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章寫意】媒體文化

正是社會允許用令人生厭的言論去貶低和傷害別人的文化孕育出IMUS，現在不讓他的聲音在空氣裏面傳播，我相信，我們正在跨出重要和必要的一步，不單單解決一個特定的事件，更是要改變一種文化，一種在我們的公司裏面越走越遠的文化。

（摘譯自CBS總裁Leslie Moonves在解雇Don Imus後寄給全體員工的電郵備忘錄（Email Memo），2007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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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CBS主持Don Imus為其失言付出結束三十年廣播生涯的代價：他在其招牌節目《Imus in the Morning》中，將一支黑人女子籃球隊稱為「滿頭捲髮的妓女(nappy headed hos)」的種族歧視言論掀起軒然大波，不僅公衆和民權人士強烈抗議，連大廣告主也紛紛決定抽起廣告，CBS不得不作出回應—解雇I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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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家要知道，Imus本就凴口無遮攔而名聲鵲起，他曾在節目中形容阿拉伯人傳統裝扮為毛巾頭(towelheads)、將一名黑人記者喻為清潔工(cleaning lady)，可大家偏偏就是喜歡他的犀利刻薄：節目收視率不但屢創新高，亦為電視臺帶來每年兩千多萬美金的豐厚收入，更可輕易請到諸如美國總統候選人Barack Obama等A級嘉賓助陣。如今出了事，卻要Imus一己承受，實在太不公平。正如CBS總裁在做出解雇決定後發電郵給電視臺全體員工，婉轉而巧妙地說：這個責任，實在應由全社會一起來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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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今天街頭雜誌充斥「飛釘」、「喪插」之類標題的時候，除了埋怨媒體質素每況愈下，我們不要忘了，這亦是整個社會助波推瀾的後果。在大家埋怨為什麽澳門的媒體如此沉默的時候，不要忘記：對同樣沉默的大多澳門人來説，這只不過是照鏡子而已。作爲公衆良心的媒體，本身也是社會成員之一—什麽樣的社會就會產生什麽樣的媒體。今天，CBS決定「由我做起」改變這種文化，那麽，我們的媒體文化，又要靠誰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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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系列‧十四）

“打野豬”和“搞文化產業”

一連聽了兩天的《兩岸四地文化產業硏討會》，腦袋裏幾乎悶出一窩鳥來。看著那些口沫橫飛的嘉賓，絕望像籐蔓爬滿全身，讓我感到窒息。真的，有人願意的話，我可以和你打個賭：十年後，澳門人還在不停開著這樣、那樣的“研討座談會”，繼續談論澳門應不應該、怎麽樣來搞搞文化創意產業。

兩日聽來聽去，創意沒有聽出多少，倒讓我想起來一個很久前聽過的笑話《世界各國經典殺豬方法》，姑且和大家分享一下：

“三個美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討論是否要獵殺野豬。第二天，他們告訴世人：野豬是恐怖的食人動物，如果不殺，後果不堪設想。然後，他們警告野豬：如果在24小時內不離開森林，就要遭受滅頂之災。第三天淩晨，他們把野豬窩夷爲平地並把野豬和森林據爲己有，之後再搜集野豬吃人的證據。

三個英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會打聽美國人對野豬的看法和態度。第二天，他們向世人宣稱，堅決支援美國人的決定。第三天，他們會跟在美國人的後面勇敢地向野豬發起衝鋒，然後分得美國人吃剩下的一點豬肉。

三個德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會研究和制定詳細的殺豬方案。第二天，他們按照方案組織、實施獵殺。第三天，他們吃掉野豬然後默默離開森林。

三個中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大談人與野豬的辯證關係、吃豬肉的重要性、如何在殺豬和吃豬肉上體現中國特色、以及中國人殺豬的優越性等。第二天，做獵殺野豬前的動員報告以及對獵殺的要求和整體戰略部署，並再次強調獵殺野豬的重要意義。會後開展分組討論、輪流發言，做到深入領會、徹底掌握大會精神。第三天，通知各大媒體進行報道，宣揚各小組掀起學習殺豬精神的新高潮。第四天，發現野豬跑了。”

兩天來，看見大家討論得如火如荼、口沫橫飛的樣子，我好想跳起來大叫一句：別在這裡蘑菇了，趕快行動吧！

研討會上，來自臺灣的李天鐸博士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他提到，創意產業、文化產業、創意文化產業、創意工業也好，都是政客們想出來的名詞，真正的大玩家（譬如美國的好萊塢），是從來不在這裡浪費口水和精力的。

政客大談“創意產業”，無疑爲了給民衆提供“新經濟增長點”的期望，透過媒體的宣傳，在民意和選票上有所收穫。其實，不管這些產業為我們帶來多少GDP，也不管這些東西叫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創意工業也好，真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會不會做出成績來。

問題到底在哪裏？

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煕來在回應美國對中國巨大貿易順差的時候說過：中國人賣一億件恤衫到美國去，也不如美國人賣一架波音到中國來。他的話，真的說出了問題的關鍵。創意是個大工業，可是，中國人還在沿用當年“以本傷人”的策略，在中、下游環節鬥平鬥賤，可是，創意產業最核心的部分：“創造力”卻永遠無法把握在手裏。一班人講來講去，還是GDP多少多少，出口額如何如何，票房數字怎樣怎樣，卻沒有看見，中國人、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根本，已經受到了最深的傷害。

研討會第一天的下午，有個澳大教授提出了中國“審查制度”的問題，臺上的嘉賓避而不談，說這不是問題的重點。怎麽不是問題的重點？高行健要跑到法國去才能拿諾貝爾，章怡和要到香港才能對自己作品被禁的事情説話，婁燁導了部電影《頤和園》沒有通過審查就去參賽戛納電影節，結果被罰五年不准拍片。哪怕你是希治閣翻生，史匹堡第二，在這樣的制度下，你還敢拍電影嗎？而其實這些，原來不都是可以成爲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壯大的根基嗎？

第二天，科技大學的教授也點出了另一個關鍵問題：教育。是的，現在澳門、香港、甚至内地學生從小到大的教育是貧乏、單一的。藝術、文化在冗長的教育鏈裏面是相當薄弱的。我們今天談創意產業，不一定要等到拍電影、出唱片、畫動漫這一頭終端才來做文章，我們的教育制度、我們的考試制度、我們的學習方式，一直就在把天賦各異的學生扭曲成“品種劃一”的流水綫產品，而等到他們已經型格俱定了之後，我們卻又來説“喂，多一點創意好不好？”

我們該做些什麽？

中國的“文化危機”、“創意危機”要儘快解決，澳門的創意型城市轉向也要儘快啓動。而首先就要在三個基本方面“百年大計，從頭做起”：1）完善法律體系；2）優化教育制度；3）保障創作自由。

法律上，知識產權保護、企業資助文化活動的配套法律完善、文化產業範疇企業活動的相關立法，都要有條不紊漸次開展；教育上，多元價值的認同，從小開始的文化藝術根基培養，從“應試教育”到“質素教育”的真正優化落實，對教育機構、教育工作者的扶持都要認真、科學、長遠的規劃。至於創作自由的重要性，就根本不用説了。而如果真的政府想做些什麽的話，一份長遠的、有前瞻性的、經過社會充分討論和廣泛共識的“澳門文化政策發展綱要”應該被制定出來。

從今開始，不要再開口閉口談什麽GDP、就業率、回報率了，如果有一天，澳門有人能寫出一本《大三巴密碼》暢銷全世界，好萊塢也來取景拍戲，世界各地的遊客因此紛湧而至的時候，你不講創意產業，也會有大把公司把錢往這裡投。如果說“創意工業”是一場以“人才”為根本的持久戰，我們現在就正處在“深挖壕，廣積糧”的準備階段，如果“文化產業”是一項希望獲取豐厚回報的長期投資項目，我們現在就正處在“投資”的前期投入階段。

當然，我們也可以一邊繼續高叫口號，一邊說著口是心非、教條八股的官樣文章，反正，等到了第四天，那只大肥豬一溜煙地跑掉了之後，我們還可以嘗試去再找一頭牛或羊來繼續我們的“君子動口不動手”遊戲--這點智慧，中國人還是有的。

【斷章寫意】工作文化

“我覺得，只要把手頭上的事情做好了，別的都不用愁，名呀，利呀，這些，都是結果，不是目的。”（摘自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 10，《人物》節目：娟子--身價最高的時尚攝影師，2007年1月12日）

她幾乎拍攝過所有當紅的中國明星、國際名模；她總能捕捉令人過目難忘、大氣優雅的畫面，塑造出唯美又具個性的形象；她是許多當紅巨星全心信賴、甚至指定的攝影師。從一個連照相也不懂的時裝設計學生，到開創中國時尚攝影新高度的攝影大師，娟子一次偶然接觸時尚攝影之下發現了自己對這行的興趣和潛能，因此，她不計較得失、不急功近利，抱持一個信念：把手上的事情做好。就凴這麽簡單的一句話，這個在後臺幫模特穿衣的打工仔變成了今天中國時尚攝影的領軍人物、中國目前身價最高的時尚攝影師。

我們的工作文化又是什麽樣子？很久前，一位朋友的話讓我咀嚼到今天仍無法消化，他說：千萬不要把自己的興趣變成工作，否則，連本來喜愛的興趣也會變得索然無味。我不知道這是澳門“與別不同”的獨有“特色”，還是澳門人早已認命接受的“打工文化”，但現實中我卻無奈地看見，他說的，確是事實。工作，不過是人們用時間換金錢的手段，大家整天挂在嘴邊的是：“都係搵兩餐啫！”、“都係打份工啫！”，通常還附送一句：“使唔使咁呀？”，這潛臺詞便是：得過且過罷，何必太認真？

個人的力量可以很偉大，也可以渺小。一個人，可以決心像達爾文、愛迪生、愛因斯坦一樣改變世界，也可以選擇準時在打卡鐘前排隊、在平庸和沉默中慢慢消耗生命。但是，問題的根源其實並不在那些整日將“都係打份工啫”挂在嘴邊的打工仔身上，真正應該思考的是：究竟為什麽，這一句“都係打份工啫”大家可以說得如此理直氣壯？

（“文化思考”系列‧十三）

【李爾‧在此】我還能相信誰？-- 從《下周村》到《西望長安》

今天的中國，在金錢、利益、權力、名氣這些誘惑下，次貨、假貨、劣貨，各種欺騙手法和方式層出不窮，不管是國内還是國際，整個國家都面臨著一場無法漠視的誠信和道德危機。這些社會現實，自然也看在内地文藝工作者們的眼睛裏，也終於慢慢開始在舞臺的表演創作上有所體現。最近，兩齣内地明星級舞臺作品--《下周村》和《西望長安》，都不約而同將焦點轉向了這方面的題材。

中國國家話劇院、香港藝術節及日本東京新國立劇場聯合委約及製作，中國著名先鋒戲劇家李六乙與日本新銳戲劇家平田織佐聯合編劇及導演，中、日演員及幕後人員攜手創作舞臺劇《下周村》，講述在中國一個不知名的農村小鎮裏，一個比金沙三星堆更撲朔迷離的歷史遺址突然出土，興建中的日本工廠被迫停工，隨後中、日兩國各懷目的的各色人物紛紛登場，上演了一幕幕荒誕場景。

可能對近年中國人心浮躁、真假扭曲的社會風氣深有感觸，因此，《下周村》充滿了現實與歷史的荒誕與困惑，可惜，不管從“講故事”還是“實驗性”來看，總覺得有些兩頭不到岸，相對臺前幕後的“金漆招牌”，這齣戲的確有些名不副實，或許，這裡本身也反映出時下藝術創作困惑心態？

無論如何，如果說《下周村》不過是存在著一段“想象和現實的距離”，那麽，另一齣話劇《西望長安》帶來的思考就更加耐人尋味了。按老舍五十年代舊作改編，由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策劃和小品的總導演、著名喜劇導演婁乃鳴執導，國際影視明星葛優擔綱主演的《西望長安》，以“名著+名導（婁乃鳴）+名演（葛優）”的強大組合造成不小的轟動。而根據主辦單位的漂亮宣傳文案：“此次《西望長安》的推出，動用了國內的超強陣容，在劇本，導演、演員的選用、舞臺的呈現上都追求打造更加完美的藝術品質。相信它在市場的出現，一定會在保證票房的基礎上使觀眾更深入地感受話劇藝術的魅力，把話劇推向一個更加繁榮的階段。”但是，在我看來，除了葛優在臺上孤軍奮戰式的努力讓我寄予無限同情和理解之外，整齣《西望長安》實在乏善可陳：那些偽後現代門框在臺上不斷被莫名其妙的推來移去，既累贅又做作，而舞臺上熒幕裏不停重復播放一些無關宏旨的片斷，也在不停干擾我的視線和注意力，那時不時有群冒充《二十一世紀殺人網絡》的黑超大漢在《職業特工隊》的電影音樂伴奏下的手舞足蹈，更是讓人啼笑皆非。看下來，整齣表演豈一個“爛”字了得？可讓我大惑不解的，是在日前國家文化部公佈的“紀念中國話劇誕辰一百週年經典劇目展演”演出劇目中，《西望長安》居然還赫然榜上有名。

不知道是現實的荒誕，還是荒誕的現實：嘲笑、抨擊當下假冒僞劣風氣的作品，本身竟然變成了其所批判現象的活生生證明。如今的中國舞臺，太多的“優秀”、“經典”作品讓人眼花繚亂，而如果連衡量藝術水準的尺度也變得讓觀衆不可捉摸、無法認同的時候，那麽，請告訴我：今後，我還能相信誰？

(刊於2007年4月19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斷章寫意】誰的城市? 誰的文化？

“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從人均GDP來看，巴西比中國人均收入要高的多，四千多美金，比中國到2010年的目標人均三千美金還多。但是不是人人都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是大家應該關心的問題了。離開聖保羅，其中一個原因，是太多人告訴我，聖保羅的治安越來越差了，04年還有這次，遇到的當地人相當友善，但還是激不起對這個城市的熱情，從國際機場到市中心，一路塞車，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個在迅速發展的城市，到處都是建築工地，除了偶爾可以看到的幾個具有葡萄牙風情的建築，其他的都是毫無風格的現代化高樓大廈。……放眼所及，國際連鎖酒店的大字招牌，很難分辨出自己到底在那個似曾相識的城市，廣州？北京？新加坡，還是香港？上海？北京？在這個城市的角落，一點也沒有自己的特色。和當地的一位華人議員助理聊天，她說，巴西的治安變得越來越糟糕，因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貧窮的人在這個國家，越來越看不到希望。”
節選自“看看巴西，想想中國”，前鳳凰衛視記者：閭丘露薇（http://blog.sina.com.cn/m/luqiuluwei），新浪博客網

哈佛法學院昂格爾教授九四年寫過一篇關於發展中國家的文章，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一定要避免巴西的那種結果，就是：精英階層享受了經濟發展的成果，普通民眾卻被排斥在外。這樣，社會無法持續發展，而政府也會變得弱勢。

所有的政府及其領導者都理直氣壯地追求經濟發展，可重要之處在於：發展經濟，到底爲了什麽？不就是希望改善居民的生活，讓市民們共享經濟、城市、文化的良性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嗎？如果我們本末倒置，為追求過程卻迷失了目的。那麽，到了最後，這城市會變成屬於誰的城市？而裝載在城市裏的文化，又是屬於誰的文化？

（“文化思考”系列‧十二）

【李爾‧在此】原來，我們都是“鄭和的後代”

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本地導演古英元執導其“老師”--新加坡戲劇大師郭寶崑--非傳統戲劇文本《鄭和的後代》，除了澳門、葡國、英國的劇場工作者，還有内地年青演員參與，企圖重新審視今天仍迷失在“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往哪裏去？”等一系列問題的澳門人的内心困局。

也許期望太高，看完演出，内心竟有些失望：混合内地和澳門演員的編排讓人期待，尤看得出深圳演員的高水準科班功架，可惜兩地演員互相客串的實際效果和預期尚有差距。舞臺設計似乎未能契合主題，徒具外形而欠内在神髓。值得一提的，倒是臨時增加的神來之筆--幾幕“見工”的場景穿插，但此意念似乎未得完全發揮，否則，演出相信應該更見精彩。

在宣揚“中葡友誼”屬極度政治正確之舉的今天，再翻“殖民”、“文化閹割”的老賬，好像有些不合時宜。但“文化閹割”卻未必一定要重新牽扯中葡的歷史糾纏。更值得關注的，還是“霸權文化”和“文化侵蝕”的思考角度，從這意義上來講，今天成功落實“澳人治澳”的澳門人，又何嘗不是香港文化、荷里活文化、甚至全球商品消費文化下繼續被殖民的一群？

在對“被閹割”的恐懼後面，其實是我們内心對“本土文化”的呼喚，也是我們尋找及認同自己“文化根”的過程。我想起剛在香港藝術節期間看過的一齣韓國舞臺劇《仲夏夜之夢》：韓國創作人用傳統的韓國故事大綱、音樂、語言、舞蹈和表演方式，重新演繹莎士比亞的這齣名作，而讓我這個中國人唏噓不已的，並非這些韓國人的演出水準多麽高超，而是他們在觀衆面前流露出對自己傳統文化的那一份自信。事後，我曾和不少朋友探討這個話題：其實，真正的澳門傳統文化究竟是什麽？而澳門人真正的文化之根，又在哪裏？

找不到自己在文化地圖上的位置，是澳門人今所共對的尷尬困境。剛剛擺脫殖民地身份的小城，在塵土飛揚的城市巨變中再次喪失了自我。曾有朋友說：自己的小孩以後一定要送到外國（英語系國家）去讀書，因爲，今後在澳門，只有說一口英文才會高人一等。以中文為母語的澳門人，從葡文到英文，始終在内心氣短三分，就像從姓“馬”被迫改姓“鄭”的鄭和一樣，澳門人承受的真正失落，又何止於姓氏或語言的選擇？

在外人豔羨眼光中擁有越來越亮麗經濟數據的澳門，卻並沒有因此找回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相反，人們卻更加失落：我們不是已經跳出“被殖民者”的位置了嗎？怎麽我們的迷茫和失落感，竟還是如此強烈？如果我們是鄭和的後代，那麽，我們會不會變成一個個新的鄭和？鄭和爲了生存而放棄了自己的“根”，而我們爲了華衣美食和安逸生活，是不是也正在作出同樣的選擇？

在歷史的迷宮裏，我們不停原地打轉；在文化的地圖上，我們無法定位自己的坐標，也許，真正的原因就在：只要我們一天不鼓起勇氣去尋找、面對真正的自己，就永遠也無法走進真正屬於我們的未來。

刊於2007年4月5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斷章寫意】電影工業

“近日灣仔富德樓有重建大員駕到，言談之間向藝術家抛出的願景是「係度搞下搞下，搞得好，遲啲咪可以去西九囉！」而藝術家的回答是「我鍾意啲小街都畀你地拆嗮！點創作呀？」……以旅遊和消費主導的規劃模式，只會使居民和藝術家一樣成爲動物園裏的獵奇對象。”（摘自2007年3月22日香港《明報》，粉飾貧窮墻—失落本土坐標的創意工業）


如果一座城市喪失了其文化意義上的本土性，則勢必淪落爲招徠遊客的廉價展品。香港的問題，就在於從官員到民衆，大多人内心都抱著一種“做生意”心態，卻忘了“低買高賣、見風使舵”的商人思維，並非文化藝術的永續發展規律。

發展澳門電影工業的真正關鍵，在於澳門電影能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能不能真正講述澳門自己的故事。過去二十年，香港電影電視主題愈來愈狹窄，也許就在於香港已經習慣了將電影看作純粹的“投資買賣”。所以，你很難看見耗時三、五年的港產片大製作，因爲個個要“搵快錢”。而你也很難看到港產片、港劇在資料搜集、史實整理上著力，因爲這些投入增加了成本，減少了利潤。所以，在香港，從古代秦始皇、孫悟空到現代律師、警察，大家都千篇一律糾纏在愛情之間，至於想看如美國《逃（Prison Break）》、《CSI》、《迷（LOST）》這些題材多元、引人入勝的節目，恐怕只是發夢。

香港前車可鋻：不在電影工業的核心創造力上落功夫，只懂修這個、建那個來招徠遊客，最後變得蒼白無力的，還是我們自己的文化。日前香港内地專家煞有介事地來為澳門電影工業發展“獻計”，冠冕堂皇的話說了一堆，但我聽來，那句 “澳門應建立一條古裝街影視基地，方便内地、香港以至鄰近國家或地區的影視同行前來租場拍戲”，才是他們真正的心底説話吧！

（“文化思考”系列‧十一）

Book Review：《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長期研究中美關係的分析家孟捷慕想我們問自己如下問題：“要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而政治體制卻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那怎麼辦？……換句話說，要是中國已完全融入了世界經濟，而其政治卻完全不民主怎麼辦？”（第10頁）

第三種局面

孟捷慕在書中指出了中國演變的三種可能：“解慰設景”、動亂的局面和第三種可能。他主要在意的是第三種可能，並希望美國決策者和大眾盡力理解這種可能性。他說：“為思考這第三種局面，就必須假設從今以後的25年裏，中國仍將由現在的共產黨執政。也許一些名稱和措辭會發生變化……然而，當前政治體系的基本結構仍會保持不變……（中國）將不會出現政治反對派，不會有媒體自由，選舉將只在基層進行。安全機構將會積極預防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換句話說，中國雖然變得越來越富強，但政治體制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政治層面，未來將如同今日。”（第11頁）

“中國人喝星巴克咖啡不一定就喜歡民主”

“這種想法促使我們一廂情願地相信，“我們”想要的，“他們”也想要，因此“他們”將會變得像“我們”一樣。”這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眼中“平坦世界”的一部分。在這樣的世界裏，中國人通過購買麥當勞漢堡和星巴克咖啡，在短期內就能接近美國的生活方式，而在較遠的未來，他們就會想得到美國已實現的政治自由和經濟機會。

孟捷慕稱這種觀點是“星巴克謬誤”（Starbucks Fallacy）。“一旦看到人們吃麥當勞漢堡或穿‘Gap’品牌服裝，美國作者就急忙下結論說，他們正變得像我們，因此他們的政治體制也正變得像我們的。”（第49－50頁）

針對上述論點，孟捷慕促請美國人注意兩點：謹慎和教育。有很多人喜歡以南韓、新加坡或台灣的成功例子，預言中國大陸即將民主化。對此，孟捷慕想讓我們謹慎地使用這種假設，而且在下結論前，我們自己先要瞭解中國大陸，與人們經常援引的亞洲成功例子之間存在多麼巨大的差異。

“中國中產階級或會妨礙民主化”

中國大陸與亞洲已民主化的成功例子（如南韓和台灣）之間的規模差距，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差異。而且中國大陸在美國的保護傘之外，不像那些已民主化的經濟體那樣深受美國的影響。但孟捷慕所指出的最具決定性的差異是，中國大陸中產階級可能是妨礙民主化的一個因素。

他在書中解釋了其原因：“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城鄉人口比例是1：4。如今主要是由於農民進城務工，這一比例上升為1：2。但這仍是一種巨大的不平衡，而且就其影響而言，仍跟以前一樣。假如中國舉行全國性的選舉，而且農民基於自身利益進行投票，他們的利益將完全不同於繁華大城市裏那些享受星巴克咖啡的消費者的利益，城市中產階級將會在選舉中大敗，雙方得票率的差距，絕不會像美國近年來選舉中‘紅州’和‘藍州’之間的差距那麼接近。在中國的選舉政治地圖上，上海、北京、天津和廣州等中國大陸最大的城市就像汪洋中的孤島，將完全被‘紅色的海洋’吞沒。”（第51頁）

孟捷慕據此相信，中國大陸新興的中產階級，也許害怕出現民粹主義浪潮，因為它有可能逆轉經濟現代化的浪潮，並摧毀他們剛剛享受到、但並未牢靠的好處。如果中產階級支持政治改革，他們就有可能淪落到農民的地位。因此他們也許並不像大多數曾到中國大陸走馬觀花的美國人所說的那樣，是政治改革的動力。

這是此書的絕妙之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受益者，有理由支持一黨專政，而美國政治家和決策者並不瞭解中國的這些利益集團。當然，孟捷慕從未說中國民主化是不可能的事，更沒有說，是絕不可能的事情。但他這本書說明了中國目前處在何種階段，以及其複雜性。毫無疑問，這會引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就中國的發展，能夠和應該提出甚麼樣的假設。

書名：《中國幻想：我們的領導人如何淡化中國的鎮壓》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著者：孟捷慕（James Mann）

上文節選自：亞洲時報在缐

從重慶的“釘子戶”到澳門的“暴發戶”

“可以說，中國地方現時一切問題的總根源，其實就是因為地方體制民主化程度不足，造成地方官僚集團利益跟群眾利益出現尖銳對立，這些體制問題，並非一名“開明的書記”就能解決的。而這問題，也絕非重慶獨有：另一名第五代領導人的熱門人選李克強，過去也不是在河南給艾滋問題弄得焦頭爛額嗎？可以預見，若中國地方選舉不再啟動，日後的第六代、第七代領導人的競逐者，都肯定會遭遇一樣的難關。這種現象，必會損害開明者成為未來領導人的機會，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環境，形成貪官和庸才較容易上位、有心解決問題者反而很易提前出局的局面；這樣，實在不利於中國的國際形象、對未來中央政府的執政能力也毫無好處。”“最牛釘子戶事件”：“汪洋困境”有何出路？

中國人在權力面前，從來都是順從和溫馴的。對於國家改革的最大夢想，也不過是有朝一日能夠遇見並且伺奉一位“明君”。問題在於，權力的膨脹和利欲的熏心，往往都會將坐在這個“君主寶座”上的人變成怪獸。數千年來，中華大地無數個朝代的更替，已是這鐵般定律的實證。今天，在重慶發生的事情，正説明了：雖然政府的權力從人民而來，但沒有制約和監督的公共權力，總有一天還是會走到人民的對面去。而如果我們一廂情願地寄望於某一、兩位主席、總理、書記、市長或行政長官這樣的個人，一定最後會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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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慶的釘子戶到澳門的暴發戶，我們的思考，真的越來越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