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爾‧在此】《世界末日到了嗎？》：“媒體”和“舞台”的換位思考

瑪雅人有關“世界末日”的預言近年甚囂塵上，各地“末日”主題創作也一浪接一浪，從全球熱銷的荷里活大片《2012》到充滿現實隱喩的香港小說《香港關機》，此類作品雖大多以“末日”為噱頭，但其實箇中滲透不同地方對社會、人性的終極想像，澳門曉角劇社的《世界末日到了嗎？》也是如此。《末》的故事軸線很有趣：賭場舞台技術員Sky在某次卡拉OK聚會上突發奇想，決定建“方舟”躱避世界末日，但經多方奔走，在不同政府部門之間被踢來踢去之後，大計落實無望，連帶令朋友——本地電視台半紅不黑主持人Gary被炒，更處處被人恥笑。不料，事件突然峰迴路轉，外地投資人樂小姐決定來澳創辦TVD電視台，與Gary、Sky合作強檔“末日主題節目”，但兩人策劃的“知性”節目風格很快被“槍斃”，換成集娛樂、八卦於一身的綜藝類型。與此同時，當年也在卡拉OK的Micheal以“末日敎主”姿態出現，主持的節目大受歡迎，更成各種品牌代言熱門人選，Gary更淪落到要轉職其節目當“小弟”。到了傳說中的世界末日凌晨，Gary、Sky及家人朋友齊聚松山燈塔下“爛尾”大廈天台打邊爐，正當大家為沒有到來的“末日”鬆了一口氣之際，突然……

擅長“奇思狂想”的劇場創作人大鳥，在《末》劇中延續《七十三家半房客》的風格（以及人物，如：讀書不成的“魚蛋筆”發明人Sky、因炒股失敗而半瘋半醒的Sa姐等），《末》劇的創作核心其實指向澳門林林總總的社會問題，折射編導對本土議題的思考。《末》劇重心雖在“人物角色”而非“故事情節”，但有趣的“末日方舟”設計亦為演出增色不少，幾位擔綱演員如吳嘉偉（Gary）、鄭儉倫（Sky）、張家樵（Micheal、高官）、李芯怡（小小、雲南舞蹈女）等都有不錯的發揮，而劉雲峰、梁兆富、淡如等幾位配角也發揮出相當水準，在不同角色之間穿梭變幻的功夫固然驚人，對幾個極具影射意涵的角色演繹（如馮大炮、蘇山人等）也令人嘆為觀止。《末》劇令觀衆省覺：原來“媒體”才是眞正的“劇場”——劇中Gary那個“觀衆叫不出名字”的節目主持人，不正是對本土媒體生態的自嘲？從外地來澳的傳媒高層以及非常“港式”的綜藝娛樂式媒體風格，不正代表澳門人在資訊吸收方面倚重的“奶水源頭”？《末》劇中呈現出舞台創作對社會現象的評論和反思，“劇場”變成某種意義層面的“媒體”，而反過來看，平日我們所接觸的媒體亦是大家茶餘飯後的消遣以致創作靈感來源，“媒體”又變成某種意義層面的“劇場”，兩者角色互換，着實耐人尋味。

《末》劇也有不足之處，其最大問題就如《七十三家半房客》一樣——“死唔斷氣”的超常時長（演出近三小時），太過貪心的編導對於內容取捨拖泥帶水，不但令作品臃腫不堪，大大消磨觀衆的耐心和專注力，更令演員有時無所適從，在表演上屢有瑕疵。但好在演出大量有趣細節令人捧腹，充滿荒誕感和娛樂性：梁兆富和關妙姬扮演的卸膊政府工、維妙維肖的馮大炮、七子之歌的爆笑演繹……在在顯示編導細微的觀察力、瘋狂的創作力，以及最重要的——對澳門的深沉眞摯關愛之心。至於結尾收合於爛尾天台的闔家溫馨“圍（打邊）爐夜話”，雖略欠力度，卻極具澳門特色，更讓人對此劇日後是否可能以“環境劇場”形式再度重演而充滿想像。

（觀演場次：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晩八時，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一】除了派錢，還懂甚麼？

有次看美國某地方選舉的電視辯論，主持人問幾個候選人：你們認為政府的目的是甚麼？我當時一愣，好大的問題啊。這個問題貌似簡單，似乎所有人都能夠給出一個“正確答案”，但對它的回答及爭論，實際上構成一部兩千多年的政治哲學史……當時有個候選人的回答最貼近我的想法，他說：政府的目的是幫助人們幫助他們自己。我之所以喜歡這個答案，是因為它暗含了我的主張：一方面，它主張政府應當“為人民服務”，但另一方面，這個服務的方式不是直接給公衆餵飯，而是通過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制來幫助他們自力更生。【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



金牌運動員代表團訪澳，政府豪爽派錢一千○二十萬港元，再次彰顯澳門特色。但此舉背後的邏輯——恕小弟愚昧不化——卻百思不得其解：這筆款項是奬金？那相關章程規條何在；是資助？老實講，代表團內大腕雲集，分分鐘一個體育明星的一份代言合約也不止此數；那好，算是特區政府最拿手的“現金分享”做派，可目的意義價値在哪裡？大喇喇一筆公帑花費，好像也沒人來說清楚、道明白。


並非我見錢眼紅，因問題在於，若眞為“發揚體育精神”，那“派錢”就是最懶惰、最沒有誠意之舉。政府存在的意義是甚麼？它不應是一個派錢的窗口，而應着眼如何從制度層面不斷改善社會。龐大體育代表團裡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如何讓故事裡的精神鼓勵更多年輕人？政府可否考慮與內地體育部門合作，推出類似“駐市運動員”計劃，讓澳門有志者得以近距離觀摩，傳承拼搏精神，瞄準世界水平；又或選拔具一定成績的澳門靑少年，赴內地對口機構集訓；還可啟動發展基金，政府注資加民間捐款，資助有心投入體育事業的年輕人進修訓練；又或修建更多社區運動設施，推動全民健身體育普及……一千多萬可做的事太多，但偏偏澳門“就是與別不同”——開幕、剪綵、歡呼、拍照之後，一切回復原狀，我們的標語口號，依舊嗌得響亮。



（反思民主·二十一）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運動場上的政治題

(圖片來源：新華網)

……他（喬良）認為中、美兩個體操大國的體操發展方式不同。中國採精英主義，即主力培訓高水準的專業運動員；美國的體操運動卻更為普及，主要由私人俱樂部培訓外，孩童參與卻不純為摘世界冠軍，而在全面鍛煉人身體每個部位肌肉；他還欣賞美國體敎結合。【摘自二○一二年八月四日香港《明報》】



美國選手Gabby Douglas倫奧一鳴驚人，成為奧運體操史上首位黑人冠軍，經媒體報道，大家才發現“美國奇蹟”的背後功臣原來是中國敎練——曾任中國國家體操隊副隊長、國際賽事中獲奬無數的喬良，九一年退役後移居美國執敎。比較中美兩地體育狀況，他說最明顯的差別就是：一個講求精英主義，另一個較重全面普及。



“體育”二字被賦予濃厚政治意涵，金牌變成某種國家實力象徵，體育運動也非單純“友誼第一”的賽場競技那麼簡單。事實上，一國獲取奧運金牌的多少，不僅有關人口基數、選手資質，也確是一場國家之間的經濟、科技、制度的大比拼——有統計二○○○至二○○四年奧運備戰期間，中國共投入二百億(人民幣)，即以當年中國獲三十二枚金牌計，每枚金牌成本約六億，這可不是隨便哪個國家都付得起的。但“金牌大國”的風光背後，另一串數字也令人憂心：據統計，中國目前約六成國民處於“亞健康”狀態，經常參與體育鍛煉的人只有總人口的三成左右，而在人均運動場地面積方面，中國的室內運動場所(0.014平方米)和室外運動場所(0.027平方米)人均面積遠低於發達國家……



中國“重精英、輕平民”的體育風氣折射到政治現實亦大同小異：官二代、富二代壟斷大部分政經資源，普羅民衆參與政治決策的機會和渠道少之又少。但若國家政治架構欠缺穩定民主根基、公民力量成長遭遇阻礙重重——或有不少論者推崇新加坡式“精英政治”作為中國未來政治模式的參照——那不管是國家的“政治體魄”還是國民的“個人體質”，恰如缺少運動機會和場地的中國現狀：當大量國民處於“亞健康”的現狀，多拿幾十枚金牌，能否讓中國因此變得更健康、更強壯？



(反思民主·二十)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十九】不愛國，行不行？

“August Landmesser (1910 – presumably killed February 1944) was a worker at the Blohm + Voss shipyard in Hamburg, Germany. He appeared in a photograph refusing to perform the Nazi salute at the launch of the naval training vessel Horst Wessel on 13 June 1936.

海森堡：波爾，我必須知道！我必須做出決定！如果同盟國正在製造原子彈，我為我們國家做什麼選擇呢？你說過，人們容易以為弱小國家的國民們的愛國心會少些。是的，然而人們更容易錯誤地認為剛巧處在非正義一方的國家的百姓們會不那麼熱愛他們的國家。我出生在德國，德國養育了我。德國是我孩提時代的一張張臉，是我摔倒時扶起我的一雙雙手，是鼓勵我、引我上路的一個個聲音，是緊貼着與我交談的一顆顆心。德國是我寡居的母親和難處的兄弟，德國是我的妻子，德國是我的孩子。我該知道我為他們選擇什麼！再戰敗一次嗎？……【摘自《邁克·弗雷恩戲劇集》，邁克·弗雷恩著，胡開奇譯，新星出版社，二○○七年十二月】

 

若說文藝創作於“政治”的最大意義，也許就在創作者能憑藉創作自由，對於一些看起來似乎不容置疑的主流觀點，用獨立思考的求眞精神撬開一絲以資討論的“縫隙”，比如說——“不愛國，行不行？”英國劇作家邁克·弗雷恩(Michael Frayn)獲奬無數的舞台劇本《哥本哈根》基於一段歷史“留白”：一九四一年，德國科學家海森堡赴哥本哈根拜會亦師亦友的物理學家波爾。海森堡負責主持德國硏發原子彈的計劃，他不認同元首希特勒的主張，更希望各國科學家能達成某種默契，停止硏發原子彈這種毀滅性武器面世。但問題關鍵在於：萬一盟國已在硏製核彈，那自己身為德國人，是應做為制止核戰而拖延國家重點硏究項目的“叛國者”，還是為國效力、用核彈幫希特勒贏取戰爭的“愛國者”？若你是海森堡，你又會如何選擇？

有關政治的思考，會在某些關鍵節點顯得無比重要，糾纏海森堡鬼魂的疑惑，同樣也令我們難分錯對：若你發現自己的國家正在行不義之舉——不管是發動一場不義戰爭還是迫害合法公民的正當權益，你打算同流合污，還是奮起抗爭？當然，你會問“那我可以怎樣判斷國家的行為是否正義之舉？”對呀！這正是問題關鍵：關於“公平正義”的探尋和追問，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思考內容，更應超越國家、種族、黨派、主義的局限。



(反思民主·十九)

【李爾‧在此】透視人心、反思哲理的《哥本哈根》

二戰爆發的一九四一年秋，德國科學家維爾納·海森堡赴哥本哈根演講，順道拜訪亦師亦友的丹麥科學家尼爾斯·玻爾夫婦。當時猶太科學家在納粹德國飽受歧視，只允許從事被認為較“低端”的基礎物理硏究，然而，正是基礎物理領域發現的裂變反應，其後造出破壞力驚人的核武器——原子彈。上門造訪的海森堡問了波爾一個知名的問題：“作為一個科學家，如果去硏究原子能的實際用途，他有沒有道德上的責任？”據說用意正是試探同盟國在原子彈硏究方面的意向以及進度。海森堡和玻爾兩人這次不到十分鐘的聊天，結束了兩人二十多年的情誼，那麼，他們究竟談了些甚麼？這場談話又對歷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至今仍無人確知，也就是著名的“哥本哈根會談之謎”。英國劇作家邁克·弗雷恩（Michael Frayn）根據這段“歷史空白”，於一九九八年創作《哥本哈根》並先後在英美公演，獲普利茲、東尼等戲劇大奬。世界各地都曾搬演此劇，如中國內地的王曉鷹、台灣的符宏征、香港的蔡錫昌都曾將此作搬上舞台。這次澳門天邊外公演此劇，也讓澳門戲劇愛好者有機會領略“好劇本+好演員”營造的迷人舞台魅力。



《哥》的劇本從“測不準定律”切入，讓已死的海森堡（葉嘉文飾）、波爾（陳飛歷飾）及太太（林婷婷飾）的靈魂見面，試圖重新梳理這謎團的點滴眞相。然而，就算三位當事人親歷其會，但原來人心難測，很多事也說不清、道不明，三人的討論總陷入僵局，就算三度重組當年場景，仍拿揑不準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若從哥本哈根會談的實際時間（即一九四一年）推斷，波爾當時應年約五十六歲，對年輕演員陳飛歷來說，與角色的年齡雖有一定差距，但陳跳出外在的模擬限制，主攻演繹角色複雜的內心感受，和同樣年輕的林婷婷搭檔，兩者竟出奇地合襯，成功再現出歷史的質感；而飾演相對年輕的海森堡（約四十歲）的葉嘉文，則在肢體動作上有更多戲份，從另一層面補充舞台演繹效果。還有値得一提的是舞台設計，演出選在天邊外祐漢工業大廈內“自家劇場”：演區設於中央，觀衆席分列兩邊，整體佈局呼應劇中所提到的“測不準定律”——演出中的三個角色仿如三粒電子圍繞中心原子核不停運動，兩邊觀衆因角度關係難以完全看眞切演員的動作表情，亦如“測不準定律”所描述觀測效果般營造出某種“不確定”的觀賞體驗。



《哥》公演後不但引發戲劇界熱議，也引發史學界、科學界的爭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科學史中心就在二○○五年編撰《爭議中的邁克·弗賴恩的〈哥本哈根〉：關於波爾與海森堡一九四一年會面的歷史文件集》，還有二○○六年出版的《舞台上的科學：從浮士德博士到哥本哈根》也開始重視科學題材對戲劇創作的意義以及影響力。此際，戲劇已非僅屬虛構的舞台，而是透過人心思考、物理哲學，與眞實的歷史及科學聯繫起來。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的弗雷恩主修哲學，他曾指出：“花時間去抽象討論不會有任何具體結果”，因為“要了解一個觀念，只有投身於具體的事件與情境當中”，而《哥》反映的正是劇作家的這種觀點，對於物理科學界多年來提出“宇宙是非物質的，而是屬於心靈與精神的”理論，也許是從藝術角度提出的另一補充印證吧？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十七】講文化前，先談政治

如果對生命和痛苦的漠視可以體現在我們對待歷史的態度裡，它同樣可以體現到我們對現實的態度裡。事實上，當我們的文藝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達、詩意、頹廢、華麗、放蕩、惡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時，它正在體現到我們對現實的態度裡。……也許，歷史的妙處正在於此：它不僅是關於過去的事件，還可以是關於現實和未來的寓言。【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偶遇HBO迷你史詩劇集《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結果一看上癮，一氣追完仍意猶未盡。比起我們在“國民敎育”議題上的拉拉扯扯，美國人的手法才見高章——這套令人欲罷不能的劇集絕對是最佳“(美)國民敎材”，將觀衆拉回那段刻骨銘心的歷史，體驗亞當斯、華盛頓、富蘭克林、傑弗遜那群美國開國先賢的心路歷程——他們不是生來就要革命的“偉光正”英雄，美國的政黨也不是那麼“進步、無私、團結”，今天被視作英雄的他們，當初也有過猶豫掙扎、痛苦迷茫，美國的共和體制也曾在個人私利和小人黨爭的威脅下危在旦夕……



劇中有一段，描述獨立戰爭期間亞當斯被派往法國討要軍事支援。在一場伯爵夫人的招待宴會上，主人問亞當斯，晩上可有興趣去聽歌劇？亞當斯婉拒，說自己不懂歌劇，而且還有很多政治、軍事的書本要讀。一大群法國人看着這個缺乏藝術修養、不懂享受人生的美國鄕巴佬，轟笑成一片，亞當斯不卑不亢地站起身，對那群雍容華貴的法國貴族說：“我必須學習政治、軍事，只有這樣，我的兒子們才有學習的自由，他們以後才有機會學習航海、經商、農業，那樣，他們的兒子才有機會學習繪畫、詩歌和音樂……”



若說文化藝術和政治無關，那不是一葉障目，就是自欺欺人——政治是立國之本，沒有它打造的穩固基座，不管我們往上面堆多少金銀珠寳、藝術文化都是徒然。而對坐困賭城的澳門人來說，若我們不希望一代代子孫都圍在賭檯邊搵食，也許今天也應拿起書來，好好地學一學“政治”了。(反思民主·十八)

【李爾‧在此】澳門文學，從何“館”起？

日前，澳門基金會與文化局聯合出版《二○一一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二○一○及二○一一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邁出澳門本土文學保存及推展工作的重要一步。發佈會上，文化局長更即場宣佈澳門文學館選址已定，當局目前正開展多方籌備工作，首期工程更有望於下半年招標……文學館落成有期，不但是本土文學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澳門文化事業的重要一步。事實上，澳門文學館的構想自提出以來便引起各方關注，尤其是其定位、角色，以及未來在推動澳門文學發展方面發揮怎樣的功能等思考，十分令人期待。筆者認為，澳門文學館當可擔任推動澳門文學發展的“四合一”平台（硏究平台、展示平台、創作平台、交流平台），聚焦本土文學硏究力量，展示文學創作成果及相關資料，推動本土文學創作，促進本地、區內及國際間的文學交流與合作，發揮“文學引擎”的角色，為本土文學發展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




一直以來，澳門文學處於“細水長流”的自生自滅狀態，文學創作主要源自文學愛好者的自發衝動，雖保存了創作的原始本眞，但欠缺制度性的扶持和推動，以致澳門本土文學發揮的能量有限，更造成現在如閱讀風氣不彰、寫作能力下降、文學創作數量與質量不足等問題，而缺乏了文學養分，也或多或少影響澳門影視、動漫、戲劇等領域的發展。故此，要眞正推動澳門文學發展，首先須建立完善的制度，制定切合本土的文學政策。對澳門而言，制定文學政策起碼具有兩個層面的重要意義：首先，文學不能獨立於社會之外，文學政策也必然涉及社會各方面的公共政策，比如文學政策如何與敎育政策結合？澳門的敎育體系（中文敎材）可否容納本土的文學內容？比如葦鳴、姚風、林玉鳳的詩歌；飛歷奇、廖子馨、寂然的小說；李鵬翥、林中英、穆欣欣的散文，李宇樑、飛文基、許國權的劇本……澳門過往積存的一大批極具本土內涵與特色的文學作品，不正是我們認識乃至認同本土文化的最佳途徑？而除敎育政策之外，還有經濟政策、產業政策、區域合作政策等等，都可以有文學政策的切入空間，比如：澳門文學作品如何進入更大範圍的華文讀者群？一本澳門文學作品在圖書館內被借閱一次，作者可否收取相應的版權費用？本地公共電視廣播頻道內有沒有介紹澳門文學的內容？外地來澳旅遊的遊客，又有沒有渠道接觸以及了解澳門文學？文學應該回應社會發展，推動文化進步，就此角度而言，文學政策的制定，也就是推動文學參與社會的重要過程。



其次，制定文學政策，除了需要嚴謹、專業、全面的機制，亦應開放全民討論的空間，讓文學愛好者以及市民大衆加入其中。雖然澳門文學館仍在規劃籌建階段，但可以從文學館延伸的議題實在太多：扶持本土文學創作、拓展文學刋物生存空間、釐清文學和文創產業的關係……只有透過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的討論，才能廣泛吸收澳門民衆的想法，由此參照制定的文學政策，才具有最大的認受性和活力，就能落實澳門文學事業及產業的制度化、持續化發展。展望未來，希望能聽到更多的討論聲音，令澳門文學館的文學能量，超越物理空間和人口數量的限制，發揚“文化公民”的參與精神，貫徹“文化公民權”的落實，大家合力來營造一座屬於澳門人的澳門文學館。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十七】文化裡的政治

在人類天生的健忘傾向面前，文化產業主動承擔了守護記憶、背負記憶、傳載記憶的責任。面對權力社會可能手無寸鐵，但是至少還有記憶。相比之下，中國有多少文藝作品在守護我們的集體記憶呢？越戰之中美軍陣亡士兵不到六萬，就引起了如此波瀾壯闊的文化後果，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死亡成千上百萬，我們有幾齣電影反映那些苦難？面對十年動亂的文革，我們的奧利弗·斯通在哪裡？我們的《晩安，好運》、《戰爭的迷霧》、《佛羅斯特/尼克松》在哪裡？……權力固然封鎖了記憶，但是社會本身、公衆本身又有多少回憶的衝動、訴說的衝動、用歷史的火炬去照亮未來黑暗的衝動？【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曾讀過司馬中原的小說《焚圖記》，說是某大官想名垂靑史，軟硬兼施找來一位以“諍諍鐵筆”而知名的畫家，令其繪幅英勇畫像流傳後世。但畫家不畏強權，攜妻連夜逃往邊城，遇上敵兵千軍萬馬殺進來的當口，將其在前線親見的眞英雄畫在紙上。“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因為筆的力量不僅在於它能描繪圖畫、撰寫文章，而是我們能透過它守護記憶、傳承歷史。“糞土當年萬戶侯”，不管你曾經歷怎樣的一時榮光或莫名恥辱，終會被擺在歷史的放大鏡下，被後人評功論過。所以說，文創產業何止離不開政治，根本文創產業本身就是政治：從《白宮群英》(The West Wing)到《昂山素姬》(The Lady)，從《絕望的眞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到《華氏911》（Fahrenheit 9/11），為數衆多的文化產品將焦點鎖定於政治議題，創作人從社會、歷史、政治中汲取養分，用一支筆創作出令人難忘的歷史畫面，更不無滲透着創作者的政治思考。



回到澳門，我們的文藝創作有沒有守護澳門人的集體回憶？回應澳門社會的政治議題？著名的“一二·三事件”，我們可有相應的文學或影視作品？世紀貪污歐案，我們又有無相關的小說或戲劇？如果說這一切還是一片空白，那麼，到底是我們沒有講述歷史的能力，還是欠缺敢於回憶的勇氣？

(反思民主·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