的播種機。理性、多元、包容普世價值的前提，民主、自由、法治是全球文明的核心。
如果還有黑奴工等待解救，如果還有手機用戶因短信動輒獲罪，如果教育體制沒有推進，如果腐敗現象沒有減少，那麼我們必須承認，人文奧運，我們還沒準備好。
奧運尚未開幕，同胞仍須努力。
今天，在歌聲與掌聲之中，讓我們多問幾聲：Are We Ready？
在未來的一年裏，除了激情和口號，讓我們經常問自己：Are We Ready？
在更長遠的將來，面對進步與成就，讓我們總是問自己：Are We Ready？
2007年8月14日星期二
Have you read the Paper yet?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apers reveal Macau chief's casino stakeChain of holdings uncovered
Neil Gough Aug 13, 2007
Macau Chief Executive Edmund Ho Hau-wah has held a stake in Stanley Ho Hung-sun's casino empire for the past 15 years, a paper trail of corporate documents spanning nearly three decades has revealed.
The former banker, who has headed the Macau government since the 1999 handover, denies any current interest or involvement in Stanley Ho's companies.
However, 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vestigation has uncovered a chain of stock exchange and companies registry filings detailing how Edmund Ho, 52, and two brothers came to possess an indirect minority interest - estimated to be valued at more than HK$100 million - in both Stanley Ho's publicly listed Shun Tak Holdings and Sociedade de Turismo e Diversoes de Macau (STDM), the private conglomerate that has ultimately controlled most of the 85-year-old billionaire's casino, property and transport businesses since 1962.
The central link between Stanley Ho's casinos and Edmund Ho is a private Hong Kong firm controlled by the family of New World Development chairman Cheng Yu-tung: Many Town Company Limited.
After the 1983 death of their father, Ho Yin, founder of Macau's Tai Fung Bank, Edmund Ho and brothers Ho Hau-wing and William Ho Hou-chiu (who died this year) inherited a 3.3 per cent stake in Many Town.
Many Town has a direct 9 per cent stake in STDM and an indirect 1.8 per cent interest in publicly listed ferry operator and property developer Shun Tak Holdings, according to a series of court documents,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announcements and companies registry filings.
Edmund Ho denies having any business dealings with Stanley Ho or Cheng Yu-tung. He admits inheriting the Many Town stake but denies having any current interest in the firm.
Contacted last Wednesday, the chief executive's office declined to comment and referred qu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ureau. Bureau director Victor Chan Chi-ping responded in a letter at the weekend, saying that Edmund Ho had transferred his interest in Many Town to one of his brothers through a 1995 share swap.
"Since inheriting the shares, Mr Edmund Ho had no time to attend to the business of Many Town and other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Because of this, in 1995 he transferred these shares to his brother Mr Ho Hao-veng [Ho Hau-wing], in exchange [for] Mr Ho Hao-veng's shares in Tai Fung Bank in Macau," Mr Chan said. "After this transfer, he ceased to have any involvement with Many Town. He has never received any dividend from this company."
Many Town's filings to the Hong Kong companies registry do not reflect the 1995 share transfer. From 1993 to the present they have continuously listed Edmund Ho and his two brothers as the beneficial owners of a 3.3 per cent stake in Many Town, as does a June filing to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by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a company controlled by the family of New World's Mr Cheng.
A bureau spokesman was unable to explain the discrepancy, but said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his lawyers were working to locate written documentation of the share transfer.
The corporate filings showing that the chief government official in the world's largest gaming market still has a stake in the city's foremost casino company may raise concerns over the transparency of governance in Macau and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Taxes on casino winning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70 per cent of Macau's fiscal revenue last year.
Since 1988, the year Edmund Ho entered local politics as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Macau has had a "sunshine law" requiring officials to disclose their assets. Article 49 of Macau's Basic Law also requires the chief executive to declare his assets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But unlike in Hong Kong - where full public disclosures are required - in Macau these declarations are sealed to the public. Mr Chan said Mr Ho had declared his asse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Law.
Papers reveal Macau chief's casino stakeChain of holdings uncovered
Neil Gough Aug 13, 2007
Macau Chief Executive Edmund Ho Hau-wah has held a stake in Stanley Ho Hung-sun's casino empire for the past 15 years, a paper trail of corporate documents spanning nearly three decades has revealed.
The former banker, who has headed the Macau government since the 1999 handover, denies any current interest or involvement in Stanley Ho's companies.
However, 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vestigation has uncovered a chain of stock exchange and companies registry filings detailing how Edmund Ho, 52, and two brothers came to possess an indirect minority interest - estimated to be valued at more than HK$100 million - in both Stanley Ho's publicly listed Shun Tak Holdings and Sociedade de Turismo e Diversoes de Macau (STDM), the private conglomerate that has ultimately controlled most of the 85-year-old billionaire's casino, property and transport businesses since 1962.
The central link between Stanley Ho's casinos and Edmund Ho is a private Hong Kong firm controlled by the family of New World Development chairman Cheng Yu-tung: Many Town Company Limited.
After the 1983 death of their father, Ho Yin, founder of Macau's Tai Fung Bank, Edmund Ho and brothers Ho Hau-wing and William Ho Hou-chiu (who died this year) inherited a 3.3 per cent stake in Many Town.
Many Town has a direct 9 per cent stake in STDM and an indirect 1.8 per cent interest in publicly listed ferry operator and property developer Shun Tak Holdings, according to a series of court documents,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announcements and companies registry filings.
Edmund Ho denies having any business dealings with Stanley Ho or Cheng Yu-tung. He admits inheriting the Many Town stake but denies having any current interest in the firm.
Contacted last Wednesday, the chief executive's office declined to comment and referred qu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ureau. Bureau director Victor Chan Chi-ping responded in a letter at the weekend, saying that Edmund Ho had transferred his interest in Many Town to one of his brothers through a 1995 share swap.
"Since inheriting the shares, Mr Edmund Ho had no time to attend to the business of Many Town and other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Because of this, in 1995 he transferred these shares to his brother Mr Ho Hao-veng [Ho Hau-wing], in exchange [for] Mr Ho Hao-veng's shares in Tai Fung Bank in Macau," Mr Chan said. "After this transfer, he ceased to have any involvement with Many Town. He has never received any dividend from this company."
Many Town's filings to the Hong Kong companies registry do not reflect the 1995 share transfer. From 1993 to the present they have continuously listed Edmund Ho and his two brothers as the beneficial owners of a 3.3 per cent stake in Many Town, as does a June filing to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by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a company controlled by the family of New World's Mr Cheng.
A bureau spokesman was unable to explain the discrepancy, but said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his lawyers were working to locate written documentation of the share transfer.
The corporate filings showing that the chief government official in the world's largest gaming market still has a stake in the city's foremost casino company may raise concerns over the transparency of governance in Macau and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Taxes on casino winning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70 per cent of Macau's fiscal revenue last year.
Since 1988, the year Edmund Ho entered local politics as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Macau has had a "sunshine law" requiring officials to disclose their assets. Article 49 of Macau's Basic Law also requires the chief executive to declare his assets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But unlike in Hong Kong - where full public disclosures are required - in Macau these declarations are sealed to the public. Mr Chan said Mr Ho had declared his asse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Law.
2007年7月27日星期五
香港書展--精采大師/新進講座精華分享
大師講座視像重溫 (HKTDC)
可惜，倪匡與詹宏志的那場找不到，如有任何人發現了請告知。
還有，倪匡和鄭丰的那場也找不到，只有一些文字轉述，貼在下面和大家分享：
【倪匡、鄭豐：兩大武林高手香港書展“論劍”】
【書展‧倪匡&鄭丰】
【書展裡的武俠】
【匡天下】
可惜，倪匡與詹宏志的那場找不到，如有任何人發現了請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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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鄭豐：兩大武林高手香港書展“論劍”】
【書展‧倪匡&鄭丰】
【書展裡的武俠】
【匡天下】
【斷章寫意】點解澳門年輕人不讀書
《中國時報》和《明報》2005年的調查顯示，香港、臺北、上海和北京四地的高三生，有超過一半人每個月平均閲讀課外書籍超過一至兩本，其中又以臺北最爲可觀，有一半人的閲讀量超過三本。澳門的高中生中，最多人（超過五成七）每月讀的課外書是“不超過一本” ……從上述數據可以推算，相對來説，澳門高中生的課外書閲讀量還是偏低的。（摘自2007年4月澳門《新生代》季刊雜誌“澳門高中生的閲讀調查”）
上週六在第十屆澳門書市嘉年華上參加了一場分享會，談談澳門年輕人的閲讀狀況，除了上面引用的數據，還有一串數字也令人擔心：澳門20.1%的青年完全不看課外書、11.9%的青年完全不看報紙、近四分之一的青年過去一年一本課外書也未買過……
雖然調查顯示：魯迅、巴金、冰心等作家仍擠入澳門高中生最喜愛的十大作家之列、中國四大名著也有三部列入最喜愛的十大書本，但這兩天收到教育界朋友意見，對結果表示懷疑。正如《新生代》報告内所說：“一個調查當然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可上面數據背後的意義，卻大於調查本身。”這看似不合理的結果，其隱含意義可能更加不堪：也許高中生平時根本不看書，碰上調查不想“失禮”，只好搜腸刮肚把聽過的書名（想必澳門高中生不至於連四大名著、巴金魯迅都未聽過吧？）填進去。
閲讀，需要社會風氣潛移默化，香港書展從特首、立法會主席到名人藝人都參與其中，用行動告訴下一代：閲讀，值得做。但在澳門，平時你是否聽過高官巨賈告訴大家自己最近在讀什麽書？分享會上，有業界人士說，曾將全球熱銷的《世界是平的》入定貨，以爲在關注全球一體化話題的今天，這書一定供不應求，結果銷情簡直“慘淡”。我十分好奇：查實，我們的經濟官員、金融官員、人資官員、名商巨賈們，真正讀過這本書的，到底有幾個？噢！有這樣的“榜樣”，我想，我開始明白點解澳門年輕人不讀書了。
上週六在第十屆澳門書市嘉年華上參加了一場分享會，談談澳門年輕人的閲讀狀況，除了上面引用的數據，還有一串數字也令人擔心：澳門20.1%的青年完全不看課外書、11.9%的青年完全不看報紙、近四分之一的青年過去一年一本課外書也未買過……
雖然調查顯示：魯迅、巴金、冰心等作家仍擠入澳門高中生最喜愛的十大作家之列、中國四大名著也有三部列入最喜愛的十大書本，但這兩天收到教育界朋友意見，對結果表示懷疑。正如《新生代》報告内所說：“一個調查當然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可上面數據背後的意義，卻大於調查本身。”這看似不合理的結果，其隱含意義可能更加不堪：也許高中生平時根本不看書，碰上調查不想“失禮”，只好搜腸刮肚把聽過的書名（想必澳門高中生不至於連四大名著、巴金魯迅都未聽過吧？）填進去。
閲讀，需要社會風氣潛移默化，香港書展從特首、立法會主席到名人藝人都參與其中，用行動告訴下一代：閲讀，值得做。但在澳門，平時你是否聽過高官巨賈告訴大家自己最近在讀什麽書？分享會上，有業界人士說，曾將全球熱銷的《世界是平的》入定貨，以爲在關注全球一體化話題的今天，這書一定供不應求，結果銷情簡直“慘淡”。我十分好奇：查實，我們的經濟官員、金融官員、人資官員、名商巨賈們，真正讀過這本書的，到底有幾個？噢！有這樣的“榜樣”，我想，我開始明白點解澳門年輕人不讀書了。
【李爾‧在此】點止唱歌而已？
2007年7月20日晚，湖南衛視現場直播“2007快樂男聲”全國總決賽”的終極決戰場上，兩位同來自西安賽區的選手：陳楚生以3,318,550張短訊投票擊敗蘇醒的2,573,652票，為這場持續了差不多半年的“全民歌唱娛樂運動”劃上了句號。
說到《快樂男生》，不能不提起05年顛覆中國歌唱比賽的那場“革命”—《超級女聲》了，這個15萬人報名參與的節目，在05年5月6日第一場廣州分賽區決賽上，以收看觀衆超過2.1億的數字震驚中國，而8月26日總決選的8,153,054條短訊投票總數更讓所有人瞠目結舌……挾其氣勢，湖南衛視今年推出男生版“超女”—《快樂男聲》，同樣掀起全國熱潮，經濟上、口碑上均獲成功：湖南廣電局長接受採訪時透露，“快男”至少賺取逾億人民幣，僅冠名費就超過4,000萬，還未包括節目中一炮而紅的“快樂男孩”們其後將為湖南衛視帶來的衍生入賬了。
從“超女”到“快男”，它們成功在什麽地方呢？僅僅是因爲選手的精湛歌藝、高超表演嗎？其實，湖南衛視早在03年就曾舉辦《超級男聲》，當時卻未取得成功，直到今年，借“超女”氣勢《超級男聲》才更名為《快樂男聲》重新推出。但就算大受歡迎的《超級女聲》，其實也“同人不同命”：04年的《超女》就寂寂無名，現在也許大家都記得05超女—“李宇春”，可04年“超女”冠軍是誰，恐怕大多已一臉茫然了吧？由此可見，這場以“想唱就唱”為號召的音樂盛會，雖然頂著“唱歌”的名義，但真正讓它在舞臺上發光發熱的推動力，又豈止“唱歌”而已？
“超女”和“快男”的成功背後，關鍵在湖南衛視的大膽創新、勇於嘗試：《快樂男聲》在全國設立六個唱區，更特別設立網路海選，將參賽選手涵蓋全球華人。此外，也以青年偶像代言人田亮、李雲迪來提升活動的關注度……湖南衛視不但跳出固有局限，廣開思路、積極創新，也充分利用手上的媒體平臺，更在推廣宣傳上不遺餘力，對活動產生實質性推動作用。
話題轉回澳門，第五屆澳廣視至愛新聽力舉辦在即，在樂壇幾乎空白的澳門，這活動無疑是推動本地樂壇發展的大事，雖在人口僅五十多萬的澳門，無論音樂創作還是推廣都存在相當的困難，但環境越是困難，就越是要依靠創意的力量，而創意的力量究竟可以有多大，湖南衛視已給我們做出了最好的示範：“超女”、“快男”迫使市場佔有率、資金、影響力都高出一大截的中央電視台、上海東方台這些大台紛紛推出同類節目應變，在中國傳媒版圖上名不見經傳的小小湖南長沙，以“創意”力量給北京、上海大城市的同行上了一課。
《至愛新聽力》至今已舉辦了五年，其中究竟有多少“創意”含金量？而澳廣視是否能夠、是否願意在“聽力”之餘開動“腦力”，不斷與時俱進、推陳出新？還是繼續因循守舊，讓活動成爲一件“為舉辦而舉辦”的例行公事，實在是這項可能對澳門樂壇影響至深至遠的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
說到《快樂男生》，不能不提起05年顛覆中國歌唱比賽的那場“革命”—《超級女聲》了，這個15萬人報名參與的節目，在05年5月6日第一場廣州分賽區決賽上，以收看觀衆超過2.1億的數字震驚中國，而8月26日總決選的8,153,054條短訊投票總數更讓所有人瞠目結舌……挾其氣勢，湖南衛視今年推出男生版“超女”—《快樂男聲》，同樣掀起全國熱潮，經濟上、口碑上均獲成功：湖南廣電局長接受採訪時透露，“快男”至少賺取逾億人民幣，僅冠名費就超過4,000萬，還未包括節目中一炮而紅的“快樂男孩”們其後將為湖南衛視帶來的衍生入賬了。
從“超女”到“快男”，它們成功在什麽地方呢？僅僅是因爲選手的精湛歌藝、高超表演嗎？其實，湖南衛視早在03年就曾舉辦《超級男聲》，當時卻未取得成功，直到今年，借“超女”氣勢《超級男聲》才更名為《快樂男聲》重新推出。但就算大受歡迎的《超級女聲》，其實也“同人不同命”：04年的《超女》就寂寂無名，現在也許大家都記得05超女—“李宇春”，可04年“超女”冠軍是誰，恐怕大多已一臉茫然了吧？由此可見，這場以“想唱就唱”為號召的音樂盛會，雖然頂著“唱歌”的名義，但真正讓它在舞臺上發光發熱的推動力，又豈止“唱歌”而已？
“超女”和“快男”的成功背後，關鍵在湖南衛視的大膽創新、勇於嘗試：《快樂男聲》在全國設立六個唱區，更特別設立網路海選，將參賽選手涵蓋全球華人。此外，也以青年偶像代言人田亮、李雲迪來提升活動的關注度……湖南衛視不但跳出固有局限，廣開思路、積極創新，也充分利用手上的媒體平臺，更在推廣宣傳上不遺餘力，對活動產生實質性推動作用。
話題轉回澳門，第五屆澳廣視至愛新聽力舉辦在即，在樂壇幾乎空白的澳門，這活動無疑是推動本地樂壇發展的大事，雖在人口僅五十多萬的澳門，無論音樂創作還是推廣都存在相當的困難，但環境越是困難，就越是要依靠創意的力量，而創意的力量究竟可以有多大，湖南衛視已給我們做出了最好的示範：“超女”、“快男”迫使市場佔有率、資金、影響力都高出一大截的中央電視台、上海東方台這些大台紛紛推出同類節目應變，在中國傳媒版圖上名不見經傳的小小湖南長沙，以“創意”力量給北京、上海大城市的同行上了一課。
《至愛新聽力》至今已舉辦了五年，其中究竟有多少“創意”含金量？而澳廣視是否能夠、是否願意在“聽力”之餘開動“腦力”，不斷與時俱進、推陳出新？還是繼續因循守舊，讓活動成爲一件“為舉辦而舉辦”的例行公事，實在是這項可能對澳門樂壇影響至深至遠的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
2007年7月25日星期三
偶感：從書展，閲讀到中國文學
（一）
澳門的書市結束了，和同期又要收門票，又要排隊的香港書展比起來，顯得有點無聲無息：香港書展昨日結束，總計入場人數創17年來新高。本年書展比往年延長一天，入場人數達76.35萬人，比去年多出11.8%，等於本港逾一成人口，人數是歷年之冠，因早上入場有10元門票優惠，令早上入場率比往年大升三成。本年書展中，作家參與的活動參加人數超過1萬人，數目亦比「非典型作家」，如明星活動等為多。反觀澳門，不但媒體的深度報道鮮見報端，政商名人的參與關注絕無僅有，閲讀話題的探討研究亦難以成事。賴以“賭”為生的澳門人，真的對“書（輸）”如此厭惡嗎？
香港書展的成功，還在於成功將“閲讀”話題帶起，僅看他們越辦越好的“講座活動”就知道了。其實，讀書，買書，平時也可以做，不用專門舉辦一個書展來搞，但是，讓民衆和這些與“寫作”，“閲讀”扯上關係的名家，大師，新進們見面，正是讓活動百花齊放，人人得益的關鍵所在。
我就奇怪：在搞運動會上大灑金錢毫不手軟，對一個游泳池旁邊的電子屏幕不惜花費千萬計以“力求完美”的政府，爲什麽不願意在“閲讀”上破費小小？政府可以請曼聯來和深圳隊踢波，爲什麽不可以請于丹，易中天，金庸，倪匡來澳門開講座呢？
（二）
和大多數《哈利波特》迷一樣，我在全球公售當天就馬上買了一本《哈7》回家“開飯”。雖然自己從《哈1》開始已在看這本書，但說老實話，我卻並非一個忠實的“哈迷”，“哈風”最讓我佩服的，是它不但讓無數青少年投入閲讀，更將“閲讀”變成一件“至潮至IN”的事情。
其實，我很認同早前倪匡對媒體說“《哈》所描繪的世界，中國的還珠樓主早就作過了”，不錯，中國的文學魔幻世界，比起《哈》系列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要說還珠的《蜀山劍俠傳》，就是早已說爛了的《西遊記》，裏面又是一個怎樣豐富離奇的世界？可惜，中國文學和它承載的數千年文化，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傳承危機：今年以兒童圖書、實用書和流行讀物類最暢銷，早前被看高一線的投資書籍，市民多購買若干名家著作，整體銷情並不理想。其中以《哈利波特》的銷情最佳，中國四大名著及純文學書籍則甚少捧場客，要以蝕本價傾銷。
我認爲，不怪讀者，要怪作者，爲什麽沒有人能再寫出《聊齋》《西遊》？金庸的東西以前被傳統文學認爲是“小道”，算不得“大文章”，後來他跑到浙大教書，還被所謂的“文人”們抵制，最後乾脆去英國做學問了。而倪匡的《衛斯理》系列，我認爲是沒有受到客觀公正的待遇的，雖然我認爲這系列作品也存在“粗糙”的缺陷，但《哈》系列的文字不也被抨擊“用字庸俗，形容詞太多”嗎？在我而言，《衛斯理》系列是一系列偉大的作品，它對閲讀的推動不下於四大名著，起碼，和身邊的一些朋友聊起來，沒看過四大名著的不少，沒看過衛斯理的卻不多。
文章，不一定要全部“求大道”，有的時候，好玩，好看的東西，我們也應該積極肯定，大力推介。中國文學背上負載的東西，實在太沉重了，而這些東西，有一天是會把中國人壓垮的--精神上。
2007年7月18日星期三
我的推薦：第十屆書市嘉年華
澳門的書市正在熱鬧進行中，同期，香港書展也在辦，比較一下兩地的氣氛，無論是媒體的推動，作家的參與，政商的支持，都讓人在心裏暗暗嘆一口氣。如果人們還在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那麽，澳門是什麽？
所倖，澳門總算還是有自己的書展，也許，就看我們如何將閲讀風氣進一步擴大了。以下是我的推介，有空的話，請試試，當然，如果你也有自己的推薦，歡迎告訴我啊！
1）活動
《新生代閱讀調查發佈會暨閱讀分享座談會》
時間地點：澳門書市嘉年華，理工體育館，7月21日(星期六)下午3時半至5時
2）作品
書名：《猩猩，我的寶貝》
作者：夢子
地點：澳門書市嘉年華，理工體育館，
圖片來源：寂然世界
2007年7月12日星期四
女俠現濠江!
我承認，澳門的確是一座奇跡之城。
第一次認識“鄭丰”這個名字和她的作品《多情浪子癡情俠》是在上幾周的《亞洲周刊》上。吸引我眼球的，不僅僅是這部在“紅袖添香”網站獲得三百多萬點擊（在澳門人眼裏，這也許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在一千多部作品中脫穎而出，奪得“中華武魂”首奬的彪炳成績，更讓我大感好奇的，是這位被稱爲“金庸接班人”的女俠，不但身為名門之後（蔣介石副手陳誠的孫女，臺灣前監察院長陳履安的女公子），更是麻省理工畢業的高材生、香港荷蘭銀行董事、可換股債券專家，這些組合聚焦在一個人身上，的確本身就是一個最不可思議的江湖傳奇。更不可思議的，是我居然接到電話，獲邀在“第十屆澳門書市嘉年華”上和這位傳奇女俠來一場對談。澳門，的確實一座奇跡之城。
在周日下午的對談之前，有幸和鄭丰通了幾次電郵，她給我的感覺，真的像一個穿行江湖的女俠：坦誠，率真，平易近人。
這個周日的這場對談，該能讓我們發現在這個不可思議的江湖傳奇後面更加不可思議的傳奇，而我相信，必定會讓自己從中獲益匪淺。希望你也一樣。所以，有空的話，千萬要來。
活動資料：
第十屆澳門書市嘉年華，理工體育館
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下午3時正
資料鏈接（BBC中文網）：
【李爾‧在此】聽見澳門孩子的笑聲
曾在香港上演並廣受歡迎的兒童音樂劇《森林之王》，在其原創劇團—香港大細路劇團的慷慨相助與本地新進藝團—小山藝術會的積極推動之下，終於在澳門亮相，一再加演之下，連開五場。不但讓我們在劇場裏聽見澳門小朋友快樂的笑聲，也為澳門帶來本土兒童劇創演的一線曙光。
對此類兒童劇演出來講，故事情節的驚險曲折反而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演員在臺上的演繹，哪怕再“無厘頭”的情節，只要演員們夠生動誇張、生鬼搞笑，也能在“平常”處演繹出“不平常”來。因爲這次演出的劇本、導演都來自香港，質素應已有一定保證。因此，演出成敗與否的關鍵，便落在一眾本地選角的“演員”們身上。由於“澳門版”演出陣容從“香港版”的六位增加到十三位，因此，平均下來，每位澳門演員的角色負擔便沒有那麽“吃力”。整場演出中也不難看出演員確實已全情投入，歌舞部分也帶來驚喜。但舞臺上不同演員在經驗、技巧上的差距還是產生了一些配合上的瑕疵。雖各人表現尚有參差，但整體效果並無“失禮”。而相當值得一提的，是劇中“狐狸”扮演者—鄭君熾。從《愛在地球毀滅時》到《鄭和的後代》再到《森林之王》，他的舞臺演出水準提升之快，令人為之驚嘆，他的演出技巧和舞臺潛能，足以讓一直在“演員”方面欠缺亮點的澳門劇場增色不少。
反而劇本方面還可以再做一些“本地化”工作。該劇盡顯童心之餘，不忘對當下時事作些“調侃”，比如電視報道一段裏就“玩”香港兩個電視臺一餐，既然來到澳門，是否也可以“玩”一下澳門電視臺（雖然，從強調“和諧”的本地社會風氣來看，成事機率應不高）？而許多劇情細節上，仍有濃郁香港味，如果適當加入一些澳門元素，相信臺下澳門小朋友和家長應該看得更過癮吧？該劇落墨在“動物”與“人”的關係上，從動物的角度來看人的世界。然而，如何讓“這地球不僅屬於人類，人與動物並非主人與僕人的關係，而是共享同一世界的鄰居”這觀念作更深一層的演繹與發揮，可以作爲下次重演（如果有的話）的發展方向。
最後要提一提，這次演出的觀衆手冊水準相當不俗，有別於以往的本地演出不太重視周邊細節的做法（亦可能是源於資源的不足），令人更多一份驚喜。美中不足的是手冊内文字多且細小，那最後冗長的十條“測驗題”也未必符合小朋友們的口味。建議設計者可考慮加入一些小遊戲或是可以讓小朋友剪裁出來的立體主角動物公仔一類的小玩意，相信可以更加完美。
對此類兒童劇演出來講，故事情節的驚險曲折反而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演員在臺上的演繹，哪怕再“無厘頭”的情節，只要演員們夠生動誇張、生鬼搞笑，也能在“平常”處演繹出“不平常”來。因爲這次演出的劇本、導演都來自香港，質素應已有一定保證。因此，演出成敗與否的關鍵，便落在一眾本地選角的“演員”們身上。由於“澳門版”演出陣容從“香港版”的六位增加到十三位，因此，平均下來，每位澳門演員的角色負擔便沒有那麽“吃力”。整場演出中也不難看出演員確實已全情投入，歌舞部分也帶來驚喜。但舞臺上不同演員在經驗、技巧上的差距還是產生了一些配合上的瑕疵。雖各人表現尚有參差，但整體效果並無“失禮”。而相當值得一提的，是劇中“狐狸”扮演者—鄭君熾。從《愛在地球毀滅時》到《鄭和的後代》再到《森林之王》，他的舞臺演出水準提升之快，令人為之驚嘆，他的演出技巧和舞臺潛能，足以讓一直在“演員”方面欠缺亮點的澳門劇場增色不少。
反而劇本方面還可以再做一些“本地化”工作。該劇盡顯童心之餘，不忘對當下時事作些“調侃”，比如電視報道一段裏就“玩”香港兩個電視臺一餐，既然來到澳門，是否也可以“玩”一下澳門電視臺（雖然，從強調“和諧”的本地社會風氣來看，成事機率應不高）？而許多劇情細節上，仍有濃郁香港味，如果適當加入一些澳門元素，相信臺下澳門小朋友和家長應該看得更過癮吧？該劇落墨在“動物”與“人”的關係上，從動物的角度來看人的世界。然而，如何讓“這地球不僅屬於人類，人與動物並非主人與僕人的關係，而是共享同一世界的鄰居”這觀念作更深一層的演繹與發揮，可以作爲下次重演（如果有的話）的發展方向。
最後要提一提，這次演出的觀衆手冊水準相當不俗，有別於以往的本地演出不太重視周邊細節的做法（亦可能是源於資源的不足），令人更多一份驚喜。美中不足的是手冊内文字多且細小，那最後冗長的十條“測驗題”也未必符合小朋友們的口味。建議設計者可考慮加入一些小遊戲或是可以讓小朋友剪裁出來的立體主角動物公仔一類的小玩意，相信可以更加完美。
【斷章寫意】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澳門管理學院培訓顧問馬永基指出，本地飮食業者經營態度較為安逸，祇要食品暢銷，可兩三年不作調整、不注重產品生命周期，結果客人光顧次數逐漸減少；日本經營者則富有不斷改良的精神，對店舖有要求，一旦發覺客人光顧頻密度減少，就會改良食品，加入更多新菜式，吸引客源。（摘自2007年7月2日《澳門日報》，“日人求變澳人安逸”）
地小人多的日本資源有限，四周更是中國、俄羅斯這樣的歷史深厚、幅員廣闊、人多勢衆的大國。所以，日本國民幾乎天生就有揮之不去的憂患意識，這種不安促使他們不斷求變。結果？小小日本在經濟、科技方面突飛猛進，成爲世界各國也不敢輕視的國家。
另一小國新加坡，因爲國土細小，食水供應長年均要依靠鄰國馬來西亞，喝水大事要仰他人鼻息，這感覺委實不好受。因此，新加坡一方面積極完善城市廢水處理系統，確保每一滴水都不會白白浪費，另一方面又投入資源致力開發海水淡化技術，不斷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結果？新加坡不但最終能逐步解決國内供水問題之餘，竟還可化“劣勢”為“優勢”，成了“城市循環用水”、“海水淡化”的技術出口大國，為新加坡賺取可觀外匯。
面對困境，毫不避諱，在充滿憂患的環境也能生出無限生命力。可同樣的彈丸之地—澳門，眼下形勢雖然一片大好，但人們有沒有居安思危？還是在這百年難遇的契機面前，陶醉於短暫的片刻安樂？面對擺在百業待興的小城面前一系列議題：行政改革、司法效率、人口發展、青年教育、勞工就業、醫療衛生、城市規劃……澳門人是主動出擊，積極迎戰，還是越來越像一隻把頭埋進沙堆的鴕鳥？
天道有常，一心逃避也好，視而不見也罷，在我們社會裏存在著的問題，不但仍然會繼續存在，更會像信用卡欠債般越滾越大。也許，只有等到某一天這些累積問題爆發出來，無處可逃的我們才會真正“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地小人多的日本資源有限，四周更是中國、俄羅斯這樣的歷史深厚、幅員廣闊、人多勢衆的大國。所以，日本國民幾乎天生就有揮之不去的憂患意識，這種不安促使他們不斷求變。結果？小小日本在經濟、科技方面突飛猛進，成爲世界各國也不敢輕視的國家。
另一小國新加坡，因爲國土細小，食水供應長年均要依靠鄰國馬來西亞，喝水大事要仰他人鼻息，這感覺委實不好受。因此，新加坡一方面積極完善城市廢水處理系統，確保每一滴水都不會白白浪費，另一方面又投入資源致力開發海水淡化技術，不斷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結果？新加坡不但最終能逐步解決國内供水問題之餘，竟還可化“劣勢”為“優勢”，成了“城市循環用水”、“海水淡化”的技術出口大國，為新加坡賺取可觀外匯。
面對困境，毫不避諱，在充滿憂患的環境也能生出無限生命力。可同樣的彈丸之地—澳門，眼下形勢雖然一片大好，但人們有沒有居安思危？還是在這百年難遇的契機面前，陶醉於短暫的片刻安樂？面對擺在百業待興的小城面前一系列議題：行政改革、司法效率、人口發展、青年教育、勞工就業、醫療衛生、城市規劃……澳門人是主動出擊，積極迎戰，還是越來越像一隻把頭埋進沙堆的鴕鳥？
天道有常，一心逃避也好，視而不見也罷，在我們社會裏存在著的問題，不但仍然會繼續存在，更會像信用卡欠債般越滾越大。也許，只有等到某一天這些累積問題爆發出來，無處可逃的我們才會真正“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2007年7月11日星期三
【斷章寫意】下一個十年
在香港的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階層，完全沒有那種領導能力的意志。他們佔據了一種社會的位置，但沒有利用這個位置，為香港思考未來的問題，改變香港目前反智與自閉八卦的社會風氣。幾年來的社會事件，如西九、如天星，都是由民間主動發起，政治社會精英都是後知後覺，這些精英無論是泛民也好，親政府也好，大部分都是殖民地時期培養出來的，習慣了殖民地那種政治免費午餐，習慣了那種表演式的口號政治。他們大都缺乏實質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事研究經驗。政治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興趣」，而不是一種終身的「事業」，名成利就以後參與一下公共事務的心態；精英們的被動也導致了香港的被動。香港在近十年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原因是擁有資源進行研究思考香港未來路向的政府和企業家，大都不相信「研究」，也不知道什麼是研究，他們仍然習慣殖民地時期那種被動模式……未來十年，香港面對的是如何與中國融合？如何與世界融合？一國兩制下，香港與中國融合是不可避免。但如何融合？怎樣融合？中國的下一個十年將會有著比這十年更大的變化。（節選自“下一個十年”，胡恩威的博客--“好風如水”http://goldenfung.blogspot.com/）
今天如果將日曆倒撥十年，該是1997年。
其時，香港剛回歸，股市樓市牛氣沖天，至於澳門，社會陷於經濟困局，更因此起彼伏的治安失控場面屢登各地媒體版面。那時，人們有無想到金融風暴？禽流感？SARS？911？那時，又有無想過澳門會變成今天樣子？
十年間，如此多影響至深至遠的事件，仔細想想，其中有多少是我們積極應變、沉著應對，又有多少是望天打卦、符碌過關？從政府到民間，若不趕快擺脫“隨波逐流”的被動心態、若不趕快學習如何駕馭自己的未來，對我們而言，明天就永遠是場全靠運氣的賭局。
看著香港媒體畫面，我忍不住猜：兩年後，澳門回歸十周年大日子，我們可交得出一份讓人滿意的答卷？而更有興趣猜猜的是，等到下一個十年，不知道我們會變成如何模樣？
今天如果將日曆倒撥十年，該是1997年。
其時，香港剛回歸，股市樓市牛氣沖天，至於澳門，社會陷於經濟困局，更因此起彼伏的治安失控場面屢登各地媒體版面。那時，人們有無想到金融風暴？禽流感？SARS？911？那時，又有無想過澳門會變成今天樣子？
十年間，如此多影響至深至遠的事件，仔細想想，其中有多少是我們積極應變、沉著應對，又有多少是望天打卦、符碌過關？從政府到民間，若不趕快擺脫“隨波逐流”的被動心態、若不趕快學習如何駕馭自己的未來，對我們而言，明天就永遠是場全靠運氣的賭局。
看著香港媒體畫面，我忍不住猜：兩年後，澳門回歸十周年大日子，我們可交得出一份讓人滿意的答卷？而更有興趣猜猜的是，等到下一個十年，不知道我們會變成如何模樣？
2007年7月3日星期二
【斷章寫意】拒絕本地化
永利開業初期，有内地客投訴賭場太靜，沒有一般華人聚賭的喧鬧聲。簡博賢對此自有一番見解：“中央政府開放自由行，不但是想在經濟上幫助港澳，而且更想内地居民對西方社會禮儀有親身體會。”亦因如此，永利拒絕本地化……留在澳門三年多，簡博賢不懂中文，不看當地報紙；可是他對澳門的民情及歷史卻了如指掌，儼如一位澳門通。“有很多事情，連我們地道澳門人都不知道，反而Grant比我們還清楚。”永利澳門公關傳訊經理梁碧紅說。（摘自 “簡博賢：賺錢才更實際”，《濠宅2007—澳門崛起》，香港經濟日報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5月）
如果某人在倫敦、紐約居住，一句英文也不懂、一份當地報紙也不看，他卻説自己是個英國通、美國通，你信不信？同樣的例子，如果發生在法國、甚至北京，語言換成法文、普通話，恐怕也同樣難以令人置信，偏偏充滿特色的澳門“就是與衆不同”。
其實，拒絕本地化的永利並沒有什麽可以怪罪的，正如好萊塢歡迎成龍、章子怡，而遍佈中、港、澳的標榜上等生活的樓盤廣告，卻幾乎清一色是鬼佬鬼妹，無關種族歧視，只是商業需要。但在澳門，如果一間堅持“拒絕本地化”的外資商業機構不但生意滔滔，甚至最後竟比本地人更了解這城市，那我們這些“本地化”的本地人也許該是時候深思：我們的本土性，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本土的東西，不一定就是好的、對的，談到本土化，也不一定就要將一切都毫無變革地全盤保留。我更願相信，簡先生拒絕與之“本地化”的，是封閉保守、因循守舊的“本地化”思維方式；是一味保持沉默、明明見到問題也不吭聲的“本地化”生活取向；是不求專業精進、得過且過、含混過關的“本地化”工作態度……如果真是如此，我想，要坐下來認真聽永利上課的，除了來自神州大地的自由客，還要加上五十萬其實並不怎麽了解自己居住的這座城市的“本地人”。
如果某人在倫敦、紐約居住，一句英文也不懂、一份當地報紙也不看，他卻説自己是個英國通、美國通，你信不信？同樣的例子，如果發生在法國、甚至北京，語言換成法文、普通話，恐怕也同樣難以令人置信，偏偏充滿特色的澳門“就是與衆不同”。
其實，拒絕本地化的永利並沒有什麽可以怪罪的，正如好萊塢歡迎成龍、章子怡，而遍佈中、港、澳的標榜上等生活的樓盤廣告，卻幾乎清一色是鬼佬鬼妹，無關種族歧視，只是商業需要。但在澳門，如果一間堅持“拒絕本地化”的外資商業機構不但生意滔滔，甚至最後竟比本地人更了解這城市，那我們這些“本地化”的本地人也許該是時候深思：我們的本土性，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本土的東西，不一定就是好的、對的，談到本土化，也不一定就要將一切都毫無變革地全盤保留。我更願相信，簡先生拒絕與之“本地化”的，是封閉保守、因循守舊的“本地化”思維方式；是一味保持沉默、明明見到問題也不吭聲的“本地化”生活取向；是不求專業精進、得過且過、含混過關的“本地化”工作態度……如果真是如此，我想，要坐下來認真聽永利上課的，除了來自神州大地的自由客，還要加上五十萬其實並不怎麽了解自己居住的這座城市的“本地人”。
2007年6月21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還可留住什麽？
圖片來源：澳門牛房倉庫網站今年夏天，天氣特別熱，心特別冷，山移平了，海填平了，世界扁平了，心永缺不圓了……何以失去了才會捉緊不放？人留不住了，地方也留不住了，還可留得住什麽呢？（摘自澳門 “牛房劇季”作品：《那時‧花開》節目場刊，2007年6月16日）
上星期六，本地創作人陳柏添編導的小劇場作品《那時‧花開》在牛房上演，作品嘗試帶領觀衆穿梭時空，從一個愛情故事、從青洲小島的變遷，審視澳門城市的過去、現在、以及將來。
在這裡摘錄場刊中的那段文字，是覺得這是創作者在向觀衆提問：在城市變遷過程中，在生命流逝過程中，我們可以留得住什麽？我們又希望能留下些什麽？不知爲什麽，突然間，我竟想起電影《命運自選台》（Click）中的那隻萬能遙控器。也許，今天的澳門正愁自己沒有這麽一支神奇的遙控器：一按“快進”，海已填平、山已剷去，再按一下，輕軌已架好待用、賭場也全部拔地而起、遍地開花……強調目標為本、利益至上的今天，我們巴不得跳過一切，直接進入結果。可在開始和結束之間，對這座城市而言、對居住在這座城市裏的人們而言，真正應該留下來的，到底又應該是什麽？
這座城市的主事者們自以爲自己想要的，也就是澳門想要的，也就是澳門人想要的，於是，一切都變成一場加快速度到達終點的競賽，速度之快，讓人們連回憶和思考的時間空間也消失殆盡。只不過等到最後，等到今天的少年變得鶴髮蒼顏，再回頭看看面目全非的城市，卻會不會竟從喉嚨深處擠出幾聲深重無奈的嘆息？
這些問題，時間終會告知我們答案，然而今天可幸的，是從《那》劇中我還能看見小城裏仍然有人堅持思考、不斷發問，對於城市的意義，對於我們的將來，他們心中還存有一份希望和關切，只要這樣的人依然存在，那麽，我想：最後，總該還可以留下些什麽吧？
2007年6月20日星期三
【轉載文章】龍應台，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龍應台，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 思怠
――親歷龍應台哈佛演講
（轉載來源：一五一十部落）
去年在哈佛大學訪學，臨近歲末適逢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來哈佛演講。對這次演講，特別是龍女士最後的答問，事後有許多報導和評論見諸報端和網路。但我對這次演講的觀感卻不怎麼好，甚至可以用失望來形容。古人講“文如其人”，龍女士言辭之犀利的確如其文，但表現出的“民主”風範則實在不敢恭維。本文的題目，就是我當天在演講結束後所發的感慨。本來是想寫篇感想，但很快發現網路上湧出許多反對龍女士觀點的文章，有的甚至是謾駡，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實是不想混跡於這些攻擊和謾駡之間，畢竟觀念和認同相差太遠。
事情已經過去數月，近來又在《開放》雜誌四月號上讀到關於這次演講的評論，題為“龍應台舌戰大陸精英”，其中不僅故意歪曲一些事實，在評論中居然還夾雜對當事人的誣衊和中傷，讀後憤然不平。當時的情形歷歷在目，如魚鯁在喉，不吐不快。
龍應台到費正清中心演講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前一位畢業于北大的女生告訴我的。這位女生，在我看來是個典型的“北大人”（可惜這種人在現時的北大卻很少見了），典型的理想主義者，對“民主”的熱愛近乎極端，容不得對民主的任何質疑。我曾親眼見她對前來進修的國內官員大上“民主課”，也曾因說了句對某位著名民主“鬥士”不夠恭敬的話而險遭她用水瓶敲腦袋（塑膠的）。龍應台女士來哈佛演講在她看來是天大的喜訊，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比聽馬英九演講還要激動。她告訴我龍應台是她崇拜的偶像，並叮囑我“一定要來聽”。
這位女生，就是後來報章廣為報導的第一個向龍應台提問的大陸學生。
正如報章所說，她在提問開始時先表達了對龍教授的景仰之意，說非常喜歡龍教授的文章。接著，她對龍應台的演講進行了評論，表示並不完全同意龍的觀點，如臺灣是否被邊緣化的問題。
在哈佛，跟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嘉賓做完演講後都是“評論和提問”（Comments & Questions）時間，你可以提問，也可以評論，當然很多人是先評論後提問，並且大都是不同意主講人的某些觀點才進行評論和提問的。這是學術活動通行的國際慣例，即便在今天尚不“民主”或尚不夠“民主”的大陸也是如此，只不過大家喜歡先說兩句恭維的話。或許這是中華文化使然。
我在哈佛感觸很深的是，在這裏，無論是多大牌的教授學者，還是政客、官員或大公司總裁，無論評論者的批評有多麼尖刻，或者提問人的問題有多幼稚，都要做出認真傾聽的樣子，然後感謝人家的評論和問題，再認真做出回應。我想即便不談民主和平等，至少出於禮貌也應該如此。
但在這位女生仔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在臺上的龍應台卻明顯不耐煩起來，臉上的不悅是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看出來的。很快，她忍不住了，非常乾脆地打斷了這位女生的提問，湊近麥克風問“What’s your question？”
我感覺在場的人當時都是一楞，畢竟這麼直接、這麼無禮地打斷他人評論的情形在這裏還是很少見的，而相反的情形——台下學生打斷臺上老師提出自己的問題倒是更常見一些。
這位女生或許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形，當然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當時的確臉一下子紅了。但她仍然很禮貌地解釋說，我的問題在後面，但我的問題跟前面的評論有關係，因此有必要作為背景先說清楚。接著，她仍然繼續自己的評論。剛說了兩句，龍應台再次打斷，“I am waiting for your question！”
這時場上的尷尬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主持演講的Stephen Owen教授不得不出來圓場，說請儘量把你的問題說簡短些，因為還有其他人在等著提問。龍應台或許這時也感覺到氣氛的尷尬，就接了一句“Yes，I am waiting for Merle’s question”。說著，向坐在台下的Merle Goldman教授（報指她以研究大陸異議人士而聞名，但她不是哈佛大學的教授，而是費正清中心的Associate）嫣然一笑，笑得是那麼謙卑，跟前面對待提問者的態度形成了強烈對比。這笑容讓我至今回想起來仍然感覺是那麼的不舒服，甚至有點倒胃口。
於是，這位女生不得不中止了自己的評論，或許是為了鎮定一下，低頭看了看自己手中筆記，然後仍然非常客氣並且略帶含蓄地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從您最近的文章中，我感覺到您對‘motherland’這個概念的理解似乎發生上一些變化。我想知道您是否有這種變化，您是否還把中國視為您的祖國呢？”
龍應台的回答很乾脆，“是的，我近來在祖國認同上是有所改變”（而不是有些報章報導的那樣，“我對祖國的看法和定義從來沒有改變”），接著，龍應台做了如今眾所周知的精彩闡釋，“我只在文化意義上認同中國是我的祖國，而今天在這樣一個我不能認同的政府的統治之下的現實中國，不是我的祖國！”
多麼驚世駭俗的見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不是你的祖國，那麼蔣介石獨裁下的中華民國是不是你的祖國？半個多世紀前日本佔領下的中國又是不是你的祖國，是不是你父母的父母之邦？再往前，歷朝歷代封建統治下的中國是不是你的祖國？如果說這些不民主的政權統治下的中國都不是你的祖國，那麼你文化意義上的祖國又從何而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第二個提問的就是龍應台所期待的Merle。在我看來，這位非常關注中國問題的老太太提出的問題也許讓龍應台更覺尷尬。因為龍應台在前面的演講中大講自己在中青報副刊《冰點》上的文章如何導致了這個刊物被停刊，自己是如何用手中的筆英勇抗爭，最終迫使中共最高當局讓步，讓這一刊物起死回生，這一事件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又是如何的重要，讓人感覺到她在整個事件中是最核心的人物，是推動中國民主進步的“英雄”。
然而，這位Merle Goldman教授提問時卻說，自己一直以為是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了這一事件，從來不知道與龍應台的文章有關，那麼“袁的文章跟這一事件又是什麼關係呢？”
龍應台這時才不得不回應，承認袁偉時的文章也是有關係的，但從時間上的次序看，還是自己的文章在這一事件中更重要。正如報紙上所說的，龍應台不得不“花了點時間向她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龍應台講自己在《冰點》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其演講後半段的重點，在場的中國留學生們普遍感覺其自我標榜的成分太重。事後大家評論說，還是Goldman這位老太太厲害，一下子就點到了要害之處。早知如此，或許龍應台就不會對Merle的問題那麼期待了吧？
第三個提問的，就是報章報導中說的那位操著相當流利的英式英語的中國學生（的確其口語非常棒，令人羨煞）。關於這位學生的身份，很有意思，當地第二天發行的一份政治色彩很濃的中文報紙在報導中，稱第一個提問的北大女生為“大陸學生”，寫到第三位提問者時卻稱“中國學生”，似乎有意隱諱其身份。而在《開放》四月號的文章中，卻又一口咬定兩人都是大陸“精英”，說他們“披著‘民族主義’的外衣”，嘲諷他們“民主政治素養不夠，口才不佳，英語詞不達意”，被龍應台用流利的英語駁得“啞口無言、面有愧色”，“沒有完美地為他的‘黨和人民’立功”，等等。
我不知道這些在具有充分言論自由的美國和香港發行的報章，是刻意要隱瞞什麼還是沒有管道去核實，還是出於某種需要而刻意製造謊言。事實上這位男生跟龍應台一樣，也是來自臺灣。看來他跟大陸學生的交往不多，因為多數大陸留學生都不認識他，我是靠其他臺灣學生的指點才知道他來自臺灣。所以，也請不要說他是“中共同路人”或給他扣上其他帽子了，假如你還有一點客觀精神的話！
這位臺灣學生的提問很不客氣，劈頭就說龍應台的文章和演講只片面談論臺灣民主好的一面，卻避而不談臺灣民主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和不好的一面，他認為這樣會誤導讀者，也會誤導中國大陸的民主之路。
龍應台再次不等他說完就打斷，同樣犀利地問“Then what’s your question?”或許在她看來，這些小毛孩子們是沒有資格對她進行評論的，更沒資格批評自己。對於我說的話，你們這些學生只提問題就好，不懂的地方我來告訴你！不知道龍應台是不是因為當教授給學生上課而只習慣於被問問題而不習慣被質疑？或是跟北大的那位女生一樣，“民主問題不容質疑”？或許，如果這兩個小毛孩子都順著她的邏輯去發揮，或者嘴巴甜一點隻說讚美的話，龍應台就不會這麼粗暴對待？但願龍應台不像她所批評的威權政權裏的官員那麼俗氣。
在龍應台插話之後，這位臺灣學生也毫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誠如報章報導所言，後面變成了兩個人唇槍舌劍的辯論。儘管這位男生英文流暢、言辭同樣犀利，但“畢竟是書生”，而龍應台畢竟是當過臺北市文化處長的人，深諳臺灣政客的攻防之道，很快就抓住對手言語中的漏洞，模糊了提問者的焦點，成功地重新掌握了話語主導權。
龍應台表示，自己只是個作家，不是政客，不負有執行的責任；作家只需要將自己的見解表達出來（我想她的意思是說作家當然可以片面地或有選擇地只談事情的一面），而如何實踐是政客們的事，“是胡錦濤的幕僚們該做的事”。
這位男生顯然不同意她的說法，認為作家寫文章當然容易，只要贏得讀者就行；但政治家在做事的時候卻沒那麼容易，他需要考慮很多事情，需要考慮“選票”……
這句話一下子被龍應台抓住了漏洞，馬上對著麥克風大聲問“胡錦濤需要選票嗎”，惹得台下一陣哄笑。這位男生一時語塞。（其實從這裏也可以判斷出這位男生不大可能是來自中國大陸）
這位男生繼續解釋說，作家對事情提出批評容易，但政治家在真正做的時候卻要面對很多困難……龍應台再次插話“批評有時候也不那麼容易，刊物被封就是很好的證明”。
她繼續重複自己的觀點，認為自己只是作家，作家的職責就是寫文章幫助讀者思考，而如何解決問題則是政治家的責任。她理直氣壯地質問“我不是胡錦濤的幕僚，為什麼要我負執行的責任”，“胡錦濤如果不同意我的觀點，可以對我做出回應……”
這時那位元男生又天真了一次，介面說“胡錦濤是不可能回應你的……”龍應台馬上反問“Why not”，台下許多學生也跟著問“Why not”，接著又是一陣哄堂大笑。我不明白這些學生為什麼跟著起哄，難道這位男生說的不是一個事實嗎？他不過是像指出皇帝身上沒有穿新裝的小孩一樣，說出來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倒想請問龍應台女士，你寫的批評陳水扁的文章，陳水扁回應你了嗎？在美國這麼多人寫文章批評布希的伊拉克政策，除了對國會議員的批評，布希總統回應了多少？你抓住一個年輕學子的稚嫩，用典型的政客的詭辯之道應對，也太不“厚道”了吧？！
這場演講就這麼收場了。其後我所見的報章在報導這件事情時大都大書特書龍應台如何“舌戰”、“教訓”兩位大陸學生，我讀後深深地感到悲哀。我不能理解，像龍應台這樣一個高舉“民主”大旗的人，為什麼會這麼缺乏“民主”風度，缺少“雅量”，怎麼也容不得別人的批評呢？一個用手中的筆去指點江山、用自己的文章引導讀者思考的學者，怎麼會不認同自己的祖國呢？我更不能理解，本應客觀、獨立的報章為什麼要去歪曲、甚至憑空誣衊兩個懷有夢想、追求真理的年輕學子呢？如果一個高舉民主旗幟的人也容不得別人的“異見”，如果一份獨立的報紙也不能做到客觀、公正，那麼民主還有什麼希望呢？我們究竟要靠誰、靠什麼來實現民主呢？
民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也是我們的追求。但為了追求民主，就可以不擇手段麼？為了實現民主，就可以用謊言、欺騙甚至是暴力麼？在民主的旗號下，就可以肆意分裂國家、踐踏民族尊嚴麼？就可以肆意歪曲小人物的形象、踐踏他們的尊嚴麼？
龍應台女士，我不得不說，很遺憾，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2007年5月22日
延伸連結：
龍應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暨問答實錄(上)
龍應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暨問答實錄（下）
民主選擇的不安 -- 龍應台哈佛演講後有感
――親歷龍應台哈佛演講
（轉載來源：一五一十部落）
去年在哈佛大學訪學，臨近歲末適逢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來哈佛演講。對這次演講，特別是龍女士最後的答問，事後有許多報導和評論見諸報端和網路。但我對這次演講的觀感卻不怎麼好，甚至可以用失望來形容。古人講“文如其人”，龍女士言辭之犀利的確如其文，但表現出的“民主”風範則實在不敢恭維。本文的題目，就是我當天在演講結束後所發的感慨。本來是想寫篇感想，但很快發現網路上湧出許多反對龍女士觀點的文章，有的甚至是謾駡，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實是不想混跡於這些攻擊和謾駡之間，畢竟觀念和認同相差太遠。
事情已經過去數月，近來又在《開放》雜誌四月號上讀到關於這次演講的評論，題為“龍應台舌戰大陸精英”，其中不僅故意歪曲一些事實，在評論中居然還夾雜對當事人的誣衊和中傷，讀後憤然不平。當時的情形歷歷在目，如魚鯁在喉，不吐不快。
龍應台到費正清中心演講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前一位畢業于北大的女生告訴我的。這位女生，在我看來是個典型的“北大人”（可惜這種人在現時的北大卻很少見了），典型的理想主義者，對“民主”的熱愛近乎極端，容不得對民主的任何質疑。我曾親眼見她對前來進修的國內官員大上“民主課”，也曾因說了句對某位著名民主“鬥士”不夠恭敬的話而險遭她用水瓶敲腦袋（塑膠的）。龍應台女士來哈佛演講在她看來是天大的喜訊，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比聽馬英九演講還要激動。她告訴我龍應台是她崇拜的偶像，並叮囑我“一定要來聽”。
這位女生，就是後來報章廣為報導的第一個向龍應台提問的大陸學生。
正如報章所說，她在提問開始時先表達了對龍教授的景仰之意，說非常喜歡龍教授的文章。接著，她對龍應台的演講進行了評論，表示並不完全同意龍的觀點，如臺灣是否被邊緣化的問題。
在哈佛，跟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嘉賓做完演講後都是“評論和提問”（Comments & Questions）時間，你可以提問，也可以評論，當然很多人是先評論後提問，並且大都是不同意主講人的某些觀點才進行評論和提問的。這是學術活動通行的國際慣例，即便在今天尚不“民主”或尚不夠“民主”的大陸也是如此，只不過大家喜歡先說兩句恭維的話。或許這是中華文化使然。
我在哈佛感觸很深的是，在這裏，無論是多大牌的教授學者，還是政客、官員或大公司總裁，無論評論者的批評有多麼尖刻，或者提問人的問題有多幼稚，都要做出認真傾聽的樣子，然後感謝人家的評論和問題，再認真做出回應。我想即便不談民主和平等，至少出於禮貌也應該如此。
但在這位女生仔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在臺上的龍應台卻明顯不耐煩起來，臉上的不悅是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看出來的。很快，她忍不住了，非常乾脆地打斷了這位女生的提問，湊近麥克風問“What’s your question？”
我感覺在場的人當時都是一楞，畢竟這麼直接、這麼無禮地打斷他人評論的情形在這裏還是很少見的，而相反的情形——台下學生打斷臺上老師提出自己的問題倒是更常見一些。
這位女生或許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形，當然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當時的確臉一下子紅了。但她仍然很禮貌地解釋說，我的問題在後面，但我的問題跟前面的評論有關係，因此有必要作為背景先說清楚。接著，她仍然繼續自己的評論。剛說了兩句，龍應台再次打斷，“I am waiting for your question！”
這時場上的尷尬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主持演講的Stephen Owen教授不得不出來圓場，說請儘量把你的問題說簡短些，因為還有其他人在等著提問。龍應台或許這時也感覺到氣氛的尷尬，就接了一句“Yes，I am waiting for Merle’s question”。說著，向坐在台下的Merle Goldman教授（報指她以研究大陸異議人士而聞名，但她不是哈佛大學的教授，而是費正清中心的Associate）嫣然一笑，笑得是那麼謙卑，跟前面對待提問者的態度形成了強烈對比。這笑容讓我至今回想起來仍然感覺是那麼的不舒服，甚至有點倒胃口。
於是，這位女生不得不中止了自己的評論，或許是為了鎮定一下，低頭看了看自己手中筆記，然後仍然非常客氣並且略帶含蓄地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從您最近的文章中，我感覺到您對‘motherland’這個概念的理解似乎發生上一些變化。我想知道您是否有這種變化，您是否還把中國視為您的祖國呢？”
龍應台的回答很乾脆，“是的，我近來在祖國認同上是有所改變”（而不是有些報章報導的那樣，“我對祖國的看法和定義從來沒有改變”），接著，龍應台做了如今眾所周知的精彩闡釋，“我只在文化意義上認同中國是我的祖國，而今天在這樣一個我不能認同的政府的統治之下的現實中國，不是我的祖國！”
多麼驚世駭俗的見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不是你的祖國，那麼蔣介石獨裁下的中華民國是不是你的祖國？半個多世紀前日本佔領下的中國又是不是你的祖國，是不是你父母的父母之邦？再往前，歷朝歷代封建統治下的中國是不是你的祖國？如果說這些不民主的政權統治下的中國都不是你的祖國，那麼你文化意義上的祖國又從何而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第二個提問的就是龍應台所期待的Merle。在我看來，這位非常關注中國問題的老太太提出的問題也許讓龍應台更覺尷尬。因為龍應台在前面的演講中大講自己在中青報副刊《冰點》上的文章如何導致了這個刊物被停刊，自己是如何用手中的筆英勇抗爭，最終迫使中共最高當局讓步，讓這一刊物起死回生，這一事件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又是如何的重要，讓人感覺到她在整個事件中是最核心的人物，是推動中國民主進步的“英雄”。
然而，這位Merle Goldman教授提問時卻說，自己一直以為是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了這一事件，從來不知道與龍應台的文章有關，那麼“袁的文章跟這一事件又是什麼關係呢？”
龍應台這時才不得不回應，承認袁偉時的文章也是有關係的，但從時間上的次序看，還是自己的文章在這一事件中更重要。正如報紙上所說的，龍應台不得不“花了點時間向她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龍應台講自己在《冰點》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其演講後半段的重點，在場的中國留學生們普遍感覺其自我標榜的成分太重。事後大家評論說，還是Goldman這位老太太厲害，一下子就點到了要害之處。早知如此，或許龍應台就不會對Merle的問題那麼期待了吧？
第三個提問的，就是報章報導中說的那位操著相當流利的英式英語的中國學生（的確其口語非常棒，令人羨煞）。關於這位學生的身份，很有意思，當地第二天發行的一份政治色彩很濃的中文報紙在報導中，稱第一個提問的北大女生為“大陸學生”，寫到第三位提問者時卻稱“中國學生”，似乎有意隱諱其身份。而在《開放》四月號的文章中，卻又一口咬定兩人都是大陸“精英”，說他們“披著‘民族主義’的外衣”，嘲諷他們“民主政治素養不夠，口才不佳，英語詞不達意”，被龍應台用流利的英語駁得“啞口無言、面有愧色”，“沒有完美地為他的‘黨和人民’立功”，等等。
我不知道這些在具有充分言論自由的美國和香港發行的報章，是刻意要隱瞞什麼還是沒有管道去核實，還是出於某種需要而刻意製造謊言。事實上這位男生跟龍應台一樣，也是來自臺灣。看來他跟大陸學生的交往不多，因為多數大陸留學生都不認識他，我是靠其他臺灣學生的指點才知道他來自臺灣。所以，也請不要說他是“中共同路人”或給他扣上其他帽子了，假如你還有一點客觀精神的話！
這位臺灣學生的提問很不客氣，劈頭就說龍應台的文章和演講只片面談論臺灣民主好的一面，卻避而不談臺灣民主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和不好的一面，他認為這樣會誤導讀者，也會誤導中國大陸的民主之路。
龍應台再次不等他說完就打斷，同樣犀利地問“Then what’s your question?”或許在她看來，這些小毛孩子們是沒有資格對她進行評論的，更沒資格批評自己。對於我說的話，你們這些學生只提問題就好，不懂的地方我來告訴你！不知道龍應台是不是因為當教授給學生上課而只習慣於被問問題而不習慣被質疑？或是跟北大的那位女生一樣，“民主問題不容質疑”？或許，如果這兩個小毛孩子都順著她的邏輯去發揮，或者嘴巴甜一點隻說讚美的話，龍應台就不會這麼粗暴對待？但願龍應台不像她所批評的威權政權裏的官員那麼俗氣。
在龍應台插話之後，這位臺灣學生也毫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誠如報章報導所言，後面變成了兩個人唇槍舌劍的辯論。儘管這位男生英文流暢、言辭同樣犀利，但“畢竟是書生”，而龍應台畢竟是當過臺北市文化處長的人，深諳臺灣政客的攻防之道，很快就抓住對手言語中的漏洞，模糊了提問者的焦點，成功地重新掌握了話語主導權。
龍應台表示，自己只是個作家，不是政客，不負有執行的責任；作家只需要將自己的見解表達出來（我想她的意思是說作家當然可以片面地或有選擇地只談事情的一面），而如何實踐是政客們的事，“是胡錦濤的幕僚們該做的事”。
這位男生顯然不同意她的說法，認為作家寫文章當然容易，只要贏得讀者就行；但政治家在做事的時候卻沒那麼容易，他需要考慮很多事情，需要考慮“選票”……
這句話一下子被龍應台抓住了漏洞，馬上對著麥克風大聲問“胡錦濤需要選票嗎”，惹得台下一陣哄笑。這位男生一時語塞。（其實從這裏也可以判斷出這位男生不大可能是來自中國大陸）
這位男生繼續解釋說，作家對事情提出批評容易，但政治家在真正做的時候卻要面對很多困難……龍應台再次插話“批評有時候也不那麼容易，刊物被封就是很好的證明”。
她繼續重複自己的觀點，認為自己只是作家，作家的職責就是寫文章幫助讀者思考，而如何解決問題則是政治家的責任。她理直氣壯地質問“我不是胡錦濤的幕僚，為什麼要我負執行的責任”，“胡錦濤如果不同意我的觀點，可以對我做出回應……”
這時那位元男生又天真了一次，介面說“胡錦濤是不可能回應你的……”龍應台馬上反問“Why not”，台下許多學生也跟著問“Why not”，接著又是一陣哄堂大笑。我不明白這些學生為什麼跟著起哄，難道這位男生說的不是一個事實嗎？他不過是像指出皇帝身上沒有穿新裝的小孩一樣，說出來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倒想請問龍應台女士，你寫的批評陳水扁的文章，陳水扁回應你了嗎？在美國這麼多人寫文章批評布希的伊拉克政策，除了對國會議員的批評，布希總統回應了多少？你抓住一個年輕學子的稚嫩，用典型的政客的詭辯之道應對，也太不“厚道”了吧？！
這場演講就這麼收場了。其後我所見的報章在報導這件事情時大都大書特書龍應台如何“舌戰”、“教訓”兩位大陸學生，我讀後深深地感到悲哀。我不能理解，像龍應台這樣一個高舉“民主”大旗的人，為什麼會這麼缺乏“民主”風度，缺少“雅量”，怎麼也容不得別人的批評呢？一個用手中的筆去指點江山、用自己的文章引導讀者思考的學者，怎麼會不認同自己的祖國呢？我更不能理解，本應客觀、獨立的報章為什麼要去歪曲、甚至憑空誣衊兩個懷有夢想、追求真理的年輕學子呢？如果一個高舉民主旗幟的人也容不得別人的“異見”，如果一份獨立的報紙也不能做到客觀、公正，那麼民主還有什麼希望呢？我們究竟要靠誰、靠什麼來實現民主呢？
民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也是我們的追求。但為了追求民主，就可以不擇手段麼？為了實現民主，就可以用謊言、欺騙甚至是暴力麼？在民主的旗號下，就可以肆意分裂國家、踐踏民族尊嚴麼？就可以肆意歪曲小人物的形象、踐踏他們的尊嚴麼？
龍應台女士，我不得不說，很遺憾，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2007年5月22日
延伸連結：
龍應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暨問答實錄(上)
龍應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暨問答實錄（下）
民主選擇的不安 -- 龍應台哈佛演講後有感
2007年6月19日星期二
【李爾‧在此】回歸群衆的小劇場
據說，是一本名為《一隻狗的生活意見》的書啟發了孟京輝，創演出這齣在北京東方新天地先鋒劇場上演的《兩隻狗的生活意見》：劇中的主角，兩隻分別叫來福和旺財的狗，離鄕去城市尋找幸福生活，然而，城裏的世界卻並非想像的那麼美好；四處碰壁之後，他們對生活產生了各種意見，而這些意見卻是他們簡單的頭腦所無法理解的生存難題：街頭賣藝、參加明星選秀、走投無路去當保安、被富人收養又被抛棄、被打狗隊打得遍體鱗傷……
導演孟京輝沒有故作高深的玩弄“先鋒”概念，反讓我們在劇場裏嗅到一股濃鬱的“天橋雜耍”味道，《小鴨子》、《花房姑娘》、《Yellow Submarine》、《I do wanna be your dog》等現場演奏的民歌小調或搖滾金曲，加上傳統貫口段子、評書、現代舞，甚至對經典舞臺劇《雷雨》的爆笑解構以及對《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尖銳諷刺……各種戲劇元素像一鍋大雜燴，統統毫不客氣地被拿來用之。
這個小劇場演出放下身段回歸市民大衆，戲，不但讓普通人看得明白，也讓普通人看得高興。這一點，亦着實反映在晩晩座無虛席的小劇場觀衆群身上，也足讓身在澳門的我們羨慕不已。
整齣戲僅有的兩名演員，是有“孟氏戲劇金牌爆笑組合”之稱的陳明昊和劉曉曄，也是全劇的核心與靈魂所在。兩個多小時的高強度表演量不但顯示了他們學院派的紮實舞臺功底，也再次證明：小劇場演出的精髓還在演員，不管玩什麼形式，好演員往往能從平凡中演出不一般來，而這類需要將各種劇場元素有機融合在一起的表演，就更加考驗演員的實力。
這裏面，其實也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演員們在小劇場裏歷練自己的演出技巧和舞臺經驗，而從小劇場裏“孵化”出來的演員也往往能成為主流正統劇場、電影電視甚至商業演出的人力資源供應來源。反觀澳門，就正缺少了這麼一類鍛煉戲劇表演人才的不同層次舞臺，（黑體）正如本地藝術節、音樂節等曇花一現式演出機會，往往只能匆匆忙忙將火候未夠的演員送上大舞臺，不但容易自暴其短，更要常靠內地或香港的“外援”過關。而缺乏常設的、具層次的遞進式磨練空間與演出機會，演員的經驗和技巧便難以有所積累，其後果不但影響了本地演員的數量與質量，也更窒息，甚至扼殺了本地表演藝術向下紮根與長遠發展的可能性。
在《兩》劇裏，孟京輝採取了偏重商業噱頭的流行“惡搞”手法。引人矚目的當屬惡搞人藝版《雷雨》以及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還有惡搞宋祖德和張鈺。此外，劇中演繹男女偸情片段，演員在幕後利用燈光剪影做出性交姿勢，從舞臺效果來看，這些場面設計都不難博取觀衆的笑聲和掌聲，只不過，如何在“針砭時弊”和“惡搞媚俗”之間取得藝術平衡，也是我們在大笑和拍手過後應冷靜下來仔細思考的議題。
刊於6月14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2007年6月13日星期三
轉載：探討澳門輕軌問題與交通政策
轉載自 2007年6月13日 《澳門日報》蓮花廣場
王 松
資深城市規劃工作者
美國密西根大學城市規劃碩士
臺灣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碩士
回歸七年來，在博彩業開放與自由行政策雙重加持下，澳門經濟進入了空前黃金期。遺憾的是，無論城市景觀、交通效率、環保綠化，以及空氣品質等卻急速惡化，政府單純將汽車視為經濟問題，長期以“不應干預市場經濟”與“不應扼殺年輕人購車夢”為論點，放任私人車輛數目不斷飆長，行人道與公共空間幾乎被蠶食殆盡。
車多為患，因而不得不耗用大量公帑不斷建停車場和擴寬馬路，落入了“築路引車，車多築路”的惡性循環。政府對巴士服務長期未見大力改善，卻大量增建停車場鼓勵中產階級買車，車商賺大錢之餘，空氣污染、交通擠塞、搭車難等社會成本卻由廣大居民，尤其無車與低薪階級承擔。
築路引車車多築路
其實，澳門眞正需要的，是一個細緻的、高度整合的，以城市總體規劃為基礎的整體交通政策及規劃，以及高效的交通運籌管理系統。當政府與民間一再為如何增加電單車泊位而傷透腦筋時，為何不反過來思考如何減少電單車？如果目前“築路引車，車多築路”的施政策方針不馬上修正，繼續放任汽車增長而無作為，其實再建十條輕軌也無濟於事。
交通政策與規劃，是城市總體規劃的一環，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從未聞一個沒有城市規劃的城市，其大衆運輸系統卻規劃得非常好的例子。當然，大衆捷運的規劃更與土地政策、房屋政策、人口分佈與產業政策、以及空間性的社會公平政策息息相關，必然是當城市有了明確的發展遠景以及城市規劃概念後，才能科學地了解這個城市需要怎樣的交通系統。
衆所周知，總體城市規劃與城市規劃法均付之闕如，過去幾年政府所提的捷運方案（如幾年前的地下鐵）均沒有穩固整體規劃基礎下，因而不是漏洞百出顧此失彼，就是不切實際而無法敎居民信服和安心。孤立的工程項目無法解決整體的問題，整個澳門的大衆運輸系統，應在總體城規的基礎上，作短中長期的規劃，分年落實。目前“先捷運後城規”的施政順序，可說是“先吃藥再看醫生”。
捷運立足城市規劃
縱觀歷次捷運方案，其失敗主因不外就是閉門造車。由於規劃過程無法適時納入民間意見，致使耗時耗費所作的規劃，在拍板定案與公佈後才引來各種質疑與反對，政府在驚覺考慮不周甚至脫離現實後已經太遲，不得不重頭再來。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錯過捷運建設的黃金期。
政府是次高架輕軌的規劃，顯然並未吸取歷次失敗的敎訓，迄今公佈關於捷運規劃的資料仍然非常有限且粗略，居民並無法完整了解整個計劃的細節。例如，高架軌道對城市景觀的影響不但隻字未提（可能也未有評估），只選擇性的公佈幾張較無爭議地段的效果模擬圖，其避重就輕的企圖非常明顯。政府總認為透過減少資訊的公佈，或許可減低民意的反彈與阻力，其實恰恰相反。
閉門造車錯失時機
就近期公佈的輕軌路線簡圖而言，路線設計以繞行城市外圍為主，對人口以及商業活動相對集中，交通需求相對殷切的中心區反而並無着墨，甚至有刻意避開之嫌。從其連結關閘、外港碼頭、金沙、葡京與永利、媽閣、氹仔舊城區、路氹城賭場區，以至國際機場，不難看出其“賭客與遊客優先”的規劃邏輯。
顯示此花費巨資的計劃，並非主要針對廣大居民日常需求，預期對改善本澳交通癥結助益有限。筆者並非完全反對興建這樣一條連接主要口岸、機場，以及主要娛樂區的快速專線，畢竟對以發展旅遊娛樂業為主的澳門而言，也許需要。 但同時，一條行走市中心主運量區的地面輕軌更具迫切性。目前這條走外圍的“遊客專線”無法取代走市中心的捷運。其實，市中心捷運可大膽的以地面輕軌的方式行走交通主幹道（如高士德、荷蘭園、新馬路等），但須有配套的汽車減量政策，以及對整體路網的重新評估與規劃，讓主幹道馬路逐步轉換為主要供大衆運輸系統、單車、以及步行之用。
高架影響城市景觀
當局計劃將輕軌全線高架，卻未有作出必要的環境影響評估，所公佈的景觀模擬圖片亦刻意選擇以開闊之路段為例，對相對擁擠與狹窄，文物與城市景觀資源較密集的區域卻避重就輕，令人質疑。過去三十年來，世界各地實踐經驗已證明：市區高架軌道會對城市景觀造成巨大傷害，特別是以旅遊為主的澳門。
政府和主要媒體大加讚揚的泰國曼谷高架捷運（BTS），其實正是一個典型的負面例子，其如大蛇般的巨大石屎軌道及車站結構，早被公認為曼谷市容的最大殺手。高架軌道在市中心遮蔽了大部分路面，下方道路汽車廢氣因而不易消散，樹木無法生長，沿線空氣品質急速惡化，城市景觀一落千丈（圖一）。
實際上，對歐美先進國家而言，在市區把輕軌“高架”，已是落伍的象徵，只有發展中國家才願意這麼做。美國底特律市於一九八○年代興建市區高架輕軌，縱使為低運量設計，其立於馬路中央及行人道上密集而巨大的水泥柱，軌道和龐大空中車站在狹窄街道中產生的巨大陰影和壓迫感，就像一條石屎大蛇在狹窄的街道上左穿右揷，政府二十年來飽受批評，要求拆除高架輕軌回復市容的呼聲已日趨高漲。澳門沒理由重蹈其覆轍。
輕軌宜局部地面化
可以預期，孫逸仙大馬路以及觀音像的優美海濱景觀，將被石屎高架軌道擋住，南灣大馬路一段（由永利行經嘉思欄炮臺、陸軍俱樂部、嘉思欄公園、八角亭、以至南灣湖畔路段）。由於已高樓林立，歷史文物景觀遍佈，沿線大型古樹成蔭，很明顯也絕不宜建高架軌道。
雖然當局遲遲不願公佈該路段架空輕軌的景觀模擬圖，但不難想像：一條巨大石屎架空軌道擋在八角亭和嘉思欄公園前面會是怎樣的景觀。南灣大馬路碩果僅存的百年老榕，也勢必遭受嚴重破壞，對政府總部莊嚴性的影響也更不消說。尤有甚者，高架輕軌亦將行經媽閣廟前方，媽閣廟世遺景觀之完整性也將因此受到巨大威脅。
這些問題都可以避免的。無論是就效率與景觀而言，高架輕軌離開港澳碼頭站後，應由架空轉為地面化，並沿友誼大馬路行走於藝園內，因其為新塡海區人潮與商業活動最集中的“脊椎”。 由於友誼馬路是交通主幹道及大賽車路線，所以不建議行走路面內，而是走在藝園內，藝園幅地夠寬，雙線地面軌道也不致佔用太多公園空間，站臺與公園設施整合設計更能雙得益彰。相反，走孫逸仙大馬路一方面偏離了實際運輸量的重心，也會破壞海岸景觀，是“一舉兩失”之策，也明顯違反了大衆捷運規劃的基本原則。
顧全歷史文物建築
再者，輕軌不應轉入嘉思欄與八角亭，可維持地面方式經羅理基博士大馬路、蘇亞利斯大馬路，才轉入南灣大馬路和媽閣區。離開媽閣區進入西灣大橋後可回復高架。嘉思欄炮臺、八角亭、陸軍俱樂部、南灣大馬路老榕樹、南灣湖畔美景、媽閣廟世遺景觀等珍貴旅遊及城市文化資源，將能獲得最大程度的保護，也提升了運輸效率。
更重要的是，這樣重大而影響深遠的計劃，不應倉促上馬，須進行嚴謹的環境影響評估及路線辯論，務求將影響減至最低，將效率提升至最高。
政府提出的“立體交通”構想，不過是美化高架輕軌的虛幻代名詞。冠上“立體”兩字顯然未能掩飾其創意成分闕如，規劃有欠周詳的事實。規劃中把遊客從捷運站運載至特定旅遊景點的“自動步行系統”，無論就城市規劃與旅遊規劃的角度而言，都可說是天馬行空，完全不切實際，也沒有必要。
在任何與本澳城市形態相似，同樣以發展文化旅遊為主的世界城市中，除了機場外，你不可能在文化景點附近發現這種玩意。因為它會破壞以悠閒步行商業活動為主的城市特質。此構想表面看來似乎甚具創意，但以專業角度而言卻期期以為不可。因為無論對遊客與商家而言，“悠閒地步行”才更能刺激旅客的消費行為。
步行系統無必要性
再者，澳門半島面積細小，應效法議事亭廣場的模式，增設更多人行徒步區以連接不同的文化景點，並以此鼓勵市民與遊客步行，方為促進旅遊與商業活動之上策。
短期而言，澳府應盡快從“築路引車，車多築路”的惡性循環中自拔，若再放任私人汽車激增而不作為，只會把澳門的交通及城市品質推向瓦解的邊緣，興建再多的輕軌也無濟於事。首要的是制定全澳機動車輛的總量上限，控制車輛增長率，制定完整政策逐步減少機動車輛總數。
大力改善現有巴士與的士系統的效率，增加總運量，延長營運時間，整體檢討各巴士路線，逐步朝巴士捷運系統（Bus Rapid Transit）（圖三）的方向過渡。規劃系統性的行人專用區與單車道，鼓勵步行與騎單車。並馬上着手制定城市總體規劃及交通總體規劃。 建可替代交通系統 中長期而言，以澳門密集與纖細的城市型態，悠閒以及遍佈文物建築的城市特質，交通規劃應朝“可替代式交通系統”(Alternative Transit)的方向發展。意思是：一個高效的交通系統是由一系列不同特質的次系統高效率地組合而成，而不是過分依賴某一系統。 其可以地面輕軌系統（圖二）與巴士捷運(Bus Rapid Transit)（圖三）為主要之大衆運輸工具，配合單車專用道及步行系統（圖四），以及可減少社會及環境成本的綠色交通政策，如“汽車共用”（Car-Sharing）（此概念在歐美已廣為流行，其以省錢，省時，方便，與環保的特點已形成一股新的汽車服務產業），無污染巴士及的士等政策。
倡“三優先”交通政策
“三優先”即“公交優先，單車優先，步行優先”。除社會上早形成共識並符合世界潮流的“公交優先”政策外，先進國家一向更鼓勵“步行優先”與“單車優先”政策，尤其是在歐洲，走路與騎單車是文明與環保的象徵，當地政府更將單車系統，步行系統與捷運系統完全接駁整合。
澳府應規劃系統性的行人專用區與單車道，制定相關的敎育及鼓勵措拖，大力鼓勵市民步行與騎單車。澳門的交通規劃及政策，宜以“三優先”為指導思想，以促進城市宜居性與城市競爭力為目標，以車輛總量管制及建設可替代式交通系統為手段，根本地把本澳的交通系統作通盤性的檢討與改善。
（本文完）
王 松
資深城市規劃工作者
美國密西根大學城市規劃碩士
臺灣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碩士
回歸七年來，在博彩業開放與自由行政策雙重加持下，澳門經濟進入了空前黃金期。遺憾的是，無論城市景觀、交通效率、環保綠化，以及空氣品質等卻急速惡化，政府單純將汽車視為經濟問題，長期以“不應干預市場經濟”與“不應扼殺年輕人購車夢”為論點，放任私人車輛數目不斷飆長，行人道與公共空間幾乎被蠶食殆盡。
車多為患，因而不得不耗用大量公帑不斷建停車場和擴寬馬路，落入了“築路引車，車多築路”的惡性循環。政府對巴士服務長期未見大力改善，卻大量增建停車場鼓勵中產階級買車，車商賺大錢之餘，空氣污染、交通擠塞、搭車難等社會成本卻由廣大居民，尤其無車與低薪階級承擔。
築路引車車多築路
其實，澳門眞正需要的，是一個細緻的、高度整合的，以城市總體規劃為基礎的整體交通政策及規劃，以及高效的交通運籌管理系統。當政府與民間一再為如何增加電單車泊位而傷透腦筋時，為何不反過來思考如何減少電單車？如果目前“築路引車，車多築路”的施政策方針不馬上修正，繼續放任汽車增長而無作為，其實再建十條輕軌也無濟於事。
交通政策與規劃，是城市總體規劃的一環，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從未聞一個沒有城市規劃的城市，其大衆運輸系統卻規劃得非常好的例子。當然，大衆捷運的規劃更與土地政策、房屋政策、人口分佈與產業政策、以及空間性的社會公平政策息息相關，必然是當城市有了明確的發展遠景以及城市規劃概念後，才能科學地了解這個城市需要怎樣的交通系統。
衆所周知，總體城市規劃與城市規劃法均付之闕如，過去幾年政府所提的捷運方案（如幾年前的地下鐵）均沒有穩固整體規劃基礎下，因而不是漏洞百出顧此失彼，就是不切實際而無法敎居民信服和安心。孤立的工程項目無法解決整體的問題，整個澳門的大衆運輸系統，應在總體城規的基礎上，作短中長期的規劃，分年落實。目前“先捷運後城規”的施政順序，可說是“先吃藥再看醫生”。
捷運立足城市規劃
縱觀歷次捷運方案，其失敗主因不外就是閉門造車。由於規劃過程無法適時納入民間意見，致使耗時耗費所作的規劃，在拍板定案與公佈後才引來各種質疑與反對，政府在驚覺考慮不周甚至脫離現實後已經太遲，不得不重頭再來。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錯過捷運建設的黃金期。
政府是次高架輕軌的規劃，顯然並未吸取歷次失敗的敎訓，迄今公佈關於捷運規劃的資料仍然非常有限且粗略，居民並無法完整了解整個計劃的細節。例如，高架軌道對城市景觀的影響不但隻字未提（可能也未有評估），只選擇性的公佈幾張較無爭議地段的效果模擬圖，其避重就輕的企圖非常明顯。政府總認為透過減少資訊的公佈，或許可減低民意的反彈與阻力，其實恰恰相反。
閉門造車錯失時機
就近期公佈的輕軌路線簡圖而言，路線設計以繞行城市外圍為主，對人口以及商業活動相對集中，交通需求相對殷切的中心區反而並無着墨，甚至有刻意避開之嫌。從其連結關閘、外港碼頭、金沙、葡京與永利、媽閣、氹仔舊城區、路氹城賭場區，以至國際機場，不難看出其“賭客與遊客優先”的規劃邏輯。
顯示此花費巨資的計劃，並非主要針對廣大居民日常需求，預期對改善本澳交通癥結助益有限。筆者並非完全反對興建這樣一條連接主要口岸、機場，以及主要娛樂區的快速專線，畢竟對以發展旅遊娛樂業為主的澳門而言，也許需要。 但同時，一條行走市中心主運量區的地面輕軌更具迫切性。目前這條走外圍的“遊客專線”無法取代走市中心的捷運。其實，市中心捷運可大膽的以地面輕軌的方式行走交通主幹道（如高士德、荷蘭園、新馬路等），但須有配套的汽車減量政策，以及對整體路網的重新評估與規劃，讓主幹道馬路逐步轉換為主要供大衆運輸系統、單車、以及步行之用。
高架影響城市景觀
當局計劃將輕軌全線高架，卻未有作出必要的環境影響評估，所公佈的景觀模擬圖片亦刻意選擇以開闊之路段為例，對相對擁擠與狹窄，文物與城市景觀資源較密集的區域卻避重就輕，令人質疑。過去三十年來，世界各地實踐經驗已證明：市區高架軌道會對城市景觀造成巨大傷害，特別是以旅遊為主的澳門。
政府和主要媒體大加讚揚的泰國曼谷高架捷運（BTS），其實正是一個典型的負面例子，其如大蛇般的巨大石屎軌道及車站結構，早被公認為曼谷市容的最大殺手。高架軌道在市中心遮蔽了大部分路面，下方道路汽車廢氣因而不易消散，樹木無法生長，沿線空氣品質急速惡化，城市景觀一落千丈（圖一）。
實際上，對歐美先進國家而言，在市區把輕軌“高架”，已是落伍的象徵，只有發展中國家才願意這麼做。美國底特律市於一九八○年代興建市區高架輕軌，縱使為低運量設計，其立於馬路中央及行人道上密集而巨大的水泥柱，軌道和龐大空中車站在狹窄街道中產生的巨大陰影和壓迫感，就像一條石屎大蛇在狹窄的街道上左穿右揷，政府二十年來飽受批評，要求拆除高架輕軌回復市容的呼聲已日趨高漲。澳門沒理由重蹈其覆轍。
輕軌宜局部地面化
可以預期，孫逸仙大馬路以及觀音像的優美海濱景觀，將被石屎高架軌道擋住，南灣大馬路一段（由永利行經嘉思欄炮臺、陸軍俱樂部、嘉思欄公園、八角亭、以至南灣湖畔路段）。由於已高樓林立，歷史文物景觀遍佈，沿線大型古樹成蔭，很明顯也絕不宜建高架軌道。
雖然當局遲遲不願公佈該路段架空輕軌的景觀模擬圖，但不難想像：一條巨大石屎架空軌道擋在八角亭和嘉思欄公園前面會是怎樣的景觀。南灣大馬路碩果僅存的百年老榕，也勢必遭受嚴重破壞，對政府總部莊嚴性的影響也更不消說。尤有甚者，高架輕軌亦將行經媽閣廟前方，媽閣廟世遺景觀之完整性也將因此受到巨大威脅。
這些問題都可以避免的。無論是就效率與景觀而言，高架輕軌離開港澳碼頭站後，應由架空轉為地面化，並沿友誼大馬路行走於藝園內，因其為新塡海區人潮與商業活動最集中的“脊椎”。 由於友誼馬路是交通主幹道及大賽車路線，所以不建議行走路面內，而是走在藝園內，藝園幅地夠寬，雙線地面軌道也不致佔用太多公園空間，站臺與公園設施整合設計更能雙得益彰。相反，走孫逸仙大馬路一方面偏離了實際運輸量的重心，也會破壞海岸景觀，是“一舉兩失”之策，也明顯違反了大衆捷運規劃的基本原則。
顧全歷史文物建築
再者，輕軌不應轉入嘉思欄與八角亭，可維持地面方式經羅理基博士大馬路、蘇亞利斯大馬路，才轉入南灣大馬路和媽閣區。離開媽閣區進入西灣大橋後可回復高架。嘉思欄炮臺、八角亭、陸軍俱樂部、南灣大馬路老榕樹、南灣湖畔美景、媽閣廟世遺景觀等珍貴旅遊及城市文化資源，將能獲得最大程度的保護，也提升了運輸效率。
更重要的是，這樣重大而影響深遠的計劃，不應倉促上馬，須進行嚴謹的環境影響評估及路線辯論，務求將影響減至最低，將效率提升至最高。
政府提出的“立體交通”構想，不過是美化高架輕軌的虛幻代名詞。冠上“立體”兩字顯然未能掩飾其創意成分闕如，規劃有欠周詳的事實。規劃中把遊客從捷運站運載至特定旅遊景點的“自動步行系統”，無論就城市規劃與旅遊規劃的角度而言，都可說是天馬行空，完全不切實際，也沒有必要。
在任何與本澳城市形態相似，同樣以發展文化旅遊為主的世界城市中，除了機場外，你不可能在文化景點附近發現這種玩意。因為它會破壞以悠閒步行商業活動為主的城市特質。此構想表面看來似乎甚具創意，但以專業角度而言卻期期以為不可。因為無論對遊客與商家而言，“悠閒地步行”才更能刺激旅客的消費行為。
步行系統無必要性
再者，澳門半島面積細小，應效法議事亭廣場的模式，增設更多人行徒步區以連接不同的文化景點，並以此鼓勵市民與遊客步行，方為促進旅遊與商業活動之上策。
短期而言，澳府應盡快從“築路引車，車多築路”的惡性循環中自拔，若再放任私人汽車激增而不作為，只會把澳門的交通及城市品質推向瓦解的邊緣，興建再多的輕軌也無濟於事。首要的是制定全澳機動車輛的總量上限，控制車輛增長率，制定完整政策逐步減少機動車輛總數。
大力改善現有巴士與的士系統的效率，增加總運量，延長營運時間，整體檢討各巴士路線，逐步朝巴士捷運系統（Bus Rapid Transit）（圖三）的方向過渡。規劃系統性的行人專用區與單車道，鼓勵步行與騎單車。並馬上着手制定城市總體規劃及交通總體規劃。 建可替代交通系統 中長期而言，以澳門密集與纖細的城市型態，悠閒以及遍佈文物建築的城市特質，交通規劃應朝“可替代式交通系統”(Alternative Transit)的方向發展。意思是：一個高效的交通系統是由一系列不同特質的次系統高效率地組合而成，而不是過分依賴某一系統。 其可以地面輕軌系統（圖二）與巴士捷運(Bus Rapid Transit)（圖三）為主要之大衆運輸工具，配合單車專用道及步行系統（圖四），以及可減少社會及環境成本的綠色交通政策，如“汽車共用”（Car-Sharing）（此概念在歐美已廣為流行，其以省錢，省時，方便，與環保的特點已形成一股新的汽車服務產業），無污染巴士及的士等政策。
倡“三優先”交通政策
“三優先”即“公交優先，單車優先，步行優先”。除社會上早形成共識並符合世界潮流的“公交優先”政策外，先進國家一向更鼓勵“步行優先”與“單車優先”政策，尤其是在歐洲，走路與騎單車是文明與環保的象徵，當地政府更將單車系統，步行系統與捷運系統完全接駁整合。
澳府應規劃系統性的行人專用區與單車道，制定相關的敎育及鼓勵措拖，大力鼓勵市民步行與騎單車。澳門的交通規劃及政策，宜以“三優先”為指導思想，以促進城市宜居性與城市競爭力為目標，以車輛總量管制及建設可替代式交通系統為手段，根本地把本澳的交通系統作通盤性的檢討與改善。
（本文完）
2007年6月4日星期一
2007年6月1日星期五
【斷章寫意】網絡達爾文
由下載到上傳，從閱讀到分享，這不是世代的交替，而是網路發展的自然階段……Web 2.0的魅力在於，它促成了社會權力大轉移，提供了一個真正的民主發言廣場，它再度挑戰我們對於創新的想像力。【“完全解讀Web 2.0”,《數位時代》雜誌，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五日 第134期)】
Web 2.0是由O'Reilly Media的Dale Dougherty 和 MediaLive 的 Craig Cline 提出來的。歸結起來，Web 2.0具有三大特點：第一，強調從使用者為中心出發；第二，強調開放的重要性；第三，強調網絡的外部延展性。而強調内容開放、人人都可參與撰寫百科全書的維基百科（Wikipedia）就是Web2.0的鮮明代表。然而，中文作爲使用人口超過十四億的世界主要語言，到2006年底，中文維基百科的條目數才剛剛突破十萬條，這個數字還不及英語維基百科的十五分之一，而僅約九百萬人使用的瑞典語，其維基百科的條目數竟已是中文維基的兩倍多。
身為國內最早“維基”創始人之一的鮑鳴浩曾感慨中文Wiki的困境是“華人社會缺乏內容開放運動的土壤”。的確，Web 2.0暴露了華人社會的文化缺點：不熱衷研究，沒有和別人分享知識的習慣，亦缺乏分享文化、分享知識的熱情。
人類以至萬物的發展皆遵循汰劣存優的達爾文定律，越來越洶湧的全球化浪潮又讓這場競賽的節奏變得越來越快。進入新的網絡世紀，一場新的競賽又開始了，在這個虛擬化世界，以往的地理位置、人口數量等競爭因素，正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能讓我們在這場網絡“物競天擇”運動中脫穎而出的，只有依靠更加開放、更加具包容性的文化。中國人講求“祖傳秘方”、“獨門秘籍”，分享交流從來也非國人強項，在“一家一天下”的小農經濟模式裏，也許還行得通，但到了“一人一世界”的網絡世紀，如果我們還死抱過去的一套，恐怕很快就會變成新世紀的恐龍了。
Web 2.0是由O'Reilly Media的Dale Dougherty 和 MediaLive 的 Craig Cline 提出來的。歸結起來，Web 2.0具有三大特點：第一，強調從使用者為中心出發；第二，強調開放的重要性；第三，強調網絡的外部延展性。而強調内容開放、人人都可參與撰寫百科全書的維基百科（Wikipedia）就是Web2.0的鮮明代表。然而，中文作爲使用人口超過十四億的世界主要語言，到2006年底，中文維基百科的條目數才剛剛突破十萬條，這個數字還不及英語維基百科的十五分之一，而僅約九百萬人使用的瑞典語，其維基百科的條目數竟已是中文維基的兩倍多。
身為國內最早“維基”創始人之一的鮑鳴浩曾感慨中文Wiki的困境是“華人社會缺乏內容開放運動的土壤”。的確，Web 2.0暴露了華人社會的文化缺點：不熱衷研究，沒有和別人分享知識的習慣，亦缺乏分享文化、分享知識的熱情。
人類以至萬物的發展皆遵循汰劣存優的達爾文定律，越來越洶湧的全球化浪潮又讓這場競賽的節奏變得越來越快。進入新的網絡世紀，一場新的競賽又開始了，在這個虛擬化世界，以往的地理位置、人口數量等競爭因素，正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能讓我們在這場網絡“物競天擇”運動中脫穎而出的，只有依靠更加開放、更加具包容性的文化。中國人講求“祖傳秘方”、“獨門秘籍”，分享交流從來也非國人強項，在“一家一天下”的小農經濟模式裏，也許還行得通，但到了“一人一世界”的網絡世紀，如果我們還死抱過去的一套，恐怕很快就會變成新世紀的恐龍了。
【李爾‧在此】從過去透視未來
第十八屆澳門藝術節中，演藝學院戲劇學校排演夏衍的三幕話劇《上海屋簷下》是一齣充滿努力和誠意製作，而將這麽一班“學生級”演員送上藝術節大舞臺，擔綱如此規模的劇作演出，幕後工作者們付出的心血努力也可想而知。作爲一齣戲劇學校學生的彙報演出，此作應已呈現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上》截取上海弄堂的一個橫切面，透過描寫一九三七年上海低下階層人民的生活，帶出“同一屋簷下”的人們的苦悶、悲傷和希望。該劇無論從人物造型還是場景設置上，均力求原汁原味呈現當時的上海城市氛圍，這亦對演員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要讓觀衆“入戲”，不但需要演員領會那年代的國人心態，也要對上海人的性格舉止乃至社會文化都有一定了解，在人物對話間充分展現戲劇的藝術張力。
然而，如果忘記演員們的學生身份，從經典話劇的重新演繹層面來看，選演此劇，對澳門年輕戲劇人恐怕相當勉爲其難，整體演出效果也的確與理想預期有不少差距。演員的演出顯得拘謹緊張，在一些細節方面更是自暴其短：瘋子報販的那幾段京劇唱腔聽起來有些不倫不類，還有，可能是受制於須採用戲劇學校學生的限制，那位看起來比自己的兒子還要年輕的“爺爺”，讓我怎麽看怎麽覺得彆扭。
事實上，選擇《上海屋簷下》，本身的確是一個相當充滿勇氣的決定。這不但意味著帶給臺前幕後演出、製作人員的壓力，也給臺下的觀衆帶來“壓力”，我懷疑澳門觀衆（尤其是年輕觀衆）對中國的這段歷史是否認識與關心，在演出前後，鮮見對這段歷史背景（導演如何給演員們補上這堂歷史課，實在令人好奇，如果其中的文字材料能夠整理出來，實在是此劇的上好“幕後花絮”）或由此延伸出對華文戲劇百年發展的經驗與教訓的探討。而如果大部分觀衆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或毫不關注，又如何期待臺上臺下的互動與共鳴？那麽，就算我們有了好演員、好導演和好表演，但戲劇的意義又何在呢？
無疑，經典劇作就在於對歷史和文化傳承，透過剖析審視過去的時代，我們知道自己從哪裏來，然後，再嘗試來思考一個同樣具有時代穿透力的問題：接下來，我們要往哪裏去？
漠視歷史，將讓我們慢慢失去對自己過去的尊重，也失去了我們爲之認同與自豪的文化價值，如果觀衆的心靈土壤在歷史傳承的蒼白中變得日漸乾涸，那麽，今天的觀衆就只能永遠自陷在喧嘩膚淺的電視劇和搞笑片裏不能自拔，成爲營養單一的“文化偏食症”患者。到時候，我們整個社會所面對的危機，恐怕將遠比“舞臺劇好不好看”這個問題來的嚴重。
《上》截取上海弄堂的一個橫切面，透過描寫一九三七年上海低下階層人民的生活，帶出“同一屋簷下”的人們的苦悶、悲傷和希望。該劇無論從人物造型還是場景設置上，均力求原汁原味呈現當時的上海城市氛圍，這亦對演員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要讓觀衆“入戲”，不但需要演員領會那年代的國人心態，也要對上海人的性格舉止乃至社會文化都有一定了解，在人物對話間充分展現戲劇的藝術張力。
然而，如果忘記演員們的學生身份，從經典話劇的重新演繹層面來看，選演此劇，對澳門年輕戲劇人恐怕相當勉爲其難，整體演出效果也的確與理想預期有不少差距。演員的演出顯得拘謹緊張，在一些細節方面更是自暴其短：瘋子報販的那幾段京劇唱腔聽起來有些不倫不類，還有，可能是受制於須採用戲劇學校學生的限制，那位看起來比自己的兒子還要年輕的“爺爺”，讓我怎麽看怎麽覺得彆扭。
事實上，選擇《上海屋簷下》，本身的確是一個相當充滿勇氣的決定。這不但意味著帶給臺前幕後演出、製作人員的壓力，也給臺下的觀衆帶來“壓力”，我懷疑澳門觀衆（尤其是年輕觀衆）對中國的這段歷史是否認識與關心，在演出前後，鮮見對這段歷史背景（導演如何給演員們補上這堂歷史課，實在令人好奇，如果其中的文字材料能夠整理出來，實在是此劇的上好“幕後花絮”）或由此延伸出對華文戲劇百年發展的經驗與教訓的探討。而如果大部分觀衆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或毫不關注，又如何期待臺上臺下的互動與共鳴？那麽，就算我們有了好演員、好導演和好表演，但戲劇的意義又何在呢？
無疑，經典劇作就在於對歷史和文化傳承，透過剖析審視過去的時代，我們知道自己從哪裏來，然後，再嘗試來思考一個同樣具有時代穿透力的問題：接下來，我們要往哪裏去？
漠視歷史，將讓我們慢慢失去對自己過去的尊重，也失去了我們爲之認同與自豪的文化價值，如果觀衆的心靈土壤在歷史傳承的蒼白中變得日漸乾涸，那麽，今天的觀衆就只能永遠自陷在喧嘩膚淺的電視劇和搞笑片裏不能自拔，成爲營養單一的“文化偏食症”患者。到時候，我們整個社會所面對的危機，恐怕將遠比“舞臺劇好不好看”這個問題來的嚴重。
2007年5月18日星期五
你錯了這裡最好的時候。
“你錯過了這裡最好的時候。”
這是我們辛苦爬上青洲山，打算看看慕名已久的修道院的遺址的時候，我身邊人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這種混合了遺憾、失落、憤怒、鬱悶、沮喪、不解的情緒讓我覺得任何文字也無法形容。
四百多年來，這座小山和這座修道院默默地看著城市變遷，看著在自己身邊的人生活慢慢富足起來，不料，等這些人兜裏有了錢，第一時間竟是先要剷平了這裡來發財。這片土地反而因爲以前的貧窮、落後，所以才能安然無恙。
這是怎樣的一種諷刺？
我不知道政府將這裡賣給了什麽公司，也不知道這發展商會將這處古跡作何處理，我甚至對這片土地也沒有了家的感覺。因爲，如果，這裡是我的家，爲什麽看見別人在自己家裏大興土木、東拆西毀，我卻只能像傻子一樣站在這裡？
我不知道澳門小城最後會變成什麽樣子，也不知道將永遠消失的城市記憶還會有多少，我好奇的，是居住在我們先輩好好保存下來的、令澳門人爲之驕傲的文化遺產上的澳門人以及那些滿口説辭的高官巨賈們，等到五十年後、一百年後，我們的後代會用什麽樣的語氣和文字來議論我們。
錯過了這裡最好時候的人，其實，何止我一個？
(BEFORE)
1604年就有人在這裡建屋居住，並且上演了無數中葡交往歷史紛爭和故事。每一磗，每一石，都浸透了厚重的歷史。2002年藝穗節的《呼與吸的傳與奇──遺失的歷史，片斷再現》就在這裡上演。
這是我們辛苦爬上青洲山，打算看看慕名已久的修道院的遺址的時候，我身邊人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這種混合了遺憾、失落、憤怒、鬱悶、沮喪、不解的情緒讓我覺得任何文字也無法形容。
四百多年來，這座小山和這座修道院默默地看著城市變遷，看著在自己身邊的人生活慢慢富足起來，不料，等這些人兜裏有了錢，第一時間竟是先要剷平了這裡來發財。這片土地反而因爲以前的貧窮、落後，所以才能安然無恙。
這是怎樣的一種諷刺？
我不知道政府將這裡賣給了什麽公司，也不知道這發展商會將這處古跡作何處理，我甚至對這片土地也沒有了家的感覺。因爲，如果，這裡是我的家，爲什麽看見別人在自己家裏大興土木、東拆西毀，我卻只能像傻子一樣站在這裡？
我不知道澳門小城最後會變成什麽樣子，也不知道將永遠消失的城市記憶還會有多少，我好奇的，是居住在我們先輩好好保存下來的、令澳門人爲之驕傲的文化遺產上的澳門人以及那些滿口説辭的高官巨賈們，等到五十年後、一百年後，我們的後代會用什麽樣的語氣和文字來議論我們。
錯過了這裡最好時候的人，其實，何止我一個？
(BEFORE)
1604年就有人在這裡建屋居住，並且上演了無數中葡交往歷史紛爭和故事。每一磗，每一石，都浸透了厚重的歷史。2002年藝穗節的《呼與吸的傳與奇──遺失的歷史，片斷再現》就在這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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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章寫意】來不及說再見
“我們強調保留城市的記憶是保護好城市的歷史真實。能夠體現真實的只有實物。那麽我們就必須尊重歷史，無權對它們任意宰割，把閲歷豐厚的城市最終變成亮閃閃又‘腹内空空’的暴發戶，變爲失憶症的患者。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了，我們的後代便會在未來的變得千篇一律的城市裏，一邊茫茫然無所憑藉，一邊罵我們這一代無知與野蠻。”（摘自《思想者獨行》，馮驥才，花山文藝出版社，2005年）上個星期天，在澳門地理學者黃就順和幾位青洲“原居民”的帶領下，一大班人參加了一次尋訪青洲歷史的徒步之旅。
金國平在《青洲滄桑》一文中提到：1603年，耶穌會駐澳視察員范禮安神甫、耶穌會學院院長卡爾瓦略發現青洲，並在此起造屋居住。一轉眼，四百多年過去，這青翠小島的變化又何止“滄海桑田”？然而，雖著走訪腳步慢慢深入，心情卻越來越沉重：青蔥美麗的青洲山如今已被“開膛破肚”，綠油油的山林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澄黃山體和轟鳴的挖土機。
爬上青洲山，慕名探訪那座修道院遺址：2002年藝穗節，植池無限、紫羅蘭舞蹈團及民政總署聯合製作的《呼與吸的傳與奇──遺失的歷史，片斷再現》就在這裡演出。但這據説歷史比“大三巴”牌坊更悠久的修道院的今日模樣，卻讓我忍不住黯然淚下：不知道發展商要將之如何改建，總之，爲方便施工出入，原建築石欄被打掉、修道院牆壁被砸開一個大口子，建築材料和機器更是堆滿一地……
我突然發現，自己對這座城市的過去還不甚了了，城市的發展，就已急切得連承載記憶的舊建築都沒有了容身之地。在這座修道院裏，到底曾發生過什麽故事？我們還有沒有機會去了解它隱藏的澳門歷史軌跡？今後，青洲的歷史能否在真實歷史建築的依托下得以保存和宣揚？這些問題，我統統不知道答案。
我只知道：對於曾屬於這城市的某一段過往記憶，我已來不及向它說再見。
2007年5月13日星期日
【斷章寫意】澳門的聲音
“遊行爆衝突” （《澳門日報》2007年5月2日頭版標題）五聲槍響，令澳門在短短一周内成爲各地媒體的報章頭條與關注焦點。我注意到，遊行當晚身邊朋友的談論素材，幾乎都來自兩間香港無綫電視台，而其後的討論，許多也源自外地媒體的報導。但是，外地媒體的報導，由於對澳門一知半解，也有為爭取收視率而刻意將某些衝突畫面戲劇性放大，因此，這些文字、影像、評論所折射出來的，未必是事件的真貌全相。有朋友就從香港急急打來電話，說本想來探我，不過看到電視上澳門這麽“亂”，只好臨時取消行程，還關切地問我是否“安然無恙”？被朋友弄得哭笑不得的我，最後還要反過來安慰她。
也有朋友接受香港媒體訪問，其間問對方記者：“這兩天，這（遊行）話題在香港很Hit呀！”對方搖搖頭回答：“最多過一個星期，讀者很快就會將這事抛在腦後了。”是的，The Show Must Go On，對以獵奇、八卦、甚至還帶了點幸災樂禍心態的外地媒體和觀衆來講，這次遊行，也許不過是茶餘飯後打發時間的娛樂之一，但問題的根源在哪裏？能否得到正視和解決？並不是他們關心的焦點。
但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澳門人來説，這裏面的思考卻變得相當沉重：事件爲什麽會變成這樣？那些遊行人士的身後，到底有什麽辛酸？高舉標語口號的人群裏，是否有唯恐天下不亂的滋事分子？鋼盾鐵甲後面的警察，是否也有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衷？對抗和仇恨，往往來自欠缺了解和溝通，而如果真正屬於澳門的鏡頭和筆能走進真實的人群—他們也許就是你我的鄰居、同事、親友，讓真正屬於澳門的故事能被講述、讓真正屬於澳門的聲音能被聽見，那麽，大家是不是會在内心多一份理解、同情和包容，少一份戾氣、憎恨和冷漠？
要知道，對外來匆匆過客而言像豪華舞臺和主題公園的這個地方，卻是屬於我們每個人的永久家鄉。
2007年5月9日星期三
聽見衆人的聲音：關於澳門“五一”的紀錄
衝突，槍聲，無辜傷者。
遊行事件發生至今，各地媒體報告推陳出新，不過，相信在一日萬變的資訊社會，這些記憶將會漸漸淡薄，甚至被人們遺忘。很快，除了五聲槍響，三百米外鐵騎士的離奇倒地。人們便什麽也不記得了。
本來，我們的媒體不是可以走近人群，從最貼近的角度去探求，去追訪，看看在混亂表象下盤根錯節的真正問題，用最人性，最生活的角度，向我們講述一個又一個真實的澳門故事，爲什麽？爲什麽？除了整版整版的“譴責聲明”，“表態啓事”，我們能不能在文字上，在鏡頭上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的社會，一群真正理性尋求出路的有識之士呢？
用了幾天時間，去看很多的Blog，有澳門人的，有香港人的，從他們的角度，我隱隱約約窺探到這次事件的真貌，對澳門人來講，這是怎樣的一種無奈？
我將自己的搜尋所得開列在這裡，希望你也能有所得益。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提醒自己：如果每個人都只懂一味保持沉默，便永遠也無法看得見真相與公義。
5月11日補記：昨天在香港《明報》副刊看到刊登有關澳門五一遊行事件的文章，其標題(據説，是出自澳門作者之手筆)讓我到今天仍回味無窮：“萬眾放歌，卻似獨唱（引自澳門藝穗節2004演出《冇眼睇3之仔故事，她說……》原創音樂《異相》中歌詞） ”
事件親歷：
- 澳門「五．一」遊行淺見（太皮，愛比死更冷） (1), (2), (3), (4) ,(5)
- 你拍得未夠好,因為你走得未夠近 ...(家龍工作室)
- 我們記錄了2007年5月1日(家龍工作室)
- 勿忘我(家龍工作室)
- 五一遊行實錄圖片 (家龍工作室)
- 影.五一 (Mengjoe)
- 記“五一” (好一場了無濕意的雨)
- 五一大遊行 (黑白異境)
- 澳門5.1暴動現場 (澳門濠江中學初三學生 鍾志豪 拍攝)
- 五一大遊行!! (攝影藝園，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網站論壇)
- 五一遊行 (輕談淺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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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雪上身 (馬家輝。稿紙以外)
- 澳門「騷亂」 (刁民公園)
- 關注澳門民眾遊行的幾點 (草飛之階～jovisky )
- 澳門騷亂 (Airport of Sunset)
外地傳媒講述的澳門故事：
- 小城瘋景 《明報》
(陸續更新，歡迎報料。)
遊行事件發生至今，各地媒體報告推陳出新，不過，相信在一日萬變的資訊社會，這些記憶將會漸漸淡薄，甚至被人們遺忘。很快，除了五聲槍響，三百米外鐵騎士的離奇倒地。人們便什麽也不記得了。
本來，我們的媒體不是可以走近人群，從最貼近的角度去探求，去追訪，看看在混亂表象下盤根錯節的真正問題，用最人性，最生活的角度，向我們講述一個又一個真實的澳門故事，爲什麽？爲什麽？除了整版整版的“譴責聲明”，“表態啓事”，我們能不能在文字上，在鏡頭上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的社會，一群真正理性尋求出路的有識之士呢？
用了幾天時間，去看很多的Blog，有澳門人的，有香港人的，從他們的角度，我隱隱約約窺探到這次事件的真貌，對澳門人來講，這是怎樣的一種無奈？
我將自己的搜尋所得開列在這裡，希望你也能有所得益。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提醒自己：如果每個人都只懂一味保持沉默，便永遠也無法看得見真相與公義。
5月11日補記：昨天在香港《明報》副刊看到刊登有關澳門五一遊行事件的文章，其標題(據説，是出自澳門作者之手筆)讓我到今天仍回味無窮：“萬眾放歌，卻似獨唱（引自澳門藝穗節2004演出《冇眼睇3之仔故事，她說……》原創音樂《異相》中歌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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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8日星期二
【轉載文章】陳志峰：寫給澳門青年的“戰書”
下面的文字，是來自一篇陳志峰在我博客上的留言，我覺得，應該讓更多的青年人看到，並且開展討論。你們可以反駁他的看法不對，也可以說出你們的内心的真正想法，嘗試指出問題所在，我更希望，透過大家在這裡的討論，能讓我們看見澳門未來的希望。/李爾
（轉載文章内容）
二十五年前，龍應台寫過一篇文章，她批評當時台灣的大學生缺乏社會關懷和國際視野。其中有一段寫得很生動：坊間雜誌選出來的大學校園“美女”，被人問到社會問題時，嬌滴滴地說：“好可怕喲！”吐吐舌頭。這樣“可愛”又“純潔”的大學女生為數不少，而且討人喜歡。我們的學生不僅止對台灣本身的社會、政治問題印象模糊，對台灣以外的國際情況就更加陌生了。伊索匹亞的飢荒、烏干達的政變、南美的游擊戰、天主教廷對墮胎與離婚的立場、菲律賓的軍隊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沒有意義。(〈不會「鬧事」的一代〉，收入《野火集》內)
換了時間和空間，二十五年後的澳門，我們的大學生到底怎樣？答案由大家回答好了。
最近戰地女記者張翠容來澳，劈頭第一句就談到台灣“樂生問題”。她早前跑到台灣，聲援那邊的保育運動，她告訴我們，讓她最感動的，是那些自發性的、勇敢的站出來的大學生。撇開政治不談，整個“樂生保育”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公共議題，箇中至少牽涉三個不同的社會層面：文物保護、城市發展和弱勢關懷。學生參與其中，以客觀、中立和批判的眼光討論議題，其公民素質也因此提高。可是，現今澳門的大學生到底有沒有積極參與討論公共議題？
早前“藍屋仔事件”，引起社會上一陣討論文物保護和城市發展的熱潮，也勾起了澳門年長一代“胼手胝足”的集體回憶，這對於澳門的公民社會發展有著正面的影響。可是，整個“藍屋仔事件”，澳門大學生的參與程度怎樣？再看“歐文龍事件”，這起世紀貪污弊案暴露了澳門法制、監察和行政的很大漏洞，試問一個法制不健全、監察力度不足和行政容易疏失的社會如何邁向公民社會的道路，我們的年青人在這次事件中知道了甚麼？思索了甚麼？討論了甚麼？回應了甚麼？學習到甚麼？而春節的“金沙事件”同樣是值得讓年青人討論的議題，博監局發出指引要求金沙派彩，香港少女得到七十四萬到底對於澳門社會有甚麼影響？這次事件應不應該派彩？如果應該，理據何在？如果不應該，又因為甚麼？類似的社會議題，如果年青人參與其中，相信對於自身的成長，以至成為具有素質的公民有莫大的幫助。
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年青人把目光放得更遠一點，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世界已經被“抹平”，我們不能獨善其身，全球與我們息息相關。香港的特首選舉、台灣的統獨議題、國內的物權法、中日外交角力、以巴衝突升級、伊拉克局勢不明、美國世紀校園槍擊案、全球暖化問題加劇……澳門的年青朋友，你們到底有沒有關心以上的議題？
從前我也寫過類似的文章挑戰澳門的年青朋友，我期望他們向我奮起反抗，我非常希望大家群起來罵我，罵我誤解了他們、看輕了他們、冤枉了他們；我更渴望他們告訴他們是如何積極關懷澳門社會，又如何熱心關心國際形勢，他們會用批判的眼光，分析時事，針砭時弊，褒貶世情。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公民社會的願景有望。
2007年5月5日上午11:50
（轉載文章内容）
二十五年前，龍應台寫過一篇文章，她批評當時台灣的大學生缺乏社會關懷和國際視野。其中有一段寫得很生動：坊間雜誌選出來的大學校園“美女”，被人問到社會問題時，嬌滴滴地說：“好可怕喲！”吐吐舌頭。這樣“可愛”又“純潔”的大學女生為數不少，而且討人喜歡。我們的學生不僅止對台灣本身的社會、政治問題印象模糊，對台灣以外的國際情況就更加陌生了。伊索匹亞的飢荒、烏干達的政變、南美的游擊戰、天主教廷對墮胎與離婚的立場、菲律賓的軍隊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沒有意義。(〈不會「鬧事」的一代〉，收入《野火集》內)
換了時間和空間，二十五年後的澳門，我們的大學生到底怎樣？答案由大家回答好了。
最近戰地女記者張翠容來澳，劈頭第一句就談到台灣“樂生問題”。她早前跑到台灣，聲援那邊的保育運動，她告訴我們，讓她最感動的，是那些自發性的、勇敢的站出來的大學生。撇開政治不談，整個“樂生保育”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公共議題，箇中至少牽涉三個不同的社會層面：文物保護、城市發展和弱勢關懷。學生參與其中，以客觀、中立和批判的眼光討論議題，其公民素質也因此提高。可是，現今澳門的大學生到底有沒有積極參與討論公共議題？
早前“藍屋仔事件”，引起社會上一陣討論文物保護和城市發展的熱潮，也勾起了澳門年長一代“胼手胝足”的集體回憶，這對於澳門的公民社會發展有著正面的影響。可是，整個“藍屋仔事件”，澳門大學生的參與程度怎樣？再看“歐文龍事件”，這起世紀貪污弊案暴露了澳門法制、監察和行政的很大漏洞，試問一個法制不健全、監察力度不足和行政容易疏失的社會如何邁向公民社會的道路，我們的年青人在這次事件中知道了甚麼？思索了甚麼？討論了甚麼？回應了甚麼？學習到甚麼？而春節的“金沙事件”同樣是值得讓年青人討論的議題，博監局發出指引要求金沙派彩，香港少女得到七十四萬到底對於澳門社會有甚麼影響？這次事件應不應該派彩？如果應該，理據何在？如果不應該，又因為甚麼？類似的社會議題，如果年青人參與其中，相信對於自身的成長，以至成為具有素質的公民有莫大的幫助。
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年青人把目光放得更遠一點，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世界已經被“抹平”，我們不能獨善其身，全球與我們息息相關。香港的特首選舉、台灣的統獨議題、國內的物權法、中日外交角力、以巴衝突升級、伊拉克局勢不明、美國世紀校園槍擊案、全球暖化問題加劇……澳門的年青朋友，你們到底有沒有關心以上的議題？
從前我也寫過類似的文章挑戰澳門的年青朋友，我期望他們向我奮起反抗，我非常希望大家群起來罵我，罵我誤解了他們、看輕了他們、冤枉了他們；我更渴望他們告訴他們是如何積極關懷澳門社會，又如何熱心關心國際形勢，他們會用批判的眼光，分析時事，針砭時弊，褒貶世情。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公民社會的願景有望。
2007年5月5日上午11:50
2007年5月4日星期五
【文章轉載】張文光﹕澳門騷亂的槍聲和警號
2007年5月4日《明報》
澳門司警的5響槍聲，不但誤傷300米外的市民，更重創何厚鏵的管治威信。
澳門的五一大遊行，沒有強大的工會作後盾，沒有具號召力的政治領袖，沒有傳媒的推波助瀾，竟有2000名滿腔怒火的民眾上街，揭示社會的深層矛盾，直斥腐敗的官商勾結，高舉何厚鏵下台的標語，爆發社會最深沉的怨氣：黑工外勞、貧富懸殊、樓價飛升，貪污腐敗，是澳門最嚴重的社會矛盾。
賭業金光燦爛的浮華，難掩底層市民的辛酸。不患寡而患不均，即使澳門國民生產值高於香港，博彩收入超越拉斯維加斯，但膨脹過度的賭業，製造新的階級矛盾；土地利益的分配，成為貪污的溫床，澳門怎能掉以輕心？
誤傷市民 重創何厚鏵管治威信
涉嫌貪污的澳門高官歐文龍，竟然一人掌管土地、交通、基建、運輸、通訊、環保、房屋、氣象等權力，卻缺乏監管制衡的機制，究竟是歐文龍個人的貪污，還是澳門管治制度的腐敗？回歸7年，澳門只有一幅土地要競投，300多幅土地藉協商賣出，這只算是封建社會的圈地運動，與資本主義的澳門格格不入，為什麼立法議會無力制衡，為什麼社會輿論置若罔聞？
歐文龍涉嫌貪污的款項有8億多，是夫婦6年公職收入的56倍。由於調查剛剛開始，8億多資產可能是冰山一角，但從歐文龍家裏搜獲的珠寶、名表、鮑魚、魚翅、雪茄、燕窩、冬蟲草等，多得蔚為奇觀，當中涉及多少餽贈，涉及多少官商勾結，涉及多少利益交換？如果有人真的收了8億賄款，意味更多澳門土地的利益，更多庫房應收的公帑，都流進賄賂者的金庫裏，這是否長時期的官商勾結，大規模的化公為私？如果不是香港廉署的偶然揭發，究竟要腐爛到什麼日子呢？
歐文龍醜聞爆發後，何厚鏵召開記者會說：「我現時心情沉重，下屬涉案，作為領導也要負起一定責任。」何厚鏵接說：「未有證據顯示，有其他公務人員涉案。」即使用常理來推斷，這樣龐大的涉嫌貪污案，歐文龍一家怎能隻手遮天？何厚鏵政府怎會長期蒙在鼓裏？即使貪污的過程隱閉，但藉批地和補地價，改變土地用途牟取暴利，早已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像著名的黑沙灣地皮，補9億地價將紡織地變為住宅地，一個月轉手竟以84億賣出八成權益。像路氹城的賭場用地，300億市價的土地只須補地價30億。這些明顯少收的公帑，如果用來興建公屋，改善貧富懸殊，恐怕五一遊行的怨氣大減，澳門司警也毋須開槍。
澳門的槍聲也是大陸的警號，經濟的迅速膨脹，必須有立法、司法和廉政機關的制衡，必須有獨立社會輿論的監察，才不會產生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才不會導致官迫民反的社會騷亂。
澳門司警的5響槍聲，不但誤傷300米外的市民，更重創何厚鏵的管治威信。
澳門的五一大遊行，沒有強大的工會作後盾，沒有具號召力的政治領袖，沒有傳媒的推波助瀾，竟有2000名滿腔怒火的民眾上街，揭示社會的深層矛盾，直斥腐敗的官商勾結，高舉何厚鏵下台的標語，爆發社會最深沉的怨氣：黑工外勞、貧富懸殊、樓價飛升，貪污腐敗，是澳門最嚴重的社會矛盾。
賭業金光燦爛的浮華，難掩底層市民的辛酸。不患寡而患不均，即使澳門國民生產值高於香港，博彩收入超越拉斯維加斯，但膨脹過度的賭業，製造新的階級矛盾；土地利益的分配，成為貪污的溫床，澳門怎能掉以輕心？
誤傷市民 重創何厚鏵管治威信
涉嫌貪污的澳門高官歐文龍，竟然一人掌管土地、交通、基建、運輸、通訊、環保、房屋、氣象等權力，卻缺乏監管制衡的機制，究竟是歐文龍個人的貪污，還是澳門管治制度的腐敗？回歸7年，澳門只有一幅土地要競投，300多幅土地藉協商賣出，這只算是封建社會的圈地運動，與資本主義的澳門格格不入，為什麼立法議會無力制衡，為什麼社會輿論置若罔聞？
歐文龍涉嫌貪污的款項有8億多，是夫婦6年公職收入的56倍。由於調查剛剛開始，8億多資產可能是冰山一角，但從歐文龍家裏搜獲的珠寶、名表、鮑魚、魚翅、雪茄、燕窩、冬蟲草等，多得蔚為奇觀，當中涉及多少餽贈，涉及多少官商勾結，涉及多少利益交換？如果有人真的收了8億賄款，意味更多澳門土地的利益，更多庫房應收的公帑，都流進賄賂者的金庫裏，這是否長時期的官商勾結，大規模的化公為私？如果不是香港廉署的偶然揭發，究竟要腐爛到什麼日子呢？
歐文龍醜聞爆發後，何厚鏵召開記者會說：「我現時心情沉重，下屬涉案，作為領導也要負起一定責任。」何厚鏵接說：「未有證據顯示，有其他公務人員涉案。」即使用常理來推斷，這樣龐大的涉嫌貪污案，歐文龍一家怎能隻手遮天？何厚鏵政府怎會長期蒙在鼓裏？即使貪污的過程隱閉，但藉批地和補地價，改變土地用途牟取暴利，早已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像著名的黑沙灣地皮，補9億地價將紡織地變為住宅地，一個月轉手竟以84億賣出八成權益。像路氹城的賭場用地，300億市價的土地只須補地價30億。這些明顯少收的公帑，如果用來興建公屋，改善貧富懸殊，恐怕五一遊行的怨氣大減，澳門司警也毋須開槍。
澳門的槍聲也是大陸的警號，經濟的迅速膨脹，必須有立法、司法和廉政機關的制衡，必須有獨立社會輿論的監察，才不會產生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才不會導致官迫民反的社會騷亂。
2007年5月2日星期三
爲什麽會這樣？
(摘自朋友發來的電郵分享圖片)五聲槍響，澳門小城從此寧靜不再。
.
看著電視熒幕上扭打、叫罵、衝撞、踢打的場面，我和身邊人默默無語。老實說，對於“澳門人”的身份，我並沒有那麽深刻的感受，但是，看著身邊人從眼眶裏面流出的淚水，我完全可以感受到：真正澳門人的心，很痛。
.
澳門警察：好人，還是壞人？
.
老實講，我對澳門警察的觀感，一直都不錯。在澳門的這些年，和警察打交道，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是溫和有禮的。我至今還記得，很多年以前，自己在拱北不見了身份證，還好自己有留一份影印本在背包裏，於是跑到澳門這邊，不知所措地向警察求助，我記得一個好心的警察看了我的影印本後，其實，他們完全可以趕我回去大陸那邊，去經歷冗長的申報補失程序（在當年，這可能要花好幾天的時間），但他放我進了澳門，還叮囑我要第一時間去報失。還有一次，是最近我的朋友發生車禍，我趕到現場看情況，那些警察都很有禮貌，還不斷在安慰我的朋友，真的，和大陸警察動不動就頤指氣使的作風比較，澳門的警察常常讓我感動。
.
那麽，爲什麽在畫面上，我們的警察看起來如此暴力？對一些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又拽又打？看澳門日報的新聞，除了記者鏡頭對衝突畫面的放大之外，其實大多數的警察是很忍讓克制的。那麽，問題就不是看起來這麽簡單了，警方管理層的部署、籌劃、預計能力均在這起事件後面暴露出了僵化、落後、捉襟見肘的行政管理能力（而發生這些問題的，又何止警察這一個政府部門）。
.
爲什麽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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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友談論，大家都覺得澳門的問題其實相當嚴重，想當年，澳門失業率攀升，經濟情況最低潮的時候，大家沒有不滿、沒有怨言、沒有上街，可是，恰恰在經濟最繁榮的階段，在澳門不斷用各種只能用“奇跡”來形容的經濟數據形容它的發展的時候，我們卻會面對這樣一個結果？難道真的是“可以同苦，不能共甘”這麽簡單？
.
如果一個政府變得沒有效率、沒有承擔、沒有遠見、沒有同情心，勢必和他的人民越走越遠，那麽，接下來的這個問題就真的讓人黯然淚下：到底是什麽讓我們和氣友善的警察變成充滿暴力的國家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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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會不會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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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這幾天的談話焦點變成：澳門的中產會如何反應？無疑，現在的遊行活動，無論從成員組成到訴求理念，都是低下層的聲音，說的好聽些，是只求出氣，說的難聽些，就是一槃散沙。中產人士少見，理性探討也不多，可是，如果澳門的情況繼續惡化，受波及的民衆漸漸擴大，如果有更多的中產和理性人士加入的話，將來，澳門的民主運動會如何塑造成形？會是向臺灣模式走，還是向香港模式走？或者，乾脆發展出另一種澳門模式？而這種轉變走向，又會不會是我們所樂見的呢？
.
隨著現在行政長官的任期即將完結，新上任的行政長官亦不知能否駕馭越趨複雜的澳門政治權力局勢，將來的澳門會走向一個怎樣的未來？我想，眼下沒有人知道答案。
.
昨天，我們用眼淚和沉默一起經歷了一場向昔日澳門沉痛告別的混亂儀式，也許這正是上天給予我們的某種暗示：我們將一起面對的這個新澳門，再也不會像昨天那麽充滿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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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鏈接：
2007年4月26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媒體文化
正是社會允許用令人生厭的言論去貶低和傷害別人的文化孕育出IMUS，現在不讓他的聲音在空氣裏面傳播，我相信，我們正在跨出重要和必要的一步，不單單解決一個特定的事件，更是要改變一種文化，一種在我們的公司裏面越走越遠的文化。
（摘譯自CBS總裁Leslie Moonves在解雇Don Imus後寄給全體員工的電郵備忘錄（Email Memo），2007年4月12日）
..
美國CBS主持Don Imus為其失言付出結束三十年廣播生涯的代價：他在其招牌節目《Imus in the Morning》中，將一支黑人女子籃球隊稱為「滿頭捲髮的妓女(nappy headed hos)」的種族歧視言論掀起軒然大波，不僅公衆和民權人士強烈抗議，連大廣告主也紛紛決定抽起廣告，CBS不得不作出回應—解雇Imus。
.美國CBS主持Don Imus為其失言付出結束三十年廣播生涯的代價：他在其招牌節目《Imus in the Morning》中，將一支黑人女子籃球隊稱為「滿頭捲髮的妓女(nappy headed hos)」的種族歧視言論掀起軒然大波，不僅公衆和民權人士強烈抗議，連大廣告主也紛紛決定抽起廣告，CBS不得不作出回應—解雇Imus。
可大家要知道，Imus本就凴口無遮攔而名聲鵲起，他曾在節目中形容阿拉伯人傳統裝扮為毛巾頭(towelheads)、將一名黑人記者喻為清潔工(cleaning lady)，可大家偏偏就是喜歡他的犀利刻薄：節目收視率不但屢創新高，亦為電視臺帶來每年兩千多萬美金的豐厚收入，更可輕易請到諸如美國總統候選人Barack Obama等A級嘉賓助陣。如今出了事，卻要Imus一己承受，實在太不公平。正如CBS總裁在做出解雇決定後發電郵給電視臺全體員工，婉轉而巧妙地說：這個責任，實在應由全社會一起來負。
.看見今天街頭雜誌充斥「飛釘」、「喪插」之類標題的時候，除了埋怨媒體質素每況愈下，我們不要忘了，這亦是整個社會助波推瀾的後果。在大家埋怨為什麽澳門的媒體如此沉默的時候，不要忘記：對同樣沉默的大多澳門人來説，這只不過是照鏡子而已。作爲公衆良心的媒體，本身也是社會成員之一—什麽樣的社會就會產生什麽樣的媒體。今天，CBS決定「由我做起」改變這種文化，那麽，我們的媒體文化，又要靠誰來改變？
.（“文化思考”系列‧十四）
2007年4月23日星期一
“打野豬”和“搞文化產業”
一連聽了兩天的《兩岸四地文化產業硏討會》，腦袋裏幾乎悶出一窩鳥來。看著那些口沫橫飛的嘉賓，絕望像籐蔓爬滿全身，讓我感到窒息。真的，有人願意的話，我可以和你打個賭：十年後，澳門人還在不停開著這樣、那樣的“研討座談會”，繼續談論澳門應不應該、怎麽樣來搞搞文化創意產業。
兩日聽來聽去，創意沒有聽出多少，倒讓我想起來一個很久前聽過的笑話《世界各國經典殺豬方法》，姑且和大家分享一下：
“三個美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討論是否要獵殺野豬。第二天，他們告訴世人：野豬是恐怖的食人動物，如果不殺，後果不堪設想。然後，他們警告野豬：如果在24小時內不離開森林，就要遭受滅頂之災。第三天淩晨，他們把野豬窩夷爲平地並把野豬和森林據爲己有，之後再搜集野豬吃人的證據。
三個英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會打聽美國人對野豬的看法和態度。第二天，他們向世人宣稱，堅決支援美國人的決定。第三天，他們會跟在美國人的後面勇敢地向野豬發起衝鋒，然後分得美國人吃剩下的一點豬肉。
三個德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會研究和制定詳細的殺豬方案。第二天，他們按照方案組織、實施獵殺。第三天，他們吃掉野豬然後默默離開森林。
三個中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大談人與野豬的辯證關係、吃豬肉的重要性、如何在殺豬和吃豬肉上體現中國特色、以及中國人殺豬的優越性等。第二天，做獵殺野豬前的動員報告以及對獵殺的要求和整體戰略部署，並再次強調獵殺野豬的重要意義。會後開展分組討論、輪流發言，做到深入領會、徹底掌握大會精神。第三天，通知各大媒體進行報道，宣揚各小組掀起學習殺豬精神的新高潮。第四天，發現野豬跑了。”
兩天來，看見大家討論得如火如荼、口沫橫飛的樣子，我好想跳起來大叫一句：別在這裡蘑菇了，趕快行動吧！
研討會上，來自臺灣的李天鐸博士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他提到，創意產業、文化產業、創意文化產業、創意工業也好，都是政客們想出來的名詞，真正的大玩家（譬如美國的好萊塢），是從來不在這裡浪費口水和精力的。
政客大談“創意產業”，無疑爲了給民衆提供“新經濟增長點”的期望，透過媒體的宣傳，在民意和選票上有所收穫。其實，不管這些產業為我們帶來多少GDP，也不管這些東西叫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創意工業也好，真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會不會做出成績來。
問題到底在哪裏？
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煕來在回應美國對中國巨大貿易順差的時候說過：中國人賣一億件恤衫到美國去，也不如美國人賣一架波音到中國來。他的話，真的說出了問題的關鍵。創意是個大工業，可是，中國人還在沿用當年“以本傷人”的策略，在中、下游環節鬥平鬥賤，可是，創意產業最核心的部分：“創造力”卻永遠無法把握在手裏。一班人講來講去，還是GDP多少多少，出口額如何如何，票房數字怎樣怎樣，卻沒有看見，中國人、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根本，已經受到了最深的傷害。
研討會第一天的下午，有個澳大教授提出了中國“審查制度”的問題，臺上的嘉賓避而不談，說這不是問題的重點。怎麽不是問題的重點？高行健要跑到法國去才能拿諾貝爾，章怡和要到香港才能對自己作品被禁的事情説話，婁燁導了部電影《頤和園》沒有通過審查就去參賽戛納電影節，結果被罰五年不准拍片。哪怕你是希治閣翻生，史匹堡第二，在這樣的制度下，你還敢拍電影嗎？而其實這些，原來不都是可以成爲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壯大的根基嗎？
第二天，科技大學的教授也點出了另一個關鍵問題：教育。是的，現在澳門、香港、甚至内地學生從小到大的教育是貧乏、單一的。藝術、文化在冗長的教育鏈裏面是相當薄弱的。我們今天談創意產業，不一定要等到拍電影、出唱片、畫動漫這一頭終端才來做文章，我們的教育制度、我們的考試制度、我們的學習方式，一直就在把天賦各異的學生扭曲成“品種劃一”的流水綫產品，而等到他們已經型格俱定了之後，我們卻又來説“喂，多一點創意好不好？”
我們該做些什麽？
中國的“文化危機”、“創意危機”要儘快解決，澳門的創意型城市轉向也要儘快啓動。而首先就要在三個基本方面“百年大計，從頭做起”：1）完善法律體系；2）優化教育制度；3）保障創作自由。
法律上，知識產權保護、企業資助文化活動的配套法律完善、文化產業範疇企業活動的相關立法，都要有條不紊漸次開展；教育上，多元價值的認同，從小開始的文化藝術根基培養，從“應試教育”到“質素教育”的真正優化落實，對教育機構、教育工作者的扶持都要認真、科學、長遠的規劃。至於創作自由的重要性，就根本不用説了。而如果真的政府想做些什麽的話，一份長遠的、有前瞻性的、經過社會充分討論和廣泛共識的“澳門文化政策發展綱要”應該被制定出來。
從今開始，不要再開口閉口談什麽GDP、就業率、回報率了，如果有一天，澳門有人能寫出一本《大三巴密碼》暢銷全世界，好萊塢也來取景拍戲，世界各地的遊客因此紛湧而至的時候，你不講創意產業，也會有大把公司把錢往這裡投。如果說“創意工業”是一場以“人才”為根本的持久戰，我們現在就正處在“深挖壕，廣積糧”的準備階段，如果“文化產業”是一項希望獲取豐厚回報的長期投資項目，我們現在就正處在“投資”的前期投入階段。
當然，我們也可以一邊繼續高叫口號，一邊說著口是心非、教條八股的官樣文章，反正，等到了第四天，那只大肥豬一溜煙地跑掉了之後，我們還可以嘗試去再找一頭牛或羊來繼續我們的“君子動口不動手”遊戲--這點智慧，中國人還是有的。
兩日聽來聽去，創意沒有聽出多少，倒讓我想起來一個很久前聽過的笑話《世界各國經典殺豬方法》，姑且和大家分享一下：
“三個美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討論是否要獵殺野豬。第二天，他們告訴世人：野豬是恐怖的食人動物，如果不殺，後果不堪設想。然後，他們警告野豬：如果在24小時內不離開森林，就要遭受滅頂之災。第三天淩晨，他們把野豬窩夷爲平地並把野豬和森林據爲己有，之後再搜集野豬吃人的證據。
三個英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會打聽美國人對野豬的看法和態度。第二天，他們向世人宣稱，堅決支援美國人的決定。第三天，他們會跟在美國人的後面勇敢地向野豬發起衝鋒，然後分得美國人吃剩下的一點豬肉。
三個德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會研究和制定詳細的殺豬方案。第二天，他們按照方案組織、實施獵殺。第三天，他們吃掉野豬然後默默離開森林。
三個中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大談人與野豬的辯證關係、吃豬肉的重要性、如何在殺豬和吃豬肉上體現中國特色、以及中國人殺豬的優越性等。第二天，做獵殺野豬前的動員報告以及對獵殺的要求和整體戰略部署，並再次強調獵殺野豬的重要意義。會後開展分組討論、輪流發言，做到深入領會、徹底掌握大會精神。第三天，通知各大媒體進行報道，宣揚各小組掀起學習殺豬精神的新高潮。第四天，發現野豬跑了。”
兩天來，看見大家討論得如火如荼、口沫橫飛的樣子，我好想跳起來大叫一句：別在這裡蘑菇了，趕快行動吧！
研討會上，來自臺灣的李天鐸博士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他提到，創意產業、文化產業、創意文化產業、創意工業也好，都是政客們想出來的名詞，真正的大玩家（譬如美國的好萊塢），是從來不在這裡浪費口水和精力的。
政客大談“創意產業”，無疑爲了給民衆提供“新經濟增長點”的期望，透過媒體的宣傳，在民意和選票上有所收穫。其實，不管這些產業為我們帶來多少GDP，也不管這些東西叫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創意工業也好，真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會不會做出成績來。
問題到底在哪裏？
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煕來在回應美國對中國巨大貿易順差的時候說過：中國人賣一億件恤衫到美國去，也不如美國人賣一架波音到中國來。他的話，真的說出了問題的關鍵。創意是個大工業，可是，中國人還在沿用當年“以本傷人”的策略，在中、下游環節鬥平鬥賤，可是，創意產業最核心的部分：“創造力”卻永遠無法把握在手裏。一班人講來講去，還是GDP多少多少，出口額如何如何，票房數字怎樣怎樣，卻沒有看見，中國人、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根本，已經受到了最深的傷害。
研討會第一天的下午，有個澳大教授提出了中國“審查制度”的問題，臺上的嘉賓避而不談，說這不是問題的重點。怎麽不是問題的重點？高行健要跑到法國去才能拿諾貝爾，章怡和要到香港才能對自己作品被禁的事情説話，婁燁導了部電影《頤和園》沒有通過審查就去參賽戛納電影節，結果被罰五年不准拍片。哪怕你是希治閣翻生，史匹堡第二，在這樣的制度下，你還敢拍電影嗎？而其實這些，原來不都是可以成爲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壯大的根基嗎？
第二天，科技大學的教授也點出了另一個關鍵問題：教育。是的，現在澳門、香港、甚至内地學生從小到大的教育是貧乏、單一的。藝術、文化在冗長的教育鏈裏面是相當薄弱的。我們今天談創意產業，不一定要等到拍電影、出唱片、畫動漫這一頭終端才來做文章，我們的教育制度、我們的考試制度、我們的學習方式，一直就在把天賦各異的學生扭曲成“品種劃一”的流水綫產品，而等到他們已經型格俱定了之後，我們卻又來説“喂，多一點創意好不好？”
我們該做些什麽？
中國的“文化危機”、“創意危機”要儘快解決，澳門的創意型城市轉向也要儘快啓動。而首先就要在三個基本方面“百年大計，從頭做起”：1）完善法律體系；2）優化教育制度；3）保障創作自由。
法律上，知識產權保護、企業資助文化活動的配套法律完善、文化產業範疇企業活動的相關立法，都要有條不紊漸次開展；教育上，多元價值的認同，從小開始的文化藝術根基培養，從“應試教育”到“質素教育”的真正優化落實，對教育機構、教育工作者的扶持都要認真、科學、長遠的規劃。至於創作自由的重要性，就根本不用説了。而如果真的政府想做些什麽的話，一份長遠的、有前瞻性的、經過社會充分討論和廣泛共識的“澳門文化政策發展綱要”應該被制定出來。
從今開始，不要再開口閉口談什麽GDP、就業率、回報率了，如果有一天，澳門有人能寫出一本《大三巴密碼》暢銷全世界，好萊塢也來取景拍戲，世界各地的遊客因此紛湧而至的時候，你不講創意產業，也會有大把公司把錢往這裡投。如果說“創意工業”是一場以“人才”為根本的持久戰，我們現在就正處在“深挖壕，廣積糧”的準備階段，如果“文化產業”是一項希望獲取豐厚回報的長期投資項目，我們現在就正處在“投資”的前期投入階段。
當然，我們也可以一邊繼續高叫口號，一邊說著口是心非、教條八股的官樣文章，反正，等到了第四天，那只大肥豬一溜煙地跑掉了之後，我們還可以嘗試去再找一頭牛或羊來繼續我們的“君子動口不動手”遊戲--這點智慧，中國人還是有的。
2007年4月19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工作文化
“我覺得，只要把手頭上的事情做好了，別的都不用愁，名呀，利呀，這些，都是結果，不是目的。”（摘自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 10，《人物》節目：娟子--身價最高的時尚攝影師，2007年1月12日）
她幾乎拍攝過所有當紅的中國明星、國際名模；她總能捕捉令人過目難忘、大氣優雅的畫面，塑造出唯美又具個性的形象；她是許多當紅巨星全心信賴、甚至指定的攝影師。從一個連照相也不懂的時裝設計學生，到開創中國時尚攝影新高度的攝影大師，娟子一次偶然接觸時尚攝影之下發現了自己對這行的興趣和潛能，因此，她不計較得失、不急功近利，抱持一個信念：把手上的事情做好。就凴這麽簡單的一句話，這個在後臺幫模特穿衣的打工仔變成了今天中國時尚攝影的領軍人物、中國目前身價最高的時尚攝影師。
我們的工作文化又是什麽樣子？很久前，一位朋友的話讓我咀嚼到今天仍無法消化，他說：千萬不要把自己的興趣變成工作，否則，連本來喜愛的興趣也會變得索然無味。我不知道這是澳門“與別不同”的獨有“特色”，還是澳門人早已認命接受的“打工文化”，但現實中我卻無奈地看見，他說的，確是事實。工作，不過是人們用時間換金錢的手段，大家整天挂在嘴邊的是：“都係搵兩餐啫！”、“都係打份工啫！”，通常還附送一句：“使唔使咁呀？”，這潛臺詞便是：得過且過罷，何必太認真？
個人的力量可以很偉大，也可以渺小。一個人，可以決心像達爾文、愛迪生、愛因斯坦一樣改變世界，也可以選擇準時在打卡鐘前排隊、在平庸和沉默中慢慢消耗生命。但是，問題的根源其實並不在那些整日將“都係打份工啫”挂在嘴邊的打工仔身上，真正應該思考的是：究竟為什麽，這一句“都係打份工啫”大家可以說得如此理直氣壯？
（“文化思考”系列‧十三）
她幾乎拍攝過所有當紅的中國明星、國際名模；她總能捕捉令人過目難忘、大氣優雅的畫面，塑造出唯美又具個性的形象；她是許多當紅巨星全心信賴、甚至指定的攝影師。從一個連照相也不懂的時裝設計學生，到開創中國時尚攝影新高度的攝影大師，娟子一次偶然接觸時尚攝影之下發現了自己對這行的興趣和潛能，因此，她不計較得失、不急功近利，抱持一個信念：把手上的事情做好。就凴這麽簡單的一句話，這個在後臺幫模特穿衣的打工仔變成了今天中國時尚攝影的領軍人物、中國目前身價最高的時尚攝影師。
我們的工作文化又是什麽樣子？很久前，一位朋友的話讓我咀嚼到今天仍無法消化，他說：千萬不要把自己的興趣變成工作，否則，連本來喜愛的興趣也會變得索然無味。我不知道這是澳門“與別不同”的獨有“特色”，還是澳門人早已認命接受的“打工文化”，但現實中我卻無奈地看見，他說的，確是事實。工作，不過是人們用時間換金錢的手段，大家整天挂在嘴邊的是：“都係搵兩餐啫！”、“都係打份工啫！”，通常還附送一句：“使唔使咁呀？”，這潛臺詞便是：得過且過罷，何必太認真？
個人的力量可以很偉大，也可以渺小。一個人，可以決心像達爾文、愛迪生、愛因斯坦一樣改變世界，也可以選擇準時在打卡鐘前排隊、在平庸和沉默中慢慢消耗生命。但是，問題的根源其實並不在那些整日將“都係打份工啫”挂在嘴邊的打工仔身上，真正應該思考的是：究竟為什麽，這一句“都係打份工啫”大家可以說得如此理直氣壯？
（“文化思考”系列‧十三）
【李爾‧在此】我還能相信誰？-- 從《下周村》到《西望長安》
今天的中國，在金錢、利益、權力、名氣這些誘惑下，次貨、假貨、劣貨，各種欺騙手法和方式層出不窮，不管是國内還是國際，整個國家都面臨著一場無法漠視的誠信和道德危機。這些社會現實，自然也看在内地文藝工作者們的眼睛裏，也終於慢慢開始在舞臺的表演創作上有所體現。最近，兩齣内地明星級舞臺作品--《下周村》和《西望長安》，都不約而同將焦點轉向了這方面的題材。
中國國家話劇院、香港藝術節及日本東京新國立劇場聯合委約及製作，中國著名先鋒戲劇家李六乙與日本新銳戲劇家平田織佐聯合編劇及導演，中、日演員及幕後人員攜手創作舞臺劇《下周村》，講述在中國一個不知名的農村小鎮裏，一個比金沙三星堆更撲朔迷離的歷史遺址突然出土，興建中的日本工廠被迫停工，隨後中、日兩國各懷目的的各色人物紛紛登場，上演了一幕幕荒誕場景。
可能對近年中國人心浮躁、真假扭曲的社會風氣深有感觸，因此，《下周村》充滿了現實與歷史的荒誕與困惑，可惜，不管從“講故事”還是“實驗性”來看，總覺得有些兩頭不到岸，相對臺前幕後的“金漆招牌”，這齣戲的確有些名不副實，或許，這裡本身也反映出時下藝術創作困惑心態？
無論如何，如果說《下周村》不過是存在著一段“想象和現實的距離”，那麽，另一齣話劇《西望長安》帶來的思考就更加耐人尋味了。按老舍五十年代舊作改編，由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策劃和小品的總導演、著名喜劇導演婁乃鳴執導，國際影視明星葛優擔綱主演的《西望長安》，以“名著+名導（婁乃鳴）+名演（葛優）”的強大組合造成不小的轟動。而根據主辦單位的漂亮宣傳文案：“此次《西望長安》的推出，動用了國內的超強陣容，在劇本，導演、演員的選用、舞臺的呈現上都追求打造更加完美的藝術品質。相信它在市場的出現，一定會在保證票房的基礎上使觀眾更深入地感受話劇藝術的魅力，把話劇推向一個更加繁榮的階段。”但是，在我看來，除了葛優在臺上孤軍奮戰式的努力讓我寄予無限同情和理解之外，整齣《西望長安》實在乏善可陳：那些偽後現代門框在臺上不斷被莫名其妙的推來移去，既累贅又做作，而舞臺上熒幕裏不停重復播放一些無關宏旨的片斷，也在不停干擾我的視線和注意力，那時不時有群冒充《二十一世紀殺人網絡》的黑超大漢在《職業特工隊》的電影音樂伴奏下的手舞足蹈，更是讓人啼笑皆非。看下來，整齣表演豈一個“爛”字了得？可讓我大惑不解的，是在日前國家文化部公佈的“紀念中國話劇誕辰一百週年經典劇目展演”演出劇目中，《西望長安》居然還赫然榜上有名。
不知道是現實的荒誕，還是荒誕的現實：嘲笑、抨擊當下假冒僞劣風氣的作品，本身竟然變成了其所批判現象的活生生證明。如今的中國舞臺，太多的“優秀”、“經典”作品讓人眼花繚亂，而如果連衡量藝術水準的尺度也變得讓觀衆不可捉摸、無法認同的時候，那麽，請告訴我：今後，我還能相信誰？
(刊於2007年4月19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中國國家話劇院、香港藝術節及日本東京新國立劇場聯合委約及製作，中國著名先鋒戲劇家李六乙與日本新銳戲劇家平田織佐聯合編劇及導演，中、日演員及幕後人員攜手創作舞臺劇《下周村》，講述在中國一個不知名的農村小鎮裏，一個比金沙三星堆更撲朔迷離的歷史遺址突然出土，興建中的日本工廠被迫停工，隨後中、日兩國各懷目的的各色人物紛紛登場，上演了一幕幕荒誕場景。
可能對近年中國人心浮躁、真假扭曲的社會風氣深有感觸，因此，《下周村》充滿了現實與歷史的荒誕與困惑，可惜，不管從“講故事”還是“實驗性”來看，總覺得有些兩頭不到岸，相對臺前幕後的“金漆招牌”，這齣戲的確有些名不副實，或許，這裡本身也反映出時下藝術創作困惑心態？
無論如何，如果說《下周村》不過是存在著一段“想象和現實的距離”，那麽，另一齣話劇《西望長安》帶來的思考就更加耐人尋味了。按老舍五十年代舊作改編，由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策劃和小品的總導演、著名喜劇導演婁乃鳴執導，國際影視明星葛優擔綱主演的《西望長安》，以“名著+名導（婁乃鳴）+名演（葛優）”的強大組合造成不小的轟動。而根據主辦單位的漂亮宣傳文案：“此次《西望長安》的推出，動用了國內的超強陣容，在劇本，導演、演員的選用、舞臺的呈現上都追求打造更加完美的藝術品質。相信它在市場的出現，一定會在保證票房的基礎上使觀眾更深入地感受話劇藝術的魅力，把話劇推向一個更加繁榮的階段。”但是，在我看來，除了葛優在臺上孤軍奮戰式的努力讓我寄予無限同情和理解之外，整齣《西望長安》實在乏善可陳：那些偽後現代門框在臺上不斷被莫名其妙的推來移去，既累贅又做作，而舞臺上熒幕裏不停重復播放一些無關宏旨的片斷，也在不停干擾我的視線和注意力，那時不時有群冒充《二十一世紀殺人網絡》的黑超大漢在《職業特工隊》的電影音樂伴奏下的手舞足蹈，更是讓人啼笑皆非。看下來，整齣表演豈一個“爛”字了得？可讓我大惑不解的，是在日前國家文化部公佈的“紀念中國話劇誕辰一百週年經典劇目展演”演出劇目中，《西望長安》居然還赫然榜上有名。
不知道是現實的荒誕，還是荒誕的現實：嘲笑、抨擊當下假冒僞劣風氣的作品，本身竟然變成了其所批判現象的活生生證明。如今的中國舞臺，太多的“優秀”、“經典”作品讓人眼花繚亂，而如果連衡量藝術水準的尺度也變得讓觀衆不可捉摸、無法認同的時候，那麽，請告訴我：今後，我還能相信誰？
(刊於2007年4月19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斷章寫意】誰的城市? 誰的文化？
“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從人均GDP來看，巴西比中國人均收入要高的多，四千多美金，比中國到2010年的目標人均三千美金還多。但是不是人人都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是大家應該關心的問題了。離開聖保羅，其中一個原因，是太多人告訴我，聖保羅的治安越來越差了，04年還有這次，遇到的當地人相當友善，但還是激不起對這個城市的熱情，從國際機場到市中心，一路塞車，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個在迅速發展的城市，到處都是建築工地，除了偶爾可以看到的幾個具有葡萄牙風情的建築，其他的都是毫無風格的現代化高樓大廈。……放眼所及，國際連鎖酒店的大字招牌，很難分辨出自己到底在那個似曾相識的城市，廣州？北京？新加坡，還是香港？上海？北京？在這個城市的角落，一點也沒有自己的特色。和當地的一位華人議員助理聊天，她說，巴西的治安變得越來越糟糕，因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貧窮的人在這個國家，越來越看不到希望。”
節選自“看看巴西，想想中國”，前鳳凰衛視記者：閭丘露薇（http://blog.sina.com.cn/m/luqiuluwei），新浪博客網
哈佛法學院昂格爾教授九四年寫過一篇關於發展中國家的文章，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一定要避免巴西的那種結果，就是：精英階層享受了經濟發展的成果，普通民眾卻被排斥在外。這樣，社會無法持續發展，而政府也會變得弱勢。
所有的政府及其領導者都理直氣壯地追求經濟發展，可重要之處在於：發展經濟，到底爲了什麽？不就是希望改善居民的生活，讓市民們共享經濟、城市、文化的良性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嗎？如果我們本末倒置，為追求過程卻迷失了目的。那麽，到了最後，這城市會變成屬於誰的城市？而裝載在城市裏的文化，又是屬於誰的文化？
（“文化思考”系列‧十二）
節選自“看看巴西，想想中國”，前鳳凰衛視記者：閭丘露薇（http://blog.sina.com.cn/m/luqiuluwei），新浪博客網
哈佛法學院昂格爾教授九四年寫過一篇關於發展中國家的文章，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一定要避免巴西的那種結果，就是：精英階層享受了經濟發展的成果，普通民眾卻被排斥在外。這樣，社會無法持續發展，而政府也會變得弱勢。
所有的政府及其領導者都理直氣壯地追求經濟發展，可重要之處在於：發展經濟，到底爲了什麽？不就是希望改善居民的生活，讓市民們共享經濟、城市、文化的良性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嗎？如果我們本末倒置，為追求過程卻迷失了目的。那麽，到了最後，這城市會變成屬於誰的城市？而裝載在城市裏的文化，又是屬於誰的文化？
（“文化思考”系列‧十二）
2007年4月11日星期三
【李爾‧在此】原來，我們都是“鄭和的後代”
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本地導演古英元執導其“老師”--新加坡戲劇大師郭寶崑--非傳統戲劇文本《鄭和的後代》，除了澳門、葡國、英國的劇場工作者，還有内地年青演員參與，企圖重新審視今天仍迷失在“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往哪裏去？”等一系列問題的澳門人的内心困局。
也許期望太高，看完演出，内心竟有些失望：混合内地和澳門演員的編排讓人期待，尤看得出深圳演員的高水準科班功架，可惜兩地演員互相客串的實際效果和預期尚有差距。舞臺設計似乎未能契合主題，徒具外形而欠内在神髓。值得一提的，倒是臨時增加的神來之筆--幾幕“見工”的場景穿插，但此意念似乎未得完全發揮，否則，演出相信應該更見精彩。
在宣揚“中葡友誼”屬極度政治正確之舉的今天，再翻“殖民”、“文化閹割”的老賬，好像有些不合時宜。但“文化閹割”卻未必一定要重新牽扯中葡的歷史糾纏。更值得關注的，還是“霸權文化”和“文化侵蝕”的思考角度，從這意義上來講，今天成功落實“澳人治澳”的澳門人，又何嘗不是香港文化、荷里活文化、甚至全球商品消費文化下繼續被殖民的一群？
在對“被閹割”的恐懼後面，其實是我們内心對“本土文化”的呼喚，也是我們尋找及認同自己“文化根”的過程。我想起剛在香港藝術節期間看過的一齣韓國舞臺劇《仲夏夜之夢》：韓國創作人用傳統的韓國故事大綱、音樂、語言、舞蹈和表演方式，重新演繹莎士比亞的這齣名作，而讓我這個中國人唏噓不已的，並非這些韓國人的演出水準多麽高超，而是他們在觀衆面前流露出對自己傳統文化的那一份自信。事後，我曾和不少朋友探討這個話題：其實，真正的澳門傳統文化究竟是什麽？而澳門人真正的文化之根，又在哪裏？
找不到自己在文化地圖上的位置，是澳門人今所共對的尷尬困境。剛剛擺脫殖民地身份的小城，在塵土飛揚的城市巨變中再次喪失了自我。曾有朋友說：自己的小孩以後一定要送到外國（英語系國家）去讀書，因爲，今後在澳門，只有說一口英文才會高人一等。以中文為母語的澳門人，從葡文到英文，始終在内心氣短三分，就像從姓“馬”被迫改姓“鄭”的鄭和一樣，澳門人承受的真正失落，又何止於姓氏或語言的選擇？
在外人豔羨眼光中擁有越來越亮麗經濟數據的澳門，卻並沒有因此找回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相反，人們卻更加失落：我們不是已經跳出“被殖民者”的位置了嗎？怎麽我們的迷茫和失落感，竟還是如此強烈？如果我們是鄭和的後代，那麽，我們會不會變成一個個新的鄭和？鄭和爲了生存而放棄了自己的“根”，而我們爲了華衣美食和安逸生活，是不是也正在作出同樣的選擇？
在歷史的迷宮裏，我們不停原地打轉；在文化的地圖上，我們無法定位自己的坐標，也許，真正的原因就在：只要我們一天不鼓起勇氣去尋找、面對真正的自己，就永遠也無法走進真正屬於我們的未來。
也許期望太高，看完演出，内心竟有些失望：混合内地和澳門演員的編排讓人期待，尤看得出深圳演員的高水準科班功架，可惜兩地演員互相客串的實際效果和預期尚有差距。舞臺設計似乎未能契合主題，徒具外形而欠内在神髓。值得一提的，倒是臨時增加的神來之筆--幾幕“見工”的場景穿插，但此意念似乎未得完全發揮，否則，演出相信應該更見精彩。
在宣揚“中葡友誼”屬極度政治正確之舉的今天，再翻“殖民”、“文化閹割”的老賬，好像有些不合時宜。但“文化閹割”卻未必一定要重新牽扯中葡的歷史糾纏。更值得關注的，還是“霸權文化”和“文化侵蝕”的思考角度，從這意義上來講，今天成功落實“澳人治澳”的澳門人，又何嘗不是香港文化、荷里活文化、甚至全球商品消費文化下繼續被殖民的一群？
在對“被閹割”的恐懼後面，其實是我們内心對“本土文化”的呼喚，也是我們尋找及認同自己“文化根”的過程。我想起剛在香港藝術節期間看過的一齣韓國舞臺劇《仲夏夜之夢》：韓國創作人用傳統的韓國故事大綱、音樂、語言、舞蹈和表演方式，重新演繹莎士比亞的這齣名作，而讓我這個中國人唏噓不已的，並非這些韓國人的演出水準多麽高超，而是他們在觀衆面前流露出對自己傳統文化的那一份自信。事後，我曾和不少朋友探討這個話題：其實，真正的澳門傳統文化究竟是什麽？而澳門人真正的文化之根，又在哪裏？
找不到自己在文化地圖上的位置，是澳門人今所共對的尷尬困境。剛剛擺脫殖民地身份的小城，在塵土飛揚的城市巨變中再次喪失了自我。曾有朋友說：自己的小孩以後一定要送到外國（英語系國家）去讀書，因爲，今後在澳門，只有說一口英文才會高人一等。以中文為母語的澳門人，從葡文到英文，始終在内心氣短三分，就像從姓“馬”被迫改姓“鄭”的鄭和一樣，澳門人承受的真正失落，又何止於姓氏或語言的選擇？
在外人豔羨眼光中擁有越來越亮麗經濟數據的澳門，卻並沒有因此找回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相反，人們卻更加失落：我們不是已經跳出“被殖民者”的位置了嗎？怎麽我們的迷茫和失落感，竟還是如此強烈？如果我們是鄭和的後代，那麽，我們會不會變成一個個新的鄭和？鄭和爲了生存而放棄了自己的“根”，而我們爲了華衣美食和安逸生活，是不是也正在作出同樣的選擇？
在歷史的迷宮裏，我們不停原地打轉；在文化的地圖上，我們無法定位自己的坐標，也許，真正的原因就在：只要我們一天不鼓起勇氣去尋找、面對真正的自己，就永遠也無法走進真正屬於我們的未來。
刊於2007年4月5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斷章寫意】電影工業
“近日灣仔富德樓有重建大員駕到，言談之間向藝術家抛出的願景是「係度搞下搞下，搞得好，遲啲咪可以去西九囉！」而藝術家的回答是「我鍾意啲小街都畀你地拆嗮！點創作呀？」……以旅遊和消費主導的規劃模式，只會使居民和藝術家一樣成爲動物園裏的獵奇對象。”（摘自2007年3月22日香港《明報》，粉飾貧窮墻—失落本土坐標的創意工業）
如果一座城市喪失了其文化意義上的本土性，則勢必淪落爲招徠遊客的廉價展品。香港的問題，就在於從官員到民衆，大多人内心都抱著一種“做生意”心態，卻忘了“低買高賣、見風使舵”的商人思維，並非文化藝術的永續發展規律。
發展澳門電影工業的真正關鍵，在於澳門電影能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能不能真正講述澳門自己的故事。過去二十年，香港電影電視主題愈來愈狹窄，也許就在於香港已經習慣了將電影看作純粹的“投資買賣”。所以，你很難看見耗時三、五年的港產片大製作，因爲個個要“搵快錢”。而你也很難看到港產片、港劇在資料搜集、史實整理上著力，因爲這些投入增加了成本，減少了利潤。所以，在香港，從古代秦始皇、孫悟空到現代律師、警察，大家都千篇一律糾纏在愛情之間，至於想看如美國《逃（Prison Break）》、《CSI》、《迷（LOST）》這些題材多元、引人入勝的節目，恐怕只是發夢。
香港前車可鋻：不在電影工業的核心創造力上落功夫，只懂修這個、建那個來招徠遊客，最後變得蒼白無力的，還是我們自己的文化。日前香港内地專家煞有介事地來為澳門電影工業發展“獻計”，冠冕堂皇的話說了一堆，但我聽來，那句 “澳門應建立一條古裝街影視基地，方便内地、香港以至鄰近國家或地區的影視同行前來租場拍戲”，才是他們真正的心底説話吧！
（“文化思考”系列‧十一）
如果一座城市喪失了其文化意義上的本土性，則勢必淪落爲招徠遊客的廉價展品。香港的問題，就在於從官員到民衆，大多人内心都抱著一種“做生意”心態，卻忘了“低買高賣、見風使舵”的商人思維，並非文化藝術的永續發展規律。
發展澳門電影工業的真正關鍵，在於澳門電影能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能不能真正講述澳門自己的故事。過去二十年，香港電影電視主題愈來愈狹窄，也許就在於香港已經習慣了將電影看作純粹的“投資買賣”。所以，你很難看見耗時三、五年的港產片大製作，因爲個個要“搵快錢”。而你也很難看到港產片、港劇在資料搜集、史實整理上著力，因爲這些投入增加了成本，減少了利潤。所以，在香港，從古代秦始皇、孫悟空到現代律師、警察，大家都千篇一律糾纏在愛情之間，至於想看如美國《逃（Prison Break）》、《CSI》、《迷（LOST）》這些題材多元、引人入勝的節目，恐怕只是發夢。
香港前車可鋻：不在電影工業的核心創造力上落功夫，只懂修這個、建那個來招徠遊客，最後變得蒼白無力的，還是我們自己的文化。日前香港内地專家煞有介事地來為澳門電影工業發展“獻計”，冠冕堂皇的話說了一堆，但我聽來，那句 “澳門應建立一條古裝街影視基地，方便内地、香港以至鄰近國家或地區的影視同行前來租場拍戲”，才是他們真正的心底説話吧！
（“文化思考”系列‧十一）
2007年4月4日星期三
Book Review：《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長期研究中美關係的分析家孟捷慕想我們問自己如下問題：“要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而政治體制卻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那怎麼辦？……換句話說，要是中國已完全融入了世界經濟，而其政治卻完全不民主怎麼辦？”（第10頁）
第三種局面
孟捷慕在書中指出了中國演變的三種可能：“解慰設景”、動亂的局面和第三種可能。他主要在意的是第三種可能，並希望美國決策者和大眾盡力理解這種可能性。他說：“為思考這第三種局面，就必須假設從今以後的25年裏，中國仍將由現在的共產黨執政。也許一些名稱和措辭會發生變化……然而，當前政治體系的基本結構仍會保持不變……（中國）將不會出現政治反對派，不會有媒體自由，選舉將只在基層進行。安全機構將會積極預防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換句話說，中國雖然變得越來越富強，但政治體制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政治層面，未來將如同今日。”（第11頁）
“中國人喝星巴克咖啡不一定就喜歡民主”
“這種想法促使我們一廂情願地相信，“我們”想要的，“他們”也想要，因此“他們”將會變得像“我們”一樣。”這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眼中“平坦世界”的一部分。在這樣的世界裏，中國人通過購買麥當勞漢堡和星巴克咖啡，在短期內就能接近美國的生活方式，而在較遠的未來，他們就會想得到美國已實現的政治自由和經濟機會。
孟捷慕稱這種觀點是“星巴克謬誤”（Starbucks Fallacy）。“一旦看到人們吃麥當勞漢堡或穿‘Gap’品牌服裝，美國作者就急忙下結論說，他們正變得像我們，因此他們的政治體制也正變得像我們的。”（第49－50頁）
針對上述論點，孟捷慕促請美國人注意兩點：謹慎和教育。有很多人喜歡以南韓、新加坡或台灣的成功例子，預言中國大陸即將民主化。對此，孟捷慕想讓我們謹慎地使用這種假設，而且在下結論前，我們自己先要瞭解中國大陸，與人們經常援引的亞洲成功例子之間存在多麼巨大的差異。
“中國中產階級或會妨礙民主化”
中國大陸與亞洲已民主化的成功例子（如南韓和台灣）之間的規模差距，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差異。而且中國大陸在美國的保護傘之外，不像那些已民主化的經濟體那樣深受美國的影響。但孟捷慕所指出的最具決定性的差異是，中國大陸中產階級可能是妨礙民主化的一個因素。
他在書中解釋了其原因：“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城鄉人口比例是1：4。如今主要是由於農民進城務工，這一比例上升為1：2。但這仍是一種巨大的不平衡，而且就其影響而言，仍跟以前一樣。假如中國舉行全國性的選舉，而且農民基於自身利益進行投票，他們的利益將完全不同於繁華大城市裏那些享受星巴克咖啡的消費者的利益，城市中產階級將會在選舉中大敗，雙方得票率的差距，絕不會像美國近年來選舉中‘紅州’和‘藍州’之間的差距那麼接近。在中國的選舉政治地圖上，上海、北京、天津和廣州等中國大陸最大的城市就像汪洋中的孤島，將完全被‘紅色的海洋’吞沒。”（第51頁）
孟捷慕據此相信，中國大陸新興的中產階級，也許害怕出現民粹主義浪潮，因為它有可能逆轉經濟現代化的浪潮，並摧毀他們剛剛享受到、但並未牢靠的好處。如果中產階級支持政治改革，他們就有可能淪落到農民的地位。因此他們也許並不像大多數曾到中國大陸走馬觀花的美國人所說的那樣，是政治改革的動力。
這是此書的絕妙之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受益者，有理由支持一黨專政，而美國政治家和決策者並不瞭解中國的這些利益集團。當然，孟捷慕從未說中國民主化是不可能的事，更沒有說，是絕不可能的事情。但他這本書說明了中國目前處在何種階段，以及其複雜性。毫無疑問，這會引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就中國的發展，能夠和應該提出甚麼樣的假設。
書名：《中國幻想：我們的領導人如何淡化中國的鎮壓》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著者：孟捷慕（James Mann）
上文節選自：亞洲時報在缐
從重慶的“釘子戶”到澳門的“暴發戶”
“可以說，中國地方現時一切問題的總根源，其實就是因為地方體制民主化程度不足，造成地方官僚集團利益跟群眾利益出現尖銳對立，這些體制問題，並非一名“開明的書記”就能解決的。而這問題，也絕非重慶獨有：另一名第五代領導人的熱門人選李克強，過去也不是在河南給艾滋問題弄得焦頭爛額嗎？可以預見，若中國地方選舉不再啟動，日後的第六代、第七代領導人的競逐者，都肯定會遭遇一樣的難關。這種現象，必會損害開明者成為未來領導人的機會，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環境，形成貪官和庸才較容易上位、有心解決問題者反而很易提前出局的局面；這樣，實在不利於中國的國際形象、對未來中央政府的執政能力也毫無好處。”“最牛釘子戶事件”：“汪洋困境”有何出路？
中國人在權力面前，從來都是順從和溫馴的。對於國家改革的最大夢想，也不過是有朝一日能夠遇見並且伺奉一位“明君”。問題在於，權力的膨脹和利欲的熏心，往往都會將坐在這個“君主寶座”上的人變成怪獸。數千年來，中華大地無數個朝代的更替，已是這鐵般定律的實證。今天，在重慶發生的事情，正説明了：雖然政府的權力從人民而來，但沒有制約和監督的公共權力，總有一天還是會走到人民的對面去。而如果我們一廂情願地寄望於某一、兩位主席、總理、書記、市長或行政長官這樣的個人，一定最後會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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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慶的釘子戶到澳門的暴發戶，我們的思考，真的越來越沉重。
2007年3月29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扶持文化
“電影是我們重要的創意產業。電影發展委員會已就電影業的發展策略向政府提交報告。該報告其中一項建議，是成立一個新的基金，幫助解決電影製作的融資和人才缺乏問題。我已為此預留三億元。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會就該基金的具體運作，徵詢即將成立的電影發展局的意見。”
（摘自香港特區政府《二OO七至O八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港人劉偉強、麥兆輝聯合編導的《無間道》獲荷里活垂青，改編成《The Departed》輕取奧斯卡桂冠，重新引發香港對當年港產片“風光歲月”的緬懷，憧憬推動香港電影重新起飛，甚至連政府也在剛公佈的O七/O八年度預算案中有所回應。
香港電影七、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橫掃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不過，九十年代以來港片日漸疲軟，相信除了融資開戲的難度日益提升之外，還有體制性問題：盜版猖獗、贏利渠道狹窄、進軍内地的文化與制度衝突，更重要的，是人才的缺乏。“人才”，除了專業編劇、導演、攝影、製片這些電影製作人外，如何培養有品位、有欣賞力的觀衆，也是電影工業“固本培元”的根源所在。而如何增加社會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包容，如何讓觀衆、電影人具備更宏觀的視野、更廣闊的心胸，相信政府在豪爽揮筆簽出支票之外，還有更多地方應該投入心力吧？
如何扶持電影工業，香港政府撓破頭皮，預留三億元成立基金已屬誠意之作。不過，世事總出人意料：拍來拍去，香港電影還是黑幫、警匪片最拿手，無他，只因創作素材源源不絕。想不到被唾棄的黑社會，倒成了推動香港電影走向世界的内在動力。前車可鑒，肯花四十四億辦運動會的澳門政府會否出手“扶持” 八字尚無一撇的澳門電影尚未可知，不過，現成大把“賭、貪、黃”的社會素材，倒不知有無機會引領澳門電影衝擊一下奧斯卡？
（“文化思考”系列‧十）
（摘自香港特區政府《二OO七至O八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港人劉偉強、麥兆輝聯合編導的《無間道》獲荷里活垂青，改編成《The Departed》輕取奧斯卡桂冠，重新引發香港對當年港產片“風光歲月”的緬懷，憧憬推動香港電影重新起飛，甚至連政府也在剛公佈的O七/O八年度預算案中有所回應。
香港電影七、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橫掃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不過，九十年代以來港片日漸疲軟，相信除了融資開戲的難度日益提升之外，還有體制性問題：盜版猖獗、贏利渠道狹窄、進軍内地的文化與制度衝突，更重要的，是人才的缺乏。“人才”，除了專業編劇、導演、攝影、製片這些電影製作人外，如何培養有品位、有欣賞力的觀衆，也是電影工業“固本培元”的根源所在。而如何增加社會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包容，如何讓觀衆、電影人具備更宏觀的視野、更廣闊的心胸，相信政府在豪爽揮筆簽出支票之外，還有更多地方應該投入心力吧？
如何扶持電影工業，香港政府撓破頭皮，預留三億元成立基金已屬誠意之作。不過，世事總出人意料：拍來拍去，香港電影還是黑幫、警匪片最拿手，無他，只因創作素材源源不絕。想不到被唾棄的黑社會，倒成了推動香港電影走向世界的内在動力。前車可鑒，肯花四十四億辦運動會的澳門政府會否出手“扶持” 八字尚無一撇的澳門電影尚未可知，不過，現成大把“賭、貪、黃”的社會素材，倒不知有無機會引領澳門電影衝擊一下奧斯卡？
（“文化思考”系列‧十）
【李爾‧在此】Youssou N’Dour：用網吧改變非洲的世界巨星
（圖片摘自香港藝術節演唱會場刊）提起Youssou N’Dour（尤蘇‧恩多爾），在“塞內加爾”、“mbalax”，“Wolof”這類冷僻詞彙前，你或許一頭霧水，但如果這些詞彙變成：“世界盃”、“格林美獎”、“《滾石》雜誌”，還有狄卡比奧擔綱的奧斯卡提名之作《Blood Diamond》時，你又會不會突然眼前一亮？
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第35屆香港藝術節邀請遠道而來的尤蘇‧恩多爾甫出場，穿透人心的音樂和歌聲就深深震撼現場觀衆，第三支歌曲還沒有唱完，已是全場起舞、高潮迭起，如此功力幾人能及？1959年出生於塞內加爾首都達卡的尤蘇‧恩多爾被《滾石》雜誌稱為“自Bob Marley 以來最受歡迎的第三世界樂手”，獲選為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大會主題曲主唱，也深受格林美獎得主Sting、Peter Gabriel等多位音樂人推崇，更與六度奧斯卡提名、三度金球獎提名的配樂作曲家James Newton Howard合作，參與電影「血鑽石」的配樂演出。
1981年，恩多爾帶領樂團「達卡之星（The Super Etoile）」以塞內加爾Wolof語結合傳統打擊樂器以及西非特有的吟唱風格，創出著名的mbalax新音樂型態，其音樂題材廣泛：有城市歷史、人權關注、愛與自由，他的聰明之處更在於懂得和西方聽眾溝通，好像混入Hip Hop節奏，以及選唱大家熟悉--如 Bob Dylan--的作品，大增吸引力，走出塞內加爾這不受人注目的西非小國，躍身更廣大的世界舞臺。
“你的音樂的目的是什麽？”演唱後的座談，有觀衆問了恩多爾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音樂的能量在於理解和溝通，音樂家更應是社會不同階層的溝通者。是的，從這點來説，恩多爾作爲遠遠超過了一個普通歌手：恩多爾自1991年至今一直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親善大使，他為之不斷奔走呼籲的還包括防治愛滋病、保護非洲女權，以及更重要的、對和平的訴求。恩多爾知道，個人的力量無法制止超級大國主導的戰爭發生。但如果人民能直言不諱地反對戰爭造成的無謂蹂躪，總會慢慢產生一些影響。
對於建設非洲的未來，恩多爾更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爲網際網路可以使非洲在未來的世界經濟中成為更具實力的合作夥伴：“塞內加爾有豐沛的人力資源，但科技資源卻不足，今天網路改變了世界，只要塞內加爾年輕人有能力上網搜尋，新的機會唾手可得。”而恩多爾也確實將設想付諸行動：他與惠普電腦（HP）和塞内加爾的電訊供應商合作，展開JOKO計劃，在國内開設可供上網的咖啡室，藉此設立社區網路中心，促進基層民衆對科技的認識和應用。
不僅用歌聲，更凴理想和行動來改變自己祖國、甚至非洲人民的將來。音樂和歌聲後面，是深具抱負的心胸，我們那些只顧埋頭計算唱片銷量和演唱會票房收入的所謂“巨星”，實在應該感到汗顔。恩多爾很小就開始唱歌，有一天，他覺得自己應該多做一些事，而不僅僅是唱完歌就回家。那麽，我們呢？下一次，聽完又一場賑災或慈善表演之後，除了拍拍屁股回家，我們又會不會停下來想一想：自己還可以做些什麽？
2007年3月22日《澳門日報》演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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