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網：專家就澳門貪污腐敗情況發警告
《亞洲時報》在綫：專家認為澳門貪污情況己失控
2007年10月31日星期三
2007年10月30日星期二
《某編輯部的60天攻防》
上一期《亞洲周刊》内的一篇報道，提到日本 NHK的一套紀錄片【激流中國】。 今天晚上，終于看到了其中的幾集。
《某編輯部的60天攻防》講述了内地知名雜誌《南風窗》的60天，攝製組走進《南風窗》的編輯部，讓我們看見故事背後的故事，以及不能被講述的故事，在紀錄片裏，我們看見内地媒體在挖掘事實真相，擔當公衆喉舌的全情付出。原來，寫一個故事可能真的會冒著生命危險，策劃一篇報道可能會遇上滅頂之災。正如《亞洲周刊》引用中國網民的話：“很心酸。也很無奈......中國媒體做不到，而日本媒體做到，這就不必計較了，問題是，今天有人紀錄下來，就是爲了帶動更多的人去思考，去奮鬥。” 這些話，竟讓我想起了情況驚人類似的澳門。
中國的媒體英雄在爲了中國人的未來艱辛邁步，片尾用了魯迅先生的話“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就漸漸成了路。”那麽，我們自己的路，又何時邁步？
推薦你看一看，中國媒體人的故事！
【激流中國 - 喉舌與良心】
（如果網路速度慢，片子會斷斷續續，可在按了“開始”鍵之後再“暫停”，等灰色下載綫較長之後再播放）
《某編輯部的60天攻防》講述了内地知名雜誌《南風窗》的60天，攝製組走進《南風窗》的編輯部，讓我們看見故事背後的故事，以及不能被講述的故事，在紀錄片裏，我們看見内地媒體在挖掘事實真相，擔當公衆喉舌的全情付出。原來，寫一個故事可能真的會冒著生命危險，策劃一篇報道可能會遇上滅頂之災。正如《亞洲周刊》引用中國網民的話：“很心酸。也很無奈......中國媒體做不到，而日本媒體做到，這就不必計較了，問題是，今天有人紀錄下來，就是爲了帶動更多的人去思考，去奮鬥。” 這些話，竟讓我想起了情況驚人類似的澳門。
中國的媒體英雄在爲了中國人的未來艱辛邁步，片尾用了魯迅先生的話“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就漸漸成了路。”那麽，我們自己的路，又何時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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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中國 - 喉舌與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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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7日星期六
2007年10月10日星期三
"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上）
當“文化”變成“生意”（“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一）
鍾永豐（嘉義縣文化局長）：近年文化產業發展觀光的附帶任務，使地方文化單位承受許多壓力……有人責難文化機關把很多補助放在邀請國外大團，比如柏林愛樂來一次可能要好幾千萬。我反而覺得……既然大家要逃避，何不逃到國外更精致、好看的藝術形式中？【“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從這篇文章開始，想來談談文化，創意和產業。不過，在“經濟發展”決定一切的今天，似乎“Business”才是一種大家都喜歡聽、聽得懂的語言。好，那就讓我們從“Business”開始。
八月份《時代》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講述幾已成“全球化”代名詞的世界商業巨頭“Wal-Mart”在日本的遭遇：沃爾瑪在日本慘遭“滑鐵盧”，原因在於其雖然挾全球採購的低價優勢，但卻發現日本消費者仍然支持國貨，尤其在食品方面更非日本貨不買。而講究美式管理的沃爾瑪更因大刀闊斧解雇員工，失去日本消費者和雇員的信任；還有，其以美國人爲主的高層管理團隊在“日本文化”前面處處碰壁，眼下虧損連連，甚至面對“退出日本市場”的威脅……
從商業到文化，其實，我們面對的話題都差不多：如何讓本土產品取得成功？如何讓本土文化具有“不可輕視”的力量？面對指責政府資源外傾，本土藝術發展卻得不到照顧，有以“既然都要花錢，爲什麽不買國外高級貨、精品貨”作爲托詞。顯然，這是一種因果互倒的荒謬，也許，潛意識裏還摻雜了文化官員的“崇洋”心態。
問題在於，如果政府在“文化藝術”上把自己當作一個“生意佬”，當文化從一開始就定位成招徠遊客的工具、當資源從來都沒有重點投放在提升民衆視野與教育等基礎經營上、當本土藝術創作者、社區民衆之間無法建立一種對話機制，我們的文化“政績”，就只能永遠靠“移植”來充撐，而本土文化，也只能永遠扮演一個“次等貨”的角色。
澳門文化產業，到底缺什麽？（“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二）
胡恩威（進念二十面體）：以我十多年來的觀察，核心問題是人才配套。看韓國、日本、紐約、倫敦，他們的底爲什麽這樣深厚，因爲有非常強的藝術教育及研究體制。你去比較一下紐約、倫敦，與藝術研究有關的機構過千間，他們博物館除了舉辦活動還有做研究，他們的策展人是學者也是專家，不是在商場放些東西就是展覽。他們的内功由此而來……我們要學内功而不是搞活動，其實“活動”很容易買回來，但培養一個策展人要花很多心機及時間。現在三十嵗到四十嵗年齡層的人，除了反對以外沒有東西做，我們沒有一個正當的文化機制，還只停留於製造明星層面。【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朱銘的“太極”當然不只是一塊石頭，丹‧布朗的《達文西密碼》也不是在紙上印字這麽簡單，文化產業之所以和其他產業不同，在於它的創意含金量：内容。而在“内容”後面，其實是“人”，那些創意不絕的創作人。
但創作人的“創作力”從哪裏來？專業技能的學習和訓練和“教育”有關，作品與社會民衆的互動和“媒體”有關，還有學術研究與討論、知識版權保護、創作自由保障……文化產業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揚名立萬的創作人們不過是冒出水面的小小一角，而下面還有更多的部分在支撐：研究學者、商業及法律人員、中介代理、行政管理人員……文化產業表面的盛況，來自文化的滲透與向下扎根。“十年種樹，百年育人”，在澳門近年大興土木之餘，小城也需要更多的“文化基建”工程，這些龐大工程首先要從政策層面做起，正因如此，在所有的文化產業創意人才之中，最重要的，是營造適合創意與文化發展的文化政策研究者、制定者、執行者。
澳門欠缺文化產業的内容嗎？可能。澳門欠缺文化產業的經營人才嗎？也許。但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真正急需的，是一批擁有宏觀文化視野與實務執行能力的文化官員。
文化行銷（“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三）
“文化品牌不同於一般商業品牌的是，文化產品的藝術性特別濃厚，而消費者的品位非單靠行銷可以打造；所以，文化產業的開展依賴消費市場在藝術品位方面的積累與成熟，非單靠強勢的媒體行銷可以在短期内勝事……一個社會的民衆傾向以文化消費來彰顯個人的身份認同，必定是該社會普遍的藝術素養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所以，大衆教育的陶冶是助成文化產業發展的條件。【摘自《全球視野的文化政策》，郭為藩，臺灣心理出版社，2006年3月】
歸根到底，文化生意也是生意，不過，比較起來，它和其他商業的運作模式還是有著本質的不同：文化產業並非是完全以“賺取利潤”作爲出發點，它的本質和目的，不應該虎視眈眈地瞄著別人的錢包裏面。
商業運作講求“行銷網絡”、“配售渠道”、“市場份額”、“價格競爭”等商戰手段，但文化產業行銷者的角色，卻在扮演一個“紅娘”多於一個“推銷員”，正如一場劇場演出的首要目的並不是把觀衆席填滿，而是讓“對的”消費者找到“對的”產品，而如何讓口味各異、品位不同的消費者找到“對的產品”，才是一個文化行銷人稱職與否的關鍵。
故此，文化產業行銷的成敗，還在於市民們是否有足夠的選擇，或者，再退一步，他們有沒有意識到：其實自己可以做出選擇、也應該做出選擇？於是，我們又回到了所有問題的起點：藝術教育究竟在整個教育體系中佔據什麽樣的位置？這個社會有沒有讓它的孩子從小開始慢慢學會獨立思考？今天學校裏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這些未來文化產業的消費者們—明天又會形塑出怎樣一種代表這城市的文化品位？
中國戲劇大師林兆華曾說過這麽一句話：“應讓觀眾選擇戲劇，而不是讓戲劇選擇觀眾。”我想，這大概可以作爲文化產品行銷策略的一個關鍵附註吧？
誰是中間人？（“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四）
卓明（戲劇工作者）：很多劇團會抱怨政府沒有提供行銷平臺，會認爲這是政府的責任。我問他們：你有沒有產品？沒有產品，談何市場？當作品做出來，觀衆喜歡，就有市場，市場機制會同步發聲，而後再擴大它的效益。
溫慧玟（表演藝術聯盟常務理事）：卓明提到一個重要關鍵，就是作品能否吸引觀衆走進劇場。這是表演藝術各領域共同存在的問題。
【“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雜誌（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文化“產業化”之後，“市場”成了揮之不去的話題。今天，我們已從“酒好不怕巷子深” 的時代進入了“酒好還要勤吆喝”的時代。好的文化產品，沒有適當配套，也未必受歡迎，畢竟，很多時候，能否吸引觀眾，不單取決於演出（或其他文化產品）的品質，也取決於觀眾口味和市場風向。
“文化產業”的一頭是創作者，另一頭是消費者。消費者在尋找不同的產品，創作者也在創作不同的產品，創作人當然不應忽略作品的受眾而“閉門造車”，但亦不該放棄自己的堅持，變成只知討好市場的“工匠”。消費者需要選擇的自由，創作人也需要創作的自由。
因此，要整個文化產業鏈得以形成，還需要把頭尾連起來的關鍵一環：“中間人”。一件文化產品是否能夠吸引觀眾，除了作品本身，“中間人”的仲介平臺的能力和效率，也是關鍵。文化產業的中間人需要具有靈活的機制、豐富的創意、廣闊的視野、實幹的能力，英國的“Art & Business(http://www.aandb.org.uk/)”組織，就是一個成功的中間人，在公司、企業和藝團、藝術家之間穿針引線；香港也有藝術中心，以及牛棚、藝術發展局，都在或多或少地扮演著這個功能。澳門的牛房也是一個類似角色，但其所具有的資源和扶持還無法與以上那些機構同日而語，那澳門文化產業中間人的角色，到底該由誰來扮演？如何扮演？都是澳門在高叫“發展文化產業”之餘應好好探討一番的話題。
文化產業，關我乜事？（“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五）
“在多個討論中我也曾提出，劇場是否只談intellectual（知性）？知性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略表演、劇場美學以及不同藝術元素在創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若劇場只是盛載知性内容的媒體，戲劇會否成爲只屬於某一類型觀衆的藝術創作？今日，我仍然深信戲劇的力量，更相信戲劇要多盛載當下港人最關心的議題，無分知性戲劇或娛樂戲劇。如果作品跟當下的市民沒有關係，那只會變成附庸風雅、只服務一小撮有經濟能力或社會階級人士的產物。劇場的多元性，該在乎創作跟人生活的關係。”【詹瑞文，“香港人，我令你愛上藝術了嗎？”2007年6月21日，香港《明報》】
讓文化產業植根於民衆和社區，既能從社會汲取源源不絕的動力與養分，而民衆的參與和關心也反過來不斷推動其發展，這種良性循環才是發展本土文化產業的長治久安之道，而那些以滿足遊客需要、延長旅客留澳時間為出發點的想法，都不過在假借“文化產業”之名，至於“文化”內涵早被淘空，徒剩外表聲嘶力竭的招徠吆喝而已。
今天的澳門，文化消費是否變成“附庸風雅、只服務一小撮有經濟能力或社會階級人士的產物”姑且不論，大部分民衆的文化需求在社會快速發展的步伐之下被嚴重忽略，卻正在形成一種吊詭的邏輯：越有錢兼有閑的人，越有機會主導文化消費群體；而越是為口奔馳的蟻民，越容易自動放棄自己、甚至下一代的文化權利。
一次親身體驗是，某家長不讓孩子去看一場兒童劇，其理由僅是因爲覺得小孩應多點“溫書”，而不應去做“看舞臺劇”這類“唔等使”的事情。除了喟嘆這家長的“教育理念”，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帶給我們另一種思考：其實，舞臺與社會之間應建立一種對話機制，這種機制會讓創作作品和人們的生活掛起勾來、會讓每一個民衆都覺得：原來，文化創作，是和自己有關係的。
藝術有乜用？（“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六）
來自遼寧瀋陽的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張天羽，除經過兩輪的面試外，亦須與遴選委員會的成員共晉晚餐，給成員全面觀察。張天羽憶述︰「餐廳內放置很多現代畫，其中一位對藝術有研究的委員指著某一幅畫，然後問是哪年代的畫。」幸好經常參觀畫展，從畫的內容和風格，分辨出90年代台灣畫家的手筆，令委員留下深刻的印象，卒奪得羅德獎學金。（摘自2007年9月13日香港《明報》）
本土文化產業要取得長遠、可持續發展，我認爲，如果不立即在藝術教育層面深耕細作，也許十年、二十年後，澳門還會在同一議題上喋喋不休。將藝術教育納入當前的教育體系，一定會面對重重障礙：師資、教材、教學方法……但其中最大障礙，也許竟會來自家長。試想：若學校開設藝術欣賞課、創作課、外展文化考察活動，也許大部分家長會開始皺眉頭：這麽多「閑科」，那我小孩學英語的時間夠不夠？背書練習的機會多不多？考試還能不能拿高分？
中大學生成為「羅德學人」負笈牛津大學修讀金融經濟學碩士，憶起擊敗多位競爭者的經過，最驚險一刻，竟是某次與遴選委員晚膳席間幾乎被一幅藝術畫作「考起」。看在強調「實際」的中國人眼裏，這幾近不可理喻：學金融經濟，和懂不懂鑑賞畫作有何關係？但這正是西方教育思維值得我們取法之處，他們更強調一個人的綜合質素。文化藝術的價值也正在此：它強調的，並非「技」的傳授，而是「道」的熏陶，一個人如果懂得對美的欣賞，自然會展開對美的追求，只要一個人心具這態度，就不會苟且、不會霸道，更會對自己和社會多一份要求和承擔。
因此，西方政商領袖頗具藝術修養的大有人在，克林頓是個色士風好手，丘吉爾的風景畫出手不凡……回到澳門，擅具文藝修養的高官巨賈你數得出哪一位？又或，你記不記得：上次聽到本地權貴顯要和大家談論一本好書、一曲好音樂、一幅好畫、一場精彩表演或一件出色藝術品，是什麽時候？
“小眾”、“大衆” （“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七）
“今天的演出不能再只有五成觀衆，所以我們得各方面想辦法。”陳炳釗說。……香港的情況始終不同紐約，所以題材的選擇很重要。陳炳釗年來的演出由原創轉向改編經典文本的趨勢，但即使如此，其實他無時無刻不在計量本地小型劇場的市場壓力，例如同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會寧願改編達里奧福(Dario Fo)而不選品特(Harold Pinter)作品。【2007年7月1日，香港《明報》】
以劇場的方式介入社會，陳炳釗認爲“劇場從來不必與大衆文化融合”、“而且不得不是小眾的”。某類型的思考和批判方式的選擇，永遠未必屬於“多數人”的，然而，“小眾”的劇場，也可以讓“大衆”參與，“大衆”與“小眾”的概念，有時候只是相對而已。
有別於跟主流、跟大隊的“傳統智慧”，對於一個謀求長遠發展社會來講，多元的思考維度不可或缺。但堅定的小劇場拓荒者如陳炳釗也承認：“今天的演出不能再只有五成觀眾。”我想，這所謂的“市場壓力”來自：小眾不能與大衆脫節。劇場不應該“爲了劇場而劇場”，更加不需要“爲了小眾而小眾”。文以載道，關鍵還在於如何選擇恰當的方式面向觀衆，使他們積極介入文化議題。
這也許是在港澳社會特殊現實下的特殊對策：藝術教育缺位、價值取向單一，整個文化藝術生態環境惡劣。因此，戲劇工作者除了創作之外，也應承擔起一份教育責任。正像一位前輩教導我的那樣：教育，就像釣魚。用的餌，應該是魚兒喜歡吃的，而不是你自己喜歡吃的。劇場，當然可以用來作爲“小眾”的批判、思考方式，但它也可以吸引、容納更多的“大衆”，甚至，作爲一個普通人娛樂、放鬆的地方。
在文化產業鏈裏，劇場只是小小的一環，但它衍生的話題討論，卻可以給整個社會帶來大大的思考。再一次證明：所謂“小”與“大”，不過是個相對概念罷了。
讓我們從討論開始（“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八）
鴻鴻（劇場暨電影導演）：……媒體沒有那麽多篇幅報道，很多重要的演出都沒有評論……新一代當然會問：爲什麽要做這些事？我接觸很多學生的創作能力可能比老師好，但他們只能窩在學校的小教室演，演完就散了，畢業後要怎麽辦？他們可以找個工作養活自己，然後演出，但去哪裏演？演給誰看？……我強調的評論，不是指我們這一代要什麽定位，而是讓年輕人做的事也被看見。過去二十年已有太多創作者做完、爽完了，如船過水無痕，看到這麽多人沒頂，很痛心。戲劇的能量需要積累，應建立一個評論機制，讓有實力的創作者被看見、被討論。【“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澳門的討論風氣可能是華人地區裏最單薄的。從舞臺藝術到文學創作、從社會時事到大廈管理，澳門人似乎不太相信討論可以產生作用。這裏所指的討論，當然不是街坊鄰里八卦一番的飛短流長，或是早晨清談電話節目裏只顧一己的發洩。討論，是多視角、多層次的思考維度，而最重要的，是願意聆聽的包容和勇於表達的誠懇。但現實是，澳門人從小就在接受另一種“訓練”：服從權威的訓練、保持沉默的訓練、拜高踩低的訓練。
這種社會性格的養成，對社會的危害如今幾乎已侵蝕各個層面，就文化藝術而言，它帶來的最大危害，是形成一種幾乎封閉的文藝生態環境：不同的藝術形態互不溝通，甚至在同一個藝術形態裏面，也會形成老死不相往來的各個小圈子。因此，在澳門，你找不到一本有關文化評論、藝術評論的雜誌，而一場演出完成之後，不論是好是壞，都很難感覺到（無論是透過互聯網、電視、電臺或報章雜誌）熱烈的討論風氣。
這沉默真的令人心寒，因爲它不但代表民衆不善溝通、不願溝通的性格，更代表了一種大家對自己的社會的冷漠。在這樣的環境裏面，我們的創意只會像裊裊輕煙一樣消失殆盡。那所謂的創意工業、文化產業，又從何談起？
鍾永豐（嘉義縣文化局長）：近年文化產業發展觀光的附帶任務，使地方文化單位承受許多壓力……有人責難文化機關把很多補助放在邀請國外大團，比如柏林愛樂來一次可能要好幾千萬。我反而覺得……既然大家要逃避，何不逃到國外更精致、好看的藝術形式中？【“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從這篇文章開始，想來談談文化，創意和產業。不過，在“經濟發展”決定一切的今天，似乎“Business”才是一種大家都喜歡聽、聽得懂的語言。好，那就讓我們從“Business”開始。
八月份《時代》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講述幾已成“全球化”代名詞的世界商業巨頭“Wal-Mart”在日本的遭遇：沃爾瑪在日本慘遭“滑鐵盧”，原因在於其雖然挾全球採購的低價優勢，但卻發現日本消費者仍然支持國貨，尤其在食品方面更非日本貨不買。而講究美式管理的沃爾瑪更因大刀闊斧解雇員工，失去日本消費者和雇員的信任；還有，其以美國人爲主的高層管理團隊在“日本文化”前面處處碰壁，眼下虧損連連，甚至面對“退出日本市場”的威脅……
從商業到文化，其實，我們面對的話題都差不多：如何讓本土產品取得成功？如何讓本土文化具有“不可輕視”的力量？面對指責政府資源外傾，本土藝術發展卻得不到照顧，有以“既然都要花錢，爲什麽不買國外高級貨、精品貨”作爲托詞。顯然，這是一種因果互倒的荒謬，也許，潛意識裏還摻雜了文化官員的“崇洋”心態。
問題在於，如果政府在“文化藝術”上把自己當作一個“生意佬”，當文化從一開始就定位成招徠遊客的工具、當資源從來都沒有重點投放在提升民衆視野與教育等基礎經營上、當本土藝術創作者、社區民衆之間無法建立一種對話機制，我們的文化“政績”，就只能永遠靠“移植”來充撐，而本土文化，也只能永遠扮演一個“次等貨”的角色。
澳門文化產業，到底缺什麽？（“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二）
胡恩威（進念二十面體）：以我十多年來的觀察，核心問題是人才配套。看韓國、日本、紐約、倫敦，他們的底爲什麽這樣深厚，因爲有非常強的藝術教育及研究體制。你去比較一下紐約、倫敦，與藝術研究有關的機構過千間，他們博物館除了舉辦活動還有做研究，他們的策展人是學者也是專家，不是在商場放些東西就是展覽。他們的内功由此而來……我們要學内功而不是搞活動，其實“活動”很容易買回來，但培養一個策展人要花很多心機及時間。現在三十嵗到四十嵗年齡層的人，除了反對以外沒有東西做，我們沒有一個正當的文化機制，還只停留於製造明星層面。【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朱銘的“太極”當然不只是一塊石頭，丹‧布朗的《達文西密碼》也不是在紙上印字這麽簡單，文化產業之所以和其他產業不同，在於它的創意含金量：内容。而在“内容”後面，其實是“人”，那些創意不絕的創作人。
但創作人的“創作力”從哪裏來？專業技能的學習和訓練和“教育”有關，作品與社會民衆的互動和“媒體”有關，還有學術研究與討論、知識版權保護、創作自由保障……文化產業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揚名立萬的創作人們不過是冒出水面的小小一角，而下面還有更多的部分在支撐：研究學者、商業及法律人員、中介代理、行政管理人員……文化產業表面的盛況，來自文化的滲透與向下扎根。“十年種樹，百年育人”，在澳門近年大興土木之餘，小城也需要更多的“文化基建”工程，這些龐大工程首先要從政策層面做起，正因如此，在所有的文化產業創意人才之中，最重要的，是營造適合創意與文化發展的文化政策研究者、制定者、執行者。
澳門欠缺文化產業的内容嗎？可能。澳門欠缺文化產業的經營人才嗎？也許。但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真正急需的，是一批擁有宏觀文化視野與實務執行能力的文化官員。
文化行銷（“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三）
“文化品牌不同於一般商業品牌的是，文化產品的藝術性特別濃厚，而消費者的品位非單靠行銷可以打造；所以，文化產業的開展依賴消費市場在藝術品位方面的積累與成熟，非單靠強勢的媒體行銷可以在短期内勝事……一個社會的民衆傾向以文化消費來彰顯個人的身份認同，必定是該社會普遍的藝術素養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所以，大衆教育的陶冶是助成文化產業發展的條件。【摘自《全球視野的文化政策》，郭為藩，臺灣心理出版社，2006年3月】
歸根到底，文化生意也是生意，不過，比較起來，它和其他商業的運作模式還是有著本質的不同：文化產業並非是完全以“賺取利潤”作爲出發點，它的本質和目的，不應該虎視眈眈地瞄著別人的錢包裏面。
商業運作講求“行銷網絡”、“配售渠道”、“市場份額”、“價格競爭”等商戰手段，但文化產業行銷者的角色，卻在扮演一個“紅娘”多於一個“推銷員”，正如一場劇場演出的首要目的並不是把觀衆席填滿，而是讓“對的”消費者找到“對的”產品，而如何讓口味各異、品位不同的消費者找到“對的產品”，才是一個文化行銷人稱職與否的關鍵。
故此，文化產業行銷的成敗，還在於市民們是否有足夠的選擇，或者，再退一步，他們有沒有意識到：其實自己可以做出選擇、也應該做出選擇？於是，我們又回到了所有問題的起點：藝術教育究竟在整個教育體系中佔據什麽樣的位置？這個社會有沒有讓它的孩子從小開始慢慢學會獨立思考？今天學校裏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這些未來文化產業的消費者們—明天又會形塑出怎樣一種代表這城市的文化品位？
中國戲劇大師林兆華曾說過這麽一句話：“應讓觀眾選擇戲劇，而不是讓戲劇選擇觀眾。”我想，這大概可以作爲文化產品行銷策略的一個關鍵附註吧？
誰是中間人？（“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四）
卓明（戲劇工作者）：很多劇團會抱怨政府沒有提供行銷平臺，會認爲這是政府的責任。我問他們：你有沒有產品？沒有產品，談何市場？當作品做出來，觀衆喜歡，就有市場，市場機制會同步發聲，而後再擴大它的效益。
溫慧玟（表演藝術聯盟常務理事）：卓明提到一個重要關鍵，就是作品能否吸引觀衆走進劇場。這是表演藝術各領域共同存在的問題。
【“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雜誌（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文化“產業化”之後，“市場”成了揮之不去的話題。今天，我們已從“酒好不怕巷子深” 的時代進入了“酒好還要勤吆喝”的時代。好的文化產品，沒有適當配套，也未必受歡迎，畢竟，很多時候，能否吸引觀眾，不單取決於演出（或其他文化產品）的品質，也取決於觀眾口味和市場風向。
“文化產業”的一頭是創作者，另一頭是消費者。消費者在尋找不同的產品，創作者也在創作不同的產品，創作人當然不應忽略作品的受眾而“閉門造車”，但亦不該放棄自己的堅持，變成只知討好市場的“工匠”。消費者需要選擇的自由，創作人也需要創作的自由。
因此，要整個文化產業鏈得以形成，還需要把頭尾連起來的關鍵一環：“中間人”。一件文化產品是否能夠吸引觀眾，除了作品本身，“中間人”的仲介平臺的能力和效率，也是關鍵。文化產業的中間人需要具有靈活的機制、豐富的創意、廣闊的視野、實幹的能力，英國的“Art & Business(http://www.aandb.org.uk/)”組織，就是一個成功的中間人，在公司、企業和藝團、藝術家之間穿針引線；香港也有藝術中心，以及牛棚、藝術發展局，都在或多或少地扮演著這個功能。澳門的牛房也是一個類似角色，但其所具有的資源和扶持還無法與以上那些機構同日而語，那澳門文化產業中間人的角色，到底該由誰來扮演？如何扮演？都是澳門在高叫“發展文化產業”之餘應好好探討一番的話題。
文化產業，關我乜事？（“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五）
“在多個討論中我也曾提出，劇場是否只談intellectual（知性）？知性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略表演、劇場美學以及不同藝術元素在創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若劇場只是盛載知性内容的媒體，戲劇會否成爲只屬於某一類型觀衆的藝術創作？今日，我仍然深信戲劇的力量，更相信戲劇要多盛載當下港人最關心的議題，無分知性戲劇或娛樂戲劇。如果作品跟當下的市民沒有關係，那只會變成附庸風雅、只服務一小撮有經濟能力或社會階級人士的產物。劇場的多元性，該在乎創作跟人生活的關係。”【詹瑞文，“香港人，我令你愛上藝術了嗎？”2007年6月21日，香港《明報》】
讓文化產業植根於民衆和社區，既能從社會汲取源源不絕的動力與養分，而民衆的參與和關心也反過來不斷推動其發展，這種良性循環才是發展本土文化產業的長治久安之道，而那些以滿足遊客需要、延長旅客留澳時間為出發點的想法，都不過在假借“文化產業”之名，至於“文化”內涵早被淘空，徒剩外表聲嘶力竭的招徠吆喝而已。
今天的澳門，文化消費是否變成“附庸風雅、只服務一小撮有經濟能力或社會階級人士的產物”姑且不論，大部分民衆的文化需求在社會快速發展的步伐之下被嚴重忽略，卻正在形成一種吊詭的邏輯：越有錢兼有閑的人，越有機會主導文化消費群體；而越是為口奔馳的蟻民，越容易自動放棄自己、甚至下一代的文化權利。
一次親身體驗是，某家長不讓孩子去看一場兒童劇，其理由僅是因爲覺得小孩應多點“溫書”，而不應去做“看舞臺劇”這類“唔等使”的事情。除了喟嘆這家長的“教育理念”，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帶給我們另一種思考：其實，舞臺與社會之間應建立一種對話機制，這種機制會讓創作作品和人們的生活掛起勾來、會讓每一個民衆都覺得：原來，文化創作，是和自己有關係的。
藝術有乜用？（“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六）
來自遼寧瀋陽的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張天羽，除經過兩輪的面試外，亦須與遴選委員會的成員共晉晚餐，給成員全面觀察。張天羽憶述︰「餐廳內放置很多現代畫，其中一位對藝術有研究的委員指著某一幅畫，然後問是哪年代的畫。」幸好經常參觀畫展，從畫的內容和風格，分辨出90年代台灣畫家的手筆，令委員留下深刻的印象，卒奪得羅德獎學金。（摘自2007年9月13日香港《明報》）
本土文化產業要取得長遠、可持續發展，我認爲，如果不立即在藝術教育層面深耕細作，也許十年、二十年後，澳門還會在同一議題上喋喋不休。將藝術教育納入當前的教育體系，一定會面對重重障礙：師資、教材、教學方法……但其中最大障礙，也許竟會來自家長。試想：若學校開設藝術欣賞課、創作課、外展文化考察活動，也許大部分家長會開始皺眉頭：這麽多「閑科」，那我小孩學英語的時間夠不夠？背書練習的機會多不多？考試還能不能拿高分？
中大學生成為「羅德學人」負笈牛津大學修讀金融經濟學碩士，憶起擊敗多位競爭者的經過，最驚險一刻，竟是某次與遴選委員晚膳席間幾乎被一幅藝術畫作「考起」。看在強調「實際」的中國人眼裏，這幾近不可理喻：學金融經濟，和懂不懂鑑賞畫作有何關係？但這正是西方教育思維值得我們取法之處，他們更強調一個人的綜合質素。文化藝術的價值也正在此：它強調的，並非「技」的傳授，而是「道」的熏陶，一個人如果懂得對美的欣賞，自然會展開對美的追求，只要一個人心具這態度，就不會苟且、不會霸道，更會對自己和社會多一份要求和承擔。
因此，西方政商領袖頗具藝術修養的大有人在，克林頓是個色士風好手，丘吉爾的風景畫出手不凡……回到澳門，擅具文藝修養的高官巨賈你數得出哪一位？又或，你記不記得：上次聽到本地權貴顯要和大家談論一本好書、一曲好音樂、一幅好畫、一場精彩表演或一件出色藝術品，是什麽時候？
“小眾”、“大衆” （“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七）
“今天的演出不能再只有五成觀衆，所以我們得各方面想辦法。”陳炳釗說。……香港的情況始終不同紐約，所以題材的選擇很重要。陳炳釗年來的演出由原創轉向改編經典文本的趨勢，但即使如此，其實他無時無刻不在計量本地小型劇場的市場壓力，例如同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會寧願改編達里奧福(Dario Fo)而不選品特(Harold Pinter)作品。【2007年7月1日，香港《明報》】
以劇場的方式介入社會，陳炳釗認爲“劇場從來不必與大衆文化融合”、“而且不得不是小眾的”。某類型的思考和批判方式的選擇，永遠未必屬於“多數人”的，然而，“小眾”的劇場，也可以讓“大衆”參與，“大衆”與“小眾”的概念，有時候只是相對而已。
有別於跟主流、跟大隊的“傳統智慧”，對於一個謀求長遠發展社會來講，多元的思考維度不可或缺。但堅定的小劇場拓荒者如陳炳釗也承認：“今天的演出不能再只有五成觀眾。”我想，這所謂的“市場壓力”來自：小眾不能與大衆脫節。劇場不應該“爲了劇場而劇場”，更加不需要“爲了小眾而小眾”。文以載道，關鍵還在於如何選擇恰當的方式面向觀衆，使他們積極介入文化議題。
這也許是在港澳社會特殊現實下的特殊對策：藝術教育缺位、價值取向單一，整個文化藝術生態環境惡劣。因此，戲劇工作者除了創作之外，也應承擔起一份教育責任。正像一位前輩教導我的那樣：教育，就像釣魚。用的餌，應該是魚兒喜歡吃的，而不是你自己喜歡吃的。劇場，當然可以用來作爲“小眾”的批判、思考方式，但它也可以吸引、容納更多的“大衆”，甚至，作爲一個普通人娛樂、放鬆的地方。
在文化產業鏈裏，劇場只是小小的一環，但它衍生的話題討論，卻可以給整個社會帶來大大的思考。再一次證明：所謂“小”與“大”，不過是個相對概念罷了。
讓我們從討論開始（“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八）
鴻鴻（劇場暨電影導演）：……媒體沒有那麽多篇幅報道，很多重要的演出都沒有評論……新一代當然會問：爲什麽要做這些事？我接觸很多學生的創作能力可能比老師好，但他們只能窩在學校的小教室演，演完就散了，畢業後要怎麽辦？他們可以找個工作養活自己，然後演出，但去哪裏演？演給誰看？……我強調的評論，不是指我們這一代要什麽定位，而是讓年輕人做的事也被看見。過去二十年已有太多創作者做完、爽完了，如船過水無痕，看到這麽多人沒頂，很痛心。戲劇的能量需要積累，應建立一個評論機制，讓有實力的創作者被看見、被討論。【“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澳門的討論風氣可能是華人地區裏最單薄的。從舞臺藝術到文學創作、從社會時事到大廈管理，澳門人似乎不太相信討論可以產生作用。這裏所指的討論，當然不是街坊鄰里八卦一番的飛短流長，或是早晨清談電話節目裏只顧一己的發洩。討論，是多視角、多層次的思考維度，而最重要的，是願意聆聽的包容和勇於表達的誠懇。但現實是，澳門人從小就在接受另一種“訓練”：服從權威的訓練、保持沉默的訓練、拜高踩低的訓練。
這種社會性格的養成，對社會的危害如今幾乎已侵蝕各個層面，就文化藝術而言，它帶來的最大危害，是形成一種幾乎封閉的文藝生態環境：不同的藝術形態互不溝通，甚至在同一個藝術形態裏面，也會形成老死不相往來的各個小圈子。因此，在澳門，你找不到一本有關文化評論、藝術評論的雜誌，而一場演出完成之後，不論是好是壞，都很難感覺到（無論是透過互聯網、電視、電臺或報章雜誌）熱烈的討論風氣。
這沉默真的令人心寒，因爲它不但代表民衆不善溝通、不願溝通的性格，更代表了一種大家對自己的社會的冷漠。在這樣的環境裏面，我們的創意只會像裊裊輕煙一樣消失殆盡。那所謂的創意工業、文化產業，又從何談起？
2007年10月3日星期三
小城大事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狄更斯,《雙城記》
（圖片來源：家龍工作室；更多精彩圖片請看這裡。）當看見那些年輕的老師，社工們走上街頭；當看見他們在攝像機侃侃而談卻又面帶幾份謹慎的神情。我的内心突然感動莫名。
我相信，如果不是到了忍無可忍，如果不是因爲不吐不快，這些年輕的澳門人是不會選擇走上街頭的。而當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中產階層開始走上街頭，當越來越多的理性思考，批判聲音從四面八方湧現，也許，這個小城真的可以看得見新的希望？
説起來，我們也許應該感謝那些貪官庸官，感謝那些瘋狂斂財的權貴富豪，如果不是他們，我們也許不會突然驚覺這個小城這麽快就被“腐”、“蝕”的搖搖欲墜了吧？
不知道明天澳門的社會運動會向哪個方向發展，不知道今後整個社會的溝通對話機制會怎樣成形，也不知道這個社會最終會掙脫出這個無形的枷鎖，還是繼續在黑暗和墮落中沉淪。
但我們總算看見有人邁出了一步，也看見了更多的人在繼續前行。只要我們不停向前走，就終有一天會走到終點。
謹此，向那群走上街頭的澳門教師、社工及所有敢講真話、願講真話的人致敬！
（圖片來源：家龍工作室；更多精彩圖片請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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