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章寫意】中國版萬字夾換豪宅

……那小全張郵票，剛發行的時候也沒有今日的價値，三十五年過去，它成了郵票中的珍品。這兩瓶五糧液，出厰的時候大概也就幾十元吧……這一百天的經歷，也許很久很久以後，會比我想像的更加珍貴，更加影響我的一生……人的記憶就是這樣奇怪，有些事情，當你身處其中時，你以為很平淡，只是衆多平庸經歷中的一件。可隨着歲月流逝，某些原本平淡的記憶卻在你心裏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深刻……並不是歲月讓記憶變得寳貴，只是你當時看不清楚罷了。”【摘自艾晴晴博客：http://blog.sina.com.cn/m/aqq 】

最新交換：一張琵琶曲的CD換溫碧霞的化妝鏡

上篇文章“萬字夾換豪宅”刋出後，接到內地“線民”爆料，原來，這遊戲的中國版本上個月已在北京上演：黑龍江廿二歲女孩王曉光（艾晴晴）十月十五日開始了她的“別針換別墅”之旅。饒有興趣地去艾晴晴博客追溯故事發展，的確充滿辛酸。而最新進展，是她在十一月十九日換到一支價値萬多元的琵琶。

讓我感動的，卻是艾晴晴第一天和一個“老外”的交換遭遇：那外國女孩耐心聽完艾晴晴解釋後，竟決定用自己的手機來交換艾晴晴手裏的小佛像（佛像是艾晴晴用別針換某途人一張照片，之後再用照片和另一路人交換得來）。連艾晴晴自己也有些不知所措，覺得讓老外吃了虧，連連強調小佛像只是不値錢的贋品。

老外的答案卻發人深省：“這交換是平等的，在你以後的生活經歷中，再過很久，你都會還記得這個手機，我也會把你的小玉佛帶回國（作紀念），這就是最大的平等。”不用金錢去衡量一切事物的價値，這種態度，在艾晴晴之後或成功或失敗的交換經歷中、在其他中國人千奇百怪的想法和回答裏，已越來越難一見。

交換過程中，艾晴晴遭遇最多的是被懷疑“騙子”的白眼，而她那從網友手裏先後換來價値四千多的小全張郵票、還有兩瓶價値六千多的五糧液，面對最多的問題是：是不是假的？

根據新浪網的最新調查：近六成的人認為艾晴晴不能在期限內換得別墅，而近五成的人認為這只是艾晴晴為了成名的炒作。

今天的中國人，已經離夢想越來越遠。

（刊於2006年11月30日《澳門日報》副刊 / 新園地 ）

有人看得懂嗎？

以下是司長在今年社會文化領域施政報告講述有關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的一段，有人看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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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有人看得懂的話，可不可以麻煩你告訴我：他到底想說什麽？

第二部份 二零零七年度施政方針

5. 文化領域

5.4 積極創造條件基礎　促進文化產業發展

“文化產業”，它的概念是很廣的，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發展規模和相應的發展門類，但大多取決於人才、技術和市場等因素。行政當局會進一步研究和探討澳門文化產業的發展策略，包括：根據澳門自身的實際情況來界定文化產業；妥善處理“文化”和“產業”的關係，促進它們彼此依存，相互推動。

文化資源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但並非所有文化資源皆可轉化為文化資本，進行產業化經營，因此界定可作資本轉化的文化資源類別至為重要。此外，行政當局會朝著發展本澳文化產業的方向，繼續推進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發展，加強培養藝術人才、創意設計人才，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創作，繼續為社會提供豐富而優質文化活動及各種文博服務，同時，也會加強挖掘、整理和傳播有澳門自身特色的歷史、文化、藝術等等，並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創造良好環境促進文化產業發展。

惟其荒謬，我才相信：“亞洲電影觀景窗”之《排骨》觀後談

深圳導演劉高明的第一部紀錄片《排骨》，被中國紀錄片殿堂級人物吳文光稱為“近年國內紀錄片中關於人物白描最出色的片子之一”，我們終於有幸在澳門文化中心“亞洲電影觀景窗”系列裏一睹芳顏。

《排骨》講述一個從江西來深圳打工的年輕人-“排骨”的故事。排骨在深圳的工作是賣盜版DVD，他不相信愛情，朋友也不多，卻非常喜歡電影，他知道世界上很多電影大師和他們的作品，雖然排骨文化程度不高，卻相當尊重這些自己“看不懂的藝術”。他說：“我賣的那些藝術電影，影院基本上都不放映，沒多少人看。可是拍出來的電影總得有人看啊，要是沒有盜版，你想看都看不著了。”

想想的確荒謬：在中國，藝術電影的存在，卻原來是建立在無數個盜版影碟小販的基礎之上。整天和盜版打交道的排骨，對於盜版，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正版碟太貴，中國老百姓哪消費得起？如果沒有盜版，中國人能看得起電影的就只有一小部分高收入的人士了。”

不錯，今天的中國在各方面與世界迅速接軌，其中也包括消費水平。我想起自己曾和朋友在深圳看電影：人民幣80圓一張的電影票還要大派長龍，甚至因爲滿座而被迫選擇自己不太喜歡的場次，至於售價動輒過百的DVD就更不用説了。當時，只顧驚嘆内地生活水平的日新月異，卻沒想過，在這樣的一座城市裏，那些月收入只有一、兩千元，還要養家活口的人們呢？還有那些月入只有幾百元的外地打工仔呢？他們沒有資格看電影嗎？他們的“文化平權”在哪裏？在全中國充斥著《無極》、《夜宴》這些浮誇、空虛的電影的時候，講述那些掙扎在低下層的人們的聲音，又在哪裏？也許，下次人們在對盜版買賣大加鞭撻的時候，會對中國的社會現狀多一層更内在的思考。

影片裏，賣盜版的排骨說：要是自己有一天能賣正版碟就好了。是的，看見排骨孜孜不倦的研究每一部藝術電影，向自己的客人推薦不同藝術電影時的津津樂道，甚至在朋友家埋頭翻查《電影》手冊的時候，我忍不住想：要是在港澳，他也許會是影碟專賣或出租店裏面一個穿制服的店員吧？但殘酷的現實讓他被迫收起夢想，而警方的掃蕩更讓他從小屋裏逃到天橋，拖著一大箱盜版碟面對自己不可知的未來。

現實何其荒謬？但卻惟其荒謬，我才相信。

澳門特別行政區股份有限公司

對政府首度開腔表示欲以傾斜政策支持傳統特色飮食業的做法，陳澤武回應說，現時首要考慮是篩選値得保留的傳統及特色飮食業。雖無法建立完善公平的審批機制，但前提是該企業應該保持競爭力，對吸引遊客及推動旅遊業有幫助，値得當局協助其變革、重新包裝，迎接未來的機遇。

除保留傳統特色企業外，該商會亦希望與政府合作，從衆多飮食業中挑選優質名店，透過打造一批飮食名店，讓遊客食得更有信心。亦建議建立飮食業官方網站，於網站內提供特色美食店舖資料、介紹，並加入地圖作指引，好讓遊客在來澳前可先瀏覽本澳特色美食，為遊客提供更多方便。

摘自《澳門日報》2006年11月24日


澳門政府官員的思維越來越像生意人，澳門商人的思維越來越象政府官員。有時候我忍不住想，是不是他們上班的時候互相摸錯了門口？

自從政府把“文化產業”解讀成“飲食行業”之後，飲食業界好像終於等到了“大撈一筆”的機會，請注意：這“大撈一筆”不是在市場上大撈一筆，而是終於有機會名正言順的向政府“大撈一筆”！

先看：“該商會希望與政府合作，從衆多飮食業中挑選優質名店，打造一批飮食名店。”

等一等，不是我聼錯了吧？

商會與政府合作，“從衆多飮食業中挑選優質名店”，然後把他們打造成“一批飮食名店”？我真不知道原來澳門政府這麽厲害，有本事打造出“一批飮食名店”，簡直可媲美“英皇”發掘天皇巨星的風光。

我不知道你對認爲“44億東亞運物有所值”的澳門政府的判斷力有多大的信心，反正你是不用費心費力來説服我了。由商會來認可倒也具獨立性，姑且可以一試，但爲什麽商會今天要放棄自己的獨立性，主動去埋政府堆，來合作“挑選優質名店”？在連政府的哪一個部門可以來專業負責評定“優質名店”也搞不清楚的前提下，我說商會的動機裡一點“貓膩”也沒有，你信不信？

至於“建議建立飮食業官方網站，於網站內提供特色美食店舖資料、介紹。”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上面的“官方”二字，應該不是我們慣常理解的“正式（Official）”的意思，而是“官老爺”的“官（Governmental）”字吧？

因爲如果由飲食業商會設立美食資料網站，其實早就該動手了，何必等到政府介入？每年數千万旅客來澳，如果業界有心的話，早可以和本地電訊公司、媒體商討合作，或者集業界之力，做個網站不會太難吧？而且，我們來算筆賬：如果每來澳旅客人次平均點擊2-3次、每個澳門人平均每天點擊1次的話，算起來每年這個飲食資訊網站的點擊率閒閒地也有數億之多，那不但可以起到積極推廣澳門美食之效，分分鐘還能利用這平臺大作網絡廣告營銷，進而還有可能將其發展成一門可以獨立贏利的大生意！

不過，習慣“不思進取”的澳門商家，當然不想冒無謂風險，所以，最好還是由政府來埋單好了。可政府有沒有想過，如果政府為飲食業推銷的話，那是不是也由政府來為這網頁裏所有的商家“背書”？如果食客根據網頁資料消費而受了氣、受了騙，政府是不是會採取相應的應對措施？還是聽之任之，賠上“澳門政府”的信譽？而且，政府用公帑來為幫飲食業做生意，那澳門的旅行社可不可以要求政府來搞一個“官方網站”？而澳門的補習社、時裝店、書店又可不可以提出同樣的要求？政府是不是都去滿足？而如果不是的話，爲什麽單單飲食業可以呢？

澳門政府收賭稅、批地皮，公共資源在來來去去同一班面孔的人們手裏玩個不亦樂乎，卻忘記了一個政府應有的態度：公平、公正、公開。永遠將公共的、整體的、永續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用一個生意佬的態度來管治一個城市。

好，既然政府在忙著選項目、投資、做生意，那麽，身爲業界代表的商會呢？

“陳澤武回應說，現時首要考慮是篩選値得保留的傳統及特色飮食業。雖無法建立完善公平的審批機制，但前提是該企業應該保持競爭力，對吸引遊客及推動旅遊業有幫助，値得當局協助其變革、重新包裝”如果說政府那叫“自身定位角色混淆不清”，那身為業界代表的商會就有些在胡鬧了：他們該做的事情不去做，不該做的事情倒變成一支又臭又硬的“攪屎棍”。“篩選値得保留的傳統特色飮食業”？如何“篩”？如何“選”？而怎樣的飲食業才算具備“傳統特色”？“值不值得”又由誰來説了算？而如果連商會自己也承認“無法建立完善公平的審批機制”，那請告訴我，你們還凴什麽在澳門的飲食市場裏橫衝直撞？

在自由市場經濟裏，除非業界違規、違法，否則，真正有“篩選”資格的，只有市場和顧客。我不知道怎樣的商戶會被他們“篩”出去，但怎樣的商戶會被他們“選”進來，並由當局用公帑（又是公帑？）協助其變革、重新包裝，我還是大概曉得：若你是默默無聞小商號，只曉整些“免治牛肉飯”之類的東西，我看希望不大，但若你和某些高官、商家大佬頗有背景淵源，我想，你會有很大機會被當局協助變革、重新包裝。沒錯，因爲你的確很有“特色”，那“就是與衆不同”的“澳門特色”。

幾乎可以預見，整個鬧劇的結果就是：那些創新的、真正需要幫助的、不知道怎麽開口的、只會埋頭苦幹的商號不會得到什麽幫助、扶持、關心，而那些有後臺的、具背景的、懂得澳門遊戲規則的商家，可以安心地用公帑來做自己的生意。至於所謂“澳門傳統特色飲食”？等個三五七年，你且看看澳門是否擦的亮“美食天堂”這塊招牌。這個賭，我倒很願意和你打一打。

反正，我越來越覺得一世夠運的澳門正在慢慢陷入一場即將降臨的“惡夢”：錯位的政府官員和商家大佬、執政能力一塌糊塗的政府官僚系統、滯後落伍的法律法規制度、虎狼環視的外地財團巨賈、軟弱沉默的本地傳媒、無動於衷的大部分澳門市民。如果這是一家上市公司，我問你：你會不會打算長期持有它的股票？

不過，我倒有個建議，在此且向政府進一言：不如乾脆就將澳門政府變成一家上市集團公司，每年的賭稅是經常性收益，將其他所有的公司、土地、資產都轉換成固定資產。行政長官就是集團總裁，保安司長是保安總管，經濟財政司是財務總監、土地公務運輸司是固定資產副總裁、行政法務司是人力資源兼行政部、法律部副總裁、社會文化司就是員工福利事務專員就好，至於其他部門，也各按企業架構分工，總之，所有的澳門人只要有身份證就是股東（我也不介意那些高官們可以多分一些股份）。然後，整間公司走去香港或者美國上市（說真的，我信任他們那裏的“證監會”多過這裡的什麽“審計署、廉政公署”，還有這些局、司、行政長官的監督能力。）分了認股權之後，我們可以慢慢引進人才，法國的、英國的、美國的、日本的，來者不拒，只要有能力，全用高薪把他們請過來，哪裏還有什麽外勞問題？反正一切以股東利益為依歸，我們就是要一個盈利能力超強的澳門。

等公司業務上了軌道，我們就坐等自己手上的股票升值好了。想想美國的Microsoft、Google，中國的Baidu製造了多少從此衣食無憂的百萬、千萬、億萬富翁？當然，你有能力的話，隨便留在這裡作生意。不然，也盡可找個地中海或南太平洋小島養老。

什麽？我們的下一代怎麽辦？傻啦，只要鈔票進帳源源不絕，哪裏都是天堂，而如果養尊處優的澳門人實在仔仔女女生得太多，就召開一次股東大會好了，到時，荷包漲漲的我們自有財技高手專家來研究新的拆股方案。

【斷章寫意】萬字夾換豪宅

My name is Kyle MacDonald and I traded one red paperclip for a house. I started with one red paperclip on July 12 2005 and 14 trades later, on July 12, 2006 I will trade with the Town of Kipling Saskatchewan for a house located at 503 Main Street.

我叫Kyle MacDonald。從二○○五年七月十二日起，我以一隻紅色萬字夾經過十四次交換，在二○○六年七月十二日換得加拿大Kipling鎭503大街的一棟房子。 【摘譯自oneredpaperclip網站（http://oneredpaperclip.blogspot.com）】

Kyle MacDonald：小別針，大想頭

廿六歲加拿大靑年MacDonald憑“萬字夾換豪宅”妙想走紅全球。去年七月，他受一隻萬字夾啟發，在網站張貼交換啟事。很快，兩位女子用一支魚形筆換走萬字夾，西雅圖雕塑家用陶瓷門柄換走魚形筆。接下來，門柄換露營爐具，爐具又換手提發電機。

交換遊戲在媒體推波助瀾下更見精彩：霓虹招牌啤酒桶套裝、雪地摩托車、一個滑雪假期、一架貨車、一張錄音合約、免費居住鳳凰城公寓一年、與搖滾明星Alice Cooper共處一下午、一個KISS雪球、荷里活導演Corbin Bernsen新戲《Donna on Demand》的一個角色。最後，Kipling市長決定用一棟該市一九二○年代的房屋換取讓該市在電影中出現的機會。MacDonald得償所願：僅値幾仙的萬字夾經過十四次“增値”，換回一棟千呎大屋。

並非個個都能用萬字夾換大屋，MacDonald的成功不但源自古靈精怪的創意，更因其精練行銷能力：他辭工全心投入這活動，親自和網友見面、說服對方交換。他說：“如果你清楚知道要做什麼並開始去做，而人們也覺得好玩或尊重你的想法，他們就會幫你。”明確目標、落實行動，善用一切資源，推動身邊人認識、認同自己的理想……看來，日日“創意文化產業”講個不停的澳門，恐怕連玩這個遊戲的門口也未摸得着。

接下來，MacDonald會出書、拍戲，而Kipling小鎭也將建造一個能在Google Map上看見的全球最大紅色萬字夾，人口僅一千一百四十的小鎭一躍變身世界知名觀光景點……當只識“豪宅換萬字夾”的澳門還在獃望四十四億東亞運“船過水無痕”之際，人家興高采烈的這場“白手興家”創意遊戲，應該仲有排玩。

（刊於2006年11月23日《澳門日報》副刊 / 新園地 ）

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萬字夾換來的豪宅

再談"文化事業"：解讀《施政報告》密碼

(圖片來源：http://www5.nhk-art.co.jp/ )

每年的施政報告不僅關乎澳門小城的社會、經濟、政治發展，原來也是澳門文化學術界的一件大事。因爲，每年政府總會在這份報告裏抛幾個“專業名詞”出來，讓各位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們花上大半年的時間來熱烈討論、研究一番。

而今年的題目是：試論“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的區別。

按報告闡述，“文化產業”需要企業的全方位參與，也就是說，在“文化範疇的經濟活動”，所有與文化相關，又能夠將之經濟運作的就是了。那可包括在内的應有：旅遊業、飲食業、時裝業、手信業、出版業、廣告業等等等等。那“文化事業”呢？如果用排除法來推論，也就是說：所有“與文化相關”的、但卻無法將之“經濟化、產業化”的文化藝術項目，就是“文化事業”。

依此邏輯，首先跳入我腦海的本澳“文化事業”典範，就是“澳廣視”。

這家本澳每年“輸少當贏”的電視廣播機構，完全和全澳市民的文化生活、藝術普及息息相關，而其“不可經濟化”的運作特性，也沒有什麽企業敢與之扯上干系，否則輕則破財，重則傾家。難怪早幾年有公司忙不迭的要把股份送還政府。

可是，問題又來了：廣播電視是無法產業化的“文化事業”嗎？它不可以是“財”“才”雙具的“文化產業”嗎？從香港到新加坡，從臺灣到美國，從SKY TV到鳳凰衛視，反証比比皆是啊？

我又糊塗了。

於是，我用了最簡單的方法來為這個難題求解：走上GOOGLE，鍵入KEYWORD“文化事業”，以下是我找到的答案：

在搜尋首5頁（50個）結果中，共有：
42個結果是：XX文化事業有限公司、XX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
7個結果是：僅含有“文化”或“事業”兩個詞語的其他内容
1個結果是：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

這樣一來，我更迷茫了，如施政報告所講，“文化事業”不等同於“文化產業”，只有“文化產業”才需要企業作為參與主體，那麽，這42家公司、集團、企業是不是搞錯了自己的業務範圍？還是他們不按特區政府的定義來好好起名字？

所幸還是找到了一家正兒八經的學術單位，而且還是“文化事業”的學術單位，就且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怎麽為“文化事業”下定義：

＜文化事業發展系簡介＞
「文化事業發展系」之設立，旨在因應時代脈動，結合臺灣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探索文化永續發展的契機，開發各項文化相關產業，以培育推動文化建設工作的人力資源。本系為全國唯一以培育文化事業企劃、經營與管理、文化傳播與行銷、多媒體製作與應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專業人才的學系。

從臺灣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對自己的解釋來看，文化事業就是開發各項文化產業的事業，而經營管理、傳播行銷、創意產業都是其中的科目。這麽看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不是休戚相關的嗎？

但在施政報告裏，爲什麽特區政府還是要如此開宗明義鄭重強調“文化事業”不同於“文化產業”呢？我的“推理”是：這個“文化事業”應是指政府在文化方面的基礎建設投入，從學校藝術教育到市民文娛場地，還有在民衆藝術修養培育的投入，而“文化產業”則是某些具體的文化藝術項目能開始運作，並以商業形式成爲一門“Business”並進而演變成一個“Industry”。

只是，這兩者能夠剝離來談嗎？沒有好的藝術教育，劇場裏的觀衆哪裏來？沒有有藝術修養和審美觀的民衆，商業運作的畫廊、藝廊的買家哪裏來？不先去耕好地，可以先收了莊稼再説嗎？

在我們迷失在“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濃濃迷霧裏面的時候，也許有一個問題，我們沒有問出口：在文化面前，政府真正應該去做什麽？

後記：

再走上Yahoo(香港)查找一下，它對“文化事業”的分類結構是這樣的： 分類首頁 > 商業金融 > 公司行號 > 文化事業 [ 網站登錄 ]

而在“文化事業”這一欄目裏，包括了： 出版業，補教事業，圖書，翻譯服務。看來，連Yahoo也和特區政府的“分類法”過不去。

文化不是“請客吃飯”--搶看零七施政報告文化領域

“澳門文化具有鮮明的特色，使我們有條件考慮文化產業的發展。但文化產業並不等同於文化事業，需要企業作為參與主體。故此，我們大力鼓勵專家學者和其他有識之士，深入研究如何使澳門的文化元素和產業發展有機結合，共同提出符合澳門實際的文化產業發展方向。澳門的飲食文化素有特色，本地和鄰近地區均看好澳門特色餐飲的前景，政府亦將作出大力配合。政府和民間密切合作，加快可行性研究的步伐，推出有效的措施，支持本澳向有聲譽的飲食老店健康營運、興旺發展。” （節選自特首施政報告第二部分：特區政府二零零七年施政要點）


澳門不缺乏文化，缺乏文化思考，澳門不缺乏文化元素，缺乏有視野的文化官員。

文化政策到底有多重要，我想，高堂軟座的官員可能真的不太清楚，在一個社會裏面，文化政策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怎樣的文化政策才是好的文化政策，我想，特區政府的官老爺們都沒有怎樣想過、研究過。也許正是因爲這樣，所以，我猜他們才會在堂堂一份代表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文化發展架構性文件裏面，把“文化產業”解讀成“飲食行業”吧？

就算發展“飲食文化”

“飲食行業” 當然也可以引生出“飲食文化”，進而發展成爲一門產業。這點不假，但就算特區政府放下身段，打算在明年，甚至今後將澳門定位為區内的“飲食天堂”，也實在有太多問號值得我們去窮追猛打：要保持飲食產品的多元性，這五花八門的美味食品從哪裏來？是打造像臺灣、泰國那樣的夜市？還是催生百花齊放的小本經營商？而如果澳門要保育一批小而精致的食店，那麽，天價鋪租的負擔如何解決？人力資源的提供如何滿足？對於食客來説，輕鬆的環境、滿意的服務、正宗的美味又是否可以垂手可得？還是會憋了一肚子的氣？還有，健康安全的食物保證、價廉物美的品牌形象又可以怎樣維持？食客出了問題事故的話，追討、賠償、處理機制又如何？

如果這些問題已經詳加考慮過，請告訴我答案，而如果這一切都沒有好好想過的話，那麽，施政報告裏面講的，是不是廢話？

我們離“文化政策”還有多遠？

澳門有沒有文化政策？回答這個問題，恐怕要像《皇帝的新衣》裏面那個小男孩一樣擦亮眼睛。我想，起碼目前，澳門是沒有一個完整的文化發展政策，或者說，文化發展方向，在澳門，只有“旅遊產業”，沒有“文化產業”。文學、繪畫、音樂、視覺藝術、舞臺藝術……，或者，藝術教育、藝術家培養、觀衆拓展、文藝發展方向、文化藝術交流定位……還有，澳門的文化發展的優勢、弱點、機遇、限制，這一切，政府、民間、相關業界都研究了嗎？如果沒有，爲什麽要如此“精准定位”的迅速瞄準“飲食業”？

可以想象，接下來的一年裏，澳門社會將對“飲食”這個“命題作文”大寫特寫，大綱政府既然已定，細節便就各自發揮，而如果澳門對真正“文化發展”的討論、研究、試驗今天就已經做出了一個預設立場。可以想見，接下來本地的社團組織要搞美食活動一定順利無比，而其他需要資源、需要重視的文化產業可能會被冷落一邊。這個社會不但會在這一個行業投入太多的關心和資源，更可怕的，也許就此會扼殺其他範疇的生機。而且，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當初我們錯過了什麽。

在連一個大略的澳門文化政策綱領也沒有制定出來的時候，我們就擺明車馬落注在“飲食業”上，我看，這個“社會共識”是不是“統一”的太急、太早、太匆忙？

點解星期二？

Do you know why Election Day is always on Tuesday? Specifically, “the Tuesday after the first Monday of November”? If not, you’re not alone- we’ve asked two Presidents, piles of pundits, and many members of Congress. No one could tell us.
你知道為甚麼美國選舉日定在星期二嗎？尤其還特別指定每年“十一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那個星期二？如果你不知道，也不只你一個——我們曾詢問過兩位前總統、一大堆學者，還有許多國會成員。沒有人能吿訴我們（為甚麼）。 【摘譯自美國http://www.getoutthewhy.com網站】

美國選舉日為何定在星期二？美國某團體發起比賽，只要任何人能向政客問出這問題，並將與對方的對話過程拍成短片上載網絡便可獲獎金，而且「明碼實價，童叟無欺」：衆議員三百，參議員或州長五百，任何前任或現任副總統二千五百，而布什總統“身價”最高——五千美元。

活動看似無聊，背後卻是一場推動草根階層民主權利的運動。設在星期二的投票日，讓工作纏身，尤其是低下層的工人階層根本不可能抽時間或請假去投票，因此，不但造成美國投票率始終在低位徘徊，也間接地剝奪了草根民衆的民主權利。“提問懸賞”以輕鬆手法成功引起美國民衆對此議題的關注，呼應民間將選舉日移至假日進行的訴求，背後搞手的創意應記一功。

那麼，到底點解“星期二”呢？出於好奇上網查找一番：原來十九世紀的美國還是農業社會生活模式，投票選舉這類政治活動要等十一月秋收過後才能進行，而十一月一日是萬聖節，農夫們周六、日又要工作或做禮拜，故最後決定每年十一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星期二進行選舉。

這是我找到的答案，不過小弟旣不在懸賞之列，又無緣接觸那些美國政要，因此發這筆橫財的機會實在渺茫。但若你自覺有機會賺一筆，就千萬不要放過機會，記得活動截止日是明年一月三十一日。如果你只是像我一樣好奇，也不用擔心花旗國離此太遠，所有片段都會在YouTube、Google Video、Myspace等短片網站公佈，你大可安坐家中，慢慢硏究各路英雄五花八門的答案。

旣然玩得這麼開心，不如同場加送一條“星期幾問題”：丹尼爾·狄佛（Daniel Defoe）的《魯賓遜漂流記》裡，荒島主人公的那個土著僕人，點解叫“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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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2006年11月16日《澳門日報》副刊 ）

反腐敗！澳門人關心起來！

純屬虛構

圖片來源：《澳門日報》

第四屆東亞運動會澳門組織委員會股份有限公司回應審計署的審計報吿指出，東亞運作為澳門首次主辦的國際大型活動，各項工作皆無先例可循……電視轉播考慮到運動會對澳門的長遠效益，決定加強轉播水平至奧運標準……回應還指出……商業化思維難以解決跨部門合作帶來的大量涉及政府內部運作及財政事務的問題。協調民間團體參與的多項事務上，亦不適合以商業角度來考量。【〈組委會解釋調整預算有實際需要〉，摘自二○○六年十一月二日《澳門日報》】

話說海邊某小漁村，本來全村人日日望天打卦，日子悶出鳥來。某天，換了一批村幹部，開發出一門好生意——把海灘租給遊客度假曬太陽。一夜之間，遊客蜂擁而至，村幹部收錢收到手軟，而村民眼見客似雲來，自己兜裏沒多幾個錢，平時優哉游哉日子卻不復再，個個頗有怨言。
為了和諧穩定大局，村幹部們一商量，決定為村民們辦些“實事”，左想右想，最後決定在村裏起一間醫院，理由當然冠冕堂皇：保障村民健康，順便服務遊客。

但平時藥鋪也沒一間的小漁村，突然要起醫院，各項工作當然皆無先例可循，而腰包鼓脹的村幹部雖然剛剛洗腳上田，眼界卻一點不差，要搞就發大來搞，漁村雖然村頭行落村尾也不超過一百步，但醫院規格要比得上紐約、倫敦頂級標準，而且具備服務奧運會的能力。原則就一條：什麼貴買什麼！腦心內科不能少，CT、B超樣樣要，就連員工打卡機，也最起碼要配備視網膜掃描。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醫院雖建成，但整條村最資深的“醫務人員”竟是村頭曾為豬乸接生過豬仔的王婆！算了算了，凡事總有個過程，先請她當院長罷。換上“Gucci”院長袍、人工拍得住全球頂級醫療專家的王“院長”走馬上任後卻發現：這滿醫院西洋玩意實在不好用，硬着頭皮搞完一輪仍不得要領，便說：現代醫院的運作模式和儀器設備實在不適合本村的實際情況。最後結論：日後村民看病，還是自行去村尾土地廟喝碗神符水、搽些香爐灰最實際。

以上故事，純屬虛構，各位看倌若硬要對號入座，唔關我事。


（刊於2006年11月9日《澳門日報》副刊 ）

澳門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關於澳門的公務員是否生活在“黑暗”之中，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於這段新聞的討論，我並不想插嘴。但在議事堂上的一些“奇聞”，實在讓我無法理解。

我有時候真的很懷疑：澳門的某些立法會議員，真的知不知道“議員” 到底是來幹什麽的？

“多名議員亦爭相發言，議員馮志強更不惜與主席“爭咪”，說高議員的指控是“以偏概全”，“把政府說得一無是處，把公務員體制說到好似地獄，是抹黑、醜化特區政府”。“若眞有其事，近兩萬的公務員可能走曬去派牌。”他認為議員要有正義感，口頭質詢應要有事實支持，不能以偏概全。”（澳門日報）

這位直選議員可能誤以爲自己是“政府官員”，因此，不惜“爭咪”來維護政府的“威信”，問題在於：他口口聲聲要求“議員要有正義感，口頭質詢應要有事實支持，不能以偏概全”，但他自己的言論，可符合自己提出的這些條件？

沒有人要去抹黑、醜化特區政府，而在今天的強勢政府管制下，恐怕就算有人要刻意抹黑，也抹黑不了。各個議員在這裡倒是“義正詞嚴”，不過，怎麽在面對44億東亞運濫權風波的時候，一個二個的就變成只會“喵喵”叫的“無牙老虎”了呢？

不過，也不應該只怪議員們的無知，上樑不正下樑歪，先聼聼我們立法會主席的“偉論”吧！

“面對議員你一言我一語，政府解釋議員詢問的原意已大打折扣，令主席曹其眞搖頭“好難做”。她表示得知質詢內容時，已預料一定會引起政府的明確表態，擔心回覆的問題可能被忽略，失去口頭質詢的作用。“覺得唔妥，又無根據做嘢”，原因是全體大會沒有賦予其處理的權力，必須依規定放行。”

作爲立法會主席，爲什麽會“覺得唔妥”？又可不可以、應不應該“覺得唔妥”？她自覺“又無根據做嘢”，她想要什麽“根據”？又想做些什麽“嘢”？

也許我們的主席該向對面香港鄰居的那位同行學學了：“被問及作為立法會主席，如何平衡議會內不同的聲音及黨派的利益時，范太道出作為主席的三大原則：「首先自己要沒有預設立場，若持某一立場的話，會給持相反立場的人不公正的感覺。所以，當主席後，對敏感的社會話題都不會發表個人意見。第二，是要一視同仁，就算對於曾給我命令退席的議員，我都會既往不咎，一視同仁。第三：是要維護議員的言論自由。因為言論自由是每位議員應享有的權利，所以作為主席，我是有責任去加以維護。」（專訪立法會主席 ─ 范徐麗泰太平紳士 ）

曹主席搖頭覺得份工“好難做”倒真是說了大實話，不過，我敢打賭她一定沒有想過其實真正的解決辦法是讓真正有能力的人來做這份工。我也敢打賭爲了澳門的“社會發展”，她一定還會“見難而進”的。

只是，由得這麽一群跳樑小醜在這裡公然褻玩神聖的民主議會政治。我真的很奇怪：有良知的立法議員、傳媒、社會人士，還有，千千萬萬生於斯、長於斯的澳門人哪，你爲什麽不生氣？

中國可以做個沉默的援助國嗎？（梁文道）

（來源：明報新聞網，2006年11月8日 ）

【明報專訊】主權平等與不干涉曾經是國際法的根本原則，只要沒有戰爭，和平狀態底下的任何國家都沒有干涉他國內政的權利。可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和平」的概念卻有了根本的擴充和改變。如今有這麼一種「積極的和平觀」，指的是在戰爭以外，基本人權還得受到保障，才算是完整的和平。為了達至這種和平，國際社會有權介入一國內政。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聯合國曾以「和平受到威脅」的理由制裁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當時南非政府以種族隔離政策是他們自己的內政這個傳統說法反駁指摘，但是不被理會。於是長達30年的國際譴責與制裁就此展開。

人權能不能淩駕國家主權？這是個複雜的哲學問題，你可以說人權是普世價值，也可以爭辯不同的國族文化有不同的人權觀。而在實踐上，它也可以變成一種重要的工具甚至武器，例如美國自卡特總統以來即把「人權外交」當作援助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元素，後來更是美國達成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

在這場爭論上，中國向來堅守不干涉的立場，遠離人權外交的路線，並且以此回應和抗拒西方國家的各種指摘甚或幹預。可以說中國過往在「人權Vs主權」的問題上一直處於守勢，主要是為了對抗他國對自己的批評。可是自從中國崛起，在國際上逐漸享有更大的影響力之後，這個問題就有了重大的變化。尤其剛剛結束的中非論壇，更是把「人權」與「主權」之爭帶到了一個嶄新的外交層面。

許多西方評論家認為中國對非洲的慷慨援助和大手筆的商貿往來會助長部分非洲國家的獨裁政府，而且造成平民生命更大的損失。原因就是中國在提供援助之餘沒有提出任何指向受援國家內政調整的條件，使得壓迫人民和腐敗的政府可以安枕無憂地享受援助的好處。

其中一個最惹人關注的例子就是蘇丹。經過20多年的內戰，交戰雙方本已接近達成和議。但是自從2003年開始，蘇丹西部的達富爾(Darfur)又爆發了愈演愈烈的衝突，至今已造成了200萬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和數以萬計的人命損失。

英美為此曾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派兵進駐維和，但是遭到反對。許多人認為是俄羅斯和中國祭出了不幹預的大旗，才使得蘇丹政府能夠保持強硬立場。尤其中國，現已成為蘇丹石油開採和發展的主要投資者，因此受到英美輿論的抨擊。說到石油，問題就更複雜了，據報蘇丹的石油藏量可能比沙烏地阿拉伯還要大，而英美的石油公司卻因為他們國家的制裁政策完全分不到一杯羹，對於中國的巨大存在又怎能不眼紅？難怪連曾與曼德拉一起坐牢，享譽國際的非洲人權鬥士兼詩人Dennis Brutus在指摘中國為了滿足能源飢渴不顧蘇丹百姓死活之餘，也批評美國對中國立場的攻擊是「別有用心」了。

在這種牽涉多邊利益的處境之中，中國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是犧牲油源和外交地盤加入制裁蘇丹政府的行列？還是繼續以不干涉他國內政的理由持續支援蘇丹政府，坐視其針對少數族裔的軍事行動呢？

其實在國際戰略格局之外，我們還有更多的角度可以切入。

首先是國際援助是否有效的問題，這是近年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例如名著《白人的負擔：為何西方對世界的援助造成了這麼多的毛病和如此少的善果》的作者William Easterly，就大力抨擊傳統的援助模式不只無效，反而惡化了第三世界的政經秩序與社會發展水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受援助國家政府的貪腐。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某個國家就一項交通工程對外招標，中標的公司為了補償賄賂官員的代價，肯定要提高商品的價格或降低所提供服務的水準。另一方面，主事官員則往往收了錢就算，毫不理會購得的商品和服務到底有沒有用。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最貧困國家買進的東西特別昂貴，偏偏又四處充斥完全沒被用過但技術先進的器械的原因了。

更可怕的是不計條件地直接援助一些貪腐程度嚴重的政府等於是變相鼓勵政變，因為許多集團會發現只要奪取政權，就能繼承來自經援和貸款的巨大利益。關於這點，哲學家Thomas Pogge有一個生動的譬喻：「這就像一個制服了門、控制了倉庫的團體能夠把一些贓物賣給他人換錢。」竊國者賊，此之謂也。

如今中國不問條件地向非洲國家提供高達50億美元的貸款和資助，又寬免了100億美元的外債，但這些錢有多少到得了最有需要的人民手中？又有多少會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蹤呢？我們實在不能不擔心。順帶一提，在英國壓力團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近日公佈的「2006年貪汙認知指數」裏，蘇丹名列156，是全球倒數第六位。

可見援助發展中國家要不要有附帶條件還不只是幹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問題，還是援助究竟有沒有成效，以及到底在援助誰的問題。

回到人權和主權的爭論，中國必須認識到隨自己在國際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日漸吃重。「不幹預他國內政」這個說法也不再只是由自身出發的防守性措辭，還是一套必將面對更多壓力與挑戰的外交標靶。有關蘇丹的爭論絕對不是最後一個例子。

我們或許可以參考日本的經驗。日本在上個世紀70年代成立了專事開發援助的機構之後，短短20年間就成了經援發展金額數一數二的慈善大國。但是它一直被人詬病為「沉默的援助國」，原因是它對受援國的內部問題不置一詞，結果不只使得許多援助項目得不到預期效果，還被認為間接資助了許多迫害國民人權的殘暴政府。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它力排眾議不願對中國擺出更硬的姿態，才開始思考和建構自己的「人權外交」與「人道干涉」的政策，並且慢慢說服與緩和了外間的壓力。

中國要是想在國際事務上負擔更大的責任，也不能只是永遠把「不干涉他國內政」放在嘴上，還要更積極地參與人權事務的全球對話，發展一套既能真正幫助受援國人民也符合自己戰略目標的人道援助政策。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那又怎樣？

“常常聼人說，人是萬物之靈；常常聼人說，人與動物的區別，是因爲人懂得思考。真的嗎？”（張可堅，澳門文化中心10月29日《十二怒漢》舞臺劇場刊）


澳門文化中心上演的舞臺劇《十二怒漢》是1955年美國著名編劇Reginald Rose的作品。然而，來到差不多半個世紀之後，我們卻可悲的發現：在這一道五十年前就應該跨越的藩籬面前，我們今天怎麽還在踟躕不前？

《十二怒漢》的出現，給我們的問題標出了一個清晰註解：少數未必一定要服從多數，而真理也不一定就不會掌握在普通人的手上。

一個面對十一個，需要的，除了勇氣，更要制度的保障。雖然十一個裏面的穩陣派在左搖右擺、激進派在拍檯拍凳，但有一點卻大家都全心信奉：每個人都生而平等，應享有表達自我的自由。

今天，很流行講什麽“顧全大局”、“和諧穩定”。不錯，從這一角度來講無疑《十二怒漢》的這次陪審員會議是極其不和諧、甚至是“搞事”的8號陪審員主導下的一次爭吵。但是，我們能說這樣的“不和諧”真是毫無意義的嗎？

能堅持己見固然精神可嘉，不過舞臺劇中沒有揭示出來的問題還在於：這十二個陪審員和那年輕被告並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因此，人人手執“人權、公義”大旗都順其自然。但如果我們把場景切換回今天的澳門現實生活，就會發現，這樣的純粹環境不可能存在。讓我們來設想一下：假如那位被告是你的好友、世侄，或者你的對頭、仇家，那麽，你的堅持和改變，是否還會來的如此輕易？再往深處想一想：如果劇中的情形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我們的招聘考試、生意買賣中發生呢？

回到在千絲萬縷的關係裏糾纏不清的現實社會，人權、平等、自由，一大堆冠冕堂皇的名詞每個人都朗朗上口，但是，來到真正“出聲”或“投票”的那一刻，每個人也會在心中迅速展開一番精密的計算，然後毫不猶豫地搬出自己的另一套答案。

是的，今天我們是學會了思考。不過，那又怎樣？

（刊於2006年11月3日《澳門日報》副刊 ）

品牌的力量：從“紅白藍”到“LV”

曾幾何時，被視爲“老土加娘爆”的“返鄉袋”被LV首席設計師Marc Jacobs看中，搖身一變，成爲萬千Fans追捧的心頭好，更美其名曰：向香港致敬。

品牌的力量，就是如此神奇。

依家，個個澳門人的眼前也有一個LV，之不過，此LV(Las Vegas)不同彼LV(Louis Vuitton)也。只是，不知道今天的澳門從過去那座烏煙瘴氣，嫖賭不分的賭城，走到將來文化氣息濃郁，人人開眼必到的迷人城市，還要多久？

(可否想象下如果早年個個咁樣返大陸，會點？)

紅白藍膠袋是一種紅、白、藍三色相間的帆布製成的大型膠袋，原創於1960年代的香港。紅白藍袋一般為16吋至28吋高。由於用帆布製成，質料輕且堅韌，耐用及容量大，故常用於搬運的用途。早於1950年代，香港已有紅白藍帆布的存在，原為保護大外牆或木屋區居民作為阻擋風雨之用。直到1960年代初期，這種紅白藍帆布才改造的紅白藍膠袋，並廣泛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1970年代至19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中國大陸經濟相對落後，不少香港人到中國大陸探親都不約而同以紅白藍膠袋裝載貨品，一時間紅白藍膠袋與探親成了同義詞。(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4%85%E7%99%BD%E8%97%8D%E8%86%A0%E8%A2%8B&variant=zh-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