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六】民主的反思

近二百年前，在那次着名的旅行之後，托克維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民主把一個人永遠地抛回給他自己，最終將他完全禁錮在內心的孤獨裡。”這話可以做多樣的解讀，我的理解則是，民主通過將公共生活的重負壓在每一個個體的肩膀上，挑戰每一個人的心靈和頭腦。如果說劣質的民主，正如專制，是給個體提供一個隱身於群體之中的機會，那麼好的民主則鼓勵每個人成為他自己，依賴於每個人成為他自己。“把一個人永遠地抛回給他自己”，這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呢？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許有不同的回答。【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年六月】



“甚麼是民主？”如何回答這問題，是自己寫“反思民主”系列的初衷。但一連串文章寫下來，越寫越發現這題目的宏大廣博，自己要看、聽、學的實在太多。談論民主，很容易將之與“選舉投票”簡單掛勾，也很容易將之歸責於政府的作為。但事實非完全如此——民主，不僅是選舉投票、政治辯論，更是一種價値觀念、社會型態以及生活和思考方式。

這幾年間，自己對澳門、澳門人的看法，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斑馬線前猛響喇叭怒駡過街老婦的司機、禮貌欠奉態度馬虎的餐廳侍應、巴士上對孕婦老人熟視無睹的乘客……在社會發展大潮的衝擊下，澳門人竟似完全變了一番模樣。

若按字面意思來理解，“民主”就是“讓民作主”，這個“民”字才是關鍵——不是“順民”、“暴民”或“愚民”的“民”，而是“公民”的“民”。民主的成功與否，正取決於社會是否擁有一大批願意擔負起自身責任的社會公民。所以，與其臨淵羨魚，盼望“天上掉餡餠”的施捨式民主，不如退而結網，一點一滴培養出社會強大的公民意識。不講大道理，不談假空想，我們可以從身邊最微小的地方如撿一片垃圾、讓一個座位做起。“好的民主鼓勵每個人成為他自己”，澳門的民主之路，確比我想像的更加任重而道遠。



（反思民主·二十六·完）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五】政治免費午餐

……從南灣的塡海拓地，到氹仔—路環濕地的被毀，這些工程常以犧牲澳門的自然和歷史特徵為代價。在環境規劃上，澳門並非中國的典範和樣本。正和香港一樣，它明顯已經淪為那種有缺陷的發展主義邏輯的犧牲品。……但是，憑藉其獨特的位置和環境，要想吸引投資，要想加速資本化，澳門就必須致力構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像香港（或另一個層面的新加坡）已經實現的那樣。不敢做出這樣的努力，就等於宣判澳門的經濟和政治身份幾乎等同於珠海或任何一座中國內地的城市。……對澳門有利的是，中國內部已經開始向後鄧時代的秩序轉型：更注重管理，更強調專家治國，而且愈來愈多地參與到亞太經濟體中。最後可以說，對於澳門（還有香港）自治的未來，最好的保證是中國自身的民主化。（摘自《澳門史：1557-1999》，（澳）杰弗里·C·岡恩著，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3月）



“政治”不是學者或政客的專利，身為普通市民，我們若選擇和政治“絕緣”，只會任由奸惡者當政，為禍社會，終令自己及下一代付出巨大代價。身為中國人，筆者對中國政治的未來版圖充滿好奇——一國兩制“實驗室”的港澳社會政局好壞，關乎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切身利益；而兩岸關係的未來進程，又是另一或許有機會親身見證的百年特殊個案。

筆者曾以為，在探索中國未來政治路徑的嘗試中，澳門具獨特價値：小城人口不多，社會問題不複雜，經濟政治架構簡單，民風純樸而且認同中國傳統文化，故澳門可摸索中國政治體制的“第三條路”——旣有別於港台，也不同於內地。但以這些年的親身經歷來看，筆者的想法或許有些一廂情願——回歸後澳門經濟騰飛，卻沒能把握機會在政治層面進行新的探索。就算觀鄰埠香港，固有文明和法制之利，看來也難在這塊“政治版圖”獨立成篇。回歸根本，也許中國的民主進程才是港澳民主進程的關鍵。但香港也好，澳門也罷，絕不應坐等這頓政治“免費午餐”，而應想辦法在這場新長征路上，找到發揮自身獨特作用的角色。（反思民主·二十五）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四】“雞毛蒜皮”的選舉

……選舉議題的“雞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是美國社會在重大基本問題上達成了共識的表現。這個社會已經完成了對工人能不能組織工會、如何控制公司壟斷、公立中小學如何運營、婦女該不該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車前排、言論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權是不是一個貶意詞等重大問題的辯論了，剩下的，至少就國內事務來說，基本都是小修小補的“雞毛蒜皮”了。如果一個國家連這些最基本的共識都還沒有形成，“右派”堅持工人不能成立獨立工會，“左派”堅持反對市場經濟，而我是那個國家的公民，那當然會舉着選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初到美國的劉瑜恰逢當地州長選舉，身為政治學者，當然不會錯過難得的近距觀察機會，可令她吃驚的是，幾位候選人的辯論議題——稅率加減0.3%、應否給非法移民發放駕照、是否支持幹細胞硏究——在她看來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仔細一想，也從中琢磨出道理：選舉議題大多聚焦在芝麻綠豆的小事，恰是因行之多年的民主制度，早令國民在一些根本原則問題上形成了基本共識。

香港關於“國民敎育”存廢之爭，就其本質而言，其實也就是社會就“國家／政權認同”層面的基本共識之爭。當年設計“一國兩制”本是權宜之策，其邏輯顯而易見：如果內地那套制度好，何不延用於港澳？而若港澳的制度先進，幹嘛內地不採納？之所以“一國”內要存“兩制”，其實就是設立一個緩衝區，但最後始終還是要“一國一制”的，不過屆時的“一制”要在舊“兩制”之間尋找平衡點，希望找到（或設計出）一套優化改良、大家接受的新制度。而“國敎”之爭，也就是香港社會對日後那“一制”該循何方向發展之爭，比如國家或地方政權當怎樣產生？該如何運作？不論港或澳，如普選等一系列議題，其實都是關乎政體根本的原則議題，只要大家一日未能就這些基本原則形成共識，日後類似的紛爭怕還陸續有來。 （反思民主·二十四）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三】別逼我吃三明治

圖片來源：《新生代》雜誌

……“選誰都差不多”又是好事，因為它說明不同的政黨都在使勁諂媚“多數老百姓”。好比我喜歡吃麵條，不喜歡吃三明治，那麼一個黨請我吃拉麵，另一個黨請我吃刀削麵，我當然“選誰都差不多了”——反正沒人逼我吃三明治。投票率低，至少對某些人來說，恰恰說明他們對政治體制的信任：旣然我就算不投票，也要麼能吃到拉麵，要麼吃到刀削麵，那我投不投票也無所謂了。【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不少成熟民主國家的投票率連年走低，相反，不少民主制度仍在發展階段的國家或地區，投票率卻大多高開，偶而更有媒體將之標榜為“公民意識覺醒”或“民主素質提升”。但其實這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解讀，因為“高投票率”往往代表民衆無法就重大社會議題達成共識，一派要往東走，另一派要向西去，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只有投票站見眞章。但就像一輛好車絕非單靠一副好引擎，民主制度要有效運作，也不能單靠數年一次的選舉投票。運轉良好的成熟民主社會，民衆表達意見的渠道決非只有“投票”一途，除了行政、司法體系，多元對話渠道、活躍公民團體也擔當重要角色，行之多年的民主選舉經驗，令社會各層各界已建立起一套反饋問題、吸納意見的方法和默契，大家便不再一門心思地逼對方“吃三明治”。


民衆以“投票”來贊成或反對政府(或執政黨/派)的權力，平日大多引而不發，只有當社會出現重大問題或爭議之際，你才會看見選民們紛紛湧向投票站，用手中選票表態，所以說投票率高，未必是好兆頭。從台灣到香港乃至未來澳門，其實也有相似之處：“對抗式政治”（藍綠之爭或建制與民主派之爭）的大氛圍下，本應引發社會開展政策辯論的“選戰”很容易變成某種站隊歸邊的兩極拉鋸，選民平時被逼吃自己不喜歡的“三明治”，心有不忿又無計可施，只好用手中選票當“出氣筒”。所以說，咱們的投票率連年向上，或許非因公民素養不斷提高，而是社會不滿正在不斷加大。（反思民主·二十三）

(轉引) The Future of Newspaper：奇連伊士活的創意

The Future of Newspaper：奇連伊士活的創意

奧巴馬民望一直領先，但最近兩天，選情出現逆轉，羅姆尼支持度超前奧巴馬，中間發生了甚麼事？

在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年屆82歲的奇連伊士活，放棄千篇一律的發言方式，相反，他選擇對着一張空凳自問自答，當作自己正與奧巴馬對話，質詢最難招架（事實上也沒法招架）的政績問題。

結果這幕獨腳戲非常奏效，短短十分鐘的「談話」，立即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媒體瘋傳，奇連伊士活變成潮流指標，更有人受啟發馬上開了「Invisible Obama」的Twitter賬號，不到一小時，追隨者人數已突破二萬。

有人或會問：究竟這齣獨腳戲，是經過周密計算的創意，還是奇連伊士活幾十年演戲功力的神來之筆？而選舉工程的背後，又有幾多後着？Invisible Obama是否計劃內的一步棋？真相大概只有羅姆尼團隊自己才知道。

對觀眾而言，是否計算的結果，並不重要，但對選舉工程管理者而言，「空凳」有可能影響最後賽果。問題是，世上是否有系統性的方法，可以預知一個創意、一段對話或一則內容的受歡迎程度？

《Great By Choice》作者Jim Collins，在全美24000家企業當中，找出7家效率遠超越對手10倍的企業，並用上了九年時間，研究和分析這些企業的管理者，其中一個值得參考的結論：「創意非王牌，10倍效率企業並不特別富創意，但他們善於把創新系統化、規模化，善於結合創意和紀律，其間要下苦功，成功非僥倖。」

書中進一步解釋，所謂將創意結合紀律，即是基於實證的創意（Empirical Creativity），因為企業在漫長而且動盪的環境下，將不斷受到過往經驗、主流意見、專家權威等左右決策，問題是如果創新路向過份依賴「人的意見」，一旦遇上環境驟變，企業可能不只迷失方向，更有機會走上倒退之路。相反，10倍企業選擇不斷實驗和收集數據，事實證明，作出的決定更經得起時間和環境的考驗。

媒體踏入網絡年代，收集數據的工夫變得簡單，以奇連伊士活的演出為例，簡短、幽默、有創意、而且內容兼備，完全符合社交媒體觀眾的口味，瘋傳的結果，只要善用專門分析社交媒體的工具，久而久之，其實也不難預計得到。報業能否在逆境中自強，與運氣無關，其實是關乎選擇。

方己程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二十一】除了派錢，還懂甚麼？

有次看美國某地方選舉的電視辯論，主持人問幾個候選人：你們認為政府的目的是甚麼？我當時一愣，好大的問題啊。這個問題貌似簡單，似乎所有人都能夠給出一個“正確答案”，但對它的回答及爭論，實際上構成一部兩千多年的政治哲學史……當時有個候選人的回答最貼近我的想法，他說：政府的目的是幫助人們幫助他們自己。我之所以喜歡這個答案，是因為它暗含了我的主張：一方面，它主張政府應當“為人民服務”，但另一方面，這個服務的方式不是直接給公衆餵飯，而是通過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制來幫助他們自力更生。【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



金牌運動員代表團訪澳，政府豪爽派錢一千○二十萬港元，再次彰顯澳門特色。但此舉背後的邏輯——恕小弟愚昧不化——卻百思不得其解：這筆款項是奬金？那相關章程規條何在；是資助？老實講，代表團內大腕雲集，分分鐘一個體育明星的一份代言合約也不止此數；那好，算是特區政府最拿手的“現金分享”做派，可目的意義價値在哪裡？大喇喇一筆公帑花費，好像也沒人來說清楚、道明白。


並非我見錢眼紅，因問題在於，若眞為“發揚體育精神”，那“派錢”就是最懶惰、最沒有誠意之舉。政府存在的意義是甚麼？它不應是一個派錢的窗口，而應着眼如何從制度層面不斷改善社會。龐大體育代表團裡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如何讓故事裡的精神鼓勵更多年輕人？政府可否考慮與內地體育部門合作，推出類似“駐市運動員”計劃，讓澳門有志者得以近距離觀摩，傳承拼搏精神，瞄準世界水平；又或選拔具一定成績的澳門靑少年，赴內地對口機構集訓；還可啟動發展基金，政府注資加民間捐款，資助有心投入體育事業的年輕人進修訓練；又或修建更多社區運動設施，推動全民健身體育普及……一千多萬可做的事太多，但偏偏澳門“就是與別不同”——開幕、剪綵、歡呼、拍照之後，一切回復原狀，我們的標語口號，依舊嗌得響亮。



（反思民主·二十一）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十七】文化裡的政治

在人類天生的健忘傾向面前，文化產業主動承擔了守護記憶、背負記憶、傳載記憶的責任。面對權力社會可能手無寸鐵，但是至少還有記憶。相比之下，中國有多少文藝作品在守護我們的集體記憶呢？越戰之中美軍陣亡士兵不到六萬，就引起了如此波瀾壯闊的文化後果，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死亡成千上百萬，我們有幾齣電影反映那些苦難？面對十年動亂的文革，我們的奧利弗·斯通在哪裡？我們的《晩安，好運》、《戰爭的迷霧》、《佛羅斯特/尼克松》在哪裡？……權力固然封鎖了記憶，但是社會本身、公衆本身又有多少回憶的衝動、訴說的衝動、用歷史的火炬去照亮未來黑暗的衝動？【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曾讀過司馬中原的小說《焚圖記》，說是某大官想名垂靑史，軟硬兼施找來一位以“諍諍鐵筆”而知名的畫家，令其繪幅英勇畫像流傳後世。但畫家不畏強權，攜妻連夜逃往邊城，遇上敵兵千軍萬馬殺進來的當口，將其在前線親見的眞英雄畫在紙上。“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因為筆的力量不僅在於它能描繪圖畫、撰寫文章，而是我們能透過它守護記憶、傳承歷史。“糞土當年萬戶侯”，不管你曾經歷怎樣的一時榮光或莫名恥辱，終會被擺在歷史的放大鏡下，被後人評功論過。所以說，文創產業何止離不開政治，根本文創產業本身就是政治：從《白宮群英》(The West Wing)到《昂山素姬》(The Lady)，從《絕望的眞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到《華氏911》（Fahrenheit 9/11），為數衆多的文化產品將焦點鎖定於政治議題，創作人從社會、歷史、政治中汲取養分，用一支筆創作出令人難忘的歷史畫面，更不無滲透着創作者的政治思考。



回到澳門，我們的文藝創作有沒有守護澳門人的集體回憶？回應澳門社會的政治議題？著名的“一二·三事件”，我們可有相應的文學或影視作品？世紀貪污歐案，我們又有無相關的小說或戲劇？如果說這一切還是一片空白，那麼，到底是我們沒有講述歷史的能力，還是欠缺敢於回憶的勇氣？

(反思民主·十七)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十六】急診室裡的政治

文明，你說得清它是什麼意思嗎？在香港，看一次牙醫，就明白了……詠兒和慧兒的專業敬業、春風如煦，不是她們的個人敎養和道德如何與衆不同，而是，她們的背後一定有一個制度支撑着她們，使得她們能夠如此。如果詠兒必須每天接待三百個神情煩躁的客人，從清晨工作到晩上，她不可能維持她的笑容可掬。如果慧兒醫師所得工資微薄而且升遷無門，與她的辛勞不成比例，她不可能態度從容，心平氣和。如果慧兒所受的醫學敎育沒有敎她“以人為本”的醫療哲學，她不會懂得怎麼讓一個齜牙咧嘴躺着的人感覺受到尊重……【摘自《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龍應台著，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〇〇六年】



剛滿一歲的小女赴港做手術，回來幾天，原本包紮在頭上的紗布鬆脫，露出縫了十幾針的傷口。身為父母擔心不已，緊急商議後覺得還是送往醫院處理一下比較妥當。前往氹仔的政府急診中心，花大半小時登記、排隊，見到醫生，他看看，說這類傷口處理不屬急診範疇，着我們明天去屬區衛生中心排隊。我們解釋，醫護膠布鬆脫，孩子未癒的傷口外露，多等一晩，怕會不小心觸發炎症，醫生辯說因無流膿、潰爛之類“緊急情況”，仍執意不肯處理，令人氣結。龍應台在香港看牙醫，從醫師護士詠兒慧兒的專業細心背後，看見香港敎育理念的成熟、管理制度的效率、社福系統的完善、人文素質的好壞，資源分配的公平合理。小小診室，折射出錯綜複雜的社會脈絡與制度結構，而在一個缺乏“救死扶傷”意識、善於推卸責任的澳門醫生身上，我也看見澳門社會制度的官僚、僵化和冷漠。



那晩的後話是，如何也不肯處理的醫生拍屁股走人，但在一旁的護士動了惻隱之心，取來膠布，不到一分鐘就幫忙將孩子的傷口包紮完畢，我們感受到澳門近年越來越少見的互助溫情，內心雖感動不已，但問題是，在落後失效、弊端重重的制度箍肘下，單憑一顆良善人心，我們還能支撑多久？甚麼是文明滑坡？為何有信任危機？這年頭，你來澳門進一次醫院，就全明白了。(反思民主·十六)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十五】國民敎育

一個社會的法治精神會面臨各種各樣的考驗，最大的考驗，可能就是群情激憤之下的愛國主義。“九·一一”之後的美國“愛國法案”，曾經一度以“愛國反恐”的名義侵蝕公民權利，允許政府未經司法機關審查對特定公民進行秘密監視，引起整個社會激烈爭論。好在整個政治體系的糾錯機制及時啟動，許多地區法庭宣佈這些“愛國條款”違憲，有八個州和近四百個城市通過自己的法令譴責“愛國法案”侵犯人權，民意調查也顯示美國公民對“愛國法案”的支持度連年下降。二○○六年三月美國兩院更新“愛國法案”時，只好順應民意不再更新其中最有爭議的部分，可以說是“法治精神”對“愛國主義”的一次勝利。【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香港搞“國民敎育”搞出大頭佛，澳門人雖隔岸觀火，內心卻也五味雜陳。令人欣慰的是，香港社會對此議題並不限於政治立場紛爭，社會持份者、大小公民團體紛紛發聲行動，還有家長團體聯合敎育界、學生籌款自編敎材……公民意識到自身的公共責任，不甘沉默，積極參與社會議題的探討與辯論，一個社會若有如此風氣，又何必怕被人“洗腦”？



但或許港人在杞人憂天，內地作家鄭淵潔在博客公佈一組很有意思的數據：“二○○二至○九年，共有二十六萬中國人加入美國籍，而放棄美國籍加入中國籍的人數接近零。”若你嫌這組數字未算精確，那招商銀行去年四月發佈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吿》顯示，中國約60%“高淨値人士”（即擁有千萬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正在或已完成移民外國手續；而擁有一億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億萬富翁中，約27%已完成了移民，另外47%則正考慮離開中國……也許，這串數字可從另一側面吿訴你內地的“國民敎育”有多“成功”。日本的軍國主義、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德國的納粹主義……“愛國”兩字若被居心叵測的政客綁架，後果如何早已前車可鑒。一個眞正民心歸附的國家，不應只會發出一種聲音，恰如眞正的愛國方式，也不應只有“鼓掌歡呼”一種。



（反思民主·十五）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之六】

惡搞有理

觀念的市場裏，有各種各樣極端的聲音，但只要沒有國家機器的壓制或煽動，老百姓的意見，總會通過一番搖擺，回歸中庸之道。相反，把牛鬼蛇神死死關進盒子裏不讓透氣，民意反而像個不斷升溫卻沒有出氣口的高壓鍋一樣，慢慢凝聚越來越危險的壓力。【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六月】



“惡搞”這回事，其實沒什麼道理好講，取決於你站在哪一邊：高高在上的官員，當然為維護官威面子全力反對；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小市民當然舉腳贊成——大佬呀！你們受我們供養，外出坐頭等、住宿五星級、吃得肚滿腸肥，還有秘書司機侍奉左右，政績交不出功課，我沒辦法趕你下台，狠駡你一頓或調侃你一下也不行？



不論是令人笑到碌地的諷刺惡搞，還是尖酸刻薄的揶揄嘲笑，也許會被某些人指責為“沒有建設性”，但事實上，這些大大小小的出氣口的確擔當起為社會減壓的調節閥。而除此以外，一個社會對待“惡搞者”的態度，還凸顯了更深層次的政治脈絡——劉瑜對政治人物被“惡搞”提出另一層理解：“在一個指着總統鼻子駡都不會被關進監獄的社會裏，普通人會有更大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中國人缺乏幽默感，大多源自缺乏安全感。皇權時代連皇帝的名字也是禁忌，到了現代社會，對“惡搞者”的寬容尺度仍然有限。我不介意立法嚴懲“惡搞者”，但前提是，請你把規則先說清楚。比如，“醜化局級以上官員者，罰款一萬，拘禁十五天”——當然，有關“醜化”的定義，可能你需要另列一千三百項附則詳細說明，雖然這也未必令人滿意，但起碼早一點白紙黑字寫個清楚，最低限度我們還能“依法辦事”。但實情是，維護“官威”的規條，很多時晦暗不明、含糊不清，我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踩線、以及踩了哪一條線……沒有人願意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感、不安全感的白色恐怖社會，亦正因如此，“惡搞者”的處境往往成為量度一個社會安全感指標的最佳“寒暑表”。

【斷章寫意‧反思民主系列之一】民主就在生活裡

民主就在生活裡
三權分立、司法審查、聯邦制、媒體監督、非政府組織監督、投票等這些制衡機制，我們早已通過書本耳熟能詳，但是從小接受的教育卻是把這些詞匯揉成一團，扔到“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籮筐裡不予正視。“西方的民主全都是騙人的東西”，是我們時不時能聽到的論斷──對於那些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極盡嘲諷之能事，確實是中國社會的奇異景觀之一。不了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絕了解，並為這種拒絕而洋洋得意。中國早就改革開放了，現在很多中國人可以全球到處留學、旅行和出差，但不幸的是，很多人並沒有克服精神上的閉關自守。“精神開放”並不是說要去無條件地頂禮膜拜西方社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而是指放下以前所積累的成見，保持一點虛心，一點好奇心，暫且擱置政治上的判斷，真正出於知識的興趣，去從細節上、從實際事務上觀察、比較不同社會的運轉方式。只有當一個人觀察那些書本裡的詞匯如何在現實政治中展開時，才能認識到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腳踏實地的公共生活方式。(摘自《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劉瑜著，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6月)


最近，澳門社會正就“政制”議題討論不絕。但弔詭之處在於，以自己平日觀察所得，大部分澳門人對此其實並不關心，甚至故意躲避有關的討論。社會有此現象，難道是澳門人特別“政治冷感”？抑或澳門人對社會“政制”現狀滿意至極，認為沒必要再加以額外關注？依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我們甚少將“民主”與“生活”關聯起來──民主，不只是一個政治名詞或抽象概念，民主，其實是融合在我們日常每一天的生活裡面的。只不過，澳門實在缺少像劉瑜這樣的學者，為大家將滲透在生活裡的“民主”一點一滴地剖析出來，攤在我們面前，讓大家恍然大悟：平日自己在生活裡所經歷的林林總總的問題，原來真正的根源是在這裡。要真正深入探討民主，我們是時候跳出陳義高章的宏大敘事或立場路線之爭，嘗試從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來了解“民主”的真正意義。

(反思民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