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章寫義）帝國的博弈  李 爾

…… 如今這個往昔入大於出的城市，因上述原因（原來從貿易貨物過境得到的利益，受到新興的英國人居留地香港的競爭）無法以國庫的歲入支付一半的費用。如今，可以這樣說，澳門是一塊完全重新改建的居留地。閣下將會看到您在多麼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出掌澳門政府，陛下對您的博學與經驗、對您的堅強性格，對您的愛國熱誠寄託了多麼的信任，而委以閣下如此重要、光榮的使命，冀希克服一切在您的使命中將遇到的困難。【摘自：〈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長法爾考給亞馬留的指令〉，《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吳志良，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                                 沈志亮的義憤與衝動、亞馬留的輕敵與傲慢、徐廣縉的遲疑與無奈……當我們回望“刺督案”中的各個關鍵人物——就如大多數歷史事件一樣——會發現：很多看似巧合的歷史瞬間總存有某種必然性，事隔已遠再加上受後世意識形態影響，如今要完全還原“刺督案”真相恐非易事，但審度其時國際局勢，我們不難發現，在“刺督案”背後，其實是中葡（及其他西方國家）等帝國之間的一連串博弈。                           1850年的維多利亞城（曾被稱為女王城）。（網上圖片）    “刺督案”發生前，中國剛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簽下《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由於香港擁有較好的深水港，在英國宣佈為“自由港”後迅速發展，澳門的貿易港地位一落千丈，葡國看在眼裡、急在心頭；另一方面看在各國眼裡，一個龐大富裕的中華帝國，原來竟如此不堪一擊，因此葡萄牙決定放手一搏——一改以往與明清政府的合作態度，手段漸趨強硬，意在改變對澳管治現狀：1843年，葡方提出按“香港模式”處理澳門問題遭中方所拒，於是葡女王瑪利亞二世於次年9月將澳門列為海外自治省，1845年11月20日再宣佈澳門為“自由港”，同時派“鷹派”軍人亞馬留出任總督，嘗試憑武力建立殖民管治……後有解讀“刺督案”者，將“刺督案”的發生歸於亞馬留個人的“專橫跋扈”恐是“見樹不見林”——看似偶然的“刺督案”，結局其實早在開場前就已寫定了。 （沈志亮與亞馬留 · 十）                                                  Queen Maria II of Portugal 刊於2015年6月25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斷章寫義）無奈的總督  李 爾

……沈志亮起來抗暴之前，先向官府投訴，又同鄉紳鮑俊、趙勳、梁玉祺等人商議，再由鮑俊向總督報告，得到總督徐廣縉表示認同，鮑俊回來向沈志亮傳達了徐廣縉的意見之後，才組織郭金堂等人襲擊亞馬勒。徐廣縉由於對亞馬勒的種種惡行非常惱怒，而又苦無應對善策之際，便利用沈志亮等民間勢力打擊澳葡……因此抗暴鬥爭並非沈志亮等人的魯莽行為，而是總督徐廣縉、鄉紳鮑俊等多人共同參與策劃，反覆磋商之後產生的政治行動。【摘自：《澳門近代歷史上的英雄沈志亮》，黃鴻釗，《澳門月刋》，2012年第10期。】     雖不少中外史料認為，“刺督案”得到中國官方鼓勵甚或指使，但根據事後雙方軍事應對的對比（中方進退失據，葡方迅猛高效，若是中國官方主動策劃，應不至於軍事準備如此狼狽，反倒是葡方應極盼望類似“刺督案”的天賜軍事介入藉口），筆者傾向於相信“刺督案”主要還是民間自發的抗爭事件。     但或許很少人關心“刺督案”中另一位無奈的總督──過往不少看法將亞馬留橫行無忌的責任，歸咎於兩廣總督徐廣縉的啞忍退讓，但說句公道話，徐亦非懦弱庸官──1849年2月至5月，徐在任內積極調動官、商、民等各方力量，成功領導了“拒英入城”事件（英軍於《南京條約》後，恃強要求進入廣州城，但遭中方嚴拒），據說他曾隻身登上英國軍艦，有理有節地嚴拒對方的不合理要求，堪稱大清的股肱之臣。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徐廣縉謀勇兼備，為何卻在澳門問題上如此被動無奈？有載徐曾擔心與葡衝突可能導致英方乘虛進入廣州，甚至美、法、西等國也群起為敵，這或許可為兩廣總督的消極態度提供某種註解──徐採取“以夷制夷”策略，為免破局，故對亞馬留的挑釁一直啞忍不發，可人算不如天算，突然發生的“刺督案”，令早想打破現狀的葡方找到難得機會，拉攏西方列強“同仇敵愾”趁機動手，而徐的“以夷制夷”平衡策略就此瓦解，此刻他前無軍力支持，後有朝廷壓制，縱使再有心，也無法應付此變局了。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九） 刊於2015年6月18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斷章寫義）遲來的刺客  李 爾

從中葡關係來看，雖然此次事件發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與亞馬留等在澳門推行殖民戰略，引發澳門各方矛盾所致，並且事件本身也有或然性，但事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更加喪失對澳門的管治權……費成康分析事件發生後“葡萄牙殖民者侵奪中國在澳門各方面的主權，使開埠三百餘年的澳門終於在實際上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摘自：《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61)的澳門》，葉農，澳門國際研究所，2013年。】     沈志亮刺殺亞馬留之舉，仿若在國力衰微、受盡欺凌的中國土地上，點起一盞微弱燭光，彰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抗爭精神。但從實際效果看，“刺督”事件卻恰恰相反地加快了葡國奪取澳門的進程，因此“刺督案”雖取得了戰術意義的成功，但從戰略意義而言就不一定了——為何這麼說呢？一般而言，刺殺政治人物，除了懲戒報復外，更重要的是期望“人亡政息”，以制止或擾亂刺殺目標人物推行的政策或措施。但在1849年，亞馬留已於任內透過對澳門華人收稅及登記戶籍、將澳門半島地界擴張至關閘、驅逐大清海關及縣丞衙門等一系列舉措，基本上完成了葡國當初委派給他的任務（相反，若在亞馬留初抵任展現暴戾手段時就將之刺殺，或可制止或減緩其後種種殖民行徑，甚至有機會影響葡國調整殖民政策），沈刺殺亞馬留已是其卸任之際，動手太遲，以致實際收效微乎其微，反而變相幫助亞馬留達成了開拓殖民地的最後任務（雖然總督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為葡國團結西方各國、武力侵犯中國及奪取澳門提供了藉口。     在兩國尚未正式宣戰之際，暗殺一名西方國家在華的官方代表，此舉令西方各國人人自危，放下此前“各懷鬼胎”的“小算盤”，聯手起來對付中國（從刺案後各國一致反應可見），這不但不符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基本外交框架，即使按中國傳統的“殺人償命”原則，刺案也令中方在善後處理上處於被動，對欲挑事端的澳葡則是千載難逢的良機，這從事後中葡雙方處理方式的對比，已見端倪。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七）    刊於2015年6月4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斷章寫義）安重根與沈志亮  李 爾

1905年，在日本武力脅迫下，日韓簽署條約，韓國喪失主權，對於像安重根這樣的民族主義者來說，這不僅僅是個人，而是民族的屈辱，因此他在1907年投身韓國義兵運動，對日作戰。伊藤博文雖然被認為一直奉行對外擴展政策，但是在合併韓國的問題上，他主張不要過快。因此他遇刺後，主張立即日韓合併的政治力量成為主導者，1910年，日本迫使韓國簽署日韓合併條約，開始了對朝鮮半島長達三十六年的殖民統治……這樣的結果，自然不是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想要達到的效果，只有回看歷史才發現，原來他變相地加快了祖國被合併的步伐。【摘自：《怎樣的他們》，閭丘露薇，上海《外灘畫報》，2014年1月30日，總第577期。】     剖析“刺督案”背後的複雜政治原由之前，且讓我們先看看刺督行動為澳門帶來的政治影響──中葡雙方對“沈志亮刺殺亞馬留”一案有着不同解讀：刺客和被刺殺者在各自陣營均被視作“民族英雄”（上世紀矗立於葡京酒店銅馬廣場的銅馬像，就以英雄般的姿態描繪了亞馬留遇刺的一瞬，至今澳門仍有不少以“亞馬喇”紀念命名的地點）。事實上，在始於十六世紀席捲亞洲的“殖民大時代”裡，類似沈志亮的“刺客”絕非孤例：1909年，一位叫做安重根的朝鮮人，在中國哈爾濱火車站刺殺了當時的日本樞密院議長、兼任朝鮮統監的伊藤博文，安重根事後在法庭受審時聲明：“我是為了具有四千年歷史的祖國和兩千萬同胞而一舉處決蹂躪朝鮮主權擾亂東洋和平的奸賊。正因如此，我的目的是正大光明的。我作為一個國家的人民，盡了自己應盡的義務。”     現在看來，這位在韓國被視為“抗日民族英雄”、被日本視作“恐怖分子”的安重根，其實和澳門的沈志亮有着驚人相似之處，而回顧兩起刺殺案件的餘波，我們也驚訝地發現歷史的吊詭──就像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無意中反而加快了韓國淪為日本殖民地的進程，沈志亮“刺督”之舉，也變相加快了葡國奪取澳門土地及管治權的進程。     （沈志亮與亞馬留 · 六）  刊於2015年5月28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斷章寫義）刺客的動機  李 爾

……七月初五日午間，忽聞土夷傳說，啞嗎勒下午欲出關閘，跑馬遊玩，帶人無多。小的就身藏尖刀，在那裡路旁等候。酉牌時分，啞嗎勒騎馬跑過來。小的看見，乘他不防，把啞嗎勒拉下馬來，拔出身帶尖刀，砍落他頭顱，並砍斷他臂膀一隻，啞嗎勒登時身死。小的就把頭顱臂膀，一併拿取祭告祖宗，旋即逃走……【摘自：“沈志亮供狀”，《論啞嗎勒案件與澳門危機》，郭衛東，澳門《文化雜誌》第45期，2002年。】                                                歷史場景：《荊軻刺秦王》(網上圖片)     現存於英國國家檔案局的沈志亮遭緝捕後（1849年9月15日）所錄供狀，應屬刺督案的第一手資料。從沈供述來看，刺殺行動似僅其一人所為（這頗符合後來有說沈企圖將罪責“攬晒上身”的傳言，但在兩廣總督上呈的奏則裡，疑犯卻擴大至郭、李、周、陳等人）。縱觀古今中外，刺客多被視作英雄，因其通常代表了弱勢、受欺壓的一方，面對實力懸殊的對手，只有用“豁出命來”的悲情方式表達個體的反抗精神。在中國傳統裡，一個刺客是否被視作英雄，很大程度還取決於其行刺動機，但若按沈供狀所述“祖墳六穴，因啞嗎勒開闢馬道，全行平毀。小的心懷忿恨，起意乘間把啞嗎勒殺死……並無別的，所供是實”，其動機似純屬私憤，未必達到“民族英雄”的高度（別的不說，如今在中國因拆遷而起的暴力衝突又何止千萬？），但再讀光緒《香山縣誌》：“志亮曰，獨臂於亮，非有門戶之仇也。祇以毀關務，擄弁兵，殘害人民，禍及枯骨，辱我朝廷，殘我閭里，亮激於義憤……”兩份史料似乎互為矛盾——到底是沈在口供裡說謊？還是縣誌只是一廂情願的美化想像？     北大歷史教授郭衛東認為，沈的供詞“必經過清朝官府刪削”，因“純屬私憤”頗符合當時官方希望撇清干係並定性於“民間暴力事件”。事實上，案發後，葡方直指此案主謀是中國官方，但中方竭力否認並推諉於民間“激進分子”……中葡拉鋸，皆有史料可尋。看來，“刺督案”的發生，背後還有更錯綜複雜的國家政治博弈。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五）    刊於2015年4月30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斷章寫義）還原歷史現場  李 爾

……義士佩刀出，鬼神避其靈。昏黃胡騎至，馬足如點星。投書何倉皇，頭落刀光瑩。荊卿利匕首，孤掌誠難鳴。義士揚揚歸，瀝血祭幽冥……【摘自：《沈義士歌》，香山詩人劉熽芬。】     在澳門出版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1832年5月西方傳教士裨治文(E.C. Birdgman，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於清末在中國廣州創辦的一份英文期刊，該刊1849年10月號（即刺督案發後的兩個月），即以《時事日誌：澳門總督亞馬勒被殺案》為題，做了詳細報道，其描繪的刺殺場景大致如下：“……是日傍晚，總督閣下由其副官賴特陪同，如平時一樣騎馬閑遊。他們二人出去野外，而其他人則照樣留在跑馬場。這時候，有幾個孩子來到他們跟前。每人手持竹竿，竿頭綁着樹葉，並舉竿敲打總督的馬頭。總督立即掉轉坐騎，企圖對這種莽撞行為略施懲戒。這時有八個也手執竹竿的成年人衝上前來，圍住總督的馬。其中二個攻擊他的副官，另外六名歹徒則丟掉竹竿，從袖管拔刀撲向這個不幸的受害者。總督手無寸鐵，又失去右臂，無法抵禦攻擊，很快跌落馬下。殺手們砍去他的頭和手，又把他的屍體亂砍亂劈……”     從馬爾斯(H.B.Morse)到《中國叢報》，西方史料似乎較為一致——總督坐駕應是被人（廣東人個頭一般較矮小，被誤作“小孩”也不是沒有可能）用竹竿截停（行刺成功的首要關鍵，是如何令策馬飛馳的總督停下，然後予以伏擊，不得不承認的是，比起置香花或豆於道，派一群人以長竹竿攔馬的方式進可攻、退可守，似乎靠譜多了），然後刺客們（依不同版本，可能是二至八人）蜂擁而上，一組阻擊總督隨從，另一組取亞馬留性命，這和光緒版《香山縣誌》的記錄也大致吻合（光緒版雖僅沈、郭兩人，但也是分兩路出擊，戰術角度而言是一致的），看來就此應可大致還原歷史現場。當然，說起來，要探究刺殺現場究竟發生了什麼，最後還有一項資料也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當事人之一——沈志亮的口供記錄了。     （沈志亮與亞馬留 · 四）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5-05/14/content_997573.htm

（斷章寫義）誰是刺客？  李 爾     ……七月初七日，獨臂乘馬出，從者僅一人。郭金堂若為行路人者，迎面而來將及馬首，出其不意，以利耙刺其心，入數寸，獨臂大叫，聲聞數里。志亮以刃指其從者曰，當吾者死，夷兵震剽不敢近。金堂遂拉獨臂於馬下，志亮剖其首，及斷其左臂而去……【摘自：《澳門掌故》，王文達，澳門教育出版社，1997年】

同治《香山縣誌》內關於刺督案的記述謬誤不少，而且如置香花於道、藏利刃於傘、借投書行刺……各環節既充滿戲劇性，又體現了刺客的足智多謀，符合中國歷史傳奇的敘事傳統，卻未必經得起推敲。而來到光緒版《香山縣誌》，刺督案的經過又是另一番模樣──田明曜主修、陳澧所纂的光緒版《香山縣誌》對刺督案的細節描述更加詳盡，猶如親歷，就連置辦兇器過程也記錄甚詳：“有沈志亮者，貧極負奇氣……逎典舊衣，得錢數千，購純鋼製利刃二，利耙一。”至行刺當日，沈、郭合夥行動，由郭金堂假扮路人，在亞馬留策馬經過時“以利耙刺其心”──這應是致命一擊──“入數寸”令其大叫而“聲聞數里”，負責“把風”的沈先阻總督隨扈上前救駕，後上前將亞馬留剖首斷臂……整場伏擊式刺殺行動可謂乾脆利落，成功圓滿。     光緒《香山縣誌》提出了兩點新主張：第一，行刺者僅沈、郭兩人；第二，主要行刺者是郭金堂，而非沈志亮，後者更多是扮演了輔助角色（這或許也是後來沈、郭爭相認罪之因），對刺客的身份提出了新觀點。當然，同治或光緒版《香山縣誌》均存在因欠第一手資料而由編撰者自行（或道聽塗說後）加以美化或虛構的可能性，而我們再交叉比對中外史料，如美國學者馬爾斯(H.B.Morse)所著《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一書的相關記載，也與光緒《香山縣誌》大致吻合：“亞馬留馳馬於關閘附近，倏遇數人以竹攔其馬。復有八人用棒截擊之，從袖中出匕首，向此無備而僅具左臂之兵頭襲擊。砍其下馬，斬成數段，並割其頭顱及左臂以去。”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三）

（斷章寫義）疑團處處的“刺督案”  李 爾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初七日）乃使或為販魚，或為鬻果蔬，弛擔於道，若觀馳馬者。金堂又以野卉盈束置於道，馬聞香不肯前。日將夕，天且風，馬騰塵眯目。志亮遂出番字書投英酋，酋俯接而視。遂出刈刀鉤其頸，墮馬。酋手槍負痛不及施，志亮遂斷其首，以誇示其手也，並斷其手，埋諸山場之外……【摘自：同治《香山縣誌》，中山檔案信息網，http://www.zsda.gov.cn，2015年4月】     在《鏡海魂》裡，沈志亮是在兩軍對壘之際，因情人若蓮被亞馬留槍傷，情急下將之斬殺……這當然是經過藝術創作的處理加工，那麼，當年刺督案究竟是怎麼發生的？說來有趣的是，有關“刺督案”的具體案發經過，中外史料各有版本，就連中方自己的史料也不盡相同：據同治《香山縣誌》記載，是郭金堂放置了一束香花（一說是豆）於馬道，總督所騎之馬聞香停步，低頭吃草（豆）之際，沈志亮手持申訴信上前假作伸冤，就趁亞馬留接信之時，拔出藏在傘裡的鐮刀，勾其下馬，斬頭斷手……     但是，恰如上海社科院費成康研究員曾指出，同治《香山縣誌》成文於二十年後，又主要是依旁人口述而錄，謬誤頗多（如最基本的遇刺者姓名、官職、國籍都出錯，甚至連事件發生的年代也搞錯）而“不足信”，既然如此，那麼縣誌中描繪的行刺細節和事實有出入亦不為奇，比如：若當時亞馬留正策馬回城，馬速必定不慢，怎會輕易被一束香花或豆阻停？即便真是如此，當時中葡關係緊張，刺督傳言據說連總督本人也有聽聞，此刻在路上無端出現誘馬停步的香花或豆，亞馬留怎能不起疑心？再加上華人攔路遞狀（就算今天老百姓去政府遞信，獲官員親自接收者也萬中無一，更何況驕傲跋扈、目中無人的亞馬留怎會停馬接華人狀紙？大概“不予理睬，揚鞭而去”是更合理的場景才對吧），這場面就連筆者也覺得像是圈套，況且戎馬半生的鐵血總督？這種種不合理之處，確實令同治《香山縣誌》中所描繪的刺殺案充滿疑點。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二） 刊於2015年4月30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斷章寫義）刺殺亞馬留

（斷章寫義）刺殺亞馬留  李 爾

沈志亮，名米，以字行。先世福建人，貿遷來澳門，遂家於前山寨南之龍田村。生而倜儻，慷慨尚義。道光十六年，英夷闢馳道，毀居民墳墓，滅骸骨。和議成，復大辟之。酷甚於前。民畏夷，莫敢爭訴，官置不問。志亮先墓亦受害，思所以報之。【摘自：《香山縣誌（同治）》，中山檔案信息網，http://www.zsda.gov.cn，2015年4月】                                                                         (圖片來源：《澳門日報》)     今年一月，本澳作家穆欣欣編劇、澳門基金會和江蘇省演藝集團京劇院共同打造的新編近代史詩京劇《鏡海魂》在澳門公演，重新掀起不少有關這件發生於1849年的“刺督事件”的關注。事實上，沈志亮刺殺亞馬留一案，對澳門的影響可謂相當深遠——它不但是澳門管治權變更的重要分水嶺，更在地理形貌上大致界定其後百餘年的中葡勢力劃分，自然也引起了不少澳門創作人的興趣並將之納入創作視野（又以回歸後為甚）。除了穆欣欣之外，還有第六屆澳門文學獎的兩篇獲獎小說，均不約而同以此為題，包括陳志峰的《獨臂將軍》和鄧曉炯的《刺客》（收錄於“澳門文學叢書”《浮城》一書內，今年4月出版葡英翻譯單行本），還有澳門足跡於2009年上演的《冇眼睇6：望廈1849》和第十屆澳門城市藝穗節演出的《龍田戲班興亡錄》，以及2013年本土年青作者楓靈出版的《澳城記事——望廈1849》繪本等作品，也均是從這段歷史出發的藝文創作。     日前受澳門文學節邀請赴本澳高校主持講座，席間談到亞馬留遇刺事件，我請現場澳門大學生聽過此事者舉手，竟不過寥寥兩人，再問可有人知曉刺客姓名？全場居然無一！歷史煙雲散盡，英魂卻未留名，着實令人唏噓萬千。但雖說歷史不應忘亦不可忘，但歷經歲月蒙塵，加上後世各種意識形態的投射，有時也可能給原本簡單的事件籠罩重重迷霧，令有意探求者前路莫辨、舉步難行。而若重新審視“沈志亮刺殺亞馬留”事件，也許首先應返回歷史現場，看看沈米揮刀的那一瞬，究竟發生了甚麼？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一） 刊於2015年4月23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李爾‧在此】《Bibap》：徒具娛樂性的“文化產業”

繼令人印象猶深的《Jump》之後，韓國導演崔哲基的新作《韓瘋Bibap》登陸澳門文化中心，瘋魔澳門觀衆之餘，更引發藝評人林喜上周在本版“聲色短打”專欄以此劇為例，直陳澳門“文化產業”無法“跳出自設框框”的短板，値得大家深思。但整體而言，筆者不太認同的是，《Bibap》算不上“文化產業化”的“最佳示範”，因其旣有市場意義層面的成功，也有藝術意義層面的失敗，對澳門發展文化產業的路徑參考，旣有指引之功，也有誤區之謬。

回溯《Bibap》的創作起點是在二○○七年，當時為配合韓國政府“促進韓食世界化”的政策，由韓國農林水產食品部、三星集團及韓餐世界化推進團聯合企劃此表演，邀請韓國舞台劇導演崔哲基擔任創作總監（此前崔哲基的舞台劇《亂打》及《Jump》都是舞台演出注入韓國文化元素的代表之作，廣受觀衆歡迎）。《Bibap》以“美食”為主題，結合BeatBox、B-Boy、無伴奏合唱、武術、光影戲等元素，演出多次以片段形式成為各地國際旅遊展會內韓國館的必備娛樂節目，更於二○一○年受邀參加英國愛丁堡藝術節。發展至今，此演出除了赴世界各地巡演，在韓國本土亦已成為常駐演出節目，列入各大旅行團的赴韓必備行程，將表演藝術和飮食、購物、玩樂並列，成為地方的一項旅遊資源，對於同樣定位旅遊城市的澳門，其實不無借鑑作用。由政府產業政策主導，加上商業化營銷思維，可以說《Bibap》在創作階段就以“產業化”為根本目的，比如節目內充滿娛樂效果的觀衆參與互動環節，甚至在創作階段引入歐洲“舞台醫生”（專責挖掘、糾正舞台演出各種大小問題並加以督促改進的創作顧問），可見創作核心是以帶給觀衆豐富娛樂性為最大考量，這也是《Bibap》與通常意義的舞台演藝創作的最大不同。

若從知名度、娛樂性、入場率甚至票房收入來看，《Bibap》無疑是成功（至少不能算失敗）之作。然而，這齣完全由“產業化”思維催生的舞台創作，也暴露出不少問題：《Bibap》以一場“烹飪競賽”中紅、綠兩位廚師的對決比賽為軸線，整場演出由日式（壽司）、意式（披薩）、中式（麵條）、韓式（拌飯）五場美食對決構成。毫無疑問，此創作角度匠心獨運，但可惜的是，最終舞台效果卻“被手段掩蓋了目的”，本來從“飮食”切入“文化”，創作人如何展現對五國在飮食背後的文化理解和詮釋，是令人期待的亮點，但在大量娛樂元素稀釋之下，五場本來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烹調比拼”卻變得大同小異，徒具嘻哈娛樂的技巧賣弄，有些搞笑手法更是一用再用，和曾在澳門上演的《Jump》、《仲夏夜之夢》（韓國旅行者劇團）在藝術層次上存有相當差距。就此來看，若說《Bibap》給澳門人帶來了甚麼啟示的話，除了“文化產業化”這種結合政府政策、旅遊開發、表演藝術，以商業頭腦推動文化產業聯動發展的開拓型思維，更重要的，是演出向我們做了一次示範：文化產業雖然從形式上看似一盤生意，但其內涵仍應該（而且必須）由“文化”擔當核心元素。否則若捨本逐末，即便能取得商業意義的成功，也不過是另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急功近利之舉。


（觀演場次：二○一二年九月九日下午三時，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六】民主的反思

近二百年前，在那次着名的旅行之後，托克維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民主把一個人永遠地抛回給他自己，最終將他完全禁錮在內心的孤獨裡。”這話可以做多樣的解讀，我的理解則是，民主通過將公共生活的重負壓在每一個個體的肩膀上，挑戰每一個人的心靈和頭腦。如果說劣質的民主，正如專制，是給個體提供一個隱身於群體之中的機會，那麼好的民主則鼓勵每個人成為他自己，依賴於每個人成為他自己。“把一個人永遠地抛回給他自己”，這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呢？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許有不同的回答。【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年六月】



“甚麼是民主？”如何回答這問題，是自己寫“反思民主”系列的初衷。但一連串文章寫下來，越寫越發現這題目的宏大廣博，自己要看、聽、學的實在太多。談論民主，很容易將之與“選舉投票”簡單掛勾，也很容易將之歸責於政府的作為。但事實非完全如此——民主，不僅是選舉投票、政治辯論，更是一種價値觀念、社會型態以及生活和思考方式。

這幾年間，自己對澳門、澳門人的看法，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斑馬線前猛響喇叭怒駡過街老婦的司機、禮貌欠奉態度馬虎的餐廳侍應、巴士上對孕婦老人熟視無睹的乘客……在社會發展大潮的衝擊下，澳門人竟似完全變了一番模樣。

若按字面意思來理解，“民主”就是“讓民作主”，這個“民”字才是關鍵——不是“順民”、“暴民”或“愚民”的“民”，而是“公民”的“民”。民主的成功與否，正取決於社會是否擁有一大批願意擔負起自身責任的社會公民。所以，與其臨淵羨魚，盼望“天上掉餡餠”的施捨式民主，不如退而結網，一點一滴培養出社會強大的公民意識。不講大道理，不談假空想，我們可以從身邊最微小的地方如撿一片垃圾、讓一個座位做起。“好的民主鼓勵每個人成為他自己”，澳門的民主之路，確比我想像的更加任重而道遠。



（反思民主·二十六·完）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五】政治免費午餐

……從南灣的塡海拓地，到氹仔—路環濕地的被毀，這些工程常以犧牲澳門的自然和歷史特徵為代價。在環境規劃上，澳門並非中國的典範和樣本。正和香港一樣，它明顯已經淪為那種有缺陷的發展主義邏輯的犧牲品。……但是，憑藉其獨特的位置和環境，要想吸引投資，要想加速資本化，澳門就必須致力構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像香港（或另一個層面的新加坡）已經實現的那樣。不敢做出這樣的努力，就等於宣判澳門的經濟和政治身份幾乎等同於珠海或任何一座中國內地的城市。……對澳門有利的是，中國內部已經開始向後鄧時代的秩序轉型：更注重管理，更強調專家治國，而且愈來愈多地參與到亞太經濟體中。最後可以說，對於澳門（還有香港）自治的未來，最好的保證是中國自身的民主化。（摘自《澳門史：1557-1999》，（澳）杰弗里·C·岡恩著，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3月）



“政治”不是學者或政客的專利，身為普通市民，我們若選擇和政治“絕緣”，只會任由奸惡者當政，為禍社會，終令自己及下一代付出巨大代價。身為中國人，筆者對中國政治的未來版圖充滿好奇——一國兩制“實驗室”的港澳社會政局好壞，關乎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切身利益；而兩岸關係的未來進程，又是另一或許有機會親身見證的百年特殊個案。

筆者曾以為，在探索中國未來政治路徑的嘗試中，澳門具獨特價値：小城人口不多，社會問題不複雜，經濟政治架構簡單，民風純樸而且認同中國傳統文化，故澳門可摸索中國政治體制的“第三條路”——旣有別於港台，也不同於內地。但以這些年的親身經歷來看，筆者的想法或許有些一廂情願——回歸後澳門經濟騰飛，卻沒能把握機會在政治層面進行新的探索。就算觀鄰埠香港，固有文明和法制之利，看來也難在這塊“政治版圖”獨立成篇。回歸根本，也許中國的民主進程才是港澳民主進程的關鍵。但香港也好，澳門也罷，絕不應坐等這頓政治“免費午餐”，而應想辦法在這場新長征路上，找到發揮自身獨特作用的角色。（反思民主·二十五）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四】“雞毛蒜皮”的選舉

……選舉議題的“雞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是美國社會在重大基本問題上達成了共識的表現。這個社會已經完成了對工人能不能組織工會、如何控制公司壟斷、公立中小學如何運營、婦女該不該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車前排、言論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權是不是一個貶意詞等重大問題的辯論了，剩下的，至少就國內事務來說，基本都是小修小補的“雞毛蒜皮”了。如果一個國家連這些最基本的共識都還沒有形成，“右派”堅持工人不能成立獨立工會，“左派”堅持反對市場經濟，而我是那個國家的公民，那當然會舉着選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初到美國的劉瑜恰逢當地州長選舉，身為政治學者，當然不會錯過難得的近距觀察機會，可令她吃驚的是，幾位候選人的辯論議題——稅率加減0.3%、應否給非法移民發放駕照、是否支持幹細胞硏究——在她看來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仔細一想，也從中琢磨出道理：選舉議題大多聚焦在芝麻綠豆的小事，恰是因行之多年的民主制度，早令國民在一些根本原則問題上形成了基本共識。

香港關於“國民敎育”存廢之爭，就其本質而言，其實也就是社會就“國家／政權認同”層面的基本共識之爭。當年設計“一國兩制”本是權宜之策，其邏輯顯而易見：如果內地那套制度好，何不延用於港澳？而若港澳的制度先進，幹嘛內地不採納？之所以“一國”內要存“兩制”，其實就是設立一個緩衝區，但最後始終還是要“一國一制”的，不過屆時的“一制”要在舊“兩制”之間尋找平衡點，希望找到（或設計出）一套優化改良、大家接受的新制度。而“國敎”之爭，也就是香港社會對日後那“一制”該循何方向發展之爭，比如國家或地方政權當怎樣產生？該如何運作？不論港或澳，如普選等一系列議題，其實都是關乎政體根本的原則議題，只要大家一日未能就這些基本原則形成共識，日後類似的紛爭怕還陸續有來。 （反思民主·二十四）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三】別逼我吃三明治

圖片來源：《新生代》雜誌

……“選誰都差不多”又是好事，因為它說明不同的政黨都在使勁諂媚“多數老百姓”。好比我喜歡吃麵條，不喜歡吃三明治，那麼一個黨請我吃拉麵，另一個黨請我吃刀削麵，我當然“選誰都差不多了”——反正沒人逼我吃三明治。投票率低，至少對某些人來說，恰恰說明他們對政治體制的信任：旣然我就算不投票，也要麼能吃到拉麵，要麼吃到刀削麵，那我投不投票也無所謂了。【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不少成熟民主國家的投票率連年走低，相反，不少民主制度仍在發展階段的國家或地區，投票率卻大多高開，偶而更有媒體將之標榜為“公民意識覺醒”或“民主素質提升”。但其實這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解讀，因為“高投票率”往往代表民衆無法就重大社會議題達成共識，一派要往東走，另一派要向西去，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只有投票站見眞章。但就像一輛好車絕非單靠一副好引擎，民主制度要有效運作，也不能單靠數年一次的選舉投票。運轉良好的成熟民主社會，民衆表達意見的渠道決非只有“投票”一途，除了行政、司法體系，多元對話渠道、活躍公民團體也擔當重要角色，行之多年的民主選舉經驗，令社會各層各界已建立起一套反饋問題、吸納意見的方法和默契，大家便不再一門心思地逼對方“吃三明治”。


民衆以“投票”來贊成或反對政府(或執政黨/派)的權力，平日大多引而不發，只有當社會出現重大問題或爭議之際，你才會看見選民們紛紛湧向投票站，用手中選票表態，所以說投票率高，未必是好兆頭。從台灣到香港乃至未來澳門，其實也有相似之處：“對抗式政治”（藍綠之爭或建制與民主派之爭）的大氛圍下，本應引發社會開展政策辯論的“選戰”很容易變成某種站隊歸邊的兩極拉鋸，選民平時被逼吃自己不喜歡的“三明治”，心有不忿又無計可施，只好用手中選票當“出氣筒”。所以說，咱們的投票率連年向上，或許非因公民素養不斷提高，而是社會不滿正在不斷加大。（反思民主·二十三）

The First Lady's Democratic Convention Speech

The First Lady's Democratic Convention Speech


(Source: www.huffingtonpost.com)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s First Lady, I have had the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of traveling all across this country.


And everywhere I’ve gone, in the people I’ve met, and the stories I’ve heard, I have seen the very best of the American spirit.

I have seen it in the incredible kindness and warmth that people have shown me and my family, especially our girls.

I’ve seen it in teachers in a near-bankrupt school district who vowed to keep teaching without pay.

I’ve seen it in people who become heroes at a moment’s notice, diving into harm’s way to save others…flying across the country to put out a fire…driving for hours to bail out a flooded town.

And I’ve seen it in our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and our proud military families…in wounded warriors who tell me they’re not just going to walk again, they’re going to run, and they’re going to run marathons…in the young man blinded by a bomb in Afghanistan who said, simply, “…I’d give my eyes 100 times again to have the chance to do what I have done and what I can still do.”

Every day, the people I meet inspire me…every day, they make me proud…every day they remind me how blessed we are to live in the greatest nation on earth.

Serving as your First Lady is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but back when we first came together four years ago, I still had some concerns about this journey we’d begun.

While I believed deeply in my husband’s vision for this country…and I was certain he would make an extraordinary President…like any mother, I was worried about what it would mean for our girls if he got that chance.

How would we keep them grounded under the glare of the national spotlight?

How would they feel being uprooted from their school, their friends, and the only home they’d ever known?

Our life before moving to Washington was filled with simple joys…Saturdays at soccer games, Sundays at grandma’s house…and a date night for Barack and me was either dinner or a movie, because as an exhausted mom, I couldn’t stay awake for both.

And the truth is, I loved the life we had built for our girls…I deeply loved the man I had built that life with…and I didn’t want that to change if he became President.

I loved Barack just the way he was.

You see, even though back then Barack was a Senator and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to me, he was still the guy who’d picked me up for our dates in a car that was so rusted out, I could actually see the pavement going by through a hole in the passenger side door…he was the guy whose proudest possession was a coffee table he’d found in a dumpster, and whose only pair of decent shoes was half a size too small.

But when Barack started telling me about his family – that’s when I knew I had found a kindred spirit, someone whose values and upbringing were so much like mine.

You see, Barack and I were both raised by families who didn’t have much in the way of money or material possessions but who had given us something far more valuable – their unconditional love, their unflinching sacrifice, and the chance to go places they had never imagined for themselves.

My father was a pump operator at the city water plant, and he was diagnosed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when my brother and I were young.

And even as a kid, I knew there were plenty of days when he was in pain…I knew there were plenty of mornings when it was a struggle for him to simply get out of bed.

But every morning, I watched my father wake up with a smile, grab his walker, prop himself up against the bathroom sink, and slowly shave and button his uniform.

And when he returned home after a long day’s work, my brother and I would stand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 to our little apartment, patiently waiting to greet him…watching as he reached down to lift one leg, and then the other, to slowly climb his way into our arms.

But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my dad hardly ever missed a day of work…he and my mom were determined to give me and my brother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ey could only dream of.

And when my brother and I finally made it to college, nearly all of our tuition came from student loans and grants.

But my dad still had to pay a tiny portion of that tuition himself.

And every semester, he was determined to pay that bill right on time, even taking out loans when he fell short.

He was so proud to be sending his kids to college…and he made sure we never missed a registration deadline because his check was late.

You see, for my dad, that’s what it meant to be a man.

Like so many of us, that was the measure of his success in life – being able to earn a decent living that allowed him to support his family.

And as I got to know Barack, I realized that even though he’d grown up all the way across the country, he’d been brought up just like me.

Barack was raised by a single mother who struggled to pay the bills, and by grandparents who stepped in when she needed help.

Barack’s grandmother started out as a secretary at a community bank…and she moved quickly up the ranks…but like so many women, she hit a glass ceiling.

And for years, men no more qualified than she was – men she had actually trained – were promoted up the ladder ahead of her, earning more and more money while Barack’s family continued to scrape by.

But day after day, she kept on waking up at dawn to catch the bus…arriving at work before anyone else…giving her best without complaint or regret.

And she would often tell Barack, “So long as you kids do well, Ba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Like so many American families, our families weren’t asking for much.

They didn’t begrudge anyone else’s success or care that others had much more than they did...in fact, they admired it.

They simply believed in that fundamental American promise that, even if you don’t start out with much, if you work hard and do what you’re supposed to do, then you should be able to build a decent life for yourself and an even better life for your kids and grandkids.

That’s how they raised us…that’s what we learned from their example.

We learned about dignity and decency – that how hard you work matters more than how much you make…that helping others means more than just getting ahead yourself.

We learned about honesty and integrity – that the truth matters…that you don’t take shortcuts or play by your own set of rules…and success doesn’t count unless you earn it fair and square.

We learned about gratitude and humility – that so many people had a hand in our success, from the teachers who inspired us to the janitors who kept our school clean…and we were taught to value everyone’s contribution and treat everyone with respect.

Those are the values Barack and I – and so many of you – are trying to pass on to our own children.

That’s who we are.

And standing before you four years ago, I knew that I didn’t want any of that to change if Barack became President.

Well, today, after so many struggles and triumphs and moments that have tested my husband in ways I never could have imagined, I have seen firsthand that being president doesn’t change who you are – it reveals who you are.

You see, I’ve gotten to see up close and personal what being president really looks like.

And I’ve seen how the issues that come across a President’s desk are always the hard ones – the problems where no amount of data or numbers will get you to the right answer…the judgment calls where the stakes are so high, and there is no margin for error.

And as President, you can get all kinds of advice from all kinds of people.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en it comes time to make that decision, as President, all you have to guide you are your values, and your vision, and the life experiences that make you who you are.

So when it comes to rebuilding our economy, Barack is thinking about folks like my dad and like his grandmother.

He’s thinking about the pride that comes from a hard day’s work.

That’s why he signed the Lilly Ledbetter Fair Pay Act to help women get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That’s why he cut taxes for working families and small businesses and fought to get the auto industry back on its feet.

That’s how he brought our economy from the brink of collapse to creating jobs again – jobs you can raise a family on, good jobs righ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en it comes to the health of our families, Barack refused to listen to all those folks who told him to leave health reform for another day, another president.

He didn’t care whether it was the easy thing to do politically – that’s not how he was raised – he cared that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He did it because he believes that here in America, our grandparents should be able to afford their medicine…our kids should be able to see a doctor when they’re sick…and no one in this country should ever go broke because of an accident or illness.

And he believes that women are more than capable of making our own choices about our bodies and our health care…that’s what my husband stands for.

When it comes to giving our kids the education they deserve, Barack knows that like me and like so many of you, he never could’ve attended college without financial aid.

And believe it or not, when we were first married, our combined monthly student loan bills were actually higher than our mortgage.

We were so young, so in love, and so in debt.

That’s why Barack has fought so hard to increase student aid and keep interest rates down, because he wants every young person to fulfill their promise and be able to attend college without a mountain of debt.

So in the end, for Barack, these issues aren’t political – they’re personal.

Because Barack knows what it means when a family struggles.

He knows what it means to want something more for your kids and grandkids.

Barack knows the American Dream because he’s lived it…and he wants everyone in this country to have that same opportunity, no matter who we are, or where we’re from, or what we look like, or who we love.

And he believes that when you’ve worked hard, and done well, and walked through that doorway of opportunity…you do not slam it shut behind you…you reach back, and you give other folks the same chances that helped you succeed.

So when people ask me whether being in the White House has changed my husband, I can honestly say that when it comes to his character, and his convictions, and his heart, Barack Obama is still the same man I fell in love with all those years ago.

He’s the same man who started his career by turning down high paying jobs and instead working in struggling neighborhoods where a steel plant had shut down, fighting to rebuild those communities and get folks back to work…because for Barack, success isn’t about how much money you make, it’s about the difference you make in people’s lives.

He’s the same man who, when our girls were first born, would anxiously check their cribs every few minutes to ensure they were still breathing, proudly showing them off to everyone we knew.

That’s the man who sits down with me and our girls for dinner nearly every night, patiently answering their questions about issues in the news, and strategizing about middle school friendships.

That’s the man I see in those quiet moments late at night, hunched over his desk, poring over the letters people have sent him.

The letter from the father struggling to pay his bills…from the woman dying of cancer whose insurance company won’t cover her care…from the young person with so much promise but so few opportunities.

I see the concern in his eyes...and I hear the determination in his voice as he tells me, “You won’t believe what these folks are going through, Michelle…it’s not right. We’ve got to keep working to fix this. We’ve got so much more to do.”

I see how those stories – our collection of struggles and hopes and dreams – I see how that’s what drives Barack Obama every single day.

And I didn’t think it was possible, but today, I love my husband even more than I did four years ago…even more than I did 23 years ago, when we first met.

I love that he’s never forgotten how he started.

I love that we can trust Barack to do what he says he’s going to do, even when it’s hard – especially when it’s hard.

I love that for Barack,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us” and “them” – he doesn’t care whether you’re a Democrat, a Republican, or none of the above…he knows that we all love our country…and he’s always ready to listen to good ideas…he’s always looking for the very best in everyone he meets.

And I love that even in the toughest moments, when we’re all sweating it – when we’re worried that the bill won’t pass, and it seems like all is lost – Barack never lets himself get distracted by the chatter and the noise.

Just like his grandmother, he just keeps getting up and moving forward…with patience and wisdom, and courage and grace.

And he reminds me that we are playing a long game here…and that change is hard, and change is slow, and it never happens all at once.

But eventually we get there, we always do.

We get there because of folks like my Dad…folks like Barack’s grandmother…men and women who said to themselves, “I may not have a chance to fulfill my dreams, but maybe my children will…maybe my grandchildren will.”

So many of us stand here tonight because of their sacrifice, and longing, and steadfast love…because time and again, they swallowed their fears and doubts and did what was hard.

So today, when the challenges we face start to seem overwhelming – or even impossible – let us never forget that doing the impossible is the history of this nation…it’s who we are as Americans…it’s how this country was built.

And if 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could toil and struggle for us…if they could raise beams of steel to the sky, send a man to the moon, and connect the world with the touch of a button…then surely we can keep on sacrificing and building for our own kids and grandkids.

And if so many brave men and women could wear our country’s uniform and sacrifice their lives for our most fundamental rights…then surely we can do our part as citizens of this great democracy to exercise those rights…surely, we can get to the polls and make our voices heard on Election Day.

If farmers and blacksmiths could win independence from an empire…if immigrants could leave behind everything they knew for a better life on our shores…if women could be dragged to jail for seeking the vote…if a generation could defeat a depression, and define greatness for all time…if a young preacher could lift us to the mountaintop with his righteous dream…and if proud Americans can be who they are and boldly stand at the altar with who they love…then surely, surely we can give everyone in this country a fair chance at that great American Dream.

Because in the en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at is the story of this country – the story of unwavering hope grounded in unyielding struggle.

That is what has made my story, and Barack’s story, and so many other American stories possible.

And I say all of this tonight not just as First Lady…and not just as a wife.

You see, at the end of the day, my most important title is still “mom-in-chief.”

My daughters are still the heart of my heart and the center of my world.

But today, I have none of those worries from four years ago about whether Barack and I were doing what’s best for our girls.

Because today, I know from experience that if I truly want to leave a better world for my daughters, and all our sons and daughters…if we want to give all our children a foundation for their dreams and opportunities worthy of their promise…if we want to give them that sense of limitless possibility – that belief that here in America,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better out there if you’re willing to work for it…then we must work like never before…and we must once again come together and stand together for the man we can trust to keep moving this great country forward…my husband, our President,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America.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二】民主化的“社會準備”

……一個社會裡如果沒有基本一致的“國家認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可能帶來很多新問題。如果說專制時代還可能一個“大流氓”鎭住無數“小流氓”，民主化過程中則有可能出現“群氓亂舞”。……畢竟，眞正的民主化，不僅僅是政治體制的變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會形態的轉型。在崇揚民主價値的同時，對民主化進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覺，才是眞正的“民主現實主義”。【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國民敎育”及其衍生議題在香港社會不斷發酵，又逢同期立法會選舉，社會瀰漫躁動不安，對一衣帶水的澳門也影響不小。單就“國民敎育”本身而言，即如有論者指出應改為“公民敎育”或替以“國史敎育”，但問題核心其實還在敎育模式——在敎育過程中是否容得下多元批判聲音？是否注重和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畢竟，在媒體相對自由、發達之地如香港，“洗腦式”敎育模式已很難立足（香港此起彼伏的民間聲音已是例證，甚至筆者不少內地朋友亦早已不再buy那套只曉“歌功頌德”的官樣文章）。眞正需要警惕的，反倒是為爭取選票而逐漸形成的“對抗式”民主模式，只論立場，不辯是非。


國家認同首先源自眞實、深入的了解，除了多閱讀、多討論，也應多走多看，畢竟中國太大，問題太多，很多時我們談論“民主化”總覺得問題的根在體制變革，但其實在大衆層面還有很多更切實細微的問題，如：公民力量如何成長，民衆智慧如何凝聚，民權運動如何深化，均是龐大社會如中國或微型社會如澳門所需面對的。


劉瑜指出，在一個族群、階級裂痕很深的社會，“民主化”需要一個“社會準備”的過程：“如果沒有強大的公共領域在意識形態上與政治煽動家相抗爭，如果沒有一定的民權運動作為民主化的基礎，如果沒有種族調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動成多數對少數的暴政甚至內戰。”此番分析絕非危言聳聽，放在衆聲喧嘩的當下港澳社會，尤其發人深省。

（反思民主·二十二）

(轉引) The Future of Newspaper：奇連伊士活的創意

The Future of Newspaper：奇連伊士活的創意

奧巴馬民望一直領先，但最近兩天，選情出現逆轉，羅姆尼支持度超前奧巴馬，中間發生了甚麼事？

在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年屆82歲的奇連伊士活，放棄千篇一律的發言方式，相反，他選擇對着一張空凳自問自答，當作自己正與奧巴馬對話，質詢最難招架（事實上也沒法招架）的政績問題。

結果這幕獨腳戲非常奏效，短短十分鐘的「談話」，立即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媒體瘋傳，奇連伊士活變成潮流指標，更有人受啟發馬上開了「Invisible Obama」的Twitter賬號，不到一小時，追隨者人數已突破二萬。

有人或會問：究竟這齣獨腳戲，是經過周密計算的創意，還是奇連伊士活幾十年演戲功力的神來之筆？而選舉工程的背後，又有幾多後着？Invisible Obama是否計劃內的一步棋？真相大概只有羅姆尼團隊自己才知道。

對觀眾而言，是否計算的結果，並不重要，但對選舉工程管理者而言，「空凳」有可能影響最後賽果。問題是，世上是否有系統性的方法，可以預知一個創意、一段對話或一則內容的受歡迎程度？

《Great By Choice》作者Jim Collins，在全美24000家企業當中，找出7家效率遠超越對手10倍的企業，並用上了九年時間，研究和分析這些企業的管理者，其中一個值得參考的結論：「創意非王牌，10倍效率企業並不特別富創意，但他們善於把創新系統化、規模化，善於結合創意和紀律，其間要下苦功，成功非僥倖。」

書中進一步解釋，所謂將創意結合紀律，即是基於實證的創意（Empirical Creativity），因為企業在漫長而且動盪的環境下，將不斷受到過往經驗、主流意見、專家權威等左右決策，問題是如果創新路向過份依賴「人的意見」，一旦遇上環境驟變，企業可能不只迷失方向，更有機會走上倒退之路。相反，10倍企業選擇不斷實驗和收集數據，事實證明，作出的決定更經得起時間和環境的考驗。

媒體踏入網絡年代，收集數據的工夫變得簡單，以奇連伊士活的演出為例，簡短、幽默、有創意、而且內容兼備，完全符合社交媒體觀眾的口味，瘋傳的結果，只要善用專門分析社交媒體的工具，久而久之，其實也不難預計得到。報業能否在逆境中自強，與運氣無關，其實是關乎選擇。

方己程

【李爾‧在此】《世界末日到了嗎？》：“媒體”和“舞台”的換位思考

瑪雅人有關“世界末日”的預言近年甚囂塵上，各地“末日”主題創作也一浪接一浪，從全球熱銷的荷里活大片《2012》到充滿現實隱喩的香港小說《香港關機》，此類作品雖大多以“末日”為噱頭，但其實箇中滲透不同地方對社會、人性的終極想像，澳門曉角劇社的《世界末日到了嗎？》也是如此。《末》的故事軸線很有趣：賭場舞台技術員Sky在某次卡拉OK聚會上突發奇想，決定建“方舟”躱避世界末日，但經多方奔走，在不同政府部門之間被踢來踢去之後，大計落實無望，連帶令朋友——本地電視台半紅不黑主持人Gary被炒，更處處被人恥笑。不料，事件突然峰迴路轉，外地投資人樂小姐決定來澳創辦TVD電視台，與Gary、Sky合作強檔“末日主題節目”，但兩人策劃的“知性”節目風格很快被“槍斃”，換成集娛樂、八卦於一身的綜藝類型。與此同時，當年也在卡拉OK的Micheal以“末日敎主”姿態出現，主持的節目大受歡迎，更成各種品牌代言熱門人選，Gary更淪落到要轉職其節目當“小弟”。到了傳說中的世界末日凌晨，Gary、Sky及家人朋友齊聚松山燈塔下“爛尾”大廈天台打邊爐，正當大家為沒有到來的“末日”鬆了一口氣之際，突然……

擅長“奇思狂想”的劇場創作人大鳥，在《末》劇中延續《七十三家半房客》的風格（以及人物，如：讀書不成的“魚蛋筆”發明人Sky、因炒股失敗而半瘋半醒的Sa姐等），《末》劇的創作核心其實指向澳門林林總總的社會問題，折射編導對本土議題的思考。《末》劇重心雖在“人物角色”而非“故事情節”，但有趣的“末日方舟”設計亦為演出增色不少，幾位擔綱演員如吳嘉偉（Gary）、鄭儉倫（Sky）、張家樵（Micheal、高官）、李芯怡（小小、雲南舞蹈女）等都有不錯的發揮，而劉雲峰、梁兆富、淡如等幾位配角也發揮出相當水準，在不同角色之間穿梭變幻的功夫固然驚人，對幾個極具影射意涵的角色演繹（如馮大炮、蘇山人等）也令人嘆為觀止。《末》劇令觀衆省覺：原來“媒體”才是眞正的“劇場”——劇中Gary那個“觀衆叫不出名字”的節目主持人，不正是對本土媒體生態的自嘲？從外地來澳的傳媒高層以及非常“港式”的綜藝娛樂式媒體風格，不正代表澳門人在資訊吸收方面倚重的“奶水源頭”？《末》劇中呈現出舞台創作對社會現象的評論和反思，“劇場”變成某種意義層面的“媒體”，而反過來看，平日我們所接觸的媒體亦是大家茶餘飯後的消遣以致創作靈感來源，“媒體”又變成某種意義層面的“劇場”，兩者角色互換，着實耐人尋味。

《末》劇也有不足之處，其最大問題就如《七十三家半房客》一樣——“死唔斷氣”的超常時長（演出近三小時），太過貪心的編導對於內容取捨拖泥帶水，不但令作品臃腫不堪，大大消磨觀衆的耐心和專注力，更令演員有時無所適從，在表演上屢有瑕疵。但好在演出大量有趣細節令人捧腹，充滿荒誕感和娛樂性：梁兆富和關妙姬扮演的卸膊政府工、維妙維肖的馮大炮、七子之歌的爆笑演繹……在在顯示編導細微的觀察力、瘋狂的創作力，以及最重要的——對澳門的深沉眞摯關愛之心。至於結尾收合於爛尾天台的闔家溫馨“圍（打邊）爐夜話”，雖略欠力度，卻極具澳門特色，更讓人對此劇日後是否可能以“環境劇場”形式再度重演而充滿想像。

（觀演場次：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晩八時，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一】除了派錢，還懂甚麼？

有次看美國某地方選舉的電視辯論，主持人問幾個候選人：你們認為政府的目的是甚麼？我當時一愣，好大的問題啊。這個問題貌似簡單，似乎所有人都能夠給出一個“正確答案”，但對它的回答及爭論，實際上構成一部兩千多年的政治哲學史……當時有個候選人的回答最貼近我的想法，他說：政府的目的是幫助人們幫助他們自己。我之所以喜歡這個答案，是因為它暗含了我的主張：一方面，它主張政府應當“為人民服務”，但另一方面，這個服務的方式不是直接給公衆餵飯，而是通過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制來幫助他們自力更生。【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



金牌運動員代表團訪澳，政府豪爽派錢一千○二十萬港元，再次彰顯澳門特色。但此舉背後的邏輯——恕小弟愚昧不化——卻百思不得其解：這筆款項是奬金？那相關章程規條何在；是資助？老實講，代表團內大腕雲集，分分鐘一個體育明星的一份代言合約也不止此數；那好，算是特區政府最拿手的“現金分享”做派，可目的意義價値在哪裡？大喇喇一筆公帑花費，好像也沒人來說清楚、道明白。


並非我見錢眼紅，因問題在於，若眞為“發揚體育精神”，那“派錢”就是最懶惰、最沒有誠意之舉。政府存在的意義是甚麼？它不應是一個派錢的窗口，而應着眼如何從制度層面不斷改善社會。龐大體育代表團裡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如何讓故事裡的精神鼓勵更多年輕人？政府可否考慮與內地體育部門合作，推出類似“駐市運動員”計劃，讓澳門有志者得以近距離觀摩，傳承拼搏精神，瞄準世界水平；又或選拔具一定成績的澳門靑少年，赴內地對口機構集訓；還可啟動發展基金，政府注資加民間捐款，資助有心投入體育事業的年輕人進修訓練；又或修建更多社區運動設施，推動全民健身體育普及……一千多萬可做的事太多，但偏偏澳門“就是與別不同”——開幕、剪綵、歡呼、拍照之後，一切回復原狀，我們的標語口號，依舊嗌得響亮。



（反思民主·二十一）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運動場上的政治題

(圖片來源：新華網)

……他（喬良）認為中、美兩個體操大國的體操發展方式不同。中國採精英主義，即主力培訓高水準的專業運動員；美國的體操運動卻更為普及，主要由私人俱樂部培訓外，孩童參與卻不純為摘世界冠軍，而在全面鍛煉人身體每個部位肌肉；他還欣賞美國體敎結合。【摘自二○一二年八月四日香港《明報》】



美國選手Gabby Douglas倫奧一鳴驚人，成為奧運體操史上首位黑人冠軍，經媒體報道，大家才發現“美國奇蹟”的背後功臣原來是中國敎練——曾任中國國家體操隊副隊長、國際賽事中獲奬無數的喬良，九一年退役後移居美國執敎。比較中美兩地體育狀況，他說最明顯的差別就是：一個講求精英主義，另一個較重全面普及。



“體育”二字被賦予濃厚政治意涵，金牌變成某種國家實力象徵，體育運動也非單純“友誼第一”的賽場競技那麼簡單。事實上，一國獲取奧運金牌的多少，不僅有關人口基數、選手資質，也確是一場國家之間的經濟、科技、制度的大比拼——有統計二○○○至二○○四年奧運備戰期間，中國共投入二百億(人民幣)，即以當年中國獲三十二枚金牌計，每枚金牌成本約六億，這可不是隨便哪個國家都付得起的。但“金牌大國”的風光背後，另一串數字也令人憂心：據統計，中國目前約六成國民處於“亞健康”狀態，經常參與體育鍛煉的人只有總人口的三成左右，而在人均運動場地面積方面，中國的室內運動場所(0.014平方米)和室外運動場所(0.027平方米)人均面積遠低於發達國家……



中國“重精英、輕平民”的體育風氣折射到政治現實亦大同小異：官二代、富二代壟斷大部分政經資源，普羅民衆參與政治決策的機會和渠道少之又少。但若國家政治架構欠缺穩定民主根基、公民力量成長遭遇阻礙重重——或有不少論者推崇新加坡式“精英政治”作為中國未來政治模式的參照——那不管是國家的“政治體魄”還是國民的“個人體質”，恰如缺少運動機會和場地的中國現狀：當大量國民處於“亞健康”的現狀，多拿幾十枚金牌，能否讓中國因此變得更健康、更強壯？



(反思民主·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