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們如何保證這兩個孩子所代表的兩個階層將來和諧相處？
其實，我已經打算減少在這裡對澳門政治時事的議論。一來能力所限，還是集中精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好了，二來，我認爲推動政制發展一定要靠行動，光動嘴皮子是不行的，而自問自己沒有能力和勇氣去投入社會運動，那還是閉嘴好了。
但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你有看今天的《澳門日報》（參本文末），我相信，很難忍得下這一口氣吧？
經濟至上？我們應該以商人思維來治國嗎？在這篇題爲《行政主導比立法主導優越 》的文章中，其提出“行政至上”的優越性，開篇理由之一便是：如果内地用了代議制，今天就不會這麽富得這麽快，富了這麽多人。
中國的富裕，是來自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漸漸轉向，還有“世界加工廠”的勞動力密集式發展。今年初，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李培林指出，目前中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堅尼係數已經達到零點四四七，明顯高於國際上收入貧富差距零點四的警戒線，貧富懸殊的情況已成為中國最主要的社會問題。李培林還表示，中國目前龐大的民眾儲蓄存款總額只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貧富懸殊問題不但沒有改善，還有惡化趨勢。貧富差距在城市與農村間最為突出，城鄉收入差距由一九七八年的二點六倍，擴大到二零零四年的三點二倍。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對不起，用内地的模式作例證，説明“行政主導”比“立法主導”優越，你沒有辦法説服我。
至於香港的騰飛，是因爲其在特殊時期站在了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特殊位置上，不然，爲什麽殖民的英國人“行政主導”了香港一百年，要到七，八十年代才開始“趕英超美”呢？ 再來，要說“行政主導”如此優越，怎麽“同人不同命”，一衣帶水的澳葡政府“行政主導”了四百多年，除了一味靠開賭來開飯，也搞不出個屁來？
經濟發展當然重要，但是，治理國家卻不象經營一家公司，講究盈利至上。大國藏富於民，治理好一個國家，當在建立公平的機制，讓整體社會有序的發展，這裡面怎可以讓“法律”缺席？ 公民社會的建立，民主制度的完善，當然不會像引進法國的高速火車，美國的迪士尼一樣立竿見效，需要的，是全體社會的學習過程，磨刀不誤斬柴功，這個過程，越早開始，越早畢業。
以社會的富裕程度來衡量一個體制的成功與否，就象用財富的數字來衡量一個人偉大與否，而如果能富起來就對了，那是要象歐文龍一樣富起來，還是象比爾蓋茨一樣富起來？
而這個價值觀還給我們帶來另一層暗示：最富裕的社會就是最好的社會。富人就是好人。是嗎？對嗎？
民主的意義究竟在哪裏？鄧小平說過：“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發展”可以有不同解讀，經濟的發展是其一，社會的發展是其二。
在一個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經濟發展自然有大大小小的公司企業來操心，政府只要持正守中，做好裁判的角色即可，卻未必要下場踢埋一份。而社會的發展才需要政府來關心，衛生，教育，醫療，福利，在這些民生議題上，當然要社會全體公民的參與和共識，行政主導固然會提高辦事效率，但是卻剝奪了公民社會的成長機會，而且，行政主導的官員時有可能犯錯的，而如果公民沒有發聲的機會和權利，行政官員犯了錯，爲什麽卻要全體公民，甚至他們的後代來承擔呢？
更何況，連向新加坡這樣的廉潔，高效的行政主導社會也常常受人詬病，而澳門這個充滿“鄉土氣息”的“社團式”管理模式城市，完全讓行政主導？市民們信得過嗎？
說澳門應該行政主導，代議政制只會向政府索要“免費午餐”的觀點，其實是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假設上面：澳門人大多是一群不理智的愚民，只知道白喫白喝白拿，完全不會考慮社會的整體，長遠發展。但是，事實真是這樣嗎？歷史告訴我們：永遠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而依我看來，現在所謂“行政主導”的這些官僚裏面，倒有不少才是這樣自顧自的心態呢。
澳門需要提高的，究竟是議員的議政水平，還是知識分子的知識水平？議員再有本事，也只是發表言論而已，沒有人民的認同和支持，也不過是“嗡嗡的蒼蠅”而已。澳門的議員水平如何，大家自有公論，誰是真的在為社會出力，誰只是爲了一己的好處，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還是那句話，沒有道理的話，自然沒有人聽，“謠言止於智者。”問題在於，我們有沒有，能不能，會不會把澳門的民衆變成“智者”？
這就把話題引到澳門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上來了。澳門有沒有公共知識分子？澳門現在的“智者”所講的，是不是真正獨立，科學，客觀的言論？
看看下面這篇文章，然後你再來問問自己吧！
行政主導比立法主導優越(2006年12月15日，《澳門日報》)
假如內地七九年改革開放之初便引入代議政制的民選制度，代表不同利益界別及壓力團體的議員進入最高權利機關，內地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如今天的迅速，內地同胞也不會富起來得那麼快，富起來那麼多人。
代議政制妨礙經濟
這是西歐、北歐、美、加帶來的經驗。因為代議政制的民選制度，議員紛紛要求政府大派福利，令政府開支增加而稅率稅收高昂，高稅收令人民懶於工作及投資減少，令上述医洕磺啊，F時他們知道中了民主選舉的計，錯恨難返，想方設法縮減福利及政府開支以刺激經濟。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啟示。英國管治香港百多年，沒有像老家的民選制度綁手綁腳，港英政府放手大幹。前財政司郭伯偉自一九四五年起掌管香港財政事務，郭伯偉是自由經濟學鼻祖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信徒，實行自由市場及政府不干預政策。
把手中珍貴的財政大權還於市民，猶如自斷一臂，有幾許官員有如此胸襟！接手的夏鼎基一脈相承郭氏的傳統，“蕭規曹隨”，帶來香港五十年的繁榮。
一九四五年，港人人均收入為管治老家英國的四分之一；至一九九七年，“超英趕美”，人均收入已趕上英國（見佛利民十月六日華爾街日報的署名文章）。是市場經濟的威力，也是前港督會同行政局行政主導強勢領導下，未受民選議員的干擾，才能把自由經濟進行到底。
議員爭取免費午餐
自從代議政制在香港實行及深化，來自不同界別的立法議員要向其票源交代，紛紛要求政府大派不存在的“免費午餐”、增加福利開支、提高綜援金額、增加醫療開支（引來內地婦女來港生子，官員不知所措）、加大敎育撥款、設立最低工資、立法禁煙、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興建空置數年的居屋等。
俱往矣，代議政制的立法會令香港經濟不再那麼自由，香港的經濟未見起色，此為病源。
觀乎上述世界各國、內地及香港的例子，看倌應能看到民主選舉立法議員的弊端。只有強勢領導的政府方能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而令人民富起來。是的，行政主導比立法主導來得優越。
博彩業開放令全球目光關注澳門，司長貪污一案，引來全球媒體關注，可以理解。澳門回歸前，各種貪污行為形成獨特的社會文化。澳門只回歸七年，怎可能一下子扭轉乾坤？若盲目“上綱”，因此案便認為特區政府出現管治危機，甚或喪失管治威信，幾隻蒼蠅嗡嗡叫，是淺見。
若因此案便胡亂指責行政主導失敗，更是趁火打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司長一案，顯示特區政府依法辦事，現時制度行之有效。舉行記者招待會，提高透明度，以免坊間胡亂揣測一通帶來人心不穩，是好事。
議政水平有待提高
事情曝光，也立即進入司法階段，尙未審判，自然進入保密階段，以免妨礙司法公正。然而，在水落石出這個信息的“眞空”期，自然會有人揣測、評論、質疑、批評、指控及抹黑特區政府及挑戰其管治權威。
來自基層選舉票源的立法會議員，更可因而吸引得媒體的鏡頭乃至平民的目光而向其票源“交代”。亂估一通，非澳門之福。是個人行為（難道三年出現一宗強姦案就可以胡亂指責治安警察工作出現問題？）還是法規制度出問題，要看案件的審結判詞。
審結前立法會議員要求改這改那，指出這出問題那出問題，都是亂估一通，名副其實的“估神”，一味靠估。立法議員，在有些市民眼中頭上“戴着光環”、“為民請命”，為了○九年的選舉，自然高調處理此事件。
然而，政府官員、廉政專員及行政長官因事件已進入司法階段，為免妨礙司法公正，只能三緘其口，更不可以作出任何解釋及說明。是不公平的博弈。
按照《澳門基本法》，司法享有獨立審判的權利，不受行政干預。行政長官也無權干預司法獨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兩位議員吳國昌及區錦新要求行政長官到立法會說明及解釋案件，是撈選票的行為。
司法獨立，案件尙在調查，行政長官怎可在立法會說明並解釋事件？這會妨礙司法公正。市井之徒對司法獨立的概念不甚了了，情有可原。然而，兩位議員對司法獨立的概念，令人啼笑皆非。
澳門已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立法會議員的參政議政水平有待提高，以免引來國際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