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慶的“釘子戶”到澳門的“暴發戶”

“可以說，中國地方現時一切問題的總根源，其實就是因為地方體制民主化程度不足，造成地方官僚集團利益跟群眾利益出現尖銳對立，這些體制問題，並非一名“開明的書記”就能解決的。而這問題，也絕非重慶獨有：另一名第五代領導人的熱門人選李克強，過去也不是在河南給艾滋問題弄得焦頭爛額嗎？可以預見，若中國地方選舉不再啟動，日後的第六代、第七代領導人的競逐者，都肯定會遭遇一樣的難關。這種現象，必會損害開明者成為未來領導人的機會，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環境，形成貪官和庸才較容易上位、有心解決問題者反而很易提前出局的局面；這樣，實在不利於中國的國際形象、對未來中央政府的執政能力也毫無好處。”“最牛釘子戶事件”：“汪洋困境”有何出路？

中國人在權力面前，從來都是順從和溫馴的。對於國家改革的最大夢想，也不過是有朝一日能夠遇見並且伺奉一位“明君”。問題在於，權力的膨脹和利欲的熏心，往往都會將坐在這個“君主寶座”上的人變成怪獸。數千年來，中華大地無數個朝代的更替，已是這鐵般定律的實證。今天，在重慶發生的事情，正説明了：雖然政府的權力從人民而來，但沒有制約和監督的公共權力，總有一天還是會走到人民的對面去。而如果我們一廂情願地寄望於某一、兩位主席、總理、書記、市長或行政長官這樣的個人，一定最後會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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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慶的釘子戶到澳門的暴發戶，我們的思考，真的越來越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