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忍尼辛被譽爲“俄羅斯的良心”，對華語文學界而言，他作品的流佈和解讀，還有另一重意義……文學為誰而著？文學公共性的關鍵絕不在於配合公共政策和主流聲音，而是其文學藝術道德的實踐。這種實踐並非倫理道德是非的判論，反而是對純粹的執著和對真實理念的尋求。索忍尼辛和同時代異議者作家的時代意義也許亦如是，他們從政治混沌中廓清出純粹、從集體中建構出個人、從批判中踐行出真實。（摘自：“逝去的異議者文學——索忍尼辛與中國”，2008年10月5日香港《明報》）
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早年因在私人信中對斯大林“不敬”被捕，勞改八年後再送到坦偏遠山村流放三年。赫魯曉夫上臺後，蘇聯的社會環境開始松動，1962年，索忍尼辛的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新世界》刊出，迅即帶來巨大聲譽，“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的光環紛紛落在他頭上。然而，隨著赫魯曉夫倒臺，索忍尼辛的手稿被沒收、所有作品被禁，不識相的索忍尼辛居然還發表公開信，要求“取消對文藝創作的一切公開和秘密的檢查制度”，認爲“作家和藝術家有能力做得更多——粉碎謊言。”結果被當局指責是“叛國者”而驅逐出境。
一轉眼，昔日蘇聯土崩瓦解，政治舞臺上“你方唱罷我登場”。2007年，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總統令，將該國人文領域最高成就獎“俄羅斯國家獎”授予索忍尼辛。頒獎禮後，總統更親自拜訪這位因年紀老邁而無法領獎的作家。普京說：“我想特別感謝您為俄羅斯所做的貢獻，您對自己的觀點從不動搖，並且終生遵循。”説得真好，索忍尼辛的起伏一生，的確讓我們見證混沌政治漩渦的荒誕和可笑，一時“叛國者”一時“國家良心”的榮辱交替之下，我們看見作家始終一笑置之，因爲，他真正堅守和忠於的，是自己心中那片超越政治權爭的國土——恰如瑞典皇家文學院為他頒發諾貝爾文學獎時提到的：“俄羅斯的苦難使他的作品充滿咄咄逼人的力量。在這些雄壯叙事詩中，中心人物是不可征服的俄羅斯母親。”
（“誰的未來”系列，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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