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國者（I）
在（九一一）這樣集體激情的時刻，說這樣‘不愛國’的話，蘇珊‧桑塔馬上被指責為標準的‘叛徒’……成爲‘叛徒’，桑塔所做的不過是堅持一種不媚俗、不討好主流民意的坦誠而已，在專制結構裏，坦誠是勇氣；在民主體制裏，坦誠不只是勇氣，還是智慧。”（摘自：“不愛國的蘇珊”，《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龍應台著，天地圖書，2006年11月）
紐約出生的Susan Sontag被譽爲“女性知識分子的典範”、“美國最聰明的女人”，身爲美國人，她卻不齒美國的“橫行霸道”，撰文抨擊，毫不留情，因此被不少美國人視爲“叛國者”。今天，我們討論“叛國”話題，除了蘇珊這被視作“叛國者”的公共知識分子，我實在無法不想起另一位“叛國者”：袁崇煥。
明末名將袁崇煥，寧遠一役以不足兩萬軍民的孤城擊敗率十萬精兵來犯的努爾哈赤、寧錦一戰中為明朝贏得一場在明清興亡史上極爲重要的爭局……這麽一位忠心護國大將軍，最後卻死在“裏通外國”的“叛國罪”名下！細閱歷史，我發現大廈將傾的大明朝不缺嚴懲叛國者的法律：袁崇煥被定罪後，“家屬十六嵗以上處斬，十五嵗以下為奴，妻妾子女兄弟流放二千里外”，至於“叛國者”自己，被處“市磔”之刑——身上的肉被一小片一小片割下來——“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正是對“叛國者”如斯嚴厲的懲罰，幫助了揮兵來襲的大清敵軍，也熄滅了為明朝力挽狂瀾的最後希望。
社稷已傾，錯殺袁崇煥的崇禎終於決定“高官問責”——自縊於景山。就在去冠掉冕、披髮跣足之際，這位落魄皇帝說了這麽一段話：“朕涼德邈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唉！可惜呀可惜，“朕即天下”的他，到死也沒有弄明白問題的關鍵所在：沒有公平、公正、具公信力的制度，沒有專業、無私、敢言敢爭的執法者與監督者，哪怕具備再嚴厲苛刻的法律、哪怕擁有再肝膽相照的忠臣，也注定無力回天。只不過，這些道理今日聽在我們這些“做緊大人嘢”的澳門“細路仔”耳裏，可會激起内心的一絲沉思與反省？
（“誰的未來”系列，十七）
2008年10月31日星期五
2008年10月17日星期五
【小説】（一題多寫之） 報復
報 復
(荒誕都市極短篇系列)
今天是他的假期，難得的一天假期。
能夠離開那張令人厭惡的辦公桌、不用走進那幢令人壓抑的辦公樓，一想起這些，他就無法抑制内心的興奮。
他從床上下地，站直身子，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外面，金黃耀眼的陽光從窗簾縫隙間鑽了進來，曬在他身上，令他感覺到一陣溫軟的熱力。他向前躍了一步，一把拉開厚厚的窗簾，燦爛的陽光像洪水般佔據了他的臥室。他開心地笑了起來，用力呼吸了一口早晨的空氣——換了平時，也許自己正在垂頭喪氣地準備出門上班吧？
當然，今天不一樣。
今天是他的假期，難得的一天假期。
他得意地哼起不知名的小曲，準備好好開始享受這難得的一天假期。節目，其實早就準備好了。他拿起電話，撥打起來。很快，對面接通了。“你好！”對面傳來了熟悉的聲音。他像一枚突然引爆的炸彈，一輪嘴地盡情發洩着對這個城市的不滿，言辭尖酸，語氣刻薄。甚至連電話對面的幾個主持人也不知所措起來——這是城裏一個有名的時事評論節目，幾個主持人嘗試緩和他的激烈語氣，不過顯然並不奏效，最後，在大氣電波裏一片毫無交集的混亂之下，他被幾個主持人掛了綫。
這令他十分不滿，他餘怒未消地咒駡着那幾個自以爲是的主持，然後，他打開電腦，匿名登入一個有名的本地網絡論壇，在那裏繼續剛才沒能暢快發洩的不滿，用盡各種刻薄挖苦的手段。關上電腦之後，他覺得心情舒坦了不少，嗯，該是時候出去走走了。
梳洗穿戴完畢，他走出了門口。清晨的太陽剛剛露頭，陽光煦軟柔和，不過，在這令人討厭的炎熱盛夏，相信這局面維持不了多久。樓下的茶餐廳是他喜歡去的，不過，可能是近年生意不好做—客人越來越多，夥計卻越來越少、以前和和氣氣的老闆變得越來越不耐煩，整天一臉眉頭緊鎖的樣子，樓面夥計喜歡和人客聊個不亦樂乎的場面今天也不復見。
他挑了一個安靜的位置坐下，點了最喜歡的奶茶和奶油多士。旁邊，兩個客人在大聲地爭論着什麽，他側起耳朵聽了一會，也大聲地加入了戰團，三個人爭得面紅耳赤，直到老闆走出來制止，怕這幾個人把客人都嚇跑。這時他才想起自己點的東西還沒有來，趕緊催促一番，那個明顯生手的夥計沖過來，把手上端來的東西放在他面前。
“喂！”他勃然發怒，大聲投訴，“我要的是奶油多，不是公仔面！”
那個樣子不過十七八嵗、可能是剛剛來做暑期工的年輕人一臉不屑。老闆走了過來，“哦！肯定是廚房又搞錯了！”老闆瞥了一眼桌子上的食物，好像沒有立刻出手更換的意思，他當然知道老闆的潛臺詞。唉！算吧！反正自己也沒有耐心再等下去。他嘟囔着，接過那碗不約而至的公仔面，胡亂地吃完。原本轉好的心情又惡劣起來，他覺得體内四處一股股無名怒火正在集結聚合、四處亂竄，不知道哪裏可以找到一個發洩的出口。匆匆付了賬，他心煩意亂地推開餐廳大門，走上大街。
“喂！”突然，身後傳來一聲叫喊。他轉身，是一個推銷電話卡的職員。他想擺手打發走對方，對方卻相當熟絡地叫出了他的名字。
他愣了一愣。
“是我呀！”對方跨近一步，“中學同學……記得？”
他恍然大悟，點起頭來。
“怎樣？好久不見，你現在哪裏高就？”對方問。
他報了一個機構的名字，對方臉上明顯地流露出羡慕的神色。“你的運氣真不錯。在那裏工作，人工和福利都很好吧！”
他面無表情地點點頭。
“其實，你在那裏上班，是做些什麽呢？”好奇的對方，問題沒完沒了。
他匆匆敷衍了幾句，開始覺得有些厭煩—他可不想現在來談論自己的工作，這個難得的一天假期，眼下已經給搞的夠糟糕的了。
“什麽？”對方卻不太識相，仍然雞啄不斷，“啊呀！原來你專門負責處理公衆投訴的呀？那不是很煩？打電話來投訴的那些人，一定都很令人討厭吧？”對方想恭維他幾句，不過卻沒發現正令事情變得更糟，“不過也好，這份工也不錯！坐在那裏聽電話就行。”
不知怎的，這話突然激起了他内心那股壓抑良久的無名之火。他突然想起了那些莫名其妙打來吵吵鬧鬧的陌生人、想起了每天被電話另一頭不知名的聲音揶揄咒駡的自己、想起了那個一味做縮頭烏龜的部門主管，還有，那份該死的工作！那種該死的生活！這一刻，那些他努力想抛諸腦後的記憶突然湧回腦海，激起了他充滿仇恨的報復之心！
那些從這個社會四方八面聚焦到他身上的怨氣，他也要吐回這個該死的世界去。想到這裡，他冷冷盯了對方一眼，默默在内心記下了那個久未謀面的中學同學胸前名牌的員工編號。好！一回家，就先寫封投訴信給他的公司，投訴他什麽好呢？對，就說他工作的時候和熟人聊天，肯定會招來他公司的指責，説不定還會被扣獎金呢！一想到對方被訓斥時垂頭喪氣的模樣，他的内心竟然莫名其妙地舒坦了起來。
中午已至，剛才還煦暖溫和的陽光，現在卻已換上了另一幅嘴臉：毒辣辣的太陽，狠狠向這擠迫小城肆意發洩着熱力，似乎正在進行着另一場蓄謀良久的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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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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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陣子實在忙得不可開交，但看見寂然在facebook上文學群組提出一題多寫的計劃，還是很興奮地參加了。在上班途中的車程裏構思了“報復”這個主題，以及大綱，當晚回家後用了一個多小時寫完了第一稿。這麽投入，是因爲，從高中以後，已經很久沒有嘗到過這種“吾道不孤”的感覺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各自埋頭創作，然後互相交換作品和心得。在澳門，告訴人家自己喜歡讀書已經是一件很異相的事情，還說自己喜歡寫小説，恐怕更加說不出口。寫小説，搞創作，是一條孤單的道路，一個人的瑟縮之旅常常讓你想找個舒服的位置坐下來，不再起身，不再走上那條看不見盡頭的去路。所倖，間中看見身邊掠過的身影，還有溫暖的笑臉和有時伸過來拉你一把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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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題其他小説請見：（這裡）
2008年10月3日星期五
（斷章寫意）給未來孩子的信
給未來孩子的信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摘自中國失明歌手周雲蓬個人專輯《中國孩子》内單曲“中國孩子”歌詞，2007年4月）
親愛的孩子們：
哎呀！我真的是老糊塗了，你看，我怎麽還叫你們“孩子”呢？我知道，你們早就已經長大、早就在這社會各個角落佔據了或重要或不重要的位置。我還知道，這麽多年來，你們一直在内心裏恨我們，痛恨我們這一代從來不思考未來（也就是你們的現在）的先輩。我知道，在你們生活的年代，無毒的空氣和清潔的食水都已是需要進口的稀缺資源，我知道，你們要付出每月薪水的一大半來購買可以放心享用的外國進口食品和藥品。我知道，從小到大，你們因爲食用了太多基因改造和化學污染的東西，以至一個個百病纏身、蒼老早衰。我知道，在你們生活的年代，“中國製造”已成了全球避之則吉的標誌，我知道，你們要付出多麽艱辛的努力，才可以重新拼湊起被我們這一代砸得稀爛的“中國”兩字……
是的，我知道，這些，我都知道。
此刻我寫這封信，並不是來道歉的。因爲，我知道，你們早就已經草擬並通過了法律，規定所有年紀老邁的人都會被驅趕離開中國的土地。如今中國土地上的資源已經極度稀缺，不要說我們，就連你們年輕人自己也不夠用。所以，趕走風燭殘年的老家伙，實在是無可挑剔的決定（其實，不怕告訴你們，在我們的年代，我們對待自己社會的老年人的做法，也差不多。所以，真的，我不怪你們）。
這封信，與其說寫給你們，倒不如說是我寫給自己。我想對自己說：如果—僅僅只是如果—我可以回到自己還年輕的時候，我一定不會做一個只會袖手旁觀的年輕人、我一定不會做一個只曉得沉默不語的年輕人、我一定不會做一個只懂得逃避和忘記的年輕人。可惜，正是因爲當初自己什麽也沒有做，所以，現在除了後悔，自己已經什麽也做不了。
再見，我的孩子們。
一個悔恨不已的年邁老人
寫於被趕離中國的“敬老號”太空船4號艙
（“誰的未來”系列，十三）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摘自中國失明歌手周雲蓬個人專輯《中國孩子》内單曲“中國孩子”歌詞，2007年4月）
親愛的孩子們：
哎呀！我真的是老糊塗了，你看，我怎麽還叫你們“孩子”呢？我知道，你們早就已經長大、早就在這社會各個角落佔據了或重要或不重要的位置。我還知道，這麽多年來，你們一直在内心裏恨我們，痛恨我們這一代從來不思考未來（也就是你們的現在）的先輩。我知道，在你們生活的年代，無毒的空氣和清潔的食水都已是需要進口的稀缺資源，我知道，你們要付出每月薪水的一大半來購買可以放心享用的外國進口食品和藥品。我知道，從小到大，你們因爲食用了太多基因改造和化學污染的東西，以至一個個百病纏身、蒼老早衰。我知道，在你們生活的年代，“中國製造”已成了全球避之則吉的標誌，我知道，你們要付出多麽艱辛的努力，才可以重新拼湊起被我們這一代砸得稀爛的“中國”兩字……
是的，我知道，這些，我都知道。
此刻我寫這封信，並不是來道歉的。因爲，我知道，你們早就已經草擬並通過了法律，規定所有年紀老邁的人都會被驅趕離開中國的土地。如今中國土地上的資源已經極度稀缺，不要說我們，就連你們年輕人自己也不夠用。所以，趕走風燭殘年的老家伙，實在是無可挑剔的決定（其實，不怕告訴你們，在我們的年代，我們對待自己社會的老年人的做法，也差不多。所以，真的，我不怪你們）。
這封信，與其說寫給你們，倒不如說是我寫給自己。我想對自己說：如果—僅僅只是如果—我可以回到自己還年輕的時候，我一定不會做一個只會袖手旁觀的年輕人、我一定不會做一個只曉得沉默不語的年輕人、我一定不會做一個只懂得逃避和忘記的年輕人。可惜，正是因爲當初自己什麽也沒有做，所以，現在除了後悔，自己已經什麽也做不了。
再見，我的孩子們。
一個悔恨不已的年邁老人
寫於被趕離中國的“敬老號”太空船4號艙
（“誰的未來”系列，十三）
刊於2008年10月2日《澳門日報》新園地
2008年9月26日星期五
公民力量，全賴有你！
關乎澳門公民社會建設的盛事，請你一定踴躍參與！
以推動建構公民社會為宗旨的本地論政團體“澳門公民力量”將於本星期日（9月28日）下午舉行成立典禮，同時舉辦“澳門．公民社會的視野”論壇，邀請本地及香港的著名學者主講，歡迎有興趣的市民參加。
澳門公民力量的成立典禮暨“澳門．公民社會的視野”論壇，將於本星期日（9月28日）下午三時於澳門理工學院禮堂(高美士街)舉行。大會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博士、著名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先生、澳門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郝志東博士任主講嘉賓，並熱烈歡迎所有對公民社會建設感興趣的市民參加，與三位主講者共同討論相關的話題。
在論壇上，陳健民將圍繞“如何透過公民社會達致民主社會的理想”這個議題，以世界各地的民主實踐過程為例，探討公民社會可以在當中發揮的影響和作用。梁文道則會以“遲來的解殖和晚生的公民”為題，以具有相類政治經驗的不同社會為例，闡述公民社會催生和建構的方式。來自本地的郝志東則着眼於澳門公民社會的具體建設情況，從澳門時事出發，探討政府的管治得與失，指陳“社會信任”的重要性。澳門公民力量由本澳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組成，將以民間論政團體的模式運作，希望在履行公民關心社會時事的責任之餘，推動本澳議政風氣，與公眾一起回應社會議題，思考社會變革方向，審視、建構新的社會價值。該會希望透過推動社會各階層，參與、討論社會事務，承擔公民義務，共同構建公民社會，維護民主法治。
公眾若對本次論壇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8700169與毛小姐聯絡。
以推動建構公民社會為宗旨的本地論政團體“澳門公民力量”將於本星期日（9月28日）下午舉行成立典禮，同時舉辦“澳門．公民社會的視野”論壇，邀請本地及香港的著名學者主講，歡迎有興趣的市民參加。
澳門公民力量的成立典禮暨“澳門．公民社會的視野”論壇，將於本星期日（9月28日）下午三時於澳門理工學院禮堂(高美士街)舉行。大會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博士、著名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先生、澳門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郝志東博士任主講嘉賓，並熱烈歡迎所有對公民社會建設感興趣的市民參加，與三位主講者共同討論相關的話題。
在論壇上，陳健民將圍繞“如何透過公民社會達致民主社會的理想”這個議題，以世界各地的民主實踐過程為例，探討公民社會可以在當中發揮的影響和作用。梁文道則會以“遲來的解殖和晚生的公民”為題，以具有相類政治經驗的不同社會為例，闡述公民社會催生和建構的方式。來自本地的郝志東則着眼於澳門公民社會的具體建設情況，從澳門時事出發，探討政府的管治得與失，指陳“社會信任”的重要性。澳門公民力量由本澳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組成，將以民間論政團體的模式運作，希望在履行公民關心社會時事的責任之餘，推動本澳議政風氣，與公眾一起回應社會議題，思考社會變革方向，審視、建構新的社會價值。該會希望透過推動社會各階層，參與、討論社會事務，承擔公民義務，共同構建公民社會，維護民主法治。
公眾若對本次論壇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8700169與毛小姐聯絡。
2008年9月17日星期三
2008年9月2日星期二
爺爺和奶奶
在自己的記憶裏，爺爺和奶奶好像從來就是這麽老。奶奶曾告訴我，小時候的我最喜歡奶奶，經常像只小鴨子一樣跟在後面出出入入，直到有一天，看見奶奶睡覺前拿出假牙浸泡在水杯裏，那下子可把小小年紀的我嚇壞了，之後好一段時間看見奶奶就躲。對於一個幾嵗小孩子來講，看見一個人居然可以把整副牙拿出來，心中的恐懼，的確可想而知。所以，當我長大後看見了爺爺奶奶年輕時的照片，心中真的充滿了好奇：原來爺爺奶奶也曾經有過那麽漂亮、那麽英俊的時光？
爺爺奶奶的年輕日子是怎麽樣的呢？從小到大，他們從來也沒有系統地向我講述過他們的故事，我聽到的、記得的，都是一些零零星星的片段，直到這次到上海去辦理奶奶的後事，從追悼會上宣讀的奶奶的生平、兄妹們的資訊交換，才又窺見了更多的真貌。
原來，奶奶在北京東交民巷出生，畢業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天主教聖心會在上海創設的震旦女子文理學院（Aurora University），爺爺則畢業於聖約翰大學（Saint John's University），一所由美國聖公會二十世初在上海創辦的大學。據説，奶奶的媽媽是皇宮中的宮女，奶奶的爸爸則是當年曾割據一方的軍閥（至於他們之間的故事，就真的一點也不知道了）。我知道的一個傳聞，是據説當年爺爺奶奶結婚的照片，還登上過美國的報紙。在中國的那個年代，爺爺是名校裏意氣風發的天之驕子，奶奶也上過大學、受過良好的教育，當年也該是才女一類的人物，一直與文墨打交道（所以，從家族的經絡來看，自己喜歡文字的基因，應該大部分是來自奶奶的遺傳），爺爺是機電工程方面的專家，據説，新中國早期的電話（手撥號碼盤的那種）就是出自爺爺當年工作的工廠，而身為工程師的爺爺，也許就正是其中的主要人物吧？我記得，小時候，還沒有見過電話的我，最喜歡玩的，是爺爺辦公桌上那個電話撥號盤，雖然只有拆下來的一個號碼盤，但用手指撥弄聽它發出的聲音，真的讓我樂此不彼。那個時候，在我眼裏，爺爺是個神通廣大的人，在那個物資匱乏，什麽都很珍貴的年代，左鄰右裏的任何機械或電子的東西壞了，都會拿來給爺爺，而他也幾乎全部都可以修好。
爺爺的機械天分，奶奶的藝術細胞，在他們的後代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我的三叔繼承了爺爺的機械天分，記得小時候，三叔給我做的玩具，是一部小汽車，不但車門能開能關，而且裏面的方向盤也能左右轉動，更奇妙的，是連車輪也會因應方向盤而轉向，在那個連布老虎也不多見的年代，這無異於一件頂級的高科技玩具了吧？至於我的爸爸，也是從小就展現出過人的繪畫和設計天賦。等到了我們這一輩，這些基因裏的特質，竟然還在繼續奇妙地在發揮它們的功能：三叔的女兒，現在在通用汽車，成了一個汽車設計的工程師，而我，也沒想過自己會寫起文章，創作起文學作品來。遺傳的基因，真的就是這麽奇妙。
我相信，爺爺和奶奶的身上，真的有很多故事，可自從解放之後，到中國陷入一場又一場的運動（不是sports的那種“運動”），他們被批鬥過，被関進牛棚過，因爲他們的出身，他們的四個兒子，也被扼殺了許多發展機會，所以，對自己的身世背景，他們很少在孫兒輩面前提起。我今天記得的一個片段，是奶奶告訴我，當年讀聖約翰大學的爺爺是個不折不扣的公子哥兒，光是領帶的打法，他也鑽研出十幾種，而那一大堆各式領帶，在解放後，怕出事的奶奶把它們扎成了拖把，快快地銷毀。想一想真是搞笑：當年奶奶用那些名貴領帶扎成的拖把拖地的時候，不知道心裏面在想些什麽？
爺爺和奶奶是終身相守的一對，我記得小時候，爺爺和奶奶之間永遠會說廣東話，我們這些只曉得說上海話的孫兒孫女們在玩耍的時候，聼着他們倆用一種我們聼不懂的話在溝通，好像那是一種只有是他們兩個約定的密碼。現在想起來，兩個出自精英階層的年輕人，經歷中國那個巨變的年代，從天堂到地獄，他們互相憐惜，互相扶持的那一份情誼，我們孫兒輩無從知曉，現在想來，應該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同病相憐吧？前些年，爺爺去世之後，奶奶的情況也急轉直下，這時候，我才體會到在他們之間這份琴瑟合鳴的默契以及悲傷。
我想，此刻他們應該已經在天上重聚，重新把握這份執字之手，與子皆老的情誼了吧？然而，對於爺爺和奶奶，自己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盡自己的所能把他們的故事和記憶留下來，據説，在奶奶去世前幾年，她曾經着手撰寫回憶錄，把她的身世寫下來，不過，因爲視力的衰退，以及記憶的流逝，更多的，是她身體的急劇惡化，好像開了個頭之後就不了了之了。我想，自己會嘗試從現在開始聯合兄弟姐妹，叔伯姨嬸們，嘗試將散落的、星點的片斷撮拾起來，不但希望完成奶奶的心願，也為我們這一輩的後代，留下這一段屬於他們的歷史。
2008年9月1日星期一
奶奶，再會。
從知道奶奶去世的消息開始，一直到人在上海、一直到靈堂裏的追悼會。自己一直都沒有掉眼淚。沒有流淚，不是因爲自己不傷心，而是因爲自己一直都在目睹着奶奶的衰老，目睹着歲月在一個人身上能造成的最大腐蝕，看着她記憶漸漸消失，看着她變得像一個小孩子一樣軟弱無力……我甚至覺得—如果我相信真的有天國的存在的話—死亡，或許是一種解脫。
然而，當靈柩來到靈堂的地下車庫，當靈柩被移上車，車後門將被關上，我們全體家屬們對着奶奶鞠躬的時候，我擡頭看了看她的棺木，不知怎的，嘴裏突然喃喃吐出了一句上海話—就像無數次在上海離開奶奶家裏的時候說的那句—奶奶，再會。然後，不知道怎的，我的眼淚突然一下子湧了出來，我知道，自己曾無數次說過的這句話—以及它所代表的願望，這一次，已經不再可能實現。
人和人之間要講緣分，而我們與自己的親人之間的緣分，真的不可思議：兩個原本毫無關係的男女從認識到結合，然後，他們生下子女，再然後，他們的子女再生下子女，我們，就這樣在奇妙的緣分中被串聯起來。真的，你仔細想一想，人生中這樣的相遇，是怎樣的概率？我們相遇的機會，又是怎樣的渺茫？然而，我們畢竟相遇了，更在對方的生命中佔據了一個重要的、不可替換的位置，可是，我們終於也要分開，就在奶奶棺木蓋上的那一刻，我突然好想、好想再抱一抱她—我在記憶中努力搜尋，長大了之後，自己好像從來還沒有和奶奶擁抱過，就算到了她生命將盡的最後那幾年，我去探訪她的時候，好像也沒有怎麽擁抱過她。
那一個永遠也無法實現的擁抱、那一次永遠也無法實現的再會，突然讓我醒覺：雖然我們和自己身邊親人有漫長的一生共對，但如果不去好好珍惜，當上天分派給屬於你們的時間結束以後，便再也沒有重新把握的機會了。那一刻，我突然好想擁抱一下所有的身邊人，我的叔叔們、嬸嬸們、堂兄妹們，還有自己的爸爸、媽媽，妻子、女兒……好好把握當下，好好珍惜手中所有，多年手執教鞭、喜歡教育我們這些孫兒孫女們的奶奶，在她的生命消失之際，用一種奇異的方式給我們上了最後一課。
謝謝你，奶奶。
奶奶，再會。
只要相信天國，我知道，總有一天，我們會再會的。
然而，當靈柩來到靈堂的地下車庫，當靈柩被移上車，車後門將被關上，我們全體家屬們對着奶奶鞠躬的時候，我擡頭看了看她的棺木，不知怎的，嘴裏突然喃喃吐出了一句上海話—就像無數次在上海離開奶奶家裏的時候說的那句—奶奶，再會。然後，不知道怎的，我的眼淚突然一下子湧了出來，我知道，自己曾無數次說過的這句話—以及它所代表的願望，這一次，已經不再可能實現。
人和人之間要講緣分，而我們與自己的親人之間的緣分，真的不可思議：兩個原本毫無關係的男女從認識到結合，然後，他們生下子女，再然後，他們的子女再生下子女，我們，就這樣在奇妙的緣分中被串聯起來。真的，你仔細想一想，人生中這樣的相遇，是怎樣的概率？我們相遇的機會，又是怎樣的渺茫？然而，我們畢竟相遇了，更在對方的生命中佔據了一個重要的、不可替換的位置，可是，我們終於也要分開，就在奶奶棺木蓋上的那一刻，我突然好想、好想再抱一抱她—我在記憶中努力搜尋，長大了之後，自己好像從來還沒有和奶奶擁抱過，就算到了她生命將盡的最後那幾年，我去探訪她的時候，好像也沒有怎麽擁抱過她。
那一個永遠也無法實現的擁抱、那一次永遠也無法實現的再會，突然讓我醒覺：雖然我們和自己身邊親人有漫長的一生共對，但如果不去好好珍惜，當上天分派給屬於你們的時間結束以後，便再也沒有重新把握的機會了。那一刻，我突然好想擁抱一下所有的身邊人，我的叔叔們、嬸嬸們、堂兄妹們，還有自己的爸爸、媽媽，妻子、女兒……好好把握當下，好好珍惜手中所有，多年手執教鞭、喜歡教育我們這些孫兒孫女們的奶奶，在她的生命消失之際，用一種奇異的方式給我們上了最後一課。
謝謝你，奶奶。
奶奶，再會。
只要相信天國，我知道，總有一天，我們會再會的。
2008年8月2日星期六
黑與白
"我真覺得世界沒那麼非黑即白.記得有一次,我在brighton讀書讀到很煩悶,於是周末就去倫敦走走. 在前往火車站的路上,有一大批一大批的人向我迎面走來--他們是從倫敦來brighton的人. 那一刻,我懂了,這世上沒有什麼完美的地方,我們都只在交換著異地的經驗. 於是,我台灣的朋友常去香港,澳門人常去台北,香港人又喜歡來澳門擠....所謂光明世界與黑暗世界,其實不是截然二分的......."(Pan)
展鵬的觀點，其實我完全認同。我覺得，或許是大家表述的方式不一樣。我承認，這個世界沒有那麽非黑即白，而光明世界與黑暗世界，也不是截然二分的。但是，我卻認為“黑”與“白”的判斷，在基本上，還是分得很清楚的。問題在於，黑暗的世界裏面，可能摻雜了白色，而光明世界裏，可能也有幾抹黝黑，整個世界是在動態中不斷變化，黑與白，也在不斷變化。
記得多年前，自己第一次去臺灣，我還記得，每個人都和顏悅色，有問必答，而且，也是相當耐心和誠懇，因此，自己在心裏便覺得要好好珍惜這個城市，真的，自己會處處禮讓，甚至連到夜市吃東西也會少用幾雙衛生筷子，希望不要給這裡製造太多的垃圾。但是，我記得自己在北京，曾和某景點的管理員大吵了一交，因爲對方的不禮貌和工作馬虎，同樣的事情，在上海，在珠海，都發生過，然而，每一次的事後，自己都很沮喪，不是因爲那些吵架的對象，或是吵架本身，而是因爲發現自己竟然會變成一個“暴怒”的人。我，還是那個我，但在臺灣，自己可以保持溫文爾雅，一次脾氣也沒有發過，但在大陸，自己卻很容易就變成一個動不動就竪起毛的公鷄，令我覺得迷惑和沮喪的，是自己越來越不明白：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己？
光明世界不是絕對的，但就像《無間道》裏的劉德華，從黑暗世界潛伏到光明世界的一個棋子，卻慢慢地心懷對光明的嚮往，像《黑暗之神》的batman，潛伏在黑暗世界的光明使者，卻也發現自己内心的黑暗。黑與白，已經不再世用地理國界，政治黨派，甚至用“人”本身來劃分的了。然而，可悲的是，現實世界裏，光明天使越來越少，像《黑暗之神》裏激發人性醜惡的小丑卻越來越多，有時候，反省自己，發現在自己身上的平和，包容，隨和越來越少，反而不滿，憤怒，痛恨越來越多，這座城市散發出來的負能量越來越多，我突然意識到，原來自己也在慢慢改變，而令我憂心忡忡的，是害怕自己正在變成一個内心“黑暗”多過“光明”的“魔鬼”。（雖然，我認爲，如果大家都一定要生活在地獄裏的話，做一個魔鬼會比做一個天使更快樂，哈）
展鵬說的“交換經驗”，我也深有體會，不久前，由朋友來玩，自己負責招待，朋友（内地的）從上車開始就對澳門讚不絕口，汽車對斑馬綫行人的禮讓，馬路上不會聽見不絕于耳的喇叭聲，甚至，他還向發現新大陸一樣告訴我：“你看，澳門的馬路多乾淨，沒有到處一地的垃圾”，然後，他不無羡慕地說，“你生活的這個城市，真好。”那一刻，我的確内心一“突”，覺得其實這個城市也不是那麽差吧？
我想，好與坏，其實來自比較，如果想劃一條絕對的“光明黑暗分界綫”，其實在現實中根本做不到，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而恰如前述，我鎮正擔心的，是澳門這城市如今散發出來的負能量太多太猛，自己已經漸漸覺得吃不消。我同意，光明世界和黑暗世界不是截然二分的，但我也堅持，光明和黑暗是截然二分的，所謂灰色，也許是光明向黑暗轉變的過渡，當然，也有可能是黑暗向光明轉化的漸變。這個世界是會慢慢變得更光明，還是慢慢變得更黑暗，可以留給大家繼續討論，對於澳門，我是悲觀主義者，縣在唯一的希望，是在大家最終墮落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之前，好好享受這片刻的光明。
2008年7月31日星期四
分拆李爾
聽過這麽一個童話故事：一個農夫，住在黑暗王國與光明王國的交界處，他的房子坐落在黑暗王國這一邊，在黑暗王國生活的農夫，每天都要小心謹慎，生怕說錯了話，做錯了事。於是，他想出了一個好方法：當他受不了了的時候，他就偷偷跳過國界缐，來到光明王國，盡情地大叫大笑大跳，抒發完了，再回到自己在黑暗王國的小屋子裏。其實，這個“BLOG”也就是我可以跳出去的光明王國。
當你生活在一個像澳門這麽美好，精致，小巧，迷人的地方，你慢慢地會發現它的荒謬，落後，沉悶，可怕。可是，最可悲的，是你想盡了辦法，發現自己也沒有辦法，沒有可能戳破它可怕一面的重重黑幕。於是，我就選擇了網絡世界，把自己不能說的，沒有渠道說的東西“傾倒”在這裡，然後，再Log out，關機，回到自己的黑暗王國裏去。
很可怕？不，我卻不認爲如此。每個人的生活都有無法“發洩”的地方，借用之前和幾個朋友討論的話題，“天下烏鴉一般黑”，這種到無處宣洩的困局，到哪裏都一樣。所以，我很慶幸自己生活在一個網絡時代，讓我可以不用跑到虛擬的童話世界，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光明王國。
不過，最近，我又找到了一個新的“光明王國”。初為人父的自己，希望在網上的空間留下自己思緒的點點滴滴，可是，這裡好像又不是一個太適合的地方，因爲自己仍希望可以在這裡保持一個匿名的狀態，早前，不慎有一篇文章把這個空間和自己的真實生活拉上了關係，結果搞出了一場軒然大波，令自己幾乎產生了關閉本Blog的打算。所以，以後自己也不會將私人的生活，感想在此公佈。想來想去，只有一個方法：分拆李爾。
日後，這個Blog會維持運作，包括上載自己的專欄文章，以及社會時事評論，但不過，主要的精力會轉向另外一個新的Blog，那裏，將有我生活的全新動力--自己的一個小baby。
我找到了自己的光明王國，也祝你好運！
再一次，以及千百次地說一句：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在我的光明王國，和我站在一起！
2008年7月25日星期五
對話
今天的澳門，此起彼伏的“諮詢”，“對話”是煞有介事，“公平”“公正”心態遍地都有，“包容”“開放”更加不絕于耳。可是，真正的“和諧”外衣下面，是“你有你講，我有我做”，或者是“有理無理，等我講先”，真正的對話？對不起，撓破頭皮，我也想不起上次聽過的地方曾在哪裏。
世事紛擾，不如歸去。與其自傷肝火，不如心平氣和，看多幾本書，聽多幾首歌。各位老友，小弟現在已是曡埋心水，努力搵錢，但求儘快儲夠錢離開此地。不過，在這座令人失望到絕望的小城裏，偶爾能聽到幾句真正的對話，倒也是意料之外的大大快事，此之快意，且與你共享：
寂然 提到...
大哥:我絕對不是樂天派,只因天真過有時也很傻,我覺得大家不去理那個諮詢這件事也會自動運行的,將來出了問題有關方面就會振振有詞說已經提供了諮詢期,為什麼當時你們不表達呢?(香港的一些保育事件是出現過此情況的),因此,我覺得大家不應放過每一個發表的機會,更應爭取時間,盡情表達,各抒己見,大發議論,然後立此存照,有憑有據,等著看一班你的公僕是以民為本還是以什麼為本.我絕對覺得澳門的居民是被置於一個被動的位置,但如果因為人家放你在一個被動的位置你就真的自暴自棄不肯主動,那其實也是很自討苦吃的,如果大家連說出自己意見的權利也不好好利用,那其實只會把自己處於一個更無關重要的位置,因此,是不是做主只是一場文字遊戲,澳門人真正需要的是大大聲讓大家知道自己的想法,我們要什麼,我們不要什麼,我們想澳門變成怎樣,我們不想澳門變成怎樣,也許,因為主持其事者未夠盡責,真正要承受後果的澳門人才應該加倍留神,不可示弱.
7/24/2008 06:40:00 上午
小脂 提到...
大哥︰我明白你的用心良苦。但正因為社會有你這樣的有心人，我更加不憤我們被迫要成了這場戲的配角，到最後卻可以當什麼都沒發生過。當我們整個社會的問責機制如此差的時候，政治人物耍手段玩假諮詢，之後卻無從監管其有否落實，大哥，我們的確是處在一個很悲哀的窘境。在這個處境裡，認真嘛，會被耍；不認真嘛，會被壓。那麼，我們今天要解決的問題，到底是先要去做好一個“概念性”規劃，還是先去爭取一個可問責的機制？如果一個可問責的機制出來了，還愁一個好規劃出不來嗎？
澳門人這幾年急於求變的聲音，難道還小嗎？難道還不夠多嗎？可是，這個政府如何回應呢？澳門政府民望之低，已是人所共知。可為什麼這麼低呢？不就是因為它不能順應民意嗎？不就是因為它言而無信嗎？我們去看看每年的施政報告，裡面的豪言壯語還少嗎？但到底多少項落實了呢？一個只會開空頭支票的政府，它憑什麼讓我去相信這個“諮詢”的實效呢？
大哥，我們的確處於很尷尬的境地。為什麼許多有心人在澳門都覺得悶悶不樂，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太多利益分贓，太多潛規則，不是有心人的良好願望可以改變得了。我承認自己在這件事上可能偏激，亦樂見這場諮詢能夠有實效，請有心的朋友努力，只是，我不玩了。
7/24/2008 05:33:00 下午
寂然 提到...
大哥:其實第一天看到報主說澳門未來由你做主已不存好感,即係點,政府施政九年未搞好城規現在才交番個波比市民嗎?
我完全明白你的憤怒,但這個諮詢根本涉及下屆政府,下屆政府會點,根本無人知,在此情況下,大家密切留意甚至參與此事,可能是比較有利的,我說可能,因為沒有人知道將來政府順從民意或違背民意的程度,也有朋友認為對這個政府根本不必存有任何希望,那就更應該盡情發表,談談大家如何失望,在哪個問題上我們不想再見到有錯誤發生,甚至應該強烈要求有問責制.我總會覺得,他們欺負我們,是因為我們好欺負,但如何讓自己不受欺負,其實也是每個人自己的責任.我總相信,只要大家都比他們更認真,更勤力,更清醒,他們是不易胡作非為的,問題是,我這樣想是不是太天真?
世事紛擾，不如歸去。與其自傷肝火，不如心平氣和，看多幾本書，聽多幾首歌。各位老友，小弟現在已是曡埋心水，努力搵錢，但求儘快儲夠錢離開此地。不過，在這座令人失望到絕望的小城裏，偶爾能聽到幾句真正的對話，倒也是意料之外的大大快事，此之快意，且與你共享：
1
寂然 提到...
大哥:我絕對不是樂天派,只因天真過有時也很傻,我覺得大家不去理那個諮詢這件事也會自動運行的,將來出了問題有關方面就會振振有詞說已經提供了諮詢期,為什麼當時你們不表達呢?(香港的一些保育事件是出現過此情況的),因此,我覺得大家不應放過每一個發表的機會,更應爭取時間,盡情表達,各抒己見,大發議論,然後立此存照,有憑有據,等著看一班你的公僕是以民為本還是以什麼為本.我絕對覺得澳門的居民是被置於一個被動的位置,但如果因為人家放你在一個被動的位置你就真的自暴自棄不肯主動,那其實也是很自討苦吃的,如果大家連說出自己意見的權利也不好好利用,那其實只會把自己處於一個更無關重要的位置,因此,是不是做主只是一場文字遊戲,澳門人真正需要的是大大聲讓大家知道自己的想法,我們要什麼,我們不要什麼,我們想澳門變成怎樣,我們不想澳門變成怎樣,也許,因為主持其事者未夠盡責,真正要承受後果的澳門人才應該加倍留神,不可示弱.
7/24/2008 06:40:00 上午
2
小脂 提到...
大哥︰我明白你的用心良苦。但正因為社會有你這樣的有心人，我更加不憤我們被迫要成了這場戲的配角，到最後卻可以當什麼都沒發生過。當我們整個社會的問責機制如此差的時候，政治人物耍手段玩假諮詢，之後卻無從監管其有否落實，大哥，我們的確是處在一個很悲哀的窘境。在這個處境裡，認真嘛，會被耍；不認真嘛，會被壓。那麼，我們今天要解決的問題，到底是先要去做好一個“概念性”規劃，還是先去爭取一個可問責的機制？如果一個可問責的機制出來了，還愁一個好規劃出不來嗎？
澳門人這幾年急於求變的聲音，難道還小嗎？難道還不夠多嗎？可是，這個政府如何回應呢？澳門政府民望之低，已是人所共知。可為什麼這麼低呢？不就是因為它不能順應民意嗎？不就是因為它言而無信嗎？我們去看看每年的施政報告，裡面的豪言壯語還少嗎？但到底多少項落實了呢？一個只會開空頭支票的政府，它憑什麼讓我去相信這個“諮詢”的實效呢？
大哥，我們的確處於很尷尬的境地。為什麼許多有心人在澳門都覺得悶悶不樂，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太多利益分贓，太多潛規則，不是有心人的良好願望可以改變得了。我承認自己在這件事上可能偏激，亦樂見這場諮詢能夠有實效，請有心的朋友努力，只是，我不玩了。
7/24/2008 05:33:00 下午
3
寂然 提到...
大哥:其實第一天看到報主說澳門未來由你做主已不存好感,即係點,政府施政九年未搞好城規現在才交番個波比市民嗎?
我完全明白你的憤怒,但這個諮詢根本涉及下屆政府,下屆政府會點,根本無人知,在此情況下,大家密切留意甚至參與此事,可能是比較有利的,我說可能,因為沒有人知道將來政府順從民意或違背民意的程度,也有朋友認為對這個政府根本不必存有任何希望,那就更應該盡情發表,談談大家如何失望,在哪個問題上我們不想再見到有錯誤發生,甚至應該強烈要求有問責制.我總會覺得,他們欺負我們,是因為我們好欺負,但如何讓自己不受欺負,其實也是每個人自己的責任.我總相信,只要大家都比他們更認真,更勤力,更清醒,他們是不易胡作非為的,問題是,我這樣想是不是太天真?
2008年5月29日星期四
斷章寫義：要記住我愛你
要記住我愛你
她很累、也很痛，因為，她維持這個姿勢已經好久、好久，她感到雙腿麻木、手臂也又痠又疼，不過，她知道這一切都是値得的——女人低下頭，身下的小包袱裏，那張熟睡的、紅卜卜的小臉讓媽媽滿是灰、沙和血跡的臉上綻出一絲笑容。
寳貝，你沒事就好。
可愛的小臉給她帶來太多甜蜜回憶：小生命怎樣在自己體內慢慢生長、自己和丈夫對這個家庭新成員又曾有怎樣的猜想和寄望……但此刻一切都化成一個簡單的願望：堅持！不論怎樣，堅持下去！
女人轉了轉腦袋，沙土簌簌地從頭上往下掉，她發現了幾縷從磚塊和石縫間頑強鑽進來的光，光線很微弱，但畢竟有光，有光，就有希望。她相信，會有人來救自己的、會有人來救寳貝的，但她也明白，在此之前，自己就是孩子最後的保護和依靠。女人抽泣起來，她好想看見寳貝長大，她還有太多話要講給寳貝聽，但她卻開始害怕，害怕可能不會再有開口的機會。她騰出一隻手，小心翼翼地從褲袋裏摸出自己的手機，輕輕地，生怕驚醒身下的孩子。黑暗中，女人艱難地按動細小的按鍵，“嘟”——墨綠的小屛幕亮了起來，她的手指也哆嗦起來，她實在有太多話要說，可手機的屛幕實在太細、上天給自己的時間也實在太少。此時此刻，千言萬語，在她心裏濃縮成一句。淚流滿面的女人再次望向身子下面熟睡的小臉：親愛的寳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記住我愛你……
謹此悼念所有在四川地震中遇難的母親們。你們的愛，我們永遠記得。
搶救人員發現她的時候，她已經死了，是被垮塌下來的房子壓死的。她雙膝跪着，整個上身向前匍匐着，雙手扶着地，支撑着身體，像古人行跪拜禮……在她的身體下面躺着她的孩子，大約有三、四個月大。因為母親身體的庇護，他毫髮未傷。被救出來的時候，還安靜的睡着。包裹小孩的被子裏，塞着一部手機，熒幕上是一條已經寫好了的短信：“親愛的寳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記住我愛你！” 【摘自：〈一定要記住我愛你！〉，2008年05月18日，中國新聞網http://www.news.cn/】
她很累、也很痛，因為，她維持這個姿勢已經好久、好久，她感到雙腿麻木、手臂也又痠又疼，不過，她知道這一切都是値得的——女人低下頭，身下的小包袱裏，那張熟睡的、紅卜卜的小臉讓媽媽滿是灰、沙和血跡的臉上綻出一絲笑容。
寳貝，你沒事就好。
可愛的小臉給她帶來太多甜蜜回憶：小生命怎樣在自己體內慢慢生長、自己和丈夫對這個家庭新成員又曾有怎樣的猜想和寄望……但此刻一切都化成一個簡單的願望：堅持！不論怎樣，堅持下去！
女人轉了轉腦袋，沙土簌簌地從頭上往下掉，她發現了幾縷從磚塊和石縫間頑強鑽進來的光，光線很微弱，但畢竟有光，有光，就有希望。她相信，會有人來救自己的、會有人來救寳貝的，但她也明白，在此之前，自己就是孩子最後的保護和依靠。女人抽泣起來，她好想看見寳貝長大，她還有太多話要講給寳貝聽，但她卻開始害怕，害怕可能不會再有開口的機會。她騰出一隻手，小心翼翼地從褲袋裏摸出自己的手機，輕輕地，生怕驚醒身下的孩子。黑暗中，女人艱難地按動細小的按鍵，“嘟”——墨綠的小屛幕亮了起來，她的手指也哆嗦起來，她實在有太多話要說，可手機的屛幕實在太細、上天給自己的時間也實在太少。此時此刻，千言萬語，在她心裏濃縮成一句。淚流滿面的女人再次望向身子下面熟睡的小臉：親愛的寳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記住我愛你……
謹此悼念所有在四川地震中遇難的母親們。你們的愛，我們永遠記得。
2008年5月27日星期二
真正的中國人
《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記者跟隨軍機突入汶川，一個叫做牛腦寨的地方，他用鏡頭為我們紀錄下歷史，一篇“讓我潸然淚下的羌族母親”，更用真實的影像告訴我們在現場所發生的一切。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到這裡看看。
在他的文章裏面提到這樣一件事情。5月14號，中國的軍用運輸飛機第一次給汶川空投救援物資，這首批救援物資的着陸點就掉在這個牛腦寨，然而，接到這批急需的，從天而降的物資，受災村民們卻沒有占為己有，而是汗流浹背地走了兩個小時背到山下的縣城交給政府。
這樣的人民，真正讓我感動。我覺得，唯有這些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唯有這些人，才是中國的真正脊梁。
在他的文章裏面提到這樣一件事情。5月14號，中國的軍用運輸飛機第一次給汶川空投救援物資，這首批救援物資的着陸點就掉在這個牛腦寨，然而，接到這批急需的，從天而降的物資，受災村民們卻沒有占為己有，而是汗流浹背地走了兩個小時背到山下的縣城交給政府。
這樣的人民，真正讓我感動。我覺得，唯有這些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唯有這些人，才是中國的真正脊梁。
(轉載) 爸爸媽媽 別為我們難過
爸爸媽媽 別為我們難過
(獻給5.12中離去的小天使們)
(獻給5.12中離去的小天使們)
爸爸媽媽，
那是你們嗎？
我聽到了你們的呼喚，
從出生時開始就聽著，
從小寶寶一直聽到我上小學。
當我現在睡著的時候，
好想讓你們來到我的跟前，
給我蓋上裸露的手臂，
幫我找回我跑丟的小鞋。
爸爸媽媽，
我好想你們能親手為我合上雙眼，
讓爸爸再親親我的臉，
讓媽媽再摸我的臉頰一遍。
爸爸，
我身邊還有好多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
你一定要找到他們親人，
帶上漂亮的衣服還有漂亮的鞋。
媽媽，
我們都是好孩子，正在好好的學習。
努力不給你們丟臉。
爸爸媽媽，
我和我的同學還有老師，
靜靜地躺在學校昔日的操場前。
往日的情景又在出現，
我們在這裏跳繩在這裏踢毽，
我們在這裏戴上紅領巾，
在這裏向祖國宣言：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好多好多的鮮花，
好多好多的嫩臉 。
可是現在我好冷好冷，
爸爸媽媽抱抱我吧 ，
一定要再親親我的臉。
爸爸媽媽，
你們在外打工好遠好遠，
我知道你們好難好難，
我沒有怪你們
把我託付給叔叔，
我沒有怪你們
不在我的跟前。
因為還有爺爺奶奶要養，
你們還要出去掙錢掙好多錢。
爸爸媽媽，
別為我們難過，
我們跟老師在一起。
爸爸媽媽 ，
別為我們難過，
以後一定要記得建好我們的家園。
我們跟老師在一起。
爸爸媽媽 ，
別為我們難過，
以後一定要記得建好我們的家園。
我們只求爸爸媽媽
還有千千萬萬個爸爸媽媽，
在下一個今天
下一個的今天 為我們把氣球放飛一遍。
上面寫著：
我們乖。
我們來過。
我們是天使。
還有千千萬萬個爸爸媽媽，
在下一個今天
下一個的今天 為我們把氣球放飛一遍。
上面寫著：
我們乖。
我們來過。
我們是天使。
2008年5月22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孩子，別怕！
孩子，別怕
災難來襲，父母用身軀保護自己的孩子，他們被死神奪走，卻把生的機會留給了孩子，也把一個幼小的生命託付給心懷大愛的我們。災難仍在繼續，生命的接力也在繼續，一個又一個幼小的孩子從廢墟中被托出，卻永遠找不到父母的身影，那份尋找的目光，需要我們用愛來填補。“我想收養一個地震孤兒，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我強烈申請收養地震孤兒！如果可以，我想收養兩名，一男一女。我們符合收養條件，並且收入穩定，家庭教育環境良好”、“我願意收養一位小朋友。看到她們的傷痛，真想把她們抱在懷裏，好好地安慰”……一個個電話急切地打來報社，一份份帖子在網上流傳，救助地震孤兒的呼聲從全國各地響起。那些在廢墟上哭泣的孩子，我們多想為他們拭去淚水，多想遞上一碗熱面，多想為他們披上一條棉被，更想給他們一個溫暖的家！。（摘自“孩子別怕，我們給你一個家。”2008年05月16日《新快报》）
小小的稚臉，寂寞地坐在地上，“爸爸呢？”記者問。“爸爸在貴陽，”小女孩回答。“媽媽呢？”記者再問。“死了。”孩子的語氣平靜和緩，好像在說出一個實在平常不過的答案。這是體育館改建的臨時收容中心，同樣遭遇的單親、甚至雙親俱亡的孩子，還有成千。這電視畫面，我想，自己一輩子也無法忘記。
當廢墟被清理、重建之後，我相信，財富、繁華還會重新出現，但對這些孩子來説，失去的至親、撕裂的生活，已永遠無法彌補。然而，天災無情，人間有愛：《新快報》聯合廣東慈善總會發起“認養助養地震孤兒大行動”；中國人壽設立“國壽慈善基金會”向地震中全部的孤兒提供直至十八歲的基本生活保障；陽光文化基金會在全國婦聯的支援下設立“汶川大地震孤兒救助專項基金”協助災區孤兒生活、心理輔導和長期撫養。更多的，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熱心人認養助養地震孤兒……
災難過後，就要面對明天；絕望之後，更應重覓希望。不管用什麽方法，也讓我們都來竭盡所能、對他們說一聲：孩子，別怕！
災難來襲，父母用身軀保護自己的孩子，他們被死神奪走，卻把生的機會留給了孩子，也把一個幼小的生命託付給心懷大愛的我們。災難仍在繼續，生命的接力也在繼續，一個又一個幼小的孩子從廢墟中被托出，卻永遠找不到父母的身影，那份尋找的目光，需要我們用愛來填補。“我想收養一個地震孤兒，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我強烈申請收養地震孤兒！如果可以，我想收養兩名，一男一女。我們符合收養條件，並且收入穩定，家庭教育環境良好”、“我願意收養一位小朋友。看到她們的傷痛，真想把她們抱在懷裏，好好地安慰”……一個個電話急切地打來報社，一份份帖子在網上流傳，救助地震孤兒的呼聲從全國各地響起。那些在廢墟上哭泣的孩子，我們多想為他們拭去淚水，多想遞上一碗熱面，多想為他們披上一條棉被，更想給他們一個溫暖的家！。（摘自“孩子別怕，我們給你一個家。”2008年05月16日《新快报》）
小小的稚臉，寂寞地坐在地上，“爸爸呢？”記者問。“爸爸在貴陽，”小女孩回答。“媽媽呢？”記者再問。“死了。”孩子的語氣平靜和緩，好像在說出一個實在平常不過的答案。這是體育館改建的臨時收容中心，同樣遭遇的單親、甚至雙親俱亡的孩子，還有成千。這電視畫面，我想，自己一輩子也無法忘記。
當廢墟被清理、重建之後，我相信，財富、繁華還會重新出現，但對這些孩子來説，失去的至親、撕裂的生活，已永遠無法彌補。然而，天災無情，人間有愛：《新快報》聯合廣東慈善總會發起“認養助養地震孤兒大行動”；中國人壽設立“國壽慈善基金會”向地震中全部的孤兒提供直至十八歲的基本生活保障；陽光文化基金會在全國婦聯的支援下設立“汶川大地震孤兒救助專項基金”協助災區孤兒生活、心理輔導和長期撫養。更多的，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熱心人認養助養地震孤兒……
災難過後，就要面對明天；絕望之後，更應重覓希望。不管用什麽方法，也讓我們都來竭盡所能、對他們說一聲：孩子，別怕！
行動起來！幫幫他們！
2008年5月9日星期五
2008年5月3日《明報》：如果你愛國，你會做出這樣的事嗎？
如果你愛國，你會做出這樣的事嗎？
／文﹕梁文道
2008年5月3日《明報》
且讓我們平心靜氣地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經過一圈奧運火炬的傳送歷程之後，中國的形象是變得更好？還是更差了呢？如果答案是後者的話，責任又該歸於誰呢？無論火炬傳到那裏，示威就走到那裏，而批評中國的聲音也必定隨後出現在該地的媒體之上；莫非這都是其他人的錯，莫非全世界都要和中國作對了嗎(朝鮮除外，因此內地有一些網民稱讚朝鮮，覺得始終是金正日夠朋友。照此看來，我們還是全面學習朝鮮比較好，起碼社會很「和諧」)？
在一片對外的抗議聲浪之中，是不是也該冷靜問問自己到底出了什麼毛病呢(包括技術上的錯誤)？就以海外華僑和留學生的愛國行動來說吧，假如他們舉的不是五星紅旗，而是奧運的五環旗，情況會不會有所不同呢？假如淹沒日本長野與韓國首爾的不是一片紅海，而是一片象徵奧運的白色旗陣，當你說起「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的辯解時，會不會更理直氣壯一些呢？很可惜，我們知道最後的局面並非如此。那是因為大家都抱了一種「以我為主」的思考方式，覺得只要自覺有理，則做什麼事就都是對的，我愛國就當然要舉國旗了。
外交部不應為打人者護短
且以首爾街頭發生的暴力衝突為例，就算內地各個針對外國傳媒的網站糾出了再多的問題，發現了再多的造假嫌疑，中國留學生在韓國首都打韓國人(包括記者)的事實始終是人所共見，不容否認的。將心比心，若是一群韓國人在北京對中國人公開上演全武行，然後辯稱是對方先動的手，大部分中國人會不會覺得這只是枝微末節的狡辯呢？在這種情況底下，外交部發言人竟然還說得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值得肯定之類的話。只要你愛國，就算「情緒稍為激動」地在人家的土地上揍了人家的國民，你畢竟還是愛國的。那些動手動腳的留學生有沒有想過，就算受到別人再多的挑撥，只要你忍不住使用了暴力，你就證明了「中國人全是暴徒」的說法，難道就不能換個角度考慮自己的行動嗎？
特區政府一錯再錯
然後火炬來到了香港。大家都知道這幾年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宣揚愛國教育不遺餘力，力求增加香港市民對國家的認同，改善港人對中央政府的觀感。然而，正是這把燒壞了中國國際形象的火把，足以讓他們多年來的努力付之一炬。
首先是特區政府向全世界表明，香港或許是個對外開放的國際城市，但只要到了事關愛國大是大非的節骨眼上，什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就都要讓路了。不只來過香港好幾次的藝術家這時候進不來，就連只不過來參加座談會的作家都不准入境。這些動作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是寶貴的一課，在愛國大義面前，你平素享有的一切都是可以暫時懸置的，哪怕它們其實既不顛覆，更不會傷及國家安全。
再來就是那份令人憤怒齒冷的火炬手名單了。奧運火炬抵華首站，我們交出的竟然是如此陣容！素來與香港奧委會主席霍震霆不和的香港首位亞運會金牌得主車菊紅自然不在其中，「單車王子」洪松蔭也不在裏頭；港人熱愛足球，偏偏我們引以為豪的球壇名宿胡國雄與李健和等人紛紛失蹤。代表香港的卻是一位來過香港兩次的選美冠軍，老早就在自我宣傳要練跑步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坐輪椅去傳火炬的不是勇奪傷殘奧運會4面金牌的劍擊名將張偉良，而是人大前常委曾憲梓，再加上一堆商界名流和名不見經傳的親中區議員。我真的很想知道，要是有人去搶曾憲梓手中的火把，他會不會譴責人家「把奧運政治化」了。
四川做得比香港漂亮
不要辯稱三藩市火炬傳送隊伍的運動員比例還不如香港，他們有35個名額是全市徵文比賽的得獎者。連內地亦有大量平民自動報名入選，四川省更把高達八成的名額留給了勞工階層，其中不乏平日跑遍山區的郵差、老老實實的低級公務員和見義勇為的平民英雄。假如那些忙於自薦爭光的人稍稍有點公關常識稍稍有點大局觀，假如那個組合很神秘運作很黑箱的「火炬手遴選委員會」稍為有點政治智慧，出來的名單應該會有被大家「消費」得不亦樂乎的天水圍街坊、SARS疫潮的康復者，以及殉職公務員的家屬。
可惜沒有。霍震霆竟然認為這份滿佈親中權貴，酬庸氣味濃得中人欲嘔的名單是「香港社會的縮影」。其實他也沒說錯，某程度上，這正是香港社會權力結構的縮影。我們知道，北京奧運是國家大事，支持京奧就是愛國的表現；而一說到愛國，一說到國家大事，則無論其詮釋權與操辦權都向來不屬於全港700萬人。愛國是某一 圈人的招牌，是某一圈人的專利；和中央溝通等種種國家大事更是他們的禁臠，旁人插手不得。既然奧運是國家大事，傳送火炬是愛國的表現，一向愛國愛港的這圈人又怎能落於人後呢？
與普通人所想像的不同，這個小圈子不以為傳送聖火是個面向社會面向全民的表演，他們把它看作是個人榮譽，猶如紫荊獎章；他們更把它當成是種政治身價的寒暑表，可以反映自己在圈子裏的排名與行情。所以一份本來屬於全香港的名單變成了他們自己人的兵家必爭之地，在「以我為主」的思路蒙蔽下，什麼代表性什麼主流民意全都可以放在一邊涼快去。接下來，最吊詭的情況就發生了，本來是要鼓動社會一片紅心向太陽的盛事再次讓一般市民 發現原來愛國是這樣子愛的，所謂「愛國陣營」原來都是這種貨色。除了受到個別上游組織發動的群眾，和聽命於民政事務局的公務員必定要上街歡呼造勢，本來會不會有更多普通市民願意主動去為這幫人打氣呢？原來也想親身目睹火炬的人，這時會不會怕自己成了黃金池與李澤鉅的fans？原來對火炬不感興趣的人或許會 想為鍾尚志醫生等SARS英雄喊加油(如果他們是火炬手的話)，這時會不會坐在家裏冷眼旁觀呢？
一把火炬，不只燒紅了海內外華人的民族主義，也燒紅了世界的眼睛。同樣一把火炬還照亮了香港，讓人看見我們不單不如其他國際城市，也不如港人慣常俯視的內地城市。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2008年5月8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故事（奧運之火，四）
（第二十六棒火炬手: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烏拉特前旗郵政局郵遞員全二平）故事
主持人：……能不能給我們講一講您印象特別深的火炬手的故事？
張明（北京奧組委火炬中心主任）：……還記得有位那中老先生，他的故事也很感人，為了咱們的主會場，他搬遷離開自己住了很多年的地方，每個星期都到場館去看一看場館的進展，後來他也做了那屆（2004年雅典）奧運會的火炬手……我記得當時雅典奧運會有一位女士是亞特蘭大人，專門負責火炬手的運行，她的發言非常短暫，只有幾分鐘，但是我聽完了以後，熱淚盈眶。我看了全場的人很多都流下眼淚。她只是講了三、四個她自己經歷的火炬手的故事，讓我們感覺到這個工作這麼有價值。奧林匹克火炬接力傳播奧林匹克精神，友誼、尊重、超越，追求卓越、希望和夢想，這種精神是非常活生生的、非常生動的。大家從中非常受鼓舞。我就想，有一天當我們自己做自己火炬接力的時候，也會產生這麼多感人的故事來激勵我們。（摘自：“走近我們的奧運”系列訪談之“解讀北京奧運會火炬手選拔”，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火炬接力官方網站http://torchrelay.beijing2008.cn/cn/）
主持人：……能不能給我們講一講您印象特別深的火炬手的故事？
張明（北京奧組委火炬中心主任）：……還記得有位那中老先生，他的故事也很感人，為了咱們的主會場，他搬遷離開自己住了很多年的地方，每個星期都到場館去看一看場館的進展，後來他也做了那屆（2004年雅典）奧運會的火炬手……我記得當時雅典奧運會有一位女士是亞特蘭大人，專門負責火炬手的運行，她的發言非常短暫，只有幾分鐘，但是我聽完了以後，熱淚盈眶。我看了全場的人很多都流下眼淚。她只是講了三、四個她自己經歷的火炬手的故事，讓我們感覺到這個工作這麼有價值。奧林匹克火炬接力傳播奧林匹克精神，友誼、尊重、超越，追求卓越、希望和夢想，這種精神是非常活生生的、非常生動的。大家從中非常受鼓舞。我就想，有一天當我們自己做自己火炬接力的時候，也會產生這麼多感人的故事來激勵我們。（摘自：“走近我們的奧運”系列訪談之“解讀北京奧運會火炬手選拔”，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火炬接力官方網站http://torchrelay.beijing2008.cn/cn/）
聽説，在澳門奧運火炬手裏，有這樣一員：一個年輕人對心愛的體育運動不棄不捨，本來依其資質能力完全能找一份薪高糧凖的政府工，或在私人企業爬上運籌帷幄的管理層，但爲繼續鍾愛的體育運動，這年輕人畢業後寧願選擇一份薪金不高、前途麻麻的普通辦公室工作，為的只是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時間便於自己訓練、參賽。在人人追逐名利的當下，爲了賽場夢想，這年輕人無怨無悔地付出自己最黃金、最青蔥的歲月……抱歉，我這個故事的真假無從稽考，因爲，其實是從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口中輾轉聽來的。
在澳門火炬手的面孔後面，我們看見了自豪、看見了驕傲，也更看見了財富、看見了權力，但欠缺的，是一個個應該傳開去、能感動大家的故事。雖然面前澳門火炬手的面目不少都很陌生，但我知道：在每個人的後面，都有一個故事。只不過，在這城市裏，很多時候，我們無法聽得到而已。
（奧運之火，四）
2008年5月5日星期一
斷章寫意：抗議 (奧運之火，三)
抗議
當下，中國社會對家樂福問題出現兩大陣營：抵制派和反抵制派……反抵制派認定，抵制熱情高漲的人是缺乏理智的狹隘民族主義者，中國人深受偏見與歪曲之苦，不應以狹隘的情緒應對偏見，否則兩敗俱傷，絕對不能讓偏執的民族主義影響中國的發展……正如有學者說，中國在以不容爭議的經濟發展速度，站到世界舞臺上，中國人更需要在維護民族尊嚴之際，學會在別人挑剔、嫉妒、懷疑、詆毀，甚至攻擊中成長。要樹立大國政府和大國公民的形象，除了順應世界民主憲政大潮之外，別無他途。（摘自“中國愛國熱浪炙烤家樂福”，二OO八年五月四日《亞洲周刊》）
先來做一道選擇題：小明在班上被同學小強辱駡‘蠢貨’，心中憤憤不平，現在有以下三個選擇：A)天天跑到小強家裏去抗議，要求他道歉；B)也在班上罵小強‘蠢貨’，以示報復；C)努力學習，考個名列前茅的成績。
如果你是小明，會選擇哪一項？
宣揚和平與愛的火炬，引起意料不到的風波，其實，裏面或多或少都參雜着西方社會對崛起中國的複雜情緒：妒嫉、擔憂、恐懼……然而，越是紛亂，越要冷靜。愛國是好事，可走向極端卻會誤事：在巴黎勇護火炬的殘疾運動員金晶，因反對抵制法國超市家樂福，結果竟被不少極端網民罵作“漢奸”、“叛國賊”；雲南昆明的工程師馬瑞彬與三位網友，在家樂福門口手持“創建和諧，反對抵制”的標語呼籲人們理性冷靜，卻被路人斥駡“賣國賊”，甚至向他們身上扔礦泉水瓶子；美國杜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王千源，因爲發表對西藏問題的不同意見，被網友群攻，不但其個人資料被公開、受到威脅與恐嚇，連其身在中國的親友也受牽連，更有人在其父母家門口潑糞洩憤……這樣的抗議，不但令親者痛、仇者快，更在世界面前顯示出一個蠻不講理的國人形象，與中國舉辦奧運的真正目的，豈非背道而馳？《人民日報》日前發表文章，題目就是《愛國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我真的希望，這樣的觀點，才是溫文儒雅的中國的主流民意。
（奧運之火，三）
當下，中國社會對家樂福問題出現兩大陣營：抵制派和反抵制派……反抵制派認定，抵制熱情高漲的人是缺乏理智的狹隘民族主義者，中國人深受偏見與歪曲之苦，不應以狹隘的情緒應對偏見，否則兩敗俱傷，絕對不能讓偏執的民族主義影響中國的發展……正如有學者說，中國在以不容爭議的經濟發展速度，站到世界舞臺上，中國人更需要在維護民族尊嚴之際，學會在別人挑剔、嫉妒、懷疑、詆毀，甚至攻擊中成長。要樹立大國政府和大國公民的形象，除了順應世界民主憲政大潮之外，別無他途。（摘自“中國愛國熱浪炙烤家樂福”，二OO八年五月四日《亞洲周刊》）
先來做一道選擇題：小明在班上被同學小強辱駡‘蠢貨’，心中憤憤不平，現在有以下三個選擇：A)天天跑到小強家裏去抗議，要求他道歉；B)也在班上罵小強‘蠢貨’，以示報復；C)努力學習，考個名列前茅的成績。
如果你是小明，會選擇哪一項？
宣揚和平與愛的火炬，引起意料不到的風波，其實，裏面或多或少都參雜着西方社會對崛起中國的複雜情緒：妒嫉、擔憂、恐懼……然而，越是紛亂，越要冷靜。愛國是好事，可走向極端卻會誤事：在巴黎勇護火炬的殘疾運動員金晶，因反對抵制法國超市家樂福，結果竟被不少極端網民罵作“漢奸”、“叛國賊”；雲南昆明的工程師馬瑞彬與三位網友，在家樂福門口手持“創建和諧，反對抵制”的標語呼籲人們理性冷靜，卻被路人斥駡“賣國賊”，甚至向他們身上扔礦泉水瓶子；美國杜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王千源，因爲發表對西藏問題的不同意見，被網友群攻，不但其個人資料被公開、受到威脅與恐嚇，連其身在中國的親友也受牽連，更有人在其父母家門口潑糞洩憤……這樣的抗議，不但令親者痛、仇者快，更在世界面前顯示出一個蠻不講理的國人形象，與中國舉辦奧運的真正目的，豈非背道而馳？《人民日報》日前發表文章，題目就是《愛國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我真的希望，這樣的觀點，才是溫文儒雅的中國的主流民意。
（奧運之火，三）
2008年4月30日星期三
告一段落......
過去幾個月的生活就是一個字：忙！首先是一個兒童劇的劇本，然後是寫來寫去都寫不完的小説，再加上繁忙的工作，還有很多突發的事情，還有......總之，就是處於一種應接不暇的狀態。現在，手頭上最主要的工作完成了，突然，有了一種停下來歇一口氣的感覺。將澳門的歷史元素參雜現代社會的故事情節，再加上一些科幻，甚至奇幻的元素，寫一個既吸引人又能有文化含量的故事，是我努力不懈的進軍目標，這次的嘗試讓我深深體會到“厚積薄發”的重要性，面對目標，自己還有很多地方要努力，也許，是時候考慮去讀一個與澳門歷史有關的課程了。
剛剛完成的這個小説故事，自己已經構思了差不多五年，雖然已經寫完了，不過，還有很多的想法，接下來，也許還會想辦法弄它一弄，不過，現在暫時不想去動他，在腦子裏糾纏了那麽久，就先讓他們休息一下，也讓自己休息一下。
如果不是因爲家裏有些突發事情，本來周末可以去參加一個短程旅行，想必可以好好放鬆一下，不過，無論如何，這個5.1倒是可以在家裏攤一下，一動不動也可以很舒服，或許，看套電影或讀本書也可以吧！
斷章寫意：真相 (奧運之火，二)
真相
一些中國民眾已經看到，虛假報導和偏見並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個開放的輿論環境，允許充分的揭示和討論，它們就有走向真相和公義的機會。這次線民對於境外媒體的成功反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最早發現問題並及時反應的，是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他們製作的揭發圖像在BBS上自由流傳，也在Youtube這樣的著名網站上火熱播放。假如這些網路媒體都受到限制，那麼揭發進程就會遇到很多困難。……虛假報導對新聞價值的最大傷害，在於讓很多人進一步放棄了對客觀公正的信賴，而選擇了狹隘民族主義立場。他們從中得出結論說，普世價值都是騙人的玩意兒，只有國家利益的你爭我奪。他們甚至以此為依據說，撒謊也是一種“國際慣例”，從而對自己身邊或者歷史上的謊言予以諒解。“摘自長平“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http://www.ftchinese.com/）”
你認爲，遇上爭執的時候，到底是立場重要，還是真相重要？
真相，不是只有唯一的標準答案。真相，也絕非僅僅來自某一個人、某一個派的觀點。有媒體在國外的街訪，被訪者表示支持中國舉辦奧運，更應該讓全世界的人來中國看奧運。因爲只有這樣，大家才能看見這個真正的中國、了解這個真正的中國。不錯，中國，不僅僅只有一張面孔，劣質玩具、盜版光盤、黑心棉被是真相，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現代化也是真相。
廣東省委機關報屬下的《南都周刊》副總編輯長平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站發表題為《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文章，提出拉薩事件“除官方的定性之外，能否准許媒體自由討論以進一步揭示真相？”文章刊登後掀起軒然大波，有網民質疑他“偏袒國外媒體，正在蛻變成反華媒體反華勢力的國内代表”，也有人質疑“查查長平老底，看看他是否被外國媒體資助、收買。”
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如果真相變得無關緊要，如果所有問題最後都變成一場“站邊”的爭拗，我想，不管你選擇哪一邊，都輸了。
（奧運之火，二）
一些中國民眾已經看到，虛假報導和偏見並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個開放的輿論環境，允許充分的揭示和討論，它們就有走向真相和公義的機會。這次線民對於境外媒體的成功反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最早發現問題並及時反應的，是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他們製作的揭發圖像在BBS上自由流傳，也在Youtube這樣的著名網站上火熱播放。假如這些網路媒體都受到限制，那麼揭發進程就會遇到很多困難。……虛假報導對新聞價值的最大傷害，在於讓很多人進一步放棄了對客觀公正的信賴，而選擇了狹隘民族主義立場。他們從中得出結論說，普世價值都是騙人的玩意兒，只有國家利益的你爭我奪。他們甚至以此為依據說，撒謊也是一種“國際慣例”，從而對自己身邊或者歷史上的謊言予以諒解。“摘自長平“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http://www.ftchinese.com/）”
你認爲，遇上爭執的時候，到底是立場重要，還是真相重要？
真相，不是只有唯一的標準答案。真相，也絕非僅僅來自某一個人、某一個派的觀點。有媒體在國外的街訪，被訪者表示支持中國舉辦奧運，更應該讓全世界的人來中國看奧運。因爲只有這樣，大家才能看見這個真正的中國、了解這個真正的中國。不錯，中國，不僅僅只有一張面孔，劣質玩具、盜版光盤、黑心棉被是真相，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現代化也是真相。
廣東省委機關報屬下的《南都周刊》副總編輯長平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站發表題為《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文章，提出拉薩事件“除官方的定性之外，能否准許媒體自由討論以進一步揭示真相？”文章刊登後掀起軒然大波，有網民質疑他“偏袒國外媒體，正在蛻變成反華媒體反華勢力的國内代表”，也有人質疑“查查長平老底，看看他是否被外國媒體資助、收買。”
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如果真相變得無關緊要，如果所有問題最後都變成一場“站邊”的爭拗，我想，不管你選擇哪一邊，都輸了。
（奧運之火，二）
斷章寫意：仇恨 (奧運之火，一)
仇恨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昨天說：“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憤怒，可從中國各式網上留言版上輕易看到。很多留言都充滿了激烈的仇外情緒。（只可惜那是用中文書寫，西方人無法明白，）歐美年輕人也許會明白到，這些羞辱中國和中國人的（示威）言行，將對他們往後一生帶來深遠影響，遠超於今屆奧運之外。”（摘錄自2008年4月12日，香港《明報》）
看着電視熒幕上被重重鐵甲護衛的運動員和聖火，作爲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心態實在五味雜陳，我完全理解中國想融入世界、展現自我的急切心態。只不過，我想，大家也該是時候明白：未必所有人都願意和你做朋友，更不必強求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朋友。
法國總統表示不排除抵制奧運的言論，馬上有憤怒的内地網友惡搞總統夫人的天價裸照，大大字標題寫：“科西嘉獨立，需要我們赤裸裸地支持”，更有網友聲言“如果西方支持藏獨，中國亦支持法國的科西嘉島、英國的北愛爾蘭、美國的夏威夷獨立”。比起電視上令人感觸的畫面，這些消息卻更讓我心情沉重。真的，親愛的同胞，你們不一定要獲得所有人的認同，更不要被憤怒掩蓋理智；你們要習慣示威標語、你們要容忍反對聲音，即使別人採取激進行動，也不要因此被激怒。是的，也許用“愛”未必一定會換回來“愛”，但用“仇恨”一定會換來更多的“仇恨”。讓我們想像一下：若在團團包圍和反對聲音裏，中國人依然心平氣和、溫文爾雅，對於荒謬的指責一笑置之、對於有道理的批評虛心聽取，反對聲音當然未必就因此消失，但中國人必定可以得到更多國際眼光的尊重—這也是另一種中華文明的對外展示，我甚至覺得，比起成功舉辦奧運所展示的崛起中國，這種文明的展示或許更有意義。
火炬傳遞之旅，中國派出的聖火護衛隊員高大威猛、身手敏捷，卻因執行任務手段機械強硬而被人詬病，甚至被倫敦奧運籌備會主席稱爲“惡棍”，姑不論指責是否有理，但在最近的畫面上，我發現這些萬里挑一的高手們也在改變：他們摘下了墨鏡、臉上也多了燦爛笑容，看得出，這些中國人在努力—雖然笨拙但卻誠懇地—和別人交朋友，這一份鍥而不捨，已值得大聲喝彩。
（奧運之火，一）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昨天說：“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憤怒，可從中國各式網上留言版上輕易看到。很多留言都充滿了激烈的仇外情緒。（只可惜那是用中文書寫，西方人無法明白，）歐美年輕人也許會明白到，這些羞辱中國和中國人的（示威）言行，將對他們往後一生帶來深遠影響，遠超於今屆奧運之外。”（摘錄自2008年4月12日，香港《明報》）
看着電視熒幕上被重重鐵甲護衛的運動員和聖火，作爲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心態實在五味雜陳，我完全理解中國想融入世界、展現自我的急切心態。只不過，我想，大家也該是時候明白：未必所有人都願意和你做朋友，更不必強求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朋友。
法國總統表示不排除抵制奧運的言論，馬上有憤怒的内地網友惡搞總統夫人的天價裸照，大大字標題寫：“科西嘉獨立，需要我們赤裸裸地支持”，更有網友聲言“如果西方支持藏獨，中國亦支持法國的科西嘉島、英國的北愛爾蘭、美國的夏威夷獨立”。比起電視上令人感觸的畫面，這些消息卻更讓我心情沉重。真的，親愛的同胞，你們不一定要獲得所有人的認同，更不要被憤怒掩蓋理智；你們要習慣示威標語、你們要容忍反對聲音，即使別人採取激進行動，也不要因此被激怒。是的，也許用“愛”未必一定會換回來“愛”，但用“仇恨”一定會換來更多的“仇恨”。讓我們想像一下：若在團團包圍和反對聲音裏，中國人依然心平氣和、溫文爾雅，對於荒謬的指責一笑置之、對於有道理的批評虛心聽取，反對聲音當然未必就因此消失，但中國人必定可以得到更多國際眼光的尊重—這也是另一種中華文明的對外展示，我甚至覺得，比起成功舉辦奧運所展示的崛起中國，這種文明的展示或許更有意義。
火炬傳遞之旅，中國派出的聖火護衛隊員高大威猛、身手敏捷，卻因執行任務手段機械強硬而被人詬病，甚至被倫敦奧運籌備會主席稱爲“惡棍”，姑不論指責是否有理，但在最近的畫面上，我發現這些萬里挑一的高手們也在改變：他們摘下了墨鏡、臉上也多了燦爛笑容，看得出，這些中國人在努力—雖然笨拙但卻誠懇地—和別人交朋友，這一份鍥而不捨，已值得大聲喝彩。
（奧運之火，一）
2008年3月31日星期一
(轉載) 俞可平：中國改革的四大障礙
俞可平：中國改革的四大障礙
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主編的首部中國政府創新藍皮書《和諧社會與政府創新》昨天發佈，該書指出，目前政府改革創新主要有四大障礙。
和諧不簡單等同於“穩定”
首先，各級政府官員對於和諧社會的建設路徑還沒有明確認識。比如，有的把和諧簡單地等同於“穩定”，採用傳統的手段措施來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消除不同意見及聲音，壓制而不是疏導社會矛盾；有的把完善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簡單地理解為擴大政府權力，加強社會管制，因此採取各種措施來排擠市場和公民社會在完善社會管理體制中的作用。這些錯誤、片面或扭曲的理解說明，要把和諧社會這個社會共識轉化為公共政策，必須推動政府觀念的改變。
部門利益遏制公共利益實現
其次，部門利益、個人利益的形成和鞏固影響政府內部的和諧，遏制公共利益的實現。部門利益的典型表現是審批權和壟斷經營權，個人利益的典型表現是權錢交易，它們主要從三個方面遏制了公共利益的順利實現：一是干擾了公共政策的制訂，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策的目標指向和資源的分配對象；二是限制了公共政策的執行，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作為執行政策的標準，造成政策無法落實或者某些有利於它們的效果被放大；三是破壞了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總代表的形象，影響了政府的整體行動，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蔓延成了社會差距拉大的一個因素，激化了社會不公平感和階層之間對立的情緒。
公共服務機制建設滯後
第三，公共服務機制和配套機制建設的滯後制約了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管理好投入與增加投入同樣重要，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有效機制。在相關機制建立過程中，要遵循三個基本原則。一是顧客導向，要根據社會公眾的要求提供他們最為普遍需要的公共產品；二是公平，要保證所有應該享受某種公共產品的對象都能獲得這種產品；三是責任，要建立有效的問責機制來監督公共服務機制的運作。
部分官員過於求穩貽誤時機
第四，一些官員的意識和能力還難與政府職能的轉化相適應。目前，部分官員在意識和能力方面主要存在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缺乏對公眾的服務意識、責任意識。二是缺乏解決新問題的新方法。三是缺乏開拓新領域、發揮新作用的勇氣和能力。一些官員或者囿于知識的限制，或者害怕出錯，抱殘守缺，過於求穩，結果貽誤了改革和發展的時機。
“政府創新不能搞政績工程，切勿搞政治秀。”
昨天，俞可平在首部中國政府創新藍皮書《和諧社會與政府創新》的發佈會上強調，要善於總結各級政府的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創新動力問題。
地方政府創新空間很大
現在，有很多地方政府抱怨，說政府創新是中央的事，我們地方怎麼能改革？俞可平說，“這是一個誤解。”地方要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進行改革，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另一方面，中央的制度政策給地方留了很大的制度空間。地方完全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從各地實際出發，大膽進行創新實驗。其實，這一年來中央推廣的許多制度最初都是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的產物，像政府採購、行政審批、黨支部書記的選舉等。
政府創新需有整體戰略
俞可平認為，政府創新尤其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衝破陳舊觀念的束縛。另外，政府創新需要有整體戰略和長遠戰略，使之具有可持續性。如果政府創新方面做出一個不恰當的舉措，或者是一些不恰當的制度規定，它的影響就會非常長遠。如果政府創新制度有錯誤，它的代價是非常大的，很多代價不能夠用經濟成本來計算。
改革創新應有制度保障
俞可平指出，政府的改革創新，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證，否則許多大膽的舉措就會因為沒有制度保障而無法推出。在這裏，要正確處理法律合法性與政治合法性之間的相互關係。法律的合法性，就是符合法律條文的規定。政治的合法性，就是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被人民群眾所接受、所認可。法律的合法性最終要符合政治的合法性，要進行修改相關的法律條文，鼓勵符合人民群眾利益的改革創新行為。“我說過，不進行制度性改革，不從制度上保證政府的創新，甚至一些成熟的政治改革也會停步不前。”他強調，要善於總結各級政府的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創新動力問題。
喜歡作秀成為部分官員頑疾
俞可平說，政府創新不能簡單地一刀切，不能簡單地學別人的經驗。就國內來說，各地的情況非常不同，尤其在縣鄉兩級地方政府，一定要按照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政府現狀、公民素質、幹部素質，幹部群眾的實際要求和宏觀社會政治環境的具體條件，既積極主動，又實事求是地進行政府改革創新。他提醒，政府創新不能搞政績工程，切勿搞政治秀。現在，喜歡搞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喜歡作秀已經成為地方黨政幹部的頑疾，改不掉的毛病。政府創新如果也搞成形象工程，就不是簡單的勞民傷財，就會嚴重影響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政府創新一定要腳踏實地的，少說多做，重在落到實處，重在人民群眾的滿意。
三大領域改革將會有突破
有記者問，結合四屆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獎的實踐，哪些領域最有可能出現您剛才談到的突破性的改革舉措？俞可平說，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務改革，我覺得這三大類都會有突破。他舉例說，比如政治改革，這次中央特別強調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就可以有一些突破。像鄉鎮領導產生方式，如果能用公推公選，在更大範圍進行推廣就會有新突破。
來源：南方都市報
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主編的首部中國政府創新藍皮書《和諧社會與政府創新》昨天發佈，該書指出，目前政府改革創新主要有四大障礙。
和諧不簡單等同於“穩定”
首先，各級政府官員對於和諧社會的建設路徑還沒有明確認識。比如，有的把和諧簡單地等同於“穩定”，採用傳統的手段措施來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消除不同意見及聲音，壓制而不是疏導社會矛盾；有的把完善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簡單地理解為擴大政府權力，加強社會管制，因此採取各種措施來排擠市場和公民社會在完善社會管理體制中的作用。這些錯誤、片面或扭曲的理解說明，要把和諧社會這個社會共識轉化為公共政策，必須推動政府觀念的改變。
部門利益遏制公共利益實現
其次，部門利益、個人利益的形成和鞏固影響政府內部的和諧，遏制公共利益的實現。部門利益的典型表現是審批權和壟斷經營權，個人利益的典型表現是權錢交易，它們主要從三個方面遏制了公共利益的順利實現：一是干擾了公共政策的制訂，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策的目標指向和資源的分配對象；二是限制了公共政策的執行，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作為執行政策的標準，造成政策無法落實或者某些有利於它們的效果被放大；三是破壞了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總代表的形象，影響了政府的整體行動，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蔓延成了社會差距拉大的一個因素，激化了社會不公平感和階層之間對立的情緒。
公共服務機制建設滯後
第三，公共服務機制和配套機制建設的滯後制約了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管理好投入與增加投入同樣重要，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有效機制。在相關機制建立過程中，要遵循三個基本原則。一是顧客導向，要根據社會公眾的要求提供他們最為普遍需要的公共產品；二是公平，要保證所有應該享受某種公共產品的對象都能獲得這種產品；三是責任，要建立有效的問責機制來監督公共服務機制的運作。
部分官員過於求穩貽誤時機
第四，一些官員的意識和能力還難與政府職能的轉化相適應。目前，部分官員在意識和能力方面主要存在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缺乏對公眾的服務意識、責任意識。二是缺乏解決新問題的新方法。三是缺乏開拓新領域、發揮新作用的勇氣和能力。一些官員或者囿于知識的限制，或者害怕出錯，抱殘守缺，過於求穩，結果貽誤了改革和發展的時機。
“政府創新不能搞政績工程，切勿搞政治秀。”
昨天，俞可平在首部中國政府創新藍皮書《和諧社會與政府創新》的發佈會上強調，要善於總結各級政府的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創新動力問題。
地方政府創新空間很大
現在，有很多地方政府抱怨，說政府創新是中央的事，我們地方怎麼能改革？俞可平說，“這是一個誤解。”地方要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進行改革，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另一方面，中央的制度政策給地方留了很大的制度空間。地方完全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從各地實際出發，大膽進行創新實驗。其實，這一年來中央推廣的許多制度最初都是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的產物，像政府採購、行政審批、黨支部書記的選舉等。
政府創新需有整體戰略
俞可平認為，政府創新尤其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衝破陳舊觀念的束縛。另外，政府創新需要有整體戰略和長遠戰略，使之具有可持續性。如果政府創新方面做出一個不恰當的舉措，或者是一些不恰當的制度規定，它的影響就會非常長遠。如果政府創新制度有錯誤，它的代價是非常大的，很多代價不能夠用經濟成本來計算。
改革創新應有制度保障
俞可平指出，政府的改革創新，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證，否則許多大膽的舉措就會因為沒有制度保障而無法推出。在這裏，要正確處理法律合法性與政治合法性之間的相互關係。法律的合法性，就是符合法律條文的規定。政治的合法性，就是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被人民群眾所接受、所認可。法律的合法性最終要符合政治的合法性，要進行修改相關的法律條文，鼓勵符合人民群眾利益的改革創新行為。“我說過，不進行制度性改革，不從制度上保證政府的創新，甚至一些成熟的政治改革也會停步不前。”他強調，要善於總結各級政府的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創新動力問題。
喜歡作秀成為部分官員頑疾
俞可平說，政府創新不能簡單地一刀切，不能簡單地學別人的經驗。就國內來說，各地的情況非常不同，尤其在縣鄉兩級地方政府，一定要按照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政府現狀、公民素質、幹部素質，幹部群眾的實際要求和宏觀社會政治環境的具體條件，既積極主動，又實事求是地進行政府改革創新。他提醒，政府創新不能搞政績工程，切勿搞政治秀。現在，喜歡搞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喜歡作秀已經成為地方黨政幹部的頑疾，改不掉的毛病。政府創新如果也搞成形象工程，就不是簡單的勞民傷財，就會嚴重影響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政府創新一定要腳踏實地的，少說多做，重在落到實處，重在人民群眾的滿意。
三大領域改革將會有突破
有記者問，結合四屆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獎的實踐，哪些領域最有可能出現您剛才談到的突破性的改革舉措？俞可平說，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務改革，我覺得這三大類都會有突破。他舉例說，比如政治改革，這次中央特別強調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就可以有一些突破。像鄉鎮領導產生方式，如果能用公推公選，在更大範圍進行推廣就會有新突破。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08年2月25日星期一
借書的朋友
《雲空行》是自己喜歡的作家--張草的早期系列作品。數年前在“悅書房”看見一套，抽了一本回家，結果，自己和太太越看越喜歡，決定回去把剩下的也全數買下，不料，到了書店，發現剩下的書都被人買走了，心中好生懊惱，灰頭土臉地回到家，赫然發現那幾本書已經在家中安坐等我--原來是太座（當時的女友）也喜歡的緊，悉數買了回來。那一份失而復得的驚喜，今天仍然記憶猶新。近日，太太把《雲空行》系列中的一本《人頭斬》借給了公司的同事，同事看完沒有直接歸還，又自作主張地交到了另一個同事手裏，那個同事拿了書，卻並不珍惜，好好的書，被她家裏的小孩子一輪折磨：水浸加上折頁，看見“它”時已不似“書”形。然而，轉手外借的那個事不關己，毀了書的那個又下巴輕輕，書是太太借出去的，我不好說什麽，但相信，我們兩個的心痛，真是一點也不輕。
鍛煉完EQ之後自我檢討，如果是我，會怎麽做？首先，當然不會不經原主人的同意，擅自將書再向外轉借，其次，如果真是不小心弄壞，當然是不動聲色地第一時間去書店搜尋一本同樣的，然後連弄壞的那本一併交還並誠心道歉，而如果書店裏找不到，就上網絡書店，或者去相熟的書店訂購，實在不行，只好硬着頭皮向朋友認錯，然後告訴對方自己已盡全力彌補。
以前，和朋友談起關於“識人”的話題，曾經開玩笑，說如果有一張中了三千萬的六合彩票、而又放心交給他去代領取獎金的人，一定是真朋友。然而，此一做法在現實中加以應用的可能性幾乎是零。而且就算這麽好彩，你有機會一試的話，恐怕也未必肯。所以，我推薦另一個認識朋友的方法，就是借書給他/她。從借到還，可以了解一個朋友的責任心和可靠性，如果遇上所借之書有遺失毀壞，從借書人的應對方法，更能看出一個人的真實品質。
小小一本書，一次看清楚兩個人，似乎是很劃算的交易，不過，仔細想想，我還是要回自己珍愛的書算了！
(P.S.如在港澳書店看見《人頭斬》的朋友，煩請在此告訴一聲，以便小弟補貨。感謝！)
2008年2月20日星期三
覆匿名者
匿名 提到...
你说得对, 澳门很可能被周边的地方同化了. 不过对我这个在澳门土生土长的人来说不是件开心的事情, 不是因为我不想融入祖国, 而是因为我不想澳门越来越"模糊"...
有时侯, 我们是不是对我们长大的地方太"敏感"呢?
覆匿名：
謝謝留言。
每個人都會對自己成長地方的變化與發展“很敏感”。這很正常，也很應該。
我認爲，澳門融入珠三角，在國家的版圖裏面扮演一個角色，這是大勢所趨，我相信，這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必定會發生，但是，融合並不一定就代表消失自己，正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甚至重慶，成都，蘇州...每一個城市可以既有自己的性格和特色，而同時他們也可以是中國整體的一部分。
然而，在中國，還有更多的城市—那些我們聽了名字很陌生的城市、以及我們甚至連它們的名字也叫不出來的城市：那千篇一律的城市風貌，毫無特色的城市性格，無從說起的城市形象，都統統模糊在世人的眼光與印象之中，而如果澳門將來真的變成這堆“模糊”城市影像中的一個，對任何（澳門）人來説，都絕對不會是件開心的事情。
當然，作爲中國境内唯一的賭博城市，澳門的面目在很長一段時間（除非澳門禁賭，或中國另有城市開賭）應該都不至於變得“模糊”。但問題的核心卻在於：澳門人是否希望在別人眼裏的形象就是一個“賭城”呢？除了“賭”，現在澳門的城市形象已經讓人覺得很“模糊”了，而如何為澳門在“賭”之外建立新的、讓人認同與眼前一亮的“不模糊”形象，不正是所有土生土長澳門人面對的共同課題？
你说得对, 澳门很可能被周边的地方同化了. 不过对我这个在澳门土生土长的人来说不是件开心的事情, 不是因为我不想融入祖国, 而是因为我不想澳门越来越"模糊"...
有时侯, 我们是不是对我们长大的地方太"敏感"呢?
覆匿名：
謝謝留言。
每個人都會對自己成長地方的變化與發展“很敏感”。這很正常，也很應該。
我認爲，澳門融入珠三角，在國家的版圖裏面扮演一個角色，這是大勢所趨，我相信，這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必定會發生，但是，融合並不一定就代表消失自己，正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甚至重慶，成都，蘇州...每一個城市可以既有自己的性格和特色，而同時他們也可以是中國整體的一部分。
然而，在中國，還有更多的城市—那些我們聽了名字很陌生的城市、以及我們甚至連它們的名字也叫不出來的城市：那千篇一律的城市風貌，毫無特色的城市性格，無從說起的城市形象，都統統模糊在世人的眼光與印象之中，而如果澳門將來真的變成這堆“模糊”城市影像中的一個，對任何（澳門）人來説，都絕對不會是件開心的事情。
當然，作爲中國境内唯一的賭博城市，澳門的面目在很長一段時間（除非澳門禁賭，或中國另有城市開賭）應該都不至於變得“模糊”。但問題的核心卻在於：澳門人是否希望在別人眼裏的形象就是一個“賭城”呢？除了“賭”，現在澳門的城市形象已經讓人覺得很“模糊”了，而如何為澳門在“賭”之外建立新的、讓人認同與眼前一亮的“不模糊”形象，不正是所有土生土長澳門人面對的共同課題？
2008年2月12日星期二
大雪。上海
住所附近
街道一景剛剛過去的春節假期，我在上海呆了兩個星期，本來還要轉往内地的其他城市會合朋友，不過遇上幾十年難見的雪災。機場時開時閉，電視，報紙上鋪天蓋地都是大雪給民衆帶來的困擾，於是最後改變行程，逃也似的返回澳門。記得小時候上課，因爲學校和家離得很遠，每天要轉兩次車加上步行，最少也要一個半小時，碰上大風雪天，更是苦不堪言，後來有了自行車，於是騎車上學，自由了不少，但在下雪的寒冷日子，在雪地裏面騎一個小時自行車也絕對不是什麽愉快地享受，可是很奇怪，自己當時並不覺得苦，現在回想一下，也覺得算是一份有趣的體驗。這些天，在上海的日子，一出門就想着房間裏面的暖氣，街上走了沒幾步又想鑽進咖啡館休息，找到了風味小吃，總嫌人多，嫌地方不幹淨。沒想到，如今，年紀大了，收入多了，條件好了，人，卻變得脆弱了，變得更喜歡抱怨了，看來，自己，該是時候改變一下了。
說起上海，真的讓人感覺充滿活力，看得出，這是一個年輕的城市，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城市，這是一個在迅速變革的城市，我幾乎可以想象：三五十年後，它成爲中國的“經濟心臟”，一個新的國際大都會，我也幾乎可以想象得到，自己的子女也許會重返這片土地，開創自己的天地，經歷一次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發展機遇。
關於澳門的未來，也許在三五十年後，就勢必被珠三角“同化”，所以，所謂“2048”的問題，其實不會存在，因爲中國的經濟會不斷發展，小小的澳門被“融化”將十分自然，讓我們來想象一下：到時候，澳門的主流貨幣可能是人民幣或港幣，大家懷揣著“長城”，“牡丹”卡，一個澳門人可能會在澳門上班，不過在中山，珠海，甚至廣州，番禺居住，每天達乘高速鐵路來澳門，下了班又回去吃飯，娛樂。在粵港澳的生活水準逐漸拉近的大趨勢下，香港，澳門，深圳，珠海，廣州這些地方的城市界限會越來越模糊，而澳門更會變成一個巨大主題公園式的城市，它的文化肌理，將會融入“華南”這個更加廣泛的概念。
老實説，對於這個未來，我一點也不抗拒，甚至，這也許是一個相對比較好的結局。到時候，我也許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説不定，心血來潮，乾脆搬到上海去住了呢！不錯，在政治經濟大條件穩定的前提下，我真的看好上海，縂有一天，它，以及周邊的地區，甚至蘇州，南京這些城市，會聯合發展成一個超級大都市，甚至成爲亞洲的中心，也並非沒有可能，只不過，這些都會在遙遠的將來，起碼，我是看不到了。
上海將來可能會很好，可是，起碼在目前，我不會選擇它作爲我的城市。這幾天在上海的生活，更加堅定了我的這一想法，我想，惡劣的市民素質是令我卻步的主要原因，而昂貴和緊張的生活環境，也是讓我感到害怕的地方，我知道，今天在上海生活，哪怕你是百萬富翁，也真的會很辛苦，而如果這麽辛苦得過完自己生命中最年輕，最有活力的一段日子，又何必呢？
2008年1月1日星期二
寫在2008的第一天
昨天晚上倒數完回家，上牀睡覺已是兩三點，但是，今天早上卻莫名其妙的依舊在八點鐘醒來，無法再入睡。也許是今年養成的寫作習慣吧？總是很早睡覺，很早起身。乾脆到書房的躺椅上看書，書，是在書店昨天打電話給我說訂的那本剛剛到貨：張草的新作《雙城》。
於是，2008年第一個清晨，書房裏瀉滿一地的陽光和張草的詭異故事，陪我度過了一個安靜而滿足的新年新開始，再後來，從成堆積存的光碟裏翻出想看很久的《K歌有情人》（Music and Lyrics），溫馨的小品劇，竟然讓我有了一些新的感動和領悟。
剛剛過去的2007年對我而言實在是五味雜陳，寫作上，有了不少新嘗試，學習上，有了不少壓力，家庭上，有了不少新挑戰，工作上，卻並不十分滿足和快樂。我喜歡文字，我指的，是中文。也相信，文字，是應該有力量在裏面的；文字，是應該有意義在裏面的。然而，過去一年的經驗，卻不斷地在打擊和削弱我的這一份信念。文字的重要，遠遠及不上Visual的重要，内容的意義，遠遠沒有表面形式的重要。中文，往往在別人眼裏變成“核突”和“老土”的同義詞，文字，也變作可有可無的多此一舉。
過去的一年裏，我一直在做痛苦的自我掙扎：放下，還是不放下。直到看完Music and Lyrics，我突然有了某種的釋懷：Drew Barrymore對Hugh Grant說：「曲」像性，是立即的吸引與衝動；「詞」則像愛，才看到一個人內心的真正感情。
一首好歌，曲和詞，都一樣重要。
所以，正如Hugh Grant安慰在寫作上深受打擊的Drew Barrymore，不管別人怎麽說，你要相信自己，與其深陷心魔中不可自拔，不如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寫出來，讓音樂和歌聲賦予它們新的意義。對的，這個世界，沒有什麽是順理成章的，你只有努力付出，你只有盡力爭取，做好自己，至於無法改變的工作，環境，還有其他人的看法，都不過是身邊過客而已。
出門之前，收到朋友發來的短訊，其中有一句：“寒意來了，我們才知道溫暖的可愛與可貴。”我突然覺得，這是上天在冥冥之中傳給我的新年message。
謝謝你們，謝謝每一個在這裡出現，我或者認識，或者不認識的朋友。
新的一年，讓我們一起努力。
Happy New Year!
於是，2008年第一個清晨，書房裏瀉滿一地的陽光和張草的詭異故事，陪我度過了一個安靜而滿足的新年新開始，再後來，從成堆積存的光碟裏翻出想看很久的《K歌有情人》（Music and Lyrics），溫馨的小品劇，竟然讓我有了一些新的感動和領悟。
剛剛過去的2007年對我而言實在是五味雜陳，寫作上，有了不少新嘗試，學習上，有了不少壓力，家庭上，有了不少新挑戰，工作上，卻並不十分滿足和快樂。我喜歡文字，我指的，是中文。也相信，文字，是應該有力量在裏面的；文字，是應該有意義在裏面的。然而，過去一年的經驗，卻不斷地在打擊和削弱我的這一份信念。文字的重要，遠遠及不上Visual的重要，内容的意義，遠遠沒有表面形式的重要。中文，往往在別人眼裏變成“核突”和“老土”的同義詞，文字，也變作可有可無的多此一舉。
過去的一年裏，我一直在做痛苦的自我掙扎：放下，還是不放下。直到看完Music and Lyrics，我突然有了某種的釋懷：Drew Barrymore對Hugh Grant說：「曲」像性，是立即的吸引與衝動；「詞」則像愛，才看到一個人內心的真正感情。
一首好歌，曲和詞，都一樣重要。
所以，正如Hugh Grant安慰在寫作上深受打擊的Drew Barrymore，不管別人怎麽說，你要相信自己，與其深陷心魔中不可自拔，不如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寫出來，讓音樂和歌聲賦予它們新的意義。對的，這個世界，沒有什麽是順理成章的，你只有努力付出，你只有盡力爭取，做好自己，至於無法改變的工作，環境，還有其他人的看法，都不過是身邊過客而已。
出門之前，收到朋友發來的短訊，其中有一句：“寒意來了，我們才知道溫暖的可愛與可貴。”我突然覺得，這是上天在冥冥之中傳給我的新年message。
謝謝你們，謝謝每一個在這裡出現，我或者認識，或者不認識的朋友。
新的一年，讓我們一起努力。
Happy New Year!
2007年12月3日星期一
“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中）
屬於我們的舞臺在哪裏？（“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九）
一九六四年，名叫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的年輕人在挪威的奧斯陸創立了「歐丁劇場」，他到戲劇學院貼了張紙條，上面寫着「戲劇系不要你，免緊張，如果你堅持要表演的話，請來找我。」於是十七、八位被拒於主流戲劇學院外的年輕人，不知死活地去歐丁報到……這在一九六零年代在歐洲實屬前無古人的創舉，「劇場」，不再是個建築名詞，「劇場」是一群依他們自己的需求與信念界定創立出來的。【彭雅羚，“歐丁劇場—劇場演員的朝聖地”，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三月號，第159期）】
深陷發展困境的小城面對各種問題，最突出的，尤屬人力資源危機。如果說連銀行、酒店這些企業也頻受人資衝擊，那本小利薄的“文化產業”要想吸才納賢，恐怕更無從談起。但要知道，澳門人力資源的問題並非源自“賭場搶人”，賭業的膨脹，只不過再次把澳門社會多年積存的問題暴露出來而已。
澳門的爸爸媽媽希望孩子讀商科、醫生、會計，非因了解自己兒女的理想，也許只是覺得比較“易找工作”。理想、抱負，最後敵不過糧單上的一個數字。但我們還是不要怪這些爸爸媽媽罷，今天的父母，也曾是昨天的小孩，他們的苦口婆心可能正源於自己當初的切身感受：一代代的澳門年輕人在這個社會提供的、貧乏蒼白的人生選項面前，一早已經學識“放低”自己。所以，今日只知隨著“薪金”流來流去的跳槽大軍，又何嘗不正是這個社會多年的訓練成果？
以前，不願放棄夢想、又不願和別人一窩蜂鑽進賭場或政府的年輕人，要找尋屬於自己的舞臺，只剩“離開”一條出路；今天，擺在澳門人面前的選擇，驟看之下眼花繚亂，但仔細一看，除了雨後春筍的一家家賭場，我們好像還是無處可去。
就算不被主流接納、就算收入微薄，一群年輕人仍然會爲理想走到一起，將歐丁劇場發展成爲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劇場之一。羡慕之餘，回首自望，屬於我們的舞臺又在哪裏？
文化政策，誰的政策？（“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
馬逢國（立法會議員、前藝術發展局主席）：據我的理解，文化政策應涉及三個領域，第一個是生活文化，再來是高雅藝術（High Art），最後是流行文化……但現在我們的文化政策只有民政事務局推動的高雅藝術政策。我看到一個民間先導於政府和政團的現象。無論是政府還是社團，都沒有意識到民間的需要，這個需要不只是資源上，而是政策制定上的參與。西九發展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從反對的聲音和背景，到之後的文化保育政策等等，政府在這方面相對落後了。在未來的發展，政府在考慮文化政策的時候要有幾個突破：第一要突破純粹從高雅藝術的領域來考慮，第二要突破過去公衆參與的模式，思考現有的諮詢架構能否滿足社會的需求？【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澳門有沒有文化政策，是個你我可以來擡槓的議題。
廣義的“文化政策”範圍其實相當廣泛，它為一個社會涉及文化層面的原則、價值觀提供方向和指引。而這幾乎涵蓋社會各個層面：旅遊、教育、出版、廣播電視，以及演藝、文學等等。澳門雖然沒有一個完整的、綜述性的文化政策文件，但散佈各處的、形形式式的大小政策，卻可以將它們整合優化，而在所有工作當中，最重要的，還在如何讓民衆參與這些政策的制定過程。政府、民衆、媒體在涉及文化政策的討論甚至辯論過程中，大家都在學習如何表達、如何聆聽、如何溝通，而整體社會得以在這過程中共同成長，這種從民衆中發芽、生長出來的集體智慧，是那種行政主導所強調由上而下的“高效率”方式無法做得到的。
而若政策的制定方式是“我講你聽”，目的不過是爲營造“櫥窗式”的表面風光，真正生活在社區裏的市民就會慢慢覺得：文化政策，和自己並無關係。那麽，澳門有沒有文化政策這個議題，其實，連擡槓也沒有必要了。
文化與政治（“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一）
何慶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專業顧問）：我們的政策還是很中央集權思維……我們的文化政策不是有機的，想要主動建一座建築但卻不去看看文化基層有什麽發展……剛才許焯權說公衆需要文化權和文化尊嚴，但現在我們支持的文化正在嘲笑他們。你帶《茶花女》來香港，對他們來說是嘲笑，你放再多的錢他們也覺得被剝奪的。我們怎樣有機地從内審視他們的文化是很重要的。香港有一流的地理位置，有多元的文化，我們有錢有人才，有紐約和倫敦的條件，爲什麽我們不能成爲世界級的文化都市？一次我和龍應台吃飯，她回答跟大家一樣，“因爲沒有政治視野”。【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文化，是一個龐大而有機的整體，從中浮現出來的文化現象或產品—不論成功還是失敗—都是社會為我們提供的暗示與警號：當大衆媒體變得吞吞吐吐、瞻前顧後；當藝術創作變得舉步維艱、難以為繼……我們就該知道：自己的社會，出了問題。
發現一個人面色蠟黃、雙眼無神的時候，我們是替他搽些脂粉、戴副墨鏡就算，還是帶他去醫院做一次全身檢查？同樣地，當我們審視幾近空白的澳門文化產業，千萬不要以爲開幾間或販賣文化產品、或弘揚所謂飲食文化的店鋪就能解決問題。我們的目光，應該望得更深更遠；我們的思考，也應指向這片難以生長出創意、文化的貧瘠土壤。
龍應台將香港打造成世界級文化都市的癥結與“政治視野”拉上了關係，“政治”這兩個今天很容易令人不寒而慄的字眼，到底該如何解釋？維基百科對“政治”的定義是：“各種集團進行集體決策的一個過程，也是各種集團或個人為了各自的利益所結成的特定關係。”比較起來，還是孫中山的解讀簡單易明：“‘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不錯，政治，是衆人之事；文化，又何嘗不是？
全民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二）
創意需要全民參與營造氣氛優勢，產業多元何嘗不是。有旅客反映，澳門居民對賭場發展滔滔不絕，文化景點則說不出半句。何時開始全民關注文化，就是處身多元產業發展路之時。(摘自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日《澳門日報》)
古語雲：“民以食為天”。這話很容易理解：就是民衆最關注、重視的，是吃飯而已。再翻譯成稍微“現代化”一些的意思，就是：不管誰當政，只要把經濟搞好就行。但是，經濟、財富，就真是一個國家或者城市追求的終極目標？
中國經濟炙手可熱，上海更是群雄逐鹿的心臟，然而，一次親身體會卻讓一切經濟數據都變得毫無意義：在上海街頭攔出租車，車子剛在身邊停下，説時遲那時快，一個小女孩從身旁掠過，人還在驚訝，後面的母親已經歡天喜地地跟了上來，從絕塵而去的車子裏，隱約聽到，媽媽對女兒的“聰敏”大加讚賞；人到臺北，剛出機場，在售票亭買了票，到了那嘴嚼檳榔、看上去粗粗魯魯的司機那裏，才知買錯了要去退換，還沒有走回售票處，那司機從身後氣喘吁吁地趕來：“哎！你走的那條路便宜一百塊的，退票的時候，別忘了讓那小姐退錢！”……從那一刻起，我知道，不管上海有多少個亞洲最好、全球第一，如果讓我在這兩座城市之間選一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把它從名單上劃走。
經濟和文化，從來也不矛盾，推動全民對“文化”的關注，更不是什麽“等先發展經濟了再説”的議題。事實上，一座城市的經濟指標後面—也就是財富積累的方式、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恰恰讓我們看見這城市的文化優劣。如果一座城市的財富獲取方式是暴發性、掠奪性的，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個“爲富不仁”、“自私自利”、“見錢眼開”的生意佬；如果一座城市的運作方式是誰掌了權、誰就操控一切，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個善於投機鑽營的市民和倚仗身世耀武揚威的年輕一輩。那麽，請告訴我：這樣的“經濟發展”，到底有些什麽意義？
“替代”，還是“被替代”？（“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三）
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和英國卡麥隆·麥金托什公司聯合投資成立中英聯合音樂劇製作公司。中國對外文化集團總經理張宇說，新公司將逐步引進西方經典音樂劇進行中文版製作和演出，中英兩國還將聯合培養編劇、導演、演員、燈光、音響等中國音樂劇人才隊伍。中國文化部部長助理丁偉說，相信北京、上海在未來五到十年中，將成為繼紐約和倫敦之後的音樂劇大市場。他也希望中英兩國的合作，能夠催生中國本土音樂劇的發展。（摘自中國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
承認吧！不管如何努力，我們也生產不出《歌聲魅影》或《悲慘世界》來，就像硬要李安拍《老友記》劇集或迫高行健寫《達芬奇密碼》，文化產業的奇妙之處就在於：你無法來“指定”它的發展。就像打理一座花園，你可以去“規劃”花園的佈局和風格、精心耕種維護、等待，但你卻不能“規定”：開多少朵、什麽時候開、花朵的顔色深淺與形狀。
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中，當然也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寶貝”，那些其他的文化基因—哪怕它們再優秀—也無法取而代之的獨特元素。早前陳冠中來澳開講，談到文化“替代”論，當本土文化遇到外來文化的衝擊，慢慢的，就會產生本土“替代品”，將外來者替代，正如香港流行音樂的主流從當年的國語、英語轉變為粵語。本土文化產業在吸收外來者的成功經驗之後，從形式到體制上開始轉變，學會使用自己的力量來表達自己的文化魅力，當然是最理想的結果。但必須指出，這種良性“替代”，卻非必然。因爲，在盲目市場化下，出現另一種結果絕非杞人憂天：在蜂擁而至的外來競爭者面前，本土舞臺藝術的成長空間卻被扼殺，“中國音樂劇”的願景變成“來中國搵錢的西方音樂劇”的現實，本土文化不但無法完成“替代”任務，反被外來者“替代”。最後，我們的京劇、昆曲反要被迫“緊貼國際潮流”，在“耗資巨大”的豪華場景和流行音樂之下，唱著半RAP半ROCK的“新國粹”來努力創收。
文化的力量（“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四）
許焯權（香港中文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總監）：這幾年每個地區選出來的領導人一上臺說的話一定包括怎樣發展當地文化。他們很清楚文化和創意產業的重要，你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臺北市長郝龍斌，兩個都提這件事……爲什麽天星皇后碼頭的討論演變得如此激烈？就是大家沒有留意到整個社會的結構在變，文化已經突顯出來。大家以爲用經濟可以蓋過文化層面的討論，其實是不可能的。【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文化的力量，是最巨大的力量，因爲它作用在人的心裏。所以，最高層的政治角力，就是文化的角力。是的，不管我們GDP有多高、出口額有多少，也不管嫦娥能飛多高、導彈能打多遠，如果我們的孩子都非麥當勞不去、非荷里活電影和日本漫畫不看；如果我們的下一代熱衷聖誕勝於春節，喜歡哈利波特更甚於西遊記，那麽，我們最後還是輸了。
其實，中國人對文化也並非不重視，可爲什麽總很難取得真正意義的成功？從電影、舞臺劇到文學作品，中國文化產品的“炒作”技術已快和世界接軌，但在“品質”上卻依然飛沙走石，也許，出問題的是我們的文化發展模式：從最高決策層對文化面向的重視，到實際執行的文化官員的能力和胸襟氣魄，最重要的，是文化由下至上的生根、發芽、開花。今天，大家的確要從對“文化”不過是“吃喝玩樂的餘暇消遣”這種淺薄思維中跳出來。因爲，文化，其實有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尊嚴和身份，尤其在社會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的時候，低下階層最後擁有的尊嚴就是那份文化的尊嚴、文化的身份。
太多的事實證明：能賺錢的人，不一定是好人；能賺錢的產品，也不一定是好產品，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話裏，有一句幾乎認同到五體投地：“大家以爲用經濟可以蓋過文化層面的討論，其實是不可能的。”
文化身份（“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五）
跟不少影展一樣，釜山電影亦邀請了國際影星吸引各地媒體，然而大會的重心卻放在本地藝人身上，為他們製造在國際媒體曝光的機會。在遊艇會的露天空地舉行的開幕禮只有數名國際影星出席，踏上紅地氈享受觀衆呼聲和閃光燈的卻大都是南韓的本土藝人……本土娛樂事業和本地樂團巧妙地融入國際盛事當中，不用煞有介事地穿著韓服表演傳統農樂或“亞里郎”，就是從這些現代表演藝術，作爲一個外國人，也能感受到南韓濃厚的文化氣息及政府對文化藝術的着緊……就算我們將來擁有世界一流的文化硬件，但仍然缺乏文化人才及人文精神，一邊靠（世界一流的）外援撐場，卻一邊將本土文化拒諸門外，那外地表演團體便只如過客，而本土藝術亦難以發展，更無助建立及鞏固港人的本土或國民身份。【摘自“踏著釜山的紅地氈走向國際舞臺”，香港《明報》（二OO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往哪裏去？文化發展的最終目標之一，是一種身份和認同的建立。這種身份和認同，既不是來自強行灌輸，也非爲了排除異己。文化身份，是一份由内而發的品位、氣質、習慣；文化認同，能讓我們在芸芸衆生之中找到自己，也向別人投去包容、開放的欣賞目光。
今天，“本土化”是一個說起來理直氣壯的詞語，但在澳門的“本土化”呼喚後面，我們卻無法看見“本土價值”的建立與討論，可要知道，本土力量的培育、文化軟件的齊備，往往要花費兩代、甚至三代人的時間，而如果今天我們不在“為什麽本土化”這個議題上面取得共識，那麽“如何本土化”議題的真正推動就永遠無法真正開始。“本土化”的核心價值，當然不僅僅是爲了和外來者爭奪利益和話語權，“本土化”要做的，是為我們的文化尋找一個可以沉澱、分享的空間，而在這個空間裏面，我們能找得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身份和歸屬。
讓文化有家可歸（“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六）
藝術或創意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動力是不可模仿或外借，而要本土人士從本土出發。其實，很多藝術意念是可以移植再發展，以不同的表現手法來表達同一個或相似的意念，就像可以改編小説電影或舞臺劇，《無間道》和《無間道風雲》可以各領風騷。但是，藝術的動力是不可以從外面引進或政策從上往下推行的（但壞的政策可以扼殺本來存在的動力）。……許多城市的發展，是由於有一群具備創意和專業知識，又對生活素質充滿追求的，又能夠在社會各方面（例如諮詢會、專業團體、公共空間如媒體、市政政策局）發聲的人士所推動和帶領的。……香港這個城市當然不是文化沙漠，我們每年生産和消費的文化產品的數量和質量未必比別的地方少。但是，香港這個城市缺乏“文化”氛圍，讓文化人覺得“有家可歸”。【鄭巧玲，“香港文化人有家可歸？”2007年7月19日，香港《明報》】
身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講師鄭巧玲在文章裏提出“創意階層”的概念，她提出文化生機的推動力是一群被社會科學家Richard Florida稱爲“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的人。“創意階層”，根據Richard的定義，可分爲兩大範疇：1）核心創意人員，媒體工作者、藝術家、設計師、建築師、教師、電腦人才等；2）創意專業人員，以知識爲主要的專業人員，包括，財務顧問、醫生、律師等。這個“創意階層”必須符合這樣一些條件：他們在公共空間能夠發言，積極參與政策討論，推動社區發展；他們會直接支持甚至親自參與社區藝術的發展（消費也是支持的一種表現）；他們對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他們認爲自己有能力改進城市的面貌和氛圍；他們能夠感覺到志同道合的人的存在和力量。
讓文化人覺得“吾道不孤”，覺得自己能夠參與、正在參與這座城市的文化建設，這些，都是一座創意城市所應具備的魅力。而由此推論，我真的不知道：對於澳門“文化創意城市”藍圖的實現，你究竟有多少信心和寄望？
一九六四年，名叫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的年輕人在挪威的奧斯陸創立了「歐丁劇場」，他到戲劇學院貼了張紙條，上面寫着「戲劇系不要你，免緊張，如果你堅持要表演的話，請來找我。」於是十七、八位被拒於主流戲劇學院外的年輕人，不知死活地去歐丁報到……這在一九六零年代在歐洲實屬前無古人的創舉，「劇場」，不再是個建築名詞，「劇場」是一群依他們自己的需求與信念界定創立出來的。【彭雅羚，“歐丁劇場—劇場演員的朝聖地”，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三月號，第159期）】
深陷發展困境的小城面對各種問題，最突出的，尤屬人力資源危機。如果說連銀行、酒店這些企業也頻受人資衝擊，那本小利薄的“文化產業”要想吸才納賢，恐怕更無從談起。但要知道，澳門人力資源的問題並非源自“賭場搶人”，賭業的膨脹，只不過再次把澳門社會多年積存的問題暴露出來而已。
澳門的爸爸媽媽希望孩子讀商科、醫生、會計，非因了解自己兒女的理想，也許只是覺得比較“易找工作”。理想、抱負，最後敵不過糧單上的一個數字。但我們還是不要怪這些爸爸媽媽罷，今天的父母，也曾是昨天的小孩，他們的苦口婆心可能正源於自己當初的切身感受：一代代的澳門年輕人在這個社會提供的、貧乏蒼白的人生選項面前，一早已經學識“放低”自己。所以，今日只知隨著“薪金”流來流去的跳槽大軍，又何嘗不正是這個社會多年的訓練成果？
以前，不願放棄夢想、又不願和別人一窩蜂鑽進賭場或政府的年輕人，要找尋屬於自己的舞臺，只剩“離開”一條出路；今天，擺在澳門人面前的選擇，驟看之下眼花繚亂，但仔細一看，除了雨後春筍的一家家賭場，我們好像還是無處可去。
就算不被主流接納、就算收入微薄，一群年輕人仍然會爲理想走到一起，將歐丁劇場發展成爲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劇場之一。羡慕之餘，回首自望，屬於我們的舞臺又在哪裏？
文化政策，誰的政策？（“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
馬逢國（立法會議員、前藝術發展局主席）：據我的理解，文化政策應涉及三個領域，第一個是生活文化，再來是高雅藝術（High Art），最後是流行文化……但現在我們的文化政策只有民政事務局推動的高雅藝術政策。我看到一個民間先導於政府和政團的現象。無論是政府還是社團，都沒有意識到民間的需要，這個需要不只是資源上，而是政策制定上的參與。西九發展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從反對的聲音和背景，到之後的文化保育政策等等，政府在這方面相對落後了。在未來的發展，政府在考慮文化政策的時候要有幾個突破：第一要突破純粹從高雅藝術的領域來考慮，第二要突破過去公衆參與的模式，思考現有的諮詢架構能否滿足社會的需求？【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澳門有沒有文化政策，是個你我可以來擡槓的議題。
廣義的“文化政策”範圍其實相當廣泛，它為一個社會涉及文化層面的原則、價值觀提供方向和指引。而這幾乎涵蓋社會各個層面：旅遊、教育、出版、廣播電視，以及演藝、文學等等。澳門雖然沒有一個完整的、綜述性的文化政策文件，但散佈各處的、形形式式的大小政策，卻可以將它們整合優化，而在所有工作當中，最重要的，還在如何讓民衆參與這些政策的制定過程。政府、民衆、媒體在涉及文化政策的討論甚至辯論過程中，大家都在學習如何表達、如何聆聽、如何溝通，而整體社會得以在這過程中共同成長，這種從民衆中發芽、生長出來的集體智慧，是那種行政主導所強調由上而下的“高效率”方式無法做得到的。
而若政策的制定方式是“我講你聽”，目的不過是爲營造“櫥窗式”的表面風光，真正生活在社區裏的市民就會慢慢覺得：文化政策，和自己並無關係。那麽，澳門有沒有文化政策這個議題，其實，連擡槓也沒有必要了。
文化與政治（“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一）
何慶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專業顧問）：我們的政策還是很中央集權思維……我們的文化政策不是有機的，想要主動建一座建築但卻不去看看文化基層有什麽發展……剛才許焯權說公衆需要文化權和文化尊嚴，但現在我們支持的文化正在嘲笑他們。你帶《茶花女》來香港，對他們來說是嘲笑，你放再多的錢他們也覺得被剝奪的。我們怎樣有機地從内審視他們的文化是很重要的。香港有一流的地理位置，有多元的文化，我們有錢有人才，有紐約和倫敦的條件，爲什麽我們不能成爲世界級的文化都市？一次我和龍應台吃飯，她回答跟大家一樣，“因爲沒有政治視野”。【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文化，是一個龐大而有機的整體，從中浮現出來的文化現象或產品—不論成功還是失敗—都是社會為我們提供的暗示與警號：當大衆媒體變得吞吞吐吐、瞻前顧後；當藝術創作變得舉步維艱、難以為繼……我們就該知道：自己的社會，出了問題。
發現一個人面色蠟黃、雙眼無神的時候，我們是替他搽些脂粉、戴副墨鏡就算，還是帶他去醫院做一次全身檢查？同樣地，當我們審視幾近空白的澳門文化產業，千萬不要以爲開幾間或販賣文化產品、或弘揚所謂飲食文化的店鋪就能解決問題。我們的目光，應該望得更深更遠；我們的思考，也應指向這片難以生長出創意、文化的貧瘠土壤。
龍應台將香港打造成世界級文化都市的癥結與“政治視野”拉上了關係，“政治”這兩個今天很容易令人不寒而慄的字眼，到底該如何解釋？維基百科對“政治”的定義是：“各種集團進行集體決策的一個過程，也是各種集團或個人為了各自的利益所結成的特定關係。”比較起來，還是孫中山的解讀簡單易明：“‘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不錯，政治，是衆人之事；文化，又何嘗不是？
全民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二）
創意需要全民參與營造氣氛優勢，產業多元何嘗不是。有旅客反映，澳門居民對賭場發展滔滔不絕，文化景點則說不出半句。何時開始全民關注文化，就是處身多元產業發展路之時。(摘自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日《澳門日報》)
古語雲：“民以食為天”。這話很容易理解：就是民衆最關注、重視的，是吃飯而已。再翻譯成稍微“現代化”一些的意思，就是：不管誰當政，只要把經濟搞好就行。但是，經濟、財富，就真是一個國家或者城市追求的終極目標？
中國經濟炙手可熱，上海更是群雄逐鹿的心臟，然而，一次親身體會卻讓一切經濟數據都變得毫無意義：在上海街頭攔出租車，車子剛在身邊停下，説時遲那時快，一個小女孩從身旁掠過，人還在驚訝，後面的母親已經歡天喜地地跟了上來，從絕塵而去的車子裏，隱約聽到，媽媽對女兒的“聰敏”大加讚賞；人到臺北，剛出機場，在售票亭買了票，到了那嘴嚼檳榔、看上去粗粗魯魯的司機那裏，才知買錯了要去退換，還沒有走回售票處，那司機從身後氣喘吁吁地趕來：“哎！你走的那條路便宜一百塊的，退票的時候，別忘了讓那小姐退錢！”……從那一刻起，我知道，不管上海有多少個亞洲最好、全球第一，如果讓我在這兩座城市之間選一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把它從名單上劃走。
經濟和文化，從來也不矛盾，推動全民對“文化”的關注，更不是什麽“等先發展經濟了再説”的議題。事實上，一座城市的經濟指標後面—也就是財富積累的方式、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恰恰讓我們看見這城市的文化優劣。如果一座城市的財富獲取方式是暴發性、掠奪性的，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個“爲富不仁”、“自私自利”、“見錢眼開”的生意佬；如果一座城市的運作方式是誰掌了權、誰就操控一切，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個善於投機鑽營的市民和倚仗身世耀武揚威的年輕一輩。那麽，請告訴我：這樣的“經濟發展”，到底有些什麽意義？
“替代”，還是“被替代”？（“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三）
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和英國卡麥隆·麥金托什公司聯合投資成立中英聯合音樂劇製作公司。中國對外文化集團總經理張宇說，新公司將逐步引進西方經典音樂劇進行中文版製作和演出，中英兩國還將聯合培養編劇、導演、演員、燈光、音響等中國音樂劇人才隊伍。中國文化部部長助理丁偉說，相信北京、上海在未來五到十年中，將成為繼紐約和倫敦之後的音樂劇大市場。他也希望中英兩國的合作，能夠催生中國本土音樂劇的發展。（摘自中國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
承認吧！不管如何努力，我們也生產不出《歌聲魅影》或《悲慘世界》來，就像硬要李安拍《老友記》劇集或迫高行健寫《達芬奇密碼》，文化產業的奇妙之處就在於：你無法來“指定”它的發展。就像打理一座花園，你可以去“規劃”花園的佈局和風格、精心耕種維護、等待，但你卻不能“規定”：開多少朵、什麽時候開、花朵的顔色深淺與形狀。
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中，當然也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寶貝”，那些其他的文化基因—哪怕它們再優秀—也無法取而代之的獨特元素。早前陳冠中來澳開講，談到文化“替代”論，當本土文化遇到外來文化的衝擊，慢慢的，就會產生本土“替代品”，將外來者替代，正如香港流行音樂的主流從當年的國語、英語轉變為粵語。本土文化產業在吸收外來者的成功經驗之後，從形式到體制上開始轉變，學會使用自己的力量來表達自己的文化魅力，當然是最理想的結果。但必須指出，這種良性“替代”，卻非必然。因爲，在盲目市場化下，出現另一種結果絕非杞人憂天：在蜂擁而至的外來競爭者面前，本土舞臺藝術的成長空間卻被扼殺，“中國音樂劇”的願景變成“來中國搵錢的西方音樂劇”的現實，本土文化不但無法完成“替代”任務，反被外來者“替代”。最後，我們的京劇、昆曲反要被迫“緊貼國際潮流”，在“耗資巨大”的豪華場景和流行音樂之下，唱著半RAP半ROCK的“新國粹”來努力創收。
文化的力量（“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四）
許焯權（香港中文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總監）：這幾年每個地區選出來的領導人一上臺說的話一定包括怎樣發展當地文化。他們很清楚文化和創意產業的重要，你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臺北市長郝龍斌，兩個都提這件事……爲什麽天星皇后碼頭的討論演變得如此激烈？就是大家沒有留意到整個社會的結構在變，文化已經突顯出來。大家以爲用經濟可以蓋過文化層面的討論，其實是不可能的。【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文化的力量，是最巨大的力量，因爲它作用在人的心裏。所以，最高層的政治角力，就是文化的角力。是的，不管我們GDP有多高、出口額有多少，也不管嫦娥能飛多高、導彈能打多遠，如果我們的孩子都非麥當勞不去、非荷里活電影和日本漫畫不看；如果我們的下一代熱衷聖誕勝於春節，喜歡哈利波特更甚於西遊記，那麽，我們最後還是輸了。
其實，中國人對文化也並非不重視，可爲什麽總很難取得真正意義的成功？從電影、舞臺劇到文學作品，中國文化產品的“炒作”技術已快和世界接軌，但在“品質”上卻依然飛沙走石，也許，出問題的是我們的文化發展模式：從最高決策層對文化面向的重視，到實際執行的文化官員的能力和胸襟氣魄，最重要的，是文化由下至上的生根、發芽、開花。今天，大家的確要從對“文化”不過是“吃喝玩樂的餘暇消遣”這種淺薄思維中跳出來。因爲，文化，其實有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尊嚴和身份，尤其在社會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的時候，低下階層最後擁有的尊嚴就是那份文化的尊嚴、文化的身份。
太多的事實證明：能賺錢的人，不一定是好人；能賺錢的產品，也不一定是好產品，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話裏，有一句幾乎認同到五體投地：“大家以爲用經濟可以蓋過文化層面的討論，其實是不可能的。”
文化身份（“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五）
跟不少影展一樣，釜山電影亦邀請了國際影星吸引各地媒體，然而大會的重心卻放在本地藝人身上，為他們製造在國際媒體曝光的機會。在遊艇會的露天空地舉行的開幕禮只有數名國際影星出席，踏上紅地氈享受觀衆呼聲和閃光燈的卻大都是南韓的本土藝人……本土娛樂事業和本地樂團巧妙地融入國際盛事當中，不用煞有介事地穿著韓服表演傳統農樂或“亞里郎”，就是從這些現代表演藝術，作爲一個外國人，也能感受到南韓濃厚的文化氣息及政府對文化藝術的着緊……就算我們將來擁有世界一流的文化硬件，但仍然缺乏文化人才及人文精神，一邊靠（世界一流的）外援撐場，卻一邊將本土文化拒諸門外，那外地表演團體便只如過客，而本土藝術亦難以發展，更無助建立及鞏固港人的本土或國民身份。【摘自“踏著釜山的紅地氈走向國際舞臺”，香港《明報》（二OO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往哪裏去？文化發展的最終目標之一，是一種身份和認同的建立。這種身份和認同，既不是來自強行灌輸，也非爲了排除異己。文化身份，是一份由内而發的品位、氣質、習慣；文化認同，能讓我們在芸芸衆生之中找到自己，也向別人投去包容、開放的欣賞目光。
今天，“本土化”是一個說起來理直氣壯的詞語，但在澳門的“本土化”呼喚後面，我們卻無法看見“本土價值”的建立與討論，可要知道，本土力量的培育、文化軟件的齊備，往往要花費兩代、甚至三代人的時間，而如果今天我們不在“為什麽本土化”這個議題上面取得共識，那麽“如何本土化”議題的真正推動就永遠無法真正開始。“本土化”的核心價值，當然不僅僅是爲了和外來者爭奪利益和話語權，“本土化”要做的，是為我們的文化尋找一個可以沉澱、分享的空間，而在這個空間裏面，我們能找得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身份和歸屬。
讓文化有家可歸（“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十六）
藝術或創意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動力是不可模仿或外借，而要本土人士從本土出發。其實，很多藝術意念是可以移植再發展，以不同的表現手法來表達同一個或相似的意念，就像可以改編小説電影或舞臺劇，《無間道》和《無間道風雲》可以各領風騷。但是，藝術的動力是不可以從外面引進或政策從上往下推行的（但壞的政策可以扼殺本來存在的動力）。……許多城市的發展，是由於有一群具備創意和專業知識，又對生活素質充滿追求的，又能夠在社會各方面（例如諮詢會、專業團體、公共空間如媒體、市政政策局）發聲的人士所推動和帶領的。……香港這個城市當然不是文化沙漠，我們每年生産和消費的文化產品的數量和質量未必比別的地方少。但是，香港這個城市缺乏“文化”氛圍，讓文化人覺得“有家可歸”。【鄭巧玲，“香港文化人有家可歸？”2007年7月19日，香港《明報》】
身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講師鄭巧玲在文章裏提出“創意階層”的概念，她提出文化生機的推動力是一群被社會科學家Richard Florida稱爲“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的人。“創意階層”，根據Richard的定義，可分爲兩大範疇：1）核心創意人員，媒體工作者、藝術家、設計師、建築師、教師、電腦人才等；2）創意專業人員，以知識爲主要的專業人員，包括，財務顧問、醫生、律師等。這個“創意階層”必須符合這樣一些條件：他們在公共空間能夠發言，積極參與政策討論，推動社區發展；他們會直接支持甚至親自參與社區藝術的發展（消費也是支持的一種表現）；他們對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他們認爲自己有能力改進城市的面貌和氛圍；他們能夠感覺到志同道合的人的存在和力量。
讓文化人覺得“吾道不孤”，覺得自己能夠參與、正在參與這座城市的文化建設，這些，都是一座創意城市所應具備的魅力。而由此推論，我真的不知道：對於澳門“文化創意城市”藍圖的實現，你究竟有多少信心和寄望？
2007年10月31日星期三
2007年10月30日星期二
《某編輯部的60天攻防》
上一期《亞洲周刊》内的一篇報道，提到日本 NHK的一套紀錄片【激流中國】。 今天晚上，終于看到了其中的幾集。
《某編輯部的60天攻防》講述了内地知名雜誌《南風窗》的60天，攝製組走進《南風窗》的編輯部，讓我們看見故事背後的故事，以及不能被講述的故事，在紀錄片裏，我們看見内地媒體在挖掘事實真相，擔當公衆喉舌的全情付出。原來，寫一個故事可能真的會冒著生命危險，策劃一篇報道可能會遇上滅頂之災。正如《亞洲周刊》引用中國網民的話：“很心酸。也很無奈......中國媒體做不到，而日本媒體做到，這就不必計較了，問題是，今天有人紀錄下來，就是爲了帶動更多的人去思考，去奮鬥。” 這些話，竟讓我想起了情況驚人類似的澳門。
中國的媒體英雄在爲了中國人的未來艱辛邁步，片尾用了魯迅先生的話“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就漸漸成了路。”那麽，我們自己的路，又何時邁步？
推薦你看一看，中國媒體人的故事！
【激流中國 - 喉舌與良心】
（如果網路速度慢，片子會斷斷續續，可在按了“開始”鍵之後再“暫停”，等灰色下載綫較長之後再播放）
《某編輯部的60天攻防》講述了内地知名雜誌《南風窗》的60天，攝製組走進《南風窗》的編輯部，讓我們看見故事背後的故事，以及不能被講述的故事，在紀錄片裏，我們看見内地媒體在挖掘事實真相，擔當公衆喉舌的全情付出。原來，寫一個故事可能真的會冒著生命危險，策劃一篇報道可能會遇上滅頂之災。正如《亞洲周刊》引用中國網民的話：“很心酸。也很無奈......中國媒體做不到，而日本媒體做到，這就不必計較了，問題是，今天有人紀錄下來，就是爲了帶動更多的人去思考，去奮鬥。” 這些話，竟讓我想起了情況驚人類似的澳門。
中國的媒體英雄在爲了中國人的未來艱辛邁步，片尾用了魯迅先生的話“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就漸漸成了路。”那麽，我們自己的路，又何時邁步？
推薦你看一看，中國媒體人的故事！
【激流中國 - 喉舌與良心】
（如果網路速度慢，片子會斷斷續續，可在按了“開始”鍵之後再“暫停”，等灰色下載綫較長之後再播放）
2007年10月27日星期六
2007年10月10日星期三
"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上）
當“文化”變成“生意”（“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一）
鍾永豐（嘉義縣文化局長）：近年文化產業發展觀光的附帶任務，使地方文化單位承受許多壓力……有人責難文化機關把很多補助放在邀請國外大團，比如柏林愛樂來一次可能要好幾千萬。我反而覺得……既然大家要逃避，何不逃到國外更精致、好看的藝術形式中？【“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從這篇文章開始，想來談談文化，創意和產業。不過，在“經濟發展”決定一切的今天，似乎“Business”才是一種大家都喜歡聽、聽得懂的語言。好，那就讓我們從“Business”開始。
八月份《時代》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講述幾已成“全球化”代名詞的世界商業巨頭“Wal-Mart”在日本的遭遇：沃爾瑪在日本慘遭“滑鐵盧”，原因在於其雖然挾全球採購的低價優勢，但卻發現日本消費者仍然支持國貨，尤其在食品方面更非日本貨不買。而講究美式管理的沃爾瑪更因大刀闊斧解雇員工，失去日本消費者和雇員的信任；還有，其以美國人爲主的高層管理團隊在“日本文化”前面處處碰壁，眼下虧損連連，甚至面對“退出日本市場”的威脅……
從商業到文化，其實，我們面對的話題都差不多：如何讓本土產品取得成功？如何讓本土文化具有“不可輕視”的力量？面對指責政府資源外傾，本土藝術發展卻得不到照顧，有以“既然都要花錢，爲什麽不買國外高級貨、精品貨”作爲托詞。顯然，這是一種因果互倒的荒謬，也許，潛意識裏還摻雜了文化官員的“崇洋”心態。
問題在於，如果政府在“文化藝術”上把自己當作一個“生意佬”，當文化從一開始就定位成招徠遊客的工具、當資源從來都沒有重點投放在提升民衆視野與教育等基礎經營上、當本土藝術創作者、社區民衆之間無法建立一種對話機制，我們的文化“政績”，就只能永遠靠“移植”來充撐，而本土文化，也只能永遠扮演一個“次等貨”的角色。
澳門文化產業，到底缺什麽？（“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二）
胡恩威（進念二十面體）：以我十多年來的觀察，核心問題是人才配套。看韓國、日本、紐約、倫敦，他們的底爲什麽這樣深厚，因爲有非常強的藝術教育及研究體制。你去比較一下紐約、倫敦，與藝術研究有關的機構過千間，他們博物館除了舉辦活動還有做研究，他們的策展人是學者也是專家，不是在商場放些東西就是展覽。他們的内功由此而來……我們要學内功而不是搞活動，其實“活動”很容易買回來，但培養一個策展人要花很多心機及時間。現在三十嵗到四十嵗年齡層的人，除了反對以外沒有東西做，我們沒有一個正當的文化機制，還只停留於製造明星層面。【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朱銘的“太極”當然不只是一塊石頭，丹‧布朗的《達文西密碼》也不是在紙上印字這麽簡單，文化產業之所以和其他產業不同，在於它的創意含金量：内容。而在“内容”後面，其實是“人”，那些創意不絕的創作人。
但創作人的“創作力”從哪裏來？專業技能的學習和訓練和“教育”有關，作品與社會民衆的互動和“媒體”有關，還有學術研究與討論、知識版權保護、創作自由保障……文化產業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揚名立萬的創作人們不過是冒出水面的小小一角，而下面還有更多的部分在支撐：研究學者、商業及法律人員、中介代理、行政管理人員……文化產業表面的盛況，來自文化的滲透與向下扎根。“十年種樹，百年育人”，在澳門近年大興土木之餘，小城也需要更多的“文化基建”工程，這些龐大工程首先要從政策層面做起，正因如此，在所有的文化產業創意人才之中，最重要的，是營造適合創意與文化發展的文化政策研究者、制定者、執行者。
澳門欠缺文化產業的内容嗎？可能。澳門欠缺文化產業的經營人才嗎？也許。但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真正急需的，是一批擁有宏觀文化視野與實務執行能力的文化官員。
文化行銷（“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三）
“文化品牌不同於一般商業品牌的是，文化產品的藝術性特別濃厚，而消費者的品位非單靠行銷可以打造；所以，文化產業的開展依賴消費市場在藝術品位方面的積累與成熟，非單靠強勢的媒體行銷可以在短期内勝事……一個社會的民衆傾向以文化消費來彰顯個人的身份認同，必定是該社會普遍的藝術素養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所以，大衆教育的陶冶是助成文化產業發展的條件。【摘自《全球視野的文化政策》，郭為藩，臺灣心理出版社，2006年3月】
歸根到底，文化生意也是生意，不過，比較起來，它和其他商業的運作模式還是有著本質的不同：文化產業並非是完全以“賺取利潤”作爲出發點，它的本質和目的，不應該虎視眈眈地瞄著別人的錢包裏面。
商業運作講求“行銷網絡”、“配售渠道”、“市場份額”、“價格競爭”等商戰手段，但文化產業行銷者的角色，卻在扮演一個“紅娘”多於一個“推銷員”，正如一場劇場演出的首要目的並不是把觀衆席填滿，而是讓“對的”消費者找到“對的”產品，而如何讓口味各異、品位不同的消費者找到“對的產品”，才是一個文化行銷人稱職與否的關鍵。
故此，文化產業行銷的成敗，還在於市民們是否有足夠的選擇，或者，再退一步，他們有沒有意識到：其實自己可以做出選擇、也應該做出選擇？於是，我們又回到了所有問題的起點：藝術教育究竟在整個教育體系中佔據什麽樣的位置？這個社會有沒有讓它的孩子從小開始慢慢學會獨立思考？今天學校裏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這些未來文化產業的消費者們—明天又會形塑出怎樣一種代表這城市的文化品位？
中國戲劇大師林兆華曾說過這麽一句話：“應讓觀眾選擇戲劇，而不是讓戲劇選擇觀眾。”我想，這大概可以作爲文化產品行銷策略的一個關鍵附註吧？
誰是中間人？（“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四）
卓明（戲劇工作者）：很多劇團會抱怨政府沒有提供行銷平臺，會認爲這是政府的責任。我問他們：你有沒有產品？沒有產品，談何市場？當作品做出來，觀衆喜歡，就有市場，市場機制會同步發聲，而後再擴大它的效益。
溫慧玟（表演藝術聯盟常務理事）：卓明提到一個重要關鍵，就是作品能否吸引觀衆走進劇場。這是表演藝術各領域共同存在的問題。
【“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雜誌（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文化“產業化”之後，“市場”成了揮之不去的話題。今天，我們已從“酒好不怕巷子深” 的時代進入了“酒好還要勤吆喝”的時代。好的文化產品，沒有適當配套，也未必受歡迎，畢竟，很多時候，能否吸引觀眾，不單取決於演出（或其他文化產品）的品質，也取決於觀眾口味和市場風向。
“文化產業”的一頭是創作者，另一頭是消費者。消費者在尋找不同的產品，創作者也在創作不同的產品，創作人當然不應忽略作品的受眾而“閉門造車”，但亦不該放棄自己的堅持，變成只知討好市場的“工匠”。消費者需要選擇的自由，創作人也需要創作的自由。
因此，要整個文化產業鏈得以形成，還需要把頭尾連起來的關鍵一環：“中間人”。一件文化產品是否能夠吸引觀眾，除了作品本身，“中間人”的仲介平臺的能力和效率，也是關鍵。文化產業的中間人需要具有靈活的機制、豐富的創意、廣闊的視野、實幹的能力，英國的“Art & Business(http://www.aandb.org.uk/)”組織，就是一個成功的中間人，在公司、企業和藝團、藝術家之間穿針引線；香港也有藝術中心，以及牛棚、藝術發展局，都在或多或少地扮演著這個功能。澳門的牛房也是一個類似角色，但其所具有的資源和扶持還無法與以上那些機構同日而語，那澳門文化產業中間人的角色，到底該由誰來扮演？如何扮演？都是澳門在高叫“發展文化產業”之餘應好好探討一番的話題。
文化產業，關我乜事？（“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五）
“在多個討論中我也曾提出，劇場是否只談intellectual（知性）？知性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略表演、劇場美學以及不同藝術元素在創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若劇場只是盛載知性内容的媒體，戲劇會否成爲只屬於某一類型觀衆的藝術創作？今日，我仍然深信戲劇的力量，更相信戲劇要多盛載當下港人最關心的議題，無分知性戲劇或娛樂戲劇。如果作品跟當下的市民沒有關係，那只會變成附庸風雅、只服務一小撮有經濟能力或社會階級人士的產物。劇場的多元性，該在乎創作跟人生活的關係。”【詹瑞文，“香港人，我令你愛上藝術了嗎？”2007年6月21日，香港《明報》】
讓文化產業植根於民衆和社區，既能從社會汲取源源不絕的動力與養分，而民衆的參與和關心也反過來不斷推動其發展，這種良性循環才是發展本土文化產業的長治久安之道，而那些以滿足遊客需要、延長旅客留澳時間為出發點的想法，都不過在假借“文化產業”之名，至於“文化”內涵早被淘空，徒剩外表聲嘶力竭的招徠吆喝而已。
今天的澳門，文化消費是否變成“附庸風雅、只服務一小撮有經濟能力或社會階級人士的產物”姑且不論，大部分民衆的文化需求在社會快速發展的步伐之下被嚴重忽略，卻正在形成一種吊詭的邏輯：越有錢兼有閑的人，越有機會主導文化消費群體；而越是為口奔馳的蟻民，越容易自動放棄自己、甚至下一代的文化權利。
一次親身體驗是，某家長不讓孩子去看一場兒童劇，其理由僅是因爲覺得小孩應多點“溫書”，而不應去做“看舞臺劇”這類“唔等使”的事情。除了喟嘆這家長的“教育理念”，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帶給我們另一種思考：其實，舞臺與社會之間應建立一種對話機制，這種機制會讓創作作品和人們的生活掛起勾來、會讓每一個民衆都覺得：原來，文化創作，是和自己有關係的。
藝術有乜用？（“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六）
來自遼寧瀋陽的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張天羽，除經過兩輪的面試外，亦須與遴選委員會的成員共晉晚餐，給成員全面觀察。張天羽憶述︰「餐廳內放置很多現代畫，其中一位對藝術有研究的委員指著某一幅畫，然後問是哪年代的畫。」幸好經常參觀畫展，從畫的內容和風格，分辨出90年代台灣畫家的手筆，令委員留下深刻的印象，卒奪得羅德獎學金。（摘自2007年9月13日香港《明報》）
本土文化產業要取得長遠、可持續發展，我認爲，如果不立即在藝術教育層面深耕細作，也許十年、二十年後，澳門還會在同一議題上喋喋不休。將藝術教育納入當前的教育體系，一定會面對重重障礙：師資、教材、教學方法……但其中最大障礙，也許竟會來自家長。試想：若學校開設藝術欣賞課、創作課、外展文化考察活動，也許大部分家長會開始皺眉頭：這麽多「閑科」，那我小孩學英語的時間夠不夠？背書練習的機會多不多？考試還能不能拿高分？
中大學生成為「羅德學人」負笈牛津大學修讀金融經濟學碩士，憶起擊敗多位競爭者的經過，最驚險一刻，竟是某次與遴選委員晚膳席間幾乎被一幅藝術畫作「考起」。看在強調「實際」的中國人眼裏，這幾近不可理喻：學金融經濟，和懂不懂鑑賞畫作有何關係？但這正是西方教育思維值得我們取法之處，他們更強調一個人的綜合質素。文化藝術的價值也正在此：它強調的，並非「技」的傳授，而是「道」的熏陶，一個人如果懂得對美的欣賞，自然會展開對美的追求，只要一個人心具這態度，就不會苟且、不會霸道，更會對自己和社會多一份要求和承擔。
因此，西方政商領袖頗具藝術修養的大有人在，克林頓是個色士風好手，丘吉爾的風景畫出手不凡……回到澳門，擅具文藝修養的高官巨賈你數得出哪一位？又或，你記不記得：上次聽到本地權貴顯要和大家談論一本好書、一曲好音樂、一幅好畫、一場精彩表演或一件出色藝術品，是什麽時候？
“小眾”、“大衆” （“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七）
“今天的演出不能再只有五成觀衆，所以我們得各方面想辦法。”陳炳釗說。……香港的情況始終不同紐約，所以題材的選擇很重要。陳炳釗年來的演出由原創轉向改編經典文本的趨勢，但即使如此，其實他無時無刻不在計量本地小型劇場的市場壓力，例如同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會寧願改編達里奧福(Dario Fo)而不選品特(Harold Pinter)作品。【2007年7月1日，香港《明報》】
以劇場的方式介入社會，陳炳釗認爲“劇場從來不必與大衆文化融合”、“而且不得不是小眾的”。某類型的思考和批判方式的選擇，永遠未必屬於“多數人”的，然而，“小眾”的劇場，也可以讓“大衆”參與，“大衆”與“小眾”的概念，有時候只是相對而已。
有別於跟主流、跟大隊的“傳統智慧”，對於一個謀求長遠發展社會來講，多元的思考維度不可或缺。但堅定的小劇場拓荒者如陳炳釗也承認：“今天的演出不能再只有五成觀眾。”我想，這所謂的“市場壓力”來自：小眾不能與大衆脫節。劇場不應該“爲了劇場而劇場”，更加不需要“爲了小眾而小眾”。文以載道，關鍵還在於如何選擇恰當的方式面向觀衆，使他們積極介入文化議題。
這也許是在港澳社會特殊現實下的特殊對策：藝術教育缺位、價值取向單一，整個文化藝術生態環境惡劣。因此，戲劇工作者除了創作之外，也應承擔起一份教育責任。正像一位前輩教導我的那樣：教育，就像釣魚。用的餌，應該是魚兒喜歡吃的，而不是你自己喜歡吃的。劇場，當然可以用來作爲“小眾”的批判、思考方式，但它也可以吸引、容納更多的“大衆”，甚至，作爲一個普通人娛樂、放鬆的地方。
在文化產業鏈裏，劇場只是小小的一環，但它衍生的話題討論，卻可以給整個社會帶來大大的思考。再一次證明：所謂“小”與“大”，不過是個相對概念罷了。
讓我們從討論開始（“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八）
鴻鴻（劇場暨電影導演）：……媒體沒有那麽多篇幅報道，很多重要的演出都沒有評論……新一代當然會問：爲什麽要做這些事？我接觸很多學生的創作能力可能比老師好，但他們只能窩在學校的小教室演，演完就散了，畢業後要怎麽辦？他們可以找個工作養活自己，然後演出，但去哪裏演？演給誰看？……我強調的評論，不是指我們這一代要什麽定位，而是讓年輕人做的事也被看見。過去二十年已有太多創作者做完、爽完了，如船過水無痕，看到這麽多人沒頂，很痛心。戲劇的能量需要積累，應建立一個評論機制，讓有實力的創作者被看見、被討論。【“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澳門的討論風氣可能是華人地區裏最單薄的。從舞臺藝術到文學創作、從社會時事到大廈管理，澳門人似乎不太相信討論可以產生作用。這裏所指的討論，當然不是街坊鄰里八卦一番的飛短流長，或是早晨清談電話節目裏只顧一己的發洩。討論，是多視角、多層次的思考維度，而最重要的，是願意聆聽的包容和勇於表達的誠懇。但現實是，澳門人從小就在接受另一種“訓練”：服從權威的訓練、保持沉默的訓練、拜高踩低的訓練。
這種社會性格的養成，對社會的危害如今幾乎已侵蝕各個層面，就文化藝術而言，它帶來的最大危害，是形成一種幾乎封閉的文藝生態環境：不同的藝術形態互不溝通，甚至在同一個藝術形態裏面，也會形成老死不相往來的各個小圈子。因此，在澳門，你找不到一本有關文化評論、藝術評論的雜誌，而一場演出完成之後，不論是好是壞，都很難感覺到（無論是透過互聯網、電視、電臺或報章雜誌）熱烈的討論風氣。
這沉默真的令人心寒，因爲它不但代表民衆不善溝通、不願溝通的性格，更代表了一種大家對自己的社會的冷漠。在這樣的環境裏面，我們的創意只會像裊裊輕煙一樣消失殆盡。那所謂的創意工業、文化產業，又從何談起？
鍾永豐（嘉義縣文化局長）：近年文化產業發展觀光的附帶任務，使地方文化單位承受許多壓力……有人責難文化機關把很多補助放在邀請國外大團，比如柏林愛樂來一次可能要好幾千萬。我反而覺得……既然大家要逃避，何不逃到國外更精致、好看的藝術形式中？【“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從這篇文章開始，想來談談文化，創意和產業。不過，在“經濟發展”決定一切的今天，似乎“Business”才是一種大家都喜歡聽、聽得懂的語言。好，那就讓我們從“Business”開始。
八月份《時代》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講述幾已成“全球化”代名詞的世界商業巨頭“Wal-Mart”在日本的遭遇：沃爾瑪在日本慘遭“滑鐵盧”，原因在於其雖然挾全球採購的低價優勢，但卻發現日本消費者仍然支持國貨，尤其在食品方面更非日本貨不買。而講究美式管理的沃爾瑪更因大刀闊斧解雇員工，失去日本消費者和雇員的信任；還有，其以美國人爲主的高層管理團隊在“日本文化”前面處處碰壁，眼下虧損連連，甚至面對“退出日本市場”的威脅……
從商業到文化，其實，我們面對的話題都差不多：如何讓本土產品取得成功？如何讓本土文化具有“不可輕視”的力量？面對指責政府資源外傾，本土藝術發展卻得不到照顧，有以“既然都要花錢，爲什麽不買國外高級貨、精品貨”作爲托詞。顯然，這是一種因果互倒的荒謬，也許，潛意識裏還摻雜了文化官員的“崇洋”心態。
問題在於，如果政府在“文化藝術”上把自己當作一個“生意佬”，當文化從一開始就定位成招徠遊客的工具、當資源從來都沒有重點投放在提升民衆視野與教育等基礎經營上、當本土藝術創作者、社區民衆之間無法建立一種對話機制，我們的文化“政績”，就只能永遠靠“移植”來充撐，而本土文化，也只能永遠扮演一個“次等貨”的角色。
澳門文化產業，到底缺什麽？（“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二）
胡恩威（進念二十面體）：以我十多年來的觀察，核心問題是人才配套。看韓國、日本、紐約、倫敦，他們的底爲什麽這樣深厚，因爲有非常強的藝術教育及研究體制。你去比較一下紐約、倫敦，與藝術研究有關的機構過千間，他們博物館除了舉辦活動還有做研究，他們的策展人是學者也是專家，不是在商場放些東西就是展覽。他們的内功由此而來……我們要學内功而不是搞活動，其實“活動”很容易買回來，但培養一個策展人要花很多心機及時間。現在三十嵗到四十嵗年齡層的人，除了反對以外沒有東西做，我們沒有一個正當的文化機制，還只停留於製造明星層面。【摘自“文化政策對話”，香港《am post》雜誌（二OO七年七月號）】
朱銘的“太極”當然不只是一塊石頭，丹‧布朗的《達文西密碼》也不是在紙上印字這麽簡單，文化產業之所以和其他產業不同，在於它的創意含金量：内容。而在“内容”後面，其實是“人”，那些創意不絕的創作人。
但創作人的“創作力”從哪裏來？專業技能的學習和訓練和“教育”有關，作品與社會民衆的互動和“媒體”有關，還有學術研究與討論、知識版權保護、創作自由保障……文化產業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揚名立萬的創作人們不過是冒出水面的小小一角，而下面還有更多的部分在支撐：研究學者、商業及法律人員、中介代理、行政管理人員……文化產業表面的盛況，來自文化的滲透與向下扎根。“十年種樹，百年育人”，在澳門近年大興土木之餘，小城也需要更多的“文化基建”工程，這些龐大工程首先要從政策層面做起，正因如此，在所有的文化產業創意人才之中，最重要的，是營造適合創意與文化發展的文化政策研究者、制定者、執行者。
澳門欠缺文化產業的内容嗎？可能。澳門欠缺文化產業的經營人才嗎？也許。但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真正急需的，是一批擁有宏觀文化視野與實務執行能力的文化官員。
文化行銷（“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三）
“文化品牌不同於一般商業品牌的是，文化產品的藝術性特別濃厚，而消費者的品位非單靠行銷可以打造；所以，文化產業的開展依賴消費市場在藝術品位方面的積累與成熟，非單靠強勢的媒體行銷可以在短期内勝事……一個社會的民衆傾向以文化消費來彰顯個人的身份認同，必定是該社會普遍的藝術素養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所以，大衆教育的陶冶是助成文化產業發展的條件。【摘自《全球視野的文化政策》，郭為藩，臺灣心理出版社，2006年3月】
歸根到底，文化生意也是生意，不過，比較起來，它和其他商業的運作模式還是有著本質的不同：文化產業並非是完全以“賺取利潤”作爲出發點，它的本質和目的，不應該虎視眈眈地瞄著別人的錢包裏面。
商業運作講求“行銷網絡”、“配售渠道”、“市場份額”、“價格競爭”等商戰手段，但文化產業行銷者的角色，卻在扮演一個“紅娘”多於一個“推銷員”，正如一場劇場演出的首要目的並不是把觀衆席填滿，而是讓“對的”消費者找到“對的”產品，而如何讓口味各異、品位不同的消費者找到“對的產品”，才是一個文化行銷人稱職與否的關鍵。
故此，文化產業行銷的成敗，還在於市民們是否有足夠的選擇，或者，再退一步，他們有沒有意識到：其實自己可以做出選擇、也應該做出選擇？於是，我們又回到了所有問題的起點：藝術教育究竟在整個教育體系中佔據什麽樣的位置？這個社會有沒有讓它的孩子從小開始慢慢學會獨立思考？今天學校裏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這些未來文化產業的消費者們—明天又會形塑出怎樣一種代表這城市的文化品位？
中國戲劇大師林兆華曾說過這麽一句話：“應讓觀眾選擇戲劇，而不是讓戲劇選擇觀眾。”我想，這大概可以作爲文化產品行銷策略的一個關鍵附註吧？
誰是中間人？（“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四）
卓明（戲劇工作者）：很多劇團會抱怨政府沒有提供行銷平臺，會認爲這是政府的責任。我問他們：你有沒有產品？沒有產品，談何市場？當作品做出來，觀衆喜歡，就有市場，市場機制會同步發聲，而後再擴大它的效益。
溫慧玟（表演藝術聯盟常務理事）：卓明提到一個重要關鍵，就是作品能否吸引觀衆走進劇場。這是表演藝術各領域共同存在的問題。
【“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雜誌（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文化“產業化”之後，“市場”成了揮之不去的話題。今天，我們已從“酒好不怕巷子深” 的時代進入了“酒好還要勤吆喝”的時代。好的文化產品，沒有適當配套，也未必受歡迎，畢竟，很多時候，能否吸引觀眾，不單取決於演出（或其他文化產品）的品質，也取決於觀眾口味和市場風向。
“文化產業”的一頭是創作者，另一頭是消費者。消費者在尋找不同的產品，創作者也在創作不同的產品，創作人當然不應忽略作品的受眾而“閉門造車”，但亦不該放棄自己的堅持，變成只知討好市場的“工匠”。消費者需要選擇的自由，創作人也需要創作的自由。
因此，要整個文化產業鏈得以形成，還需要把頭尾連起來的關鍵一環：“中間人”。一件文化產品是否能夠吸引觀眾，除了作品本身，“中間人”的仲介平臺的能力和效率，也是關鍵。文化產業的中間人需要具有靈活的機制、豐富的創意、廣闊的視野、實幹的能力，英國的“Art & Business(http://www.aandb.org.uk/)”組織，就是一個成功的中間人，在公司、企業和藝團、藝術家之間穿針引線；香港也有藝術中心，以及牛棚、藝術發展局，都在或多或少地扮演著這個功能。澳門的牛房也是一個類似角色，但其所具有的資源和扶持還無法與以上那些機構同日而語，那澳門文化產業中間人的角色，到底該由誰來扮演？如何扮演？都是澳門在高叫“發展文化產業”之餘應好好探討一番的話題。
文化產業，關我乜事？（“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五）
“在多個討論中我也曾提出，劇場是否只談intellectual（知性）？知性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略表演、劇場美學以及不同藝術元素在創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若劇場只是盛載知性内容的媒體，戲劇會否成爲只屬於某一類型觀衆的藝術創作？今日，我仍然深信戲劇的力量，更相信戲劇要多盛載當下港人最關心的議題，無分知性戲劇或娛樂戲劇。如果作品跟當下的市民沒有關係，那只會變成附庸風雅、只服務一小撮有經濟能力或社會階級人士的產物。劇場的多元性，該在乎創作跟人生活的關係。”【詹瑞文，“香港人，我令你愛上藝術了嗎？”2007年6月21日，香港《明報》】
讓文化產業植根於民衆和社區，既能從社會汲取源源不絕的動力與養分，而民衆的參與和關心也反過來不斷推動其發展，這種良性循環才是發展本土文化產業的長治久安之道，而那些以滿足遊客需要、延長旅客留澳時間為出發點的想法，都不過在假借“文化產業”之名，至於“文化”內涵早被淘空，徒剩外表聲嘶力竭的招徠吆喝而已。
今天的澳門，文化消費是否變成“附庸風雅、只服務一小撮有經濟能力或社會階級人士的產物”姑且不論，大部分民衆的文化需求在社會快速發展的步伐之下被嚴重忽略，卻正在形成一種吊詭的邏輯：越有錢兼有閑的人，越有機會主導文化消費群體；而越是為口奔馳的蟻民，越容易自動放棄自己、甚至下一代的文化權利。
一次親身體驗是，某家長不讓孩子去看一場兒童劇，其理由僅是因爲覺得小孩應多點“溫書”，而不應去做“看舞臺劇”這類“唔等使”的事情。除了喟嘆這家長的“教育理念”，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帶給我們另一種思考：其實，舞臺與社會之間應建立一種對話機制，這種機制會讓創作作品和人們的生活掛起勾來、會讓每一個民衆都覺得：原來，文化創作，是和自己有關係的。
藝術有乜用？（“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六）
來自遼寧瀋陽的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張天羽，除經過兩輪的面試外，亦須與遴選委員會的成員共晉晚餐，給成員全面觀察。張天羽憶述︰「餐廳內放置很多現代畫，其中一位對藝術有研究的委員指著某一幅畫，然後問是哪年代的畫。」幸好經常參觀畫展，從畫的內容和風格，分辨出90年代台灣畫家的手筆，令委員留下深刻的印象，卒奪得羅德獎學金。（摘自2007年9月13日香港《明報》）
本土文化產業要取得長遠、可持續發展，我認爲，如果不立即在藝術教育層面深耕細作，也許十年、二十年後，澳門還會在同一議題上喋喋不休。將藝術教育納入當前的教育體系，一定會面對重重障礙：師資、教材、教學方法……但其中最大障礙，也許竟會來自家長。試想：若學校開設藝術欣賞課、創作課、外展文化考察活動，也許大部分家長會開始皺眉頭：這麽多「閑科」，那我小孩學英語的時間夠不夠？背書練習的機會多不多？考試還能不能拿高分？
中大學生成為「羅德學人」負笈牛津大學修讀金融經濟學碩士，憶起擊敗多位競爭者的經過，最驚險一刻，竟是某次與遴選委員晚膳席間幾乎被一幅藝術畫作「考起」。看在強調「實際」的中國人眼裏，這幾近不可理喻：學金融經濟，和懂不懂鑑賞畫作有何關係？但這正是西方教育思維值得我們取法之處，他們更強調一個人的綜合質素。文化藝術的價值也正在此：它強調的，並非「技」的傳授，而是「道」的熏陶，一個人如果懂得對美的欣賞，自然會展開對美的追求，只要一個人心具這態度，就不會苟且、不會霸道，更會對自己和社會多一份要求和承擔。
因此，西方政商領袖頗具藝術修養的大有人在，克林頓是個色士風好手，丘吉爾的風景畫出手不凡……回到澳門，擅具文藝修養的高官巨賈你數得出哪一位？又或，你記不記得：上次聽到本地權貴顯要和大家談論一本好書、一曲好音樂、一幅好畫、一場精彩表演或一件出色藝術品，是什麽時候？
“小眾”、“大衆” （“文化‧創意‧產業”系列，七）
“今天的演出不能再只有五成觀衆，所以我們得各方面想辦法。”陳炳釗說。……香港的情況始終不同紐約，所以題材的選擇很重要。陳炳釗年來的演出由原創轉向改編經典文本的趨勢，但即使如此，其實他無時無刻不在計量本地小型劇場的市場壓力，例如同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會寧願改編達里奧福(Dario Fo)而不選品特(Harold Pinter)作品。【2007年7月1日，香港《明報》】
以劇場的方式介入社會，陳炳釗認爲“劇場從來不必與大衆文化融合”、“而且不得不是小眾的”。某類型的思考和批判方式的選擇，永遠未必屬於“多數人”的，然而，“小眾”的劇場，也可以讓“大衆”參與，“大衆”與“小眾”的概念，有時候只是相對而已。
有別於跟主流、跟大隊的“傳統智慧”，對於一個謀求長遠發展社會來講，多元的思考維度不可或缺。但堅定的小劇場拓荒者如陳炳釗也承認：“今天的演出不能再只有五成觀眾。”我想，這所謂的“市場壓力”來自：小眾不能與大衆脫節。劇場不應該“爲了劇場而劇場”，更加不需要“爲了小眾而小眾”。文以載道，關鍵還在於如何選擇恰當的方式面向觀衆，使他們積極介入文化議題。
這也許是在港澳社會特殊現實下的特殊對策：藝術教育缺位、價值取向單一，整個文化藝術生態環境惡劣。因此，戲劇工作者除了創作之外，也應承擔起一份教育責任。正像一位前輩教導我的那樣：教育，就像釣魚。用的餌，應該是魚兒喜歡吃的，而不是你自己喜歡吃的。劇場，當然可以用來作爲“小眾”的批判、思考方式，但它也可以吸引、容納更多的“大衆”，甚至，作爲一個普通人娛樂、放鬆的地方。
在文化產業鏈裏，劇場只是小小的一環，但它衍生的話題討論，卻可以給整個社會帶來大大的思考。再一次證明：所謂“小”與“大”，不過是個相對概念罷了。
讓我們從討論開始（“文化‧創意‧產業”系列，八）
鴻鴻（劇場暨電影導演）：……媒體沒有那麽多篇幅報道，很多重要的演出都沒有評論……新一代當然會問：爲什麽要做這些事？我接觸很多學生的創作能力可能比老師好，但他們只能窩在學校的小教室演，演完就散了，畢業後要怎麽辦？他們可以找個工作養活自己，然後演出，但去哪裏演？演給誰看？……我強調的評論，不是指我們這一代要什麽定位，而是讓年輕人做的事也被看見。過去二十年已有太多創作者做完、爽完了，如船過水無痕，看到這麽多人沒頂，很痛心。戲劇的能量需要積累，應建立一個評論機制，讓有實力的創作者被看見、被討論。【“飛躍斷層，創作萌現 - 二OO五文化論壇”，臺灣《表演藝術》（二OO六年六月號，第162期）】
澳門的討論風氣可能是華人地區裏最單薄的。從舞臺藝術到文學創作、從社會時事到大廈管理，澳門人似乎不太相信討論可以產生作用。這裏所指的討論，當然不是街坊鄰里八卦一番的飛短流長，或是早晨清談電話節目裏只顧一己的發洩。討論，是多視角、多層次的思考維度，而最重要的，是願意聆聽的包容和勇於表達的誠懇。但現實是，澳門人從小就在接受另一種“訓練”：服從權威的訓練、保持沉默的訓練、拜高踩低的訓練。
這種社會性格的養成，對社會的危害如今幾乎已侵蝕各個層面，就文化藝術而言，它帶來的最大危害，是形成一種幾乎封閉的文藝生態環境：不同的藝術形態互不溝通，甚至在同一個藝術形態裏面，也會形成老死不相往來的各個小圈子。因此，在澳門，你找不到一本有關文化評論、藝術評論的雜誌，而一場演出完成之後，不論是好是壞，都很難感覺到（無論是透過互聯網、電視、電臺或報章雜誌）熱烈的討論風氣。
這沉默真的令人心寒，因爲它不但代表民衆不善溝通、不願溝通的性格，更代表了一種大家對自己的社會的冷漠。在這樣的環境裏面，我們的創意只會像裊裊輕煙一樣消失殆盡。那所謂的創意工業、文化產業，又從何談起？
2007年10月3日星期三
小城大事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狄更斯,《雙城記》
（圖片來源：家龍工作室；更多精彩圖片請看這裡。）當看見那些年輕的老師，社工們走上街頭；當看見他們在攝像機侃侃而談卻又面帶幾份謹慎的神情。我的内心突然感動莫名。
我相信，如果不是到了忍無可忍，如果不是因爲不吐不快，這些年輕的澳門人是不會選擇走上街頭的。而當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中產階層開始走上街頭，當越來越多的理性思考，批判聲音從四面八方湧現，也許，這個小城真的可以看得見新的希望？
説起來，我們也許應該感謝那些貪官庸官，感謝那些瘋狂斂財的權貴富豪，如果不是他們，我們也許不會突然驚覺這個小城這麽快就被“腐”、“蝕”的搖搖欲墜了吧？
不知道明天澳門的社會運動會向哪個方向發展，不知道今後整個社會的溝通對話機制會怎樣成形，也不知道這個社會最終會掙脫出這個無形的枷鎖，還是繼續在黑暗和墮落中沉淪。
但我們總算看見有人邁出了一步，也看見了更多的人在繼續前行。只要我們不停向前走，就終有一天會走到終點。
謹此，向那群走上街頭的澳門教師、社工及所有敢講真話、願講真話的人致敬！
（圖片來源：家龍工作室；更多精彩圖片請看這裡。）
2007年9月25日星期二
繁忙生活
各位抱歉，最近的日子實在太忙，加上覺得這裡反正也沒有什麽人看，荒廢了大概也不要緊吧？不過，上次的筆會聚會上，小曦哥問我怎麽好久沒有更新，又想起了這片自己默默耕耘的小園地，覺得繁忙的大家互相原來可以透過這一塊塊的部落格互通消息，了解近況，所以，還是應該“勤來常打掃，勿使惹塵埃”的。
（一）
寫作計劃未能趕得及完成，近來心情十分沮喪。最近在集中重讀手頭上多年收集的澳門歷史資料，似乎又看到了一點點曙光。近日參加筆會組織的一次歷史建築遊，覺得澳門的歷史實在太厚重，簡直是寫小説的素材寶庫。甚至想有機會去讀一個歷史學課程，或者去讀葡文，總之，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内吸收消化這些資料，然後再加上一個好的故事情節和結構，那應該是很爽的創作歷程吧！
（二）
日前有機會訪問太皮，皮爺率直到位的一些觀點，讓自己當時覺得似乎有很多東西應該寫出來，不過等回家後提筆在手，卻發現有些搜腸刮肚，詞不達意，突然覺得自己很喜歡作人物專訪起來，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内準確地了解一個人的關鍵地方，並抓住核心的部分精准地表達出來，真的是很有挑戰力的事情。
（三）
說回筆會的那次參觀，有幸參觀仍未完工的鄭家大屋，很是興奮。參觀過程中有幸遇見一位負責建築修復的專家，看起來普普通通一個蠔殼窗，他說起修復的經歷，連如何尋找同樣的蠔殼，也是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離開途中，心中不免有些慨嘆：這些正在發生的事情，其實，不就是明天的歷史嗎？有關單位完全可以安排一支攝製隊全程跟進，將這些時刻，過程，經歷紀錄下來，加上有關人物的訪問，歷史資料的追蹤，政府如何收回物業的過程，還有實物，電腦特效，把鄭家大屋一點一滴的重建過程完整的紀錄下來，日後，在開放的時候，有一部分就是這個“Making of”部分，不但在這些看起來普通平凡的一磗一石一窗後面賦予更豐富的意義，也為我們的後代留下一份歷史資產，讓他們懂得如何去好好珍惜。要知道，我們不僅睡在前人留下的遺產上面，我們也可以創造性的為後代留下些什麽吧？
真的，這個澳門，好可愛，也好有無限的發展可能性變得更可愛。如過錯過了，不知道明天要花多少力氣再來修補。
祝各位中秋節快樂！
2007年8月15日星期三
Are We Ready?
2007年8月8日。北京。
距離奧運會還有整好一年。
從報章上，從電視裏，不難發現，中國人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自己的祖國變得越來越強大，自己的民族變得越來越重要，我們也有能力舉辦國際性的奧運會，真的，我也由衷感到自豪。可是，歷史告訴我們，真正的國家實力，真正的大國風範，絕對不是一場活動，一次盛會就可以形成的。腎上腺素的亢奮，往往會給我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在奧運面前，中國人亢奮不已，也許，是因爲我們正在變得日益脆弱的自信實在太需要一些令之亢奮的理由，在奧運面前，中國真的準備好了嗎？向來以“秉直敢言”的内地報章《南方都市報》在奧運倒數一周年當日，向國人發出了最誠懇，最深刻的叩問。
用一個活動，一場國際盛事來“打造”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盛世”，可以有多成功，曾經舉辦過“豪氣”東亞運的澳門想必有切膚之痛：沒有準備好的澳門，在這場花費了四十多億的活動之後，不但沒有因此揚名立万，甚至造成民衆對政府的“信任危機”，而不公開，不透明的審核機制，讓這件事至今還是“一淌渾水”，任由坊間或真或假的傳聞甚囂塵上，成爲澳門人永遠無法解開的心結。
在東亞運事件上，以至於近期的“勞工局長黑工風波”，“行政長官股權風波”，澳門的媒體無疑是失職，軟弱，令人失望的。看看《南都》在新聞自由受限制的環境下，仍然秉持新聞職業精神，發出出自媒體良心的呼喚，我們這座小城，又可以期待什麽時候才能夠真正地在“現代社會”，“公民社會”，“民主社會”的建設前面說一句：We are ready 呢？
奧運倒數一周年，Are We Ready？
《南方都市報》2007年8月8日社論
“這片土地已經準備好，打開夢想起飛的跑道。讓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們的懷抱。”這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倒計時一周年主題曲中的幾句歌詞，這首歌今天晚上將由眾多明星在天安門廣場演唱。
正如奧運會被看作是一個民族擁抱世界的標誌性事件一樣，跟它相關的日子都被賦予了特別的意義。於是，今天不再是尋常的一天，它是一個歷史的臺階；今夜不再是尋常的一夜，它要展示澎湃的激情；這首歌也不再是尋常的吟唱，它代表一個民族的心聲。
這首歌有一個振奮人心的名字——《We Are Ready》，翻譯成中文就是《我們準備好了》。我們用這首歌向全世界宣告：我們豪情萬丈、信心百倍，我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我們在動員上準備好了，我們在心理上準備好了。
我們有理由相信，全世界人民都為我們的豪情而感動。但是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不解的目光，比如路透社的新聞標題：“離奧運會還有一年之久，但北京說‘我們準備好了’”。
奧運會從來都是一種世界語言，它將消除所有的誤解。順著這道疑惑的目光，我們不妨回到事實層面，腳踏現實大地而捫心自問：AreWeReady ？我們準備好了嗎？
如果今天不僅有激情，還有理性；不僅有憧憬，還有回顧；不僅有稱頌，還有提醒，無疑它將更有意義，更見價值。那麼請讓我們對照2008年北京奧運的三大核心理念，進行一場反思。
綠色奧運，我們準備好了嗎？
藍藍的天，綠綠的樹，清澈的空氣，明亮的陽光，當奧運聖火在古希臘點燃的時候，它大概沒有想到這些天然的東西會成為現代人寄託於它的一個夢想。為了這個夢想，北京痛下決心，發誓要讓空氣品質達到發達國家大城市的水準，並且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是，無論是統計資料還是市民切身感受都在表明，空氣品質比例的改善比預計的難度更大，而且增長的速度有所放緩，前不久北京市官員在奧運新聞發佈會上解釋說，慢的原因是整個國民經濟基礎在不斷發展，人口不斷增長，機動車不斷增加。
如果把綠色奧運的理念放到全中國來考察，環保的現狀更是令人擔心。從太湖的藍藻到洞庭湖的老鼠，從廈門引起巨大爭議的化工專案到三江並流的世界遺產風波，讓我們時刻反省。
科技奧運，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欣慰地獲知，北京奧運會將使用的37個比賽場館、56個訓練場館以及北京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正在有序進行中。雖然不能說“我們準備好了”，但是奧組委官員昨天已經宣佈，各項建設正在加快推進，各階段工作將如期完成。
然而，吸納國內外科技成果，辦一屆高科技含量的體育盛會，這只是“科技奧運”理念的一個方面。這個理念的價值更在於，通過一次全民參與的盛會，提高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推進高新技術成果的產業化日常應用。
這些年來，奧運概念在推動我們科技創新，尤其是科研體制改革方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說，科學的進步，能夠從一場體育盛會中獲取多大的動力？顯然，我們的答卷並不完滿。
人文奧運，我們準備好了嗎？
最讓全世界感動的是，中國人參與奧運的激情。那些踴躍的志願者，那些被搶購的門票，那些熱情高歌的明星，都讓我們為民族的凝聚力感到自豪。
但是人文奧運不是人氣奧運。它是一個舞臺，展示一個國家的精神氣質；它是一個視窗，透視一個民族的心靈世界。
奧運會的價值從來都不僅止於運動，它更是一個普世價值的使者，一個全球文明的播種機。理性、多元、包容普世價值的前提，民主、自由、法治是全球文明的核心。
如果還有黑奴工等待解救，如果還有手機用戶因短信動輒獲罪，如果教育體制沒有推進，如果腐敗現象沒有減少，那麼我們必須承認，人文奧運，我們還沒準備好。
奧運尚未開幕，同胞仍須努力。
今天，在歌聲與掌聲之中，讓我們多問幾聲：Are We Ready？
在未來的一年裏，除了激情和口號，讓我們經常問自己：Are We Ready？
在更長遠的將來，面對進步與成就，讓我們總是問自己：Are We Ready？
2007年8月14日星期二
Have you read the Paper yet?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apers reveal Macau chief's casino stakeChain of holdings uncovered
Neil Gough Aug 13, 2007
Macau Chief Executive Edmund Ho Hau-wah has held a stake in Stanley Ho Hung-sun's casino empire for the past 15 years, a paper trail of corporate documents spanning nearly three decades has revealed.
The former banker, who has headed the Macau government since the 1999 handover, denies any current interest or involvement in Stanley Ho's companies.
However, 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vestigation has uncovered a chain of stock exchange and companies registry filings detailing how Edmund Ho, 52, and two brothers came to possess an indirect minority interest - estimated to be valued at more than HK$100 million - in both Stanley Ho's publicly listed Shun Tak Holdings and Sociedade de Turismo e Diversoes de Macau (STDM), the private conglomerate that has ultimately controlled most of the 85-year-old billionaire's casino, property and transport businesses since 1962.
The central link between Stanley Ho's casinos and Edmund Ho is a private Hong Kong firm controlled by the family of New World Development chairman Cheng Yu-tung: Many Town Company Limited.
After the 1983 death of their father, Ho Yin, founder of Macau's Tai Fung Bank, Edmund Ho and brothers Ho Hau-wing and William Ho Hou-chiu (who died this year) inherited a 3.3 per cent stake in Many Town.
Many Town has a direct 9 per cent stake in STDM and an indirect 1.8 per cent interest in publicly listed ferry operator and property developer Shun Tak Holdings, according to a series of court documents,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announcements and companies registry filings.
Edmund Ho denies having any business dealings with Stanley Ho or Cheng Yu-tung. He admits inheriting the Many Town stake but denies having any current interest in the firm.
Contacted last Wednesday, the chief executive's office declined to comment and referred qu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ureau. Bureau director Victor Chan Chi-ping responded in a letter at the weekend, saying that Edmund Ho had transferred his interest in Many Town to one of his brothers through a 1995 share swap.
"Since inheriting the shares, Mr Edmund Ho had no time to attend to the business of Many Town and other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Because of this, in 1995 he transferred these shares to his brother Mr Ho Hao-veng [Ho Hau-wing], in exchange [for] Mr Ho Hao-veng's shares in Tai Fung Bank in Macau," Mr Chan said. "After this transfer, he ceased to have any involvement with Many Town. He has never received any dividend from this company."
Many Town's filings to the Hong Kong companies registry do not reflect the 1995 share transfer. From 1993 to the present they have continuously listed Edmund Ho and his two brothers as the beneficial owners of a 3.3 per cent stake in Many Town, as does a June filing to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by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a company controlled by the family of New World's Mr Cheng.
A bureau spokesman was unable to explain the discrepancy, but said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his lawyers were working to locate written documentation of the share transfer.
The corporate filings showing that the chief government official in the world's largest gaming market still has a stake in the city's foremost casino company may raise concerns over the transparency of governance in Macau and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Taxes on casino winning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70 per cent of Macau's fiscal revenue last year.
Since 1988, the year Edmund Ho entered local politics as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Macau has had a "sunshine law" requiring officials to disclose their assets. Article 49 of Macau's Basic Law also requires the chief executive to declare his assets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But unlike in Hong Kong - where full public disclosures are required - in Macau these declarations are sealed to the public. Mr Chan said Mr Ho had declared his asse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Law.
Papers reveal Macau chief's casino stakeChain of holdings uncovered
Neil Gough Aug 13, 2007
Macau Chief Executive Edmund Ho Hau-wah has held a stake in Stanley Ho Hung-sun's casino empire for the past 15 years, a paper trail of corporate documents spanning nearly three decades has revealed.
The former banker, who has headed the Macau government since the 1999 handover, denies any current interest or involvement in Stanley Ho's companies.
However, 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vestigation has uncovered a chain of stock exchange and companies registry filings detailing how Edmund Ho, 52, and two brothers came to possess an indirect minority interest - estimated to be valued at more than HK$100 million - in both Stanley Ho's publicly listed Shun Tak Holdings and Sociedade de Turismo e Diversoes de Macau (STDM), the private conglomerate that has ultimately controlled most of the 85-year-old billionaire's casino, property and transport businesses since 1962.
The central link between Stanley Ho's casinos and Edmund Ho is a private Hong Kong firm controlled by the family of New World Development chairman Cheng Yu-tung: Many Town Company Limited.
After the 1983 death of their father, Ho Yin, founder of Macau's Tai Fung Bank, Edmund Ho and brothers Ho Hau-wing and William Ho Hou-chiu (who died this year) inherited a 3.3 per cent stake in Many Town.
Many Town has a direct 9 per cent stake in STDM and an indirect 1.8 per cent interest in publicly listed ferry operator and property developer Shun Tak Holdings, according to a series of court documents,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announcements and companies registry filings.
Edmund Ho denies having any business dealings with Stanley Ho or Cheng Yu-tung. He admits inheriting the Many Town stake but denies having any current interest in the firm.
Contacted last Wednesday, the chief executive's office declined to comment and referred qu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ureau. Bureau director Victor Chan Chi-ping responded in a letter at the weekend, saying that Edmund Ho had transferred his interest in Many Town to one of his brothers through a 1995 share swap.
"Since inheriting the shares, Mr Edmund Ho had no time to attend to the business of Many Town and other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Because of this, in 1995 he transferred these shares to his brother Mr Ho Hao-veng [Ho Hau-wing], in exchange [for] Mr Ho Hao-veng's shares in Tai Fung Bank in Macau," Mr Chan said. "After this transfer, he ceased to have any involvement with Many Town. He has never received any dividend from this company."
Many Town's filings to the Hong Kong companies registry do not reflect the 1995 share transfer. From 1993 to the present they have continuously listed Edmund Ho and his two brothers as the beneficial owners of a 3.3 per cent stake in Many Town, as does a June filing to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by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a company controlled by the family of New World's Mr Cheng.
A bureau spokesman was unable to explain the discrepancy, but said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his lawyers were working to locate written documentation of the share transfer.
The corporate filings showing that the chief government official in the world's largest gaming market still has a stake in the city's foremost casino company may raise concerns over the transparency of governance in Macau and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Taxes on casino winning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70 per cent of Macau's fiscal revenue last year.
Since 1988, the year Edmund Ho entered local politics as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Macau has had a "sunshine law" requiring officials to disclose their assets. Article 49 of Macau's Basic Law also requires the chief executive to declare his assets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But unlike in Hong Kong - where full public disclosures are required - in Macau these declarations are sealed to the public. Mr Chan said Mr Ho had declared his asse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Law.
2007年7月27日星期五
香港書展--精采大師/新進講座精華分享
大師講座視像重溫 (HKTDC)
可惜，倪匡與詹宏志的那場找不到，如有任何人發現了請告知。
還有，倪匡和鄭丰的那場也找不到，只有一些文字轉述，貼在下面和大家分享：
【倪匡、鄭豐：兩大武林高手香港書展“論劍”】
【書展‧倪匡&鄭丰】
【書展裡的武俠】
【匡天下】
可惜，倪匡與詹宏志的那場找不到，如有任何人發現了請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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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鄭豐：兩大武林高手香港書展“論劍”】
【書展‧倪匡&鄭丰】
【書展裡的武俠】
【匡天下】
【斷章寫意】點解澳門年輕人不讀書
《中國時報》和《明報》2005年的調查顯示，香港、臺北、上海和北京四地的高三生，有超過一半人每個月平均閲讀課外書籍超過一至兩本，其中又以臺北最爲可觀，有一半人的閲讀量超過三本。澳門的高中生中，最多人（超過五成七）每月讀的課外書是“不超過一本” ……從上述數據可以推算，相對來説，澳門高中生的課外書閲讀量還是偏低的。（摘自2007年4月澳門《新生代》季刊雜誌“澳門高中生的閲讀調查”）
上週六在第十屆澳門書市嘉年華上參加了一場分享會，談談澳門年輕人的閲讀狀況，除了上面引用的數據，還有一串數字也令人擔心：澳門20.1%的青年完全不看課外書、11.9%的青年完全不看報紙、近四分之一的青年過去一年一本課外書也未買過……
雖然調查顯示：魯迅、巴金、冰心等作家仍擠入澳門高中生最喜愛的十大作家之列、中國四大名著也有三部列入最喜愛的十大書本，但這兩天收到教育界朋友意見，對結果表示懷疑。正如《新生代》報告内所說：“一個調查當然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可上面數據背後的意義，卻大於調查本身。”這看似不合理的結果，其隱含意義可能更加不堪：也許高中生平時根本不看書，碰上調查不想“失禮”，只好搜腸刮肚把聽過的書名（想必澳門高中生不至於連四大名著、巴金魯迅都未聽過吧？）填進去。
閲讀，需要社會風氣潛移默化，香港書展從特首、立法會主席到名人藝人都參與其中，用行動告訴下一代：閲讀，值得做。但在澳門，平時你是否聽過高官巨賈告訴大家自己最近在讀什麽書？分享會上，有業界人士說，曾將全球熱銷的《世界是平的》入定貨，以爲在關注全球一體化話題的今天，這書一定供不應求，結果銷情簡直“慘淡”。我十分好奇：查實，我們的經濟官員、金融官員、人資官員、名商巨賈們，真正讀過這本書的，到底有幾個？噢！有這樣的“榜樣”，我想，我開始明白點解澳門年輕人不讀書了。
上週六在第十屆澳門書市嘉年華上參加了一場分享會，談談澳門年輕人的閲讀狀況，除了上面引用的數據，還有一串數字也令人擔心：澳門20.1%的青年完全不看課外書、11.9%的青年完全不看報紙、近四分之一的青年過去一年一本課外書也未買過……
雖然調查顯示：魯迅、巴金、冰心等作家仍擠入澳門高中生最喜愛的十大作家之列、中國四大名著也有三部列入最喜愛的十大書本，但這兩天收到教育界朋友意見，對結果表示懷疑。正如《新生代》報告内所說：“一個調查當然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可上面數據背後的意義，卻大於調查本身。”這看似不合理的結果，其隱含意義可能更加不堪：也許高中生平時根本不看書，碰上調查不想“失禮”，只好搜腸刮肚把聽過的書名（想必澳門高中生不至於連四大名著、巴金魯迅都未聽過吧？）填進去。
閲讀，需要社會風氣潛移默化，香港書展從特首、立法會主席到名人藝人都參與其中，用行動告訴下一代：閲讀，值得做。但在澳門，平時你是否聽過高官巨賈告訴大家自己最近在讀什麽書？分享會上，有業界人士說，曾將全球熱銷的《世界是平的》入定貨，以爲在關注全球一體化話題的今天，這書一定供不應求，結果銷情簡直“慘淡”。我十分好奇：查實，我們的經濟官員、金融官員、人資官員、名商巨賈們，真正讀過這本書的，到底有幾個？噢！有這樣的“榜樣”，我想，我開始明白點解澳門年輕人不讀書了。
【李爾‧在此】點止唱歌而已？
2007年7月20日晚，湖南衛視現場直播“2007快樂男聲”全國總決賽”的終極決戰場上，兩位同來自西安賽區的選手：陳楚生以3,318,550張短訊投票擊敗蘇醒的2,573,652票，為這場持續了差不多半年的“全民歌唱娛樂運動”劃上了句號。
說到《快樂男生》，不能不提起05年顛覆中國歌唱比賽的那場“革命”—《超級女聲》了，這個15萬人報名參與的節目，在05年5月6日第一場廣州分賽區決賽上，以收看觀衆超過2.1億的數字震驚中國，而8月26日總決選的8,153,054條短訊投票總數更讓所有人瞠目結舌……挾其氣勢，湖南衛視今年推出男生版“超女”—《快樂男聲》，同樣掀起全國熱潮，經濟上、口碑上均獲成功：湖南廣電局長接受採訪時透露，“快男”至少賺取逾億人民幣，僅冠名費就超過4,000萬，還未包括節目中一炮而紅的“快樂男孩”們其後將為湖南衛視帶來的衍生入賬了。
從“超女”到“快男”，它們成功在什麽地方呢？僅僅是因爲選手的精湛歌藝、高超表演嗎？其實，湖南衛視早在03年就曾舉辦《超級男聲》，當時卻未取得成功，直到今年，借“超女”氣勢《超級男聲》才更名為《快樂男聲》重新推出。但就算大受歡迎的《超級女聲》，其實也“同人不同命”：04年的《超女》就寂寂無名，現在也許大家都記得05超女—“李宇春”，可04年“超女”冠軍是誰，恐怕大多已一臉茫然了吧？由此可見，這場以“想唱就唱”為號召的音樂盛會，雖然頂著“唱歌”的名義，但真正讓它在舞臺上發光發熱的推動力，又豈止“唱歌”而已？
“超女”和“快男”的成功背後，關鍵在湖南衛視的大膽創新、勇於嘗試：《快樂男聲》在全國設立六個唱區，更特別設立網路海選，將參賽選手涵蓋全球華人。此外，也以青年偶像代言人田亮、李雲迪來提升活動的關注度……湖南衛視不但跳出固有局限，廣開思路、積極創新，也充分利用手上的媒體平臺，更在推廣宣傳上不遺餘力，對活動產生實質性推動作用。
話題轉回澳門，第五屆澳廣視至愛新聽力舉辦在即，在樂壇幾乎空白的澳門，這活動無疑是推動本地樂壇發展的大事，雖在人口僅五十多萬的澳門，無論音樂創作還是推廣都存在相當的困難，但環境越是困難，就越是要依靠創意的力量，而創意的力量究竟可以有多大，湖南衛視已給我們做出了最好的示範：“超女”、“快男”迫使市場佔有率、資金、影響力都高出一大截的中央電視台、上海東方台這些大台紛紛推出同類節目應變，在中國傳媒版圖上名不見經傳的小小湖南長沙，以“創意”力量給北京、上海大城市的同行上了一課。
《至愛新聽力》至今已舉辦了五年，其中究竟有多少“創意”含金量？而澳廣視是否能夠、是否願意在“聽力”之餘開動“腦力”，不斷與時俱進、推陳出新？還是繼續因循守舊，讓活動成爲一件“為舉辦而舉辦”的例行公事，實在是這項可能對澳門樂壇影響至深至遠的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
說到《快樂男生》，不能不提起05年顛覆中國歌唱比賽的那場“革命”—《超級女聲》了，這個15萬人報名參與的節目，在05年5月6日第一場廣州分賽區決賽上，以收看觀衆超過2.1億的數字震驚中國，而8月26日總決選的8,153,054條短訊投票總數更讓所有人瞠目結舌……挾其氣勢，湖南衛視今年推出男生版“超女”—《快樂男聲》，同樣掀起全國熱潮，經濟上、口碑上均獲成功：湖南廣電局長接受採訪時透露，“快男”至少賺取逾億人民幣，僅冠名費就超過4,000萬，還未包括節目中一炮而紅的“快樂男孩”們其後將為湖南衛視帶來的衍生入賬了。
從“超女”到“快男”，它們成功在什麽地方呢？僅僅是因爲選手的精湛歌藝、高超表演嗎？其實，湖南衛視早在03年就曾舉辦《超級男聲》，當時卻未取得成功，直到今年，借“超女”氣勢《超級男聲》才更名為《快樂男聲》重新推出。但就算大受歡迎的《超級女聲》，其實也“同人不同命”：04年的《超女》就寂寂無名，現在也許大家都記得05超女—“李宇春”，可04年“超女”冠軍是誰，恐怕大多已一臉茫然了吧？由此可見，這場以“想唱就唱”為號召的音樂盛會，雖然頂著“唱歌”的名義，但真正讓它在舞臺上發光發熱的推動力，又豈止“唱歌”而已？
“超女”和“快男”的成功背後，關鍵在湖南衛視的大膽創新、勇於嘗試：《快樂男聲》在全國設立六個唱區，更特別設立網路海選，將參賽選手涵蓋全球華人。此外，也以青年偶像代言人田亮、李雲迪來提升活動的關注度……湖南衛視不但跳出固有局限，廣開思路、積極創新，也充分利用手上的媒體平臺，更在推廣宣傳上不遺餘力，對活動產生實質性推動作用。
話題轉回澳門，第五屆澳廣視至愛新聽力舉辦在即，在樂壇幾乎空白的澳門，這活動無疑是推動本地樂壇發展的大事，雖在人口僅五十多萬的澳門，無論音樂創作還是推廣都存在相當的困難，但環境越是困難，就越是要依靠創意的力量，而創意的力量究竟可以有多大，湖南衛視已給我們做出了最好的示範：“超女”、“快男”迫使市場佔有率、資金、影響力都高出一大截的中央電視台、上海東方台這些大台紛紛推出同類節目應變，在中國傳媒版圖上名不見經傳的小小湖南長沙，以“創意”力量給北京、上海大城市的同行上了一課。
《至愛新聽力》至今已舉辦了五年，其中究竟有多少“創意”含金量？而澳廣視是否能夠、是否願意在“聽力”之餘開動“腦力”，不斷與時俱進、推陳出新？還是繼續因循守舊，讓活動成爲一件“為舉辦而舉辦”的例行公事，實在是這項可能對澳門樂壇影響至深至遠的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
2007年7月25日星期三
偶感：從書展，閲讀到中國文學
（一）
澳門的書市結束了，和同期又要收門票，又要排隊的香港書展比起來，顯得有點無聲無息：香港書展昨日結束，總計入場人數創17年來新高。本年書展比往年延長一天，入場人數達76.35萬人，比去年多出11.8%，等於本港逾一成人口，人數是歷年之冠，因早上入場有10元門票優惠，令早上入場率比往年大升三成。本年書展中，作家參與的活動參加人數超過1萬人，數目亦比「非典型作家」，如明星活動等為多。反觀澳門，不但媒體的深度報道鮮見報端，政商名人的參與關注絕無僅有，閲讀話題的探討研究亦難以成事。賴以“賭”為生的澳門人，真的對“書（輸）”如此厭惡嗎？
香港書展的成功，還在於成功將“閲讀”話題帶起，僅看他們越辦越好的“講座活動”就知道了。其實，讀書，買書，平時也可以做，不用專門舉辦一個書展來搞，但是，讓民衆和這些與“寫作”，“閲讀”扯上關係的名家，大師，新進們見面，正是讓活動百花齊放，人人得益的關鍵所在。
我就奇怪：在搞運動會上大灑金錢毫不手軟，對一個游泳池旁邊的電子屏幕不惜花費千萬計以“力求完美”的政府，爲什麽不願意在“閲讀”上破費小小？政府可以請曼聯來和深圳隊踢波，爲什麽不可以請于丹，易中天，金庸，倪匡來澳門開講座呢？
（二）
和大多數《哈利波特》迷一樣，我在全球公售當天就馬上買了一本《哈7》回家“開飯”。雖然自己從《哈1》開始已在看這本書，但說老實話，我卻並非一個忠實的“哈迷”，“哈風”最讓我佩服的，是它不但讓無數青少年投入閲讀，更將“閲讀”變成一件“至潮至IN”的事情。
其實，我很認同早前倪匡對媒體說“《哈》所描繪的世界，中國的還珠樓主早就作過了”，不錯，中國的文學魔幻世界，比起《哈》系列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要說還珠的《蜀山劍俠傳》，就是早已說爛了的《西遊記》，裏面又是一個怎樣豐富離奇的世界？可惜，中國文學和它承載的數千年文化，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傳承危機：今年以兒童圖書、實用書和流行讀物類最暢銷，早前被看高一線的投資書籍，市民多購買若干名家著作，整體銷情並不理想。其中以《哈利波特》的銷情最佳，中國四大名著及純文學書籍則甚少捧場客，要以蝕本價傾銷。
我認爲，不怪讀者，要怪作者，爲什麽沒有人能再寫出《聊齋》《西遊》？金庸的東西以前被傳統文學認爲是“小道”，算不得“大文章”，後來他跑到浙大教書，還被所謂的“文人”們抵制，最後乾脆去英國做學問了。而倪匡的《衛斯理》系列，我認爲是沒有受到客觀公正的待遇的，雖然我認爲這系列作品也存在“粗糙”的缺陷，但《哈》系列的文字不也被抨擊“用字庸俗，形容詞太多”嗎？在我而言，《衛斯理》系列是一系列偉大的作品，它對閲讀的推動不下於四大名著，起碼，和身邊的一些朋友聊起來，沒看過四大名著的不少，沒看過衛斯理的卻不多。
文章，不一定要全部“求大道”，有的時候，好玩，好看的東西，我們也應該積極肯定，大力推介。中國文學背上負載的東西，實在太沉重了，而這些東西，有一天是會把中國人壓垮的--精神上。
2007年7月18日星期三
我的推薦：第十屆書市嘉年華
澳門的書市正在熱鬧進行中，同期，香港書展也在辦，比較一下兩地的氣氛，無論是媒體的推動，作家的參與，政商的支持，都讓人在心裏暗暗嘆一口氣。如果人們還在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那麽，澳門是什麽？
所倖，澳門總算還是有自己的書展，也許，就看我們如何將閲讀風氣進一步擴大了。以下是我的推介，有空的話，請試試，當然，如果你也有自己的推薦，歡迎告訴我啊！
1）活動
《新生代閱讀調查發佈會暨閱讀分享座談會》
時間地點：澳門書市嘉年華，理工體育館，7月21日(星期六)下午3時半至5時
2）作品
書名：《猩猩，我的寶貝》
作者：夢子
地點：澳門書市嘉年華，理工體育館，
圖片來源：寂然世界
2007年7月12日星期四
女俠現濠江!
我承認，澳門的確是一座奇跡之城。
第一次認識“鄭丰”這個名字和她的作品《多情浪子癡情俠》是在上幾周的《亞洲周刊》上。吸引我眼球的，不僅僅是這部在“紅袖添香”網站獲得三百多萬點擊（在澳門人眼裏，這也許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在一千多部作品中脫穎而出，奪得“中華武魂”首奬的彪炳成績，更讓我大感好奇的，是這位被稱爲“金庸接班人”的女俠，不但身為名門之後（蔣介石副手陳誠的孫女，臺灣前監察院長陳履安的女公子），更是麻省理工畢業的高材生、香港荷蘭銀行董事、可換股債券專家，這些組合聚焦在一個人身上，的確本身就是一個最不可思議的江湖傳奇。更不可思議的，是我居然接到電話，獲邀在“第十屆澳門書市嘉年華”上和這位傳奇女俠來一場對談。澳門，的確實一座奇跡之城。
在周日下午的對談之前，有幸和鄭丰通了幾次電郵，她給我的感覺，真的像一個穿行江湖的女俠：坦誠，率真，平易近人。
這個周日的這場對談，該能讓我們發現在這個不可思議的江湖傳奇後面更加不可思議的傳奇，而我相信，必定會讓自己從中獲益匪淺。希望你也一樣。所以，有空的話，千萬要來。
活動資料：
第十屆澳門書市嘉年華，理工體育館
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下午3時正
資料鏈接（BBC中文網）：
【李爾‧在此】聽見澳門孩子的笑聲
曾在香港上演並廣受歡迎的兒童音樂劇《森林之王》，在其原創劇團—香港大細路劇團的慷慨相助與本地新進藝團—小山藝術會的積極推動之下，終於在澳門亮相，一再加演之下，連開五場。不但讓我們在劇場裏聽見澳門小朋友快樂的笑聲，也為澳門帶來本土兒童劇創演的一線曙光。
對此類兒童劇演出來講，故事情節的驚險曲折反而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演員在臺上的演繹，哪怕再“無厘頭”的情節，只要演員們夠生動誇張、生鬼搞笑，也能在“平常”處演繹出“不平常”來。因爲這次演出的劇本、導演都來自香港，質素應已有一定保證。因此，演出成敗與否的關鍵，便落在一眾本地選角的“演員”們身上。由於“澳門版”演出陣容從“香港版”的六位增加到十三位，因此，平均下來，每位澳門演員的角色負擔便沒有那麽“吃力”。整場演出中也不難看出演員確實已全情投入，歌舞部分也帶來驚喜。但舞臺上不同演員在經驗、技巧上的差距還是產生了一些配合上的瑕疵。雖各人表現尚有參差，但整體效果並無“失禮”。而相當值得一提的，是劇中“狐狸”扮演者—鄭君熾。從《愛在地球毀滅時》到《鄭和的後代》再到《森林之王》，他的舞臺演出水準提升之快，令人為之驚嘆，他的演出技巧和舞臺潛能，足以讓一直在“演員”方面欠缺亮點的澳門劇場增色不少。
反而劇本方面還可以再做一些“本地化”工作。該劇盡顯童心之餘，不忘對當下時事作些“調侃”，比如電視報道一段裏就“玩”香港兩個電視臺一餐，既然來到澳門，是否也可以“玩”一下澳門電視臺（雖然，從強調“和諧”的本地社會風氣來看，成事機率應不高）？而許多劇情細節上，仍有濃郁香港味，如果適當加入一些澳門元素，相信臺下澳門小朋友和家長應該看得更過癮吧？該劇落墨在“動物”與“人”的關係上，從動物的角度來看人的世界。然而，如何讓“這地球不僅屬於人類，人與動物並非主人與僕人的關係，而是共享同一世界的鄰居”這觀念作更深一層的演繹與發揮，可以作爲下次重演（如果有的話）的發展方向。
最後要提一提，這次演出的觀衆手冊水準相當不俗，有別於以往的本地演出不太重視周邊細節的做法（亦可能是源於資源的不足），令人更多一份驚喜。美中不足的是手冊内文字多且細小，那最後冗長的十條“測驗題”也未必符合小朋友們的口味。建議設計者可考慮加入一些小遊戲或是可以讓小朋友剪裁出來的立體主角動物公仔一類的小玩意，相信可以更加完美。
對此類兒童劇演出來講，故事情節的驚險曲折反而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演員在臺上的演繹，哪怕再“無厘頭”的情節，只要演員們夠生動誇張、生鬼搞笑，也能在“平常”處演繹出“不平常”來。因爲這次演出的劇本、導演都來自香港，質素應已有一定保證。因此，演出成敗與否的關鍵，便落在一眾本地選角的“演員”們身上。由於“澳門版”演出陣容從“香港版”的六位增加到十三位，因此，平均下來，每位澳門演員的角色負擔便沒有那麽“吃力”。整場演出中也不難看出演員確實已全情投入，歌舞部分也帶來驚喜。但舞臺上不同演員在經驗、技巧上的差距還是產生了一些配合上的瑕疵。雖各人表現尚有參差，但整體效果並無“失禮”。而相當值得一提的，是劇中“狐狸”扮演者—鄭君熾。從《愛在地球毀滅時》到《鄭和的後代》再到《森林之王》，他的舞臺演出水準提升之快，令人為之驚嘆，他的演出技巧和舞臺潛能，足以讓一直在“演員”方面欠缺亮點的澳門劇場增色不少。
反而劇本方面還可以再做一些“本地化”工作。該劇盡顯童心之餘，不忘對當下時事作些“調侃”，比如電視報道一段裏就“玩”香港兩個電視臺一餐，既然來到澳門，是否也可以“玩”一下澳門電視臺（雖然，從強調“和諧”的本地社會風氣來看，成事機率應不高）？而許多劇情細節上，仍有濃郁香港味，如果適當加入一些澳門元素，相信臺下澳門小朋友和家長應該看得更過癮吧？該劇落墨在“動物”與“人”的關係上，從動物的角度來看人的世界。然而，如何讓“這地球不僅屬於人類，人與動物並非主人與僕人的關係，而是共享同一世界的鄰居”這觀念作更深一層的演繹與發揮，可以作爲下次重演（如果有的話）的發展方向。
最後要提一提，這次演出的觀衆手冊水準相當不俗，有別於以往的本地演出不太重視周邊細節的做法（亦可能是源於資源的不足），令人更多一份驚喜。美中不足的是手冊内文字多且細小，那最後冗長的十條“測驗題”也未必符合小朋友們的口味。建議設計者可考慮加入一些小遊戲或是可以讓小朋友剪裁出來的立體主角動物公仔一類的小玩意，相信可以更加完美。
【斷章寫意】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澳門管理學院培訓顧問馬永基指出，本地飮食業者經營態度較為安逸，祇要食品暢銷，可兩三年不作調整、不注重產品生命周期，結果客人光顧次數逐漸減少；日本經營者則富有不斷改良的精神，對店舖有要求，一旦發覺客人光顧頻密度減少，就會改良食品，加入更多新菜式，吸引客源。（摘自2007年7月2日《澳門日報》，“日人求變澳人安逸”）
地小人多的日本資源有限，四周更是中國、俄羅斯這樣的歷史深厚、幅員廣闊、人多勢衆的大國。所以，日本國民幾乎天生就有揮之不去的憂患意識，這種不安促使他們不斷求變。結果？小小日本在經濟、科技方面突飛猛進，成爲世界各國也不敢輕視的國家。
另一小國新加坡，因爲國土細小，食水供應長年均要依靠鄰國馬來西亞，喝水大事要仰他人鼻息，這感覺委實不好受。因此，新加坡一方面積極完善城市廢水處理系統，確保每一滴水都不會白白浪費，另一方面又投入資源致力開發海水淡化技術，不斷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結果？新加坡不但最終能逐步解決國内供水問題之餘，竟還可化“劣勢”為“優勢”，成了“城市循環用水”、“海水淡化”的技術出口大國，為新加坡賺取可觀外匯。
面對困境，毫不避諱，在充滿憂患的環境也能生出無限生命力。可同樣的彈丸之地—澳門，眼下形勢雖然一片大好，但人們有沒有居安思危？還是在這百年難遇的契機面前，陶醉於短暫的片刻安樂？面對擺在百業待興的小城面前一系列議題：行政改革、司法效率、人口發展、青年教育、勞工就業、醫療衛生、城市規劃……澳門人是主動出擊，積極迎戰，還是越來越像一隻把頭埋進沙堆的鴕鳥？
天道有常，一心逃避也好，視而不見也罷，在我們社會裏存在著的問題，不但仍然會繼續存在，更會像信用卡欠債般越滾越大。也許，只有等到某一天這些累積問題爆發出來，無處可逃的我們才會真正“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地小人多的日本資源有限，四周更是中國、俄羅斯這樣的歷史深厚、幅員廣闊、人多勢衆的大國。所以，日本國民幾乎天生就有揮之不去的憂患意識，這種不安促使他們不斷求變。結果？小小日本在經濟、科技方面突飛猛進，成爲世界各國也不敢輕視的國家。
另一小國新加坡，因爲國土細小，食水供應長年均要依靠鄰國馬來西亞，喝水大事要仰他人鼻息，這感覺委實不好受。因此，新加坡一方面積極完善城市廢水處理系統，確保每一滴水都不會白白浪費，另一方面又投入資源致力開發海水淡化技術，不斷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結果？新加坡不但最終能逐步解決國内供水問題之餘，竟還可化“劣勢”為“優勢”，成了“城市循環用水”、“海水淡化”的技術出口大國，為新加坡賺取可觀外匯。
面對困境，毫不避諱，在充滿憂患的環境也能生出無限生命力。可同樣的彈丸之地—澳門，眼下形勢雖然一片大好，但人們有沒有居安思危？還是在這百年難遇的契機面前，陶醉於短暫的片刻安樂？面對擺在百業待興的小城面前一系列議題：行政改革、司法效率、人口發展、青年教育、勞工就業、醫療衛生、城市規劃……澳門人是主動出擊，積極迎戰，還是越來越像一隻把頭埋進沙堆的鴕鳥？
天道有常，一心逃避也好，視而不見也罷，在我們社會裏存在著的問題，不但仍然會繼續存在，更會像信用卡欠債般越滾越大。也許，只有等到某一天這些累積問題爆發出來，無處可逃的我們才會真正“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2007年7月11日星期三
【斷章寫意】下一個十年
在香港的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階層，完全沒有那種領導能力的意志。他們佔據了一種社會的位置，但沒有利用這個位置，為香港思考未來的問題，改變香港目前反智與自閉八卦的社會風氣。幾年來的社會事件，如西九、如天星，都是由民間主動發起，政治社會精英都是後知後覺，這些精英無論是泛民也好，親政府也好，大部分都是殖民地時期培養出來的，習慣了殖民地那種政治免費午餐，習慣了那種表演式的口號政治。他們大都缺乏實質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事研究經驗。政治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興趣」，而不是一種終身的「事業」，名成利就以後參與一下公共事務的心態；精英們的被動也導致了香港的被動。香港在近十年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原因是擁有資源進行研究思考香港未來路向的政府和企業家，大都不相信「研究」，也不知道什麼是研究，他們仍然習慣殖民地時期那種被動模式……未來十年，香港面對的是如何與中國融合？如何與世界融合？一國兩制下，香港與中國融合是不可避免。但如何融合？怎樣融合？中國的下一個十年將會有著比這十年更大的變化。（節選自“下一個十年”，胡恩威的博客--“好風如水”http://goldenfung.blogspot.com/）
今天如果將日曆倒撥十年，該是1997年。
其時，香港剛回歸，股市樓市牛氣沖天，至於澳門，社會陷於經濟困局，更因此起彼伏的治安失控場面屢登各地媒體版面。那時，人們有無想到金融風暴？禽流感？SARS？911？那時，又有無想過澳門會變成今天樣子？
十年間，如此多影響至深至遠的事件，仔細想想，其中有多少是我們積極應變、沉著應對，又有多少是望天打卦、符碌過關？從政府到民間，若不趕快擺脫“隨波逐流”的被動心態、若不趕快學習如何駕馭自己的未來，對我們而言，明天就永遠是場全靠運氣的賭局。
看著香港媒體畫面，我忍不住猜：兩年後，澳門回歸十周年大日子，我們可交得出一份讓人滿意的答卷？而更有興趣猜猜的是，等到下一個十年，不知道我們會變成如何模樣？
今天如果將日曆倒撥十年，該是1997年。
其時，香港剛回歸，股市樓市牛氣沖天，至於澳門，社會陷於經濟困局，更因此起彼伏的治安失控場面屢登各地媒體版面。那時，人們有無想到金融風暴？禽流感？SARS？911？那時，又有無想過澳門會變成今天樣子？
十年間，如此多影響至深至遠的事件，仔細想想，其中有多少是我們積極應變、沉著應對，又有多少是望天打卦、符碌過關？從政府到民間，若不趕快擺脫“隨波逐流”的被動心態、若不趕快學習如何駕馭自己的未來，對我們而言，明天就永遠是場全靠運氣的賭局。
看著香港媒體畫面，我忍不住猜：兩年後，澳門回歸十周年大日子，我們可交得出一份讓人滿意的答卷？而更有興趣猜猜的是，等到下一個十年，不知道我們會變成如何模樣？
2007年7月3日星期二
【斷章寫意】拒絕本地化
永利開業初期，有内地客投訴賭場太靜，沒有一般華人聚賭的喧鬧聲。簡博賢對此自有一番見解：“中央政府開放自由行，不但是想在經濟上幫助港澳，而且更想内地居民對西方社會禮儀有親身體會。”亦因如此，永利拒絕本地化……留在澳門三年多，簡博賢不懂中文，不看當地報紙；可是他對澳門的民情及歷史卻了如指掌，儼如一位澳門通。“有很多事情，連我們地道澳門人都不知道，反而Grant比我們還清楚。”永利澳門公關傳訊經理梁碧紅說。（摘自 “簡博賢：賺錢才更實際”，《濠宅2007—澳門崛起》，香港經濟日報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5月）
如果某人在倫敦、紐約居住，一句英文也不懂、一份當地報紙也不看，他卻説自己是個英國通、美國通，你信不信？同樣的例子，如果發生在法國、甚至北京，語言換成法文、普通話，恐怕也同樣難以令人置信，偏偏充滿特色的澳門“就是與衆不同”。
其實，拒絕本地化的永利並沒有什麽可以怪罪的，正如好萊塢歡迎成龍、章子怡，而遍佈中、港、澳的標榜上等生活的樓盤廣告，卻幾乎清一色是鬼佬鬼妹，無關種族歧視，只是商業需要。但在澳門，如果一間堅持“拒絕本地化”的外資商業機構不但生意滔滔，甚至最後竟比本地人更了解這城市，那我們這些“本地化”的本地人也許該是時候深思：我們的本土性，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本土的東西，不一定就是好的、對的，談到本土化，也不一定就要將一切都毫無變革地全盤保留。我更願相信，簡先生拒絕與之“本地化”的，是封閉保守、因循守舊的“本地化”思維方式；是一味保持沉默、明明見到問題也不吭聲的“本地化”生活取向；是不求專業精進、得過且過、含混過關的“本地化”工作態度……如果真是如此，我想，要坐下來認真聽永利上課的，除了來自神州大地的自由客，還要加上五十萬其實並不怎麽了解自己居住的這座城市的“本地人”。
如果某人在倫敦、紐約居住，一句英文也不懂、一份當地報紙也不看，他卻説自己是個英國通、美國通，你信不信？同樣的例子，如果發生在法國、甚至北京，語言換成法文、普通話，恐怕也同樣難以令人置信，偏偏充滿特色的澳門“就是與衆不同”。
其實，拒絕本地化的永利並沒有什麽可以怪罪的，正如好萊塢歡迎成龍、章子怡，而遍佈中、港、澳的標榜上等生活的樓盤廣告，卻幾乎清一色是鬼佬鬼妹，無關種族歧視，只是商業需要。但在澳門，如果一間堅持“拒絕本地化”的外資商業機構不但生意滔滔，甚至最後竟比本地人更了解這城市，那我們這些“本地化”的本地人也許該是時候深思：我們的本土性，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本土的東西，不一定就是好的、對的，談到本土化，也不一定就要將一切都毫無變革地全盤保留。我更願相信，簡先生拒絕與之“本地化”的，是封閉保守、因循守舊的“本地化”思維方式；是一味保持沉默、明明見到問題也不吭聲的“本地化”生活取向；是不求專業精進、得過且過、含混過關的“本地化”工作態度……如果真是如此，我想，要坐下來認真聽永利上課的，除了來自神州大地的自由客，還要加上五十萬其實並不怎麽了解自己居住的這座城市的“本地人”。
2007年6月21日星期四
【斷章寫意】還可留住什麽？
圖片來源：澳門牛房倉庫網站今年夏天，天氣特別熱，心特別冷，山移平了，海填平了，世界扁平了，心永缺不圓了……何以失去了才會捉緊不放？人留不住了，地方也留不住了，還可留得住什麽呢？（摘自澳門 “牛房劇季”作品：《那時‧花開》節目場刊，2007年6月16日）
上星期六，本地創作人陳柏添編導的小劇場作品《那時‧花開》在牛房上演，作品嘗試帶領觀衆穿梭時空，從一個愛情故事、從青洲小島的變遷，審視澳門城市的過去、現在、以及將來。
在這裡摘錄場刊中的那段文字，是覺得這是創作者在向觀衆提問：在城市變遷過程中，在生命流逝過程中，我們可以留得住什麽？我們又希望能留下些什麽？不知爲什麽，突然間，我竟想起電影《命運自選台》（Click）中的那隻萬能遙控器。也許，今天的澳門正愁自己沒有這麽一支神奇的遙控器：一按“快進”，海已填平、山已剷去，再按一下，輕軌已架好待用、賭場也全部拔地而起、遍地開花……強調目標為本、利益至上的今天，我們巴不得跳過一切，直接進入結果。可在開始和結束之間，對這座城市而言、對居住在這座城市裏的人們而言，真正應該留下來的，到底又應該是什麽？
這座城市的主事者們自以爲自己想要的，也就是澳門想要的，也就是澳門人想要的，於是，一切都變成一場加快速度到達終點的競賽，速度之快，讓人們連回憶和思考的時間空間也消失殆盡。只不過等到最後，等到今天的少年變得鶴髮蒼顏，再回頭看看面目全非的城市，卻會不會竟從喉嚨深處擠出幾聲深重無奈的嘆息？
這些問題，時間終會告知我們答案，然而今天可幸的，是從《那》劇中我還能看見小城裏仍然有人堅持思考、不斷發問，對於城市的意義，對於我們的將來，他們心中還存有一份希望和關切，只要這樣的人依然存在，那麽，我想：最後，總該還可以留下些什麽吧？
2007年6月20日星期三
【轉載文章】龍應台，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龍應台，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 思怠
――親歷龍應台哈佛演講
（轉載來源：一五一十部落）
去年在哈佛大學訪學，臨近歲末適逢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來哈佛演講。對這次演講，特別是龍女士最後的答問，事後有許多報導和評論見諸報端和網路。但我對這次演講的觀感卻不怎麼好，甚至可以用失望來形容。古人講“文如其人”，龍女士言辭之犀利的確如其文，但表現出的“民主”風範則實在不敢恭維。本文的題目，就是我當天在演講結束後所發的感慨。本來是想寫篇感想，但很快發現網路上湧出許多反對龍女士觀點的文章，有的甚至是謾駡，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實是不想混跡於這些攻擊和謾駡之間，畢竟觀念和認同相差太遠。
事情已經過去數月，近來又在《開放》雜誌四月號上讀到關於這次演講的評論，題為“龍應台舌戰大陸精英”，其中不僅故意歪曲一些事實，在評論中居然還夾雜對當事人的誣衊和中傷，讀後憤然不平。當時的情形歷歷在目，如魚鯁在喉，不吐不快。
龍應台到費正清中心演講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前一位畢業于北大的女生告訴我的。這位女生，在我看來是個典型的“北大人”（可惜這種人在現時的北大卻很少見了），典型的理想主義者，對“民主”的熱愛近乎極端，容不得對民主的任何質疑。我曾親眼見她對前來進修的國內官員大上“民主課”，也曾因說了句對某位著名民主“鬥士”不夠恭敬的話而險遭她用水瓶敲腦袋（塑膠的）。龍應台女士來哈佛演講在她看來是天大的喜訊，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比聽馬英九演講還要激動。她告訴我龍應台是她崇拜的偶像，並叮囑我“一定要來聽”。
這位女生，就是後來報章廣為報導的第一個向龍應台提問的大陸學生。
正如報章所說，她在提問開始時先表達了對龍教授的景仰之意，說非常喜歡龍教授的文章。接著，她對龍應台的演講進行了評論，表示並不完全同意龍的觀點，如臺灣是否被邊緣化的問題。
在哈佛，跟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嘉賓做完演講後都是“評論和提問”（Comments & Questions）時間，你可以提問，也可以評論，當然很多人是先評論後提問，並且大都是不同意主講人的某些觀點才進行評論和提問的。這是學術活動通行的國際慣例，即便在今天尚不“民主”或尚不夠“民主”的大陸也是如此，只不過大家喜歡先說兩句恭維的話。或許這是中華文化使然。
我在哈佛感觸很深的是，在這裏，無論是多大牌的教授學者，還是政客、官員或大公司總裁，無論評論者的批評有多麼尖刻，或者提問人的問題有多幼稚，都要做出認真傾聽的樣子，然後感謝人家的評論和問題，再認真做出回應。我想即便不談民主和平等，至少出於禮貌也應該如此。
但在這位女生仔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在臺上的龍應台卻明顯不耐煩起來，臉上的不悅是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看出來的。很快，她忍不住了，非常乾脆地打斷了這位女生的提問，湊近麥克風問“What’s your question？”
我感覺在場的人當時都是一楞，畢竟這麼直接、這麼無禮地打斷他人評論的情形在這裏還是很少見的，而相反的情形——台下學生打斷臺上老師提出自己的問題倒是更常見一些。
這位女生或許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形，當然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當時的確臉一下子紅了。但她仍然很禮貌地解釋說，我的問題在後面，但我的問題跟前面的評論有關係，因此有必要作為背景先說清楚。接著，她仍然繼續自己的評論。剛說了兩句，龍應台再次打斷，“I am waiting for your question！”
這時場上的尷尬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主持演講的Stephen Owen教授不得不出來圓場，說請儘量把你的問題說簡短些，因為還有其他人在等著提問。龍應台或許這時也感覺到氣氛的尷尬，就接了一句“Yes，I am waiting for Merle’s question”。說著，向坐在台下的Merle Goldman教授（報指她以研究大陸異議人士而聞名，但她不是哈佛大學的教授，而是費正清中心的Associate）嫣然一笑，笑得是那麼謙卑，跟前面對待提問者的態度形成了強烈對比。這笑容讓我至今回想起來仍然感覺是那麼的不舒服，甚至有點倒胃口。
於是，這位女生不得不中止了自己的評論，或許是為了鎮定一下，低頭看了看自己手中筆記，然後仍然非常客氣並且略帶含蓄地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從您最近的文章中，我感覺到您對‘motherland’這個概念的理解似乎發生上一些變化。我想知道您是否有這種變化，您是否還把中國視為您的祖國呢？”
龍應台的回答很乾脆，“是的，我近來在祖國認同上是有所改變”（而不是有些報章報導的那樣，“我對祖國的看法和定義從來沒有改變”），接著，龍應台做了如今眾所周知的精彩闡釋，“我只在文化意義上認同中國是我的祖國，而今天在這樣一個我不能認同的政府的統治之下的現實中國，不是我的祖國！”
多麼驚世駭俗的見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不是你的祖國，那麼蔣介石獨裁下的中華民國是不是你的祖國？半個多世紀前日本佔領下的中國又是不是你的祖國，是不是你父母的父母之邦？再往前，歷朝歷代封建統治下的中國是不是你的祖國？如果說這些不民主的政權統治下的中國都不是你的祖國，那麼你文化意義上的祖國又從何而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第二個提問的就是龍應台所期待的Merle。在我看來，這位非常關注中國問題的老太太提出的問題也許讓龍應台更覺尷尬。因為龍應台在前面的演講中大講自己在中青報副刊《冰點》上的文章如何導致了這個刊物被停刊，自己是如何用手中的筆英勇抗爭，最終迫使中共最高當局讓步，讓這一刊物起死回生，這一事件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又是如何的重要，讓人感覺到她在整個事件中是最核心的人物，是推動中國民主進步的“英雄”。
然而，這位Merle Goldman教授提問時卻說，自己一直以為是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了這一事件，從來不知道與龍應台的文章有關，那麼“袁的文章跟這一事件又是什麼關係呢？”
龍應台這時才不得不回應，承認袁偉時的文章也是有關係的，但從時間上的次序看，還是自己的文章在這一事件中更重要。正如報紙上所說的，龍應台不得不“花了點時間向她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龍應台講自己在《冰點》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其演講後半段的重點，在場的中國留學生們普遍感覺其自我標榜的成分太重。事後大家評論說，還是Goldman這位老太太厲害，一下子就點到了要害之處。早知如此，或許龍應台就不會對Merle的問題那麼期待了吧？
第三個提問的，就是報章報導中說的那位操著相當流利的英式英語的中國學生（的確其口語非常棒，令人羨煞）。關於這位學生的身份，很有意思，當地第二天發行的一份政治色彩很濃的中文報紙在報導中，稱第一個提問的北大女生為“大陸學生”，寫到第三位提問者時卻稱“中國學生”，似乎有意隱諱其身份。而在《開放》四月號的文章中，卻又一口咬定兩人都是大陸“精英”，說他們“披著‘民族主義’的外衣”，嘲諷他們“民主政治素養不夠，口才不佳，英語詞不達意”，被龍應台用流利的英語駁得“啞口無言、面有愧色”，“沒有完美地為他的‘黨和人民’立功”，等等。
我不知道這些在具有充分言論自由的美國和香港發行的報章，是刻意要隱瞞什麼還是沒有管道去核實，還是出於某種需要而刻意製造謊言。事實上這位男生跟龍應台一樣，也是來自臺灣。看來他跟大陸學生的交往不多，因為多數大陸留學生都不認識他，我是靠其他臺灣學生的指點才知道他來自臺灣。所以，也請不要說他是“中共同路人”或給他扣上其他帽子了，假如你還有一點客觀精神的話！
這位臺灣學生的提問很不客氣，劈頭就說龍應台的文章和演講只片面談論臺灣民主好的一面，卻避而不談臺灣民主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和不好的一面，他認為這樣會誤導讀者，也會誤導中國大陸的民主之路。
龍應台再次不等他說完就打斷，同樣犀利地問“Then what’s your question?”或許在她看來，這些小毛孩子們是沒有資格對她進行評論的，更沒資格批評自己。對於我說的話，你們這些學生只提問題就好，不懂的地方我來告訴你！不知道龍應台是不是因為當教授給學生上課而只習慣於被問問題而不習慣被質疑？或是跟北大的那位女生一樣，“民主問題不容質疑”？或許，如果這兩個小毛孩子都順著她的邏輯去發揮，或者嘴巴甜一點隻說讚美的話，龍應台就不會這麼粗暴對待？但願龍應台不像她所批評的威權政權裏的官員那麼俗氣。
在龍應台插話之後，這位臺灣學生也毫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誠如報章報導所言，後面變成了兩個人唇槍舌劍的辯論。儘管這位男生英文流暢、言辭同樣犀利，但“畢竟是書生”，而龍應台畢竟是當過臺北市文化處長的人，深諳臺灣政客的攻防之道，很快就抓住對手言語中的漏洞，模糊了提問者的焦點，成功地重新掌握了話語主導權。
龍應台表示，自己只是個作家，不是政客，不負有執行的責任；作家只需要將自己的見解表達出來（我想她的意思是說作家當然可以片面地或有選擇地只談事情的一面），而如何實踐是政客們的事，“是胡錦濤的幕僚們該做的事”。
這位男生顯然不同意她的說法，認為作家寫文章當然容易，只要贏得讀者就行；但政治家在做事的時候卻沒那麼容易，他需要考慮很多事情，需要考慮“選票”……
這句話一下子被龍應台抓住了漏洞，馬上對著麥克風大聲問“胡錦濤需要選票嗎”，惹得台下一陣哄笑。這位男生一時語塞。（其實從這裏也可以判斷出這位男生不大可能是來自中國大陸）
這位男生繼續解釋說，作家對事情提出批評容易，但政治家在真正做的時候卻要面對很多困難……龍應台再次插話“批評有時候也不那麼容易，刊物被封就是很好的證明”。
她繼續重複自己的觀點，認為自己只是作家，作家的職責就是寫文章幫助讀者思考，而如何解決問題則是政治家的責任。她理直氣壯地質問“我不是胡錦濤的幕僚，為什麼要我負執行的責任”，“胡錦濤如果不同意我的觀點，可以對我做出回應……”
這時那位元男生又天真了一次，介面說“胡錦濤是不可能回應你的……”龍應台馬上反問“Why not”，台下許多學生也跟著問“Why not”，接著又是一陣哄堂大笑。我不明白這些學生為什麼跟著起哄，難道這位男生說的不是一個事實嗎？他不過是像指出皇帝身上沒有穿新裝的小孩一樣，說出來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倒想請問龍應台女士，你寫的批評陳水扁的文章，陳水扁回應你了嗎？在美國這麼多人寫文章批評布希的伊拉克政策，除了對國會議員的批評，布希總統回應了多少？你抓住一個年輕學子的稚嫩，用典型的政客的詭辯之道應對，也太不“厚道”了吧？！
這場演講就這麼收場了。其後我所見的報章在報導這件事情時大都大書特書龍應台如何“舌戰”、“教訓”兩位大陸學生，我讀後深深地感到悲哀。我不能理解，像龍應台這樣一個高舉“民主”大旗的人，為什麼會這麼缺乏“民主”風度，缺少“雅量”，怎麼也容不得別人的批評呢？一個用手中的筆去指點江山、用自己的文章引導讀者思考的學者，怎麼會不認同自己的祖國呢？我更不能理解，本應客觀、獨立的報章為什麼要去歪曲、甚至憑空誣衊兩個懷有夢想、追求真理的年輕學子呢？如果一個高舉民主旗幟的人也容不得別人的“異見”，如果一份獨立的報紙也不能做到客觀、公正，那麼民主還有什麼希望呢？我們究竟要靠誰、靠什麼來實現民主呢？
民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也是我們的追求。但為了追求民主，就可以不擇手段麼？為了實現民主，就可以用謊言、欺騙甚至是暴力麼？在民主的旗號下，就可以肆意分裂國家、踐踏民族尊嚴麼？就可以肆意歪曲小人物的形象、踐踏他們的尊嚴麼？
龍應台女士，我不得不說，很遺憾，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2007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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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暨問答實錄(上)
龍應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暨問答實錄（下）
民主選擇的不安 -- 龍應台哈佛演講後有感
――親歷龍應台哈佛演講
（轉載來源：一五一十部落）
去年在哈佛大學訪學，臨近歲末適逢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來哈佛演講。對這次演講，特別是龍女士最後的答問，事後有許多報導和評論見諸報端和網路。但我對這次演講的觀感卻不怎麼好，甚至可以用失望來形容。古人講“文如其人”，龍女士言辭之犀利的確如其文，但表現出的“民主”風範則實在不敢恭維。本文的題目，就是我當天在演講結束後所發的感慨。本來是想寫篇感想，但很快發現網路上湧出許多反對龍女士觀點的文章，有的甚至是謾駡，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實是不想混跡於這些攻擊和謾駡之間，畢竟觀念和認同相差太遠。
事情已經過去數月，近來又在《開放》雜誌四月號上讀到關於這次演講的評論，題為“龍應台舌戰大陸精英”，其中不僅故意歪曲一些事實，在評論中居然還夾雜對當事人的誣衊和中傷，讀後憤然不平。當時的情形歷歷在目，如魚鯁在喉，不吐不快。
龍應台到費正清中心演講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前一位畢業于北大的女生告訴我的。這位女生，在我看來是個典型的“北大人”（可惜這種人在現時的北大卻很少見了），典型的理想主義者，對“民主”的熱愛近乎極端，容不得對民主的任何質疑。我曾親眼見她對前來進修的國內官員大上“民主課”，也曾因說了句對某位著名民主“鬥士”不夠恭敬的話而險遭她用水瓶敲腦袋（塑膠的）。龍應台女士來哈佛演講在她看來是天大的喜訊，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比聽馬英九演講還要激動。她告訴我龍應台是她崇拜的偶像，並叮囑我“一定要來聽”。
這位女生，就是後來報章廣為報導的第一個向龍應台提問的大陸學生。
正如報章所說，她在提問開始時先表達了對龍教授的景仰之意，說非常喜歡龍教授的文章。接著，她對龍應台的演講進行了評論，表示並不完全同意龍的觀點，如臺灣是否被邊緣化的問題。
在哈佛，跟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嘉賓做完演講後都是“評論和提問”（Comments & Questions）時間，你可以提問，也可以評論，當然很多人是先評論後提問，並且大都是不同意主講人的某些觀點才進行評論和提問的。這是學術活動通行的國際慣例，即便在今天尚不“民主”或尚不夠“民主”的大陸也是如此，只不過大家喜歡先說兩句恭維的話。或許這是中華文化使然。
我在哈佛感觸很深的是，在這裏，無論是多大牌的教授學者，還是政客、官員或大公司總裁，無論評論者的批評有多麼尖刻，或者提問人的問題有多幼稚，都要做出認真傾聽的樣子，然後感謝人家的評論和問題，再認真做出回應。我想即便不談民主和平等，至少出於禮貌也應該如此。
但在這位女生仔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在臺上的龍應台卻明顯不耐煩起來，臉上的不悅是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看出來的。很快，她忍不住了，非常乾脆地打斷了這位女生的提問，湊近麥克風問“What’s your question？”
我感覺在場的人當時都是一楞，畢竟這麼直接、這麼無禮地打斷他人評論的情形在這裏還是很少見的，而相反的情形——台下學生打斷臺上老師提出自己的問題倒是更常見一些。
這位女生或許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形，當然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當時的確臉一下子紅了。但她仍然很禮貌地解釋說，我的問題在後面，但我的問題跟前面的評論有關係，因此有必要作為背景先說清楚。接著，她仍然繼續自己的評論。剛說了兩句，龍應台再次打斷，“I am waiting for your question！”
這時場上的尷尬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主持演講的Stephen Owen教授不得不出來圓場，說請儘量把你的問題說簡短些，因為還有其他人在等著提問。龍應台或許這時也感覺到氣氛的尷尬，就接了一句“Yes，I am waiting for Merle’s question”。說著，向坐在台下的Merle Goldman教授（報指她以研究大陸異議人士而聞名，但她不是哈佛大學的教授，而是費正清中心的Associate）嫣然一笑，笑得是那麼謙卑，跟前面對待提問者的態度形成了強烈對比。這笑容讓我至今回想起來仍然感覺是那麼的不舒服，甚至有點倒胃口。
於是，這位女生不得不中止了自己的評論，或許是為了鎮定一下，低頭看了看自己手中筆記，然後仍然非常客氣並且略帶含蓄地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從您最近的文章中，我感覺到您對‘motherland’這個概念的理解似乎發生上一些變化。我想知道您是否有這種變化，您是否還把中國視為您的祖國呢？”
龍應台的回答很乾脆，“是的，我近來在祖國認同上是有所改變”（而不是有些報章報導的那樣，“我對祖國的看法和定義從來沒有改變”），接著，龍應台做了如今眾所周知的精彩闡釋，“我只在文化意義上認同中國是我的祖國，而今天在這樣一個我不能認同的政府的統治之下的現實中國，不是我的祖國！”
多麼驚世駭俗的見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不是你的祖國，那麼蔣介石獨裁下的中華民國是不是你的祖國？半個多世紀前日本佔領下的中國又是不是你的祖國，是不是你父母的父母之邦？再往前，歷朝歷代封建統治下的中國是不是你的祖國？如果說這些不民主的政權統治下的中國都不是你的祖國，那麼你文化意義上的祖國又從何而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第二個提問的就是龍應台所期待的Merle。在我看來，這位非常關注中國問題的老太太提出的問題也許讓龍應台更覺尷尬。因為龍應台在前面的演講中大講自己在中青報副刊《冰點》上的文章如何導致了這個刊物被停刊，自己是如何用手中的筆英勇抗爭，最終迫使中共最高當局讓步，讓這一刊物起死回生，這一事件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又是如何的重要，讓人感覺到她在整個事件中是最核心的人物，是推動中國民主進步的“英雄”。
然而，這位Merle Goldman教授提問時卻說，自己一直以為是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了這一事件，從來不知道與龍應台的文章有關，那麼“袁的文章跟這一事件又是什麼關係呢？”
龍應台這時才不得不回應，承認袁偉時的文章也是有關係的，但從時間上的次序看，還是自己的文章在這一事件中更重要。正如報紙上所說的，龍應台不得不“花了點時間向她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龍應台講自己在《冰點》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其演講後半段的重點，在場的中國留學生們普遍感覺其自我標榜的成分太重。事後大家評論說，還是Goldman這位老太太厲害，一下子就點到了要害之處。早知如此，或許龍應台就不會對Merle的問題那麼期待了吧？
第三個提問的，就是報章報導中說的那位操著相當流利的英式英語的中國學生（的確其口語非常棒，令人羨煞）。關於這位學生的身份，很有意思，當地第二天發行的一份政治色彩很濃的中文報紙在報導中，稱第一個提問的北大女生為“大陸學生”，寫到第三位提問者時卻稱“中國學生”，似乎有意隱諱其身份。而在《開放》四月號的文章中，卻又一口咬定兩人都是大陸“精英”，說他們“披著‘民族主義’的外衣”，嘲諷他們“民主政治素養不夠，口才不佳，英語詞不達意”，被龍應台用流利的英語駁得“啞口無言、面有愧色”，“沒有完美地為他的‘黨和人民’立功”，等等。
我不知道這些在具有充分言論自由的美國和香港發行的報章，是刻意要隱瞞什麼還是沒有管道去核實，還是出於某種需要而刻意製造謊言。事實上這位男生跟龍應台一樣，也是來自臺灣。看來他跟大陸學生的交往不多，因為多數大陸留學生都不認識他，我是靠其他臺灣學生的指點才知道他來自臺灣。所以，也請不要說他是“中共同路人”或給他扣上其他帽子了，假如你還有一點客觀精神的話！
這位臺灣學生的提問很不客氣，劈頭就說龍應台的文章和演講只片面談論臺灣民主好的一面，卻避而不談臺灣民主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和不好的一面，他認為這樣會誤導讀者，也會誤導中國大陸的民主之路。
龍應台再次不等他說完就打斷，同樣犀利地問“Then what’s your question?”或許在她看來，這些小毛孩子們是沒有資格對她進行評論的，更沒資格批評自己。對於我說的話，你們這些學生只提問題就好，不懂的地方我來告訴你！不知道龍應台是不是因為當教授給學生上課而只習慣於被問問題而不習慣被質疑？或是跟北大的那位女生一樣，“民主問題不容質疑”？或許，如果這兩個小毛孩子都順著她的邏輯去發揮，或者嘴巴甜一點隻說讚美的話，龍應台就不會這麼粗暴對待？但願龍應台不像她所批評的威權政權裏的官員那麼俗氣。
在龍應台插話之後，這位臺灣學生也毫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誠如報章報導所言，後面變成了兩個人唇槍舌劍的辯論。儘管這位男生英文流暢、言辭同樣犀利，但“畢竟是書生”，而龍應台畢竟是當過臺北市文化處長的人，深諳臺灣政客的攻防之道，很快就抓住對手言語中的漏洞，模糊了提問者的焦點，成功地重新掌握了話語主導權。
龍應台表示，自己只是個作家，不是政客，不負有執行的責任；作家只需要將自己的見解表達出來（我想她的意思是說作家當然可以片面地或有選擇地只談事情的一面），而如何實踐是政客們的事，“是胡錦濤的幕僚們該做的事”。
這位男生顯然不同意她的說法，認為作家寫文章當然容易，只要贏得讀者就行；但政治家在做事的時候卻沒那麼容易，他需要考慮很多事情，需要考慮“選票”……
這句話一下子被龍應台抓住了漏洞，馬上對著麥克風大聲問“胡錦濤需要選票嗎”，惹得台下一陣哄笑。這位男生一時語塞。（其實從這裏也可以判斷出這位男生不大可能是來自中國大陸）
這位男生繼續解釋說，作家對事情提出批評容易，但政治家在真正做的時候卻要面對很多困難……龍應台再次插話“批評有時候也不那麼容易，刊物被封就是很好的證明”。
她繼續重複自己的觀點，認為自己只是作家，作家的職責就是寫文章幫助讀者思考，而如何解決問題則是政治家的責任。她理直氣壯地質問“我不是胡錦濤的幕僚，為什麼要我負執行的責任”，“胡錦濤如果不同意我的觀點，可以對我做出回應……”
這時那位元男生又天真了一次，介面說“胡錦濤是不可能回應你的……”龍應台馬上反問“Why not”，台下許多學生也跟著問“Why not”，接著又是一陣哄堂大笑。我不明白這些學生為什麼跟著起哄，難道這位男生說的不是一個事實嗎？他不過是像指出皇帝身上沒有穿新裝的小孩一樣，說出來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倒想請問龍應台女士，你寫的批評陳水扁的文章，陳水扁回應你了嗎？在美國這麼多人寫文章批評布希的伊拉克政策，除了對國會議員的批評，布希總統回應了多少？你抓住一個年輕學子的稚嫩，用典型的政客的詭辯之道應對，也太不“厚道”了吧？！
這場演講就這麼收場了。其後我所見的報章在報導這件事情時大都大書特書龍應台如何“舌戰”、“教訓”兩位大陸學生，我讀後深深地感到悲哀。我不能理解，像龍應台這樣一個高舉“民主”大旗的人，為什麼會這麼缺乏“民主”風度，缺少“雅量”，怎麼也容不得別人的批評呢？一個用手中的筆去指點江山、用自己的文章引導讀者思考的學者，怎麼會不認同自己的祖國呢？我更不能理解，本應客觀、獨立的報章為什麼要去歪曲、甚至憑空誣衊兩個懷有夢想、追求真理的年輕學子呢？如果一個高舉民主旗幟的人也容不得別人的“異見”，如果一份獨立的報紙也不能做到客觀、公正，那麼民主還有什麼希望呢？我們究竟要靠誰、靠什麼來實現民主呢？
民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也是我們的追求。但為了追求民主，就可以不擇手段麼？為了實現民主，就可以用謊言、欺騙甚至是暴力麼？在民主的旗號下，就可以肆意分裂國家、踐踏民族尊嚴麼？就可以肆意歪曲小人物的形象、踐踏他們的尊嚴麼？
龍應台女士，我不得不說，很遺憾，你未能用文明說服我！
2007年5月22日
延伸連結：
龍應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暨問答實錄(上)
龍應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暨問答實錄（下）
民主選擇的不安 -- 龍應台哈佛演講後有感
2007年6月19日星期二
【李爾‧在此】回歸群衆的小劇場
據說，是一本名為《一隻狗的生活意見》的書啟發了孟京輝，創演出這齣在北京東方新天地先鋒劇場上演的《兩隻狗的生活意見》：劇中的主角，兩隻分別叫來福和旺財的狗，離鄕去城市尋找幸福生活，然而，城裏的世界卻並非想像的那麼美好；四處碰壁之後，他們對生活產生了各種意見，而這些意見卻是他們簡單的頭腦所無法理解的生存難題：街頭賣藝、參加明星選秀、走投無路去當保安、被富人收養又被抛棄、被打狗隊打得遍體鱗傷……
導演孟京輝沒有故作高深的玩弄“先鋒”概念，反讓我們在劇場裏嗅到一股濃鬱的“天橋雜耍”味道，《小鴨子》、《花房姑娘》、《Yellow Submarine》、《I do wanna be your dog》等現場演奏的民歌小調或搖滾金曲，加上傳統貫口段子、評書、現代舞，甚至對經典舞臺劇《雷雨》的爆笑解構以及對《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尖銳諷刺……各種戲劇元素像一鍋大雜燴，統統毫不客氣地被拿來用之。
這個小劇場演出放下身段回歸市民大衆，戲，不但讓普通人看得明白，也讓普通人看得高興。這一點，亦着實反映在晩晩座無虛席的小劇場觀衆群身上，也足讓身在澳門的我們羨慕不已。
整齣戲僅有的兩名演員，是有“孟氏戲劇金牌爆笑組合”之稱的陳明昊和劉曉曄，也是全劇的核心與靈魂所在。兩個多小時的高強度表演量不但顯示了他們學院派的紮實舞臺功底，也再次證明：小劇場演出的精髓還在演員，不管玩什麼形式，好演員往往能從平凡中演出不一般來，而這類需要將各種劇場元素有機融合在一起的表演，就更加考驗演員的實力。
這裏面，其實也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演員們在小劇場裏歷練自己的演出技巧和舞臺經驗，而從小劇場裏“孵化”出來的演員也往往能成為主流正統劇場、電影電視甚至商業演出的人力資源供應來源。反觀澳門，就正缺少了這麼一類鍛煉戲劇表演人才的不同層次舞臺，（黑體）正如本地藝術節、音樂節等曇花一現式演出機會，往往只能匆匆忙忙將火候未夠的演員送上大舞臺，不但容易自暴其短，更要常靠內地或香港的“外援”過關。而缺乏常設的、具層次的遞進式磨練空間與演出機會，演員的經驗和技巧便難以有所積累，其後果不但影響了本地演員的數量與質量，也更窒息，甚至扼殺了本地表演藝術向下紮根與長遠發展的可能性。
在《兩》劇裏，孟京輝採取了偏重商業噱頭的流行“惡搞”手法。引人矚目的當屬惡搞人藝版《雷雨》以及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還有惡搞宋祖德和張鈺。此外，劇中演繹男女偸情片段，演員在幕後利用燈光剪影做出性交姿勢，從舞臺效果來看，這些場面設計都不難博取觀衆的笑聲和掌聲，只不過，如何在“針砭時弊”和“惡搞媚俗”之間取得藝術平衡，也是我們在大笑和拍手過後應冷靜下來仔細思考的議題。
刊於6月14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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