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章寫意】世界真是平的嗎？

「在哈佛，遇到很多的中國學生，不管是怎樣的背景，或在美國學習和工作了多少年，大部分的人都有一種想法，想回中國。只是，當他們問我的意見的時候，我總是忍不住要潑一潑他們的冷水，提醒他們在中國，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都不是那樣的容易。講得多了，我開始問自己，到底是什麽原因，我會下意識地和他們講這些……這些都是很有前途的年輕人，特別是在國外待了久了的，或者是在國外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他們相對來說非常的單純。正是因為這種單純，我擔心，他們回到了中國之後，會讓他們的這種單純慢慢的消失。如果他們抗拒改變，那樣就很難謀生，如果妥協，或者融入在裏面，那過了幾年之後，他們會變成另外一種人。」

節選自「我為何總是潑他們的冷水?」，前鳳凰衛視記者：閭丘露薇（http://blog.sina.com.cn/u/46e9d5da010005my），新浪博客網


湯馬斯‧佛里曼暢銷書《世界是平的》掀起全球的「全球化」話題。在湯馬斯筆下，全球人類正面對「全球化3.0」演變：撤除政經藩籬加上科技進步創造的無礙溝通，個人在新的世界中重新成為主角，今天的世界，正漸漸變得像桌上電腦顯示器一樣平坦。

但，真是這樣嗎？

查實，「全球化」不過是跨國公司集團在報表數字上的一場商業遊戲。對「卑微渺小」的個人來説，生活，仍永遠是「柴米油鹽」那麽瑣碎具體：不管是辦公室的勾心鬥角、商店裏的毒魚毒菜，或是平日待人接物的費神勞氣。除了眼巴巴羡慕歐洲的人文思想、美國的獨立自由，我們似乎仍和那「與國際接軌」的「全球化」世界遙不可及。

在今天的中國生活，「心力指數」絕對是全球之冠。城府稍淺、心機略差的，也玩不轉。外國老闆不傻，錢要賺你們的，但費事傷神的腦力遊戲，還是留給你們中國人自己玩好了。身在澳門的我們當然也無法幸免：玩不玩這場遊戲，並不由我們決定。閭丘露薇在博客裏勸大家盡可早準備好退路。我看，該是時候採納她的建議了。

（刊於2006年12月28日《澳門日報》副刊 / 新園地 ）

【斷章寫意】就怕認真

“《楊門女將》經40餘年、數代藝術家的歷練，已經成爲京劇經典劇目之一，全國各省市都根據中國京劇院的演出本演出此劇，也是各地藝術院校京劇表演專業的大班學生必修教學劇目。《楊門女將》一劇在對外文化交流扮演了重要角色。”（摘自06年12月6日晚於澳門文化中心上演之京劇《楊門女將》場刊）


京劇是中國的一張藝術名片：從戲詞故事到藝術表演，從臉譜化妝到服裝造型，無不浸透中華文化數千年精華神髓。正因如此，今天京劇每每被用作對外“文化外交”首選。堪稱京劇藝術經典的《楊門女將》這晚來澳，主辦單位雖一開始已為“繁簡轉換”可能導致的錯漏先行致歉。但一場戲看下來，調兵“譴”將、“義”氣風發、識“徒”老馬……這些信手拈來的錯別字，也許不能全推在可憐的電腦身上吧？

京劇大師對藝術要求一絲不苟，既是對藝術的尊重，更是對自己的尊重。但藝術還藝術，説到行政配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許，對藝術行政管理者來説，字幕校對這類“邊角廢料”工作比不上唱、念、做、打硬功夫，差不多就行了，犯不上太過執著認真。

細節究竟重不重要？毛主席曾說過：世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就切身觀察所得，今天的國人該是把主席的箴言忘了一乾二淨。據説，日本的餐廳普遍對細節相當重視，甚至連清酒的溫度、食桌上牙籤盒内牙籤的數目也有詳盡的規定。從這細節推論，日本能從當年戰敗國躍為現今在全球經濟、科技、文化上舉足輕重的國家之一，確非浪得虛名。

在中日甲午海戰前，日本曾派人到北洋艦隊偵察，當時的北洋海軍軍艦雖然在噸位、數量方面與日本不相上下，但日本卻發現中國軍艦的炮塔上居然橫七豎八晾著短褲、襪子。日本人分析：這是一支紀律鬆弛、管理混亂的軍隊，不會擁有強大的戰鬥力。至於海戰的結果，相信不用我多說了吧？

我更感興趣的是：如果從兵艦炮塔上晾曬的褲襪可以推算出一支軍隊的強弱，那麽，從今天舞臺上錯字不斷的京劇字幕，我們又可以得出什麽結論？

（刊於2006年12月21日《澳門日報》副刊 / 新園地 ）

PERSON OF THE YEAR

最新一期《時代周刊》選出了新一年的“風雲人物”。結果，我估計大約有近1億人上榜（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小弟），撼低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伊朗總統阿瑪迪尼賈、北韓領袖金正日、以及YouTube的2位創辦人。

不錯，新一屆的“時代風雲人物”，就是：你（You）！

遙想當年，朱元璋聯合各路反抗力量起義抗元，要在燒餅裏面塞個字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秘密警察干擾，要轉移到嘉興南湖紅船上才能繼續舉行，如果他們有email、MSN、SMS在手，也許一切都已經不再是問題。而最可憐是法國巨人拿破侖，試想一下，如果當年滑鐵盧戰場上的他有部3G電話在手和呆等命令的格鲁希元帅通上話，今天我們所熟知的歷史又將會是何模樣？

全民網絡運動把資訊的發佈權交還給每一個地球村的成員，以往以權威媒體、政府喉舌擔當的資訊發佈功能，現在所有的人都有機會共享。而資訊的傳播模式也漸漸從以媒體、政府、機構為單位轉到以個人為單位。

有賴資訊科技的一日千里，我們也能超越國家主席變成風雲人物，現在，就讓我們珍惜手中的這份權利，堅持獨立思考、堅持講真話，真正承負起一個風雲人物應有的擔當吧！

小資料：
根據全球最大網誌搜尋器Technorati的調查所得，全球創立的網誌總數已達5000萬，預期到2007年初可突破­1億大關。 在所有語言的博客網站中，英文博客數量一直居於首位，緊隨其後的是­日文和中文博客。調查亦指出，全球最多人看的網誌，原來是內地女藝人徐靜蕾「老徐、徐靜蕾、新浪BLOG」的網誌。

也請還澳門市民一個公道！

今天，有署名為“澳門政法學會”的機構投書《澳門日報》，就歐文龍事件發表看法，讀畢全文，令人驚訝之餘更加心寒：真的，如果明天的澳門將充斥這樣一群法律工作者來為百姓“主持公道”的話，我想，所有有良心、講正義的澳門人，可以開始儲錢準備移民了！

該會認為坊間的某種言論（特區政府對歐文龍的免職決定存在“未審先判”的錯誤）是錯誤的。因爲“根據《澳門基本法》第五十條第六款規定，行政長官有責任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歐文龍的職務。”

好，要講《基本法》，我們就來講《基本法》：不錯，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是有權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歐文龍的職務，但是，有權這麽做並不代表就可以隨心所欲地這麽做，因爲按照規定，除了歐文龍外，行政長官可以免除職務的，還包括其他各司司長、廉政專員、審計長、警察部門主要負責人、海關主要負責人。那麽，是不是可以都免除他們的職務？如果我再杞人憂天一點，將來有一天，我們的行政長官是個壞人呢？

所以，我相信這裡面有一個適用性的問題，正如《基本法》同一條第十一款的規定：行政長官有權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公職人員。那麽，這個“法定程序”是什麽呢？既然要駁斥坊間議論行政長官做法不當的不實觀點，本應是法律專家的學會卻在這方面一字不提。

再來看《基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澳門居民除其行為依照當時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和應受懲處外，不受刑罰處罰。澳門居民在被指控犯罪時，享有盡早接受法院審判的權利，在法院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也就是說，歐文龍現在只是一個貪污犯罪嫌疑人，而且，還應該是被假定“無罪”的。

我對貪污腐敗恨之入骨，也爲澳門終於揪出了“大老虎”而雀躍，我還並不認爲行政長官免除歐文龍的職務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但作爲一個講法律的地區的公民，我希望知道，行政長官這麽做，是依照什麽法律，按照什麽程序來做出的決定，我更希望知道，除了像這次即時免除一個“無罪”司級官員的做法之外，行政長官還會不會還有其他的選擇？

可惜，這個應該雲集了“法律專家”的學會，除了三跪九叩、高聲歌頌“行政長官這種立場鮮明、反應果斷的作為，對於挽回居民對行政當局的信心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這項作為完全合理合法”之外，並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給那些容易被誤導的“某些政客議員和澳門居民”一個“學習”的機會。

在法律還沒有審判歐文龍的情況下，這個學會就不斷在説：“今次屬個別事件”、“歐文龍事件屬於個人品德操守的個別事件”，可是要知道，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九條，歐文龍還是“無罪之身”，怎麽就成了“個別事件”，還要負上“個人品德操守”問題的結論呢？再説，難不成這學會對這宗“貪腐案件”恍如置身其中，對其來龍去脈了如指掌？要不然，又凴什麽理據為這事件是歐文龍“個人操守”的“個別事件”來下結論呢？

一個打著法律旗號、身爲法律工作者的專業學會，到底有沒有尊重過法律？而如果你們自己也不曾尊重過自己所獻身的專業和操守的話，你們還凴什麽在這裡厚顏無恥的談什麽“公道”？



還澳廉政建設推行者一個公道
澳門政法學會，《澳門日報》2006年12月16日

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涉嫌嚴重受賄，日前經終審法院預審表證成立，移送路環監獄羈押候審。某些政客議員利用此宗貪瀆案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發表缺乏證據的猜度嘩衆取寵及抹黑，意圖破壞社會安定。本會認為，今次屬個別事件，不能以偏概全，以免擾亂澳門社會的整體發展步伐。

同時呼籲澳門廣大居民要頭腦清醒，因在法治社會中，凡事須憑事實、重證據，道聽途說並非負責任的態度。大家都清楚，貪污腐敗才是人民的公敵，我們應堅決支持廉政工作，並還決心執行廉政建設者一個公道！

含沙射影是不負責任

在現行刑事制度下，旣要遵守司法保密原則，又要很好地平衡社會對訴訟案件的知情權。因此，本會認為，對待歐文龍事件需要客觀地、正確地認識和總結。目前社會需要理智地忍耐，等待司法機關的裁決，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在法律未判決之前，社會上浮現出含沙射影、胡亂猜測的言論都是不負責任的。

歐文龍是澳門開埠以來最高級別的官員涉貪下馬，事件引起全澳關注。因事出突然，社會一片嘩然，反響強烈，均認為事件嚴重損害了特區政府的形象。特區政府今次沒有“躱躱閃閃”地處理家醜，而是當機立斷，直面問題。

在歐文龍以權謀私、證據比較確鑿的情況下，特首即透過司法部門發出拘捕令，第一時間站出來說明、澄清，並承認自己有領導的責任，是有承擔的勇氣表現。事件雖然令人震驚，但正好證明特區廉政工作的決心和力度，澳門目前的廉政管理機制是行之有效及値得肯定的。

免歐職務源於基本法

坊間有認為，特區政府對歐文龍的免職決定存在“未審先判”的錯誤。該會認為這種言論是錯誤的。根據《澳門基本法》第五十條第六款規定，行政長官有責任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歐文龍的職務。

行政長官的作為法源於《澳門基本法》，行政長官的作為在主觀上是一種對本澳社會負責任的態度；客觀上亦存在與有政治誠信污點的官員切割的必要性。事實證明，行政長官這種立場鮮明、反應果斷的作為，對於挽回居民對行政當局的信心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這項作為完全合理合法。

雖然事件儘管可能衝擊政府管治，並會影響政府的威信，但此次事件實有助進一步推動澳門的廉政建設和廉潔社會敎育，眞正能推動制度上的改革。特區政府在處理該案中表達出肅貪決心的同時，下一步，應加強提倡社會廉潔的宣傳敎育，以及檢視廉政政策的方向。

這不但是回應澳門廉政建設未來的需求，也是落實《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必然之舉。因此需要各界攜手推動社會廉潔，建立起廉潔的社會文化，在全社會營造良好的廉政氛圍，同時建立起廉潔的政治文化和職業文化。

行政長官強調廉政建設一直是澳門特區政府的戰略目標，歐文龍事件雖然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但通過這一考驗，政府的廉政建設，以至社會對澳門未來發展的信心，都會提升及加強，從此可看出行政長官對澳門廉政建設有最大的決心和支持。

歐事件不影響澳發展

任何這類事件必定有正負面的影響，但相信，只要以罪證為依歸，在公平的司法制度下，事件最後定會水落石出。在這過程中，不論社會與政府都會經過考驗。但透過這一考驗，相信不論對政府的廉政建設，以及整個社會面對未來發展的信心，都會提升及加強。

某些政客議員正正就是利用這件貪瀆案件為契機，急不及待地要求行政長官“放下虛妄的成見及其背後的旣得利益”，這種指控性言論就產生了極大的歧義誤導公衆。

腐敗現象在全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社會上的貪污受賄，反映着個人巨大的貪念。古今中外，不少官員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個案，這是人性邪惡的一面，應杜絕之。

歐文龍事件屬於個人品德操守的個別事件，因此，該等政客使用以偏概全、以點帶面的政治技倆，以此來達到抹黑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的管制威信來嘩衆取寵，“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該會認為，澳門正處於急速發展階段，不可能、也不會因歐文龍的個別事件而打亂澳門社會的整體發展步伐，導致各項基礎建設和公共工程停滯不前。

使全民認識貪腐危害

目前由於事件進入司法程序，部分內容不便公開，因此造成了一定的時間和眞空，讓不實的輿論有了發酵的溫床。如案中兩位嫌犯申請人因質疑拘留狀不符合條件而向終審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最後被合議庭判決拒絕申請一事，就曾被某些人傳為“殺人滅口”。其實這是部分人士不理解法律而帶出的問題而已。

澳門特區居民有責任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和保持社會的穩定，相信特區政府一定會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的建設，進一步提升目前行之有效的廉政和審計等監管機制效率，使全社會在取得經驗敎訓後能夠更加健康成長發展。

政府、學校應加強道德敎育，推動全體居民的良好道德操守培養工作，使其認識貪腐的危害，從而思想意識上杜絕貪腐。

居民應抱着平衡心態面對前景，繼續致力澳門的廉政建設，保障本地和外來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維護澳門的廉潔形象，才是吸取經驗敎訓的正確態度。部分不明眞相的群衆亦附和個別政客議員對政府及行政長官的抹黑和缺乏證據的言論，這十分危險。

努力成果勿視而不見

歐文龍事件是一個反貪案件的典例，作為澳門廉政建設推行者的行政長官，其作為與不作為足以影響下一屆特首及我們的子孫後代是否可安享澳門建設發展的成果。在這裡値得我們反思的是，某些政客議員和居民的社會價値觀是甚麼呢？為甚麼捉賊的人反被污衊為“賊喊捉賊”，難道他們認為行政長官應遮遮掩掩而為嗎？

對待這些政客議員的言論，我們強烈要求他們“擺事實，講道理”、“誰主張，誰舉證”，如果沒有證據，就不要作出不負責任的指控，更不應因為政府出現個別事件來抹黑政府、抹黑社會。

我們不同意這種抹黑政府和行政長官的行為，公衆對處理此事件的支持與否，將直接影響我們及下一代的社會價値觀。該會認為：對澳門廉政機制的有效運作，以及對澳門廉政建設者的工作努力和成果視而不見，最終損失的是五十萬澳門居民。特在此呼籲：“還澳門廉政建設者一個公道”。

顯政府打擊貪污決心

歐文龍事件是特區政府站在歷史的高度，在反貪領域作出的強力一擊，此舉必然震動社會，更震懾貪瀆者。如今特區政府重拳懲貪，短期雖然形象有損，但“長痛不如短痛”，充分顯示出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致力打擊貪污、追求廉潔社會的決心。

互動地亦加強了居民反貪的信心，反貪腐精神在澳門眞正地彰顯。這正是“一國兩制”事業成功實踐的重要基石，也是催生“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

行政主導比立法主導優越？

不患寡而患不均：

我們如何保證這兩個孩子所代表的兩個階層將來和諧相處？

其實，我已經打算減少在這裡對澳門政治時事的議論。一來能力所限，還是集中精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好了，二來，我認爲推動政制發展一定要靠行動，光動嘴皮子是不行的，而自問自己沒有能力和勇氣去投入社會運動，那還是閉嘴好了。

但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你有看今天的《澳門日報》（參本文末），我相信，很難忍得下這一口氣吧？

經濟至上？我們應該以商人思維來治國嗎？

在這篇題爲《行政主導比立法主導優越 》的文章中，其提出“行政至上”的優越性，開篇理由之一便是：如果内地用了代議制，今天就不會這麽富得這麽快，富了這麽多人。

中國的富裕，是來自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漸漸轉向，還有“世界加工廠”的勞動力密集式發展。今年初，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李培林指出，目前中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堅尼係數已經達到零點四四七，明顯高於國際上收入貧富差距零點四的警戒線，貧富懸殊的情況已成為中國最主要的社會問題。李培林還表示，中國目前龐大的民眾儲蓄存款總額只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貧富懸殊問題不但沒有改善，還有惡化趨勢。貧富差距在城市與農村間最為突出，城鄉收入差距由一九七八年的二點六倍，擴大到二零零四年的三點二倍。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對不起，用内地的模式作例證，説明“行政主導”比“立法主導”優越，你沒有辦法説服我。

至於香港的騰飛，是因爲其在特殊時期站在了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特殊位置上，不然，爲什麽殖民的英國人“行政主導”了香港一百年，要到七，八十年代才開始“趕英超美”呢？ 再來，要說“行政主導”如此優越，怎麽“同人不同命”，一衣帶水的澳葡政府“行政主導”了四百多年，除了一味靠開賭來開飯，也搞不出個屁來？

經濟發展當然重要，但是，治理國家卻不象經營一家公司，講究盈利至上。大國藏富於民，治理好一個國家，當在建立公平的機制，讓整體社會有序的發展，這裡面怎可以讓“法律”缺席？ 公民社會的建立，民主制度的完善，當然不會像引進法國的高速火車，美國的迪士尼一樣立竿見效，需要的，是全體社會的學習過程，磨刀不誤斬柴功，這個過程，越早開始，越早畢業。

以社會的富裕程度來衡量一個體制的成功與否，就象用財富的數字來衡量一個人偉大與否，而如果能富起來就對了，那是要象歐文龍一樣富起來，還是象比爾蓋茨一樣富起來？

而這個價值觀還給我們帶來另一層暗示：最富裕的社會就是最好的社會。富人就是好人。是嗎？對嗎？

民主的意義究竟在哪裏？

鄧小平說過：“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發展”可以有不同解讀，經濟的發展是其一，社會的發展是其二。

在一個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經濟發展自然有大大小小的公司企業來操心，政府只要持正守中，做好裁判的角色即可，卻未必要下場踢埋一份。而社會的發展才需要政府來關心，衛生，教育，醫療，福利，在這些民生議題上，當然要社會全體公民的參與和共識，行政主導固然會提高辦事效率，但是卻剝奪了公民社會的成長機會，而且，行政主導的官員時有可能犯錯的，而如果公民沒有發聲的機會和權利，行政官員犯了錯，爲什麽卻要全體公民，甚至他們的後代來承擔呢？

更何況，連向新加坡這樣的廉潔，高效的行政主導社會也常常受人詬病，而澳門這個充滿“鄉土氣息”的“社團式”管理模式城市，完全讓行政主導？市民們信得過嗎？

說澳門應該行政主導，代議政制只會向政府索要“免費午餐”的觀點，其實是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假設上面：澳門人大多是一群不理智的愚民，只知道白喫白喝白拿，完全不會考慮社會的整體，長遠發展。但是，事實真是這樣嗎？歷史告訴我們：永遠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而依我看來，現在所謂“行政主導”的這些官僚裏面，倒有不少才是這樣自顧自的心態呢。

澳門需要提高的，究竟是議員的議政水平，還是知識分子的知識水平？

議員再有本事，也只是發表言論而已，沒有人民的認同和支持，也不過是“嗡嗡的蒼蠅”而已。澳門的議員水平如何，大家自有公論，誰是真的在為社會出力，誰只是爲了一己的好處，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還是那句話，沒有道理的話，自然沒有人聽，“謠言止於智者。”問題在於，我們有沒有，能不能，會不會把澳門的民衆變成“智者”？

這就把話題引到澳門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上來了。澳門有沒有公共知識分子？澳門現在的“智者”所講的，是不是真正獨立，科學，客觀的言論？

看看下面這篇文章，然後你再來問問自己吧！



行政主導比立法主導優越
(2006年12月15日，《澳門日報》)

假如內地七九年改革開放之初便引入代議政制的民選制度，代表不同利益界別及壓力團體的議員進入最高權利機關，內地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如今天的迅速，內地同胞也不會富起來得那麼快，富起來那麼多人。

代議政制妨礙經濟

這是西歐、北歐、美、加帶來的經驗。因為代議政制的民選制度，議員紛紛要求政府大派福利，令政府開支增加而稅率稅收高昂，高稅收令人民懶於工作及投資減少，令上述医洕磺啊，F時他們知道中了民主選舉的計，錯恨難返，想方設法縮減福利及政府開支以刺激經濟。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啟示。英國管治香港百多年，沒有像老家的民選制度綁手綁腳，港英政府放手大幹。前財政司郭伯偉自一九四五年起掌管香港財政事務，郭伯偉是自由經濟學鼻祖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信徒，實行自由市場及政府不干預政策。

把手中珍貴的財政大權還於市民，猶如自斷一臂，有幾許官員有如此胸襟！接手的夏鼎基一脈相承郭氏的傳統，“蕭規曹隨”，帶來香港五十年的繁榮。

一九四五年，港人人均收入為管治老家英國的四分之一；至一九九七年，“超英趕美”，人均收入已趕上英國（見佛利民十月六日華爾街日報的署名文章）。是市場經濟的威力，也是前港督會同行政局行政主導強勢領導下，未受民選議員的干擾，才能把自由經濟進行到底。

議員爭取免費午餐

自從代議政制在香港實行及深化，來自不同界別的立法議員要向其票源交代，紛紛要求政府大派不存在的“免費午餐”、增加福利開支、提高綜援金額、增加醫療開支（引來內地婦女來港生子，官員不知所措）、加大敎育撥款、設立最低工資、立法禁煙、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興建空置數年的居屋等。

俱往矣，代議政制的立法會令香港經濟不再那麼自由，香港的經濟未見起色，此為病源。

觀乎上述世界各國、內地及香港的例子，看倌應能看到民主選舉立法議員的弊端。只有強勢領導的政府方能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而令人民富起來。是的，行政主導比立法主導來得優越。

博彩業開放令全球目光關注澳門，司長貪污一案，引來全球媒體關注，可以理解。澳門回歸前，各種貪污行為形成獨特的社會文化。澳門只回歸七年，怎可能一下子扭轉乾坤？若盲目“上綱”，因此案便認為特區政府出現管治危機，甚或喪失管治威信，幾隻蒼蠅嗡嗡叫，是淺見。

若因此案便胡亂指責行政主導失敗，更是趁火打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司長一案，顯示特區政府依法辦事，現時制度行之有效。舉行記者招待會，提高透明度，以免坊間胡亂揣測一通帶來人心不穩，是好事。

議政水平有待提高

事情曝光，也立即進入司法階段，尙未審判，自然進入保密階段，以免妨礙司法公正。然而，在水落石出這個信息的“眞空”期，自然會有人揣測、評論、質疑、批評、指控及抹黑特區政府及挑戰其管治權威。

來自基層選舉票源的立法會議員，更可因而吸引得媒體的鏡頭乃至平民的目光而向其票源“交代”。亂估一通，非澳門之福。是個人行為（難道三年出現一宗強姦案就可以胡亂指責治安警察工作出現問題？）還是法規制度出問題，要看案件的審結判詞。

審結前立法會議員要求改這改那，指出這出問題那出問題，都是亂估一通，名副其實的“估神”，一味靠估。立法議員，在有些市民眼中頭上“戴着光環”、“為民請命”，為了○九年的選舉，自然高調處理此事件。

然而，政府官員、廉政專員及行政長官因事件已進入司法階段，為免妨礙司法公正，只能三緘其口，更不可以作出任何解釋及說明。是不公平的博弈。

按照《澳門基本法》，司法享有獨立審判的權利，不受行政干預。行政長官也無權干預司法獨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兩位議員吳國昌及區錦新要求行政長官到立法會說明及解釋案件，是撈選票的行為。

司法獨立，案件尙在調查，行政長官怎可在立法會說明並解釋事件？這會妨礙司法公正。市井之徒對司法獨立的概念不甚了了，情有可原。然而，兩位議員對司法獨立的概念，令人啼笑皆非。

澳門已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立法會議員的參政議政水平有待提高，以免引來國際笑柄。

環境劇場：聽見城市的聲音

(傾聽城市的聲音，回味消失的風景)

澳門文化中心主辦的「劇場．閱讀．劇場」系列最新作品：環境舞蹈劇場《聽風的卡夫卡》日前在文化中心二樓大堂上演。本地劇場工作者李銳俊聯同多位本地藝術工作者，以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聽風的歌》、《神的孩子都跳舞》、《海邊的卡夫卡》為創作藍圖，為本澳觀眾帶來全新的觀劇體驗。

「環境劇場」（Environmental Theatre）是由七十年代的美國導演理查‧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所創建，環境劇場致力於打破傳統文本及舞台侷限的劇場，讓表演在任何場所發生，其強調對劇場諸元素的包容，打破、甚至挑戰各種劇場形式的限制。

《聽風的卡夫卡》也確實體現了環境劇場的這種核心精神：縱觀整齣表演,創作者將文化中心二樓“反轉再反轉”的創意讓觀衆驚喜不斷，不管是化身電臺直播室的吧台，還是衆人尋他千百度的天台玻璃畫，總之，文化中心二樓原本相當“冷艷高貴”的設計，在一班創作人手下，竟讓觀衆見識了另外一番面目。

話雖如此，但從觀衆觀演期間頗爲緊張、拘謹的表現來看，也許正顯示澳門觀衆仍然對環境劇場比較陌生。撇開文化中心這座現代建築不談，就算在處處美景的小城，環境劇場創作其實也大有可爲，正如澳門申遺成功後，若能善加利用這一先天條件，在妥善保護世遺景點的大前提下，催生更多環境劇場作品，必將成爲小城“人無我有”的獨特景觀。而在眼下一日一變的城市節奏中，還呈現出另一種時空扭曲的荒謬感，正如《聽風的卡夫卡》的最後一幕：大家默默看著落地玻璃外拔地而起的賭場建築，人和城市，此際似乎正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對話。

《聽風的卡夫卡》成功之處還在於凝聚了一班本地的劇場老手新秀，雖然從演出技巧來説還有頗多可提煉、改善之處，但在演出過程當中，演員們的認真和投入顯而易見，而該劇的音樂和場景設置更是具有相當不俗的水準。可以說，對這些本土劇場創作人和演員來説，他們需要的，是更大的舞臺、更多的機會。

作爲一齣全本土創作，《聽風的卡夫卡》無疑是一齣相對較爲完整、成熟的作品，它讓我們開始關懷澳門，並學習與這座城市對話，而還能在創作過程中燃點起更多澳門藝術愛好者心中的那一團火焰，更是意料之外的大大收穫了。

（刊於06年12月14日《澳門日報》藝海版 ）

【斷章寫意】考題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權力趨於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偉人幾乎常常都是壞人。)”譯自《Lord Acton》，Roland Hill著，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年5月12日出版


英國歷史學家艾克頓勳爵1887年寫給曼德爾•克萊頓主教的信中，說出那段讓後世振聾發聵的名言。1748年，啟蒙思想的先驅人物孟德斯鳩就曾在其《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明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

民主社會裏，人民與政府訂立社會契約：賦予政府權力，其條件是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但現實裏，掌權者無可避免要面對公益和私利在他身上開展的拉鋸戰，其掌握的權力越大，公與私的角力越激烈。“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自私本性，加上巨大利益的誘惑，看不見、摸不著的“公益”往往在實實在在的“私利”面前敗下陣來。就算掌權者擁有大公無私的高尚情操，但整個龐大的公共權力機器，卻遠非個人道德意志所能掌控。

利益面前，道德的約束力往往變得微不足道。唯一能與之抗衡的，只有體制的力量：首先，是法律機制，以憲政為基礎分配權力，依法治國。其次，是權力的制衡機制，分化權力及彼此間的監督與制約。然後，是開放的社會監督機制，如傳媒、輿論對權力進行制約。最後，還有“終極機制”：讓權力的真正擁有者（公民）透過選舉選出自己的“代理”（政府），用選票來給這個“僕人”打分。

澳門“世紀貪腐案”揭示的，當然不僅僅是一單貪污案件而已。更多的，它還暴露了澳門社會的體制弊端。事件當然會影響澳門的形象，但小城會否從“危”中尋“機”，利用機會反思事件背後隱藏的真正問題，還是但求儘快息事寧人，這可真是擺在澳門政府、還有澳門人民面前的一道嚴峻考題。

（刊於06年12月14日《澳門日報》副刊 / 新園地 ）

我們到底要去哪裏？

曾幾何時，我們說著冠冕堂皇的言辭，譏諷嘲笑著別人的荒唐行徑，但原來，轉個頭，我們卻也正在做著同樣的事情，不同的，是我們還要在嘴上堅稱：我們做的，是有意義的事情。

是的，世上原就不分對錯，分的，只是你站在哪一邊而已。我們，永遠是對的，他們，永遠是錯的。無所謂目標，無所謂理想，在永遠爲了自己而調整的言辭下面，有的，只是一片無所依托的空白。

其實，我們到底要去哪裏？

【斷章寫意】飲食天堂？

好好味的腸中腸

“澳門的飲食文化素有特色，本地和鄰近地區均看好澳門特色餐飲的前景，政府亦將作出大力配合。政府和民間密切合作，加快可行性研究的步伐，推出有效的措施，支持本澳向有聲譽的飲食老店健康營運、興旺發展。”（節選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十二月，天清氣朗。

中午和朋友結伴在祐漢某街角發現這小店：紅紅的招牌、殘舊的鋪面、熱情的老闆娘。店内四、五張桌子早已人滿爲患。“不好意思，先在這裡坐坐吧。”老闆娘帶我們來到店外的一張小桌子，一臉歉意。

我們擠挨著坐在差不多佔了一半人行道的桌旁。十二月的澳門，天氣剛剛好，煦暖陽光熱情的貼在背上，涼涼的風在身邊輕吹。路上，行人匆匆忙忙：學生、家庭主婦、上了年紀的老伯，一個兩個在我們身旁走過。這一刻，我們感覺自己正在觸摸著這座城市，而這座城市也在輕輕包納著我們。

吃到一半，老闆娘端了碗小菜走過來，“要你們坐在外面，真不好意思，這是小店特色--腸中腸，好好味，試下。”看著滿滿的小碗，我們心裏的感動也慢慢溢了出來。

特區政府要大張旗鼓搞“飲食產業”。姑不論“飲食產業”是否就能和“文化產業”畫上等號。但什麽是“澳門文化”的“鮮明特色”？怎樣保持“澳門文化”的“鮮明特色”？如何讓中小企業“參與”？如何讓“老店”聲譽益隆？如何讓“新店”生存壯大，並慢慢變成明天的“老字號”？可真不是紙上寫幾句就可以解決的。

吃著吃著，和老闆娘聊起天來，她說小孩讀書怎樣怎樣、又抱怨如今幫得手的店員難找，小本生意更沒辦法和大公司競爭……

這小店也許不是什麽名牌、老字號，但它讓我們真切感受到城市的存在，冥冥中，在我們和小城之間建立了仿如家人般的聯係。看著一臉憨厚的老闆娘和那殘舊的小食店。我們真的不知道，在今天緊張的人力資源、昂貴的鋪租、大企業激烈競爭的衝擊之下，它還能撐多久。

也許，下次再經過，我們會看見它已變成窗明几淨的國際連鎖店，在與制服整齊的店員的機械式買賣之間，我們嘴裏嚼著在北京、曼谷、倫敦都能看見的同樣食物，只能在心裏默默回想這小城曾在某個十二月中午給過我們的溫暖。

（刊於2006年12月7日《澳門日報》副刊 / 新園地 ）

人道援助：幫不幫？怎麽幫？

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見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

曾幾何時，“不幹涉別國内政”是一個冠冕堂皇，無可辯駁的理由，在很多場合，被中國政府拿出來作爲抵擋別國指責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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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幹涉別國内政”，“別人的事情讓別人自己去解決”，這些話，聼起來，確實很有道理，但是仔細一想，倒也很有疑問。今天，在前鳳凰衛視記者的博客上看到了這麽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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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貪污，昨天晚上參加一個教授在家裏面舉辦的晚宴，和一個從事公共衛生研究的記者聊起了非洲。他馬上要去烏干達，我說今年六月我去過，當時印象最深的，是採訪中國領導人參觀當地的愛滋病中心。當時的感覺，似乎很有成效，而中國也宣佈給與先進和設備的捐助。結果他馬上很嚴肅地和我探討起來。他說，事實上烏干達的愛滋病出現上升趨勢，主要是烏干達政府的貪污，使得那些資金沒有真正用到愛滋病人的身上。原本西方國家和國際機構已經切斷資金援助，要求烏干達政府審視貪污問題，但是現在中國的錢來了，而且中國政府因為不干涉內政的立場，加上對於錢的流動沒有監督，所以，問題就是在於，這樣會導致政府的貪污狀況越來越嚴重。(閭丘露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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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思考，那就是：如果要幫助別人的話，應該怎麽去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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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個朋友，聰明能幹，一時間手緊，問你借些錢周轉，你知道他會將錢用在正道，也知道他確實需要幫忙，當然會慷慨解囊，也不會太多過問他錢要花在哪裏，怎麽去花。但是，如果你明明知道另一個朋友嗜好吸毒，賭博，嫖妓，他走來問你借錢，你還是大方不拘的把錢給他？就算你有萬貫家財，也不介意他還不還得起，但，這是真正的對待朋友之道嗎？

“不幹涉他國内政”當然有它的道理，但也絕非萬試萬靈的黃金定律。中國在非洲國家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主要是一方面是非洲國家的政府機構希望在歐美大國之外，另找靠山，以免在外事上受制於人，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希望增加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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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中國已經從昔日“同志加兄弟”的國家友誼走向了“有錢就是大爺”的新外交思維。今日中國的普世價值相信“經濟發展能解決一切問題”，包括：只要搞好經濟，人民才不管誰來當權；只要有錢，就可以建立大國的光輝形象；只要高樓大廈遍地，中國就能躋身世界強國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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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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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錢，利益基礎上建立的友誼不可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改朝換代，或者經濟局面一變，這種小人之交馬上就會煙消雲散，真正的友誼，是建立在“用心”的基礎之上，而真正的關切，扶持，怎麽可能不“介入”對方呢？看來，今天中國在非洲一些國家的援助付出，只是肥了當地的當權派，加重了當地的貪污橫行，假以時日，當地人民發現所謂的援助只不過是“鏡花水月”，而他們對自己的腐敗政府的憎惡就會慢慢開始轉移到大灑金錢的援助國--中國身上，另一方面，中國這種助紂爲虐的國際援助方式，也會導致其他希望推動非洲建立民主，人權，法治社會的其他東西方國家的“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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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介入他國内政也有一個方法和目的的問題，當然不是像美國干涉伊拉克内政的模式，可是，“應不應該干涉他國内政”確實是一個首先要解決和達成共識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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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章：中國可以做個沉默的援助國嗎？（梁文道）

問題背後的問題

中國澳門乒乓球隊出征多哈亞運會，結果，業餘教練加上業餘選手，再加上對賽規的一知半解，就稀里糊塗被人家“踢”回家去。

我不會太苛責這些隊員教練（當然，如果他們已經向政府收取了“專業水準”的執教酬金出賽酬金又另當別論），畢竟，正如他們自己說，他們都是業餘從事這項運動，他們堅持的，是自己的體育愛好，抽出自己的工餘時間精力來訓練比賽，不管有沒有金牌名次，積極參與的體育精神，值得鼓勵。當然，身為參加國際比賽的選手，不事先做好功課，了解有關規定，這種馬虎態度就該打屁股。希望他們能好好吸取經驗，以後認真小小，不要再以“業餘”做藉口，跑到國際比賽上丟澳門的臉。

我驚訝的，是特區政府相關部門的失職：

身爲澳門特區的正式代表，原來我們的體育代表團是讓一大幫“業餘”選手“自助式”外出比賽？富得流油的政府在“體育事業”上大灑金錢，東亞運超支數以十億計，派資助獎金也派到手軟，可是，堂堂的“中國澳門代表隊”去多哈參加亞運會竟然“帶不夠膠水”？唔係呀哇？

體育運動當然不只是靠運動員教練在綠茵場上流汗流淚。要他們“決勝千里之外”，背後的行政支援，科學分析更需要“運籌帷幄之中”，我們的政府如今都把錢都花在“做SHOW”的“門面功夫”，真正提升運動員素質，真正普及運動風氣的願景，我看，都已經抛在腦後了。

為什麽我們不能擁有專業的的運動員教練員？是養不起，還是不願意養？香港歡迎奧運冠軍前去定居。澳門歡迎的，除了能花大錢的賭客，大把鈔票的國際炒家，還有誰？一個連職業教練員也養不起的城市，還談什麽“國際化”，說什麽推動“體育風氣”？ 可笑。

參加國際比賽，而且是亞運會級別的國際比賽，如果有關體育當局知道本地體育界的“業餘”特點，有沒有去伸一把手，幫幫他們？最起碼，也可以幫忙下載一份賽規，買多一點膠水吧？而如果我們細心留意事件的話，會發現在事發後，澳門的比賽隊竟然要“專門找中國隊安排隊內翻譯幫他們寫一份英文申訴書”，天，澳門的有關方面事後沒有跟進？怎麽看起來，我們的運動員好像在外頭遭了難卻沒有媽媽管的孩子？從來被人看成只識“靠開賭發達”的澳門人，堂而皇之的跑到多哈去參加亞運會，龐大的代表團，真的就連一封像樣的英文信也寫不出來嗎？。

據説中國飛人劉翔的一部“體能分析儀”要化幾百萬，沒有政府當初的投入，我們也許看不見今天的“風之子”。只知道“超支”，“送票”，“花錢”的澳門“敗家子”在這麽“敗”下去，我們不但永遠看不見澳門的體育運動希望，大家就等某一天，突然的經濟盛景回歸平淡之後，齊齊被打回“蛇蟲鼠蟻”的原形罷。

這次澳門隊被趕回家，本地媒體不發一言，大家閉起眼扮“鴕鳥”，以爲逃避問題就可以解決問題，不去反思，不去總結，真正躲在問題背後的問題，總有一天會跳到我們的面前，讓我們面紅耳赤，無處可逃。


新聞：中國澳門一乒球選手因球拍問題被取消比賽資格

2006年11月30日
來源：新華網

新華網多哈１１月３０日電 記者從參加本屆亞運會的中國澳門乒乓球隊獲悉，該隊的男選手梁建華因為使用的球拍膠水被檢查出有問題，已被取消了繼續參加本屆亞運會比賽的資格。

據中國澳門乒乓球隊主教練王衝芬介紹，在２９日該隊與越南隊進行的男子團體第一場小組賽後，裁判檢查了梁建華的球拍，發現他的球拍膠水不符合國際乒聯的有關要求，並給予了警告。當天晚上，中國澳門隊在與中國香港隊打第二場小組賽時，梁建華再次上場，而且賽後的例行檢查中再次被發現球拍膠水不符合要求。根據有關規定，梁建華此前的參賽成績作廢，並被取消了繼續參加本屆亞運會比賽的資格。

王衝芬懊悔地向記者表示，確實是由於本隊的失誤造成了這一局面。因為中國澳門隊此次來多哈參加亞運會的隊員都是業餘選手，他本人也不是職業乒乓球教練，所以球隊上下對國際乒聯的一些規則了解得不透。由於帶的膠水不多，球隊到多哈後又在當地買了一些，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違反了比賽規則。他強調，球隊絕對不是故意這么做的，以後一定會吸取教訓。

由於梁建華還報名參加本屆亞運會乒乓球男單比賽，這樣他已經沒有資格參加這個專案比賽了。中國澳門乒乓球隊表示，球隊尊重並且服從組委會做出的處罰決定，但球隊也正在進行申訴，希望組委會允許中國澳門隊再出一名隊員頂替梁建華出戰男單比賽，畢竟球隊來參加一次亞運會不容易，本來就是抱著重在參與的目的，如果還有比賽機會，球隊不想放棄。
記者從中國乒乓球隊領隊黃了解到，中國澳門隊為此事還專門找到中國隊希望得到幫助，中國隊已經安排隊內的翻譯幫助他們用英文寫了一份申訴書。黃表示，中國澳門隊違規在先，受到處罰是應該的，但他們也不是有意如此，但願組委會能網開一面，允許中國澳門隊替補一名隊員，中國隊也會幫忙協調，不過目前還無法確定申訴是否有積極效果。


“膠水問題”是怎麽回事？：
中國澳門女選手的球拍被發現使用了“危險並且高水準”的膠水，而這種膠水嚴重超標，是被明令禁止使用的。在進行女子乒乓球四分之一決賽抽籤的時候，組委會的技術官員樸東天說，澳門女選手球拍用膠中的“芬芳劑”含量達到了百萬分之三百，而這是個非常危險、非常高的含量。球拍膠水一般是用來粘貼橡膠皮和球拍，但是高濃度的膠水可以幫助運動員增加球的旋轉，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球速。而這被認為是有悖公平競爭的原則而不被允許。

事件經過：
北京時間11月30日下午，由於使用違規的球拍的膠水而喪失了比賽資格。中國澳門女乒被判0-3負於泰國以及新加坡。同時，中國澳門男乒也退出了本次亞運會的爭奪。後據新華社多哈12月2日消息，亞運會乒乓球競賽委員會已做出決定，允許中國澳門乒乓球隊派其他球員上場，替補此前被取消了比賽資格的梁建華參賽，但僅限於男雙和混雙比賽，男單項目不得替代。根據乒乓球競賽委員會的官方聲明，中國澳門乒乓球隊的男選手梁建華已被取消了繼續參加本屆亞運會比賽的資格，他的男雙比賽由其隊友張志勇代替，他的混雙比賽由隊友任冬皓代替。

引用來源：(國際在線)

【斷章寫意】中國版萬字夾換豪宅

……那小全張郵票，剛發行的時候也沒有今日的價値，三十五年過去，它成了郵票中的珍品。這兩瓶五糧液，出厰的時候大概也就幾十元吧……這一百天的經歷，也許很久很久以後，會比我想像的更加珍貴，更加影響我的一生……人的記憶就是這樣奇怪，有些事情，當你身處其中時，你以為很平淡，只是衆多平庸經歷中的一件。可隨着歲月流逝，某些原本平淡的記憶卻在你心裏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深刻……並不是歲月讓記憶變得寳貴，只是你當時看不清楚罷了。”【摘自艾晴晴博客：http://blog.sina.com.cn/m/aqq 】

最新交換：一張琵琶曲的CD換溫碧霞的化妝鏡

上篇文章“萬字夾換豪宅”刋出後，接到內地“線民”爆料，原來，這遊戲的中國版本上個月已在北京上演：黑龍江廿二歲女孩王曉光（艾晴晴）十月十五日開始了她的“別針換別墅”之旅。饒有興趣地去艾晴晴博客追溯故事發展，的確充滿辛酸。而最新進展，是她在十一月十九日換到一支價値萬多元的琵琶。

讓我感動的，卻是艾晴晴第一天和一個“老外”的交換遭遇：那外國女孩耐心聽完艾晴晴解釋後，竟決定用自己的手機來交換艾晴晴手裏的小佛像（佛像是艾晴晴用別針換某途人一張照片，之後再用照片和另一路人交換得來）。連艾晴晴自己也有些不知所措，覺得讓老外吃了虧，連連強調小佛像只是不値錢的贋品。

老外的答案卻發人深省：“這交換是平等的，在你以後的生活經歷中，再過很久，你都會還記得這個手機，我也會把你的小玉佛帶回國（作紀念），這就是最大的平等。”不用金錢去衡量一切事物的價値，這種態度，在艾晴晴之後或成功或失敗的交換經歷中、在其他中國人千奇百怪的想法和回答裏，已越來越難一見。

交換過程中，艾晴晴遭遇最多的是被懷疑“騙子”的白眼，而她那從網友手裏先後換來價値四千多的小全張郵票、還有兩瓶價値六千多的五糧液，面對最多的問題是：是不是假的？

根據新浪網的最新調查：近六成的人認為艾晴晴不能在期限內換得別墅，而近五成的人認為這只是艾晴晴為了成名的炒作。

今天的中國人，已經離夢想越來越遠。

（刊於2006年11月30日《澳門日報》副刊 / 新園地 ）

有人看得懂嗎？

以下是司長在今年社會文化領域施政報告講述有關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的一段，有人看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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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有人看得懂的話，可不可以麻煩你告訴我：他到底想說什麽？

第二部份 二零零七年度施政方針

5. 文化領域

5.4 積極創造條件基礎　促進文化產業發展

“文化產業”，它的概念是很廣的，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發展規模和相應的發展門類，但大多取決於人才、技術和市場等因素。行政當局會進一步研究和探討澳門文化產業的發展策略，包括：根據澳門自身的實際情況來界定文化產業；妥善處理“文化”和“產業”的關係，促進它們彼此依存，相互推動。

文化資源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但並非所有文化資源皆可轉化為文化資本，進行產業化經營，因此界定可作資本轉化的文化資源類別至為重要。此外，行政當局會朝著發展本澳文化產業的方向，繼續推進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發展，加強培養藝術人才、創意設計人才，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創作，繼續為社會提供豐富而優質文化活動及各種文博服務，同時，也會加強挖掘、整理和傳播有澳門自身特色的歷史、文化、藝術等等，並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創造良好環境促進文化產業發展。

惟其荒謬，我才相信：“亞洲電影觀景窗”之《排骨》觀後談

深圳導演劉高明的第一部紀錄片《排骨》，被中國紀錄片殿堂級人物吳文光稱為“近年國內紀錄片中關於人物白描最出色的片子之一”，我們終於有幸在澳門文化中心“亞洲電影觀景窗”系列裏一睹芳顏。

《排骨》講述一個從江西來深圳打工的年輕人-“排骨”的故事。排骨在深圳的工作是賣盜版DVD，他不相信愛情，朋友也不多，卻非常喜歡電影，他知道世界上很多電影大師和他們的作品，雖然排骨文化程度不高，卻相當尊重這些自己“看不懂的藝術”。他說：“我賣的那些藝術電影，影院基本上都不放映，沒多少人看。可是拍出來的電影總得有人看啊，要是沒有盜版，你想看都看不著了。”

想想的確荒謬：在中國，藝術電影的存在，卻原來是建立在無數個盜版影碟小販的基礎之上。整天和盜版打交道的排骨，對於盜版，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正版碟太貴，中國老百姓哪消費得起？如果沒有盜版，中國人能看得起電影的就只有一小部分高收入的人士了。”

不錯，今天的中國在各方面與世界迅速接軌，其中也包括消費水平。我想起自己曾和朋友在深圳看電影：人民幣80圓一張的電影票還要大派長龍，甚至因爲滿座而被迫選擇自己不太喜歡的場次，至於售價動輒過百的DVD就更不用説了。當時，只顧驚嘆内地生活水平的日新月異，卻沒想過，在這樣的一座城市裏，那些月收入只有一、兩千元，還要養家活口的人們呢？還有那些月入只有幾百元的外地打工仔呢？他們沒有資格看電影嗎？他們的“文化平權”在哪裏？在全中國充斥著《無極》、《夜宴》這些浮誇、空虛的電影的時候，講述那些掙扎在低下層的人們的聲音，又在哪裏？也許，下次人們在對盜版買賣大加鞭撻的時候，會對中國的社會現狀多一層更内在的思考。

影片裏，賣盜版的排骨說：要是自己有一天能賣正版碟就好了。是的，看見排骨孜孜不倦的研究每一部藝術電影，向自己的客人推薦不同藝術電影時的津津樂道，甚至在朋友家埋頭翻查《電影》手冊的時候，我忍不住想：要是在港澳，他也許會是影碟專賣或出租店裏面一個穿制服的店員吧？但殘酷的現實讓他被迫收起夢想，而警方的掃蕩更讓他從小屋裏逃到天橋，拖著一大箱盜版碟面對自己不可知的未來。

現實何其荒謬？但卻惟其荒謬，我才相信。

澳門特別行政區股份有限公司

對政府首度開腔表示欲以傾斜政策支持傳統特色飮食業的做法，陳澤武回應說，現時首要考慮是篩選値得保留的傳統及特色飮食業。雖無法建立完善公平的審批機制，但前提是該企業應該保持競爭力，對吸引遊客及推動旅遊業有幫助，値得當局協助其變革、重新包裝，迎接未來的機遇。

除保留傳統特色企業外，該商會亦希望與政府合作，從衆多飮食業中挑選優質名店，透過打造一批飮食名店，讓遊客食得更有信心。亦建議建立飮食業官方網站，於網站內提供特色美食店舖資料、介紹，並加入地圖作指引，好讓遊客在來澳前可先瀏覽本澳特色美食，為遊客提供更多方便。

摘自《澳門日報》2006年11月24日


澳門政府官員的思維越來越像生意人，澳門商人的思維越來越象政府官員。有時候我忍不住想，是不是他們上班的時候互相摸錯了門口？

自從政府把“文化產業”解讀成“飲食行業”之後，飲食業界好像終於等到了“大撈一筆”的機會，請注意：這“大撈一筆”不是在市場上大撈一筆，而是終於有機會名正言順的向政府“大撈一筆”！

先看：“該商會希望與政府合作，從衆多飮食業中挑選優質名店，打造一批飮食名店。”

等一等，不是我聼錯了吧？

商會與政府合作，“從衆多飮食業中挑選優質名店”，然後把他們打造成“一批飮食名店”？我真不知道原來澳門政府這麽厲害，有本事打造出“一批飮食名店”，簡直可媲美“英皇”發掘天皇巨星的風光。

我不知道你對認爲“44億東亞運物有所值”的澳門政府的判斷力有多大的信心，反正你是不用費心費力來説服我了。由商會來認可倒也具獨立性，姑且可以一試，但爲什麽商會今天要放棄自己的獨立性，主動去埋政府堆，來合作“挑選優質名店”？在連政府的哪一個部門可以來專業負責評定“優質名店”也搞不清楚的前提下，我說商會的動機裡一點“貓膩”也沒有，你信不信？

至於“建議建立飮食業官方網站，於網站內提供特色美食店舖資料、介紹。”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上面的“官方”二字，應該不是我們慣常理解的“正式（Official）”的意思，而是“官老爺”的“官（Governmental）”字吧？

因爲如果由飲食業商會設立美食資料網站，其實早就該動手了，何必等到政府介入？每年數千万旅客來澳，如果業界有心的話，早可以和本地電訊公司、媒體商討合作，或者集業界之力，做個網站不會太難吧？而且，我們來算筆賬：如果每來澳旅客人次平均點擊2-3次、每個澳門人平均每天點擊1次的話，算起來每年這個飲食資訊網站的點擊率閒閒地也有數億之多，那不但可以起到積極推廣澳門美食之效，分分鐘還能利用這平臺大作網絡廣告營銷，進而還有可能將其發展成一門可以獨立贏利的大生意！

不過，習慣“不思進取”的澳門商家，當然不想冒無謂風險，所以，最好還是由政府來埋單好了。可政府有沒有想過，如果政府為飲食業推銷的話，那是不是也由政府來為這網頁裏所有的商家“背書”？如果食客根據網頁資料消費而受了氣、受了騙，政府是不是會採取相應的應對措施？還是聽之任之，賠上“澳門政府”的信譽？而且，政府用公帑來為幫飲食業做生意，那澳門的旅行社可不可以要求政府來搞一個“官方網站”？而澳門的補習社、時裝店、書店又可不可以提出同樣的要求？政府是不是都去滿足？而如果不是的話，爲什麽單單飲食業可以呢？

澳門政府收賭稅、批地皮，公共資源在來來去去同一班面孔的人們手裏玩個不亦樂乎，卻忘記了一個政府應有的態度：公平、公正、公開。永遠將公共的、整體的、永續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用一個生意佬的態度來管治一個城市。

好，既然政府在忙著選項目、投資、做生意，那麽，身爲業界代表的商會呢？

“陳澤武回應說，現時首要考慮是篩選値得保留的傳統及特色飮食業。雖無法建立完善公平的審批機制，但前提是該企業應該保持競爭力，對吸引遊客及推動旅遊業有幫助，値得當局協助其變革、重新包裝”如果說政府那叫“自身定位角色混淆不清”，那身為業界代表的商會就有些在胡鬧了：他們該做的事情不去做，不該做的事情倒變成一支又臭又硬的“攪屎棍”。“篩選値得保留的傳統特色飮食業”？如何“篩”？如何“選”？而怎樣的飲食業才算具備“傳統特色”？“值不值得”又由誰來説了算？而如果連商會自己也承認“無法建立完善公平的審批機制”，那請告訴我，你們還凴什麽在澳門的飲食市場裏橫衝直撞？

在自由市場經濟裏，除非業界違規、違法，否則，真正有“篩選”資格的，只有市場和顧客。我不知道怎樣的商戶會被他們“篩”出去，但怎樣的商戶會被他們“選”進來，並由當局用公帑（又是公帑？）協助其變革、重新包裝，我還是大概曉得：若你是默默無聞小商號，只曉整些“免治牛肉飯”之類的東西，我看希望不大，但若你和某些高官、商家大佬頗有背景淵源，我想，你會有很大機會被當局協助變革、重新包裝。沒錯，因爲你的確很有“特色”，那“就是與衆不同”的“澳門特色”。

幾乎可以預見，整個鬧劇的結果就是：那些創新的、真正需要幫助的、不知道怎麽開口的、只會埋頭苦幹的商號不會得到什麽幫助、扶持、關心，而那些有後臺的、具背景的、懂得澳門遊戲規則的商家，可以安心地用公帑來做自己的生意。至於所謂“澳門傳統特色飲食”？等個三五七年，你且看看澳門是否擦的亮“美食天堂”這塊招牌。這個賭，我倒很願意和你打一打。

反正，我越來越覺得一世夠運的澳門正在慢慢陷入一場即將降臨的“惡夢”：錯位的政府官員和商家大佬、執政能力一塌糊塗的政府官僚系統、滯後落伍的法律法規制度、虎狼環視的外地財團巨賈、軟弱沉默的本地傳媒、無動於衷的大部分澳門市民。如果這是一家上市公司，我問你：你會不會打算長期持有它的股票？

不過，我倒有個建議，在此且向政府進一言：不如乾脆就將澳門政府變成一家上市集團公司，每年的賭稅是經常性收益，將其他所有的公司、土地、資產都轉換成固定資產。行政長官就是集團總裁，保安司長是保安總管，經濟財政司是財務總監、土地公務運輸司是固定資產副總裁、行政法務司是人力資源兼行政部、法律部副總裁、社會文化司就是員工福利事務專員就好，至於其他部門，也各按企業架構分工，總之，所有的澳門人只要有身份證就是股東（我也不介意那些高官們可以多分一些股份）。然後，整間公司走去香港或者美國上市（說真的，我信任他們那裏的“證監會”多過這裡的什麽“審計署、廉政公署”，還有這些局、司、行政長官的監督能力。）分了認股權之後，我們可以慢慢引進人才，法國的、英國的、美國的、日本的，來者不拒，只要有能力，全用高薪把他們請過來，哪裏還有什麽外勞問題？反正一切以股東利益為依歸，我們就是要一個盈利能力超強的澳門。

等公司業務上了軌道，我們就坐等自己手上的股票升值好了。想想美國的Microsoft、Google，中國的Baidu製造了多少從此衣食無憂的百萬、千萬、億萬富翁？當然，你有能力的話，隨便留在這裡作生意。不然，也盡可找個地中海或南太平洋小島養老。

什麽？我們的下一代怎麽辦？傻啦，只要鈔票進帳源源不絕，哪裏都是天堂，而如果養尊處優的澳門人實在仔仔女女生得太多，就召開一次股東大會好了，到時，荷包漲漲的我們自有財技高手專家來研究新的拆股方案。

【斷章寫意】萬字夾換豪宅

My name is Kyle MacDonald and I traded one red paperclip for a house. I started with one red paperclip on July 12 2005 and 14 trades later, on July 12, 2006 I will trade with the Town of Kipling Saskatchewan for a house located at 503 Main Street.

我叫Kyle MacDonald。從二○○五年七月十二日起，我以一隻紅色萬字夾經過十四次交換，在二○○六年七月十二日換得加拿大Kipling鎭503大街的一棟房子。 【摘譯自oneredpaperclip網站（http://oneredpaperclip.blogspot.com）】

Kyle MacDonald：小別針，大想頭

廿六歲加拿大靑年MacDonald憑“萬字夾換豪宅”妙想走紅全球。去年七月，他受一隻萬字夾啟發，在網站張貼交換啟事。很快，兩位女子用一支魚形筆換走萬字夾，西雅圖雕塑家用陶瓷門柄換走魚形筆。接下來，門柄換露營爐具，爐具又換手提發電機。

交換遊戲在媒體推波助瀾下更見精彩：霓虹招牌啤酒桶套裝、雪地摩托車、一個滑雪假期、一架貨車、一張錄音合約、免費居住鳳凰城公寓一年、與搖滾明星Alice Cooper共處一下午、一個KISS雪球、荷里活導演Corbin Bernsen新戲《Donna on Demand》的一個角色。最後，Kipling市長決定用一棟該市一九二○年代的房屋換取讓該市在電影中出現的機會。MacDonald得償所願：僅値幾仙的萬字夾經過十四次“增値”，換回一棟千呎大屋。

並非個個都能用萬字夾換大屋，MacDonald的成功不但源自古靈精怪的創意，更因其精練行銷能力：他辭工全心投入這活動，親自和網友見面、說服對方交換。他說：“如果你清楚知道要做什麼並開始去做，而人們也覺得好玩或尊重你的想法，他們就會幫你。”明確目標、落實行動，善用一切資源，推動身邊人認識、認同自己的理想……看來，日日“創意文化產業”講個不停的澳門，恐怕連玩這個遊戲的門口也未摸得着。

接下來，MacDonald會出書、拍戲，而Kipling小鎭也將建造一個能在Google Map上看見的全球最大紅色萬字夾，人口僅一千一百四十的小鎭一躍變身世界知名觀光景點……當只識“豪宅換萬字夾”的澳門還在獃望四十四億東亞運“船過水無痕”之際，人家興高采烈的這場“白手興家”創意遊戲，應該仲有排玩。

（刊於2006年11月23日《澳門日報》副刊 / 新園地 ）

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萬字夾換來的豪宅

再談"文化事業"：解讀《施政報告》密碼

(圖片來源：http://www5.nhk-art.co.jp/ )

每年的施政報告不僅關乎澳門小城的社會、經濟、政治發展，原來也是澳門文化學術界的一件大事。因爲，每年政府總會在這份報告裏抛幾個“專業名詞”出來，讓各位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們花上大半年的時間來熱烈討論、研究一番。

而今年的題目是：試論“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的區別。

按報告闡述，“文化產業”需要企業的全方位參與，也就是說，在“文化範疇的經濟活動”，所有與文化相關，又能夠將之經濟運作的就是了。那可包括在内的應有：旅遊業、飲食業、時裝業、手信業、出版業、廣告業等等等等。那“文化事業”呢？如果用排除法來推論，也就是說：所有“與文化相關”的、但卻無法將之“經濟化、產業化”的文化藝術項目，就是“文化事業”。

依此邏輯，首先跳入我腦海的本澳“文化事業”典範，就是“澳廣視”。

這家本澳每年“輸少當贏”的電視廣播機構，完全和全澳市民的文化生活、藝術普及息息相關，而其“不可經濟化”的運作特性，也沒有什麽企業敢與之扯上干系，否則輕則破財，重則傾家。難怪早幾年有公司忙不迭的要把股份送還政府。

可是，問題又來了：廣播電視是無法產業化的“文化事業”嗎？它不可以是“財”“才”雙具的“文化產業”嗎？從香港到新加坡，從臺灣到美國，從SKY TV到鳳凰衛視，反証比比皆是啊？

我又糊塗了。

於是，我用了最簡單的方法來為這個難題求解：走上GOOGLE，鍵入KEYWORD“文化事業”，以下是我找到的答案：

在搜尋首5頁（50個）結果中，共有：
42個結果是：XX文化事業有限公司、XX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
7個結果是：僅含有“文化”或“事業”兩個詞語的其他内容
1個結果是：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

這樣一來，我更迷茫了，如施政報告所講，“文化事業”不等同於“文化產業”，只有“文化產業”才需要企業作為參與主體，那麽，這42家公司、集團、企業是不是搞錯了自己的業務範圍？還是他們不按特區政府的定義來好好起名字？

所幸還是找到了一家正兒八經的學術單位，而且還是“文化事業”的學術單位，就且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怎麽為“文化事業”下定義：

＜文化事業發展系簡介＞
「文化事業發展系」之設立，旨在因應時代脈動，結合臺灣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探索文化永續發展的契機，開發各項文化相關產業，以培育推動文化建設工作的人力資源。本系為全國唯一以培育文化事業企劃、經營與管理、文化傳播與行銷、多媒體製作與應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專業人才的學系。

從臺灣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對自己的解釋來看，文化事業就是開發各項文化產業的事業，而經營管理、傳播行銷、創意產業都是其中的科目。這麽看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不是休戚相關的嗎？

但在施政報告裏，爲什麽特區政府還是要如此開宗明義鄭重強調“文化事業”不同於“文化產業”呢？我的“推理”是：這個“文化事業”應是指政府在文化方面的基礎建設投入，從學校藝術教育到市民文娛場地，還有在民衆藝術修養培育的投入，而“文化產業”則是某些具體的文化藝術項目能開始運作，並以商業形式成爲一門“Business”並進而演變成一個“Industry”。

只是，這兩者能夠剝離來談嗎？沒有好的藝術教育，劇場裏的觀衆哪裏來？沒有有藝術修養和審美觀的民衆，商業運作的畫廊、藝廊的買家哪裏來？不先去耕好地，可以先收了莊稼再説嗎？

在我們迷失在“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濃濃迷霧裏面的時候，也許有一個問題，我們沒有問出口：在文化面前，政府真正應該去做什麽？

後記：

再走上Yahoo(香港)查找一下，它對“文化事業”的分類結構是這樣的： 分類首頁 > 商業金融 > 公司行號 > 文化事業 [ 網站登錄 ]

而在“文化事業”這一欄目裏，包括了： 出版業，補教事業，圖書，翻譯服務。看來，連Yahoo也和特區政府的“分類法”過不去。

文化不是“請客吃飯”--搶看零七施政報告文化領域

“澳門文化具有鮮明的特色，使我們有條件考慮文化產業的發展。但文化產業並不等同於文化事業，需要企業作為參與主體。故此，我們大力鼓勵專家學者和其他有識之士，深入研究如何使澳門的文化元素和產業發展有機結合，共同提出符合澳門實際的文化產業發展方向。澳門的飲食文化素有特色，本地和鄰近地區均看好澳門特色餐飲的前景，政府亦將作出大力配合。政府和民間密切合作，加快可行性研究的步伐，推出有效的措施，支持本澳向有聲譽的飲食老店健康營運、興旺發展。” （節選自特首施政報告第二部分：特區政府二零零七年施政要點）


澳門不缺乏文化，缺乏文化思考，澳門不缺乏文化元素，缺乏有視野的文化官員。

文化政策到底有多重要，我想，高堂軟座的官員可能真的不太清楚，在一個社會裏面，文化政策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怎樣的文化政策才是好的文化政策，我想，特區政府的官老爺們都沒有怎樣想過、研究過。也許正是因爲這樣，所以，我猜他們才會在堂堂一份代表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文化發展架構性文件裏面，把“文化產業”解讀成“飲食行業”吧？

就算發展“飲食文化”

“飲食行業” 當然也可以引生出“飲食文化”，進而發展成爲一門產業。這點不假，但就算特區政府放下身段，打算在明年，甚至今後將澳門定位為區内的“飲食天堂”，也實在有太多問號值得我們去窮追猛打：要保持飲食產品的多元性，這五花八門的美味食品從哪裏來？是打造像臺灣、泰國那樣的夜市？還是催生百花齊放的小本經營商？而如果澳門要保育一批小而精致的食店，那麽，天價鋪租的負擔如何解決？人力資源的提供如何滿足？對於食客來説，輕鬆的環境、滿意的服務、正宗的美味又是否可以垂手可得？還是會憋了一肚子的氣？還有，健康安全的食物保證、價廉物美的品牌形象又可以怎樣維持？食客出了問題事故的話，追討、賠償、處理機制又如何？

如果這些問題已經詳加考慮過，請告訴我答案，而如果這一切都沒有好好想過的話，那麽，施政報告裏面講的，是不是廢話？

我們離“文化政策”還有多遠？

澳門有沒有文化政策？回答這個問題，恐怕要像《皇帝的新衣》裏面那個小男孩一樣擦亮眼睛。我想，起碼目前，澳門是沒有一個完整的文化發展政策，或者說，文化發展方向，在澳門，只有“旅遊產業”，沒有“文化產業”。文學、繪畫、音樂、視覺藝術、舞臺藝術……，或者，藝術教育、藝術家培養、觀衆拓展、文藝發展方向、文化藝術交流定位……還有，澳門的文化發展的優勢、弱點、機遇、限制，這一切，政府、民間、相關業界都研究了嗎？如果沒有，爲什麽要如此“精准定位”的迅速瞄準“飲食業”？

可以想象，接下來的一年裏，澳門社會將對“飲食”這個“命題作文”大寫特寫，大綱政府既然已定，細節便就各自發揮，而如果澳門對真正“文化發展”的討論、研究、試驗今天就已經做出了一個預設立場。可以想見，接下來本地的社團組織要搞美食活動一定順利無比，而其他需要資源、需要重視的文化產業可能會被冷落一邊。這個社會不但會在這一個行業投入太多的關心和資源，更可怕的，也許就此會扼殺其他範疇的生機。而且，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當初我們錯過了什麽。

在連一個大略的澳門文化政策綱領也沒有制定出來的時候，我們就擺明車馬落注在“飲食業”上，我看，這個“社會共識”是不是“統一”的太急、太早、太匆忙？

點解星期二？

Do you know why Election Day is always on Tuesday? Specifically, “the Tuesday after the first Monday of November”? If not, you’re not alone- we’ve asked two Presidents, piles of pundits, and many members of Congress. No one could tell us.
你知道為甚麼美國選舉日定在星期二嗎？尤其還特別指定每年“十一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那個星期二？如果你不知道，也不只你一個——我們曾詢問過兩位前總統、一大堆學者，還有許多國會成員。沒有人能吿訴我們（為甚麼）。 【摘譯自美國http://www.getoutthewhy.com網站】

美國選舉日為何定在星期二？美國某團體發起比賽，只要任何人能向政客問出這問題，並將與對方的對話過程拍成短片上載網絡便可獲獎金，而且「明碼實價，童叟無欺」：衆議員三百，參議員或州長五百，任何前任或現任副總統二千五百，而布什總統“身價”最高——五千美元。

活動看似無聊，背後卻是一場推動草根階層民主權利的運動。設在星期二的投票日，讓工作纏身，尤其是低下層的工人階層根本不可能抽時間或請假去投票，因此，不但造成美國投票率始終在低位徘徊，也間接地剝奪了草根民衆的民主權利。“提問懸賞”以輕鬆手法成功引起美國民衆對此議題的關注，呼應民間將選舉日移至假日進行的訴求，背後搞手的創意應記一功。

那麼，到底點解“星期二”呢？出於好奇上網查找一番：原來十九世紀的美國還是農業社會生活模式，投票選舉這類政治活動要等十一月秋收過後才能進行，而十一月一日是萬聖節，農夫們周六、日又要工作或做禮拜，故最後決定每年十一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星期二進行選舉。

這是我找到的答案，不過小弟旣不在懸賞之列，又無緣接觸那些美國政要，因此發這筆橫財的機會實在渺茫。但若你自覺有機會賺一筆，就千萬不要放過機會，記得活動截止日是明年一月三十一日。如果你只是像我一樣好奇，也不用擔心花旗國離此太遠，所有片段都會在YouTube、Google Video、Myspace等短片網站公佈，你大可安坐家中，慢慢硏究各路英雄五花八門的答案。

旣然玩得這麼開心，不如同場加送一條“星期幾問題”：丹尼爾·狄佛（Daniel Defoe）的《魯賓遜漂流記》裡，荒島主人公的那個土著僕人，點解叫“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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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2006年11月16日《澳門日報》副刊 ）

反腐敗！澳門人關心起來！

純屬虛構

圖片來源：《澳門日報》

第四屆東亞運動會澳門組織委員會股份有限公司回應審計署的審計報吿指出，東亞運作為澳門首次主辦的國際大型活動，各項工作皆無先例可循……電視轉播考慮到運動會對澳門的長遠效益，決定加強轉播水平至奧運標準……回應還指出……商業化思維難以解決跨部門合作帶來的大量涉及政府內部運作及財政事務的問題。協調民間團體參與的多項事務上，亦不適合以商業角度來考量。【〈組委會解釋調整預算有實際需要〉，摘自二○○六年十一月二日《澳門日報》】

話說海邊某小漁村，本來全村人日日望天打卦，日子悶出鳥來。某天，換了一批村幹部，開發出一門好生意——把海灘租給遊客度假曬太陽。一夜之間，遊客蜂擁而至，村幹部收錢收到手軟，而村民眼見客似雲來，自己兜裏沒多幾個錢，平時優哉游哉日子卻不復再，個個頗有怨言。
為了和諧穩定大局，村幹部們一商量，決定為村民們辦些“實事”，左想右想，最後決定在村裏起一間醫院，理由當然冠冕堂皇：保障村民健康，順便服務遊客。

但平時藥鋪也沒一間的小漁村，突然要起醫院，各項工作當然皆無先例可循，而腰包鼓脹的村幹部雖然剛剛洗腳上田，眼界卻一點不差，要搞就發大來搞，漁村雖然村頭行落村尾也不超過一百步，但醫院規格要比得上紐約、倫敦頂級標準，而且具備服務奧運會的能力。原則就一條：什麼貴買什麼！腦心內科不能少，CT、B超樣樣要，就連員工打卡機，也最起碼要配備視網膜掃描。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醫院雖建成，但整條村最資深的“醫務人員”竟是村頭曾為豬乸接生過豬仔的王婆！算了算了，凡事總有個過程，先請她當院長罷。換上“Gucci”院長袍、人工拍得住全球頂級醫療專家的王“院長”走馬上任後卻發現：這滿醫院西洋玩意實在不好用，硬着頭皮搞完一輪仍不得要領，便說：現代醫院的運作模式和儀器設備實在不適合本村的實際情況。最後結論：日後村民看病，還是自行去村尾土地廟喝碗神符水、搽些香爐灰最實際。

以上故事，純屬虛構，各位看倌若硬要對號入座，唔關我事。


（刊於2006年11月9日《澳門日報》副刊 ）

澳門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關於澳門的公務員是否生活在“黑暗”之中，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於這段新聞的討論，我並不想插嘴。但在議事堂上的一些“奇聞”，實在讓我無法理解。

我有時候真的很懷疑：澳門的某些立法會議員，真的知不知道“議員” 到底是來幹什麽的？

“多名議員亦爭相發言，議員馮志強更不惜與主席“爭咪”，說高議員的指控是“以偏概全”，“把政府說得一無是處，把公務員體制說到好似地獄，是抹黑、醜化特區政府”。“若眞有其事，近兩萬的公務員可能走曬去派牌。”他認為議員要有正義感，口頭質詢應要有事實支持，不能以偏概全。”（澳門日報）

這位直選議員可能誤以爲自己是“政府官員”，因此，不惜“爭咪”來維護政府的“威信”，問題在於：他口口聲聲要求“議員要有正義感，口頭質詢應要有事實支持，不能以偏概全”，但他自己的言論，可符合自己提出的這些條件？

沒有人要去抹黑、醜化特區政府，而在今天的強勢政府管制下，恐怕就算有人要刻意抹黑，也抹黑不了。各個議員在這裡倒是“義正詞嚴”，不過，怎麽在面對44億東亞運濫權風波的時候，一個二個的就變成只會“喵喵”叫的“無牙老虎”了呢？

不過，也不應該只怪議員們的無知，上樑不正下樑歪，先聼聼我們立法會主席的“偉論”吧！

“面對議員你一言我一語，政府解釋議員詢問的原意已大打折扣，令主席曹其眞搖頭“好難做”。她表示得知質詢內容時，已預料一定會引起政府的明確表態，擔心回覆的問題可能被忽略，失去口頭質詢的作用。“覺得唔妥，又無根據做嘢”，原因是全體大會沒有賦予其處理的權力，必須依規定放行。”

作爲立法會主席，爲什麽會“覺得唔妥”？又可不可以、應不應該“覺得唔妥”？她自覺“又無根據做嘢”，她想要什麽“根據”？又想做些什麽“嘢”？

也許我們的主席該向對面香港鄰居的那位同行學學了：“被問及作為立法會主席，如何平衡議會內不同的聲音及黨派的利益時，范太道出作為主席的三大原則：「首先自己要沒有預設立場，若持某一立場的話，會給持相反立場的人不公正的感覺。所以，當主席後，對敏感的社會話題都不會發表個人意見。第二，是要一視同仁，就算對於曾給我命令退席的議員，我都會既往不咎，一視同仁。第三：是要維護議員的言論自由。因為言論自由是每位議員應享有的權利，所以作為主席，我是有責任去加以維護。」（專訪立法會主席 ─ 范徐麗泰太平紳士 ）

曹主席搖頭覺得份工“好難做”倒真是說了大實話，不過，我敢打賭她一定沒有想過其實真正的解決辦法是讓真正有能力的人來做這份工。我也敢打賭爲了澳門的“社會發展”，她一定還會“見難而進”的。

只是，由得這麽一群跳樑小醜在這裡公然褻玩神聖的民主議會政治。我真的很奇怪：有良知的立法議員、傳媒、社會人士，還有，千千萬萬生於斯、長於斯的澳門人哪，你爲什麽不生氣？

中國可以做個沉默的援助國嗎？（梁文道）

（來源：明報新聞網，2006年11月8日 ）

【明報專訊】主權平等與不干涉曾經是國際法的根本原則，只要沒有戰爭，和平狀態底下的任何國家都沒有干涉他國內政的權利。可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和平」的概念卻有了根本的擴充和改變。如今有這麼一種「積極的和平觀」，指的是在戰爭以外，基本人權還得受到保障，才算是完整的和平。為了達至這種和平，國際社會有權介入一國內政。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聯合國曾以「和平受到威脅」的理由制裁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當時南非政府以種族隔離政策是他們自己的內政這個傳統說法反駁指摘，但是不被理會。於是長達30年的國際譴責與制裁就此展開。

人權能不能淩駕國家主權？這是個複雜的哲學問題，你可以說人權是普世價值，也可以爭辯不同的國族文化有不同的人權觀。而在實踐上，它也可以變成一種重要的工具甚至武器，例如美國自卡特總統以來即把「人權外交」當作援助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元素，後來更是美國達成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

在這場爭論上，中國向來堅守不干涉的立場，遠離人權外交的路線，並且以此回應和抗拒西方國家的各種指摘甚或幹預。可以說中國過往在「人權Vs主權」的問題上一直處於守勢，主要是為了對抗他國對自己的批評。可是自從中國崛起，在國際上逐漸享有更大的影響力之後，這個問題就有了重大的變化。尤其剛剛結束的中非論壇，更是把「人權」與「主權」之爭帶到了一個嶄新的外交層面。

許多西方評論家認為中國對非洲的慷慨援助和大手筆的商貿往來會助長部分非洲國家的獨裁政府，而且造成平民生命更大的損失。原因就是中國在提供援助之餘沒有提出任何指向受援國家內政調整的條件，使得壓迫人民和腐敗的政府可以安枕無憂地享受援助的好處。

其中一個最惹人關注的例子就是蘇丹。經過20多年的內戰，交戰雙方本已接近達成和議。但是自從2003年開始，蘇丹西部的達富爾(Darfur)又爆發了愈演愈烈的衝突，至今已造成了200萬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和數以萬計的人命損失。

英美為此曾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派兵進駐維和，但是遭到反對。許多人認為是俄羅斯和中國祭出了不幹預的大旗，才使得蘇丹政府能夠保持強硬立場。尤其中國，現已成為蘇丹石油開採和發展的主要投資者，因此受到英美輿論的抨擊。說到石油，問題就更複雜了，據報蘇丹的石油藏量可能比沙烏地阿拉伯還要大，而英美的石油公司卻因為他們國家的制裁政策完全分不到一杯羹，對於中國的巨大存在又怎能不眼紅？難怪連曾與曼德拉一起坐牢，享譽國際的非洲人權鬥士兼詩人Dennis Brutus在指摘中國為了滿足能源飢渴不顧蘇丹百姓死活之餘，也批評美國對中國立場的攻擊是「別有用心」了。

在這種牽涉多邊利益的處境之中，中國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是犧牲油源和外交地盤加入制裁蘇丹政府的行列？還是繼續以不干涉他國內政的理由持續支援蘇丹政府，坐視其針對少數族裔的軍事行動呢？

其實在國際戰略格局之外，我們還有更多的角度可以切入。

首先是國際援助是否有效的問題，這是近年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例如名著《白人的負擔：為何西方對世界的援助造成了這麼多的毛病和如此少的善果》的作者William Easterly，就大力抨擊傳統的援助模式不只無效，反而惡化了第三世界的政經秩序與社會發展水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受援助國家政府的貪腐。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某個國家就一項交通工程對外招標，中標的公司為了補償賄賂官員的代價，肯定要提高商品的價格或降低所提供服務的水準。另一方面，主事官員則往往收了錢就算，毫不理會購得的商品和服務到底有沒有用。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最貧困國家買進的東西特別昂貴，偏偏又四處充斥完全沒被用過但技術先進的器械的原因了。

更可怕的是不計條件地直接援助一些貪腐程度嚴重的政府等於是變相鼓勵政變，因為許多集團會發現只要奪取政權，就能繼承來自經援和貸款的巨大利益。關於這點，哲學家Thomas Pogge有一個生動的譬喻：「這就像一個制服了門、控制了倉庫的團體能夠把一些贓物賣給他人換錢。」竊國者賊，此之謂也。

如今中國不問條件地向非洲國家提供高達50億美元的貸款和資助，又寬免了100億美元的外債，但這些錢有多少到得了最有需要的人民手中？又有多少會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蹤呢？我們實在不能不擔心。順帶一提，在英國壓力團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近日公佈的「2006年貪汙認知指數」裏，蘇丹名列156，是全球倒數第六位。

可見援助發展中國家要不要有附帶條件還不只是幹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問題，還是援助究竟有沒有成效，以及到底在援助誰的問題。

回到人權和主權的爭論，中國必須認識到隨自己在國際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日漸吃重。「不幹預他國內政」這個說法也不再只是由自身出發的防守性措辭，還是一套必將面對更多壓力與挑戰的外交標靶。有關蘇丹的爭論絕對不是最後一個例子。

我們或許可以參考日本的經驗。日本在上個世紀70年代成立了專事開發援助的機構之後，短短20年間就成了經援發展金額數一數二的慈善大國。但是它一直被人詬病為「沉默的援助國」，原因是它對受援國的內部問題不置一詞，結果不只使得許多援助項目得不到預期效果，還被認為間接資助了許多迫害國民人權的殘暴政府。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它力排眾議不願對中國擺出更硬的姿態，才開始思考和建構自己的「人權外交」與「人道干涉」的政策，並且慢慢說服與緩和了外間的壓力。

中國要是想在國際事務上負擔更大的責任，也不能只是永遠把「不干涉他國內政」放在嘴上，還要更積極地參與人權事務的全球對話，發展一套既能真正幫助受援國人民也符合自己戰略目標的人道援助政策。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那又怎樣？

“常常聼人說，人是萬物之靈；常常聼人說，人與動物的區別，是因爲人懂得思考。真的嗎？”（張可堅，澳門文化中心10月29日《十二怒漢》舞臺劇場刊）


澳門文化中心上演的舞臺劇《十二怒漢》是1955年美國著名編劇Reginald Rose的作品。然而，來到差不多半個世紀之後，我們卻可悲的發現：在這一道五十年前就應該跨越的藩籬面前，我們今天怎麽還在踟躕不前？

《十二怒漢》的出現，給我們的問題標出了一個清晰註解：少數未必一定要服從多數，而真理也不一定就不會掌握在普通人的手上。

一個面對十一個，需要的，除了勇氣，更要制度的保障。雖然十一個裏面的穩陣派在左搖右擺、激進派在拍檯拍凳，但有一點卻大家都全心信奉：每個人都生而平等，應享有表達自我的自由。

今天，很流行講什麽“顧全大局”、“和諧穩定”。不錯，從這一角度來講無疑《十二怒漢》的這次陪審員會議是極其不和諧、甚至是“搞事”的8號陪審員主導下的一次爭吵。但是，我們能說這樣的“不和諧”真是毫無意義的嗎？

能堅持己見固然精神可嘉，不過舞臺劇中沒有揭示出來的問題還在於：這十二個陪審員和那年輕被告並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因此，人人手執“人權、公義”大旗都順其自然。但如果我們把場景切換回今天的澳門現實生活，就會發現，這樣的純粹環境不可能存在。讓我們來設想一下：假如那位被告是你的好友、世侄，或者你的對頭、仇家，那麽，你的堅持和改變，是否還會來的如此輕易？再往深處想一想：如果劇中的情形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我們的招聘考試、生意買賣中發生呢？

回到在千絲萬縷的關係裏糾纏不清的現實社會，人權、平等、自由，一大堆冠冕堂皇的名詞每個人都朗朗上口，但是，來到真正“出聲”或“投票”的那一刻，每個人也會在心中迅速展開一番精密的計算，然後毫不猶豫地搬出自己的另一套答案。

是的，今天我們是學會了思考。不過，那又怎樣？

（刊於2006年11月3日《澳門日報》副刊 ）

品牌的力量：從“紅白藍”到“LV”

曾幾何時，被視爲“老土加娘爆”的“返鄉袋”被LV首席設計師Marc Jacobs看中，搖身一變，成爲萬千Fans追捧的心頭好，更美其名曰：向香港致敬。

品牌的力量，就是如此神奇。

依家，個個澳門人的眼前也有一個LV，之不過，此LV(Las Vegas)不同彼LV(Louis Vuitton)也。只是，不知道今天的澳門從過去那座烏煙瘴氣，嫖賭不分的賭城，走到將來文化氣息濃郁，人人開眼必到的迷人城市，還要多久？

(可否想象下如果早年個個咁樣返大陸，會點？)

紅白藍膠袋是一種紅、白、藍三色相間的帆布製成的大型膠袋，原創於1960年代的香港。紅白藍袋一般為16吋至28吋高。由於用帆布製成，質料輕且堅韌，耐用及容量大，故常用於搬運的用途。早於1950年代，香港已有紅白藍帆布的存在，原為保護大外牆或木屋區居民作為阻擋風雨之用。直到1960年代初期，這種紅白藍帆布才改造的紅白藍膠袋，並廣泛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1970年代至19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中國大陸經濟相對落後，不少香港人到中國大陸探親都不約而同以紅白藍膠袋裝載貨品，一時間紅白藍膠袋與探親成了同義詞。(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4%85%E7%99%BD%E8%97%8D%E8%86%A0%E8%A2%8B&variant=zh-tw)

(轉貼)蔡子強﹕被人針對怎麼辦？

作者﹕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06年10月27日《明報》

暑假時因公事去了美國一趟，偷得浮生半日閒，溜了去紐約兩天，雖然只是短短48小時，也特地溜了去著名的大都會博物館一個下午，為的是要去看看那一幅心儀已久的名畫——《蘇格拉底之死》。

蘇格拉底之死

相信大家都知道，蘇格拉底最後是被雅典人民法庭，以不信奉神和腐蝕雅典青年思想，這些混帳的罪名，判處死刑。雖然他曾經有機會在法庭上放棄自己的想法，好讓自己得到其他人接納，但他最終仍選擇了堅持自己的信仰，寧願飲下毒胡蘿蔔汁而死。法國人Jacques-Louis David所繪的這幅名畫，正是要記下這悲壯的一幕。

英倫才子狄波頓(Alain de Botton)曾經寫過一本叫好又叫座的書，叫做《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哲學的慰藉)，他針對人生不同的苦難，包括不受歡迎、無錢、遭遇挫折、身懷缺憾、失戀和困乏六方面(不幸，六樣問題我都有，所以十分喜愛這本書)，分別向蘇格拉底等六位哲學家，借助靈感，好讓我們更能坦然面對人生的無常和苦澀。全書的第一章，「不受歡迎的慰藉」，也就是從這幅名畫，以及蘇格拉底這段經歷，慢慢談起的。

他說：「這位哲學家並沒有在不受歡迎和被判死刑的情況下屈服，他沒有因為其他人的抱怨而改變想法。他的信心並非來自急躁與愚蠢的匹夫之勇，而是一個較具深度的根源，這個根源就是來自於哲學。哲學提供給蘇格拉底的信念足以讓他成為一個有理智、而非歇斯底里的人，並且讓他在面對不被認同的處境時深具信心。」

狄波頓作出如此的結論：「我們往往因為一句不友善的言辭，又或者諷刺性的評論，而感到難過，而忘了問自己那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這個惡毒的責難，究竟是奠基在什麼東西上？』」

「要擔憂的並不是有多少人反對我們，而是他們反對的理由有多充分。」

過去20年，我身邊不斷有朋友，因為一腔理想主義，而毅然從政，但在政海浮沉的結果，卻通常都是換回來一肚子的不忿。

從政容易動輒得咎

這也難怪，在香港從政，本來就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苦差，容易動輒得咎。傳媒都慣了從一個犬儒(cynical)、陰謀論以及民粹的角度，來看待你的一舉一動。如果你對報章的每一個標題，都那麼「上心」，從政的熱情和壯志很快便會消耗得一乾二淨。尤其是當網絡政治變得流行之後，情只有變得更糟，在那一個人人毋須負責的虛擬空間，批評更易變得野蠻和歇斯底里。

發現自己成了別人惡意針對的對象，殊不好受。我希望他們可以看看以上這本書，或許可令他們釋懷一點。

蘇格拉底死前曾預言，終究有一天，雅典會以他的方式來看待事物，結果真的如此。

狄波頓在篇末再如此說：

「這個故事鼓勵我們不要透過狹隘的陪審團其嘲弄眼光來詮釋自己不受歡迎的理由，五百名智識有限的人評斷了蘇格拉底，這些人依據的是非理性的懷疑……或許我們無法即時說服狹隘的陪審團以拯救自己，但我們可以藉由期盼後代子孫的評價得到撫慰。」

中國人亦有類似的智慧，就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想，如果把「文章」兩字換作「從政」，道理也未嘗不一樣。

沙灘“狗”生員

這只狗我並不認識，但它看見我一個人游得水花飛濺，所以相當關心地來“巡視”了一番，以爲我有什麽意外。水性尚可的小弟於是和這位“沙灘救生員”開心地游了一個早上。

最後下來，我們變成了好朋友，它也不肯走呢（當然，和我手裏的香腸也有關係）。所以，有時候，想一想，和狗相處比起和人相處，真是要簡單，開心的多。難怪有西諺如是說：“All Dogs Go To Heaven”

重新開張：我又回來了

我決定又搬回來了。
原因有二：

（一）Blogspot的服務，功能越來越好，我認爲，從一個使用消費者的角度來看，應該對它的這份努力有所獎勵。

（二）我發現，原來，中國大陸，臺灣，港澳都可以看到Blogspot的，這樣，以後我就不用Yam和Sina兩邊走了。

所以，我，又回來了。

創意萬歲

“徵婚者：廣西南寧人，作家，今年26歲。對應徵者相貌、年齡、家境均不限制。唯一條件，要閱讀小說《靈山》理解力達三成以上者方可“入圍”，“徵婚流程”包括：先閱讀《靈山》；再告訴他對此書的理解，特別注明“最好寫成文章”，如果“入圍”，兩人再進行進一步交流……”（摘自2006年8月9日《重慶晚報》）


難怪作家余華說自己最喜歡看報紙的社會新聞版，因爲很多現實中存在的離奇古怪，確是任何一位作家的豐富想象力也難以企及。

選老婆居然用上了高行健的《靈山》，不知是内地網民的嘩衆取寵，還是現代文藝青年的創意卓見。但不得不承認，今天的内地人，在很多事上確有不拘泥凡規俗例的勇氣：早前媒體報道，《無極》劇組毀林事件被列入北京市公務員招考申論題，另一新聞是，鑒於内地博客（Blog）文化興盛，身為嚴肅政府機關的公安廳也來“開博”，分享辦案經歷、更舉辦網上“警花”票選，網民點擊率一路高飃，變身“中國第一公安博客（http://blog.sina.com.cn/m/gongan）”！

今後内地面對的問題，當在如何有效規管，維護社會秩序的同時，又不至於抹殺寶貴的創意新苗。應該說，勇於突破規範、敢於嘗試創新，是社會繁榮發展的核心要素。其實，創意，又何止於文學、藝術、表演？看臺灣倒扁活動，從“靜坐試坐”到“靜默散步”，有創意的社會和接受創意的民衆，往往能博得局外人的會心一笑。

回到澳門，在這個連對“黃”、“賭”兩大中國傳統避忌也相當“包容”的社會，尺度看似開放，但事實上，從電影、音樂到商業廣告宣傳，從放煙花到叉燒飯，這個社會也實在交不出什麽有創意的答案。

所以，如果夠膽識的話，急需加快“行政司法改革步伐”的特區政府可以帶個好頭，像那位仁兄般照辦煮碗來一次全球公開徵聘：給應徵者一本澳門特區法律的中文譯本，看完後能理解七成或以上的，可以考慮聘他回來做法律專家。

談談澳門文學、市場化，以及文化政策

本地創作人對本地文學創作的弊端以及問題作出深切的叩問。本地“大博”-煲稀小脂的博客内，一連發表兩篇文章，就這個議題作出分析，也引來了本地相關創作人的熱烈討論：文學應不應沾染“銅臭”氣？金錢的介入，對文學，甚至所有的藝術創作，是會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還是會將創作拖入媚俗的“泥沼”？講文學創作，要不要談市場？文化政策在其中又發揮什麽樣的作用？

文學的意義

經濟當然會對包括文學在内的任何文化藝術產生影響。嚴格來說，經濟的影響，不應該直接發生在作品上面。這麽說吧：在花園裏，能種出美麗的花來，講求的，不但有天時地利，還要靠園丁的悉心照看、種子的健康優良，最後，還要參觀的人懂得去欣賞花兒的美麗。這一切，當然不是光有錢就可以。

但又試想：如果沒有錢，園丁每天開工想著自己發燒的兒子沒有錢看病，肥料只能選最便宜的冒牌貨，而除草、滅蟲的工作更是可免則免。雖然不排除這樣的環境之下也能偶爾掙扎出一、兩朵美麗的野花，但更多的，我們將面對一個荒蕪的花園。更吊詭的是，往往最黑暗的時代才能醖釀最偉大的作品，但是，這些偉大作品所希望帶領我們而去的，不正是一個快樂、平等、富足的社會嗎？

文學是一個永遠也走不到頭的“莫比烏斯環”嗎？文學的意義到底在哪裏？我們又到底是爲了什麽在這條路上冒著風雨荊棘前進呢？如果我們跳出文學的範圍，從更廣闊的層面來看這個問題：文學，其實並不單獨存在於社會。一個好的作家，也是從咿呀學語開始。在他寫出偉大作品之前，他也會被幼兒園老師教訓、在作文課上拿不及格，他會去逛市裏的書店、看電影院的電影和舞臺上的表演、被媒體新聞的觀點和立場影響並開始思考……其實，任何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或創作者，都是整個社會潛移默化的結果。

這也就說到澳門文學環境低迷的根本問題所在，我以爲，澳門缺乏的，不是一流的作家、一流的作品，澳門缺乏的，是能夠產生一流作家和作品的環境。

作家和作品是果，而不是因。

“市場”真的是“魔鬼”嗎？

一直以來，講“市場”總被某些岸崖自高的創作人視爲洪水猛獸。固然，“市場”被妖魔化是因其媚俗、淺薄的一面，但更多的卻還是在技術操作上的失敗，最明顯的，就是今天内地創作人在盲目“市場化”運作的理念下，就像拿著一把鋒利的小刀亂揮亂舞，不但傷害了觀衆，更傷害了自己文化傳統、人文精神的根本。

但是，他們做的不對，未必代表“市場機制”的不對。刀子劃破了自己，錯，並不在刀子本身。

健全市場機制的關鍵在於，它並非僅僅針對創作人而言，因爲，在一個良好市場機制後面，其實是一整條產業鏈。作家和作品，不過是龐大冰山露出的小小一角。

就以影視業為例，美國荷里活、韓國的相關業界可以花費幾年的時間、數以千百萬的資金，為的就是一絲不苟的創作，相比起内地和香港那可憐的製作費、對劇本的馬虎和不重視、講求“幾天拍一集”的效率，他們製造出來的電影和電視節目的不堪入目也就不是什麽新鮮事了。

再以《達芬奇密碼》作者丹‧布郎為例，他曾經提到，自己之所以能夠心無旁鷺專心撰寫《達芬奇密碼》，甚至數次往歐洲實地考察，是因爲出版社給了他四十萬美元版稅預付。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那時他還只是一個寂寂無名的作家，幾本小説的銷量也不過幾千本而已。但是，健全市場機制的能量就在這裡，大家都知道遊戲的規則，也都遵守遊戲的規則：作家負責創作、編輯負責挑選自己認爲有潛力的作品、出版社負責決定哪一個項目值得投資、律師負責將版權版稅事務整理的一清二楚、營銷專家負責如何將作品推廣給不同的讀者……大家各司其職，各盡專業本分。所以，盜版商不敢亂來，因爲他們知道律師一定會找上門，作家也可以放心創作，因爲他知道，只要寫出了好作品，就不至於三餐不繼。出版社老闆也敢作出投資，因爲他知道自己今天冒的風險，明天就有可能化成豐厚的利潤。

良好的文化產業的發展，絕不僅僅與創作人有關。對任何想發展創意產業的地方而言，一套法治、有序、公平的市場機制又怎可或缺？

市場機制對創作的影響

澳門創作環境的缺失固然有其多方原因，但我認爲，市場化機制的缺乏、僵硬官辦模式的主導，是令澳門從教育到媒體都是一潭死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拿演藝界來説，香港有詹瑞文、潘惠森一批創作人，創作如《東宮西宮》、《西九皇帝》等一批諷刺官僚政府、財團商家的作品，但爲什麽澳門連一部這類反省、批判社會現況的作品也沒有呢？究其原因，因爲所有本地藝團都或多或少在接受政府資助、外判的工作而生存。受人錢財，替人消災還來不及，怎還會去諷刺和批判？

很多人說，談創作不能講錢，這話卻要分兩頭：金錢，不應是創作的唯一目的，但是，優秀的創作卻絕對應該有所回報。還是那句話，如果澳門的文化人、媒體人、寫作人能夠在經濟上得以真正獨立，他們也就會説話、敢説話了。經濟的力量，在於它能夠營造出一個相對環境，在多方面向藝術工作者供給養分，比如報紙雜誌的專欄、寫作，以及一些freelance的工作機會。此外，也能夠間接讓許多潛在創作者棲身其中，比如很多作家就在書店、報館、雜誌社、學校等工作一邊維持生活一邊埋首創作。在澳門，這種自由而包容的環境實在太過缺乏。

成敗關鍵：文化政策

這就牽涉到更宏大的層面：文化政策。這絕對是應由政府主導的一項長遠戰略工作。文化政策的核心在於創造一個合適的文化生長環境，至於會長什麽出來，就要看文化創作人的本事了。所以，這裡面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但政府絕對有責任、有義務做這件事。

在“文化政策”這張考卷面前，澳門的成績可能還未算得上合格。今天，從政府到民間都在講“文化產業”，對文化政策的制定、討論、執行，文化產業的培育、誘導、規管該怎麽進行？都是今天澳門急需解決的大事。而首先要做的，是透過自下而上的方向、專業務實的研究，釐清澳門本身文化產業的優勢與定位。每個市民都該享有的“文化權”是否得到了切實的照顧？澳門市民們最想要的文化生活，究竟是什麽樣子？澳門是缺乏絢爛豪華的大型國際音樂劇，還是能讓市民安靜、懶洋洋躺坐著欣賞的小型精緻表演？澳門市民希望身邊不斷建起一座又一座巨型體育場舘，還是寧願要多些規模雖小，卻方便前往的設施完善、服務周到的社區活動中心？推行文化政策的第一步，就是要對這座城市，以及居住在這座城市裏的人進行全面的研究與了解。然後再按自身條件來選擇方向、分配資源、推出措施。

爲了看見明天的文化盛景，所有的人文“基建工程”其實早在昨天就已該著手進行，而在發展速度一日千里、以“文化旅遊”作爲城市品牌的澳門，實在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再讓我們浪費了。

回到原點：堅持，是創作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最後回到原點：“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創作者的義務就是創作，有外在的條件、環境推動，可以走的快些、順些，沒有外在的條件，也要堅持埋首創作，就象魯迅的名言：“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澳門的寫作人、戲劇人、音樂人、舞蹈者、視覺藝術人……不管現實條件如何，只要大家一起邁開腳、咬緊牙往前走，就對了。

因爲，雖然我們身後有五千年的文化後盾，但腳下的前路卻更加漫長。

“學店”：澳門高等教育的窮途末日

看來，眼下澳門的民辦教育是越來越“火”，不但民辦的科技大學收生數量追上了本地官辦高教的老牌子--澳門大學，現在又有新的民辦大學加入戰團：閩港合資的中聯國際敎育投資有限公司計劃在澳門建立一所私立綜合性大學，日前，中聯辦宣傳文化部部長劉曉航表示，“澳門每年的高中畢業生數量有限，所以若要發展高等敎育事業，只有面向內地”，他舉例，“澳門民辦的澳門科技大學現有學生六千多名，超過了澳門大學，但一半以上的學生是內地生。”

根據澳門高教辦公佈消息，截至2005年，澳門共有10所高等院校，其中4所公立，6所私立，共提供252個各類課程，其他外地高教機構2005年也在澳門開辦了31個（48班）高等教育課程。2004/2005學年，高等教育課程註冊學生共26，324人。

而擁有600萬人口的香港，包括職業訓練學院，書院在内，總共也只不過是23所高等院校。包括：8間法定大學，2間法定學院，3間註冊專上學院，2間職業訓練局院校，8間一般院校。

兩相比較，我們不禁要問：在澳門，辦大學就真的那麽賺錢嗎？

香港的富豪李嘉誠，多年來傾心投入教育事業，他前前後後在自己的心血--汕頭大學上投入了數十億資金，更比為自己的“第三個兒子”，可見，辦教育，從來就是一個講求付出，不計回報的社會功業。但在連一家電視臺也養不活的澳門小城，倒是學院開了一家有一家，商人是精明的，虧本的事情他們絕對不會做。而就算澳門在人/（大學）校比已經超過香港5倍之多的情況下，還有商人覺得“有的賺”而來大展拳腳，這裡面到底有什麽玄機呢？

本地專欄作家撰文點出了這裡面的玄妙之處（華僑報：你能明白我的憂慮嗎？多嘴魚，神仙草）依我來看，這裏面的確是大有學問呢。

中國的高教問題千瘡百孔，早前有丘成桐教授抨擊内地學術界的腐敗黑暗，中國高教界的領軍人—北大、清華也晚節不保，其他的，就更不用説了。早前内地“鄭州大學生暴動”事件就可以說是對中國教育部門監管民辦教育的一個警號，内地人口多、競爭大，加上中國人傳統上都覺得讀大學是擺脫貧困，躋身上游社會的途徑，因此，各地學校在紛紛“市場化”運作的大勢下，瞄準學生和家長的這種心態，大發“學位財”。
2006年中國高校畢業生總數為431萬，預計到2009年將接近600萬。據中國人事專家的推算，由於就業人數的持續增加，勞動力總量供大於求的狀況將長期存在。可以預見，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在内地比比皆是，而如果他們能靠花些錢，來澳門讀個什麽“碩士”學位，還可以找一份工作，賺了錢不算，還有一個“特區”學位傍身，運氣再好些的，説不定就能從此在澳門留下來，何樂而不爲？

就讓我們以科技大學為例來算算這筆賬：學費7-10萬不等的碩士課程，除以兩年的修讀期，平均每月的成本也只不過3-4千左右（這裡還沒有包括走《勞工法》空隙的其他雇主，可能他們願意為員工承擔這筆費用，只求繞過《外勞法》的規管），要知道，算作較低收入的澳門整體平均工資也有5-6千元呢。

澳門政府在《規範聘用外地僱員的原則》法案和《規範聘用外地僱員規章》徵詢意見稿規定，「政府可透過行政法規訂定有別於聘用外地僱員一般制度所載者的條件，以許可及規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等教育機構就讀的非本地居民提供工作。」若這政策實施，意味著澳門就業市場正式為在澳就讀的外地生開放。

我絕對歡迎澳門勞工市場對優質的外地人才開放，但這個過程，一定要有序、公平、透明的進行。而不是犧牲澳門高教事業的健康、持續發展，淪爲一間間只知道賺錢的學店。爲什麽澳門不去研究自己的人才移民法案，完善專業技術人才引進、規管的制度？爲什麽不向香港“優才輸入計劃”學習，向内地光明正大的招徠優秀的人才？

現在這種偷偷摸摸，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手法，的確無法不讓我們起疑心：政府在這件事上的取向與做法，大有利用公共資源來為本地民辦學校的生意來“保駕護航”的味道，讓民衆對政府施政的“以澳門社會福利為依歸”的原則，又劃上了幾個大大的問號。

劉部長擔心今後澳門高等敎育要進一步發展，除了繼續提高本身的質素外，生源是其中一個主要問題，但我卻覺得大可不必，只要政府這麽積極“配合”，能以來澳讀書的幌子行外勞工作之實，面向幅員遼闊的内地之後，生源，絕對不是問題。

真正該擔心的，倒是澳門“教育產業”這塊隨時給砸個稀巴爛的招牌啊！

轉貼：六百萬是多少？ (茹國烈,香港)

引用來源：給城市寫信 letters to the city

１９９８年，美國田納西州一個叫 Whitwell 的小鎮上的中學，開始了一個叫萬字夾（曲別針／迴紋針）計劃的學習計劃．原意是第８級的老師想藉著叫同學了解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大屠殺 (holocaust)的歷史，探討種族多元和包容的概念．同學們開始看有關的書，看錄影帶，上互聯網找資料，知道納粹德國共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在討論當中，有一位同學問：六百萬其實是多少？

Whitwell是一個只有１６００人口的小鎮，全鎮小得只有兩支交通燈．傳統上，這區是美國南方保守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大本營，鎮上絕大多數是基督教白人，沒有猶太人，沒有天主教徒．學生對世界的認識甚少．附近的煤礦式微後，Whitwell 已變成一個經濟破落的小鎮．就是因為這些原因，學校很積極推動這個學習計劃．他們計劃收集六百萬只萬字夾，以紀念死難者．選擇萬字夾的原因是，在二次大戰期間，挪威人曾把萬字夾別在襟前，作為反抗的象徵．

開始時，他們寫信向名人，公司和朋友募捐，反應一般．終戰五十多年後，納粹大屠殺對今天的一代，已成為一件遙遠的事情，怎樣告訴今天的年輕人大屠殺是甚麼一回事，是一個難題．直至２００１年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報導，令這個小小的計劃引起了愈來愈大的回響……

這班中學生的單純願望，顯然觸動了很多人，回信的有美國總統，電影明星等等．包裹和信從世界各地飛來，有些萬字夾是整箱整箱寄來的，也有只寄來一個的．有人寄來十多個萬字夾，連著一封信，紀念每一個死去的親人，有一班德國中學生，寄來一個皮箱，裡面每人寫了一封寫給安尼．法蘭克的信，請求她的原諒．還有一班大屠殺生還者，六七十歲的老人，知道了這個計劃，專程到Whitwell探訪這班中學生．這是這班中學生第一次接觸計劃的主角－－猶太人．

同學們留下每一封信，每一個信封，分門別類建立檔案．每一年升上第八級的的同學，都會接手計續這個計劃．到了２００１年底，他們已收到二千七百萬只萬字夾． 怎麼辦？他們決定建立一個永久的大屠殺紀念館．得到很多人的幫助，他們從德國一個火車博物館，找來一輛曾經運送猶太人都集中營的牲口火車卡，把它改成一個紀念館，把一千一百萬個萬字夾放進去．（一千一百萬包括六百萬猶太人和五百萬吉卜賽人，同性戀者，和其它受害者），連同整個計劃的來龍去脈，讓人參觀．永久放在學校操場．

直到今天，這個計劃仍然繼續（學校已呼籲公眾不要再寄萬字夾了），還衍生了紀錄片，書和藝術品，到２００５年，Whitwell中學已收集了五千萬個萬字夾．紀念館仍然開放，並由學生負責講解．

紀錄片DVD在香港買得到，看得我眼濕濕．任何關心教育的人，都應看看這片，我們這幾年常常說通識，說project learning，全都在這小小的萬字夾裡．

這幾星期，我都在開有關西九的會，每次談到「香港有甚麼值得給人看」，我都特別氣餒，然後，我總想到這paperclips project．原來，意義是人自己創造出來的．田納西州這小鎮與納粹大屠殺有何關係？沒有！這個紀念館有甚麼理由要在這裡發生？沒有！只因為這些平凡的人，他們的信念和努力，把意義創造了出來．

我想，這計劃應不算文化產業，創造不了多少經濟和旅遊收益，但這計劃肯定建立了這小鎮的文化，建立了小鎮的價值觀和信念．這肯定是文化．

而文化，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不是嗎？

《亞洲時報》： 澳門博彩業輝煌背後，中國經濟安全亮紅燈

撰文 方德豪，2006/09/06, 週三

隨著澳門開放賭權，這個在中國境內唯一一個可以公開合法經營博彩業的前葡萄牙殖民地也經歷了一次“開放改革”。澳門特區政府樂觀地估計，2006年的博彩稅高達165億澳門元，更有專家認為，澳門賭場的收入有望超出俗稱TheStrip的拉斯維加斯大道。但必須指出，澳門賭客人數大約只及拉斯維加斯的一半；因此，在澳門博彩業輝煌的背後，隱藏的卻是中國經濟安全的紅燈。

澳門於2001年開放賭權後，引入數家外商，當地賭業開始進入新的戰國時代。由有“拉斯維加斯之父”稱號的SteveWynn（史提芬．韋恩）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的澳門永利度假村在已橫越太平洋登陸澳門，該集團的永利渡假村的旗艦酒店“永利澳門”於9月6日午夜開幕。

從表面看，美式經營手法的到臨，確實是讓澳門博彩業的包裝和市場推廣經歷了一次“大躍進”。據香港《蘋果日報》8月23日報道，“SteveWynn為人講求品味，連邀請嘉賓出席開幕晚會的請柬，同樣別緻過人，請柬用一個刻有其個人簽名的精美皮盒，盛載小盆鮮花，派員送給邀約的嘉賓”。“酒店前面的大型音樂噴泉，在充滿熱帶風情的花木襯托下，不時飛舞扭動，與豎立不遠處的9月6日開幕廣告牌互相呼應”。
永利渡假村來頭不少，其競爭對手、也是來自美國的金沙集團也不敢怠慢；該集團的新賭場“百樂坊”已於8月22日啟業。該集團現共提供740張賭桌，成為全球最大的娛樂場。

在未來12個月，連永利在內，可能還有六家新賭場開幕，讓澳門的賭桌數目增加超過二千張。在上次美資金沙於澳門開業後，兩年來當地博彩收入平均都有四成五的增長，因此，這次永利以及其他新賭場的加入戰團，讓外界對澳門賭業的增長充滿憧憬。

據業內分析員估計，澳門去年的訪客大約為180萬人次，相對拉斯維加斯的380多萬人次而言，中國賭城的訪客流量不及美國賭城的一半；可是，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澳門賭場去年的收入達到56億美元，拉斯維加斯賭場的收入為60億美元。今年和明年澳門多家賭場開業，以此推測，澳門賭場收入應可超過拉斯維加斯大道賭場收入。不過，據估計，澳門要追上超過整個“大拉斯維加斯”地區所在的克拉克縣(Clark County)，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澳門現在的賭桌數量不到拉斯維加斯一半，而吃角子老虎機數量也只有拉斯維加斯6%，而在人流量而言，澳門也不及拉斯維加斯的一半；可是，現時兩地收入水平已幾乎扯平。這說明在澳門的賭客的數額可能遠超美國，而澳門的賭客，不少來自中國。這中間，就是涉及了中國的經濟安全問題。

2006年8月17日中國發改委宣布，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為1700美元，作爲一個比較，美國在2006年3月的人均國民收入是27800美元。專家估計，中國人均收入最快也要25年後才能趕上美國。可是，在現階段中國賭客的開支，已超出了美國賭客的消費水平。

只要用簡單的或然率計算一下，不難發現在賭場娛樂時，贏錢機會最大的一定是莊家或賭場。可是，來自中國的賭客，卻依然豪氣十足。這背後可能有幾個可能：一是中國賭客教育水平較差，不明白何謂或然率；二是中國賭客的錢得來容易，甚至是貪來或公家的錢，他們認定這些錢“不是自己的”，即使輸光也毫不在意；三是中國賭客旨在利用賭場“洗黑錢”。
《中國新聞週刊》2005年3月15日一期曾引述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提供的一項數據指出，中國每年由於賭博而流到境外的賭資金額高達600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2003年中國福彩、體彩發行總額的15倍，也幾乎等同於2004年中國旅遊業的總收入。

從2003年5月，中國開展一項打擊出境賭博的“利劍行動”，更加明確地禁止黨政領導幹部、國家公職人員、國有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出境賭博。不過，之後一些好賭的黨政領導幹部雖不敢貿然出境，但也在網路賭博方面找到“出路”。從澳門博彩業近兩年的輝煌成就看，中國黨政領導幹部、國家公職人員、國有企事業單位負責人自己不能出境賭博，但他們可能都找到代理人為其効勞。

在中國總理溫家寶的主導下，中央一直希望把珠海橫琴島交由澳門特區管理，發展一個面向葡語國家的工業加工區，希望扶持澳門不再單一依靠博彩業，但有關構思因為可能影響到地方官員政績，一直遇到地方的阻力，而中國和澳門的經濟安全，就這樣給成為地方諸侯政績工程的犧牲品。
（引用來源： 《亞洲時報》 ）

附錄：曾參與豪賭的中國下馬貪官：

金鑒培：原湖北省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因挪用公款於2001年被判處死刑。他在賭場上每筆賭注七八百萬港元是家常便飯，兩年內揮霍公款高達1.4億港元。
藍甫：原廈門市副市長，因鉅額受賄被判死緩。藍曾趁工作之機到澳門豪賭，一天輸掉350萬元人民幣。
龍錫坤：原廣東省順德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因挪用巨額公款於澳門豪賭，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5年。
牛和恩：原廣東省交通廳廳長。2003年7月，廣東省紀委開除其黨籍，後被判刑。牛涉嫌多次參與賭博，1999年至2001年間多次到廣州和澳門過賭癮。
梁柏楠：原廣州市番禺區委書記、區政協主席，2003年底被“雙規”。他曾在澳門賭輸被扣，只好叫貼身下屬、某港口公司總經理陳某帶20萬元港幣將其贖回。
張宗海：原重慶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副省級幹部，2004年6月被“雙規”。張等人共動用公款兩億多元人民幣，在澳門葡京賭場輸掉1億多元。
馬向東：原瀋陽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他夥同原瀋陽市財政局局長李經芳和原瀋陽市建委主任寧先傑，兩年半時間內去澳門狂賭17次，曾3天輸掉上千萬元人民幣。

給十年後的我

你（我）看到這些文字的時候，已是十年之後。

如果你（我）在此刻回顧過去，審視曾經擺在自己面前的這麽一個起點；如果你（我）像在讀一個已經爛熟的歷史故事，看著情節像軌道列車一樣滑進月臺，不知道那時候的你，會不會怪責現在的我？

因此，我首先要做的，是向你解釋一些事情，或者，動機，希望你知道，十年前的你（我）之所以這麽做（起碼在當時來看）還是有自己的道理。

人生短暫如白駒過隙，我相信，在人到了只能靠回憶來打發時間的時候，經常感到後悔的，往往不是自己當初做了什麽，而是自己當初沒有做什麽：沒有去參加那次旅行、沒有轉換那份工作、沒有去讀那個課程、沒有去認識那個朋友……人生的奇妙豐富，也許不在銀行賬戶裏跳動的數字，而是每一個“如果”可能帶來的驚喜和契機，因此，爲了十年後的你不會有太多這樣的遺憾，十年前的我會盡量接受每一次轉變的挑戰。所以，如果十年後的你發現自己仍在兜兜轉轉、不太如意的話，請原諒十年前的自己的衝動和任性。

搜腸刮肚，我突然發現，我對你，卻沒有什麽話要說，此刻在我腦子裏盤來旋去的，是一個又一個的問題，數不清的問題，給十年後的你：

你還在寫作嗎？
有沒有寫出好的作品？
有沒有受讀者歡迎？
能不能靠自己的作品維生？
你想去英國讀的學位，去成了嗎？
一直想去的西藏，去成了嗎？
還有想環游世界的願望呢？
十年後的你，還住在澳門嗎？
那時的澳門，是一個你真正喜歡的地方，還是爲了謀生不得已而居之的城市？
你還對澳門人、澳門社會夾雜著希望與失望嗎？
對了，你應該已經結了婚、生了小孩吧?
小孩乖不乖？父母身體好不好？
最後，你有沒有向現實低頭，收斂起傲氣和理想，乖乖地做社會機器裏的一個小小螺絲釘呢？

不過，其實，我最想問的，只有這一個問題：

你一直在買的那一注六合彩，十年來，究竟有沒有中過？

《文道‧聞道》

（好文共賞：摘自http://manfaiw.blogspot.com/）

古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說的是大道難求，一旦求得，雖朝聞，夕可死。

今天聽了兩場梁文道演講兼做了一次訪問後，雖不至於夕死可矣，但對我這個梁文道粉絲來說，可謂 “聞道”矣。跟梁文道接觸，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率真，清輝朗月一般，毫不造作扭捏。再聽他的講座，你會恨上天為什麼給了他那麼淵博的學識、那麼條理的邏輯、那麼便給的口才。

比如今早聽他談圖書館建設，他一上來便引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巴別圖書館》(The Library of Babel)，談讀書人的理想圖書館，繼而引出在電子化時代為什麼需要圖書館的論題。他最深得我心的一個觀點是他說到圖書館是一個 “冒險”活動，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在重重疊疊的書架森林中會碰到什麼好玩的書。這真是個書癡的體己話。凡是迷戀過圖書館、視圖書館為家的人都會有梁文道所說的這種經驗的，就是圖書館也可以像一間大型購物商場般拿來逛的，而且同樣會有不停的驚喜發現。這種逛圖書館活動，就是你不專為某本書而去，而是去 “瀏覽”一下圖書館裡究竟都藏了些什麼書。你一列一列地看，一類一類地看，看完歷史看哲學，看完文學看美術，看完醫學看法律，你會驚訝地發現無數有趣的書名與題材。 “逛”過圖書館，尤其是大圖書館的人，永遠會是個謙卑的人，因為他知道什麼叫書海無涯；同樣地，他永遠會是個讀書很雜的人，因為他知道這世界有趣的題材太多了。

梁文道以 “冒險”來論證現實圖書館是電腦虛擬圖書館無法取替，他讓我回憶起大學時徜徉書架樂趣的同時，也讓我明白為什麼澳門的公立圖書館那麼讓我失望——因為這些圖書館絲毫不能讓人感到在書山文海尋幽覽勝的 “冒險”樂趣。澳門的公立圖書館只會令書癡自我膨脹，因為那些藏書還不及私人的精彩。

下午聽梁文道講閱讀，更是妙趣橫生。從我的角度看，梁文道之道在於他不將閱讀看得太神聖。閱讀是必要的，但做了閱讀這個行為，不代表閱讀者就是高人一等或勝人一籌。在他而言，愛美女士讀一本高級時裝雜誌跟大學生讀一本黑格爾是同等份量的。這對我不啻是個當頭棒喝。雖然我從不認為自己讀了些書就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我堅持認為真正的讀書人應該要讀些 “正經書”的，而這些正經書，當然必須是文史哲之類的巨著了。梁文道卻認為閱讀是平常事，無需故作姿態，更無需大驚小怪，以平常心待之就是了。

從梁文道對閱讀的態度，可見梁文道的為人，就是不故作姿態，一切以平常心待之。書展講座之後，我有幸跟他做了個訪問。我第一個問題就問他︰作為文化明星，他怎麼看待自己？梁文道直言他不會否認自己因為經常在電視媒體出現而成為文化明星；他在坦然接受這個身份的同時，更珍惜這個身份︰因為他認為自己有別人沒有的優勢，於是更必須利用這個優勢回饋大眾。 “文化明星”這個身份給梁文道的，不止是光環，還有他對社會的承擔。

這個下午，我們談了許多公共知識份子的話題，談得我心花怒放。我認為梁文道是廿一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新典範，其意義在於他將傳統知識份子岸崖自高的架子放下，認定自己的文化使命與目標，然後一步一步地通過各種各樣可資利用的渠道去推銷甚至 “偷運”自己的理念。他可以很草根，也可以很學術；他可以很滑頭，也可以很嚴肅。最要緊的是，他只認目標，不管手段；可用則用，不可用則另謀他法。他是個靈活多變的現代媒體人，而不是迂腐守舊的頑固派。他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知識份子的使命，不拔高，不自貶，不急進，不退縮，做可以做的事，盡可以盡的力。他信理想，存希望，願以滴水穿石的耐性來等待理想的實現。

這是一個全新的知識份子態度。

晚清以還，中國知識份子雖有救國之情，但均失諸急進，陳義太高；有慷慨捨身的膽量，卻無漸進慢改的雅量。於是，急進引來挫敗，挫敗招致頹喪；頹喪走幻滅；幻滅終成墮落。我覺得，文化大革命便是這種墮落最極端的表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曾經有過 “革命還是改良”的文化論爭。很顯然，梁文道是相信改良的。他不追求一夜之間翻天覆地的革命，而相信細水長流文化的感染力。聽他說公共知識份子的鬥爭策略，我彷彿在上課，也在反思自己這幾年的所想所為。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受五四一代知識份子所影響的迂腐，更不得不認為是改變心態的時候。

這一篇東西寫得亂七八糟，因為我今天實在興奮。我只想記下這興奮中的一點思考與回憶。大學之後，我已很久很久沒有這種知識的震撼與衝勁。梁文道給我的，或許不止是聞道，還有力道。

posted by 小脂 at 8/13/2006

龍應台：注視一個古都的蛻變 我看北京奧運

摘自：香港，明報 / 世紀‧Critics2006-07-31 及 08-01

前進 2008

如果說，台灣人這幾年來每天看到的、讀到的新聞，全是藍綠陣營的對決、總統親信的弄權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算計，那麼申奧成功之後，中國大陸人每天看到的、讀到的新聞，卻是這一類的：

———為了迎接2008年的奧運，1215公頃的土地將被闢為奧林匹克中心，其中奧運村將容納將近20,000名運動選手和各國官員。760公頃的土地將化身為城市的森林公園。

———在08年之前，120億美元要用來改善北京市的空氣和水的品質，200億美元要花在交通系統的改善。

———首都機場正進行擴建，到08年周流量將達到6000萬人次。

———到08年，軌道交通預計將由現在的114公里增加到200公里左右；同時，北京市還在加快市區內快速交通線的建設。目前，市區快速通車里程達到320公里，已經完成快速路網規劃的80%以上。

———奧運會開幕前，北京地鐵一號線全部120輛新車將投入運行。新車均為不鏽鋼車體，車廂內有移動電視系統，採用德國及英國防火標準，同時設置了殘疾人輪椅渡板及盲道，為殘奧會的順利進行做好了準備。

———06年北京市污水處理率達到80%。同時在目前已建成的盧溝橋、清河等9座污水處理廠的基礎上，五里坨等5座污水處理廠也在建設中。預計到08年，北京污水處理率將達到90%以上。

———預計觀光客會有1000萬人次，北京方面將為即將到來的大量旅客提供高質量的住宿。2006年4月底，北京星級飯店已躍升至658家，其中五星級飯店37家，四星級飯店83家，三星級飯店224家。

———北京去年已對20個景區完成停車場、售票房、商亭、銀行刷卡機354個與120個廁所的建設，也將請國內外專家，翻譯北京主要旅遊景區的英語標識。

———參加08年北京奧運會的外國遊客將不用擔心語言障礙、道路陌生、生活不便，因為德國科學家正在研製新型人工智能手機，讓來到北京的外國遊客不僅不會迷路，還能享受最快捷的信息服務。譬如要去的地點，用外文鍵入手機，就立即會有中文顯現。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近日表示，北京已經開展影響奧運舉辦的重大衛生防疫風險評估，其中就包括食品安全的評估，到今年第3季度可以完成。

———據預測，奧運會期間，各國代表團和工作人員將達到近25萬人，供餐超過1300萬份，因此奧運期間總共需要5000噸蔬菜的供給量。北京市農林科學院蔬菜研究中心已經列出了奧運會期間運動員需要的蔬菜種類名單。針對有些蔬菜品種北京沒有或很少的情况，已經開始着手進行蔬菜的引種和篩選工作，重點引進南美和西亞的蔬菜品種，在指定的北京郊區依氣候和海拔進行培育。

———新建場館完成主體結構，改擴建場館和臨建場館加快建設，奧林匹克公園形成整體景觀輪廓。推進軌道交通建設，實施交通疏堵工程。支援城鄉電網改造，加快燃氣熱電廠、天然氣管線建設。整治80個破舊社區，新建和改建公廁1445座，建設100條特色園林大街。

———北京已組織了電視轉播組織。奧運時，會有4000多名記者從事電視轉播，60多輛轉播車，1000架攝像機在不同的場館，共10個頻道24小時開播。估計全球有4億人觀看比賽。奧運會有21,600個註冊記者，10,000名非註冊記者透過旅遊簽證進入中國。北京正在成立「媒體運行部」，負責應對全球媒體的需求。

350與0.8億的現實

因為行政不透明，中國為籌備奧運究竟會花多少錢，沒有人真正知道。流行的一種「說法」是350億美金———事實上可能更多，而其中的大部分，其實是投資於北京城市的基礎建設。350億美金，到底是多大呢？這麼說，香港政府年度預算大約是300億美金，新加坡一年大約是190億美金，台北市一年的總預算，是50億美金。中華民國政府年度總預算大約是530億美金，其中的國家體育預算大約是0.8億美金。台灣的謝長廷要競選台北市長，提出的願景之一就是要爭取在2020年由台北市來主辦奧運。他可能不知道350億美金這個數字，也忽略了04年雅典就花了120億美金在奧運上；希臘預計接下來的年度國家財政赤字會超過GDP的3%，16天的光榮奧運謝幕之後，可能是10年的債務。

在謝長廷宣布他的2020「台北申奧」願景的同一天，原來一直在爭取奧運主辦權的莫斯科市長，宣布放棄申奧。在記者會上，他說，「讓我們面對現實吧，我們一點機會都沒有的！」

文化的深層轉型

16天的奧運只是一個大家都懂的便捷理由，北京的城市改造才是真正的現實。中國所激情擁抱的「不容置疑的信仰」，是「現代化」。到2008，那「花棚魚池院落」、「胡同深處人家」慵懶而從容的北京將徹底而永遠地消失，取代的是個性張揚的西方現代建築，是密佈的交通網路，是完整的污水處理系統，是進步的電子服務技術，是與國際接軌的觀光設施。別的城市花了100年的時間逐漸「長」出來的基礎建設，北京以劇烈的手段在10年內完成。

如果實地去檢驗這些「劇烈」完成的現代化產品，可能會發現無數的裂縫和缺陷，深刻的矛盾和不安──大建設的陰影裏有深不見底的貪腐，有被踐踏蹂躪的人權，有匪夷所思的浪費，有功能完全失效的硬體和軟體之間的扞格等等，但是，我們可能同樣不能忽視的是，這個社會正在做重大轉型：透過科技的引進，他在學習現代的城市管理；透過與國際的密切接觸，他在拓展自己的眼界；為了贏得國際的尊敬，他必須謹守某些價值和規範；為了讓世界理解他，他不得不先去理解世界。在做這些努力的過程裏，他自己的氣質，已經改變了。

奧運只有16天，但是籌備奧運的10年，是一個重大的分水嶺，北京不再可能自外於國際的價值體系和秩序，而且一旦深入國際的價值體系和秩序中，北京將來也可能發揮另一種前所未有的文明能量。這樣的北京，我們不能不去刷掉所有從前的印象，重新認識。

對現代的迷信

也許感受到了台灣人民的鬱卒，台灣的陳水扁說，要送20個10歲以上的小朋友到巴西進足球學校，每年提供每人10,000美金，然後他們就可以打進2018年的世界杯足球賽了。

北京在「崛起」，是的，全世界都在屏息注目。但是，我們可以向「北京經驗」學習的，是主辦奧運和培養明星嗎？

紫禁城對面，已經有一個被稱為「大水母」的建築站在那兒，睥睨着默不作聲的800年的北京歷史。那是北京大劇院。

意大利的建築師，在競標北京大劇院落榜之後，酸酸地說：「我以為，為北京這樣有歷史的古城設計劇院，常識告訴我，這新建築一定要和古城的歷史氛圍相和諧，中國傳統的元素一定要融進新建築裏去。沒想到，得標的是這樣一個東西，簡直就像從火星掉下來了。我才知道，原來，中國人其實是希望和自己的傳統一刀兩斷的。我完全想錯了。」言下之意，「火星建築」──誰不會呢？

和「大水母」競爭佔有北京天空的，還有「大師級」建築師庫哈思所設計的中央電視台。那是鋼鐵和玻璃挑戰極限的作品，建築體以反抗邏輯的姿態扭轉向上，以自身的特異做現代的宣示。和庫哈斯一樣來自荷蘭現居美國的知名評論家卜若馬(IanBuruma)對庫哈斯有嚴厲的批評。

卜若馬說，這麼走極端個人主義的設計，完全無視於環境的歷史和當地居民的傳統美學的設計，庫哈斯應該完全清楚，沒有任何一個西方社區會容許他這麼做。中國會容許，是因為那是一個集權政府，民間沒有反對聲音，而且集權政府剛好有錢，又極端崇拜所謂「現代」，使得代表「現代」的庫哈斯可以把中國的土地當作個人藝術的實驗場，恣意馳騁，無所顧忌。言下之意，庫哈斯趁人之「危」，不道德。

全球的建築師，都湧到中國來了。一個紐約建築師說，他在中國，短短兩年內所設計的摩天大廈幢數，是他在美國一輩子加起來也不可能有的。「中國的摩天大樓，」他說，「簡直像野草，滿地長。」

80億的「視覺效果」

瑞士建築師所設計可以容下九萬人的國家體育場，奧運開幕儀式的主要場館，因為形狀而被稱為「鳥巢」，預定的造價是人民幣三十八億元。在學者的批評聲中，降低到三十一億，一張座椅的造價是四萬五千元人民幣。五棵松籃球館的設計，為了突出所謂「視覺效果」，要在場館外牆上製作十層樓高的大屏幕。籃球館估算的造價是十億人民幣，一旦動工就發現，單單是這豪華屏幕本身就要用掉二十億。游泳館「水立方」的設計更是離奇。澳洲設計，建築外型要用一種中國無法生產的特殊材料，ETFE（乙烯四氟乙烯聚合物）薄膜，總面積十二萬平方公尺的ETFE氣枕造價至少兩億五千萬人民幣，占了「水立方」總經費的百分之三十。

一種「集權美學」

人們說，眼前正在進行的北京城改造，是中國繼建築長城以來最昂貴、最龐大的工程。奧運工程，跟「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萬里長城來比？太突兀了吧？

但是我看見其中的關聯。古城首都的改造，是何等大事，然而一棟一棟光怪陸離的建築，以「現代」之名，可以完全忽略建築與周邊人文環境的有機關係，是因為「周邊環境」的居民，以及關心「周邊環境」的專家學者，在決策上毫無影響。建築工程的預算如此龐大而且如此沒心沒肺的「任性」和奢華，是因為決策不透明，預算不公開，監督不存在。以一場十六天的運動會為理由，可以傾舉國之力投注其中，犧牲其他的百廢待舉項目，是因為，「國家」的概念凌駕於其他價值。這舉國之力的投入，其收益如何、成本如何，是否符合社會長遠利益，是否犧牲某些族群某些階級的權利，不見質疑和檢討，是因為，中國還是一個不容許對根本決策質疑和檢討的國家。

十六天的奧運之後，奧運場館是否逐漸變成養蚊子的廢墟？不變廢墟，要多大的電力人力財力，才能維持運轉？營運的專業人才，從哪裡來？追蹤考核督導，以及責任的追究，可能沒有人做，因為，沒有制衡，就沒有逃不掉的責任。如果這樣來看，奧運工程和萬里長城背後的「集權美學」精神倒是一致的。

金牌，還是學校？

民間的質疑，不是沒有。一篇網路文章，不脛而走。「奧運金牌的陷阱」作者用這樣的公式來算成本：○四年雅典奧運中國贏得三十二面金牌。金牌是用多少錢堆出來的？一九九八年漢城主辦奧運時，中國體育總局的年度預算是十億人民幣，一九九二年參加巴塞隆納奧運會時，這筆預算增到三十億。二○○○年雪梨主辦時，預算增到五十億。以此類推，雅典奧運會備戰四年，中國就要花費兩百億元。最後得到三十二面金牌，那麼每一面金牌就是大約用七億元換來的，「這是世界上最昂貴的金牌。」

作者質問：「海內外華人發起了『希望工程』捐款活動，幫助貧困地區修建『希望小學』。為失學兒童修建一所希望小學的費用不過二十萬元左右，而奪取一枚奧運金牌的成本則要七億元，用這筆錢可建造三千五百所希望小學。如果按每所小學一百人計算，建造三千五百所小學，就能挽救三十五萬個兒童避免成為文盲。如果把備戰雅典奧運會的兩百億元用來辦教育，能夠修建十萬所希望小學，可以讓一千萬個失學兒童上學讀書。假如你坐在領導人的位置上支配這兩百億元，你是選擇奪取三十枚奧運金牌，還是選擇讓一千萬個失學兒童上學讀書呢？」

這個計算的公式當然破綻百出，但是它所提出的問題，卻真實無比。中國的三十二面金牌是怎麼來的？花什麼樣的代價來的？到今天為止，中國的體育制度還是共產國家計畫經濟由上往下貫徹的菁英集中營培訓方式。國家以納稅人的錢，辦理各層體校，投入大量金錢。幾乎所有賽事的得獎者，都來自這個體系。

雅典奧運最閃爍的明星，男子一一○米欄的冠軍劉翔，是怎麼培養的？有一整套的科技器材和專業人員負責記錄、分析他的每一場比賽。一套分析軟體就是三萬元人民幣。訓練人員、分析人員、營養師、出國經費，器材消耗……等等，一個劉翔，大概就是幾百個幾千個「希望小學」的經費。

宣揚國威，還是全民體育？

相對於中國這套所謂「舉國體制」，傾全國之力培養少數菁英的體育制度，西方國家和日本的選手，卻來自全民體育的基礎上。推動全民體育的模範生，是德國，也是日本的仿效對象。德國有將近九萬個運動協會，兩千七百萬個會員，百分之七十的十四歲以上的德國人在自己所屬的運動協會裡終身運動。各形各色的運動協會全屬民間組織，行政和教練，都是志工。以最受歡迎的足球來說，德國有兩萬六千個足球俱樂部，十七萬個足球隊，六百萬個足球會員，從三歲到老年。每一個村子都有游泳池、足球場、體育館、溜冰場等等，對全民開放。

也就是說，美國、德國、日本這些國家的金牌，在有些項目，譬如籃球，是自由市場的運作，大部分卻是全民體育的結果展現。中國的情況是相反的。運動場館很多，但不對全民開放，只供特定少數人使用。體育預算驚人，但不用在國民體育上，只在培養極少數的得獎明星。西方國家競技是為了鼓勵自己國內的全民體育，培養國民體魄；中國競技是為了對外宣揚國威，國民體魄的健全則似乎根本不在思維之內。

真正值得注視的全面的基礎建設，是一種物質文明，但是物質文明會影響精神文明。在菜市場裡隨地吐痰的人，到了潔淨光亮、現代感十足的地鐵站裡，他就不會吐痰。那長期浸淫於權力的官員，跟世界接觸多了之後，他會醒悟到自己的粗暴。辦一次奧運，與全球握手、對話，北京人會經過一次震撼的文化和文明洗禮。我們可以為北京高興，高興這個城市在幾十年的政治劫難後重新出發，平視國際；我們可以為北京祝福，祝福北京從奧運的籌備裡真正學習到「以人為本」的深刻意涵；我們也可以期待，期待一個更文明、更理性、更開闊、更體貼細緻的北京優雅而從容地走進國際社區。

台灣人從北京籌辦奧運這件事情可以學到的，是中國人面對全球的視野和氣魄，是他做事態度的專心和執著，是他對基礎建設的認真和全面，但是，對不起，絕不是申辦二○二○奧運，或是送二十個孩子到巴西去踢足球。那「萬里長城」美學，正是台灣所不要的。在這個層面，反倒是台灣的小，台灣的土，台灣的以草根庶民為重，值得宏大的北京細細思索。

二○○六‧七‧二十四於台北

要高潮，還是要民主？

自恃“靚女”，又聰明（康乃爾學士、密西根法學士），她盡情盡性地以罵“上位”： 她罵克林頓“從阿肯色州一路手淫到白宮”；她罵踩地雷而截肢的越戰老兵“活該，就是你們害美國輸掉越戰”；她崇拜製造白色恐怖的麥卡錫；力主美國應侵略回教國家，並迫使回教徒改信基督教；她力主應在機場候機室設白人區與非白人區，以便易於識別恐怖分子。利用美國兩極對立的社會現狀，Ann Coulter出版的四本書本本暢銷，包括：《重罪與輕罪：控告克林頓的罪案》、《賣國：自由派從冷戰到反恐的變節》、《誹謗：自由派對右派的造謠撒謊》、《如何向自由派說話（如果你必須的話）：安．柯特兒的世界》。最近，她的《Godless:The Church of Liberalism(不信上帝的人：自由主義的教堂)》，以髒話、粗話和幾近下三濫的用語謾駡四名九一一事件受害者的遺孀，Coulter罵她們“娼妓”（broads）、“惡婦”（harpies）、“巫婆”，並說：“我從來沒有看過像她們這樣因丈夫之死樂成那樣子的人！”同時又譏嘲說：“如果她們的丈夫沒死的話，說不定要和她們離婚呢！”《時代週刊》說今天在美國沒有人像Ann Coulter一樣擁有製造分裂、引發對立能量。“Coulter現象”成了美國當代政治景觀中的一個奇景，自由派欠缺重量級評論家、民主黨不知何去何從的時代，風騷又潑辣的柯特兒大大滿足了右翼群眾思想上和感官上的快感。瞅瞅美國、看看臺灣、再想想我們自己，如果現今世界的民主政治已經變成一齣只是追求“高潮”和“快感”的遊戲，那我們的將來會是什麽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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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ad Ahead

嘲笑自己的勇氣

嘲笑自己的勇氣 --《五碌葛唱好澳門》◎ 李爾

藝術創作，其實就是藝術工作者對他們所身處的社會、時代作出詮釋與解讀。透過創作，他們用自己的角度、觀點來理解這個世界，而在觀看、閱讀藝術家們五花八門的觀點的時候，我們也在笑聲、眼淚和思考中探知一個更加真實的世界。但是在澳門，情況卻好像並非如此。

澳門藝術工作者以往的創作鮮有觸及社會問題、政治觀點、文化撞擊等現實生活中的敏感議題，更少有藝術家有能力(勇氣？)向我們的現實生活作出「一針見血」的叩問。在鄰埠香港，這一類的作品從不少見，更大多成為“票房”與“口碑”的雙料贏家。從詹瑞文的《男人之虎》、《烏里單刀》到《東宮西宮》系列、《大汗推拿》，從社會民生到政治經濟，香港的確有太多地方值得生活其中的人們去好好探究一番。但是，面臨開埠以來最為驚天動地的劇變時期的澳門小城，在一天一變、塵土飛揚的都市裡生活著的人們，卻怎麼仍然一如以往般沉默？

上個星期五(17日)晚上有緣在教科文中心一睹本地年輕人製作的《五碌葛2006唱好澳門》，終於讓我聽到久違的澳門人的聲音。《五》劇中，觀眾遇見了這樣一幫「熱血」青年：他們對許多當下正發生在身邊的事情，開始說出那些憋在他們心裡、也曾經悶在我們心裡的話來，從世遺申報、東亞運動會、立法會選舉、輸入外勞，到成行成市的化妝品商店、遍地開花的便利店和賭場……在這群年輕人的舉手投足、嘻笑怒罵當中，我們突然看見，原來，澳門的年輕一代正在努力思考、認真表達。

坦白講，就舞台演出而言，《五》讓我們也看到了本地戲劇新生代的兩大問題，一、創作形式的缺乏創新；二、演員輒待在表演技巧方面接受系統及專業的訓練。綜觀這齣模仿痕跡極重的時政諷刺劇，在形式創作上，它還是沒有跳出香港同類戲劇的演繹形式，而演員們的演技稚嫩更是顯而易見，由此來看，澳門的確應該向這群有心亦有力的年輕人提供更專業、更系統的舞台技巧訓練機會。

當然，真正的問題從來也不僅僅在舞台上：為什麼這類無論在香港、台灣、內地都大受歡迎、題材豐富而取之不盡的創作，在澳門要等到今天，才由一群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搬上舞台呢？面對急速多變的社會，在同樣的問題面前，我們的本地“藝術家”們就真的沒有話要說嗎？

如果我們連自嘲的勇氣也沒有，那麼，我們究竟還剩下些什麼？

澳門，小城？

澳門，很小。
人，也少。
這種情形，古語怎麼說來著：小國寡民。

國小、民寡，見識就一定少嗎？
雖非盡然，卻也有理。

這晚，去了一個本地設計行業的頒獎晚會，衣繽雲影，好不熱鬧。
最讓人奇怪的，是各組獎座的獲獎者。雖然組別繁多，獲獎者眾，但怎麼來來去去，好像就是那麼幾個？我想，這不外乎暗示了兩種情況：一、本地人才缺乏，行業實力單薄。二、這是一個自己人派對。

不管那種情況，恐怕都不是什麼好事，難為了大家還那麼興高采烈。

看見每個人上上下下、捧著四隻手也拿不下的獎座，我就納悶：為什麼不少頒幾個？一金一銀一銅不好嗎？獎，不一定要人人有份吧？

本地設計師臥虎藏龍，可惜，本地數的上的大報只有一份，電台、電視廣告舞台狹窄，電腦網站Flash、宣傳短片更是一片空白，更加讓人窒息的，是從政府官員到商業客戶的狹隘視野與創作尺度。澳門，真的太小了。

我想，澳門設計師們真正要的，也許並不是獎項，他們寧願有的，該是一個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的一施所長的舞台吧？

我的部落

有人說，在網上寫Blog的人，大多抱有「被偷窺欲」。
好好兒的，要想寫日記，自己寫好了，何必要公諸天下？在浩如星海的國際互聯網上，真正被同好者看見的機會，又會有多少？

寫作，就像說話，是我們每天必經的動作之一，對喜歡寫作的寫作人來說，尤其如此。
因此，我們寫，也許不是為了給別人看，更多的，是借自己的一枝筆來幫助思考。如果有同道者「不慎」看見，也許，就是額外的得益，倘再有人回應，不論贊成還是反對，就更是大大的收穫了。

我決定從今天開始寫，紀錄自己生活裡的點點滴滴。拼湊之下，也許會發現一個不一樣的澳門、不一樣的世界，甚至，不一樣的自己。

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