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章寫意】扶持文化

“電影是我們重要的創意產業。電影發展委員會已就電影業的發展策略向政府提交報告。該報告其中一項建議，是成立一個新的基金，幫助解決電影製作的融資和人才缺乏問題。我已為此預留三億元。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會就該基金的具體運作，徵詢即將成立的電影發展局的意見。”

（摘自香港特區政府《二OO七至O八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港人劉偉強、麥兆輝聯合編導的《無間道》獲荷里活垂青，改編成《The Departed》輕取奧斯卡桂冠，重新引發香港對當年港產片“風光歲月”的緬懷，憧憬推動香港電影重新起飛，甚至連政府也在剛公佈的O七/O八年度預算案中有所回應。

香港電影七、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橫掃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不過，九十年代以來港片日漸疲軟，相信除了融資開戲的難度日益提升之外，還有體制性問題：盜版猖獗、贏利渠道狹窄、進軍内地的文化與制度衝突，更重要的，是人才的缺乏。“人才”，除了專業編劇、導演、攝影、製片這些電影製作人外，如何培養有品位、有欣賞力的觀衆，也是電影工業“固本培元”的根源所在。而如何增加社會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包容，如何讓觀衆、電影人具備更宏觀的視野、更廣闊的心胸，相信政府在豪爽揮筆簽出支票之外，還有更多地方應該投入心力吧？

如何扶持電影工業，香港政府撓破頭皮，預留三億元成立基金已屬誠意之作。不過，世事總出人意料：拍來拍去，香港電影還是黑幫、警匪片最拿手，無他，只因創作素材源源不絕。想不到被唾棄的黑社會，倒成了推動香港電影走向世界的内在動力。前車可鑒，肯花四十四億辦運動會的澳門政府會否出手“扶持” 八字尚無一撇的澳門電影尚未可知，不過，現成大把“賭、貪、黃”的社會素材，倒不知有無機會引領澳門電影衝擊一下奧斯卡？

（“文化思考”系列‧十）

【李爾‧在此】Youssou N’Dour：用網吧改變非洲的世界巨星

（圖片摘自香港藝術節演唱會場刊）

提起Youssou N’Dour（尤蘇‧恩多爾），在“塞內加爾”、“mbalax”，“Wolof”這類冷僻詞彙前，你或許一頭霧水，但如果這些詞彙變成：“世界盃”、“格林美獎”、“《滾石》雜誌”，還有狄卡比奧擔綱的奧斯卡提名之作《Blood Diamond》時，你又會不會突然眼前一亮？



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第35屆香港藝術節邀請遠道而來的尤蘇‧恩多爾甫出場，穿透人心的音樂和歌聲就深深震撼現場觀衆，第三支歌曲還沒有唱完，已是全場起舞、高潮迭起，如此功力幾人能及？1959年出生於塞內加爾首都達卡的尤蘇‧恩多爾被《滾石》雜誌稱為“自Bob Marley 以來最受歡迎的第三世界樂手”，獲選為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大會主題曲主唱，也深受格林美獎得主Sting、Peter Gabriel等多位音樂人推崇，更與六度奧斯卡提名、三度金球獎提名的配樂作曲家James Newton Howard合作，參與電影「血鑽石」的配樂演出。



1981年，恩多爾帶領樂團「達卡之星（The Super Etoile）」以塞內加爾Wolof語結合傳統打擊樂器以及西非特有的吟唱風格，創出著名的mbalax新音樂型態，其音樂題材廣泛：有城市歷史、人權關注、愛與自由，他的聰明之處更在於懂得和西方聽眾溝通，好像混入Hip Hop節奏，以及選唱大家熟悉--如 Bob Dylan--的作品，大增吸引力，走出塞內加爾這不受人注目的西非小國，躍身更廣大的世界舞臺。



“你的音樂的目的是什麽？”演唱後的座談，有觀衆問了恩多爾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音樂的能量在於理解和溝通，音樂家更應是社會不同階層的溝通者。是的，從這點來説，恩多爾作爲遠遠超過了一個普通歌手：恩多爾自1991年至今一直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親善大使，他為之不斷奔走呼籲的還包括防治愛滋病、保護非洲女權，以及更重要的、對和平的訴求。恩多爾知道，個人的力量無法制止超級大國主導的戰爭發生。但如果人民能直言不諱地反對戰爭造成的無謂蹂躪，總會慢慢產生一些影響。



對於建設非洲的未來，恩多爾更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爲網際網路可以使非洲在未來的世界經濟中成為更具實力的合作夥伴：“塞內加爾有豐沛的人力資源，但科技資源卻不足，今天網路改變了世界，只要塞內加爾年輕人有能力上網搜尋，新的機會唾手可得。”而恩多爾也確實將設想付諸行動：他與惠普電腦（HP）和塞内加爾的電訊供應商合作，展開JOKO計劃，在國内開設可供上網的咖啡室，藉此設立社區網路中心，促進基層民衆對科技的認識和應用。



不僅用歌聲，更凴理想和行動來改變自己祖國、甚至非洲人民的將來。音樂和歌聲後面，是深具抱負的心胸，我們那些只顧埋頭計算唱片銷量和演唱會票房收入的所謂“巨星”，實在應該感到汗顔。恩多爾很小就開始唱歌，有一天，他覺得自己應該多做一些事，而不僅僅是唱完歌就回家。那麽，我們呢？下一次，聽完又一場賑災或慈善表演之後，除了拍拍屁股回家，我們又會不會停下來想一想：自己還可以做些什麽？





2007年3月22日《澳門日報》演藝版

【斷章寫意】閲讀文化

“我們出這份刊物的理由和我用盡各種辦法去叫人讀書的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讀書令人愉快。或者換一個比較粗俗但更到肉更貼切的說法：讀書很「爽」。……由衷感謝新鴻基地產集團的文化承擔，沒有他們的大大資助，我們這個包賠不賺的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我有理由相信新鴻基地產集團裡一定也有讀書讀得很「爽」的人。”（摘自“讀書好網上版--發刊詞，梁文道，http://www.books4you.com.hk/”）。


香港大地產商新鴻基最近與梁文道等人的上書局攜手創辦了一份免費雙月刊讀書雜誌《讀書好》，邀請不同領域的文化人士推介好書、分享閱讀心得，甚至為讀者度身訂造讀書計劃。雜誌在香港各大書局及新地旗下多間商場免費派發，據聞反應熱烈，初印兩萬冊一搶而空不得止，還要臨時加印。

新地早在零五年已推出「新地開心閱讀」計劃，請資深作家及創作人傳授心得，並舉辦閱讀創作比賽、書展、作家分享會、好書選舉等。早前還與三聯書店舉辦「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為年輕創作人實現出版夢想。地產商的文化視野不會憑空而來，出錢出力的熱心背後，應該來自主事者對“閲讀有益”的真切信念。當香港行政長官把赴書展為二十多名小學生講故事看成重要任務的時候，這些商人的確也在身體力行宣揚同樣的價值觀：他有地位也好、你有錢也罷，閲讀，是值得我們一起去做的事情。而慢慢的，一個社會的閲讀文化，不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建立起來？

政府企業、社團個人……全社會每一分子都對社區人文建設有所承擔，也許這正是人文社會成長的最理想結果。回首自望，仔細想想：我們那些將“閲讀有益”口號倒背如流的達官貴人們在培育閲讀文化上落手做了些什麽？而更讓我們迷茫的：是在賭場遍地、到處都是“發發發”標語口號的澳門，我們的閲讀文化，可有機會生長發芽？

（“文化思考”系列‧八）

刊於2007年3月15日《澳門日報》副刊“新園地”

"Dream" House 和 裝修感想

（借朋友照片用用，嚴重強調：不是我家，而且，應該也不是我朋友的）

（一）

Dream House，解作“夢想”得到的房屋。意思應該是說，這是一幢極完美的屋子，讓人不做他想。不過，今天的澳門，這個詞怕要另作他解：房子，恐已成爲“發夢”才能擁有的東西了。

最近，身邊的朋友忽然紛紛置業，所動用款項更是小弟眼中的天文數字。羡慕之餘，也不禁抹一把冷汗：還好當年當機立斷，買下了現在的小小蝸居，不然的話，恐怕今後注定要做一只無殼蝸牛了。

但是，心裏還是很有些傷感落寞，原本打算苦幹幾年，儲一筆積蓄再“升級”自己的房子，買一個Dream House（理想的房子是：幽靜，格局有緻，要有平臺/天台/天井/花園，開闊光猛，要有一間獨立的寧靜書房...），不過，現在看來，還是打消這個念頭罷。

心裏更不安的，是為自己的下一代（雖然自己還沒有），心想，等到他們長大，畢業，工作的時候，他們還買得起房子嗎？真的，想想，現在澳門的房子動則數百萬，將來的價格不知道要不要過千萬？到時候，澳門人比香港人還慘：香港人還可以搬去屯門，元朗避世，澳門人就只有回大陸了。

算了，子孫自有子孫福，我們也管不了那麽多。搞定自己，就不錯了。

（二）

小弟即將搬家離澳上島，最近正在為裝修的事情忙得不可開交。

記得上一次裝修是大約五年前，這次重新忙起來，發覺情況已經大大不同。

記得上一次裝修，基本上都不考慮到珠海去買材料，大部分都在澳門買，而且，事實證明，澳門（其實是進口）的東西質量真的不錯，大部分東西用到今天仍然無礙。而大陸的東西就基本上很快出現狀況，被迫更換。

但現在的情況卻大大不同，首先，澳門的人工真的很貴！而貴之餘卻沒有相應的質量提升，比起幾年前，不論在款式，質量上不進反退，而内地的東西就突飛猛進，就如定做家具，不但即場有專人展示樣件，電腦圖稿，還可以上門度尺並做CAD電腦模擬圖給你，設計還可以完全按照你的要求來做，而且，款式多，新，且給人驚喜，質量看來也好像不錯，最重要的，是有平有貴，丰儉由人。正如梁大狀說：“有的撿，你至係老闆。”

所以，這次裝修應該會以國產為主力，兼在澳門買一些技術含量比較重的（比如馬桶，真的很奇怪，人類最沒有技術含量的動作卻需要最有技術含量的物事來配合？）。質量，當然就只好以時間來檢驗了。

這次裝修經歷實在讓我感觸良多，小小的裝修，已經反映了大大的差別。澳門坐擁“博彩業”優勢不思進取，幾年時間，已經被小小的珠海迎頭趕上，大幅抛后。再過幾年，恐怕我們要抱著“出省城開眼”的心態北上了吧？

而且，在“開放市場，引進競爭”的潮流之下，從賭牌到手電澳門可謂嘗盡甜頭，不過，我們自己視爲“王牌”的賭博業就仍躺在“專營”的搖籃裏。香港，海南，澎湖，偶有聽到談論“開放賭禁”的聲音，往往都會觸動澳門人敏感脆弱的神經。可看看新加坡的例子，我們就知道：這門獨市生意，恐怕真的不是可以建立百年功業的基石。怕只怕，等到了我們這項非技術性優勢被衝擊的那一天，小城裏翅膀已退化成雞翼的庸碌之輩們除了一味叫阿爺救命之外，早就沒有了搏擊長空的能力和勇氣。

【李爾‧在此】澳門兒童劇，你在哪裏？

（圖片來源：澳門文化中心）

來自日本的飛行船劇團將英倫經典故事《金銀島》搬上舞臺，新春期間在澳門舉行世界首演。一句中文也不曉的日本兒童劇團混合英國小説與澳港配音演員，發揮了“1加1大於2”的魔力，輕易俘虜無論文化還是語言都截然不同的澳門小朋友的心。其所帶來的啓示，是否值得我們好好體會？

澳門近年雖然也偶然出現過一些兒童舞臺劇，比如：《乘著音樂的翅膀飛翔－安徒生童話創作音樂會》（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06年1月），《我愛放屁姑娘》（婆仔屋藝術空間，2005年8月）等等，但創演規模、舞臺製作均不成氣候，更沒有形成經常性兒童戲劇的創演制度或環境。

人口只有一百萬的瑞典首府斯德哥爾摩，卻擁有八座完善的專業級兒童劇場。臺北市五個兒童劇團於1996年組成「臺北市兒童戲劇協會」，透過當局支持和劇團合作，迄今成員劇團已發展到十個，2000年舉辦演出八百多場，觀演人數更近百萬人次。至於香港，不包括多個兒童劇團的經常性演出，政府康文署每年暑期更定期舉辦六星期的“國際綜藝合家歡”，為香港兒童、青少年、家長提供健康富教育意義的藝術表演，2006年就舉辦了四百多項活動，吸引約十八萬人次參加，平均入座率超過九成。反觀澳門，不要說兒童劇場或專業兒童劇團，近年經濟一片暢旺的澳門，甚至沒有一座可讓小朋友輕鬆嬉鬧一番的兒童公園。

澳門幾乎一片空白的兒童戲劇，固然暴露了政府在兒童藝術培育方面的短視和疏忽，但更主要的責任，也許還是要落在本地文化藝術工作者們的肩膀上。兒童劇團的財政壓力相對較輕，這筆帳其實很容易算：一個兒童觀衆起碼有幾個“護衛”陪伴，因此，抓住一個“兒童”觀衆就等於抓住了數個“購票”觀衆（還未計算其他周邊產品銷售的收入），票房自然差不到哪裏去。相對而言，兒童劇也不要求“大卡士、大明星”，甚至也不太需要宣傳炒作，在“兒童藝術教育”的理念下，家長也樂意陪小朋友走進劇場。事實上，不論澳門還是臨近地區，近年觀察所得，兒童劇上演往往都是場場爆滿、一票難求。

那麽，澳門兒童劇創作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兒童劇要求創演者回到劇場的基本點：講故事。雖然兒童劇講求淺顯易懂，但並不代表兒童劇對創作要求不高，恰恰相反，由於兒童的反應非常直接，更要求創演者從兒童角度思考，不但講一個好故事，還要講好一個故事，對音樂、歌曲、多媒體、服裝、道具的要求也不低，這一切都需要專業而富經驗的創作團隊，對業餘特色濃重的澳門戲劇工作者來講，的確不是一件易事，另外，本地旨在“自己過癮”的自娛自樂式演出風氣，也是形成兒童劇創演遲緩不前的因素。

培植澳門的兒童劇創作力量，更要從制度化的大環境著眼：小型兒童劇創演機會、學校巡迴的演出機會，政府不但應對藝術創作者“授之以漁”，最重要的，是打造出利於兒童劇團（及其他藝術工作者或團體）存活的環境，因此，兒童劇團的資助方向與政策、兒童藝術教育的具體措施、還有兒童節目的表演場地安排、經常性的演出機會和制度化的創作扶持，澳門政府今後會不會在這方面有所作爲，與藝術工作者一起開創屬於澳門兒童劇的一片天空，讓我們拭目以待。

（刊於2007年3月8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斷章寫意】企業文化

“中國企業正面臨企業社會責任的挑戰性考驗。那種資本無道德，財富非倫理，為富可以不仁的經濟理論和商業實踐，不僅國際社會難以接受，中國社會也已經不能容忍。……企業的活動不僅影響社會利益分配格局，而且也影響著社會政治、文化變革，影響著人們的道德價值取向。社會對企業的期望，是要求企業維護和促進社會公正、公平，平等地保障各方相關利益。也就是說，企業要確實承擔起社會責任，做一個“遵法紀，重倫理，行公益”的好公民……據安監局李毅中局長透露，中國由於生產安全問題每天死亡320人，一些礦難完全是黑心礦主與地方官員勾結，無視礦工死活、非法開採所釀成的惡果。其他如蘇丹紅事件、環境污染事件、農民工欠薪事件等企業社會責任事件也時有發生……”
（摘錄自2007年1月29日《中國經濟週刊》：“中國不能接受資本無道德論”，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成思危）


“商人腦子裏只有利潤”這話如今聽來已不再天經地義。唯利是圖的中國企業不但讓全社會一起承擔酸澀苦果，也扭曲了市場經濟的真正面目，甚至讓“中國”兩字蒙上無法擦淨的污垢。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日前在《中國經濟週刊》撰文，強烈關注企業的社會道德責任。

反觀澳門，蓬勃賭業主力依附内地客源，啜吸大筆人民幣的澳門又為内地做了些什麽？一個輕鬆快樂的閤家歡度假勝地？還是源源不絕的頂級演藝娛樂享受？如果城市也像企業般要承擔責任的話，這座城市可曾擔起它應盡的責任？另一方面，賺取豐厚賭收的各大博企也毫無疑問在改變、甚至重塑澳門的社會文化和價值觀，那麽，他們又打算如何履行對澳門的社會責任？

探討企業道德與社會責任問題的核心更在：參與遊戲者的道德固然值得關注，但制定遊戲規則者的道德呢？如果一個地方只有道德淪喪的奸商才能如魚得水，那麽，真正的問題其實出在哪裏？

（“文化思考”系列‧七）

（刊於2007年3月8日《澳門日報》副刊）

【李爾‧在此】我們為什麼走進劇場？

圖片來源:http://www.zuni.org.hk/ewww/

農曆新年期間，沒有機會看什麼舞台表演，動筆之際，腦海裡卻出現不久前在香港看的舞台劇--進念二十面體的“東宮西宮5”之《2097 Back to the 清朝》。故事發生在2097年7月1日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娛樂大劇院，經過九十年爭議與香港式“公平公開”的招標過程，西九龍文娛區終於趕在香港回歸一百週年慶祝晚會開幕，一眾高官合演一場全球直播真人騷。一如該系列既往風格，從特首選舉到天星事件，作品集合香港最近社會焦點，充滿港式無厘頭搞笑和痛快淋漓的政治諷刺。

我並非想在這裡寫一篇過時的劇評，相反，我覺得大家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討論一下這個話題：我們為什麼走進劇場？

在娛樂選擇不多的年代，劇場或許是人們工餘飯後消遣的選擇之一。但在電影、電視、網絡等各種娛樂產品供過於求的今天，劇場表演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和其他消費娛樂項目不同，舞台表演不但激發觀眾思考，其互動性也讓作品在劇場內進行二度創作，透過觀眾和演員的現場交流，我們不但感受到作品的真實存在，也引發對自己及社會的認真反思。以“東宮西宮”系列來說，該系列第一集《2046特首不見了》(2002年)是對SARS的反思，第二集《問責制唔制》(2002年8月，2003年8月再度公演)探討民主和責任，第三集《開咪封咪》(2004年)分析本地傳媒氣候和立法議員應擔當之角色，第四集《西九龍皇帝》(2005年)討論西九發展的可能性。不難看出，這系列演出其實和香港社會的脈搏緊緊相扣，讓香港人在笑聲中探討政治議題、探討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向，給香港人提供了一次反思自己所處的社會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在今天澳門人的面前，似乎越來越少。

我們為什麼走進劇場？這個問題，當然不會有標準答案，但我相信：劇場，將觀點不同、背景各異的人們吸引到一起，而所有人共同分享的，正是他們對劇場舞台上所呈現話題的共同關注，民眾的認同感、凝聚力因此得以建立。大家發現，原來自己並不孤獨，原來我們都在關心自己的社會、也在擔憂我們共同的未來。

在互聯網上，我偶然發現了一個香港觀眾看完《2097 Back to the 清朝》之後在博客上的留言：“我們已經很久沒走進劇場了，學生時代我們是常客，長大後逐漸成為正式「香港人」，起身趕返工，每晚做到七、八點，口邊掛著個「忙」字和「悶」字，但常在家中發獃。但那晚我們分享了對於這個戲的看法，友人說很好看，友人說歌Sing舞勁……我們真的很久沒這樣討論近日的所聽所思所感。”

我們為什麼走進劇場？對這個問題，或許，這段話可以給我們一個引人深思的答案。





(刊於2007年2月22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斷章寫意】文化危機

“現在普遍的呼聲是“馬季走了，但相聲不會死”，人們擔憂相聲會不會死不無道理……可是，當宣傳部門嚴把媒體關的年代，缺乏針砭時弊生命力的相聲還能灑笑人間嗎？”（摘自2006年12月25日香港《明報》）

對港澳人來説，“馬季”可能是個相當陌生的名字，但對中國相聲藝術來講，這卻是個難以磨滅的象徵符號。曾幾何時，馬季和相聲劃上了等號，他創作出中國人喜聞樂見的舞臺娛樂，形式多元，題材廣泛，嬉笑怒駡社會的醜惡黑暗，也褒揚難能可貴的正義善良。相聲大師馬季去世後，“相聲將何去何從”也成了關注焦點。今天，相聲的“藝術能量”越來越弱已是不爭事實，甚至還有人提出它應該“被收進博物館”。但我們與其在此爭論相聲是“已經死亡”還是“正在死亡”，倒不如用心想想：相聲，爲什麽陷入今天的困局？

馬季的兒子馬東回憶父親時，曾提到這麽一個細節：馬季平時爲人隨和，但相聲創作卻非常尖銳，馬東七八歲時常見父親的作品幾經修改仍無法通過上級部門的審查，馬東至今還對父親當時的難受表情無法忘懷。曲藝雜家崔琦說:“以前馬季《北京之最》說一次就不讓說了。現在反腐敗，腐敗人物該不該抨擊諷刺？但你寫諷刺劉志華、陳希同、陳良宇的相聲，肯定不行。現在相聲的空間窄了，朝核六方會談，你編個六人相聲肯定不行。能出現個薩達姆的人名，就到頭了。”

任何一種藝術，當它和民衆的感情緊緊聯繫一起，它就擁有頑強的生命力和源源不絕的活力。而當它成了為統治者歌功頌德、為當權者臉上貼金的工具，它離自己的沒落和消亡，也就不遠了。今天，我們常談論中華文化面對重重危機，也往往將這些危機歸咎於外來文化的侵略或國民大衆的輕視。但我們有沒有想深一層：無所不在的審查限制、意識形態的重重枷鎖，也許才是中華文化復興的真正危機所在？

（“文化思考”系列‧六）

刊於2007年3月1日《澳門日報》副刊 "新園地"

【斷章寫意】文化外交

“……長期從事中國對外形象“包裝”的原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啓正表示：“文化無國界，只要“你懂我的心”就會產生魅力。我那讀高中的女兒，通過訪問日本和寄宿民宿，對日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作爲公共外交，中國重視不夠，確實有許多地方應該引起反思。”（摘自“推動中日友好從中囯娃娃開始”，2006年11月5日號《亞洲週刊》）


日本憑藉自以爲豪的“文化軟實力”向中國發起新一輪爭奪青少年的柔性滲透戰。從O六年開始推出“日中二十一世紀交流事業”計劃，每年邀請一千一百名中國高中生訪問日本，讓處於成長期的中國未來一代“百聞不如一見”地認識日本，留下美好印象。

結果如何？許多參與該計劃的中國年輕人都改變了原來對日本的不良觀感，日本人嚴謹、有禮的作風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來自上海的高二女生李娜是班上的尖子，操一口流利英語的她原打算畢業赴美留學，經過日本之行後，竟改變初衷，將日本納入自己人生規劃的重要一站。

文化作爲外交手段，當然不在於它在政治談判桌或商業簽約台上的冠冕堂皇。許多時候，文化，在國與國的互相認識與交往中，時時刻刻都在發揮看不見的“柔性”力量。正如不論中國在“人文奧運、綠色奧運”的宣傳包裝上投入多少人力物力，也不管中國修建多少令人瞠目結舌的運動場館、叫喊多麽漂亮的口號，日前國奧隊在英國綠茵場上的一齣“功夫足球”，足以讓這一切瞬間化爲烏有。

在文化競爭的核心層面，不是你死我活的爭鬥，而是人心教化的柔性感召。真正的文化外交，不能還停留在講門面包裝的硬性宣傳思維，而當建立在務實深耕國民素質教育的基礎之上，就像人一樣：“相由心生”，靠“扮嘢”來顯示自己有多麽了不起的時代，應該劃上句號了。

（“文化思考”系列‧五）

刊於2007年2月22日《澳門日報》副刊 "新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