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1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還可留住什麽?

圖片來源:澳門牛房倉庫網站


今年夏天,天氣特別熱,心特別冷,山移平了,海填平了,世界扁平了,心永缺不圓了……何以失去了才會捉緊不放?人留不住了,地方也留不住了,還可留得住什麽呢?(摘自澳門 “牛房劇季”作品:《那時‧花開》節目場刊,2007年6月16日)


上星期六,本地創作人陳柏添編導的小劇場作品《那時‧花開》在牛房上演,作品嘗試帶領觀衆穿梭時空,從一個愛情故事、從青洲小島的變遷,審視澳門城市的過去、現在、以及將來。

在這裡摘錄場刊中的那段文字,是覺得這是創作者在向觀衆提問:在城市變遷過程中,在生命流逝過程中,我們可以留得住什麽?我們又希望能留下些什麽?不知爲什麽,突然間,我竟想起電影《命運自選台》(Click)中的那隻萬能遙控器。也許,今天的澳門正愁自己沒有這麽一支神奇的遙控器:一按“快進”,海已填平、山已剷去,再按一下,輕軌已架好待用、賭場也全部拔地而起、遍地開花……強調目標為本、利益至上的今天,我們巴不得跳過一切,直接進入結果。可在開始和結束之間,對這座城市而言、對居住在這座城市裏的人們而言,真正應該留下來的,到底又應該是什麽?

這座城市的主事者們自以爲自己想要的,也就是澳門想要的,也就是澳門人想要的,於是,一切都變成一場加快速度到達終點的競賽,速度之快,讓人們連回憶和思考的時間空間也消失殆盡。只不過等到最後,等到今天的少年變得鶴髮蒼顏,再回頭看看面目全非的城市,卻會不會竟從喉嚨深處擠出幾聲深重無奈的嘆息?

這些問題,時間終會告知我們答案,然而今天可幸的,是從《那》劇中我還能看見小城裏仍然有人堅持思考、不斷發問,對於城市的意義,對於我們的將來,他們心中還存有一份希望和關切,只要這樣的人依然存在,那麽,我想:最後,總該還可以留下些什麽吧?

2007年6月20日星期三

【轉載文章】龍應台,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龍應台,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 思怠
――親歷龍應台哈佛演講

(轉載來源:一五一十部落

去年在哈佛大學訪學,臨近歲末適逢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來哈佛演講。對這次演講,特別是龍女士最後的答問,事後有許多報導和評論見諸報端和網路。但我對這次演講的觀感卻不怎麼好,甚至可以用失望來形容。古人講“文如其人”,龍女士言辭之犀利的確如其文,但表現出的“民主”風範則實在不敢恭維。本文的題目,就是我當天在演講結束後所發的感慨。本來是想寫篇感想,但很快發現網路上湧出許多反對龍女士觀點的文章,有的甚至是謾駡,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實是不想混跡於這些攻擊和謾駡之間,畢竟觀念和認同相差太遠。

事情已經過去數月,近來又在《開放》雜誌四月號上讀到關於這次演講的評論,題為“龍應台舌戰大陸精英”,其中不僅故意歪曲一些事實,在評論中居然還夾雜對當事人的誣衊和中傷,讀後憤然不平。當時的情形歷歷在目,如魚鯁在喉,不吐不快。

龍應台到費正清中心演講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前一位畢業于北大的女生告訴我的。這位女生,在我看來是個典型的“北大人”(可惜這種人在現時的北大卻很少見了),典型的理想主義者,對“民主”的熱愛近乎極端,容不得對民主的任何質疑。我曾親眼見她對前來進修的國內官員大上“民主課”,也曾因說了句對某位著名民主“鬥士”不夠恭敬的話而險遭她用水瓶敲腦袋(塑膠的)。龍應台女士來哈佛演講在她看來是天大的喜訊,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比聽馬英九演講還要激動。她告訴我龍應台是她崇拜的偶像,並叮囑我“一定要來聽”。

這位女生,就是後來報章廣為報導的第一個向龍應台提問的大陸學生。

正如報章所說,她在提問開始時先表達了對龍教授的景仰之意,說非常喜歡龍教授的文章。接著,她對龍應台的演講進行了評論,表示並不完全同意龍的觀點,如臺灣是否被邊緣化的問題。

在哈佛,跟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嘉賓做完演講後都是“評論和提問”(Comments & Questions)時間,你可以提問,也可以評論,當然很多人是先評論後提問,並且大都是不同意主講人的某些觀點才進行評論和提問的。這是學術活動通行的國際慣例,即便在今天尚不“民主”或尚不夠“民主”的大陸也是如此,只不過大家喜歡先說兩句恭維的話。或許這是中華文化使然。

我在哈佛感觸很深的是,在這裏,無論是多大牌的教授學者,還是政客、官員或大公司總裁,無論評論者的批評有多麼尖刻,或者提問人的問題有多幼稚,都要做出認真傾聽的樣子,然後感謝人家的評論和問題,再認真做出回應。我想即便不談民主和平等,至少出於禮貌也應該如此。

但在這位女生仔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在臺上的龍應台卻明顯不耐煩起來,臉上的不悅是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看出來的。很快,她忍不住了,非常乾脆地打斷了這位女生的提問,湊近麥克風問“What’s your question?”

我感覺在場的人當時都是一楞,畢竟這麼直接、這麼無禮地打斷他人評論的情形在這裏還是很少見的,而相反的情形——台下學生打斷臺上老師提出自己的問題倒是更常見一些。

這位女生或許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形,當然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當時的確臉一下子紅了。但她仍然很禮貌地解釋說,我的問題在後面,但我的問題跟前面的評論有關係,因此有必要作為背景先說清楚。接著,她仍然繼續自己的評論。剛說了兩句,龍應台再次打斷,“I am waiting for your question!”

這時場上的尷尬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主持演講的Stephen Owen教授不得不出來圓場,說請儘量把你的問題說簡短些,因為還有其他人在等著提問。龍應台或許這時也感覺到氣氛的尷尬,就接了一句“Yes,I am waiting for Merle’s question”。說著,向坐在台下的Merle Goldman教授(報指她以研究大陸異議人士而聞名,但她不是哈佛大學的教授,而是費正清中心的Associate)嫣然一笑,笑得是那麼謙卑,跟前面對待提問者的態度形成了強烈對比。這笑容讓我至今回想起來仍然感覺是那麼的不舒服,甚至有點倒胃口。

於是,這位女生不得不中止了自己的評論,或許是為了鎮定一下,低頭看了看自己手中筆記,然後仍然非常客氣並且略帶含蓄地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從您最近的文章中,我感覺到您對‘motherland’這個概念的理解似乎發生上一些變化。我想知道您是否有這種變化,您是否還把中國視為您的祖國呢?”

龍應台的回答很乾脆,“是的,我近來在祖國認同上是有所改變”(而不是有些報章報導的那樣,“我對祖國的看法和定義從來沒有改變”),接著,龍應台做了如今眾所周知的精彩闡釋,“我只在文化意義上認同中國是我的祖國,而今天在這樣一個我不能認同的政府的統治之下的現實中國,不是我的祖國!”

多麼驚世駭俗的見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不是你的祖國,那麼蔣介石獨裁下的中華民國是不是你的祖國?半個多世紀前日本佔領下的中國又是不是你的祖國,是不是你父母的父母之邦?再往前,歷朝歷代封建統治下的中國是不是你的祖國?如果說這些不民主的政權統治下的中國都不是你的祖國,那麼你文化意義上的祖國又從何而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第二個提問的就是龍應台所期待的Merle。在我看來,這位非常關注中國問題的老太太提出的問題也許讓龍應台更覺尷尬。因為龍應台在前面的演講中大講自己在中青報副刊《冰點》上的文章如何導致了這個刊物被停刊,自己是如何用手中的筆英勇抗爭,最終迫使中共最高當局讓步,讓這一刊物起死回生,這一事件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又是如何的重要,讓人感覺到她在整個事件中是最核心的人物,是推動中國民主進步的“英雄”。

然而,這位Merle Goldman教授提問時卻說,自己一直以為是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了這一事件,從來不知道與龍應台的文章有關,那麼“袁的文章跟這一事件又是什麼關係呢?”

龍應台這時才不得不回應,承認袁偉時的文章也是有關係的,但從時間上的次序看,還是自己的文章在這一事件中更重要。正如報紙上所說的,龍應台不得不“花了點時間向她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龍應台講自己在《冰點》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其演講後半段的重點,在場的中國留學生們普遍感覺其自我標榜的成分太重。事後大家評論說,還是Goldman這位老太太厲害,一下子就點到了要害之處。早知如此,或許龍應台就不會對Merle的問題那麼期待了吧?

第三個提問的,就是報章報導中說的那位操著相當流利的英式英語的中國學生(的確其口語非常棒,令人羨煞)。關於這位學生的身份,很有意思,當地第二天發行的一份政治色彩很濃的中文報紙在報導中,稱第一個提問的北大女生為“大陸學生”,寫到第三位提問者時卻稱“中國學生”,似乎有意隱諱其身份。而在《開放》四月號的文章中,卻又一口咬定兩人都是大陸“精英”,說他們“披著‘民族主義’的外衣”,嘲諷他們“民主政治素養不夠,口才不佳,英語詞不達意”,被龍應台用流利的英語駁得“啞口無言、面有愧色”,“沒有完美地為他的‘黨和人民’立功”,等等。

我不知道這些在具有充分言論自由的美國和香港發行的報章,是刻意要隱瞞什麼還是沒有管道去核實,還是出於某種需要而刻意製造謊言。事實上這位男生跟龍應台一樣,也是來自臺灣。看來他跟大陸學生的交往不多,因為多數大陸留學生都不認識他,我是靠其他臺灣學生的指點才知道他來自臺灣。所以,也請不要說他是“中共同路人”或給他扣上其他帽子了,假如你還有一點客觀精神的話!

這位臺灣學生的提問很不客氣,劈頭就說龍應台的文章和演講只片面談論臺灣民主好的一面,卻避而不談臺灣民主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和不好的一面,他認為這樣會誤導讀者,也會誤導中國大陸的民主之路。

龍應台再次不等他說完就打斷,同樣犀利地問“Then what’s your question?”或許在她看來,這些小毛孩子們是沒有資格對她進行評論的,更沒資格批評自己。對於我說的話,你們這些學生只提問題就好,不懂的地方我來告訴你!不知道龍應台是不是因為當教授給學生上課而只習慣於被問問題而不習慣被質疑?或是跟北大的那位女生一樣,“民主問題不容質疑”?或許,如果這兩個小毛孩子都順著她的邏輯去發揮,或者嘴巴甜一點隻說讚美的話,龍應台就不會這麼粗暴對待?但願龍應台不像她所批評的威權政權裏的官員那麼俗氣。

在龍應台插話之後,這位臺灣學生也毫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誠如報章報導所言,後面變成了兩個人唇槍舌劍的辯論。儘管這位男生英文流暢、言辭同樣犀利,但“畢竟是書生”,而龍應台畢竟是當過臺北市文化處長的人,深諳臺灣政客的攻防之道,很快就抓住對手言語中的漏洞,模糊了提問者的焦點,成功地重新掌握了話語主導權。

龍應台表示,自己只是個作家,不是政客,不負有執行的責任;作家只需要將自己的見解表達出來(我想她的意思是說作家當然可以片面地或有選擇地只談事情的一面),而如何實踐是政客們的事,“是胡錦濤的幕僚們該做的事”。

這位男生顯然不同意她的說法,認為作家寫文章當然容易,只要贏得讀者就行;但政治家在做事的時候卻沒那麼容易,他需要考慮很多事情,需要考慮“選票”……

這句話一下子被龍應台抓住了漏洞,馬上對著麥克風大聲問“胡錦濤需要選票嗎”,惹得台下一陣哄笑。這位男生一時語塞。(其實從這裏也可以判斷出這位男生不大可能是來自中國大陸)

這位男生繼續解釋說,作家對事情提出批評容易,但政治家在真正做的時候卻要面對很多困難……龍應台再次插話“批評有時候也不那麼容易,刊物被封就是很好的證明”。

她繼續重複自己的觀點,認為自己只是作家,作家的職責就是寫文章幫助讀者思考,而如何解決問題則是政治家的責任。她理直氣壯地質問“我不是胡錦濤的幕僚,為什麼要我負執行的責任”,“胡錦濤如果不同意我的觀點,可以對我做出回應……”

這時那位元男生又天真了一次,介面說“胡錦濤是不可能回應你的……”龍應台馬上反問“Why not”,台下許多學生也跟著問“Why not”,接著又是一陣哄堂大笑。我不明白這些學生為什麼跟著起哄,難道這位男生說的不是一個事實嗎?他不過是像指出皇帝身上沒有穿新裝的小孩一樣,說出來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倒想請問龍應台女士,你寫的批評陳水扁的文章,陳水扁回應你了嗎?在美國這麼多人寫文章批評布希的伊拉克政策,除了對國會議員的批評,布希總統回應了多少?你抓住一個年輕學子的稚嫩,用典型的政客的詭辯之道應對,也太不“厚道”了吧?!

這場演講就這麼收場了。其後我所見的報章在報導這件事情時大都大書特書龍應台如何“舌戰”、“教訓”兩位大陸學生,我讀後深深地感到悲哀。我不能理解,像龍應台這樣一個高舉“民主”大旗的人,為什麼會這麼缺乏“民主”風度,缺少“雅量”,怎麼也容不得別人的批評呢?一個用手中的筆去指點江山、用自己的文章引導讀者思考的學者,怎麼會不認同自己的祖國呢?我更不能理解,本應客觀、獨立的報章為什麼要去歪曲、甚至憑空誣衊兩個懷有夢想、追求真理的年輕學子呢?如果一個高舉民主旗幟的人也容不得別人的“異見”,如果一份獨立的報紙也不能做到客觀、公正,那麼民主還有什麼希望呢?我們究竟要靠誰、靠什麼來實現民主呢?

民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也是我們的追求。但為了追求民主,就可以不擇手段麼?為了實現民主,就可以用謊言、欺騙甚至是暴力麼?在民主的旗號下,就可以肆意分裂國家、踐踏民族尊嚴麼?就可以肆意歪曲小人物的形象、踐踏他們的尊嚴麼?

龍應台女士,我不得不說,很遺憾,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2007年5月22日

延伸連結:
龍應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暨問答實錄(上)
龍應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暨問答實錄(下)
民主選擇的不安 -- 龍應台哈佛演講後有感

2007年6月19日星期二

【李爾‧在此】回歸群衆的小劇場


據說,是一本名為《一隻狗的生活意見》的書啟發了孟京輝,創演出這齣在北京東方新天地先鋒劇場上演的《兩隻狗的生活意見》:劇中的主角,兩隻分別叫來福和旺財的狗,離鄕去城市尋找幸福生活,然而,城裏的世界卻並非想像的那麼美好;四處碰壁之後,他們對生活產生了各種意見,而這些意見卻是他們簡單的頭腦所無法理解的生存難題:街頭賣藝、參加明星選秀、走投無路去當保安、被富人收養又被抛棄、被打狗隊打得遍體鱗傷……


導演孟京輝沒有故作高深的玩弄“先鋒”概念,反讓我們在劇場裏嗅到一股濃鬱的“天橋雜耍”味道,《小鴨子》、《花房姑娘》、《Yellow Submarine》、《I do wanna be your dog》等現場演奏的民歌小調或搖滾金曲,加上傳統貫口段子、評書、現代舞,甚至對經典舞臺劇《雷雨》的爆笑解構以及對《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尖銳諷刺……各種戲劇元素像一鍋大雜燴,統統毫不客氣地被拿來用之。


這個小劇場演出放下身段回歸市民大衆,戲,不但讓普通人看得明白,也讓普通人看得高興。這一點,亦着實反映在晩晩座無虛席的小劇場觀衆群身上,也足讓身在澳門的我們羨慕不已。


整齣戲僅有的兩名演員,是有“孟氏戲劇金牌爆笑組合”之稱的陳明昊和劉曉曄,也是全劇的核心與靈魂所在。兩個多小時的高強度表演量不但顯示了他們學院派的紮實舞臺功底,也再次證明:小劇場演出的精髓還在演員,不管玩什麼形式,好演員往往能從平凡中演出不一般來,而這類需要將各種劇場元素有機融合在一起的表演,就更加考驗演員的實力。


這裏面,其實也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演員們在小劇場裏歷練自己的演出技巧和舞臺經驗,而從小劇場裏“孵化”出來的演員也往往能成為主流正統劇場、電影電視甚至商業演出的人力資源供應來源。反觀澳門,就正缺少了這麼一類鍛煉戲劇表演人才的不同層次舞臺,(黑體)正如本地藝術節、音樂節等曇花一現式演出機會,往往只能匆匆忙忙將火候未夠的演員送上大舞臺,不但容易自暴其短,更要常靠內地或香港的“外援”過關。而缺乏常設的、具層次的遞進式磨練空間與演出機會,演員的經驗和技巧便難以有所積累,其後果不但影響了本地演員的數量與質量,也更窒息,甚至扼殺了本地表演藝術向下紮根與長遠發展的可能性。


在《兩》劇裏,孟京輝採取了偏重商業噱頭的流行“惡搞”手法。引人矚目的當屬惡搞人藝版《雷雨》以及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還有惡搞宋祖德和張鈺。此外,劇中演繹男女偸情片段,演員在幕後利用燈光剪影做出性交姿勢,從舞臺效果來看,這些場面設計都不難博取觀衆的笑聲和掌聲,只不過,如何在“針砭時弊”和“惡搞媚俗”之間取得藝術平衡,也是我們在大笑和拍手過後應冷靜下來仔細思考的議題。

刊於6月14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2007年6月13日星期三

轉載:探討澳門輕軌問題與交通政策

轉載自 2007年6月13日 《澳門日報》蓮花廣場

王 松
資深城市規劃工作者
美國密西根大學城市規劃碩士
臺灣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碩士


回歸七年來,在博彩業開放與自由行政策雙重加持下,澳門經濟進入了空前黃金期。遺憾的是,無論城市景觀、交通效率、環保綠化,以及空氣品質等卻急速惡化,政府單純將汽車視為經濟問題,長期以“不應干預市場經濟”與“不應扼殺年輕人購車夢”為論點,放任私人車輛數目不斷飆長,行人道與公共空間幾乎被蠶食殆盡。

車多為患,因而不得不耗用大量公帑不斷建停車場和擴寬馬路,落入了“築路引車,車多築路”的惡性循環。政府對巴士服務長期未見大力改善,卻大量增建停車場鼓勵中產階級買車,車商賺大錢之餘,空氣污染、交通擠塞、搭車難等社會成本卻由廣大居民,尤其無車與低薪階級承擔。

築路引車車多築路

其實,澳門眞正需要的,是一個細緻的、高度整合的,以城市總體規劃為基礎的整體交通政策及規劃,以及高效的交通運籌管理系統。當政府與民間一再為如何增加電單車泊位而傷透腦筋時,為何不反過來思考如何減少電單車?如果目前“築路引車,車多築路”的施政策方針不馬上修正,繼續放任汽車增長而無作為,其實再建十條輕軌也無濟於事。

交通政策與規劃,是城市總體規劃的一環,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從未聞一個沒有城市規劃的城市,其大衆運輸系統卻規劃得非常好的例子。當然,大衆捷運的規劃更與土地政策、房屋政策、人口分佈與產業政策、以及空間性的社會公平政策息息相關,必然是當城市有了明確的發展遠景以及城市規劃概念後,才能科學地了解這個城市需要怎樣的交通系統。

衆所周知,總體城市規劃與城市規劃法均付之闕如,過去幾年政府所提的捷運方案(如幾年前的地下鐵)均沒有穩固整體規劃基礎下,因而不是漏洞百出顧此失彼,就是不切實際而無法敎居民信服和安心。孤立的工程項目無法解決整體的問題,整個澳門的大衆運輸系統,應在總體城規的基礎上,作短中長期的規劃,分年落實。目前“先捷運後城規”的施政順序,可說是“先吃藥再看醫生”。

捷運立足城市規劃

縱觀歷次捷運方案,其失敗主因不外就是閉門造車。由於規劃過程無法適時納入民間意見,致使耗時耗費所作的規劃,在拍板定案與公佈後才引來各種質疑與反對,政府在驚覺考慮不周甚至脫離現實後已經太遲,不得不重頭再來。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錯過捷運建設的黃金期。

政府是次高架輕軌的規劃,顯然並未吸取歷次失敗的敎訓,迄今公佈關於捷運規劃的資料仍然非常有限且粗略,居民並無法完整了解整個計劃的細節。例如,高架軌道對城市景觀的影響不但隻字未提(可能也未有評估),只選擇性的公佈幾張較無爭議地段的效果模擬圖,其避重就輕的企圖非常明顯。政府總認為透過減少資訊的公佈,或許可減低民意的反彈與阻力,其實恰恰相反。

閉門造車錯失時機

就近期公佈的輕軌路線簡圖而言,路線設計以繞行城市外圍為主,對人口以及商業活動相對集中,交通需求相對殷切的中心區反而並無着墨,甚至有刻意避開之嫌。從其連結關閘、外港碼頭、金沙、葡京與永利、媽閣、氹仔舊城區、路氹城賭場區,以至國際機場,不難看出其“賭客與遊客優先”的規劃邏輯。

顯示此花費巨資的計劃,並非主要針對廣大居民日常需求,預期對改善本澳交通癥結助益有限。筆者並非完全反對興建這樣一條連接主要口岸、機場,以及主要娛樂區的快速專線,畢竟對以發展旅遊娛樂業為主的澳門而言,也許需要。 但同時,一條行走市中心主運量區的地面輕軌更具迫切性。目前這條走外圍的“遊客專線”無法取代走市中心的捷運。其實,市中心捷運可大膽的以地面輕軌的方式行走交通主幹道(如高士德、荷蘭園、新馬路等),但須有配套的汽車減量政策,以及對整體路網的重新評估與規劃,讓主幹道馬路逐步轉換為主要供大衆運輸系統、單車、以及步行之用。

高架影響城市景觀

當局計劃將輕軌全線高架,卻未有作出必要的環境影響評估,所公佈的景觀模擬圖片亦刻意選擇以開闊之路段為例,對相對擁擠與狹窄,文物與城市景觀資源較密集的區域卻避重就輕,令人質疑。過去三十年來,世界各地實踐經驗已證明:市區高架軌道會對城市景觀造成巨大傷害,特別是以旅遊為主的澳門。

政府和主要媒體大加讚揚的泰國曼谷高架捷運(BTS),其實正是一個典型的負面例子,其如大蛇般的巨大石屎軌道及車站結構,早被公認為曼谷市容的最大殺手。高架軌道在市中心遮蔽了大部分路面,下方道路汽車廢氣因而不易消散,樹木無法生長,沿線空氣品質急速惡化,城市景觀一落千丈(圖一)。

實際上,對歐美先進國家而言,在市區把輕軌“高架”,已是落伍的象徵,只有發展中國家才願意這麼做。美國底特律市於一九八○年代興建市區高架輕軌,縱使為低運量設計,其立於馬路中央及行人道上密集而巨大的水泥柱,軌道和龐大空中車站在狹窄街道中產生的巨大陰影和壓迫感,就像一條石屎大蛇在狹窄的街道上左穿右揷,政府二十年來飽受批評,要求拆除高架輕軌回復市容的呼聲已日趨高漲。澳門沒理由重蹈其覆轍。

輕軌宜局部地面化

可以預期,孫逸仙大馬路以及觀音像的優美海濱景觀,將被石屎高架軌道擋住,南灣大馬路一段(由永利行經嘉思欄炮臺、陸軍俱樂部、嘉思欄公園、八角亭、以至南灣湖畔路段)。由於已高樓林立,歷史文物景觀遍佈,沿線大型古樹成蔭,很明顯也絕不宜建高架軌道。

雖然當局遲遲不願公佈該路段架空輕軌的景觀模擬圖,但不難想像:一條巨大石屎架空軌道擋在八角亭和嘉思欄公園前面會是怎樣的景觀。南灣大馬路碩果僅存的百年老榕,也勢必遭受嚴重破壞,對政府總部莊嚴性的影響也更不消說。尤有甚者,高架輕軌亦將行經媽閣廟前方,媽閣廟世遺景觀之完整性也將因此受到巨大威脅。

這些問題都可以避免的。無論是就效率與景觀而言,高架輕軌離開港澳碼頭站後,應由架空轉為地面化,並沿友誼大馬路行走於藝園內,因其為新塡海區人潮與商業活動最集中的“脊椎”。 由於友誼馬路是交通主幹道及大賽車路線,所以不建議行走路面內,而是走在藝園內,藝園幅地夠寬,雙線地面軌道也不致佔用太多公園空間,站臺與公園設施整合設計更能雙得益彰。相反,走孫逸仙大馬路一方面偏離了實際運輸量的重心,也會破壞海岸景觀,是“一舉兩失”之策,也明顯違反了大衆捷運規劃的基本原則。

顧全歷史文物建築

再者,輕軌不應轉入嘉思欄與八角亭,可維持地面方式經羅理基博士大馬路、蘇亞利斯大馬路,才轉入南灣大馬路和媽閣區。離開媽閣區進入西灣大橋後可回復高架。嘉思欄炮臺、八角亭、陸軍俱樂部、南灣大馬路老榕樹、南灣湖畔美景、媽閣廟世遺景觀等珍貴旅遊及城市文化資源,將能獲得最大程度的保護,也提升了運輸效率。

更重要的是,這樣重大而影響深遠的計劃,不應倉促上馬,須進行嚴謹的環境影響評估及路線辯論,務求將影響減至最低,將效率提升至最高。

政府提出的“立體交通”構想,不過是美化高架輕軌的虛幻代名詞。冠上“立體”兩字顯然未能掩飾其創意成分闕如,規劃有欠周詳的事實。規劃中把遊客從捷運站運載至特定旅遊景點的“自動步行系統”,無論就城市規劃與旅遊規劃的角度而言,都可說是天馬行空,完全不切實際,也沒有必要。

在任何與本澳城市形態相似,同樣以發展文化旅遊為主的世界城市中,除了機場外,你不可能在文化景點附近發現這種玩意。因為它會破壞以悠閒步行商業活動為主的城市特質。此構想表面看來似乎甚具創意,但以專業角度而言卻期期以為不可。因為無論對遊客與商家而言,“悠閒地步行”才更能刺激旅客的消費行為。

步行系統無必要性

再者,澳門半島面積細小,應效法議事亭廣場的模式,增設更多人行徒步區以連接不同的文化景點,並以此鼓勵市民與遊客步行,方為促進旅遊與商業活動之上策。

短期而言,澳府應盡快從“築路引車,車多築路”的惡性循環中自拔,若再放任私人汽車激增而不作為,只會把澳門的交通及城市品質推向瓦解的邊緣,興建再多的輕軌也無濟於事。首要的是制定全澳機動車輛的總量上限,控制車輛增長率,制定完整政策逐步減少機動車輛總數。

大力改善現有巴士與的士系統的效率,增加總運量,延長營運時間,整體檢討各巴士路線,逐步朝巴士捷運系統(Bus Rapid Transit)(圖三)的方向過渡。規劃系統性的行人專用區與單車道,鼓勵步行與騎單車。並馬上着手制定城市總體規劃及交通總體規劃。 建可替代交通系統 中長期而言,以澳門密集與纖細的城市型態,悠閒以及遍佈文物建築的城市特質,交通規劃應朝“可替代式交通系統”(Alternative Transit)的方向發展。意思是:一個高效的交通系統是由一系列不同特質的次系統高效率地組合而成,而不是過分依賴某一系統。 其可以地面輕軌系統(圖二)與巴士捷運(Bus Rapid Transit)(圖三)為主要之大衆運輸工具,配合單車專用道及步行系統(圖四),以及可減少社會及環境成本的綠色交通政策,如“汽車共用”(Car-Sharing)(此概念在歐美已廣為流行,其以省錢,省時,方便,與環保的特點已形成一股新的汽車服務產業),無污染巴士及的士等政策。

倡“三優先”交通政策

“三優先”即“公交優先,單車優先,步行優先”。除社會上早形成共識並符合世界潮流的“公交優先”政策外,先進國家一向更鼓勵“步行優先”與“單車優先”政策,尤其是在歐洲,走路與騎單車是文明與環保的象徵,當地政府更將單車系統,步行系統與捷運系統完全接駁整合。

澳府應規劃系統性的行人專用區與單車道,制定相關的敎育及鼓勵措拖,大力鼓勵市民步行與騎單車。澳門的交通規劃及政策,宜以“三優先”為指導思想,以促進城市宜居性與城市競爭力為目標,以車輛總量管制及建設可替代式交通系統為手段,根本地把本澳的交通系統作通盤性的檢討與改善。

(本文完)

2007年6月4日星期一

2007.6.4

(張曉剛 / 布面油畫《天安門》 / 150×188.5cm / 1993)


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 魯迅‧《悼楊銓》

2007年6月1日星期五

【斷章寫意】網絡達爾文

由下載到上傳,從閱讀到分享,這不是世代的交替,而是網路發展的自然階段……Web 2.0的魅力在於,它促成了社會權力大轉移,提供了一個真正的民主發言廣場,它再度挑戰我們對於創新的想像力。【“完全解讀Web 2.0”,《數位時代》雜誌,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五日 第134期)】


Web 2.0是由O'Reilly Media的Dale Dougherty 和 MediaLive 的 Craig Cline 提出來的。歸結起來,Web 2.0具有三大特點:第一,強調從使用者為中心出發;第二,強調開放的重要性;第三,強調網絡的外部延展性。而強調内容開放、人人都可參與撰寫百科全書的維基百科(Wikipedia)就是Web2.0的鮮明代表。然而,中文作爲使用人口超過十四億的世界主要語言,到2006年底,中文維基百科的條目數才剛剛突破十萬條,這個數字還不及英語維基百科的十五分之一,而僅約九百萬人使用的瑞典語,其維基百科的條目數竟已是中文維基的兩倍多。

身為國內最早“維基”創始人之一的鮑鳴浩曾感慨中文Wiki的困境是“華人社會缺乏內容開放運動的土壤”。的確,Web 2.0暴露了華人社會的文化缺點:不熱衷研究,沒有和別人分享知識的習慣,亦缺乏分享文化、分享知識的熱情。

人類以至萬物的發展皆遵循汰劣存優的達爾文定律,越來越洶湧的全球化浪潮又讓這場競賽的節奏變得越來越快。進入新的網絡世紀,一場新的競賽又開始了,在這個虛擬化世界,以往的地理位置、人口數量等競爭因素,正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能讓我們在這場網絡“物競天擇”運動中脫穎而出的,只有依靠更加開放、更加具包容性的文化。中國人講求“祖傳秘方”、“獨門秘籍”,分享交流從來也非國人強項,在“一家一天下”的小農經濟模式裏,也許還行得通,但到了“一人一世界”的網絡世紀,如果我們還死抱過去的一套,恐怕很快就會變成新世紀的恐龍了。

【李爾‧在此】從過去透視未來

第十八屆澳門藝術節中,演藝學院戲劇學校排演夏衍的三幕話劇《上海屋簷下》是一齣充滿努力和誠意製作,而將這麽一班“學生級”演員送上藝術節大舞臺,擔綱如此規模的劇作演出,幕後工作者們付出的心血努力也可想而知。作爲一齣戲劇學校學生的彙報演出,此作應已呈現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上》截取上海弄堂的一個橫切面,透過描寫一九三七年上海低下階層人民的生活,帶出“同一屋簷下”的人們的苦悶、悲傷和希望。該劇無論從人物造型還是場景設置上,均力求原汁原味呈現當時的上海城市氛圍,這亦對演員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要讓觀衆“入戲”,不但需要演員領會那年代的國人心態,也要對上海人的性格舉止乃至社會文化都有一定了解,在人物對話間充分展現戲劇的藝術張力。

然而,如果忘記演員們的學生身份,從經典話劇的重新演繹層面來看,選演此劇,對澳門年輕戲劇人恐怕相當勉爲其難,整體演出效果也的確與理想預期有不少差距。演員的演出顯得拘謹緊張,在一些細節方面更是自暴其短:瘋子報販的那幾段京劇唱腔聽起來有些不倫不類,還有,可能是受制於須採用戲劇學校學生的限制,那位看起來比自己的兒子還要年輕的“爺爺”,讓我怎麽看怎麽覺得彆扭。

事實上,選擇《上海屋簷下》,本身的確是一個相當充滿勇氣的決定。這不但意味著帶給臺前幕後演出、製作人員的壓力,也給臺下的觀衆帶來“壓力”,我懷疑澳門觀衆(尤其是年輕觀衆)對中國的這段歷史是否認識與關心,在演出前後,鮮見對這段歷史背景(導演如何給演員們補上這堂歷史課,實在令人好奇,如果其中的文字材料能夠整理出來,實在是此劇的上好“幕後花絮”)或由此延伸出對華文戲劇百年發展的經驗與教訓的探討。而如果大部分觀衆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或毫不關注,又如何期待臺上臺下的互動與共鳴?那麽,就算我們有了好演員、好導演和好表演,但戲劇的意義又何在呢?

無疑,經典劇作就在於對歷史和文化傳承,透過剖析審視過去的時代,我們知道自己從哪裏來,然後,再嘗試來思考一個同樣具有時代穿透力的問題:接下來,我們要往哪裏去?

漠視歷史,將讓我們慢慢失去對自己過去的尊重,也失去了我們爲之認同與自豪的文化價值,如果觀衆的心靈土壤在歷史傳承的蒼白中變得日漸乾涸,那麽,今天的觀衆就只能永遠自陷在喧嘩膚淺的電視劇和搞笑片裏不能自拔,成爲營養單一的“文化偏食症”患者。到時候,我們整個社會所面對的危機,恐怕將遠比“舞臺劇好不好看”這個問題來的嚴重。

2007年5月18日星期五

你錯了這裡最好的時候。


“你錯過了這裡最好的時候。”

這是我們辛苦爬上青洲山,打算看看慕名已久的修道院的遺址的時候,我身邊人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這種混合了遺憾、失落、憤怒、鬱悶、沮喪、不解的情緒讓我覺得任何文字也無法形容。

四百多年來,這座小山和這座修道院默默地看著城市變遷,看著在自己身邊的人生活慢慢富足起來,不料,等這些人兜裏有了錢,第一時間竟是先要剷平了這裡來發財。這片土地反而因爲以前的貧窮、落後,所以才能安然無恙。

這是怎樣的一種諷刺?

我不知道政府將這裡賣給了什麽公司,也不知道這發展商會將這處古跡作何處理,我甚至對這片土地也沒有了家的感覺。因爲,如果,這裡是我的家,爲什麽看見別人在自己家裏大興土木、東拆西毀,我卻只能像傻子一樣站在這裡?

我不知道澳門小城最後會變成什麽樣子,也不知道將永遠消失的城市記憶還會有多少,我好奇的,是居住在我們先輩好好保存下來的、令澳門人爲之驕傲的文化遺產上的澳門人以及那些滿口説辭的高官巨賈們,等到五十年後、一百年後,我們的後代會用什麽樣的語氣和文字來議論我們。

錯過了這裡最好時候的人,其實,何止我一個?



(BEFORE)

1604年就有人在這裡建屋居住,並且上演了無數中葡交往歷史紛爭和故事。每一磗,每一石,都浸透了厚重的歷史。2002年藝穗節的《呼與吸的傳與奇──遺失的歷史,片斷再現》就在這裡上演。







(AFTER)


今日,它的模樣真的讓人心酸。



【斷章寫意】來不及說再見

“我們強調保留城市的記憶是保護好城市的歷史真實。能夠體現真實的只有實物。那麽我們就必須尊重歷史,無權對它們任意宰割,把閲歷豐厚的城市最終變成亮閃閃又‘腹内空空’的暴發戶,變爲失憶症的患者。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了,我們的後代便會在未來的變得千篇一律的城市裏,一邊茫茫然無所憑藉,一邊罵我們這一代無知與野蠻。”(摘自《思想者獨行》,馮驥才,花山文藝出版社,2005年)


上個星期天,在澳門地理學者黃就順和幾位青洲“原居民”的帶領下,一大班人參加了一次尋訪青洲歷史的徒步之旅。

金國平在《青洲滄桑》一文中提到:1603年,耶穌會駐澳視察員范禮安神甫、耶穌會學院院長卡爾瓦略發現青洲,並在此起造屋居住。一轉眼,四百多年過去,這青翠小島的變化又何止“滄海桑田”?然而,雖著走訪腳步慢慢深入,心情卻越來越沉重:青蔥美麗的青洲山如今已被“開膛破肚”,綠油油的山林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澄黃山體和轟鳴的挖土機。

爬上青洲山,慕名探訪那座修道院遺址:2002年藝穗節,植池無限、紫羅蘭舞蹈團及民政總署聯合製作的《呼與吸的傳與奇──遺失的歷史,片斷再現》就在這裡演出。但這據説歷史比“大三巴”牌坊更悠久的修道院的今日模樣,卻讓我忍不住黯然淚下:不知道發展商要將之如何改建,總之,爲方便施工出入,原建築石欄被打掉、修道院牆壁被砸開一個大口子,建築材料和機器更是堆滿一地……

我突然發現,自己對這座城市的過去還不甚了了,城市的發展,就已急切得連承載記憶的舊建築都沒有了容身之地。在這座修道院裏,到底曾發生過什麽故事?我們還有沒有機會去了解它隱藏的澳門歷史軌跡?今後,青洲的歷史能否在真實歷史建築的依托下得以保存和宣揚?這些問題,我統統不知道答案。

我只知道:對於曾屬於這城市的某一段過往記憶,我已來不及向它說再見。


2007年5月13日星期日

【斷章寫意】澳門的聲音

“遊行爆衝突” (《澳門日報》2007年5月2日頭版標題)


五聲槍響,令澳門在短短一周内成爲各地媒體的報章頭條與關注焦點。我注意到,遊行當晚身邊朋友的談論素材,幾乎都來自兩間香港無綫電視台,而其後的討論,許多也源自外地媒體的報導。但是,外地媒體的報導,由於對澳門一知半解,也有為爭取收視率而刻意將某些衝突畫面戲劇性放大,因此,這些文字、影像、評論所折射出來的,未必是事件的真貌全相。有朋友就從香港急急打來電話,說本想來探我,不過看到電視上澳門這麽“亂”,只好臨時取消行程,還關切地問我是否“安然無恙”?被朋友弄得哭笑不得的我,最後還要反過來安慰她。

也有朋友接受香港媒體訪問,其間問對方記者:“這兩天,這(遊行)話題在香港很Hit呀!”對方搖搖頭回答:“最多過一個星期,讀者很快就會將這事抛在腦後了。”是的,The Show Must Go On,對以獵奇、八卦、甚至還帶了點幸災樂禍心態的外地媒體和觀衆來講,這次遊行,也許不過是茶餘飯後打發時間的娛樂之一,但問題的根源在哪裏?能否得到正視和解決?並不是他們關心的焦點。

但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澳門人來説,這裏面的思考卻變得相當沉重:事件爲什麽會變成這樣?那些遊行人士的身後,到底有什麽辛酸?高舉標語口號的人群裏,是否有唯恐天下不亂的滋事分子?鋼盾鐵甲後面的警察,是否也有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衷?對抗和仇恨,往往來自欠缺了解和溝通,而如果真正屬於澳門的鏡頭和筆能走進真實的人群—他們也許就是你我的鄰居、同事、親友,讓真正屬於澳門的故事能被講述、讓真正屬於澳門的聲音能被聽見,那麽,大家是不是會在内心多一份理解、同情和包容,少一份戾氣、憎恨和冷漠?

要知道,對外來匆匆過客而言像豪華舞臺和主題公園的這個地方,卻是屬於我們每個人的永久家鄉。

2007年5月9日星期三

聽見衆人的聲音:關於澳門“五一”的紀錄

衝突,槍聲,無辜傷者。

遊行事件發生至今,各地媒體報告推陳出新,不過,相信在一日萬變的資訊社會,這些記憶將會漸漸淡薄,甚至被人們遺忘。很快,除了五聲槍響,三百米外鐵騎士的離奇倒地。人們便什麽也不記得了。

本來,我們的媒體不是可以走近人群,從最貼近的角度去探求,去追訪,看看在混亂表象下盤根錯節的真正問題,用最人性,最生活的角度,向我們講述一個又一個真實的澳門故事,爲什麽?爲什麽?除了整版整版的“譴責聲明”,“表態啓事”,我們能不能在文字上,在鏡頭上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的社會,一群真正理性尋求出路的有識之士呢?

用了幾天時間,去看很多的Blog,有澳門人的,有香港人的,從他們的角度,我隱隱約約窺探到這次事件的真貌,對澳門人來講,這是怎樣的一種無奈?

我將自己的搜尋所得開列在這裡,希望你也能有所得益。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提醒自己:如果每個人都只懂一味保持沉默,便永遠也無法看得見真相與公義。

5月11日補記:昨天在香港《明報》副刊看到刊登有關澳門五一遊行事件的文章,其標題(據説,是出自澳門作者之手筆)讓我到今天仍回味無窮:“萬眾放歌,卻似獨唱(引自澳門藝穗節2004演出《冇眼睇3之仔故事,她說……》原創音樂《異相》中歌詞) ”

事件親歷:
- 澳門「五.一」遊行淺見(太皮,愛比死更冷) (1), (2), (3), (4) ,(5)
- 你拍得未夠好,因為你走得未夠近 ...(家龍工作室)
- 我們記錄了2007年5月1日(家龍工作室)
- 勿忘我(家龍工作室)
- 五一遊行實錄圖片 (家龍工作室)
- 影.五一 (Mengjoe)
- 記“五一” (好一場了無濕意的雨)
- 五一大遊行 (黑白異境)
- 澳門5.1暴動現場 (澳門濠江中學初三學生 鍾志豪 拍攝)
- 五一大遊行!! (攝影藝園,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網站論壇)
- 五一遊行 (輕談淺唱)

推薦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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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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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博客:
- 林雪上身 (馬家輝。稿紙以外)
- 澳門「騷亂」 (刁民公園)
- 關注澳門民眾遊行的幾點 (草飛之階~jovisky )
- 澳門騷亂 (Airport of Sunset)

外地傳媒講述的澳門故事:
- 小城瘋景 《明報》

(陸續更新,歡迎報料。)

2007年5月8日星期二

【轉載文章】陳志峰:寫給澳門青年的“戰書”

下面的文字,是來自一篇陳志峰在我博客上的留言,我覺得,應該讓更多的青年人看到,並且開展討論。你們可以反駁他的看法不對,也可以說出你們的内心的真正想法,嘗試指出問題所在,我更希望,透過大家在這裡的討論,能讓我們看見澳門未來的希望。/李爾

(轉載文章内容)

二十五年前,龍應台寫過一篇文章,她批評當時台灣的大學生缺乏社會關懷和國際視野。其中有一段寫得很生動:坊間雜誌選出來的大學校園“美女”,被人問到社會問題時,嬌滴滴地說:“好可怕喲!”吐吐舌頭。這樣“可愛”又“純潔”的大學女生為數不少,而且討人喜歡。我們的學生不僅止對台灣本身的社會、政治問題印象模糊,對台灣以外的國際情況就更加陌生了。伊索匹亞的飢荒、烏干達的政變、南美的游擊戰、天主教廷對墮胎與離婚的立場、菲律賓的軍隊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沒有意義。(〈不會「鬧事」的一代〉,收入《野火集》內)

換了時間和空間,二十五年後的澳門,我們的大學生到底怎樣?答案由大家回答好了。

最近戰地女記者張翠容來澳,劈頭第一句就談到台灣“樂生問題”。她早前跑到台灣,聲援那邊的保育運動,她告訴我們,讓她最感動的,是那些自發性的、勇敢的站出來的大學生。撇開政治不談,整個“樂生保育”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公共議題,箇中至少牽涉三個不同的社會層面:文物保護、城市發展和弱勢關懷。學生參與其中,以客觀、中立和批判的眼光討論議題,其公民素質也因此提高。可是,現今澳門的大學生到底有沒有積極參與討論公共議題?

早前“藍屋仔事件”,引起社會上一陣討論文物保護和城市發展的熱潮,也勾起了澳門年長一代“胼手胝足”的集體回憶,這對於澳門的公民社會發展有著正面的影響。可是,整個“藍屋仔事件”,澳門大學生的參與程度怎樣?再看“歐文龍事件”,這起世紀貪污弊案暴露了澳門法制、監察和行政的很大漏洞,試問一個法制不健全、監察力度不足和行政容易疏失的社會如何邁向公民社會的道路,我們的年青人在這次事件中知道了甚麼?思索了甚麼?討論了甚麼?回應了甚麼?學習到甚麼?而春節的“金沙事件”同樣是值得讓年青人討論的議題,博監局發出指引要求金沙派彩,香港少女得到七十四萬到底對於澳門社會有甚麼影響?這次事件應不應該派彩?如果應該,理據何在?如果不應該,又因為甚麼?類似的社會議題,如果年青人參與其中,相信對於自身的成長,以至成為具有素質的公民有莫大的幫助。

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年青人把目光放得更遠一點,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世界已經被“抹平”,我們不能獨善其身,全球與我們息息相關。香港的特首選舉、台灣的統獨議題、國內的物權法、中日外交角力、以巴衝突升級、伊拉克局勢不明、美國世紀校園槍擊案、全球暖化問題加劇……澳門的年青朋友,你們到底有沒有關心以上的議題?

從前我也寫過類似的文章挑戰澳門的年青朋友,我期望他們向我奮起反抗,我非常希望大家群起來罵我,罵我誤解了他們、看輕了他們、冤枉了他們;我更渴望他們告訴他們是如何積極關懷澳門社會,又如何熱心關心國際形勢,他們會用批判的眼光,分析時事,針砭時弊,褒貶世情。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公民社會的願景有望。

2007年5月5日上午11:50

2007年5月4日星期五

【文章轉載】張文光﹕澳門騷亂的槍聲和警號

(圖片引自:這裡


2007年5月4日《明報》

澳門司警的5響槍聲,不但誤傷300米外的市民,更重創何厚鏵的管治威信。

澳門的五一大遊行,沒有強大的工會作後盾,沒有具號召力的政治領袖,沒有傳媒的推波助瀾,竟有2000名滿腔怒火的民眾上街,揭示社會的深層矛盾,直斥腐敗的官商勾結,高舉何厚鏵下台的標語,爆發社會最深沉的怨氣:黑工外勞、貧富懸殊、樓價飛升,貪污腐敗,是澳門最嚴重的社會矛盾。

賭業金光燦爛的浮華,難掩底層市民的辛酸。不患寡而患不均,即使澳門國民生產值高於香港,博彩收入超越拉斯維加斯,但膨脹過度的賭業,製造新的階級矛盾;土地利益的分配,成為貪污的溫床,澳門怎能掉以輕心?

誤傷市民 重創何厚鏵管治威信

涉嫌貪污的澳門高官歐文龍,竟然一人掌管土地、交通、基建、運輸、通訊、環保、房屋、氣象等權力,卻缺乏監管制衡的機制,究竟是歐文龍個人的貪污,還是澳門管治制度的腐敗?回歸7年,澳門只有一幅土地要競投,300多幅土地藉協商賣出,這只算是封建社會的圈地運動,與資本主義的澳門格格不入,為什麼立法議會無力制衡,為什麼社會輿論置若罔聞?

歐文龍涉嫌貪污的款項有8億多,是夫婦6年公職收入的56倍。由於調查剛剛開始,8億多資產可能是冰山一角,但從歐文龍家裏搜獲的珠寶、名表、鮑魚、魚翅、雪茄、燕窩、冬蟲草等,多得蔚為奇觀,當中涉及多少餽贈,涉及多少官商勾結,涉及多少利益交換?如果有人真的收了8億賄款,意味更多澳門土地的利益,更多庫房應收的公帑,都流進賄賂者的金庫裏,這是否長時期的官商勾結,大規模的化公為私?如果不是香港廉署的偶然揭發,究竟要腐爛到什麼日子呢?

歐文龍醜聞爆發後,何厚鏵召開記者會說:「我現時心情沉重,下屬涉案,作為領導也要負起一定責任。」何厚鏵接說:「未有證據顯示,有其他公務人員涉案。」即使用常理來推斷,這樣龐大的涉嫌貪污案,歐文龍一家怎能隻手遮天?何厚鏵政府怎會長期蒙在鼓裏?即使貪污的過程隱閉,但藉批地和補地價,改變土地用途牟取暴利,早已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像著名的黑沙灣地皮,補9億地價將紡織地變為住宅地,一個月轉手竟以84億賣出八成權益。像路氹城的賭場用地,300億市價的土地只須補地價30億。這些明顯少收的公帑,如果用來興建公屋,改善貧富懸殊,恐怕五一遊行的怨氣大減,澳門司警也毋須開槍。

澳門的槍聲也是大陸的警號,經濟的迅速膨脹,必須有立法、司法和廉政機關的制衡,必須有獨立社會輿論的監察,才不會產生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才不會導致官迫民反的社會騷亂。

2007年5月2日星期三

爲什麽會這樣?


(摘自朋友發來的電郵分享圖片)

五聲槍響,澳門小城從此寧靜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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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電視熒幕上扭打、叫罵、衝撞、踢打的場面,我和身邊人默默無語。老實說,對於“澳門人”的身份,我並沒有那麽深刻的感受,但是,看著身邊人從眼眶裏面流出的淚水,我完全可以感受到:真正澳門人的心,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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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警察:好人,還是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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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講,我對澳門警察的觀感,一直都不錯。在澳門的這些年,和警察打交道,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是溫和有禮的。我至今還記得,很多年以前,自己在拱北不見了身份證,還好自己有留一份影印本在背包裏,於是跑到澳門這邊,不知所措地向警察求助,我記得一個好心的警察看了我的影印本後,其實,他們完全可以趕我回去大陸那邊,去經歷冗長的申報補失程序(在當年,這可能要花好幾天的時間),但他放我進了澳門,還叮囑我要第一時間去報失。還有一次,是最近我的朋友發生車禍,我趕到現場看情況,那些警察都很有禮貌,還不斷在安慰我的朋友,真的,和大陸警察動不動就頤指氣使的作風比較,澳門的警察常常讓我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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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爲什麽在畫面上,我們的警察看起來如此暴力?對一些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又拽又打?看澳門日報的新聞,除了記者鏡頭對衝突畫面的放大之外,其實大多數的警察是很忍讓克制的。那麽,問題就不是看起來這麽簡單了,警方管理層的部署、籌劃、預計能力均在這起事件後面暴露出了僵化、落後、捉襟見肘的行政管理能力(而發生這些問題的,又何止警察這一個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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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麽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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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友談論,大家都覺得澳門的問題其實相當嚴重,想當年,澳門失業率攀升,經濟情況最低潮的時候,大家沒有不滿、沒有怨言、沒有上街,可是,恰恰在經濟最繁榮的階段,在澳門不斷用各種只能用“奇跡”來形容的經濟數據形容它的發展的時候,我們卻會面對這樣一個結果?難道真的是“可以同苦,不能共甘”這麽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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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政府變得沒有效率、沒有承擔、沒有遠見、沒有同情心,勢必和他的人民越走越遠,那麽,接下來的這個問題就真的讓人黯然淚下:到底是什麽讓我們和氣友善的警察變成充滿暴力的國家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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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會不會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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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這幾天的談話焦點變成:澳門的中產會如何反應?無疑,現在的遊行活動,無論從成員組成到訴求理念,都是低下層的聲音,說的好聽些,是只求出氣,說的難聽些,就是一槃散沙。中產人士少見,理性探討也不多,可是,如果澳門的情況繼續惡化,受波及的民衆漸漸擴大,如果有更多的中產和理性人士加入的話,將來,澳門的民主運動會如何塑造成形?會是向臺灣模式走,還是向香港模式走?或者,乾脆發展出另一種澳門模式?而這種轉變走向,又會不會是我們所樂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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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在行政長官的任期即將完結,新上任的行政長官亦不知能否駕馭越趨複雜的澳門政治權力局勢,將來的澳門會走向一個怎樣的未來?我想,眼下沒有人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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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們用眼淚和沉默一起經歷了一場向昔日澳門沉痛告別的混亂儀式,也許這正是上天給予我們的某種暗示:我們將一起面對的這個新澳門,再也不會像昨天那麽充滿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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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鏈接:

2007年4月26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媒體文化


正是社會允許用令人生厭的言論去貶低和傷害別人的文化孕育出IMUS,現在不讓他的聲音在空氣裏面傳播,我相信,我們正在跨出重要和必要的一步,不單單解決一個特定的事件,更是要改變一種文化,一種在我們的公司裏面越走越遠的文化。

(摘譯自CBS總裁Leslie Moonves在解雇Don Imus後寄給全體員工的電郵備忘錄(Email Memo),2007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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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CBS主持Don Imus為其失言付出結束三十年廣播生涯的代價:他在其招牌節目《Imus in the Morning》中,將一支黑人女子籃球隊稱為「滿頭捲髮的妓女(nappy headed hos)」的種族歧視言論掀起軒然大波,不僅公衆和民權人士強烈抗議,連大廣告主也紛紛決定抽起廣告,CBS不得不作出回應—解雇I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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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家要知道,Imus本就凴口無遮攔而名聲鵲起,他曾在節目中形容阿拉伯人傳統裝扮為毛巾頭(towelheads)、將一名黑人記者喻為清潔工(cleaning lady),可大家偏偏就是喜歡他的犀利刻薄:節目收視率不但屢創新高,亦為電視臺帶來每年兩千多萬美金的豐厚收入,更可輕易請到諸如美國總統候選人Barack Obama等A級嘉賓助陣。如今出了事,卻要Imus一己承受,實在太不公平。正如CBS總裁在做出解雇決定後發電郵給電視臺全體員工,婉轉而巧妙地說:這個責任,實在應由全社會一起來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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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今天街頭雜誌充斥「飛釘」、「喪插」之類標題的時候,除了埋怨媒體質素每況愈下,我們不要忘了,這亦是整個社會助波推瀾的後果。在大家埋怨為什麽澳門的媒體如此沉默的時候,不要忘記:對同樣沉默的大多澳門人來説,這只不過是照鏡子而已。作爲公衆良心的媒體,本身也是社會成員之一—什麽樣的社會就會產生什麽樣的媒體。今天,CBS決定「由我做起」改變這種文化,那麽,我們的媒體文化,又要靠誰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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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系列‧十四)

2007年4月23日星期一

“打野豬”和“搞文化產業”



一連聽了兩天的《兩岸四地文化產業硏討會》,腦袋裏幾乎悶出一窩鳥來。看著那些口沫橫飛的嘉賓,絕望像籐蔓爬滿全身,讓我感到窒息。真的,有人願意的話,我可以和你打個賭:十年後,澳門人還在不停開著這樣、那樣的“研討座談會”,繼續談論澳門應不應該、怎麽樣來搞搞文化創意產業。

兩日聽來聽去,創意沒有聽出多少,倒讓我想起來一個很久前聽過的笑話《世界各國經典殺豬方法》,姑且和大家分享一下:

“三個美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討論是否要獵殺野豬。第二天,他們告訴世人:野豬是恐怖的食人動物,如果不殺,後果不堪設想。然後,他們警告野豬:如果在24小時內不離開森林,就要遭受滅頂之災。第三天淩晨,他們把野豬窩夷爲平地並把野豬和森林據爲己有,之後再搜集野豬吃人的證據。

三個英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會打聽美國人對野豬的看法和態度。第二天,他們向世人宣稱,堅決支援美國人的決定。第三天,他們會跟在美國人的後面勇敢地向野豬發起衝鋒,然後分得美國人吃剩下的一點豬肉。

三個德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會研究和制定詳細的殺豬方案。第二天,他們按照方案組織、實施獵殺。第三天,他們吃掉野豬然後默默離開森林。

三個中國人在森林裏遇到一頭野豬:第一天,他們大談人與野豬的辯證關係、吃豬肉的重要性、如何在殺豬和吃豬肉上體現中國特色、以及中國人殺豬的優越性等。第二天,做獵殺野豬前的動員報告以及對獵殺的要求和整體戰略部署,並再次強調獵殺野豬的重要意義。會後開展分組討論、輪流發言,做到深入領會、徹底掌握大會精神。第三天,通知各大媒體進行報道,宣揚各小組掀起學習殺豬精神的新高潮。第四天,發現野豬跑了。”

兩天來,看見大家討論得如火如荼、口沫橫飛的樣子,我好想跳起來大叫一句:別在這裡蘑菇了,趕快行動吧!

研討會上,來自臺灣的李天鐸博士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他提到,創意產業、文化產業、創意文化產業、創意工業也好,都是政客們想出來的名詞,真正的大玩家(譬如美國的好萊塢),是從來不在這裡浪費口水和精力的。

政客大談“創意產業”,無疑爲了給民衆提供“新經濟增長點”的期望,透過媒體的宣傳,在民意和選票上有所收穫。其實,不管這些產業為我們帶來多少GDP,也不管這些東西叫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創意工業也好,真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會不會做出成績來。

問題到底在哪裏?

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煕來在回應美國對中國巨大貿易順差的時候說過:中國人賣一億件恤衫到美國去,也不如美國人賣一架波音到中國來。他的話,真的說出了問題的關鍵。創意是個大工業,可是,中國人還在沿用當年“以本傷人”的策略,在中、下游環節鬥平鬥賤,可是,創意產業最核心的部分:“創造力”卻永遠無法把握在手裏。一班人講來講去,還是GDP多少多少,出口額如何如何,票房數字怎樣怎樣,卻沒有看見,中國人、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根本,已經受到了最深的傷害。

研討會第一天的下午,有個澳大教授提出了中國“審查制度”的問題,臺上的嘉賓避而不談,說這不是問題的重點。怎麽不是問題的重點?高行健要跑到法國去才能拿諾貝爾,章怡和要到香港才能對自己作品被禁的事情説話,婁燁導了部電影《頤和園》沒有通過審查就去參賽戛納電影節,結果被罰五年不准拍片。哪怕你是希治閣翻生,史匹堡第二,在這樣的制度下,你還敢拍電影嗎?而其實這些,原來不都是可以成爲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壯大的根基嗎?

第二天,科技大學的教授也點出了另一個關鍵問題:教育。是的,現在澳門、香港、甚至内地學生從小到大的教育是貧乏、單一的。藝術、文化在冗長的教育鏈裏面是相當薄弱的。我們今天談創意產業,不一定要等到拍電影、出唱片、畫動漫這一頭終端才來做文章,我們的教育制度、我們的考試制度、我們的學習方式,一直就在把天賦各異的學生扭曲成“品種劃一”的流水綫產品,而等到他們已經型格俱定了之後,我們卻又來説“喂,多一點創意好不好?”

我們該做些什麽?

中國的“文化危機”、“創意危機”要儘快解決,澳門的創意型城市轉向也要儘快啓動。而首先就要在三個基本方面“百年大計,從頭做起”:1)完善法律體系;2)優化教育制度;3)保障創作自由。

法律上,知識產權保護、企業資助文化活動的配套法律完善、文化產業範疇企業活動的相關立法,都要有條不紊漸次開展;教育上,多元價值的認同,從小開始的文化藝術根基培養,從“應試教育”到“質素教育”的真正優化落實,對教育機構、教育工作者的扶持都要認真、科學、長遠的規劃。至於創作自由的重要性,就根本不用説了。而如果真的政府想做些什麽的話,一份長遠的、有前瞻性的、經過社會充分討論和廣泛共識的“澳門文化政策發展綱要”應該被制定出來。

從今開始,不要再開口閉口談什麽GDP、就業率、回報率了,如果有一天,澳門有人能寫出一本《大三巴密碼》暢銷全世界,好萊塢也來取景拍戲,世界各地的遊客因此紛湧而至的時候,你不講創意產業,也會有大把公司把錢往這裡投。如果說“創意工業”是一場以“人才”為根本的持久戰,我們現在就正處在“深挖壕,廣積糧”的準備階段,如果“文化產業”是一項希望獲取豐厚回報的長期投資項目,我們現在就正處在“投資”的前期投入階段。

當然,我們也可以一邊繼續高叫口號,一邊說著口是心非、教條八股的官樣文章,反正,等到了第四天,那只大肥豬一溜煙地跑掉了之後,我們還可以嘗試去再找一頭牛或羊來繼續我們的“君子動口不動手”遊戲--這點智慧,中國人還是有的。

2007年4月19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工作文化

“我覺得,只要把手頭上的事情做好了,別的都不用愁,名呀,利呀,這些,都是結果,不是目的。”(摘自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 10,《人物》節目:娟子--身價最高的時尚攝影師,2007年1月12日)

她幾乎拍攝過所有當紅的中國明星、國際名模;她總能捕捉令人過目難忘、大氣優雅的畫面,塑造出唯美又具個性的形象;她是許多當紅巨星全心信賴、甚至指定的攝影師。從一個連照相也不懂的時裝設計學生,到開創中國時尚攝影新高度的攝影大師,娟子一次偶然接觸時尚攝影之下發現了自己對這行的興趣和潛能,因此,她不計較得失、不急功近利,抱持一個信念:把手上的事情做好。就凴這麽簡單的一句話,這個在後臺幫模特穿衣的打工仔變成了今天中國時尚攝影的領軍人物、中國目前身價最高的時尚攝影師。

我們的工作文化又是什麽樣子?很久前,一位朋友的話讓我咀嚼到今天仍無法消化,他說:千萬不要把自己的興趣變成工作,否則,連本來喜愛的興趣也會變得索然無味。我不知道這是澳門“與別不同”的獨有“特色”,還是澳門人早已認命接受的“打工文化”,但現實中我卻無奈地看見,他說的,確是事實。工作,不過是人們用時間換金錢的手段,大家整天挂在嘴邊的是:“都係搵兩餐!”、“都係打份工啫!”,通常還附送一句:“使唔使咁呀?”,這潛臺詞便是:得過且過罷,何必太認真?

個人的力量可以很偉大,也可以渺小。一個人,可以決心像達爾文、愛迪生、愛因斯坦一樣改變世界,也可以選擇準時在打卡鐘前排隊、在平庸和沉默中慢慢消耗生命。但是,問題的根源其實並不在那些整日將“都係打份工啫”挂在嘴邊的打工仔身上,真正應該思考的是:究竟為什麽,這一句“都係打份工啫”大家可以說得如此理直氣壯?

(“文化思考”系列‧十三)

【李爾‧在此】我還能相信誰?-- 從《下周村》到《西望長安》

今天的中國,在金錢、利益、權力、名氣這些誘惑下,次貨、假貨、劣貨,各種欺騙手法和方式層出不窮,不管是國内還是國際,整個國家都面臨著一場無法漠視的誠信和道德危機。這些社會現實,自然也看在内地文藝工作者們的眼睛裏,也終於慢慢開始在舞臺的表演創作上有所體現。最近,兩齣内地明星級舞臺作品--《下周村》和《西望長安》,都不約而同將焦點轉向了這方面的題材。

中國國家話劇院、香港藝術節及日本東京新國立劇場聯合委約及製作,中國著名先鋒戲劇家李六乙與日本新銳戲劇家平田織佐聯合編劇及導演,中、日演員及幕後人員攜手創作舞臺劇《下周村》,講述在中國一個不知名的農村小鎮裏,一個比金沙三星堆更撲朔迷離的歷史遺址突然出土,興建中的日本工廠被迫停工,隨後中、日兩國各懷目的的各色人物紛紛登場,上演了一幕幕荒誕場景。

可能對近年中國人心浮躁、真假扭曲的社會風氣深有感觸,因此,《下周村》充滿了現實與歷史的荒誕與困惑,可惜,不管從“講故事”還是“實驗性”來看,總覺得有些兩頭不到岸,相對臺前幕後的“金漆招牌”,這齣戲的確有些名不副實,或許,這裡本身也反映出時下藝術創作困惑心態?

無論如何,如果說《下周村》不過是存在著一段“想象和現實的距離”,那麽,另一齣話劇《西望長安》帶來的思考就更加耐人尋味了。按老舍五十年代舊作改編,由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策劃和小品的總導演、著名喜劇導演婁乃鳴執導,國際影視明星葛優擔綱主演的《西望長安》,以“名著+名導(婁乃鳴)+名演(葛優)”的強大組合造成不小的轟動。而根據主辦單位的漂亮宣傳文案:“此次《西望長安》的推出,動用了國內的超強陣容,在劇本,導演、演員的選用、舞臺的呈現上都追求打造更加完美的藝術品質。相信它在市場的出現,一定會在保證票房的基礎上使觀眾更深入地感受話劇藝術的魅力,把話劇推向一個更加繁榮的階段。”但是,在我看來,除了葛優在臺上孤軍奮戰式的努力讓我寄予無限同情和理解之外,整齣《西望長安》實在乏善可陳:那些偽後現代門框在臺上不斷被莫名其妙的推來移去,既累贅又做作,而舞臺上熒幕裏不停重復播放一些無關宏旨的片斷,也在不停干擾我的視線和注意力,那時不時有群冒充《二十一世紀殺人網絡》的黑超大漢在《職業特工隊》的電影音樂伴奏下的手舞足蹈,更是讓人啼笑皆非。看下來,整齣表演豈一個“爛”字了得?可讓我大惑不解的,是在日前國家文化部公佈的“紀念中國話劇誕辰一百週年經典劇目展演”演出劇目中,《西望長安》居然還赫然榜上有名。

不知道是現實的荒誕,還是荒誕的現實:嘲笑、抨擊當下假冒僞劣風氣的作品,本身竟然變成了其所批判現象的活生生證明。如今的中國舞臺,太多的“優秀”、“經典”作品讓人眼花繚亂,而如果連衡量藝術水準的尺度也變得讓觀衆不可捉摸、無法認同的時候,那麽,請告訴我:今後,我還能相信誰?

(刊於2007年4月19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斷章寫意】誰的城市? 誰的文化?

“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從人均GDP來看,巴西比中國人均收入要高的多,四千多美金,比中國到2010年的目標人均三千美金還多。但是不是人人都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是大家應該關心的問題了。離開聖保羅,其中一個原因,是太多人告訴我,聖保羅的治安越來越差了,04年還有這次,遇到的當地人相當友善,但還是激不起對這個城市的熱情,從國際機場到市中心,一路塞車,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個在迅速發展的城市,到處都是建築工地,除了偶爾可以看到的幾個具有葡萄牙風情的建築,其他的都是毫無風格的現代化高樓大廈。……放眼所及,國際連鎖酒店的大字招牌,很難分辨出自己到底在那個似曾相識的城市,廣州?北京?新加坡,還是香港?上海?北京?在這個城市的角落,一點也沒有自己的特色。和當地的一位華人議員助理聊天,她說,巴西的治安變得越來越糟糕,因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貧窮的人在這個國家,越來越看不到希望。”
節選自“看看巴西,想想中國”,前鳳凰衛視記者:閭丘露薇(http://blog.sina.com.cn/m/luqiuluwei),新浪博客網


哈佛法學院昂格爾教授九四年寫過一篇關於發展中國家的文章,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一定要避免巴西的那種結果,就是:精英階層享受了經濟發展的成果,普通民眾卻被排斥在外。這樣,社會無法持續發展,而政府也會變得弱勢。

所有的政府及其領導者都理直氣壯地追求經濟發展,可重要之處在於:發展經濟,到底爲了什麽?不就是希望改善居民的生活,讓市民們共享經濟、城市、文化的良性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嗎?如果我們本末倒置,為追求過程卻迷失了目的。那麽,到了最後,這城市會變成屬於誰的城市?而裝載在城市裏的文化,又是屬於誰的文化?

(“文化思考”系列‧十二)

2007年4月11日星期三

【李爾‧在此】原來,我們都是“鄭和的後代”


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本地導演古英元執導其“老師”--新加坡戲劇大師郭寶崑--非傳統戲劇文本《鄭和的後代》,除了澳門、葡國、英國的劇場工作者,還有内地年青演員參與,企圖重新審視今天仍迷失在“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往哪裏去?”等一系列問題的澳門人的内心困局。

也許期望太高,看完演出,内心竟有些失望:混合内地和澳門演員的編排讓人期待,尤看得出深圳演員的高水準科班功架,可惜兩地演員互相客串的實際效果和預期尚有差距。舞臺設計似乎未能契合主題,徒具外形而欠内在神髓。值得一提的,倒是臨時增加的神來之筆--幾幕“見工”的場景穿插,但此意念似乎未得完全發揮,否則,演出相信應該更見精彩。

在宣揚“中葡友誼”屬極度政治正確之舉的今天,再翻“殖民”、“文化閹割”的老賬,好像有些不合時宜。但“文化閹割”卻未必一定要重新牽扯中葡的歷史糾纏。更值得關注的,還是“霸權文化”和“文化侵蝕”的思考角度,從這意義上來講,今天成功落實“澳人治澳”的澳門人,又何嘗不是香港文化、荷里活文化、甚至全球商品消費文化下繼續被殖民的一群?

在對“被閹割”的恐懼後面,其實是我們内心對“本土文化”的呼喚,也是我們尋找及認同自己“文化根”的過程。我想起剛在香港藝術節期間看過的一齣韓國舞臺劇《仲夏夜之夢》:韓國創作人用傳統的韓國故事大綱、音樂、語言、舞蹈和表演方式,重新演繹莎士比亞的這齣名作,而讓我這個中國人唏噓不已的,並非這些韓國人的演出水準多麽高超,而是他們在觀衆面前流露出對自己傳統文化的那一份自信。事後,我曾和不少朋友探討這個話題:其實,真正的澳門傳統文化究竟是什麽?而澳門人真正的文化之根,又在哪裏?

找不到自己在文化地圖上的位置,是澳門人今所共對的尷尬困境。剛剛擺脫殖民地身份的小城,在塵土飛揚的城市巨變中再次喪失了自我。曾有朋友說:自己的小孩以後一定要送到外國(英語系國家)去讀書,因爲,今後在澳門,只有說一口英文才會高人一等。以中文為母語的澳門人,從葡文到英文,始終在内心氣短三分,就像從姓“馬”被迫改姓“鄭”的鄭和一樣,澳門人承受的真正失落,又何止於姓氏或語言的選擇?

在外人豔羨眼光中擁有越來越亮麗經濟數據的澳門,卻並沒有因此找回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相反,人們卻更加失落:我們不是已經跳出“被殖民者”的位置了嗎?怎麽我們的迷茫和失落感,竟還是如此強烈?如果我們是鄭和的後代,那麽,我們會不會變成一個個新的鄭和?鄭和爲了生存而放棄了自己的“根”,而我們爲了華衣美食和安逸生活,是不是也正在作出同樣的選擇?

在歷史的迷宮裏,我們不停原地打轉;在文化的地圖上,我們無法定位自己的坐標,也許,真正的原因就在:只要我們一天不鼓起勇氣去尋找、面對真正的自己,就永遠也無法走進真正屬於我們的未來。

刊於2007年4月5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斷章寫意】電影工業

“近日灣仔富德樓有重建大員駕到,言談之間向藝術家抛出的願景是「係度搞下搞下,搞得好,遲啲咪可以去西九囉!」而藝術家的回答是「我鍾意啲小街都畀你地拆嗮!點創作呀?」……以旅遊和消費主導的規劃模式,只會使居民和藝術家一樣成爲動物園裏的獵奇對象。”(摘自2007年3月22日香港《明報》,粉飾貧窮墻—失落本土坐標的創意工業)


如果一座城市喪失了其文化意義上的本土性,則勢必淪落爲招徠遊客的廉價展品。香港的問題,就在於從官員到民衆,大多人内心都抱著一種“做生意”心態,卻忘了“低買高賣、見風使舵”的商人思維,並非文化藝術的永續發展規律。

發展澳門電影工業的真正關鍵,在於澳門電影能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能不能真正講述澳門自己的故事。過去二十年,香港電影電視主題愈來愈狹窄,也許就在於香港已經習慣了將電影看作純粹的“投資買賣”。所以,你很難看見耗時三、五年的港產片大製作,因爲個個要“搵快錢”。而你也很難看到港產片、港劇在資料搜集、史實整理上著力,因爲這些投入增加了成本,減少了利潤。所以,在香港,從古代秦始皇、孫悟空到現代律師、警察,大家都千篇一律糾纏在愛情之間,至於想看如美國《逃(Prison Break)》、《CSI》、《迷(LOST)》這些題材多元、引人入勝的節目,恐怕只是發夢。

香港前車可鋻:不在電影工業的核心創造力上落功夫,只懂修這個、建那個來招徠遊客,最後變得蒼白無力的,還是我們自己的文化。日前香港内地專家煞有介事地來為澳門電影工業發展“獻計”,冠冕堂皇的話說了一堆,但我聽來,那句 “澳門應建立一條古裝街影視基地,方便内地、香港以至鄰近國家或地區的影視同行前來租場拍戲”,才是他們真正的心底説話吧!

(“文化思考”系列‧十一)

2007年4月4日星期三

Book Review:《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長期研究中美關係的分析家孟捷慕想我們問自己如下問題:“要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而政治體制卻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那怎麼辦?……換句話說,要是中國已完全融入了世界經濟,而其政治卻完全不民主怎麼辦?”(第10頁)

第三種局面

孟捷慕在書中指出了中國演變的三種可能:“解慰設景”、動亂的局面和第三種可能。他主要在意的是第三種可能,並希望美國決策者和大眾盡力理解這種可能性。他說:“為思考這第三種局面,就必須假設從今以後的25年裏,中國仍將由現在的共產黨執政。也許一些名稱和措辭會發生變化……然而,當前政治體系的基本結構仍會保持不變……(中國)將不會出現政治反對派,不會有媒體自由,選舉將只在基層進行。安全機構將會積極預防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換句話說,中國雖然變得越來越富強,但政治體制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政治層面,未來將如同今日。”(第11頁)


“中國人喝星巴克咖啡不一定就喜歡民主”

“這種想法促使我們一廂情願地相信,“我們”想要的,“他們”也想要,因此“他們”將會變得像“我們”一樣。”這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眼中“平坦世界”的一部分。在這樣的世界裏,中國人通過購買麥當勞漢堡和星巴克咖啡,在短期內就能接近美國的生活方式,而在較遠的未來,他們就會想得到美國已實現的政治自由和經濟機會。


孟捷慕稱這種觀點是“星巴克謬誤”(Starbucks Fallacy)。“一旦看到人們吃麥當勞漢堡或穿‘Gap’品牌服裝,美國作者就急忙下結論說,他們正變得像我們,因此他們的政治體制也正變得像我們的。”(第49-50頁)

針對上述論點,孟捷慕促請美國人注意兩點:謹慎和教育。有很多人喜歡以南韓、新加坡或台灣的成功例子,預言中國大陸即將民主化。對此,孟捷慕想讓我們謹慎地使用這種假設,而且在下結論前,我們自己先要瞭解中國大陸,與人們經常援引的亞洲成功例子之間存在多麼巨大的差異。

“中國中產階級或會妨礙民主化”

中國大陸與亞洲已民主化的成功例子(如南韓和台灣)之間的規模差距,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差異。而且中國大陸在美國的保護傘之外,不像那些已民主化的經濟體那樣深受美國的影響。但孟捷慕所指出的最具決定性的差異是,中國大陸中產階級可能是妨礙民主化的一個因素。

他在書中解釋了其原因:“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城鄉人口比例是1:4。如今主要是由於農民進城務工,這一比例上升為1:2。但這仍是一種巨大的不平衡,而且就其影響而言,仍跟以前一樣。假如中國舉行全國性的選舉,而且農民基於自身利益進行投票,他們的利益將完全不同於繁華大城市裏那些享受星巴克咖啡的消費者的利益,城市中產階級將會在選舉中大敗,雙方得票率的差距,絕不會像美國近年來選舉中‘紅州’和‘藍州’之間的差距那麼接近。在中國的選舉政治地圖上,上海、北京、天津和廣州等中國大陸最大的城市就像汪洋中的孤島,將完全被‘紅色的海洋’吞沒。”(第51頁)

孟捷慕據此相信,中國大陸新興的中產階級,也許害怕出現民粹主義浪潮,因為它有可能逆轉經濟現代化的浪潮,並摧毀他們剛剛享受到、但並未牢靠的好處。如果中產階級支持政治改革,他們就有可能淪落到農民的地位。因此他們也許並不像大多數曾到中國大陸走馬觀花的美國人所說的那樣,是政治改革的動力。

這是此書的絕妙之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受益者,有理由支持一黨專政,而美國政治家和決策者並不瞭解中國的這些利益集團。當然,孟捷慕從未說中國民主化是不可能的事,更沒有說,是絕不可能的事情。但他這本書說明了中國目前處在何種階段,以及其複雜性。毫無疑問,這會引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就中國的發展,能夠和應該提出甚麼樣的假設。

書名:《中國幻想:我們的領導人如何淡化中國的鎮壓》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著者:孟捷慕(James Mann)


上文節選自:亞洲時報在缐

從重慶的“釘子戶”到澳門的“暴發戶”


可以說,中國地方現時一切問題的總根源,其實就是因為地方體制民主化程度不足,造成地方官僚集團利益跟群眾利益出現尖銳對立,這些體制問題,並非一名“開明的書記”就能解決的。而這問題,也絕非重慶獨有:另一名第五代領導人的熱門人選李克強,過去也不是在河南給艾滋問題弄得焦頭爛額嗎?可以預見,若中國地方選舉不再啟動,日後的第六代、第七代領導人的競逐者,都肯定會遭遇一樣的難關。這種現象,必會損害開明者成為未來領導人的機會,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環境,形成貪官和庸才較容易上位、有心解決問題者反而很易提前出局的局面;這樣,實在不利於中國的國際形象、對未來中央政府的執政能力也毫無好處。”“最牛釘子戶事件”:“汪洋困境”有何出路?

中國人在權力面前,從來都是順從和溫馴的。對於國家改革的最大夢想,也不過是有朝一日能夠遇見並且伺奉一位“明君”。問題在於,權力的膨脹和利欲的熏心,往往都會將坐在這個“君主寶座”上的人變成怪獸。數千年來,中華大地無數個朝代的更替,已是這鐵般定律的實證。今天,在重慶發生的事情,正説明了:雖然政府的權力從人民而來,但沒有制約和監督的公共權力,總有一天還是會走到人民的對面去。而如果我們一廂情願地寄望於某一、兩位主席、總理、書記、市長或行政長官這樣的個人,一定最後會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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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慶的釘子戶到澳門的暴發戶,我們的思考,真的越來越沉重。

2007年3月29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扶持文化

“電影是我們重要的創意產業。電影發展委員會已就電影業的發展策略向政府提交報告。該報告其中一項建議,是成立一個新的基金,幫助解決電影製作的融資和人才缺乏問題。我已為此預留三億元。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會就該基金的具體運作,徵詢即將成立的電影發展局的意見。”

(摘自香港特區政府《二OO七至O八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港人劉偉強、麥兆輝聯合編導的《無間道》獲荷里活垂青,改編成《The Departed》輕取奧斯卡桂冠,重新引發香港對當年港產片“風光歲月”的緬懷,憧憬推動香港電影重新起飛,甚至連政府也在剛公佈的O七/O八年度預算案中有所回應。

香港電影七、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橫掃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不過,九十年代以來港片日漸疲軟,相信除了融資開戲的難度日益提升之外,還有體制性問題:盜版猖獗、贏利渠道狹窄、進軍内地的文化與制度衝突,更重要的,是人才的缺乏。“人才”,除了專業編劇、導演、攝影、製片這些電影製作人外,如何培養有品位、有欣賞力的觀衆,也是電影工業“固本培元”的根源所在。而如何增加社會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包容,如何讓觀衆、電影人具備更宏觀的視野、更廣闊的心胸,相信政府在豪爽揮筆簽出支票之外,還有更多地方應該投入心力吧?

如何扶持電影工業,香港政府撓破頭皮,預留三億元成立基金已屬誠意之作。不過,世事總出人意料:拍來拍去,香港電影還是黑幫、警匪片最拿手,無他,只因創作素材源源不絕。想不到被唾棄的黑社會,倒成了推動香港電影走向世界的内在動力。前車可鑒,肯花四十四億辦運動會的澳門政府會否出手“扶持” 八字尚無一撇的澳門電影尚未可知,不過,現成大把“賭、貪、黃”的社會素材,倒不知有無機會引領澳門電影衝擊一下奧斯卡?

(“文化思考”系列‧十)

【李爾‧在此】Youssou N’Dour:用網吧改變非洲的世界巨星

(圖片摘自香港藝術節演唱會場刊)



提起Youssou N’Dour(尤蘇‧恩多爾),在“塞內加爾”、“mbalax”,“Wolof”這類冷僻詞彙前,你或許一頭霧水,但如果這些詞彙變成:“世界盃”、“格林美獎”、“《滾石》雜誌”,還有狄卡比奧擔綱的奧斯卡提名之作《Blood Diamond》時,你又會不會突然眼前一亮?



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第35屆香港藝術節邀請遠道而來的尤蘇‧恩多爾甫出場,穿透人心的音樂和歌聲就深深震撼現場觀衆,第三支歌曲還沒有唱完,已是全場起舞、高潮迭起,如此功力幾人能及?1959年出生於塞內加爾首都達卡的尤蘇‧恩多爾被《滾石》雜誌稱為“自Bob Marley 以來最受歡迎的第三世界樂手”,獲選為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大會主題曲主唱,也深受格林美獎得主Sting、Peter Gabriel等多位音樂人推崇,更與六度奧斯卡提名、三度金球獎提名的配樂作曲家James Newton Howard合作,參與電影「血鑽石」的配樂演出。



1981年,恩多爾帶領樂團「達卡之星(The Super Etoile)」以塞內加爾Wolof語結合傳統打擊樂器以及西非特有的吟唱風格,創出著名的mbalax新音樂型態,其音樂題材廣泛:有城市歷史、人權關注、愛與自由,他的聰明之處更在於懂得和西方聽眾溝通,好像混入Hip Hop節奏,以及選唱大家熟悉--如 Bob Dylan--的作品,大增吸引力,走出塞內加爾這不受人注目的西非小國,躍身更廣大的世界舞臺。



“你的音樂的目的是什麽?”演唱後的座談,有觀衆問了恩多爾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音樂的能量在於理解和溝通,音樂家更應是社會不同階層的溝通者。是的,從這點來説,恩多爾作爲遠遠超過了一個普通歌手:恩多爾自1991年至今一直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親善大使,他為之不斷奔走呼籲的還包括防治愛滋病、保護非洲女權,以及更重要的、對和平的訴求。恩多爾知道,個人的力量無法制止超級大國主導的戰爭發生。但如果人民能直言不諱地反對戰爭造成的無謂蹂躪,總會慢慢產生一些影響。



對於建設非洲的未來,恩多爾更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爲網際網路可以使非洲在未來的世界經濟中成為更具實力的合作夥伴:“塞內加爾有豐沛的人力資源,但科技資源卻不足,今天網路改變了世界,只要塞內加爾年輕人有能力上網搜尋,新的機會唾手可得。”而恩多爾也確實將設想付諸行動:他與惠普電腦(HP)和塞内加爾的電訊供應商合作,展開JOKO計劃,在國内開設可供上網的咖啡室,藉此設立社區網路中心,促進基層民衆對科技的認識和應用。



不僅用歌聲,更凴理想和行動來改變自己祖國、甚至非洲人民的將來。音樂和歌聲後面,是深具抱負的心胸,我們那些只顧埋頭計算唱片銷量和演唱會票房收入的所謂“巨星”,實在應該感到汗顔。恩多爾很小就開始唱歌,有一天,他覺得自己應該多做一些事,而不僅僅是唱完歌就回家。那麽,我們呢?下一次,聽完又一場賑災或慈善表演之後,除了拍拍屁股回家,我們又會不會停下來想一想:自己還可以做些什麽?





2007年3月22日《澳門日報》演藝版

2007年3月16日星期五

【斷章寫意】閲讀文化


“我們出這份刊物的理由和我用盡各種辦法去叫人讀書的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讀書令人愉快。或者換一個比較粗俗但更到肉更貼切的說法:讀書很「爽」。……由衷感謝新鴻基地產集團的文化承擔,沒有他們的大大資助,我們這個包賠不賺的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我有理由相信新鴻基地產集團裡一定也有讀書讀得很「爽」的人。”(摘自“讀書好網上版--發刊詞,梁文道,http://www.books4you.com.hk/”)。


香港大地產商新鴻基最近與梁文道等人的上書局攜手創辦了一份免費雙月刊讀書雜誌《讀書好》,邀請不同領域的文化人士推介好書、分享閱讀心得,甚至為讀者度身訂造讀書計劃。雜誌在香港各大書局及新地旗下多間商場免費派發,據聞反應熱烈,初印兩萬冊一搶而空不得止,還要臨時加印。

新地早在零五年已推出「新地開心閱讀」計劃,請資深作家及創作人傳授心得,並舉辦閱讀創作比賽、書展、作家分享會、好書選舉等。早前還與三聯書店舉辦「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為年輕創作人實現出版夢想。地產商的文化視野不會憑空而來,出錢出力的熱心背後,應該來自主事者對“閲讀有益”的真切信念。當香港行政長官把赴書展為二十多名小學生講故事看成重要任務的時候,這些商人的確也在身體力行宣揚同樣的價值觀:他有地位也好、你有錢也罷,閲讀,是值得我們一起去做的事情。而慢慢的,一個社會的閲讀文化,不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建立起來?

政府企業、社團個人……全社會每一分子都對社區人文建設有所承擔,也許這正是人文社會成長的最理想結果。回首自望,仔細想想:我們那些將“閲讀有益”口號倒背如流的達官貴人們在培育閲讀文化上落手做了些什麽?而更讓我們迷茫的:是在賭場遍地、到處都是“發發發”標語口號的澳門,我們的閲讀文化,可有機會生長發芽?

(“文化思考”系列‧八)

刊於2007年3月15日《澳門日報》副刊“新園地”

2007年3月15日星期四

"Dream" House 和 裝修感想

(借朋友照片用用,嚴重強調:不是我家,而且,應該也不是我朋友的)


(一)


Dream House,解作“夢想”得到的房屋。意思應該是說,這是一幢極完美的屋子,讓人不做他想。不過,今天的澳門,這個詞怕要另作他解:房子,恐已成爲“發夢”才能擁有的東西了。


最近,身邊的朋友忽然紛紛置業,所動用款項更是小弟眼中的天文數字。羡慕之餘,也不禁抹一把冷汗:還好當年當機立斷,買下了現在的小小蝸居,不然的話,恐怕今後注定要做一只無殼蝸牛了。


但是,心裏還是很有些傷感落寞,原本打算苦幹幾年,儲一筆積蓄再“升級”自己的房子,買一個Dream House(理想的房子是:幽靜,格局有緻,要有平臺/天台/天井/花園,開闊光猛,要有一間獨立的寧靜書房...),不過,現在看來,還是打消這個念頭罷。


心裏更不安的,是為自己的下一代(雖然自己還沒有),心想,等到他們長大,畢業,工作的時候,他們還買得起房子嗎?真的,想想,現在澳門的房子動則數百萬,將來的價格不知道要不要過千萬?到時候,澳門人比香港人還慘:香港人還可以搬去屯門,元朗避世,澳門人就只有回大陸了。


算了,子孫自有子孫福,我們也管不了那麽多。搞定自己,就不錯了。


(二)


小弟即將搬家離澳上島,最近正在為裝修的事情忙得不可開交。


記得上一次裝修是大約五年前,這次重新忙起來,發覺情況已經大大不同。


記得上一次裝修,基本上都不考慮到珠海去買材料,大部分都在澳門買,而且,事實證明,澳門(其實是進口)的東西質量真的不錯,大部分東西用到今天仍然無礙。而大陸的東西就基本上很快出現狀況,被迫更換。


但現在的情況卻大大不同,首先,澳門的人工真的很貴!而貴之餘卻沒有相應的質量提升,比起幾年前,不論在款式,質量上不進反退,而内地的東西就突飛猛進,就如定做家具,不但即場有專人展示樣件,電腦圖稿,還可以上門度尺並做CAD電腦模擬圖給你,設計還可以完全按照你的要求來做,而且,款式多,新,且給人驚喜,質量看來也好像不錯,最重要的,是有平有貴,丰儉由人。正如梁大狀說:“有的撿,你至係老闆。”


所以,這次裝修應該會以國產為主力,兼在澳門買一些技術含量比較重的(比如馬桶,真的很奇怪,人類最沒有技術含量的動作卻需要最有技術含量的物事來配合?)。質量,當然就只好以時間來檢驗了。


這次裝修經歷實在讓我感觸良多,小小的裝修,已經反映了大大的差別。澳門坐擁“博彩業”優勢不思進取,幾年時間,已經被小小的珠海迎頭趕上,大幅抛后。再過幾年,恐怕我們要抱著“出省城開眼”的心態北上了吧?


而且,在“開放市場,引進競爭”的潮流之下,從賭牌到手電澳門可謂嘗盡甜頭,不過,我們自己視爲“王牌”的賭博業就仍躺在“專營”的搖籃裏。香港,海南,澎湖,偶有聽到談論“開放賭禁”的聲音,往往都會觸動澳門人敏感脆弱的神經。可看看新加坡的例子,我們就知道:這門獨市生意,恐怕真的不是可以建立百年功業的基石。怕只怕,等到了我們這項非技術性優勢被衝擊的那一天,小城裏翅膀已退化成雞翼的庸碌之輩們除了一味叫阿爺救命之外,早就沒有了搏擊長空的能力和勇氣。

2007年3月8日星期四

【李爾‧在此】澳門兒童劇,你在哪裏?

(圖片來源:澳門文化中心)

來自日本的飛行船劇團將英倫經典故事《金銀島》搬上舞臺,新春期間在澳門舉行世界首演。一句中文也不曉的日本兒童劇團混合英國小説與澳港配音演員,發揮了“1加1大於2”的魔力,輕易俘虜無論文化還是語言都截然不同的澳門小朋友的心。其所帶來的啓示,是否值得我們好好體會?

澳門近年雖然也偶然出現過一些兒童舞臺劇,比如:《乘著音樂的翅膀飛翔-安徒生童話創作音樂會》(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06年1月),《我愛放屁姑娘》(婆仔屋藝術空間,2005年8月)等等,但創演規模、舞臺製作均不成氣候,更沒有形成經常性兒童戲劇的創演制度或環境。

人口只有一百萬的瑞典首府斯德哥爾摩,卻擁有八座完善的專業級兒童劇場。臺北市五個兒童劇團於1996年組成「臺北市兒童戲劇協會」,透過當局支持和劇團合作,迄今成員劇團已發展到十個,2000年舉辦演出八百多場,觀演人數更近百萬人次。至於香港,不包括多個兒童劇團的經常性演出,政府康文署每年暑期更定期舉辦六星期的“國際綜藝合家歡”,為香港兒童、青少年、家長提供健康富教育意義的藝術表演,2006年就舉辦了四百多項活動,吸引約十八萬人次參加,平均入座率超過九成。反觀澳門,不要說兒童劇場或專業兒童劇團,近年經濟一片暢旺的澳門,甚至沒有一座可讓小朋友輕鬆嬉鬧一番的兒童公園。

澳門幾乎一片空白的兒童戲劇,固然暴露了政府在兒童藝術培育方面的短視和疏忽,但更主要的責任,也許還是要落在本地文化藝術工作者們的肩膀上。兒童劇團的財政壓力相對較輕,這筆帳其實很容易算:一個兒童觀衆起碼有幾個“護衛”陪伴,因此,抓住一個“兒童”觀衆就等於抓住了數個“購票”觀衆(還未計算其他周邊產品銷售的收入),票房自然差不到哪裏去。相對而言,兒童劇也不要求“大卡士、大明星”,甚至也不太需要宣傳炒作,在“兒童藝術教育”的理念下,家長也樂意陪小朋友走進劇場。事實上,不論澳門還是臨近地區,近年觀察所得,兒童劇上演往往都是場場爆滿、一票難求。

那麽,澳門兒童劇創作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兒童劇要求創演者回到劇場的基本點:講故事。雖然兒童劇講求淺顯易懂,但並不代表兒童劇對創作要求不高,恰恰相反,由於兒童的反應非常直接,更要求創演者從兒童角度思考,不但講一個好故事,還要講好一個故事,對音樂、歌曲、多媒體、服裝、道具的要求也不低,這一切都需要專業而富經驗的創作團隊,對業餘特色濃重的澳門戲劇工作者來講,的確不是一件易事,另外,本地旨在“自己過癮”的自娛自樂式演出風氣,也是形成兒童劇創演遲緩不前的因素。

培植澳門的兒童劇創作力量,更要從制度化的大環境著眼:小型兒童劇創演機會、學校巡迴的演出機會,政府不但應對藝術創作者“授之以漁”,最重要的,是打造出利於兒童劇團(及其他藝術工作者或團體)存活的環境,因此,兒童劇團的資助方向與政策、兒童藝術教育的具體措施、還有兒童節目的表演場地安排、經常性的演出機會和制度化的創作扶持,澳門政府今後會不會在這方面有所作爲,與藝術工作者一起開創屬於澳門兒童劇的一片天空,讓我們拭目以待。
(刊於2007年3月8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斷章寫意】企業文化


“中國企業正面臨企業社會責任的挑戰性考驗。那種資本無道德,財富非倫理,為富可以不仁的經濟理論和商業實踐,不僅國際社會難以接受,中國社會也已經不能容忍。……企業的活動不僅影響社會利益分配格局,而且也影響著社會政治、文化變革,影響著人們的道德價值取向。社會對企業的期望,是要求企業維護和促進社會公正、公平,平等地保障各方相關利益。也就是說,企業要確實承擔起社會責任,做一個“遵法紀,重倫理,行公益”的好公民……據安監局李毅中局長透露,中國由於生產安全問題每天死亡320人,一些礦難完全是黑心礦主與地方官員勾結,無視礦工死活、非法開採所釀成的惡果。其他如蘇丹紅事件、環境污染事件、農民工欠薪事件等企業社會責任事件也時有發生……”
(摘錄自2007年1月29日《中國經濟週刊》:“中國不能接受資本無道德論”,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成思危)


“商人腦子裏只有利潤”這話如今聽來已不再天經地義。唯利是圖的中國企業不但讓全社會一起承擔酸澀苦果,也扭曲了市場經濟的真正面目,甚至讓“中國”兩字蒙上無法擦淨的污垢。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日前在《中國經濟週刊》撰文,強烈關注企業的社會道德責任。

反觀澳門,蓬勃賭業主力依附内地客源,啜吸大筆人民幣的澳門又為内地做了些什麽?一個輕鬆快樂的閤家歡度假勝地?還是源源不絕的頂級演藝娛樂享受?如果城市也像企業般要承擔責任的話,這座城市可曾擔起它應盡的責任?另一方面,賺取豐厚賭收的各大博企也毫無疑問在改變、甚至重塑澳門的社會文化和價值觀,那麽,他們又打算如何履行對澳門的社會責任?

探討企業道德與社會責任問題的核心更在:參與遊戲者的道德固然值得關注,但制定遊戲規則者的道德呢?如果一個地方只有道德淪喪的奸商才能如魚得水,那麽,真正的問題其實出在哪裏?

(“文化思考”系列‧七)

(刊於2007年3月8日《澳門日報》副刊)

2007年3月5日星期一

【李爾‧在此】我們為什麼走進劇場?


農曆新年期間,沒有機會看什麼舞台表演,動筆之際,腦海裡卻出現不久前在香港看的舞台劇--進念二十面體的“東宮西宮5”之《2097 Back to the 清朝》。故事發生在2097年7月1日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娛樂大劇院,經過九十年爭議與香港式“公平公開”的招標過程,西九龍文娛區終於趕在香港回歸一百週年慶祝晚會開幕,一眾高官合演一場全球直播真人騷。一如該系列既往風格,從特首選舉到天星事件,作品集合香港最近社會焦點,充滿港式無厘頭搞笑和痛快淋漓的政治諷刺。

我並非想在這裡寫一篇過時的劇評,相反,我覺得大家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討論一下這個話題:我們為什麼走進劇場?

在娛樂選擇不多的年代,劇場或許是人們工餘飯後消遣的選擇之一。但在電影、電視、網絡等各種娛樂產品供過於求的今天,劇場表演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和其他消費娛樂項目不同,舞台表演不但激發觀眾思考,其互動性也讓作品在劇場內進行二度創作,透過觀眾和演員的現場交流,我們不但感受到作品的真實存在,也引發對自己及社會的認真反思。以“東宮西宮”系列來說,該系列第一集《2046特首不見了》(2002年)是對SARS的反思,第二集《問責制唔制》(2002年8月,2003年8月再度公演)探討民主和責任,第三集《開咪封咪》(2004年)分析本地傳媒氣候和立法議員應擔當之角色,第四集《西九龍皇帝》(2005年)討論西九發展的可能性。不難看出,這系列演出其實和香港社會的脈搏緊緊相扣,讓香港人在笑聲中探討政治議題、探討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向,給香港人提供了一次反思自己所處的社會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在今天澳門人的面前,似乎越來越少。

我們為什麼走進劇場?這個問題,當然不會有標準答案,但我相信:劇場,將觀點不同、背景各異的人們吸引到一起,而所有人共同分享的,正是他們對劇場舞台上所呈現話題的共同關注,民眾的認同感、凝聚力因此得以建立。大家發現,原來自己並不孤獨,原來我們都在關心自己的社會、也在擔憂我們共同的未來。

在互聯網上,我偶然發現了一個香港觀眾看完《2097 Back to the 清朝》之後在博客上的留言:“我們已經很久沒走進劇場了,學生時代我們是常客,長大後逐漸成為正式「香港人」,起身趕返工,每晚做到七、八點,口邊掛著個「忙」字和「悶」字,但常在家中發獃。但那晚我們分享了對於這個戲的看法,友人說很好看,友人說歌Sing舞勁……我們真的很久沒這樣討論近日的所聽所思所感。”

我們為什麼走進劇場?對這個問題,或許,這段話可以給我們一個引人深思的答案。





(刊於2007年2月22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斷章寫意】文化危機

“現在普遍的呼聲是“馬季走了,但相聲不會死”,人們擔憂相聲會不會死不無道理……可是,當宣傳部門嚴把媒體關的年代,缺乏針砭時弊生命力的相聲還能灑笑人間嗎?”(摘自2006年12月25日香港《明報》)

對港澳人來説,“馬季”可能是個相當陌生的名字,但對中國相聲藝術來講,這卻是個難以磨滅的象徵符號。曾幾何時,馬季和相聲劃上了等號,他創作出中國人喜聞樂見的舞臺娛樂,形式多元,題材廣泛,嬉笑怒駡社會的醜惡黑暗,也褒揚難能可貴的正義善良。相聲大師馬季去世後,“相聲將何去何從”也成了關注焦點。今天,相聲的“藝術能量”越來越弱已是不爭事實,甚至還有人提出它應該“被收進博物館”。但我們與其在此爭論相聲是“已經死亡”還是“正在死亡”,倒不如用心想想:相聲,爲什麽陷入今天的困局?

馬季的兒子馬東回憶父親時,曾提到這麽一個細節:馬季平時爲人隨和,但相聲創作卻非常尖銳,馬東七八歲時常見父親的作品幾經修改仍無法通過上級部門的審查,馬東至今還對父親當時的難受表情無法忘懷。曲藝雜家崔琦說:“以前馬季《北京之最》說一次就不讓說了。現在反腐敗,腐敗人物該不該抨擊諷刺?但你寫諷刺劉志華、陳希同、陳良宇的相聲,肯定不行。現在相聲的空間窄了,朝核六方會談,你編個六人相聲肯定不行。能出現個薩達姆的人名,就到頭了。”

任何一種藝術,當它和民衆的感情緊緊聯繫一起,它就擁有頑強的生命力和源源不絕的活力。而當它成了為統治者歌功頌德、為當權者臉上貼金的工具,它離自己的沒落和消亡,也就不遠了。今天,我們常談論中華文化面對重重危機,也往往將這些危機歸咎於外來文化的侵略或國民大衆的輕視。但我們有沒有想深一層:無所不在的審查限制、意識形態的重重枷鎖,也許才是中華文化復興的真正危機所在?

(“文化思考”系列‧六)

刊於2007年3月1日《澳門日報》副刊 "新園地"

【斷章寫意】文化外交

“……長期從事中國對外形象“包裝”的原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啓正表示:“文化無國界,只要“你懂我的心”就會產生魅力。我那讀高中的女兒,通過訪問日本和寄宿民宿,對日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作爲公共外交,中國重視不夠,確實有許多地方應該引起反思。”(摘自“推動中日友好從中囯娃娃開始”,2006年11月5日號《亞洲週刊》)


日本憑藉自以爲豪的“文化軟實力”向中國發起新一輪爭奪青少年的柔性滲透戰。從O六年開始推出“日中二十一世紀交流事業”計劃,每年邀請一千一百名中國高中生訪問日本,讓處於成長期的中國未來一代“百聞不如一見”地認識日本,留下美好印象。

結果如何?許多參與該計劃的中國年輕人都改變了原來對日本的不良觀感,日本人嚴謹、有禮的作風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來自上海的高二女生李娜是班上的尖子,操一口流利英語的她原打算畢業赴美留學,經過日本之行後,竟改變初衷,將日本納入自己人生規劃的重要一站。

文化作爲外交手段,當然不在於它在政治談判桌或商業簽約台上的冠冕堂皇。許多時候,文化,在國與國的互相認識與交往中,時時刻刻都在發揮看不見的“柔性”力量。正如不論中國在“人文奧運、綠色奧運”的宣傳包裝上投入多少人力物力,也不管中國修建多少令人瞠目結舌的運動場館、叫喊多麽漂亮的口號,日前國奧隊在英國綠茵場上的一齣“功夫足球”,足以讓這一切瞬間化爲烏有。

在文化競爭的核心層面,不是你死我活的爭鬥,而是人心教化的柔性感召。真正的文化外交,不能還停留在講門面包裝的硬性宣傳思維,而當建立在務實深耕國民素質教育的基礎之上,就像人一樣:“相由心生”,靠“扮嘢”來顯示自己有多麽了不起的時代,應該劃上句號了。

(“文化思考”系列‧五)

刊於2007年2月22日《澳門日報》副刊 "新園地"

2007年2月22日星期四

想象和現實


我承認,想象和現實是有差距的。

一直以來,對賭場的看法都比較負面,或許是内心的抗拒感,所以,從來沒有機會,也沒有衝動想去了解裡面的人和事,或者,乾脆按照自己的想象來編構在裏面發生的故事(自己曾經寫過一篇過於賭場和賭徒的魔幻現實小説,基本上就是完全出於自己的想象)。從來也覺得自己沒什麽賭運,第一次來澳門,在親友的“來了澳門要試試自己的運氣”的慫恿下上賭桌(還記得自己當時玩的是大小),幾乎逢賭必輸。所以,除了陪外地親友入賭場開眼,自己從來沒有走進賭場,就算進了,也是蜻蜓點水,權當觀光而已。

新年期間,連環式“巡視”賭場,破紀錄的一次是從晚上9,10點直落第二天的早上7點多。這次賭場之旅,算是首次以旨在贏錢的賭客身份投入遊戲,仔細觀察周邊各色人等,認真揣摩賭桌實戰技巧,方才發現,原來,在真實的賭場裏面,真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今年的意外收穫,還包括見識了一位老友兼賭博高手的功夫,也從中領悟了不少賭博的心理戰術。

我決定明年繼續參團賭場巡視之旅。下一年,氹仔的金光大道是必然之選,澳門半島的傳統博彩大道也是繼續造訪目標。而且,透過每年一次的新年賭場之旅,不知道會不會讓我也從中發覺澳門的悄悄蛻變呢?

2007年2月15日星期四

《手札情緣》:為愛的奇跡祈禱

"Nothing is ever lost or can be lost. The body sluggish, aged cold, the embers left from earlier fires, shall duly flam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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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 Whitman (1819-1892)




兩個陌生男女從相識相愛至相依終老,似乎是所有愛情故事的標準模式。但你可曾想過:若將過程反轉,一個天長地久的愛情故事,如果從結尾慢慢往回看,會是什麽模樣?

每天清晨,一個老人都會來到患老人癡呆症的妻子身旁為她唸一個陳舊筆記本裏的故事:一九四六年,諾亞離開戰場回到故鄉,他的初戀情人艾莉得知,不顧婚約在身仍設法前去見他一面。重逢的兩人頓悟:對方正是自己一生最愛。

故事的主角,其實就是患老人癡呆的妻子,而每天將同一故事不斷重復的老人正在耐心等待愛的奇跡。身為讀者的我,每翻開新的一頁都會在内心為他們默默祈禱。美國作家尼可拉斯‧史帕克斯(Nicholas Sparks)擅長以細膩淡雅的愛情敍事震撼人心,初試啼聲之作《手札情緣》(The Notebook)雖是十年前寫成,但穿透人心的感染力卻從來未曾改變。


試試閲讀:

我是誰?我一直在想。這個故事,又該怎樣結束?

太陽已經升起,我仍靜坐在窗邊。窗戶蒙著霧氣,仿若是某種生物經過窗戶時留下了它呼出的氣息。在這個清晨,我幾乎靜坐成了一幕場景:穿了兩件襯衣,笨重的長褲,圍巾在我脖子上繞了兩圈後塞進了我的厚毛衣,這毛衣是三十年前女兒編織的生日禮物。房間裏自動調溫器的溫暖已經設置得不能再高了,還有一個小型散熱器擺在我身後,它滴答作響,同時低聲呻吟著,噴湧著股股熱氣,活像童話故事中的惡龍。但,我的身體,仍因那永不消散的寒冷而顫慄。那種寒冷,已經在我身體中存活了八十年。雖然我早已接受了自身的年邁,但八十年啊,我有時仍會對此吃驚,從喬治·布希當總統時起,我竟然一直沒能溫暖過來。我懷疑是否每個我這般年紀的人都如此。

我的生活?它不難說明。它並沒有我曾想像的那樣喧鬧壯觀,但我也不曾像囊地鼠一樣隨著亂挖洞。我想,它大概比較像只藍籌股:相當穩定,上揚多於走低,並且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攀高。我懂得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這樣描述他的生活:一樁成功的買賣,一樁幸運的交易。但別被誤導,我並不特別,對於這一點我很確定。我,一個有著普通想法的普通男人,過著普通的生活。這兒沒有專屬於我的紀念碑,我的名字將迅速被遺忘。但,我曾愛過一個人,用盡了我的心和靈魂,對我而言,這已經足夠了。

浪漫主義者或許會稱我的一生為愛情故事,憤世嫉俗者或許會稱其為悲劇。在我看來,兩者皆有一些,但不管最終你如何看待它,都不能改變成為了我大部分生活的事實,不能改變那條我已選擇並將繼續沿襲的道路。也許我對於其他事情的抱怨早已能塞滿一個帳篷,但對於已選擇的道路和它指引我到達的地方,我卻沒有絲毫的抱怨。那條道路,一直就是最對的,不會有其他的路了。

很不幸,時間並沒有讓這條道路輕易地停留在規定的進程中。雖然它和以前一樣那麼筆直,但佈滿了在生命歷程中積聚起來的石塊和沙礫。也許直到三年前,這些還是容易被忽略的,但現在,不可能了。病痛動搖了我的身體,我不再強壯也不再健康,我的日子過得就像老舊的派對氣球,萎靡、柔弱,並且一天比一天更加疲軟。

我咳嗽著,斜眼查看了一下手錶,意識到是時候該走了,我從窗邊的座位上起來,拖曳著腳穿過房間,在書桌前停下,拿起筆記簿,那本我已經閱讀了上百遍的筆記簿。我沒有再看它,而是將它直接插進我的手臂之下,然後繼續走向我的目的地。

【斷章寫意】口號文化

“I’ll get the job done. 我會做好呢份工。”

-- 曾蔭權宣佈角逐連任第三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之競選口號。


鄰埠特首候選戰打得熱鬧,候選人的競選口號也成了大家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勝券在握的曾特首一句“我會做好呢份工”卻因政治人物是否應抱打工心態來工作而引起爭議。有人解釋說這是因爲中文翻譯不夠傳神而引起的誤會,於是引來好事者紛紛一試身手:“我會搞掂佢”、“我會做到嘢”……私底下各種版本流傳,蔚爲大觀。我認爲,迄今爲止聽過最傳神貼切的,當屬香港專欄作家洪清田的版本:“我辦事,你放心”--既有政治家的承擔,又有領袖的風範。

口號是一種文化現象,一座城市裏處處可見的標語口號,確實可為我們揭示這裡居民的文化精神風貌。曾有人說:若你到一個陌生地方,請留意街道上的宣傳口號,叫的最響亮的,往往正是這個城市無法做得到的。面對問題,叫口號實在最容易不過,但問題是否真的得以解決,恐怕又是另一回事。

在“官爺大人”式政府管治理念中,口號,還顯露了政府主事者的野心或理想。不同的口號,也反映出不同“父母官”的思維方式。香港的城市宣傳口號:“亞洲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突顯香港的崛起野心,而澳門的招牌金句“天下特色薈萃,澳門就是與別不同(A World of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is Macau)”在滿足政府發展旅遊多元化的美夢之餘,或許也給市民帶來另一份心知肚明的會心微笑。至於你在神州大地看見“愛護公共衛生長命百歲,隨地亂丟垃圾死兒絕女”、“毀樹一行,先死他娘”一類的宣傳口號,也許,又代表了另一種文化。

(“文化思考”系列‧四)


2007年2月14日星期三

Happy Valentine's Day

Love Truly Can Be Eternal
- From World Wide Web

So, love truly can be eternal
Well, six thousand years anyway...
Gaze on this image and give a sigh
They speak to us now, today

No other photo I can recall
has the power of this one to move
As our hearts go out to this boy and girl
and the truth they silently prove

This is our world's greatest gift,
with sentiment so high above
Through life and in our death,
the most powerful gift of love.

(故事背景)
五千年的擁抱
Italy mystery of prehistoric hug
建築工人二OO七年二月七日在義大利北部的維羅納市(Verona)南郊挖地基建廠房時,發現了兩具骸骨。當地位於意大利城市維羅納以南約40公里外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

到場的考古學家發現,這對骨骸面對面雙手、雙腿彎曲交疊擁抱。躺在左邊的是男性,背部脊椎部位刺有一根箭,女的則是在頭部側邊被射了一箭。考古學家還在這對"情侶"身邊發現了石頭製成的箭頭和刀子等工具。考古學家估計,這對史前"羅密歐與朱麗葉"生活在距今約5000-6000年前。由於這對戀人的牙齒保存完好,因此考古學家推測,他們死的時候應該很年輕。但是確實年紀以及存在年代都還需要進一步鑒定。據考古學家透露,這對男女至少擁抱了5千年。

考古學家梅諾蒂指出,在意大利還沒有發現過一墓雙屍的新石器時代墓地,而一對緊緊擁抱的男女同墓而葬更是聞所未聞的考古發現。被發現的是這對男女的遺骸, 左邊是男的,右邊是他的情人。據考古學家鑒定,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他們初步推測,這對史前的 “羅密歐與茱麗葉”生活在距今約五到六千年。由於這對戀人的牙齒保存完好,他們在死的時候應該很年輕。考古學家愛琳娜.梅諾蒂(Elena Menotti)表示,那個時代根本就沒有什麼“合葬”一說, 何看這還是一對緊緊相依的男女。這無疑為考古學家提供了就像跟人類當年發明了原子彈一樣意義非凡的研究線索。

維羅納市四季如春,是莎士比亞筆下那爛漫得讓人心碎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鄉。整座小城都被籠罩在一種憂鬱的美麗中,金色的夕陽下,小河波光蕩漾,在給來人慢慢地訴說一個永恆的愛情故事。

2007年2月9日星期五

【斷章寫意】文化城市

打造一座“閲讀城市”,修建氣派堂皇的圖書館就行了嗎?

朋友來深圳旅遊,臨別問她對深圳的印象,她說:“深圳是我到過的最前衛的中國城市,不過我怎麽覺得她像個整了容的美女,有著順應市場需要的魔鬼身材和漂亮面孔,只是,缺少心肺。”(王璞,“一個香港人在深圳”,摘自2007年1月19日香港《明報》世紀版)

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六日,《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正式宣告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的誕生,體制鬆綁的深圳迅即變成國內經濟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受土地資源短缺、科教力量薄弱、行政部門效率低下等因素制約,深圳在中國逐漸推進的全面改革中漸漸失去優勢。零二年,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网文激起軒然大波,文章一針見血地提出:“深圳在轉型過程中所表現的茫然不知所措有更深層次原因,那就是深圳過去二十二年的發展更多得益於政策傾斜和優惠,卻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也沒有確定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戰略。”

十字路口的深圳想起了“文化”的力量:零六年,《深圳市文化產業發展十一‧五規劃》醖釀出臺,提出將深圳建成國內文化產業中心,並首選“閲讀”作爲目標,把圖書館建設作為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重要內容,希望帶動相關出版、發行業的發展。但是,現實永遠比官僚們所想像的複雜:深圳文化界人士日前指出,深圳的基層圖書館都是“虛”的,政府雖然建了許多文化設施,但文化公共服務卻不到位,管理不善,如大部分公共圖書館的報紙雜誌還是半年前的舊物。建設文化城市的理想變成了顯示政績的門面功夫,卻忘了:文化城市的根應該深扎於民衆。

據説,澳門有關方面將往内地取經發展文化產業,我們唯有祈禱他們不要學回來這種“門面包裝”的思維才好。如何建成一座“文化城市”,和深圳驚人相似的澳門,真正要學習的教訓,實在太多。

(“文化思考”系列之三)
刊於2007年2月8日《澳門日報》副刊 "新園地"

【李爾‧在此】只要相信,便能聽見

從《五碌葛2006之唱好澳門》到《等待鐘聲響》

對《等待鐘聲響》的興趣完全是源自其創作班底之前的演出:《五碌葛》。去年四月,在教科文中心首觀《五碌葛2006之唱好澳門》,這些年輕人對世遺申報、東亞運、立法會選舉、輸入外勞等一系列澳門社會話題的嬉笑怒駡,讓我眼前一亮。這把年輕人的聲音,在輒需澳門人行動起來關注身邊澳門事的今時今日,更加顯得彌足珍貴。

他們的新作《等待鐘聲響》採用臺灣作家李家同散文集内同名文章的故事架構:描述作者和朋友阿杰在天籟村和一位罹患絕症老伯的相遇經歷,領悟到:只要人與人之間真正心存關懷,就能聽見遠方的鐘聲。編導在舞臺劇版本中採用了這故事的大綱結構,不過就另外集體即興創作了四個背景故事各不相同的角色。

整劇倒真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溫情劇”,看得出,演員們在很多地方均對角色的背景遭遇感同身受,甚至投入了私人情感(比如演員以真實姓名擔演劇中角色),但也突顯了整劇問題最大之處:或許是演員演繹技巧未夠純熟,或許是其他方面干擾太多(總覺得導演對場景的切換過於頻密且沒有必要),總之,一齣以“溫情”為重心的表演,卻難以營造出令觀衆投入與信服的“溫情”感受,而有些地方,劇情推進的處理也太過生硬,比如:“君”勸服再次回來的“露絲”要珍惜家人的關心的一段感情戲,“露絲”從一開始的冷漠不羈變成後來的痛心頓悟,其轉變實在很難讓觀衆“跟得上”。在演出中,也不難發現這些年輕演員活力十足,但也許是活力太足,因此整體節奏顯得有些偏快(某些場景甚至還發生了一位演員嘴裏的話還沒說完,對手就已經把下句對白講出來的情形),而演員的演技與咬字也有待進一步磨練。看起來,這齣表演與其說是劇場創作,倒不如說是一篇眾演員的“心靈日記”。劇場表演的標準規則已不再重要,焦點,反而落在導演和演員們如何勇敢面對自己、如何以“劇場”方式來説出内心真切感受。

總括來講,演出雖然算不上出色,但作爲新成立的“葛多藝術會(Godot Art Association)”的頭炮,卻可能是一次最合適不過的開始:用最真實的自己來面對觀衆。因此,我仍對“葛多”及其背後這群年輕人寄以厚望,正如該團在《等待鐘聲響》場刊内的“葛多簡介”部分所述:“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藝術會為澳門社會的現狀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者是向大衆發出另一種聲音。”

只要相信,便能聽見。我相信這班年輕人對澳門事的關心、對澳門人的關懷、對澳門劇場的關切。是的,他們正賣力地拉動鐘繩,而我,也已聽見那隱隱的鐘聲。

2007年2月7日星期三

《人狗奇緣》:如果你已忘了感動的滋味



曾經看《導盲犬小Q》看得淚流滿面,曾經看《我狗跳皮(My Dog Skip)》看得心酸不已,對不起,我是愛狗人士,所以,對這一類的影片總是愛恨交加,要寫評論更一定難以中肯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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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導演簡直可以用“殘忍”來形容,這麽一個惡母+孤兒+黑勢力+生離死別的公式,套在兩個天真爛漫,標緻可人的童星身上,再加一只僅僅用眼神就可以俘虜你心的拉布拉多犬,相信沒有幾個人可以逃出如此精密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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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説電影界避之則吉的兩大對象就是:小孩和動物。這樣的“規則”,相信絕非空穴來風,而電影内的兩位小演員和狗狗的合作真的是天衣無縫,讓人無法不為之深深感動。要說缺點,就是整個故事“淒慘”的太過“標準”,讓人在難以置信。而在情節上,“狠心媽媽”的突然回心轉意也有一些不太合乎邏輯,當然,電影的賣點在人和狗的情與義,這點小小額外干擾,應該算不上什麽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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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家裏陸陸續續購藏了許多和狗有關的電影,但卻也一直不敢拿出來看。這次看《人狗奇緣》也是搭了另一半的順風車,一邊看,一邊在大罵編劇:“有沒有搞錯!這樣的故事也想得出來,懶扮悲情,擺明就是在煽情,騙觀衆的眼淚罷了。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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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罵歸罵,眼裏的淚,還是在不停地流呀流。

雖被遷怒自己的主人抛棄,“心意”仍千里上釜山找小主人

相濡以沫:為病倒街頭的小主人擔報紙取暖

渾身受傷、幾近失明的“心意”不忘為病倒的小主人偷食物


2+1的短暫快樂


◎中文名:心是/人狗奇緣

◎年代:2006

◎國家:韓國

◎類別劇情

◎語言:韓語

◎片長:98 Min

◎導演:吳達鈞 Oh Dal-gyoon

◎主演:俞承浩 Yoo Seung-ho,金亨基 Kim Hyeong-ki,安吉強 Ahn Kil-kang

2007年2月6日星期二

自首報告:路走得寬闊,人顯得從容【龍應台】

讀龍應台的文章,總是讓人内心波瀾起伏。很多大的道理、高深的理論,被她講來,就是那麽娓娓入心、發人深省。

身為中國人,在中國社會,很多時候我們總會自我妥協、放鬆底綫:“就是這樣的啦”,“重要的是能否達到目標,能不能做得成事情,方法與手段有時候改用還是要用”,“玩得這場遊戲,就要跟規則”,“在中國人的地方做人做事,還是要現實一點”……

不錯,中國人是聰明的,也是現實的,前人留下的“智慧”可真的一點不少:“明哲保身”、“君子不立危墻之下”、“識時務者為俊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槍打出頭鳥”……

我們總認爲一個人、或是幾個人的力量,改變不了什麽:“民不可與官鬥”,“卵不可以擊石”。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千里之堤,毀於蟻穴。如果不從我做起,從腳下第一步走起,那麽,最後,我們又可以走得多遠?又可以走到哪裏去?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看完了龍女士振聾發聵的這篇文章之後,不要僅僅感動一下、沉默幾秒就算,真的,是時候好好想一想:我們該動手做些什麽?

自首報告:路走得寬闊,人顯得從容

龍應台 《中國時報》 2007.02.05 


…………道德不能處理法律問題,法律又不能處理政治問題。當道德、法律、政治糾纏不清,真正的價值因而混沌不明的時候,急切的我們就很便宜地把責任放在司法身上,以為司法可以提供終極的答案。可是我們明明知道,飛機時刻表可以標出台北到羅馬的里程和時速,告訴我們一天到不到得了羅馬,但它絕不可能為我們判斷我們該不該去羅馬、羅馬是不是我們的真正目標。

…………誰在乎馬英九,但是台灣的未來,不能不在乎。這個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八的歷史裡面,對台灣的未來是不一樣的。是在今天特定的語境裡,我認為談一談我所看到的馬氏人格特質,以及這個人格特質和民主文化的關係,可能是有歷史意義的。而今天的特定語境就是,在歷經坎坷之後,人們開始普遍接受這樣一個邏輯:政治是一種詐術,畢竟需要手段,「不沾鍋」、有「道德潔癖」,不與人利益均霑,不講究「江湖義氣」,不懂得「你搓我的背,我搔你的癢」,不善於利用公家資源交換人情,就不是一個有「魄力」、有「能力」的領袖。

這個邏輯,應不應該被質疑?

…………寫「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哲學家卡爾.波普在觀察歐洲戰後的新民主時,曾經說,徒有民主的架構是不夠的,因為填到架構裡頭去的,還是你自己的傳統的文化。如果傳統文化長不出民主的新精神來,那個架構是沒多大用的。台灣的民主飽受考驗,人民備受煎熬。在選舉的民主框框裡,填進去的仍是買官鬻爵、利益輸通、公器私用、鑽營逢迎的文化,在其中如魚得水的仍是那種傳統的擅於結幫拉派、相互哄抬的江湖人物。

…………台灣的民主,在大歷史座標上今天走到了哪一個位置?未來對台灣,尤其在兩岸關係裡,隱藏了怎樣嚴峻又可怕的挑戰?這些嚴肅的問題逼在眼前,競選二○○八,難道是為了個人仕途,而不是因為對於台灣篳路藍縷的歷史和它艱辛無比的前途,有深情,有承擔,有責任?如果是出自對於台灣這塊孕育了我們的土地和人民的深情、承擔和責任,有什麼阻礙是必須畏懼的,有什麼失去是需要擔憂的,有什麼忍辱負重是不能扛起的呢?

歷史,需要人來承擔。人不同,歷史往往就走上了另一條路。我希望台灣多一點選擇──路走得寬闊,人顯得從容。台灣人在迷宮裡實在努力得太久,太累,太傷了。我們需要,迫切需要,一個寬闊的、從容的未來。

(文章在香港明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廣州南方都市報同步刊出)

引用來源:中國時報

2007年2月2日星期五

爭論:長白山是韓國領土?

圖片説明: 昨天舉行的第六屆亞洲冬季運動會女子3000米短道速滑接力賽的頒獎儀式上,屈居亞軍的韓國女隊員金敏貞(音)、全智淑,卞千思(音)、陳善有以及鄭恩珠在登上領獎臺後突然展開七張A4紙,舉出了“白頭山是我們的領土”標語(“白頭山”即中國的“長白山”)。

事件簡述(中評社,朝鮮日報)

背景資料:中國兩韓高句麗文化遺產之爭

星島環球:盧武鉉:高句麗風波不利中韓關係 溫家寶表遺憾

博客文章:博弈:從長白山天池看中朝邊界問題的歷史根源

2007年2月1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文化競爭

“中國要找回文化方面的話語權,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的心態皆不可取。尤其是大可不必對聖誕節、情人節這類西方文化符號說“不”。只要中國有一個能夠真正尊重自己的歷史、熱愛自己文化的社會氛圍,中國人要找回自己的傳統文化並不困難。”(摘自2006年12月25日香港《明報》社論)


沒有“以只說法語為榮”的法國人的高傲,也沒有“不認爲不會英語有何不妥”的日本人的無所謂,中國人不論是在高級餐廳“Fettuccine Carbonara”、“Spaghetti Puttanesca”面前的瞠目結舌,或在夜店酒吧啜飲“Bloody Mary”、“Sex on the beach”美女們面前的扭扭捏捏,就算擁有百分百純正中國血統的你身在中國土地,今天很多時候還是免不了氣短三分。

雖然“華人與狗不得入内”的招牌早已模糊於歷史的積塵,但中國人今天仍然苦苦掙扎於文化的精神分裂困局:一方面,迅速崛起的國力、越來越吃重的國際角色和責任,讓中國人成爲今天全球關注焦點;但另一方面,身份認同和傳統價值的迷失又在不斷折磨我們極其脆弱的自信。

内地名校的十名博士在網上聯名倡議抵制聖誕,理由是“喚醒國人、抵禦西方文化擴張”。但若仔細窺探“過洋節”現象的背後,我們會發現,中國年輕人歡慶聖誕,未必出於宗教信仰或屈膝於西方文化殖民,對崇尚個性的新一代而言,“聖誕”也許不過是個符號,代表了熱鬧的派對和無拘無束的狂歡。而如果“捍衛傳統派”還動不動就擺出“不准、不許”的家長嘴臉,怕只會將他們越推越遠。

西方文化大舉入侵,中國傳統文化力不從心。“文化競爭”的遊戲規則雖然難以捉摸,但幾乎可以肯定:如果只懂一味“封閉”和“封殺”,我們只會越輸越慘。

(“文化思考”之二)

刊於2007年2月1日《澳門日報》副刊 "新園地"

2007年1月25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文化產業

文化理想從未改變
1935 年企鵝成立之初的標識

(2006年企鵝出版的商標)


在希斯路機場等候期間,我買了一本企鵝版的《香水》-以電影劇照做封面,六鎊九九。揭到最後一頁,看到「企鵝出版」的故事。看了很窩心,最近常被「藝術商業化」這樣的問題煩擾,看了這段文字,雖然是宣傳文字,也令我覺得很舒服-又有市場策略,又有文化理想。文化產業就是要這樣做,從來就要市場與藝術並重,平衡不易,但只要聰明地、本著良心地去做,是可以做得到的。

("企鵝的故事",摘自: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茹國烈的網誌http://louisykl.blogspot.com/ )


1935年,時任Bodley Head Publishers總經理的艾倫‧雷恩(Allen Lane)搭乘火車從埃克塞特回倫敦。在車站,他想買本書在路上讀,結果,除了幾本雜誌之外,他發現自己實在沒有什麽選擇。

1935年7月30日,艾倫以100英鎊出版了首批企鵝系列圖書,售價不過每本6便士(相當於當時一包香煙的價錢)。艾倫認爲書不應是昂貴的產品,也不應只在書店裏面才能買到。書本,也可以出現在連鎖店、雜物店裏,更應該讓所有人唾手可得。這概念後來傳到美國,更引發50年代「優質平裝本」出版革命,從根本改變了場地對於閱讀的限制:旅行、休假、上下班,人們隨時都可以閱讀,那些便於攜帶的小開本圖書甚至在二次大戰期間隨美國海外作戰軍隊走遍世界。

所有這一切,原來源自當年在車站找不到心儀書本的艾倫腦子裏的一個念頭:「改變世界(Change the World)」。今天的澳門,「發展文化產業」口號人人高唱入雲,我突然想:這其中,有多少人是真正心懷文化使命,而非只想另立名目賺它一筆?而又有多少人,會在心裏對自己說這句話:我想改變世界。

(“文化思考”系列之一)

刊於2007年1月25日《澳門日報》副刊 "新園地"

【李爾‧在此】《茶館》:昨日經典,明天能否重現?



焦菊隱1958年執導老舍的《茶館》,成爲中國話劇的傳世之作。1992年的最後一場告別演出,讓焦版《茶館》在中國話劇史上從此定格。1999年,内地導演林兆華以全新陣容重排這齣經典。將於1月26、27日在澳門文化中心上演的這個復排版《茶館》力求“原汁原味”:從導演手法、舞台布景、演員走位、燈光節奏,都嚴謹地將經典還原。而演員方面,也是目前北京人藝的最強陣容,包括梁冠華、濮存昕、楊立新等内地炙手可熱的明星級大腕。

在《茶館》作告別演出之後,曾有人說那是一個理想主義話劇時代的終結。2005年,作爲中國文化年重頭戲,《茶館》遠赴華盛頓肯尼迪藝術中心演出。當時就有藝術評論家對此表示擔憂:自《茶館》1980年代作爲中國話劇最高水準的代表作赴德、法及瑞士演出至今,差不多二十多年過去了,可是,今天它還在作為中國話劇代表赴海外交流,對中國話劇來講,這其實是不是一種悲哀?

的而且確,中國戲劇近年在重量級、大師級創作方面乏善可陳。中國戲劇到底缺了些什么?已成爲關心中國戲劇發展的人們無法迴避的問題。藝術的生命力在於創造,而優秀的創作一方面來自寬鬆開放的創作環境,另一方面也植根於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今天的中國,無論在這兩方面都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一切圍著市場轉的思維、對傳統文化的忽視再加上流行文化的干擾,令目前中國的戲劇創作走進了一條“掘頭路”。雖説市場也應是藝術創造的考慮因素之一,但藝術創作卻並非單爲取悅觀衆,再加上現在内地提出的所謂“重視市場”大多已變質成純粹票房收入考慮,這更加速令許多當下舞臺創作變成急功近利之作。從另一個層面出發,内地社會今天對多元化劇場表演形式的包容性也越來越低,這便意味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劇場創作、演出、觀賞的氛圍離觀衆也越來越遠。就此意義而言,復排版《茶館》的出現或許正代表中國劇場人對過往輝煌的某種嚮往和懷念:因爲,在今天中國的創作環境和條件之下,我們還想看見另一齣可媲美《茶館》的大師級作品,恐怕已經是奢望。

展望明天,中國戲劇將如何在尊重、繼承傳統的同時,又能突破舊有框架,有所創新發展?今天,我們終於又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過去曾擁有的經典。那麽,這將是一次撫往追昔的默然悼念?還是一次朝氣蓬勃的藝術重生?

站在重新開張的《茶館》門前,就讓我們也借機對中國戲劇的未來作一次深切叩問。

(刊於2007年1月25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2007年1月19日星期五

【明報】蔡子強﹕只談願景不顧現實 不是政治家?

蔡子強﹕只談願景不顧現實 不是政治家?
2007年1月19日

作者為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上周,曾蔭權在立法會暗批特首選舉對手梁家傑,只曉得談「願景」,說:「我希望自己所提出的未來5年施政綱領,不是只談願景,不講執行;或者只談開支,不理收入;只講理想,不顧現實。我會堅持我當特首的一貫原則,就是要講得出,做得到。」

面對煲呔借用自己的慣用語「願景」來挑釁,輪到大狀出身的梁家傑發問時,他卻選擇「照稿讀」,斯斯文文讀出早已擬訂好的文物保育問題。事後大家都不禁搖頭嘆息。究竟「願景」與「領導」的關係為何﹖哈佛大學名教授加納(Howard Gardner)所著《Leading Minds: An Anatomy of Leadership》,為此提供了一個詳盡的答案。

加納教授開宗明義,便引述著名社會心理學家Charles Cooley的名句:
「一切領導都是透過將理念傳達別人心靈深處而行使的。」(All leadership takes place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to the minds of others.)

接著,加納教授又引用了經濟學大師凱因斯(John M. Keynes)的另一名句:「講求實際的人,總是以為他們能免於任何理想的影響,但他們其實只是淪為一些已經不存在的經濟學家之奴隸。」(Prac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s influences, are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當然這句如果由梁家傑引用,「經濟學家」可以改用「推銷員」三個字取代,但對不起,梁大狀就是少了李柱銘所講的那種幽默感。)

加納教授更不厭其煩,把二次大戰時風雲際會,十位最重要的政治領袖,他們的願景綜合概括如下:

蔣介石:驅除外侮令中國恢復獨立自主和統一
邱吉爾:英國是基督教文明的最後堡壘,自由與個人權益至上
戴高樂:法國應該重拾大國的身分和尊嚴
希特勒:日耳曼是世上最優越的民族,應為自己從其餘劣等民族手上爭到更多生存空間
列寧:擁有俄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一個社會主義中國,不斷革命論
墨索里尼:重建羅馬帝國的聲威,發展意大利的「新群眾」
羅斯福:政府應該關愛和積極進取,在危機和戰爭時,美國應承擔起國際上的道義責任
史太林:史太林主義下的計劃經濟
東條英機:日本是一個優越而戰無不勝的民族

其實,就是連「歐盟之父」莫奈(Jean Monnet),亦即是曾蔭權自己在《香港家書》推崇備致的那位,也曾經說過:

「我只有一個好主義,但已經足夠了。」(I had only one good idea but that was enough.)

誰敢說願景不重要﹗

當然,你或會反駁,說前述那些領袖,都是在「願景」和「執行」兩方面都能兼顧到的卓越人物,並不單是崇尚空談。但在加納教授的書中,卻有另外提醒我們,兩位最初被人認為是不通世務、只曉得侃侃而談,但最後卻單憑願景,便感召了千千萬萬群眾,改寫了歷史的人物,他們就是印度聖雄甘地,以及黑人民權之父馬丁路德金。

1963年,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廣場前,向群眾發表那篇震古鑠今的演說《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我相信沒有人會因為馬丁路德金不講政策,不講執行,而敢低貶這個願景的偉大之處。

至於甘地的「不合作運動」(Satyagraha)、「非暴力抗爭」更是無人不曉。1930年,他領導過「抗議鹽稅之長征」(Salt March),抗議殖民政府橫徵暴斂,向貧苦大眾抽取鹽稅,使他們百上加斤。當時年逾60、恍如風前殘燭的甘地,從修行院出發,走了24天及200多英里,穿州過省,沿途有數以千計人士加入,最後一眾到達海濱。甘地在群眾面前默默地檢起一把鹽巴,在陽光中高舉,旋即激發起全國各地窮人紛紛提取海水自制食鹽的洶湧浪潮,結果導至包括甘地在內的6萬多人遭監禁,向殖民政府的鹽稅法作出最嚴正的抗議。

過程中,甘地沒有提出政策,沒有提出執行,但他細小身軀的背影,卻要比任何一個殖民地官僚的身體為之巨大。

如果我是梁家傑的幕僚,當日我就會第一時間電郵以下一條問題給梁大狀,叫他把原先擬好的問題拋到一旁:

「剛才講到願景,令我想起印度聖雄甘地,以及黑人民權之父馬丁路德金。他們正正就是曾先生口中那種『只談願景,不講執行;只講理想,不顧現實』的人,但卻肯定無人能夠否定他倆的願景,對整個人類歷史進程所作的重大貢獻。」

「立志要當politician的曾蔭權先生,難道你會說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兩位不是政治家,而你自己才『配』嗎﹖」

2007年1月18日星期四

1歲的BLOG:開張誌慶


不知不覺,在這裡寫了整整一年。
回到最前面一篇篇看自己寫的文章,感覺有趣。
BLOG好像是一件穿著舒服的外衣,
我們可以穿著它盡量的自由活動,
卻也可以不必完全暴露真實的自己。
回顧背後,看看前方。
繼續走吧。

【斷章寫意】害蟲


“四億年來,甴曱從來沒有改變過佢的生活方式,改變的,只是周圍的環境……”節錄自2007年1月13日澳門文化中心舞臺劇《月黑風高變蟲記》對白


蟑螂--廣東人叫甴曱--原來是這星球上最古老的昆蟲之一。根據化石證據,原始蟑螂在約四億年前的志留紀出現於地球上。如果從“先來後到”的角度來看,其實,它們纔是地球的原居民,而人類只不過是擾人清夢的不速之客。

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在我們眼裏,甴曱和可怕、醜陋、骯髒這些詞挂起鈎來,任何令人作嘔的形容詞用在它們身上都不算過分。因此,從人字拖到殺蟲水,我們不斷想盡一切辦法要消滅這些“害蟲”。問題是:“甴曱是害蟲”這個幾近真理的概念,究竟由誰來定義?

根據生物學家研究,全球甴曱可分類成3,500種左右,其中,只有約50種纔是害蟲。科學研究還顯示,甴曱是一種很愛清潔的昆蟲,它專門清除環境中的垃圾,家居中出現蟑螂其實是環境惡化的警號。但是,因爲人類有能力佔據地球,所以被趕出森林原居地的甴曱變成人人喊打的害蟲。甴曱之所以變成害蟲,並非因爲它十惡不赦,卻只因鬥不過人類而已。

從《月黑風高變蟲記》我突發奇想:在不斷蜂擁而至的財大氣粗的財團、投資者、投機商面前,居於這座城市的澳門人,會不會也有一天會因爲擋住了他們的“財路”而被定義為“害蟲”?

近年,遭人類不斷破壞的地球頻頻發出抗議訊號,如果你有看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An Inconvenient Truth》,或許會認同:人類末日的到來已經不太遙遠。對於無法言語的地球來説,人類才是它最頭疼的“害蟲”。不過,世界各地的甴曱們也許不必擔心:根據生物學家分析,就算全球大部分的生物在氣溫、核輻射、病毒的影響下滅絕,甴曱仍然會是少數存活下來的動物之一。

(刊於2007年1月18日《澳門日報》副刊 / 新園地 )

2007年1月16日星期二

我們正在自掘墳墓?


人從一出生就在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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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長短因人而異,但所有人從一出生就在慢慢走向自己的生命終點,這,確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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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我們還忙些什麽?每天營營役役又是爲了什麽?我想,也許我們心裏面存著這麽一個信念:爲了我們的下一代能過得更好,爲了我們的這個世界更美麗,即使我們的生命在幾十年後終結了,但我們知道,這個世界還會為我們的後代而存在,而且,會變得越來越好,越來越美。
是嗎?

手上拿到今年1月號的《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封面照片(見上)讓我觸目驚心:那一片曾經遮天蔽日的亞馬遜雨林,如今只剩孤木一棵。

過去這40年來,將近20%的亞馬遜雨林被夷為平地—比此前歐洲殖民時代的450年間所砍伐的還多。實際百分比可能遠高於此。科學家擔憂未來20年將會再減少20%的林木。屆時,亞馬遜雨林生態系就會開始瓦解。而作爲地球之“肺”的亞馬遜的消失,會加快地球溫室效應達50%。那麽,像恐龍一樣,人類滅亡的日子就不遠了。不同的,是恐龍還是在被動的情況下接受命運。而我們卻是興致勃勃地自掘墳墓。

我們可以做什麽?在這個全球人類共同面對的生死攸關的問題面前,身在澳門的我們還能置身事外?在全球有識之士群起為我們的下一代出力的時候,我們還有資格作茫然不知,在爲更高的GDP,更高的遊客數字,更多的高樓大廈而歡呼雀躍嗎?

現在。很多環保團體開始行動起來,呼籲全球消費者抵制那些不遵守“綠色規則”的跨國企業,像麥當勞這類的企業也已經在被迫對他們自己的供應商的生産供應以及環保狀況提出要求,在全球化消費主義的大趨勢之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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