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當然可以譴責梁國雄和陳偉業在立法會上的「粗言穢語」是「教壞細路」，但對於另些教壞細路的行為如背信棄義，如指鹿為馬，如過橋抽板，如官商勾結，如欺上瞞下等等都視而不見，近期尋且有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之象。可悲的是，我們的社會不要說上街抗爭，連嘲笑這些不平事的創意也付之厥如；當大陸網民面對日益壓抑的大氣候創作出「草泥馬」和「臥槽泥馬」發泄萬般不滿時，我們卻在濕漉漉的暮春三月裏四肢發軟癱在一邊，口中喃喃自語。這是一個沒有勇氣的城市。（摘自2009年3月29日香港《明報》，“安裕周記﹕比起爆粗，誰更暴力？”）
粗口文化不獨港澳社會所獨有，有時一句粗口，的確可以淋漓盡致的精准表達出此時此地的此景此情，還記得《海角七號》開頭一幕？范逸臣怒砸吉它那句“我操你媽的臺北！”如果換上“我真討厭臺北!”，怕怎麽聽怎麽不是滋味。
說起“粗口”大閙立法會的香港社民連三子，我們爲何要簡單地將判斷標尺放在那幾個議員身上？不要忘記，在這些議員背後，是選民的選票，說粗口的議員要為自己的行動背負政治風險，若說完粗口，下次他們還能當選，甚至，還能擴大議席的話，恐怕内中的意涵就更加吊詭。這不禁令我想起臺灣，當年國民黨的“高壓政策”——封閉的政治制度，堵塞的溝通管道，專權的自大自私，令基層人民無法可施，而當理性討論無法產生作用的時候，就輪到極端行動上場，也成就了從街頭抗爭起家的民進黨。而說到澳門，我真的不知道，哪一種行徑更易“教壞細路”？是立法會裏的粗口，還是只說不做的官僚？或是法庭裏突然“失憶”的官員？還是對社會公產予取予擕的暴發商人？值得慶幸的是，民主制度最後還是發揮了“自我痊愈”的能力：因權力而腐敗的民進黨終於失去江山。和當年臺灣比起來，香港那幾句粗口實在是“文明”太多，所以，我們要討論的不是該不該說粗口，而是爲什麽香港選民會抱着看熱鬧的發洩心態，送幾個“搞事者”入去？爲什麽選民會認爲理性討論沒有用，反而爆兩句“我操你媽的XX”也好？
前車可鑑，立法會選舉在即的澳門，你又希望這個社會發出怎樣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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