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章寫義）帝國的博弈  李 爾

…… 如今這個往昔入大於出的城市，因上述原因（原來從貿易貨物過境得到的利益，受到新興的英國人居留地香港的競爭）無法以國庫的歲入支付一半的費用。如今，可以這樣說，澳門是一塊完全重新改建的居留地。閣下將會看到您在多麼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出掌澳門政府，陛下對您的博學與經驗、對您的堅強性格，對您的愛國熱誠寄託了多麼的信任，而委以閣下如此重要、光榮的使命，冀希克服一切在您的使命中將遇到的困難。【摘自：〈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長法爾考給亞馬留的指令〉，《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吳志良，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                                 沈志亮的義憤與衝動、亞馬留的輕敵與傲慢、徐廣縉的遲疑與無奈……當我們回望“刺督案”中的各個關鍵人物——就如大多數歷史事件一樣——會發現：很多看似巧合的歷史瞬間總存有某種必然性，事隔已遠再加上受後世意識形態影響，如今要完全還原“刺督案”真相恐非易事，但審度其時國際局勢，我們不難發現，在“刺督案”背後，其實是中葡（及其他西方國家）等帝國之間的一連串博弈。                           1850年的維多利亞城（曾被稱為女王城）。（網上圖片）    “刺督案”發生前，中國剛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簽下《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由於香港擁有較好的深水港，在英國宣佈為“自由港”後迅速發展，澳門的貿易港地位一落千丈，葡國看在眼裡、急在心頭；另一方面看在各國眼裡，一個龐大富裕的中華帝國，原來竟如此不堪一擊，因此葡萄牙決定放手一搏——一改以往與明清政府的合作態度，手段漸趨強硬，意在改變對澳管治現狀：1843年，葡方提出按“香港模式”處理澳門問題遭中方所拒，於是葡女王瑪利亞二世於次年9月將澳門列為海外自治省，1845年11月20日再宣佈澳門為“自由港”，同時派“鷹派”軍人亞馬留出任總督，嘗試憑武力建立殖民管治……後有解讀“刺督案”者，將“刺督案”的發生歸於亞馬留個人的“專橫跋扈”恐是“見樹不見林”——看似偶然的“刺督案”，結局其實早在開場前就已寫定了。 （沈志亮與亞馬留 · 十）                                                  Queen Maria II of Portugal 刊於2015年6月25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斷章寫義）無奈的總督  李 爾

……沈志亮起來抗暴之前，先向官府投訴，又同鄉紳鮑俊、趙勳、梁玉祺等人商議，再由鮑俊向總督報告，得到總督徐廣縉表示認同，鮑俊回來向沈志亮傳達了徐廣縉的意見之後，才組織郭金堂等人襲擊亞馬勒。徐廣縉由於對亞馬勒的種種惡行非常惱怒，而又苦無應對善策之際，便利用沈志亮等民間勢力打擊澳葡……因此抗暴鬥爭並非沈志亮等人的魯莽行為，而是總督徐廣縉、鄉紳鮑俊等多人共同參與策劃，反覆磋商之後產生的政治行動。【摘自：《澳門近代歷史上的英雄沈志亮》，黃鴻釗，《澳門月刋》，2012年第10期。】     雖不少中外史料認為，“刺督案”得到中國官方鼓勵甚或指使，但根據事後雙方軍事應對的對比（中方進退失據，葡方迅猛高效，若是中國官方主動策劃，應不至於軍事準備如此狼狽，反倒是葡方應極盼望類似“刺督案”的天賜軍事介入藉口），筆者傾向於相信“刺督案”主要還是民間自發的抗爭事件。     但或許很少人關心“刺督案”中另一位無奈的總督──過往不少看法將亞馬留橫行無忌的責任，歸咎於兩廣總督徐廣縉的啞忍退讓，但說句公道話，徐亦非懦弱庸官──1849年2月至5月，徐在任內積極調動官、商、民等各方力量，成功領導了“拒英入城”事件（英軍於《南京條約》後，恃強要求進入廣州城，但遭中方嚴拒），據說他曾隻身登上英國軍艦，有理有節地嚴拒對方的不合理要求，堪稱大清的股肱之臣。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徐廣縉謀勇兼備，為何卻在澳門問題上如此被動無奈？有載徐曾擔心與葡衝突可能導致英方乘虛進入廣州，甚至美、法、西等國也群起為敵，這或許可為兩廣總督的消極態度提供某種註解──徐採取“以夷制夷”策略，為免破局，故對亞馬留的挑釁一直啞忍不發，可人算不如天算，突然發生的“刺督案”，令早想打破現狀的葡方找到難得機會，拉攏西方列強“同仇敵愾”趁機動手，而徐的“以夷制夷”平衡策略就此瓦解，此刻他前無軍力支持，後有朝廷壓制，縱使再有心，也無法應付此變局了。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九） 刊於2015年6月18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斷章寫義）遲來的刺客  李 爾

從中葡關係來看，雖然此次事件發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與亞馬留等在澳門推行殖民戰略，引發澳門各方矛盾所致，並且事件本身也有或然性，但事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更加喪失對澳門的管治權……費成康分析事件發生後“葡萄牙殖民者侵奪中國在澳門各方面的主權，使開埠三百餘年的澳門終於在實際上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摘自：《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61)的澳門》，葉農，澳門國際研究所，2013年。】     沈志亮刺殺亞馬留之舉，仿若在國力衰微、受盡欺凌的中國土地上，點起一盞微弱燭光，彰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抗爭精神。但從實際效果看，“刺督”事件卻恰恰相反地加快了葡國奪取澳門的進程，因此“刺督案”雖取得了戰術意義的成功，但從戰略意義而言就不一定了——為何這麼說呢？一般而言，刺殺政治人物，除了懲戒報復外，更重要的是期望“人亡政息”，以制止或擾亂刺殺目標人物推行的政策或措施。但在1849年，亞馬留已於任內透過對澳門華人收稅及登記戶籍、將澳門半島地界擴張至關閘、驅逐大清海關及縣丞衙門等一系列舉措，基本上完成了葡國當初委派給他的任務（相反，若在亞馬留初抵任展現暴戾手段時就將之刺殺，或可制止或減緩其後種種殖民行徑，甚至有機會影響葡國調整殖民政策），沈刺殺亞馬留已是其卸任之際，動手太遲，以致實際收效微乎其微，反而變相幫助亞馬留達成了開拓殖民地的最後任務（雖然總督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為葡國團結西方各國、武力侵犯中國及奪取澳門提供了藉口。     在兩國尚未正式宣戰之際，暗殺一名西方國家在華的官方代表，此舉令西方各國人人自危，放下此前“各懷鬼胎”的“小算盤”，聯手起來對付中國（從刺案後各國一致反應可見），這不但不符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基本外交框架，即使按中國傳統的“殺人償命”原則，刺案也令中方在善後處理上處於被動，對欲挑事端的澳葡則是千載難逢的良機，這從事後中葡雙方處理方式的對比，已見端倪。     （沈志亮與亞馬留 · 七）    刊於2015年6月4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