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葉問》

一直聽說《葉問》是齣好戲。所以，拖到現在才看，似乎潛意識裡想好好prepare一下自己，不要浪費了一齣好戲。

終於看了，卻有不少失望。

戲是拍得不錯，甄子丹的身手真是好，影片的氣氛、節奏也還都不錯，可是，就是差了一點，差了那麼一點真正應該屬於葉問、屬於那個時代的東西。所以，看完了《葉問》，對於誰是葉問，我仍然很迷惑。

戲裡，葉問一人打完十個日本兵之後，回到家卻哭了，然後，鏡頭一轉，變成他開始收徒弟，教授工廠的工人們習咏春，後來，學了幾天工夫的工人們居然都很厲害，打退了北方拳那幫人的首次進攻。對於這種煽情式的鋪排，實在令人嘆息，我想，面對此情此景，真正的葉問的心裡，到底在想些甚麼？真正的葉問，無疑的確是一等一的好手，但在那個大時代下，他也該是最迷茫的一個：中國功夫好，詠春拳也厲害，但是，中國，一個這麼大的國家，為甚麼就輸了，輸給日本這麼一個小國家了呢？可要知道，中國輸了，不是因為中國功夫差，日本贏了，也不是因為日本功夫厲害。

落後就要挨打，這種落後，雖然在表象上是武力的落後，但在其背後，卻是文化的、體制的落後，“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國雖大，好戰必亡”，但影片選擇了將這一場中日戰爭化成一場中日比武，無疑簡單也有可觀性，甚至，還可以有點“阿Q式”的自我安慰作用：你佔了我的國家、殺了我的人民，但是你在擂台上打不過我，你的功夫沒有我的厲害，吹咩!可是，國人真正應該吸取的教訓，卻就在這片叫好聲中被掩蓋了過去。

在葉問的身後，其實，是中國的武林文化，而武林文化的背後，是中國傳統的“仁義忠信勇”的核心價值，戲裡甄子丹的身手了得，戰無不勝，但動起手來，總是點到即止，有時候，甚至看得人著急：為甚麼不狠狠地一拳打下去？為甚麼不痛下殺手取了對方的性命？然而，這就是中國傳統的武德，戲中甄子丹說：“由己及人”，也就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功夫，用以強身健體，但實力卻並非全靠拳頭，而拳頭，也不一定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這其中正傳載了某種中國人的民間價值，然而，隨著解放，中國的武術、功夫文化被掃蕩一空，現在的中國，已經沒有了武林文化，這種“仁義忠信勇”的價值觀，也被“金權至上”的新價值取代，謝曉陽在《亞洲週刊》寫了一篇“重現一度湮沒的武林”，說的極好，有空的話，建議您去看看。

自然，影片到了最後，因要"政治正確"，所以對於這個不肯投降日本人的民族英雄葉問，為何卻在1949年(也就是剛解放之後)逃離大陸，只以簡單文字介紹匆匆帶過，然而，真正在葉問身上的故事、真正佔據了葉問腦海內的思考，卻仍然湮沒在歷史的迷霧之中，但更令我唏噓的，還有那行印在DVD盒內的宣傳語：“勝利永遠屬於我們偉大的中國人!”如果中國人沒有從歷史中吸取真正的教訓，甚至，學回來錯誤的“強權之下便有公理”的觀念的話，恐怕，葉問這位一代宗師在九泉之下也難以瞑目吧？

不過，對於未來，我還是心存希望的，我希望，等到有一天，當中國人的真正的創作力量被釋放出來，當中國的創作環境也真正自由開放了之後，就會有一齣真正精彩、真正為我們開啟中國功夫背後的思考的《葉問》的出現吧?

【李爾‧在此】只要肯向前，行行出狀元

文化中心推出的《澳門故事》系列衣食住行之《行行出狀元》，將幾十位澳門人擺上舞臺，演出出人意料地好看，表演者的真誠演出，再加上適切的編導及舞臺調度，爲澳門觀衆帶來一份久違的全心感動。《行行出狀元》的成功，負責編、導的伍宇烈應記首功，令人訝異的是，一個來自香港的編舞家竟能如此深刻地抓住並詮釋出這齣作品中的“澳門内核”，採用成熟、專業、精準的舞台語言將之表現出來，成為一齣既具澳門內涵意旨，又不缺現代劇場風格的作品。聰明的編導巧妙避短揚長，既令演出結構圓滿流暢自然，又令每個演員都能在台上發出屬於自己的光芒，這一點，實在令人讚嘆不已。而還須特別指出的個人最愛，是簡潔而富變化性的舞台設計，扎實地烘托出整場演出的風格和韻味。

據說，導演在排練過程中，花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在“傾解”上——不斷向演員們發問，這令有些演員很納悶：我不是來跳舞的嗎？你不是應該告訴我該做甚麼動作，或者，告訴我該模仿什麽動作嗎？的確，在澳門，學習的過程的確常常會變成一種COPY技巧的訓練，在講求“跟從”的大環境之下，久而久之，大家也很容易就習慣、甚至喜歡上“跟從”的學習方式，這種方式也確實有它的好處：簡單、易操作，更不用思考，可是，藝術的創造卻不能抹去“思考”這一環，導演用問題來衝擊演員、用對話來挖掘真實的靈魂，正是一次“磨刀不誤砍柴功”的示範，從演出效果來看，無疑十分成功——演員們的演出，真的都說服了我，她們令我相信，我所看到的，不是表演，而是她們對於生活的真實理解和詮釋。

《行行出狀元》玩的是“女扮男裝”，演出的名字叫“行行出狀元”，令我好奇的是：這個“行”到底該是哪個“行”字呢？是“行業”的“行”字，還是“行路”的“行”？如果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角度來看像是前者，但從官方英譯“Have Steps, Will Travel”來看，又像是後者了。《行行出狀元》似乎是對“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與角色的一種反思與批判，身為男性的我，在這一點上也許感受不深，不過，我懷疑在女性能競選總統、出任國家領導人的的現代社會，那些扣在女性身上的枷鎖還剩下多少，花木蘭的故事還有幾個？今天女性參與社會的角色限制也許越來越少，連“男女平等”這話題也恐怕不再具有那麽多的爭議性了。但是，有形枷鎖雖已去，無形樊籬卻還在，這一點，或許在澳門的女性們更加感同身受：社會為女性加上的“成功標準”、“幸福定義”，令不少人不敢Have自己的Steps，真正限制女性、令她們卻步的，竟是她們自我的內心魔障。是以，當我聽見排成一排的女扮男裝演員們坦然作內心告白的時候、當我看見演員們踩著那排空盪盪的椅子慢慢消失在舞台盡頭的時候、當我看著演員們劇終席地而坐慢慢回復自己女兒身的時候，我在心中的感受實在像漣漪般交錯複雜。也許，今天我們缺乏的，是想象的空間和行動的勇氣，而這一點，其實是無所謂男女之別的，只要你肯站出來、肯行下去，一步一步，堅持自己的steps，努力travel自己的路，終有天可成為自己的狀元。

【斷章寫意】教壞細路

人們當然可以譴責梁國雄和陳偉業在立法會上的「粗言穢語」是「教壞細路」，但對於另些教壞細路的行為如背信棄義，如指鹿為馬，如過橋抽板，如官商勾結，如欺上瞞下等等都視而不見，近期尋且有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之象。可悲的是，我們的社會不要說上街抗爭，連嘲笑這些不平事的創意也付之厥如；當大陸網民面對日益壓抑的大氣候創作出「草泥馬」和「臥槽泥馬」發泄萬般不滿時，我們卻在濕漉漉的暮春三月裏四肢發軟癱在一邊，口中喃喃自語。這是一個沒有勇氣的城市。（摘自2009年3月29日香港《明報》，“安裕周記﹕比起爆粗，誰更暴力？”）

粗口文化不獨港澳社會所獨有，有時一句粗口，的確可以淋漓盡致的精准表達出此時此地的此景此情，還記得《海角七號》開頭一幕？范逸臣怒砸吉它那句“我操你媽的臺北！”如果換上“我真討厭臺北!”，怕怎麽聽怎麽不是滋味。

說起“粗口”大閙立法會的香港社民連三子，我們爲何要簡單地將判斷標尺放在那幾個議員身上？不要忘記，在這些議員背後，是選民的選票，說粗口的議員要為自己的行動背負政治風險，若說完粗口，下次他們還能當選，甚至，還能擴大議席的話，恐怕内中的意涵就更加吊詭。這不禁令我想起臺灣，當年國民黨的“高壓政策”——封閉的政治制度，堵塞的溝通管道，專權的自大自私，令基層人民無法可施，而當理性討論無法產生作用的時候，就輪到極端行動上場，也成就了從街頭抗爭起家的民進黨。而說到澳門，我真的不知道，哪一種行徑更易“教壞細路”？是立法會裏的粗口，還是只說不做的官僚？或是法庭裏突然“失憶”的官員？還是對社會公產予取予擕的暴發商人？值得慶幸的是，民主制度最後還是發揮了“自我痊愈”的能力：因權力而腐敗的民進黨終於失去江山。和當年臺灣比起來，香港那幾句粗口實在是“文明”太多，所以，我們要討論的不是該不該說粗口，而是爲什麽香港選民會抱着看熱鬧的發洩心態，送幾個“搞事者”入去？爲什麽選民會認爲理性討論沒有用，反而爆兩句“我操你媽的XX”也好？

前車可鑑，立法會選舉在即的澳門，你又希望這個社會發出怎樣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