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我們的舞臺在哪裏？（“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九）
一九六四年，名叫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的年輕人在挪威的奧斯陸創立了「歐丁劇場」，他到戲劇學院貼了張紙條，上面寫着「戲劇系不要你，免緊張，如果你堅持要表演的話，請來找我。」於是十七、八位被拒於主流戲劇學院外的年輕人，不知死活地去歐丁報到……這在一九六零年代在歐洲實屬前無古人的創舉，「劇場」，不再是個建築名詞，「劇場」是一群依他們自己的需求與信念界定創立出來的。【彭雅羚，“歐丁劇場—劇場演員的朝聖地”，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三月號，第159期）】
深陷發展困境的小城面對各種問題，最突出的，尤屬人力資源危機。如果說連銀行、酒店這些企業也頻受人資衝擊，那本小利薄的“文化產業”要想吸才納賢，恐怕更無從談起。但要知道，澳門人力資源的問題並非源自“賭場搶人”，賭業的膨脹，只不過再次把澳門社會多年積存的問題暴露出來而已。
澳門的爸爸媽媽希望孩子讀商科、醫生、會計，非因了解自己兒女的理想，也許只是覺得比較“易找工作”。理想、抱負，最後敵不過糧單上的一個數字。但我們還是不要怪這些爸爸媽媽罷，今天的父母，也曾是昨天的小孩，他們的苦口婆心可能正源於自己當初的切身感受：一代代的澳門年輕人在這個社會提供的、貧乏蒼白的人生選項面前，一早已經學識“放低”自己。所以，今日只知隨著“薪金”流來流去的跳槽大軍，又何嘗不正是這個社會多年的訓練成果？
以前，不願放棄夢想、又不願和別人一窩蜂鑽進賭場或政府的年輕人，要找尋屬於自己的舞臺，只剩“離開”一條出路；今天，擺在澳門人面前的選擇，驟看之下眼花繚亂，但仔細一看，除了雨後春筍的一家家賭場，我們好像還是無處可去。
就算不被主流接納、就算收入微薄，一群年輕人仍然會爲理想走到一起，將歐丁劇場發展成爲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劇場之一。羡慕之餘，回首自望，屬於我們的舞臺又在哪裏？
文化政策，誰的政策？（“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
馬逢國（立法會議員、前藝術發展局主席）：據我的理解，文化政策應涉及三個領域，第一個是生活文化，再來是高雅藝術（High Art），最後是流行文化……但現在我們的文化政策只有民政事務局推動的高雅藝術政策。我看到一個民間先導於政府和政團的現象。無論是政府還是社團，都沒有意識到民間的需要，這個需要不只是資源上，而是政策制定上的參與。西九發展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從反對的聲音和背景，到之後的文化保育政策等等，政府在這方面相對落後了。在未來的發展，政府在考慮文化政策的時候要有幾個突破：第一要突破純粹從高雅藝術的領域來考慮，第二要突破過去公衆參與的模式，思考現有的諮詢架構能否滿足社會的需求？【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澳門有沒有文化政策，是個你我可以來擡槓的議題。
廣義的“文化政策”範圍其實相當廣泛，它為一個社會涉及文化層面的原則、價值觀提供方向和指引。而這幾乎涵蓋社會各個層面：旅遊、教育、出版、廣播電視，以及演藝、文學等等。澳門雖然沒有一個完整的、綜述性的文化政策文件，但散佈各處的、形形式式的大小政策，卻可以將它們整合優化，而在所有工作當中，最重要的，還在如何讓民衆參與這些政策的制定過程。政府、民衆、媒體在涉及文化政策的討論甚至辯論過程中，大家都在學習如何表達、如何聆聽、如何溝通，而整體社會得以在這過程中共同成長，這種從民衆中發芽、生長出來的集體智慧，是那種行政主導所強調由上而下的“高效率”方式無法做得到的。
而若政策的制定方式是“我講你聽”，目的不過是爲營造“櫥窗式”的表面風光，真正生活在社區裏的市民就會慢慢覺得：文化政策，和自己並無關係。那麽，澳門有沒有文化政策這個議題，其實，連擡槓也沒有必要了。
文化與政治（“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一）
何慶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專業顧問）：我們的政策還是很中央集權思維……我們的文化政策不是有機的，想要主動建一座建築但卻不去看看文化基層有什麽發展……剛才許焯權說公衆需要文化權和文化尊嚴，但現在我們支持的文化正在嘲笑他們。你帶《茶花女》來香港，對他們來說是嘲笑，你放再多的錢他們也覺得被剝奪的。我們怎樣有機地從内審視他們的文化是很重要的。香港有一流的地理位置，有多元的文化，我們有錢有人才，有紐約和倫敦的條件，爲什麽我們不能成爲世界級的文化都市？一次我和龍應台吃飯，她回答跟大家一樣，“因爲沒有政治視野”。【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文化，是一個龐大而有機的整體，從中浮現出來的文化現象或產品—不論成功還是失敗—都是社會為我們提供的暗示與警號：當大衆媒體變得吞吞吐吐、瞻前顧後；當藝術創作變得舉步維艱、難以為繼……我們就該知道：自己的社會，出了問題。
發現一個人面色蠟黃、雙眼無神的時候，我們是替他搽些脂粉、戴副墨鏡就算，還是帶他去醫院做一次全身檢查？同樣地，當我們審視幾近空白的澳門文化產業，千萬不要以爲開幾間或販賣文化產品、或弘揚所謂飲食文化的店鋪就能解決問題。我們的目光，應該望得更深更遠；我們的思考，也應指向這片難以生長出創意、文化的貧瘠土壤。
龍應台將香港打造成世界級文化都市的癥結與“政治視野”拉上了關係，“政治”這兩個今天很容易令人不寒而慄的字眼，到底該如何解釋？維基百科對“政治”的定義是：“各種集團進行集體決策的一個過程，也是各種集團或個人為了各自的利益所結成的特定關係。”比較起來，還是孫中山的解讀簡單易明：“‘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不錯，政治，是衆人之事；文化，又何嘗不是？
全民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二）
創意需要全民參與營造氣氛優勢，產業多元何嘗不是。有旅客反映，澳門居民對賭場發展滔滔不絕，文化景點則說不出半句。何時開始全民關注文化，就是處身多元產業發展路之時。(摘自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日《澳門日報》)
古語雲：“民以食為天”。這話很容易理解：就是民衆最關注、重視的，是吃飯而已。再翻譯成稍微“現代化”一些的意思，就是：不管誰當政，只要把經濟搞好就行。但是，經濟、財富，就真是一個國家或者城市追求的終極目標？
中國經濟炙手可熱，上海更是群雄逐鹿的心臟，然而，一次親身體會卻讓一切經濟數據都變得毫無意義：在上海街頭攔出租車，車子剛在身邊停下，説時遲那時快，一個小女孩從身旁掠過，人還在驚訝，後面的母親已經歡天喜地地跟了上來，從絕塵而去的車子裏，隱約聽到，媽媽對女兒的“聰敏”大加讚賞；人到臺北，剛出機場，在售票亭買了票，到了那嘴嚼檳榔、看上去粗粗魯魯的司機那裏，才知買錯了要去退換，還沒有走回售票處，那司機從身後氣喘吁吁地趕來：“哎！你走的那條路便宜一百塊的，退票的時候，別忘了讓那小姐退錢！”……從那一刻起，我知道，不管上海有多少個亞洲最好、全球第一，如果讓我在這兩座城市之間選一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把它從名單上劃走。
經濟和文化，從來也不矛盾，推動全民對“文化”的關注，更不是什麽“等先發展經濟了再説”的議題。事實上，一座城市的經濟指標後面—也就是財富積累的方式、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恰恰讓我們看見這城市的文化優劣。如果一座城市的財富獲取方式是暴發性、掠奪性的，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個“爲富不仁”、“自私自利”、“見錢眼開”的生意佬；如果一座城市的運作方式是誰掌了權、誰就操控一切，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個善於投機鑽營的市民和倚仗身世耀武揚威的年輕一輩。那麽，請告訴我：這樣的“經濟發展”，到底有些什麽意義？
“替代”，還是“被替代”？（“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三）
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和英國卡麥隆·麥金托什公司聯合投資成立中英聯合音樂劇製作公司。中國對外文化集團總經理張宇說，新公司將逐步引進西方經典音樂劇進行中文版製作和演出，中英兩國還將聯合培養編劇、導演、演員、燈光、音響等中國音樂劇人才隊伍。中國文化部部長助理丁偉說，相信北京、上海在未來五到十年中，將成為繼紐約和倫敦之後的音樂劇大市場。他也希望中英兩國的合作，能夠催生中國本土音樂劇的發展。（摘自中國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
承認吧！不管如何努力，我們也生產不出《歌聲魅影》或《悲慘世界》來，就像硬要李安拍《老友記》劇集或迫高行健寫《達芬奇密碼》，文化產業的奇妙之處就在於：你無法來“指定”它的發展。就像打理一座花園，你可以去“規劃”花園的佈局和風格、精心耕種維護、等待，但你卻不能“規定”：開多少朵、什麽時候開、花朵的顔色深淺與形狀。
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中，當然也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寶貝”，那些其他的文化基因—哪怕它們再優秀—也無法取而代之的獨特元素。早前陳冠中來澳開講，談到文化“替代”論，當本土文化遇到外來文化的衝擊，慢慢的，就會產生本土“替代品”，將外來者替代，正如香港流行音樂的主流從當年的國語、英語轉變為粵語。本土文化產業在吸收外來者的成功經驗之後，從形式到體制上開始轉變，學會使用自己的力量來表達自己的文化魅力，當然是最理想的結果。但必須指出，這種良性“替代”，卻非必然。因爲，在盲目市場化下，出現另一種結果絕非杞人憂天：在蜂擁而至的外來競爭者面前，本土舞臺藝術的成長空間卻被扼殺，“中國音樂劇”的願景變成“來中國搵錢的西方音樂劇”的現實，本土文化不但無法完成“替代”任務，反被外來者“替代”。最後，我們的京劇、昆曲反要被迫“緊貼國際潮流”，在“耗資巨大”的豪華場景和流行音樂之下，唱著半RAP半ROCK的“新國粹”來努力創收。
文化的力量（“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四）
許焯權（香港中文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總監）：這幾年每個地區選出來的領導人一上臺說的話一定包括怎樣發展當地文化。他們很清楚文化和創意產業的重要，你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臺北市長郝龍斌，兩個都提這件事……爲什麽天星皇后碼頭的討論演變得如此激烈？就是大家沒有留意到整個社會的結構在變，文化已經突顯出來。大家以爲用經濟可以蓋過文化層面的討論，其實是不可能的。【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文化的力量，是最巨大的力量，因爲它作用在人的心裏。所以，最高層的政治角力，就是文化的角力。是的，不管我們GDP有多高、出口額有多少，也不管嫦娥能飛多高、導彈能打多遠，如果我們的孩子都非麥當勞不去、非荷里活電影和日本漫畫不看；如果我們的下一代熱衷聖誕勝於春節，喜歡哈利波特更甚於西遊記，那麽，我們最後還是輸了。
其實，中國人對文化也並非不重視，可爲什麽總很難取得真正意義的成功？從電影、舞臺劇到文學作品，中國文化產品的“炒作”技術已快和世界接軌，但在“品質”上卻依然飛沙走石，也許，出問題的是我們的文化發展模式：從最高決策層對文化面向的重視，到實際執行的文化官員的能力和胸襟氣魄，最重要的，是文化由下至上的生根、發芽、開花。今天，大家的確要從對“文化”不過是“吃喝玩樂的餘暇消遣”這種淺薄思維中跳出來。因爲，文化，其實有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尊嚴和身份，尤其在社會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的時候，低下階層最後擁有的尊嚴就是那份文化的尊嚴、文化的身份。
太多的事實證明：能賺錢的人，不一定是好人；能賺錢的產品，也不一定是好產品，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話裏，有一句幾乎認同到五體投地：“大家以爲用經濟可以蓋過文化層面的討論，其實是不可能的。”
文化身份（“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五）
跟不少影展一樣，釜山電影亦邀請了國際影星吸引各地媒體，然而大會的重心卻放在本地藝人身上，為他們製造在國際媒體曝光的機會。在遊艇會的露天空地舉行的開幕禮只有數名國際影星出席，踏上紅地氈享受觀衆呼聲和閃光燈的卻大都是南韓的本土藝人……本土娛樂事業和本地樂團巧妙地融入國際盛事當中，不用煞有介事地穿著韓服表演傳統農樂或“亞里郎”，就是從這些現代表演藝術，作爲一個外國人，也能感受到南韓濃厚的文化氣息及政府對文化藝術的着緊……就算我們將來擁有世界一流的文化硬件，但仍然缺乏文化人才及人文精神，一邊靠（世界一流的）外援撐場，卻一邊將本土文化拒諸門外，那外地表演團體便只如過客，而本土藝術亦難以發展，更無助建立及鞏固港人的本土或國民身份。【摘自“踏著釜山的紅地氈走向國際舞臺”，香港《明報》（二OO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往哪裏去？文化發展的最終目標之一，是一種身份和認同的建立。這種身份和認同，既不是來自強行灌輸，也非爲了排除異己。文化身份，是一份由内而發的品位、氣質、習慣；文化認同，能讓我們在芸芸衆生之中找到自己，也向別人投去包容、開放的欣賞目光。
今天，“本土化”是一個說起來理直氣壯的詞語，但在澳門的“本土化”呼喚後面，我們卻無法看見“本土價值”的建立與討論，可要知道，本土力量的培育、文化軟件的齊備，往往要花費兩代、甚至三代人的時間，而如果今天我們不在“為什麽本土化”這個議題上面取得共識，那麽“如何本土化”議題的真正推動就永遠無法真正開始。“本土化”的核心價值，當然不僅僅是爲了和外來者爭奪利益和話語權，“本土化”要做的，是為我們的文化尋找一個可以沉澱、分享的空間，而在這個空間裏面，我們能找得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身份和歸屬。
讓文化有家可歸（“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六）
藝術或創意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動力是不可模仿或外借，而要本土人士從本土出發。其實，很多藝術意念是可以移植再發展，以不同的表現手法來表達同一個或相似的意念，就像可以改編小説電影或舞臺劇，《無間道》和《無間道風雲》可以各領風騷。但是，藝術的動力是不可以從外面引進或政策從上往下推行的（但壞的政策可以扼殺本來存在的動力）。……許多城市的發展，是由於有一群具備創意和專業知識，又對生活素質充滿追求的，又能夠在社會各方面（例如諮詢會、專業團體、公共空間如媒體、市政政策局）發聲的人士所推動和帶領的。……香港這個城市當然不是文化沙漠，我們每年生産和消費的文化產品的數量和質量未必比別的地方少。但是，香港這個城市缺乏“文化”氛圍，讓文化人覺得“有家可歸”。【鄭巧玲，“香港文化人有家可歸？”2007年7月19日，香港《明報》】
身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講師鄭巧玲在文章裏提出“創意階層”的概念，她提出文化生機的推動力是一群被社會科學家Richard Florida稱爲“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的人。“創意階層”，根據Richard的定義，可分爲兩大範疇：1）核心創意人員，媒體工作者、藝術家、設計師、建築師、教師、電腦人才等；2）創意專業人員，以知識爲主要的專業人員，包括，財務顧問、醫生、律師等。這個“創意階層”必須符合這樣一些條件：他們在公共空間能夠發言，積極參與政策討論，推動社區發展；他們會直接支持甚至親自參與社區藝術的發展（消費也是支持的一種表現）；他們對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他們認爲自己有能力改進城市的面貌和氛圍；他們能夠感覺到志同道合的人的存在和力量。
讓文化人覺得“吾道不孤”，覺得自己能夠參與、正在參與這座城市的文化建設，這些，都是一座創意城市所應具備的魅力。而由此推論，我真的不知道：對於澳門“文化創意城市”藍圖的實現，你究竟有多少信心和寄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