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六】

惡搞有理

觀念的市場裏，有各種各樣極端的聲音，但只要沒有國家機器的壓制或煽動，老百姓的意見，總會通過一番搖擺，回歸中庸之道。相反，把牛鬼蛇神死死關進盒子裏不讓透氣，民意反而像個不斷升溫卻沒有出氣口的高壓鍋一樣，慢慢凝聚越來越危險的壓力。【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惡搞”這回事，其實沒什麼道理好講，取決於你站在哪一邊：高高在上的官員，當然為維護官威面子全力反對；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小市民當然舉腳贊成——大佬呀！你們受我們供養，外出坐頭等、住宿五星級、吃得肚滿腸肥，還有秘書司機侍奉左右，政績交不出功課，我沒辦法趕你下台，狠駡你一頓或調侃你一下也不行？



不論是令人笑到碌地的諷刺惡搞，還是尖酸刻薄的揶揄嘲笑，也許會被某些人指責為“沒有建設性”，但事實上，這些大大小小的出氣口的確擔當起為社會減壓的調節閥。而除此以外，一個社會對待“惡搞者”的態度，還凸顯了更深層次的政治脈絡——劉瑜對政治人物被“惡搞”提出另一層理解：“在一個指着總統鼻子駡都不會被關進監獄的社會裏，普通人會有更大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中國人缺乏幽默感，大多源自缺乏安全感。皇權時代連皇帝的名字也是禁忌，到了現代社會，對“惡搞者”的寬容尺度仍然有限。我不介意立法嚴懲“惡搞者”，但前提是，請你把規則先說清楚。比如，“醜化局級以上官員者，罰款一萬，拘禁十五天”——當然，有關“醜化”的定義，可能你需要另列一千三百項附則詳細說明，雖然這也未必令人滿意，但起碼早一點白紙黑字寫個清楚，最低限度我們還能“依法辦事”。但實情是，維護“官威”的規條，很多時晦暗不明、含糊不清，我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踩線、以及踩了哪一條線……沒有人願意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感、不安全感的白色恐怖社會，亦正因如此，“惡搞者”的處境往往成為量度一個社會安全感指標的最佳“寒暑表”。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五】你“主流”了嗎？

你“主流”了嗎？
充分制衡意味着強制性的對話，而根據哈貝馬斯，充分、有效的對話是政治現代性的要旨。【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我是‘主流’還是‘被主流’了？”這可能是最近縈繞不少澳門人心頭的大哉問。不過，有一點大家要清楚，“主流”也不一定就代表“正確”：哥白尼提出“日心說”曾被認定是反“主流”異端邪說；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當時是萬衆擁戴的“主流”共識……回顧歷史，眞理未必總是站在“主流”這一邊。因此，有關“民主制度”的迷思之一就是：在有關社會事務、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數人頭”是最好的方法嗎？



香港劇場空間早前四度公演Reginald Rose名劇《十二怒漢》(Twelve Angry Men)：一少年被控謀殺生父吿上法庭，所有證詞證據皆對其不利，十二位陪審團成員聆訊後齊聚休息室商討是否該判少年死刑。陪審員有的看那少年不順眼，也有的早有先入為主偏見，還有的但求快點搞掂收工……首輪投票結果11:1——只有八號陪審員提出“非主流”異議。有趣場面發生在投票之後，一陪審員說，“Oh! Boy, there is always one.”是的，不管怎樣的選舉投票機制，總有反對派出現，哪怕那個數字只是“1”。“What we do now?”另一個不耐煩的陪審員問。“I guess we talk?”八號陪審員這樣回應。所幸有制度保障，其他陪審員再不滿也不能“大石砸死蟹”，大家於是坐下來“talk”，抽絲剝繭，辯論交鋒，八號陪審員一票一票扳回來，終將“非主流”變成“主流”。



“數人頭”確是民主決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但問題核心其實在“怎樣數”——民主的眞意在於容納、保障社會的不同聲音，在適當機制(行政、司法、媒體等)承托下，民衆盡聽各方觀點交鋒，加以獨立思考判斷，讓民主“藏智於民”，全體社會一起學習、成長。亦曾在澳門公演的《十二怒漢》寓意深遠，難怪成為經典，其後更多次被改編為電影(網上應不難找到)，那些覺得自己最近迷失於“主流”與“非主流”之間的朋友，我建議你們不妨去看看。


延伸鏈接：
 
(1)
 
1957年由米高梅公司製作，黑白電影。利尊勞·羅斯（Reginald Rose）原著，薛尼·盧密（Sidney Lumet）執導，亨利·方達主演。後獲當年柏林影展金熊獎，及獲1958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改編劇本獎三項提名。此片因其「文化上、歷史上、美學上」的重要價值，被選為美國國家電影保護局（National Film Preservation Board）典藏。

http://v.pps.tv/play_30IBA3.html
 
(2)
 
俄羅斯導演Nikita Mikhalkov，2007年翻拍1957年版本，加入俄羅斯與車臣的關係糾葛，在原著的基礎上挖掘出深度和新意，成績可觀。
 
http://v.pps.tv/play_31IH1N.html
 
 

【李爾‧在此】《一起翻身的日子》：政治交替，人性不變

二○一一年澳門文化中心“毛俊輝戲劇友導計劃”，請來香港戲劇大師毛俊輝擔任藝術指導，本地靑年導演陳飛歷、譚智泉及一班演員攜手上陣，共同演繹英國劇作家大衛·黑爾（David Hare）的《FanShen》（一起翻身的日子），向一段距離澳門、亦距離現今世代已頗遙遠的歷史挑戰。《翻》是澳門戲劇舞臺少見之作，演員們需一人分飾數角，壓力不小，而由於這段歷史距今遙遠，如何揣摩體會那些地主、貧農、黨員、書記等等角色，澳門（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觀衆又是否能接受、理解演員所塑造出來的人物，都是艱巨的挑戰。而從筆者欣賞的場次（廿九日晩）來看，是次演出功架嚴謹紮實，舞臺效果拿揑有度，加之舞臺設計、燈光音樂亦較協調地配合、烘托起場景的歷史實感，台前幕後的創演人員必定耗費了不少汗水和心血，値得為之大力鼓掌。



《翻》劇改編自美國作家韓丁（William Hinton）《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一書。一九四八年，韓丁以觀察員身份隨共產黨土改工作隊赴山西省潞城縣張莊村（今屬長治市郊區東厰鎭），他在此親歷了中國土改運動的全過程。回美國後，於一九六六年寫成《翻身》一書，迅即贏得各界關注。一九七五年，大衛·黑爾將之改編為劇本，首在倫敦公演，後赴世界各地巡迴，更被譽為當代英國堪與戲劇大師布萊希特經典媲美之作。而澳門版的演出，導演於劇始劇終讓演員跳入、跳出劇場的設計，以及對觀衆發問的方式結束，亦呈現出此風格和思考。事實上，在英國當代戲劇裏，大衛·黑爾（David Hare）的政治劇的核心，其實是關於“人”和“人性”：當一群人被賦予權力，他們會怎麼做？而他們身邊的其他人，又會如何反應？從辛亥革命的皇權退位到國共內戰的政權交替，生活在上世紀前半段的中國人，幾乎一直處於“革命”的洪流大潮，《翻》劇描繪的一個小小張莊村，雖然只是其中一朶小浪花，卻從細微處折射出這一段大歷史。



但是，跨越近一世紀後的今天，我們面臨的政治／社會語境已然不同——當年人民“推翻舊制度”的“翻身當家作主”革命熱情，已被如何“改良現制度”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如何邁開兩條腿走路”的新問題取代，從“破壞”到“建設”，中國人走過了一百年，又是否有新的思考和感悟？土改、整黨、劃分成份……這些詞匯對今天年輕觀衆或已相當陌生（這也“得益”於現今敎育制度裏“歷史”的缺席），但民主、維權、普選……等等詞匯今天聽在耳朶裏我們又感覺如何？恰如戲中台詞所說（大意）“中國每一次革命都創造出新的詞匯，但結果卻大同小異”，落墨於“人性”的《翻》其實超越了黨派、歷史、政權的層面，聚焦於對人性的思考和探討，用兩位導演在演後座談會的話來講，就是在歷史大叙述的視角之下，審視一群小人物怎樣誠實地面對自己，怎樣全心投入改變自己的命運。



整體而言，雖然《翻》劇仍有不盡完美之處，如演員在台詞技巧方面的功底和把握，以及本地中生代表演人才的不足，但瑕不掩瑜，近半世紀後，《翻》劇中文版首度在澳門上演，不僅為我們呈現出一段已模糊湮滅的歷史，更重新審視人性的價値，拉開澳門戲劇舞臺上一道難得的風景，帶來別樣不同的意義。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四】民主不只是投票

……“民主不僅僅是選舉”這道理，幾乎已家喻戶曉，不過有些人似乎把這句話詮釋成了“民主不需要選舉”。我以為，對選舉的認識不能矯枉過正。對於真正的民主制度而言，“選舉”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選舉是萬萬不能的。選舉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給民眾一次機會將他們不滿的政治家趕下台，同樣重要的是選舉動員過程所啟動的公共生活：它帶動公眾對公共政策的討論。(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6月)





先說說發生在朋友身上的一件真人真事：某日深夜，朋友搭巴士回家，車上人不多，可能因交班在即，司機把車子開得──令人感覺有些不安的──飛快，而且他似乎心情不好，對人呼呼喝喝。巴士行駛途中，車尾似發出怪聲，朋友詢問左右，身邊乘客卻不大願理會，朋友於是想上前和司機理論，卻被旁邊一位婆婆示意阻止，大意是說那司機脾氣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長話短說，巴士最終因不知名的故障拋錨，乘客們要另找辦法各踏歸途，至於那脾氣煩躁的司機結果如何，則不得而知。



在澳門街頭不算鮮見的這一幕場景，我卻覺得其中大有寓意：套用於政治層面，且讓我們假設那巴士就是一個社會，“揸弗人”司機大佬雖脾氣不好，態度欠佳，但他有執照，有經驗，所以就算來一次全體投票，也許大家仍會選他來開車──這正是不少將“民主”與“投票”簡單掛勾者經常訴諸於口的論點：一人一票，未必一定能選出最好的。但問題是，民主，絕非只是選舉投票而已，民主的真正意義，在於依託“選舉”這種形式，帶動民眾對大大小小的社會議題關注討論，“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透過全民參與的、自由開放的討論，民智就會不斷提升，公民素養也能不斷進步。否則民眾──就像前述巴士裡很“澳門人”的那些乘客──只求“趕路”，遇事明哲保身，不同的聲音(如我那朋友)“被沉默”。可問題會因視而不見或掩蓋就永遠消失？車子拋了錨，最後受影響的，不還是你和我？



(反思民主，四)

《李爾‧在此》專欄寫作：與城市、與自己的對話過程

終有機會將七年來在《澳門日報》兩專欄的部分文章集結成書，興奮之情難以言喻。上周日在塔石體育館的“二○一二春季書香文化節”，有幸與展鵬對談，和台下來支持捧場的朋友、讀者們交流，更是多年孤身對著電腦寫作之外的感動收穫。藉此機會，不如也利用這專欄小小一角，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



成為專欄作者，一開始給自己帶來不少“虛榮”，但慢慢就發現事情非如想像那麼“浪漫好玩”，畢竟，每個星期都要在固定時間內交稿，要言之有物，不虛應故事，一點也不容易。而最讓自己感到不可捉摸的，其實是尋找寫作的“對象”──我到底為何寫作？寫給誰看？腦海中的“讀者”，其實遙遠而模糊，自己該寫些甚麼才會令他(她)們有興趣來看？獲得他(她)們的認同和讚賞？或許，這一連串問題還應該反過來問：自己應不應該討好讀者？讀者喜歡或者不喜歡我的文字，又究竟重不重要？



專欄寫作於我漸變成一場“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實驗。直到某天讀到一位香港專欄作家分享寫作感受，他把自己寫專欄的心態描述為“給城市寫信”，那一刻，自己頓然深受感觸──“給城市寫信”當然是比較浪漫的說法，而自己的感受是，將寫作與自己身處城市(或再具體而言，自己身處的社會)連結起來，因城市而寫作，為城市而寫作，在文字裡滲透對城市、社會、人群的觀察，並由此觀照、記錄自己的思考。於是，每一篇文章，都記錄下自己某次思考的過程：談文化創意、談城市保育、談教育制度、談社會弊端、談城市規劃、談制度改良……誘發自己寫作思緒的，通常是從身邊所見所聞開始，某場演出、某次論壇、某篇文章，或心有感慨，或許思有所疑，或忿忿不平，“與城市對話”的過程，到最後，我突然發現，真正的對話對象，原來竟變成了自己。



我想，除非只是偶然路過的過客，否則，不管一個人在城市居住的時間長短(就算你立定決心要盡快移民離開這裡也好)，一座城市的居民，總會對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有所感受。這種感受當然會因不同的人而各異其趣：一棟舊房子拆不拆、一座新劇場建不建，都可能有人同意、有人反對。對城市的感受千人千貌，而一座城市的生命力，不在於這裡的居民可以多麼快速地就某項問題達成“共識”，不是的，一座城市的生命力，在於這城市是否提供了足夠的渠道、足夠的機會，讓人們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而這些喧嘩眾聲也能夠互相被聽見，並展開辯論、討論，在此過程中，大家能互相理解，並達成共識。



這也就牽涉到媒體──正是澳門這城市的最大軟肋──在一個社會裡所應擔當的角色了。而一格專欄，不過是這個龐大機體裡一塊組成構件的一個小小部分。曾有段時間自己寫得灰心喪氣，覺得再怎麼寫，也改變不了甚麼。但轉念想想，也許是自己期許太高：寫作，其實不一定要去改變甚麼的。回到最基本的層面，寫作，其實就是一次次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而只要誠實地面對自己，願意寫出內心真實的想法，而若大家都願意這麼做，更多的、真實的聲音能夠被聽見，也許，真正的改變才會這樣在城市裡一點一滴，慢慢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