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爾‧在此】《Bibap》：徒具娛樂性的“文化產業”

繼令人印象猶深的《Jump》之後，韓國導演崔哲基的新作《韓瘋Bibap》登陸澳門文化中心，瘋魔澳門觀衆之餘，更引發藝評人林喜上周在本版“聲色短打”專欄以此劇為例，直陳澳門“文化產業”無法“跳出自設框框”的短板，値得大家深思。但整體而言，筆者不太認同的是，《Bibap》算不上“文化產業化”的“最佳示範”，因其旣有市場意義層面的成功，也有藝術意義層面的失敗，對澳門發展文化產業的路徑參考，旣有指引之功，也有誤區之謬。

回溯《Bibap》的創作起點是在二○○七年，當時為配合韓國政府“促進韓食世界化”的政策，由韓國農林水產食品部、三星集團及韓餐世界化推進團聯合企劃此表演，邀請韓國舞台劇導演崔哲基擔任創作總監（此前崔哲基的舞台劇《亂打》及《Jump》都是舞台演出注入韓國文化元素的代表之作，廣受觀衆歡迎）。《Bibap》以“美食”為主題，結合BeatBox、B-Boy、無伴奏合唱、武術、光影戲等元素，演出多次以片段形式成為各地國際旅遊展會內韓國館的必備娛樂節目，更於二○一○年受邀參加英國愛丁堡藝術節。發展至今，此演出除了赴世界各地巡演，在韓國本土亦已成為常駐演出節目，列入各大旅行團的赴韓必備行程，將表演藝術和飮食、購物、玩樂並列，成為地方的一項旅遊資源，對於同樣定位旅遊城市的澳門，其實不無借鑑作用。由政府產業政策主導，加上商業化營銷思維，可以說《Bibap》在創作階段就以“產業化”為根本目的，比如節目內充滿娛樂效果的觀衆參與互動環節，甚至在創作階段引入歐洲“舞台醫生”（專責挖掘、糾正舞台演出各種大小問題並加以督促改進的創作顧問），可見創作核心是以帶給觀衆豐富娛樂性為最大考量，這也是《Bibap》與通常意義的舞台演藝創作的最大不同。

若從知名度、娛樂性、入場率甚至票房收入來看，《Bibap》無疑是成功（至少不能算失敗）之作。然而，這齣完全由“產業化”思維催生的舞台創作，也暴露出不少問題：《Bibap》以一場“烹飪競賽”中紅、綠兩位廚師的對決比賽為軸線，整場演出由日式（壽司）、意式（披薩）、中式（麵條）、韓式（拌飯）五場美食對決構成。毫無疑問，此創作角度匠心獨運，但可惜的是，最終舞台效果卻“被手段掩蓋了目的”，本來從“飮食”切入“文化”，創作人如何展現對五國在飮食背後的文化理解和詮釋，是令人期待的亮點，但在大量娛樂元素稀釋之下，五場本來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烹調比拼”卻變得大同小異，徒具嘻哈娛樂的技巧賣弄，有些搞笑手法更是一用再用，和曾在澳門上演的《Jump》、《仲夏夜之夢》（韓國旅行者劇團）在藝術層次上存有相當差距。就此來看，若說《Bibap》給澳門人帶來了甚麼啟示的話，除了“文化產業化”這種結合政府政策、旅遊開發、表演藝術，以商業頭腦推動文化產業聯動發展的開拓型思維，更重要的，是演出向我們做了一次示範：文化產業雖然從形式上看似一盤生意，但其內涵仍應該（而且必須）由“文化”擔當核心元素。否則若捨本逐末，即便能取得商業意義的成功，也不過是另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急功近利之舉。


（觀演場次：二○一二年九月九日下午三時，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六】民主的反思

近二百年前，在那次着名的旅行之後，托克維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民主把一個人永遠地抛回給他自己，最終將他完全禁錮在內心的孤獨裡。”這話可以做多樣的解讀，我的理解則是，民主通過將公共生活的重負壓在每一個個體的肩膀上，挑戰每一個人的心靈和頭腦。如果說劣質的民主，正如專制，是給個體提供一個隱身於群體之中的機會，那麼好的民主則鼓勵每個人成為他自己，依賴於每個人成為他自己。“把一個人永遠地抛回給他自己”，這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呢？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許有不同的回答。【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年六月】



“甚麼是民主？”如何回答這問題，是自己寫“反思民主”系列的初衷。但一連串文章寫下來，越寫越發現這題目的宏大廣博，自己要看、聽、學的實在太多。談論民主，很容易將之與“選舉投票”簡單掛勾，也很容易將之歸責於政府的作為。但事實非完全如此——民主，不僅是選舉投票、政治辯論，更是一種價値觀念、社會型態以及生活和思考方式。

這幾年間，自己對澳門、澳門人的看法，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斑馬線前猛響喇叭怒駡過街老婦的司機、禮貌欠奉態度馬虎的餐廳侍應、巴士上對孕婦老人熟視無睹的乘客……在社會發展大潮的衝擊下，澳門人竟似完全變了一番模樣。

若按字面意思來理解，“民主”就是“讓民作主”，這個“民”字才是關鍵——不是“順民”、“暴民”或“愚民”的“民”，而是“公民”的“民”。民主的成功與否，正取決於社會是否擁有一大批願意擔負起自身責任的社會公民。所以，與其臨淵羨魚，盼望“天上掉餡餠”的施捨式民主，不如退而結網，一點一滴培養出社會強大的公民意識。不講大道理，不談假空想，我們可以從身邊最微小的地方如撿一片垃圾、讓一個座位做起。“好的民主鼓勵每個人成為他自己”，澳門的民主之路，確比我想像的更加任重而道遠。



（反思民主·二十六·完）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五】政治免費午餐

……從南灣的塡海拓地，到氹仔—路環濕地的被毀，這些工程常以犧牲澳門的自然和歷史特徵為代價。在環境規劃上，澳門並非中國的典範和樣本。正和香港一樣，它明顯已經淪為那種有缺陷的發展主義邏輯的犧牲品。……但是，憑藉其獨特的位置和環境，要想吸引投資，要想加速資本化，澳門就必須致力構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像香港（或另一個層面的新加坡）已經實現的那樣。不敢做出這樣的努力，就等於宣判澳門的經濟和政治身份幾乎等同於珠海或任何一座中國內地的城市。……對澳門有利的是，中國內部已經開始向後鄧時代的秩序轉型：更注重管理，更強調專家治國，而且愈來愈多地參與到亞太經濟體中。最後可以說，對於澳門（還有香港）自治的未來，最好的保證是中國自身的民主化。（摘自《澳門史：1557-1999》，（澳）杰弗里·C·岡恩著，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3月）



“政治”不是學者或政客的專利，身為普通市民，我們若選擇和政治“絕緣”，只會任由奸惡者當政，為禍社會，終令自己及下一代付出巨大代價。身為中國人，筆者對中國政治的未來版圖充滿好奇——一國兩制“實驗室”的港澳社會政局好壞，關乎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切身利益；而兩岸關係的未來進程，又是另一或許有機會親身見證的百年特殊個案。

筆者曾以為，在探索中國未來政治路徑的嘗試中，澳門具獨特價値：小城人口不多，社會問題不複雜，經濟政治架構簡單，民風純樸而且認同中國傳統文化，故澳門可摸索中國政治體制的“第三條路”——旣有別於港台，也不同於內地。但以這些年的親身經歷來看，筆者的想法或許有些一廂情願——回歸後澳門經濟騰飛，卻沒能把握機會在政治層面進行新的探索。就算觀鄰埠香港，固有文明和法制之利，看來也難在這塊“政治版圖”獨立成篇。回歸根本，也許中國的民主進程才是港澳民主進程的關鍵。但香港也好，澳門也罷，絕不應坐等這頓政治“免費午餐”，而應想辦法在這場新長征路上，找到發揮自身獨特作用的角色。（反思民主·二十五）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四】“雞毛蒜皮”的選舉

……選舉議題的“雞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是美國社會在重大基本問題上達成了共識的表現。這個社會已經完成了對工人能不能組織工會、如何控制公司壟斷、公立中小學如何運營、婦女該不該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車前排、言論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權是不是一個貶意詞等重大問題的辯論了，剩下的，至少就國內事務來說，基本都是小修小補的“雞毛蒜皮”了。如果一個國家連這些最基本的共識都還沒有形成，“右派”堅持工人不能成立獨立工會，“左派”堅持反對市場經濟，而我是那個國家的公民，那當然會舉着選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初到美國的劉瑜恰逢當地州長選舉，身為政治學者，當然不會錯過難得的近距觀察機會，可令她吃驚的是，幾位候選人的辯論議題——稅率加減0.3%、應否給非法移民發放駕照、是否支持幹細胞硏究——在她看來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仔細一想，也從中琢磨出道理：選舉議題大多聚焦在芝麻綠豆的小事，恰是因行之多年的民主制度，早令國民在一些根本原則問題上形成了基本共識。

香港關於“國民敎育”存廢之爭，就其本質而言，其實也就是社會就“國家／政權認同”層面的基本共識之爭。當年設計“一國兩制”本是權宜之策，其邏輯顯而易見：如果內地那套制度好，何不延用於港澳？而若港澳的制度先進，幹嘛內地不採納？之所以“一國”內要存“兩制”，其實就是設立一個緩衝區，但最後始終還是要“一國一制”的，不過屆時的“一制”要在舊“兩制”之間尋找平衡點，希望找到（或設計出）一套優化改良、大家接受的新制度。而“國敎”之爭，也就是香港社會對日後那“一制”該循何方向發展之爭，比如國家或地方政權當怎樣產生？該如何運作？不論港或澳，如普選等一系列議題，其實都是關乎政體根本的原則議題，只要大家一日未能就這些基本原則形成共識，日後類似的紛爭怕還陸續有來。 （反思民主·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